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昭覺寺監獄裏，我們是自覺地要求勞動的。在這個造反派監獄裏，卻是被強迫勞動。說的當然好聽，而且從經典著作裏可以找出根據，勞動改造思想嘛。然而這裏不像昭覺寺監獄那樣，要求我們自覺自願，量力而行，說我們都是有一把年紀的人，不搞重體力勞動。在這裏卻是專門挑重體力活兒，又髒又累的活兒，強迫我們幹。而且幹了這樣幹那樣，幾乎不斷地叫我們幹了兩年。如果不是有人味的人暗中相助，我們的身體是會受到損害的。我可以說，這是不人道的，做出這樣決定的人太沒有人味了。
我回想一下，我們幹過些什麽活兒呢？幾乎在那個大院裏他們能想到的髒活兒累活兒，都叫我們幹過。打掃院壩，清掃廁所，鏟運垃圾，清理陰溝汙泥，漆汙水管，通下水道，收拾大化糞池，這是髒活兒。修整爛路，挖防空壕，挑糞挑水灌菜園子，運磚瓦石灰，搬運圖書，挖植樹坑栽樹，搬運家具，這是累活兒。這些活兒，有的我們經常幹，有的幹過一次或幾次，一連幹了兩年多，直到我得到“解放”。
打掃院壩和走道，揚起的灰塵很大，就是戴起口罩，還是幾乎每天挖鼻孔都是黑的，吸入肺裏不少，不大衛生，但這還算好的。最髒的是鏟運垃圾。自從“文革”開始後，成了誰也管不了誰，誰也管不住自己的世界，打掃清潔，講究衛生，好像不是他們革命家們的事。滿院大字報屑亂飛，垃圾到處亂倒，我們住的宿舍的後壩，成為藏垢納汙之地，臭氣熏天，蚊蠅亂飛。堆了幾年的垃圾堆，輪到叫我們來清掃了。那些革命家拉屎拉尿不講衛生，滿地流淌，常常把自來水管擰壞，糞道被硬紙片堵塞，要保持幹淨，水管暢通，實在不易，這給我們帶來許多麻煩。陰溝長年不修，汙泥塞死，要打通它隻有下到窨井，用長竹片伸進去反複通，才能希望打通。那陳年的汙泥臭氣熏倒人，可是還得一挑一挑地運出去。那大汙水池大概有幾年沒有修理過，直徑可能有若幹米，深達十幾米，下去很費了一些功夫清挖，然後用水泵打出去，才使大院排水係統搞活了。這些活兒，無非是髒和臭，每天幹活回來，怎麽用水反複洗刷，身上總聞到一股臭氣，似乎透進肌膚了。
然而我們幾個老人當時覺得難承受的是那些重活。挑水挑糞，那濕木桶大概就有二三十斤，裝上水或糞，總有一百四五十斤，挑起來走小段路，還擔得起，挺得住，但是要反複挑，挑長距離，就覺得肩要壓垮，腰直不起來了，隻好磨磨蹭蹭地走一段歇一會兒。幸虧那些革命家沒有常來實行革命的監督，不然我們真要累倒的。不過他們也來過，那是上麵號召植樹，便叫我們替他們挖好樹坑，把樹苗放在旁邊，然後由他們來完成植樹的偉大任務。
累活兒裏使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從卡車上下石灰和水泥。我們站在裝滿石灰或水泥的卡車上，用鐵鍁把石灰或水泥鏟到地下去，那石灰和水泥飛了起來，連人影都看不清了。任你戴上口罩，那粉末還是鑽進嘴裏和鼻子裏，真嗆死人。這個活兒很累人，越累呼吸越深，呼吸越深，吃的灰越多，不一會便覺上氣不接下氣，咳嗽咳得肺都快炸了。這才是最高明的虐待辦法。至於到磚廠往卡車上提磚和從卡車上往地上下磚，一夾提五塊，三十幾斤重，一卡車裝四噸，上下一車磚，該要提多少次，使多少力氣呢？幾個老頭子就在這上下磚的活兒裏耗命，不知耗了多少次，不知道是不是要在這裏耗盡自己的生命。而這，那些革命家們是不屑於知道的，當然我們也不想叫他們知道。
幸好這個世界上還是好人多。至今我不能忘記幾個在我們處境艱難時，給予我們援手的幹部和工友。比如幹部老張和工友小吳，還有幾個卡車司機和曾與我們一塊勞動過的幹部。老張是我們勞動的領班，小吳則是來監督我們勞動的。照說他們可以像那些搞政工的革命家一樣，可以自己不動手。但他們不是這樣，他們看來本來對這麽一個顛倒顛的世界就很不理解，怎麽一些人忽然跳了不幾天，就在這院子裏掌了大權，趾高氣揚。而這些幹了幾十年革命的老幹部，倒受他們的支配，作了聽使喚的雜工了。所以他們來領導和監督我們時，對我們從來沒有大聲說過話，更不用說像那些革命家那樣動輒嗬斥了。他們和我們一起幹活，教我們怎麽幹活才最省力氣。他們都是年輕人，實際上他們幹的活比我們多得多，許多重活髒活他們主動擔負，讓我們多養精蓄銳，不要搞病了，累垮了。勞動一會兒，就找可以避那些人耳目的地方喝水休息。或者以這樣那樣的名目，停止勞動。他們可以和那些革命家對吵，可以不理會他們的發號施令，可以挖苦他們：“你算老幾？”
他們這樣做，並不是我們向他們說了什麽好話，而是出於一個普通幹部和工人的良心和人道主義精神，出於一種正義感。這樣的良心和人道主義，在絕大多數的幹部群眾中都是具有的，往往在一個眼神，一句問好話，打飯時讓一個站位，幫助送張條子等等這樣的小事裏表現出來。然而那都是一顆顆奉獻給我們的火熱的心。我們是理解的，用無言的眼神來感謝他們。到底還是公道自在人心，傷天背理的人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就是後來我們都“解放”了，有的官複原職，卻誰也沒有心思要向那些“革命家”們清算，隻希望他們那被扭曲和異化了的良心和靈魂歸位，也就罷了。這是政治大氣候所造成的，到底不是應該由他們負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