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分院的“牛棚”裏，造反派們除了變著法在肉體上折磨我們外，還故意在精神上捉弄和折磨我們，處處設陷阱，處處刁難，反正就是不讓我們好過了。當時就有一大一小事情，讓我現在想起來都感到寒心，感到不可理喻，我當時想，這世界上怎麽就有那麽可惡和不通人性的人。
頭一件大事是這樣的。北京發生了政治大地震，成都也發生了政治餘震，革命的革委會頭頭們卻對我們封鎖消息，那麽大的事，我們竟然不知道。我隻是感到奇怪的是，為什麽要我們學習毛主席論天才的指示。誰也沒有說什麽，隻有我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作了經典式地闡述。其實他們要討論的是另外一回事，文不對題。後來才從小道裏知道全國正在批陳伯達。陳伯達可是“文革”中的紅人，“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雖然大家都知道大權旁落，“中央文革”真正當權的是江青（因為江青自有她的優勢，她可常常在群眾大會上，以她特有的姿態和特有的聲調，大聲宣布：“革命的同誌們——那意思自然是說，還有不革命的同誌了——告訴你們一個特大的好消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這是我們最大的幸福。”在一陣震天動地的歡呼後，她又大言不慚地說：“毛主席要我代他向你們問好。我代表毛主席向你們學習，向你們致敬。”又是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和歡呼聲。——這是我常從革命報紙上看到的，差不多已經成為固定的格式。從這裏可以看到陳伯達頭上曾經閃亮的光圈已經日益黯淡了。），但是他終歸還是毛主席身邊很有分量的人物，怎麽一下就成為全國上下批判的對象了呢？連我們這些介於兩種矛盾之間的“邊緣人物”，也要奉命進行“思想消毒”。
“**”中人事變化之無常，真是觸目驚心。且不說國家主席可以一夜變成叛徒、工賊，元帥可以一轉眼還原為軍閥，連那些在“**”初期跳得很高、大權在握、炙手可熱的新貴關鋒和戚本禹，也忽然一抹到底，關到監獄裏去。現在連老資格的陳伯達這棵大樹也倒了，誰想得到？更叫人難以相信的是，寫在黨章上的法定接班人林副統帥和他的貼心人物，也忽然成了問題，居然陰謀篡國，企圖謀殺毛主席，結果叛逃出國，魂飛溫都爾汗。
然而這一切的事情，發生很久了，革委會管政工的頭兒，不叫我們知道。不叫我們知道倒也罷了，卻還要借此來“考驗”我。有一天，一個小頭目問我：“你對於林副統帥怎麽看法？”
“他為什麽忽然向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下意識地想，但我絕對沒有想到這位副統帥會有什麽大問題，莫非是他已經接班了？我說：“我的看法和你們不是一樣嗎？接班人嘛，黨章上寫著的。”
我這個萬無一失的回答，我看得出來，當然沒有叫他滿意。他再也沒有說什麽。後來林彪事件公布了，我才想起那個小頭目那回突然問我對林彪的看法的事，如果我當時取悅於他，緊跟潮流，大肆歌頌這位林副統帥一番，他會不會反戈一擊，揭發我時至今日還在歌頌林彪這個大壞蛋，因而可以給我加罪呢？這種事在這樣的革命時代裏，並非沒有發生的可能。落井下石，含血噴人，本來是他們整走資派的慣用武器。在林彪摔死後故設陷阱，利用我的不知情，圖謀陷害我，欲再置我於萬劫不複之地，這種做法，怎不叫人寒心。
第二件是小事，當時卻傷透了我的心，至今叫我難以忘記。我的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資格被下放到寧南邊遠角落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女兒，還有也是下放了的老周的女兒，千裏迢迢，好不容易才搭上汽車，回到成都來，想來看望一下自己的爸爸，想訴說一下自己的苦情，想一敘天倫，應該說這是人情之常。但是他們到了分院，提出這個要求，卻被搞政工的頭兒擋住了，就是不讓見麵。我要走出房間去和她見一麵，也不容許。她倆等到中午，乘看守的人打飯的當口，偷偷溜進來，誰知剛進單元門，還沒來得及和我們說上一句話，就被發現了，將她倆連推帶搡地弄了出去，以致她們兩個站在一牆之隔的樓梯間裏，嗚嗚地哭。我在房間裏聽到了，心如刀鉸，潸然淚下。我不管一切地大聲說：“真是不通人性！”我叫也無用，她們哭也無用，隻得回家去。叫我一夜睡不著，傷心極了。
後來還是監管我們勞動的老張和小吳，想了辦法，故意叫我們到城裏機關去清理家具，我事先托好心人帶條子給我女兒，她正住在那裏。我到那裏勞動，趁勞動中間休息時，到樓上她暫住的房間裏和她見上一麵。父女相會，痛苦和歡樂攪在一起，不知是哭還是笑，隻是眼淚在地板上共流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