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了檢討，並且已經報了上去，這個消息在我們大院裏迅速傳開。都知道我沒有任何問題，馬上就要被解放。那些革命家們五、六年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不知花了多少精力和時間，對我作了那麽多的大批判。不知費了多少錢財，派出了不知多少幹將，跑遍全國，總想在我的身上找出叛徒、特務、間諜、假黨員的證據，哪怕有一點蛛絲馬跡，因而可以把我“掛起來”也好。然而一切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形勢大變，原來對我的各種各樣清規戒律，都自然解體，還我以自由身。其時，這大院裏的政治格局，好像也發生了變化，原來那些“跳得高”，好像也不跳了，政工組也好像也沒有權威了，現在當權的是軍代表和結合幹部。這些人好像通情達理得多。在我們分院原來的樓上，給我分了兩間房，我搬到那裏去住，等候省革委的“解放”通知。
我雖然還沒有被“解放”，卻已經是自由人。隻有經過多年的不自由日子，受過多年的肮髒氣、曾經喪失了人格的人，才能體會一旦獲得自由，能見天日，像一個人的樣子抬起頭來過日子，是一種什麽滋味；才明白作為一個自由人活著多麽值得珍惜；也才理解尊重別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是多麽重要；更才明白必須百分之百地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用法律來規範人的行為，而不能以種種借口，隻憑“紅頭文件”，隻憑政策，甚至隻憑某一個權威人士的一句話，一個指示，一拍腦袋，就決定若幹人的禍福生死。那種做法是多麽危險，也多麽荒謬。
反思一下過去我們搞各種政治“運動”，捉這樣那樣的“分子”，曾經傷害過不知多少不應該傷害的人。那時好像有一種說法，搞大規模的群眾革命運動，是難免要出現冤錯假案的，隻要沒有把人家的腦殼割掉，總還有實事求是地進行複查、平反、昭雪的機會。而且每次搞運動，都定出了不得超過百分之幾的指標，隻要沒有出現大的偏差，就可以保證搞錯了的也不過是個別的，不難糾正。但是回顧一下過去搞運動，特別是搞“肅反”運動，沒有不出現大小偏差的，每一次沒有不是開始時一直反右傾思想，不怕打錯，隻怕打漏，到後來才來說要實事求是，落實政策，平反冤錯假案的。特別是黨內“肅反”，搞了不知多少次，沒有一次不是打錯了許多人，特別是打錯了許多忠誠革命、很有才幹、隻是不願趨炎附勢的好同誌。許多地方埋下了多少錚錚鐵漢，俠骨忠魂。特別是這一次“**”，從國家主席到一個村支部書記、村長，都成了運動對象，都受到衝擊，是百分之九十幾，哪裏是百分之幾？由於政治騙子、陰謀家和投機分子的利用和破壞，多少開國元勳，赫赫戰將和封疆大吏，都未能幸免，有的弄到死無葬身之地。冤錯假案又何止百分之幾？許多人頭都被割掉了，昭雪又有什麽用？我們這些“小蘿卜頭”受了一點冤屈，坐了幾年牢，吃了一些苦，比起來真是微不足道了。但是就是這樣，自己對那種暗無天日的生活，已是幾乎到了忍受的極限。
過去搞運動時，雖然從總量來說，被搞錯的人，就說隻是百分之一吧，但是對被搞錯的人來說，那就是百分之百，他就要百分之百地受罪。搞運動的人，特別是領導搞運動的人，哪裏體會得到那些蒙受冤屈的人，被搞得聲名狼藉，身心兩傷，精神崩潰，家破人亡，忍受了多麽大的痛苦！過去我就體會得很少，雖然感到他們的不幸，也很可憐他們，如果可能，也力求筆下留情，但那不過是一種人的本能的人道主義精神，自己其實是沒有切膚之痛的。這一次我總算身曆其境，親受其罪，才懂得這種非人的痛苦。才明白我們冤枉別人，叫別人吃苦，實在是一種應該受到譴責的罪過。不知怎麽地，我忽然想起在大學讀《聖經》時讀過的一句話：“你們應該知道改悔。”我一個人獨居一室，也沒有什麽人來打擾，讀一點能找到的閑書，常常陷於沉思，便想到一些過去我根本沒有時間去想的這樣一些問題。
我每天都要步行到十幾裏路外的華西壩大院去“上班”（其實無事可做，就是看報學習），晚上回來睡覺。我盡可能在那裏的食堂裏打飯吃，休息日便隻得在家裏自食其力，在蜂窩煤爐子上用一個有蒸格的鋁鍋，下麵煮菜和湯，上麵蒸飯，或者煮麵條吃，對付著過日子，等待著省革委的“解放”通知。
但是一混又是半年多，卻渺無音訊，不知道這是怎麽一回事。我去問軍代表，他說，檢討書的確已經報到省革委去了，不知道那裏的專案組複審得怎麽樣了。過一些日子，我再去問，回答是，專案組的人說，現在等著解放的人很多，每個人送來的材料都是一大本，人手又少，實在忙不過來。這麽說，隻有等著了。軍代表告訴我：“是的，隻有等著。反正沒事了，一時沒有工作，那就等吧。”那意思就是說，一時不會給我工作，我就當一陣“逍遙派”吧。
要我馬上去做什麽事情，擔負什麽工作，我實在沒有那個願望，保不定我們去一工作，又說我們走起資本主義道路來，怎麽得了！我隻是盼望著我的問題早日有一個結論，真正得到“解放”的通知，心裏才踏實。現在還是那個中央文革小組在當權，一會說東一會說西的，誰知道還會出什麽花樣？
有一天，一個解放了的朋友告訴我說：“現在在省革委組織組掌握大權的組長，不是原來就在你們西南局組織部工作嗎？不知你認識不認識，你何不去找他一下，問個明白呢？”
哦，原來是他在當組織組長，我在西南局宣傳部工作時，他是組織部副部長，我們在一個樓上辦公，雖然不是很熟的朋友，倒也常有來往，他當然是記得起我的。於是我興衝衝地到省革委去找他。可是不行，在門口就被擋住了。問我是什麽身份，拿證件來看。什麽身份？過去的官名臭了，自然沒用，我現在的身份就是走資派，可是並沒有給我發一個走資派的身份證，拿不出來。一說是找大組長，那怎麽能讓一個沒有身份的人，進入到這個高級機要單位裏去呢？於是擋了回來。後來又去闖了兩三回，要門口警衛打一個電話進去問一下，也不獲準。再生氣也沒有用，隻得回去再等。
我曾經想給組長打一個電話，可是電話號碼卻是高度保密的，在我的當時活動範圍還很小的圈子裏，就是打聽不到。不過有一個人給我出主意，叫我想法開一部高級轎車，如果是軍車更好，坐上一直闖進省革委大門，因為是高級車，估計大門口不會擋。進大門後，車子一直開到組織組小樓門口，組長就在二樓辦公。那小樓門口也有站崗的，他擋不擋你，就要看你的道行了。
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我到哪裏去找一部高級轎車呢？過去認識的坐轎車的人，大多成了走資派，和我一樣，早沒有車坐了。結合進省革委的老幹部，我沒有得到“解放”前，也不想去找他們，更不用說向他們借車了。不過這總是一個辦法，慢慢來辦。這時我倒想起來，我何不寫一封信郵寄給他呢？有的朋友說，這樣的群眾來信，大概不少，到了組織組的辦事組，可能就被攔下交給小組去了，連他的秘書也看不到的。就是秘書看到了，也會分到下麵去辦的，最好也就是向大組長匯報一下。
不管怎麽樣，車子找不到以前，寫封信還是一個辦法。於是我寫了一封信。在信裏說了我的情況，告訴他我們單位的革委會的軍代表告訴我，我的問題已經查清，沒有問題了，革委的報告已經送到省革委，大概到了組織組專案組了，請他查問和催辦一下。信發出去了，過了許久，還是沒有消息。不知道這是怎麽一回事。
我真的對這位組織組長生氣了，這算什麽呢？過去在一個樓上辦公，不都是一樣的嗎？怎麽現在結合進省革委，掌了大權，就不認人了？於是我又寫了一封信給他，其中難免發幾句牢騷，並且說：“你不見我，我自有辦法見你，你的辦公樓我已知道，在哪一間我都清楚，我已經找好了車子，就是要直闖你的辦公室。”
這封信發出去，還是很久沒有音信，車子還是沒有找到，我沒法了。隻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