1966年10月，我從流放地苗溪勞改農場被押解回成都。我想大概是到了發落我的時候了，我被流放出去以前，早已聽說第一把手放出話來，說是這一次準備捉二十萬右派分子，叫我帶隊到大涼山去開荒。我心裏很平靜，隻等待著一聲令下，就走上二十萬開荒大軍總司令的光榮崗位，在那蠻荒之地做出最後的奉獻，終老一生，倒也安然。
但是奇怪，回來以後，監視我的三條漢子突然撤走了，再也沒有人來管我。我的家人可以自由地來看望我，我才知道形勢真正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家人說：“現在天下大亂，造反派提出‘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的口號，西南局和省市委已經被徹底打垮，機關已經被造反派占領了。西南局和省委的頭頭們不特管不了你，連他們自己的安全也不能保證，有的已經被造反派抓了起來，有的躲得不知蹤影，有的已經自殺，命喪黃泉。”
我被流放在外才不過兩三個月，成都卻已經發生了真叫翻天覆地的變化，真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呀。
我的家人告訴我：“西南局裏隻有一個人沒有動，他也沒有躲，那就是彭德懷彭老總。”
“他有那麽大的膽子？難道他不知道報上的《評海瑞罷官》，矛頭就對著他的？”我說。
“他才不怕呢，他還到大街上去看大字報，還在家裏接待紅衛兵呢。”我的家人把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倔老頭的行徑告訴了我。
彭德懷，在中國真可以說是婦孺皆知，而且是世界名將。不特因為他是革命元勳，老元帥，也不僅他曾統帥過中國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打敗過氣勢洶洶不可一世的美國佬，而且因為他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敢於批評“三麵紅旗”，捋了龍須，冒犯龍顏，結果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罷了官，搬出中南海，到北京西山下吳家花園種地去，過了六年隱居生活。就因為他和張聞天在廬山上闖了禍，於是當時在全國發動了一個批判右傾，捉了幾十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大運動。彭德懷名聲也就遠播海內外，成為真有點像海瑞那樣敢於直言犯上，為民請命的“忠臣”。
1965年，彭德懷不甘寂寞，向毛主席上書，寫了八萬言。毛主席召見了他，並且請他吃了飯，喝了酒。毛主席輕言責備他：“你這個人有個強脾氣，幾年也不寫信，要寫就寫八萬字。”在席間，說到廬山會議時，毛主席以一個領袖的寬容胸懷和自我批評精神說：“也許真理在你那邊。”當時就決定叫彭德懷到西南地區參加“大三線建設”的領導工作。
於是彭德懷決定於這年的11月28日離京到成都，這一天對於彭總很有意義，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天正是他統帥誌願軍，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到朝鮮去抗美援朝的日子。30日他到了成都，隨即去西南局報到，被安排在永興巷7號東頭小院裏居住。他被宣布為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主任是西南局書記兼著，真正管事的第一副主任程子華，是他的老部下。雖然他被安排為第三副主任，大家對他都十分敬重，到底是開國元勳嘛。我當時在科委任副主任，沒有想到我竟然有機會和彭總在一個機關共事，對於他這樣一生革命、功勳卓著、正氣浩然，耿直倔強的老人，我不隻是敬重，簡直是崇拜了。對於他隻能安排做建委第三副主任，感覺不好理解，現在在西南局居於書記和部委領導的人，有哪一個資格比他老，貢獻比他大？但是我不敢說，甚至不敢想，領導自有深遠的考慮。
果然，在一次隻有部委少數領導在座的辦公會上，我們的第一把手毫不掩飾地對我們說：“大家對彭總一定要表現出尊重的樣子，但是他如果問到什麽，凡是屬於機密的，不要讓他知道。他有些什麽問題，要直接向我匯報，我還要對主席負責呢。”這使我聽起來非常吃驚。彭總能有什麽問題，他不就是廬山會議的問題嗎？毛主席不是說真理可能在他那一邊而且後來的事實不也證明了嗎？我想不通，但是這不是我應該想的事，不想也罷。後來我聽說，彭總分工隻管三線建設中煤、電、氣等這一方麵的事，三線建設的核心是大大小小的國防工程，他自然是不能接觸的了。至於部隊，聽說更是有嚴格規定，不能讓他和軍隊有任何接觸。而且後來發現，就是這些民用工程方麵，也給下麵打過招呼，凡屬保密的，一不匯報，二不讓參觀。我知道後，也不感到奇怪了。
但是彭總好像從不計較這些，也許他並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但裝得看起來並不知道的樣子。聽說他來西南局後，深居簡出，絕不過問他所管範圍外的事情，更是避免接觸軍隊方麵的人。他從來不和熟人打招呼，更不敢和他的老戰友往來，甚至連見麵也不敢見。
這是後來才聽說的。他的老戰友、誌願軍副司令員鄧華，在廬山會議上和他同案，後來被發落到四川工作，正在成都，彭總知道了十分高興。聽說住在童子街，隔彭總住地很近。他是多麽想和自己的老戰友也是老難友相見呀。他先派警衛參謀去偵察清楚了鄧華住在童子街房子的準確地方，然後和警衛參謀化裝前去相會。他們走到鄧華的住房外邊，隻看了一會兒，沒有進那座房子，彭總就決然地離開，回永興巷去了。他和鄧華的感情是很深的，既然知道一同住在成都，老戰友互相看望一下，也是人情之常。但是由於政治上需要避嫌，他們卻不敢相見。彭總隻是看一下鄧華住的房子便離開了。那用理智強壓著的感情，是可想而知了。在這同時，鄧華得知彭總到了成都，在省第二招待所西樓辦公的時候，也曾興衝衝地跑去看望彭總，可是真的看到彭總走進來，鄧華卻避開，走掉了。後來還說在彭總被抓走以後，清理他的保險櫃時，看到裏麵除開手槍、捆紮好、附了條子準備用作交黨費和送給警衛參謀的兩紮鈔票外，就隻有一個煙盒，上麵刻著鄧華“送給彭德懷同誌留念”的字樣，從這裏就可見他們兩人之間感情的深厚了。彭德懷曾經去看過鄧華住的房子的事，後來彭總的警衛參謀曾經告訴過鄧華，鄧華引為極大的寬慰，而鄧華也曾去看過彭總的事，彭總卻至死不知道，成為終身遺憾。
彭總一到成都，就以高度的積極性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以老邁之身，馬不停蹄地在四川、貴州各地奔走，深入到領導從來沒有去過的角落，深入到工礦職工食堂工人家庭中去，甚至關心到煤礦勞改犯的安全問題。須知這個時候，他已經得知《人民日報》上刊出《評海瑞罷官》的大文，並且該也聽到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這樣很有分量的話了呀。彭總卻以坦**的襟懷，毫不計較，一心撲在工作上。有人說，也許他“計較”過，他知道他能工作的時間大概不多了，所以他抓住還能工作的機會，拚命工作，直到不準他工作的時間的到來。果然，在“文革”剛發動的1966年的6月，西南局建委奉命對他進行了一個月的內部批判，他失去了繼續工作的資格。
對於彭德懷的批判，我當時沒有聽說，因為六七月也正是對我展開大批判的時候。後來才知道同時在西南內擺開了三個戰場，一是批彭德懷，其餘兩個是批我和張黎群。隻是我們兩個是大張旗鼓地在機關和報紙上公開進行的，批彭德懷卻是在建委小範圍內關起門來進行的。但是沒有不透風的牆，後來還是傳出來了。
這年5月，彭總正在大足視察，突然得到通知，要他立刻回成都參加學習《5.16通知》，他回來後一參加學習會，便轉為對他的批判。像對我和張黎群一樣，什麽學習會？明明是批判會！聽說批判彭德懷的會剛開始，氣氛沉悶，大家隻管抽煙，主持批判的西南局領導同誌叫大家發言，準備好的批判槍手就把矛頭對準了彭德懷，機關槍大炮一起開起火來。說他一貫反對毛主席，反黨，到了西南局仍不知悔改，給群眾小恩小惠，收買人心……如此等等。彭總才明白，原來一切戰鬥準備，早已安排就緒。彭總是久經戰場的人，包括批判的戰場在內。他大概從報上批海瑞時說要害是罷官時，就已經早有預感，所以他沉著地聽著，不發一言，群眾性的發言說他反黨反毛主席，沒有什麽關係。
直到西南局領導同誌發言導向，也直指彭總說他反黨、反毛主席，這當然是具有權威性的了。並且問他與彭真、鄧小平是什麽關係，彭總才忍不住回答幾句，說：“本來不想到西南來，是毛主席把我叫去，請我吃了飯，還喝了酒。他要我到西南來搞三線建設，他還說廬山會議的事不說了，真理可能在我這邊。這樣說我才答應來的。我怎麽會反黨反毛主席？我彭德懷有錯，也有功，功一麵，錯一麵。但不能說我反革命一麵，革命一麵，那樣說我，我不服。”他又說：“叫我是三反分子，去問問毛主席，主席絕不會同意的。我已經是政治上的僵屍了，有什麽好批的？”從此他再也不說話了。這樣批了他一個星期，再也批不下去，領導隻好說：“彭德懷是隻死老虎，態度不好，不再批了。”就此完事。
彭總到底是革命元勳，名聲太大，虎倒還有餘威哩。而且他到西南局來，以老邁之身深入建設基層，精業從事，在機關平易近人，從來不擺架子，廉潔自奉，生活簡樸，為人耿介，不搞陰謀，這早已在西南局贏得好的官聲，誰能忍心去誣蔑他呢？領導就是有心，也難以為繼。批彭德懷的這個戰場隻好歸於沉寂。隻有我和張黎群這種小嘎渣子，才能按住批個不完，機關批，報上批，工廠學校拉去批，農村批，這兩個戰場倒是轟轟烈烈地搞了幾個月，真可算是達到了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了。
我雖然有幸和彭總共過事，卻無機會和他往來。隻是那年11月他路過南充住在招待所時，我因為是下放南充的西南局幹部，也住在那裏，一聽說彭總來了，我就有一種強烈的願望，要去看望他。他的耿介不阿，敢於直言的秉性，是當前最可貴的，是我私下裏崇敬和學習的榜樣。既然住在一個招待所裏，我怎麽能錯過這個機會，不去看望他一下呢？於是我乘著他一個人正在房裏休息的時候，闖了進去，我自我介紹說是西南局宣傳部的幹部，他接待了我，才得以和他見了一麵。使我驚異的是一個名震遐邇威武的彭大元帥，卻變成了這麽一個身材不高、瘦弱矍鑠，一頭衰發的幹癟老頭。不過他的那雙眼睛卻還是那麽炯炯有神。由於兩頰瘦削，那本來很闊向下彎曲的兩片嘴唇，像兩片堅實的鐵片疊在一起，更顯出他的堅毅的性格。身上穿著好像還是50年代初給每一個高級幹部縫製的那套粗呢製服，顯得陳舊。但是他卻顯得那麽心安理得的樣子。
我和他圍坐在小火爐前，隨便談了起來。他是貧苦農民出身的人，到了哪裏總是關心農民的生活。他知道我正在農村裏跑動，便問我那裏鄉下農民的生活情況。我對他隻得如實地說，我說，不大好，有的地方還很不好，真叫作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我說我下到農村來，才知道我們作了十幾年的努力，不知怎麽搞的，農民還是這麽窮困。我有點激動地說：“我們穿著四個兜的幹淨的製服，每天在招待所吃著幾葷幾素的夥食，哪裏知道有的社員還是穿的巾巾吊吊，吃的湯湯水水？”
他見我有這點覺悟，而且敢於直言，便對我頗有好感，談話隨便一些了。我說我下來以後，才從農民口裏聽到我過去從來沒有聽到的嚴重情況。我把我們搞“四清”，發動社員訴苦時，社員一訴就訴到自然災害那幾年他們那裏餓死了多少人，弄得我們啼笑皆非的狼狽情況告訴了他。他首先對於我說的“自然災害”幾個字，好像就有反感，立起眉毛望我一眼，接著問我：“那幾年四川農村有那麽嚴重嗎？”我說那幾年四川好像比有的外省更要困難一些。我知道四川辦的公共食堂比別的省多堅持了幾個月，因此多死了一些人。另一方麵，據社員說，那幾年征購糧食征得太多，把他們的口糧也搜刮得沒有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簡直是翻箱倒櫃，整得雞飛狗跳。有的地方關係緊張到社員反抗，不得不派武裝去彈壓，有的社員對我說，連機關槍都對他們架起來了。彭總問：“怎麽鬧得那麽嚴重？”我說這是那幾年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吃了好大喜功的虧。上麵強迫命令，硬往下壓指標，下麵為了掙“表現”，迎合領導，便弄虛作假，謊報產量。據社員說，上麵派人去查，幹部就用稻草墊倉庫，上麵鋪一層稻穀來打掩護。因此四川向中央的確多報了產量，中央就向四川多征購二十億斤糧食。既然向中央說了大話，就要兌現，不得不把社員的口糧也征購了一部分。這樣一來，哪有不餓死人的。我說我下來聽到社員對我們的第一把手反應很大，有的說怪話：“二十億斤糧食換了一個政治局委員”。死了那麽多的人，他們訴苦當然會訴到我們的頭上來。因為農民的元氣大傷，到現在也還是很困難。
說到這裏，我們談話的題目，自然就轉到“大躍進”搞浮誇的事，自然也轉到廬山會議的事。他說他在廬山會議上發言，也是他調查了實際情況後才說的，他說他哪裏想反對毛主席，隻是毛主席想搞快點，他想搞慢點的快慢之爭罷了。沒想到弄得那麽嚴重，以致毛主席說他彭德懷再帶兵，他就要上山打遊擊。說得這麽嚴重，他還敢說什麽？隻得認錯，結果給他頭上戴上一頂右傾機會主義帽子。
我就說：“你認錯，被戴上帽子倒也罷了，卻給四川好多幹部帶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他莫名其妙地看著我。我把廬山會議後，全國展開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運動，四川搞了一個特別做法的情況對他說了。我說：“當時在四川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更是搞得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因為四川搞這個運動有了創造性的發展，采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就是把黨政機關的領導幹部集中起來，先不告訴廬山會議內情，把你彭德懷和張聞天的發言發給大家討論，大家以為你們都是中央領導同誌，誰敢發言表示反對，而且你們的發言，可以說正中大家下懷，於是紛紛發言表示擁護，並且記錄在卷。這下好了，按發言紀錄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抓一大把，得心應手，成績斐然。”
他聽了不禁眉頭越皺越緊，他說：“我還沒有想到我彭德懷一個人犯錯誤，還給你們四川的幹部帶來災難。”
我說：“這哪能怪你彭總？不過後來過兩年又搞‘一風吹’，都不算數，才解決了。”他聽後不覺啞然失笑。
那晚上我回房間，一直睡不著，一直想著彭老總這個頗有性格的老革命。過去彭總在陝北統率人民軍隊以少勝多大敗蔣軍時，毛主席稱道說“誰能立馬橫刀，唯我彭大將軍”。解放後又親率中國誌願軍到朝鮮抗美援朝，打敗美國佬，何等英勇，立了何等功勞？誰知就因在廬山會議上直言忠諫，就被批判打倒，閑置在野幾年，變成衰翁，才弄到三線來加以安置，令人浩歎。但是一想，這也沒有什麽奇怪，自古功高震主，皎皎易汙，嶢嶢易折，彭總命該如此。不過那次廬山會議上如果能聽他和張聞天的忠言，我們國家會是怎麽的不同呢？我想著想著，忽然想寫詩。我真的寫出了一首詩，後來沒有敢敲定，幾乎淡忘了。現在還大概想得起來，加以補正錄出：
初見彭大將軍
彭大將軍誰複識，
燈前白發老衰翁。
為民請命千秋範，
立馬橫刀百代功。
皎皎易汙隨處是，
嶢嶢必折古今同。
任他朔北霜風勁，
豈撼長城鐵甲鬆？
我想著彭總的遭遇，就聯想起我當時的處境來。我也正是因為在科技政策上說了真話，頂了上級，而被發配到這山鄉來淹蹇度日。妻子病重在北京住醫院，我得到病危通知，也不能去看顧，實在心酸。我曾為此做過一首七律詩，抄出修改，卻不敢送給彭總看。這首詩現在還存我的待改詩稿中，名曰《無題》。
無端獲罪此棲遲，
正是江山搖落時。
殘菊獨尋荒草地，
寒鴉晚噪冷霜枝。
文章有骨身當罪，
宦海無能命似雞。
忍看嚴冬籠四野，
春花怒放曷能期。
彭總無端被西南局領導關起門來批了一通，大概總有從上麵來的令牌吧。不然西南局主持批判會的領導同誌怎麽有膽子在會上指責他反黨反毛主席呢？但是聽說彭總還聲稱堅決擁護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的，他不僅很有興趣得到大街上看群眾的大字報，還天真地在家裏多次接待紅衛兵。聽說紅衛兵要去重走紅軍長征的路，他給紅衛兵出主意，如何走法。就是後來形勢有些變化，西南局的領導同誌們被紅衛兵搞得不得不東藏西躲起來，建委領導程子華很關心彭總的安全，派人說服他，要他也出去躲一躲，他卻很不以為然，說：“我看你們也是‘怕’字當頭，你看過‘十六條’沒有？有什麽可怕的？壞人有，畢竟是少數，群眾會辨認出來的。我反正不走。”再三勸他，他甚至發火說：“你們這些共產黨人，真沒有道理。膽小鬼，這樣害怕群眾。我不怕他們，群眾起來了有什麽可怕的呢？你越怕不越說明你有鬼嗎？你們要走，你們走，我不走，學生來揪我，我就跟他們走，有什麽可怕的？日本鬼子，美國鬼子都見過，有什麽了不起！”
彭總出於對於毛主席的一片忠心，對於毛主席提倡的紅衛兵，自然是十分相信的。他說：“他們是革命小將，很好嘛。我們黨有缺點應當讓他們揭！中央指示要在黨委領導下鬧革命，他們越軌，可以做工作引導嘛。”聽說他還為此給毛主席寫了報告。他哪裏知道，毛主席發動這次“**”，其根本目的不是隻為了揭發工作中的缺點，而是要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更要把睡在他老人家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揪出來。除開已經揪出來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陶鑄等等大人物外，顯然還把目標對著了最危險的軍內“一小撮”，也就是那些掌握軍權的老帥們，其中未必就把功高震主而一貫桀驁敖不馴、雖已下野而人望尚高的彭大將軍忘懷了。說不定才走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地位的林帥，正在十分地關懷他呢。
他不知道毛主席既然已經被推為世界上反修防修的旗手，豈能容許在他老人家的身邊睡著像赫魯曉夫這樣的修正主義人物？不在生前把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人物清除掉，把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堅持馬列主義、對他老人家絕對忠誠的接班人手裏，那怎麽可以呢？
誰們能作可靠的接班人？要說馬列主義水平高，那要數康生、陳伯達，要說忠心耿耿，第一自然要數特別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林彪了。是他最熱心地提出口號：“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後來還加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就是這個毛主席的“好學生”，要大家把《毛主席語錄》像宗教信徒對待《聖經》一樣來虔誠對待，要像一個宗教信徒念經那樣“天天讀”，要“一句頂一萬句”，要“活學活用，立竿見影，急用先學”。似乎隻要學進去了，便可以獲得像道士念咒語一樣的法力無邊，可以產生無所不能的神力。事實上在報上已經刊登出許多發揮了這種超乎人力的神功的報道，說得有鼻子有眼，你是不能不信的。雖然毛主席他老人家在給江青的信中說過：我那幾本小冊子哪有那麽大作用？但是在報上還是不斷看到這種神話般的故事。
還有誰們是可靠的人？自然是信誓旦旦與修正主義不共天日，可以“為王前驅”、作為反修防修的急先鋒的衛士和打手的“中央文革”的幾員大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物和他們統帥的號稱“天兵天將”的成千萬的紅衛兵了。江青雖然是第一夫人，而且聽說有“不幹政”的先約，但是人才是舉，內舉不避親，這是古已有之的明訓嘛。
聽說彭總到成都來時帶了不少的書，他還新買了一部《二十四史》，他在北京的一部，說是送給毛主席了。看來他其實沒有認真讀過《二十四史》，至少沒有讀通。毛主席是學富古今、經綸天地的開國領袖，他對於《二十四史》自然是讀得很透，理解最深的了。彭總要是好好讀一讀曆代開國曆史，就會知道所有的開國之君，都是按“君君臣臣”的規矩來處理上下級關係的，再也不是打江山時的那種夥伴關係，毛主席曾親口對斯諾說過“是要有一點個人崇拜才好”的話，你彭德懷怎麽可以像過去鑽山溝時親密地喊起“老毛”來？怎麽可以像海瑞那樣敢於當朝說“大辦鋼鐵”的不是，敢說“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呢？無怪乎彭總在廬山上犯那麽大的錯誤，被罷了國防部長的官，最後看在開國元戎份上，貶到西南來當個建委第三副主任了。
我後來還和彭總見到過一次。那是過春節的時候，我也回成都過節。適逢機關裏舉行一個聯歡晚會，我去參加了。一進小禮堂，看到在前排擺了一排沙發，後麵便是擺了一排排的椅子。這是老規矩，前排是供西南局的書記和秘書長們坐的，後麵前排是供部、委、辦級的領導同誌坐的。我進去按規定坐在後麵的一排。過一會兒我看到彭總也來了，他不是西南局的書記，連建委的常委也不是，隻是一般的副主任，自覺地坐在第二排靠邊的座位上。這也似乎成了通例，首長照例按從小到大的次序早遲進場，從邊到中的沙發上就坐，開始來了幾位書記和秘書長，坐進前排沙發。當時我，恐怕還不隻我，對於這些新進的、嘴巴沒毛的領導人那麽悠然自得地坐進前排沙發，而革命元勳彭德懷卻坐在後邊，感到有氣。我就對彭總輕聲說，旁邊別的同誌也一起說：“彭總，坐前麵沙發裏去。”彭總搖頭，堅決地拒絕了。過一會兒，主要的幾把手來了，不知道他們看到彭總沒有，誰也沒有向彭總打招呼，就坐進中間的沙發裏了。那個服務員卻有意思，在給坐沙發的領導送茶水的時候，偏給彭總也送一杯。彭總居然也接了。但是我注意到，在節目開始後，彭總卻趁黑暗時，悄悄地從旁邊退出去了，我是注意到了的。從那以後，我便再也沒有看到彭總了。
1966年的冬天，造反派更加得勢，西南局、省市委的領導很多被捉起來，遭到批判，有的戴高帽子遊街，到處都在打砸搶，真是天下大亂了。但是聽說“中央文革”認為亂得還不夠，而且聽到“天下大亂，大亂才能大治”的指示。這時的彭總，雖然他很聽毛主席的話，相信群眾相信黨，但是群眾這麽亂來，黨委完全癱瘓，他卻從未見過，這和他想的不一樣。紅衛兵來找他時的態度也越來越惡劣，他知道從報上批海瑞點他的名，不會是偶然的事，他的情況可能更為嚴重，北京謀算他的人可能正在行動，大概他遲早會被紅衛兵抓起來。但是他還是不願意像有些領導同誌那樣躲出去，而是悄悄地做了後事的安排。他連把他的錢捆紮起來，注明交黨費和送給困難的部下的事也沒忘記。他真是“時刻準備著”了。
果然在12月下旬，北京來了紅衛兵，拿著尚方寶劍，而且來的不隻一批，都是奉“中央文革”之命，來成都揪他的。兩派的紅衛兵為了搶功，把彭總搶來搶去地爭鬥一番之後，幸得周總理的安排，由紅衛兵和解放軍共同押著他坐火車到了北京。彭總自己已經知道將有什麽惡運落到他的頭上來，他到北京後給毛主席寫了一封最後的信，並且在信的末尾寫上“向你最後一次敬禮！祝你萬壽無疆！”
果然他到北京後，戚本禹、關鋒秉承江青、康生的旨意，叫紅衛兵拉去在北航等校批鬥，由於彭總寧折不彎，寧死不屈，受到嚴重的虐待和打擊，以致肋骨被打斷，滿身是傷，他的老邁之身，被摧殘得奄奄一息。但是彭總的堅持真理，不說假話，寧死不屈的浩然正氣，叫那些打手們也不能不嚇得膽戰心驚。他已經重病住院，生命垂危，還愛惜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榮譽，他說：“我從來不怕死，現在問題沒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見毛主席。”他認為黨和國家領導層中有奸細，說：“現在有人利用革命口號向黨進攻！”直到他最後一息，他對他的侄女說：“你們要記住呀，我是被特務害死的。”1974年11月29日，英名一世的彭大將軍去世了，中國一顆閃光的將星隕落了。
彭總於1966年12月在成都被抓走後，我再也沒有聽說他的消息，但是我心裏一直不能忘記他。他在被抓走後，我曾經寫過一首詩，其中有“將軍大樹，尚且飄零，我輩草芥，何得幸存？”的句子。其餘詩句雖然淡忘了，意思卻一直記得。“文革”後我整理我的“文革”詩時，又恢複成一首七律詩，《聞彭德懷被紅衛兵捕走》：
跳梁小醜竟逞凶，
彭大將軍忽失蹤。
偉偉棟梁遭斧伐，
莘莘草芥泣途窮。
為民請命聲名在，
立馬橫刀氣概雄。
大樹飄零今已矣，
巴山夜雨哭元戎。
1984年，我有幸上廬山，特別去參觀了廬山會議會址，我即興又寫了一首詩《遊廬山會議舊址十韻》，以追思彭大將軍。詩曰：
驚雷從天落，風雨黯廬山。
廾餘年前事，至今齒發寒。
諍言誣機槍，誰識寸心丹？
廷爭獲貶譴，帽子驚千官。
眾口如寒蟬，幾人慶彈冠？
文革繼張揚，國步日益艱。
宵小竊國柄，元戎命如菅。
幸得重持平，國泰民複安。
人事如逝水，憑吊還長歎。
會址今來遊，流水仍潺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