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每天走過街頭，總要看見幾個小乞兒。他們麵黃肌瘦，身上披著一些汙穢的爛布片，有的不知從哪裏撿來一塊破棉絮，就兩手抓著緊緊地裹住他們的腰和腿——他們是夢想著那破棉絮會變得無限大，無限厚，裹住他們身上的每塊肉，永遠抵禦住無情的風和雨罷。在天氣晴暖的時候，他們就跟著行人的身後跑，乞討著憐憫和唾罵；在下雨的日子裏，他們就不再跑了，他們萎縮著，哆哆嗦嗦地蹲在店門旁，房簷下，兩眼裏充滿了絕望的冷漠，呆呆地望著過路人。
……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街頭兒等待呀！》
有一年，爸爸和我去上海。那天他帶我去了外白渡橋，指著不遠處聳立的那座十八層高的上海大廈，他告訴我它在解放前的名字叫做百老匯大廈。後來我們走進一條不起眼的小街，街牌上寫著吳淞路三個字。
沒有連排的店鋪。沒有乞兒。當然，也沒有爺爺張老明。
甚至，也聞不到一絲水果的飄香……
在一座破舊的四層小樓門前，爸爸默默地停留了很久。
他說這就是當年你爺爺做工的“恒源行”。一層是店鋪，二層租給了一個日本牙科醫生，三層四層是你外祖叔的家。
隔著蘇州河渾濁的汙水，我聽見爺爺憤怒的咒罵和爸爸倔強的回答，還有歡快的嬉笑聲，從很遠的地方傳來……
張老明，你兒子阿靄來上海有好幾年了吧？我看他是個聰明仔嘛，你怎麽總是在罵他呀？
這個鬼仔，不好好給我做事，我罵他，我還要打他呢！
我看阿靄一有空就在看書，日後定是有出息的哩……
看書看書，看書能當飯吃啊？家裏日子都過不下去了，他還要寫毛筆字，他在做夢哩，識了幾個字，不知自己姓什麽了。有我這樣命裏給人當夥計的爹，他還想穿長衫當先生？阿靄，你給我出來！
我的爺爺張老明，順手抄起籮筐上的雞毛撣子，伸長了精瘦的腦袋，在庫房四角堆放的水果筐之間，氣呼呼地尋找我未來的爸爸張其靄。一邊尋著一邊用廣東新會方言，嘰裏咕嚕地數落著他大兒子阿靄的種種不是。他不知道這個十七歲的阿靄究竟是從什麽時候開始迷上了書本的。開始是《七俠五義》什麽的，書麵又黃又舊破破爛爛，管它是租來借來沒人在意。後來那些書就變得越來越新了，越來越多了。有一本叫做《人間》的書，看樣子是個外國人寫的，張老明雖然認得幾個字，能翻翻報紙，但無法看懂這些書。阿靄死活不肯到南京路的粵菜館味雅酒樓去當侍應生，倒成天看這些外國人寫的書，難道還想變成外國人不成？真是鬼迷心竅了！
阿靄你給我出來！我看你往哪裏躲？張老明揮動著雞毛撣子，聲嘶力竭地喊道。今天他非要教訓教訓這鬼仔不可了！
一條瘦小的黑影簌地從他身邊掠過，往庫房的門口飛快地竄去。張老明渾身一顫，追上幾步，舉起撣子就抽過去。那身影機靈地一閃，從兩個籮筐間鑽過，他的撣子落了空，身子一晃，撞在牆邊堆得高高的水果筐上，沉甸甸的籮筐搖搖晃晃地歪倒下來，金燦燦的廣東柚子像皮球似的一個個滾了一地……
待他爬起身，急慌慌奔去門外，阿靄已無影無蹤。
張老明氣喘籲籲地靠在水果筐上，心裏又氣又惱。就是當侍應生那個工作，還是他外祖叔好容易托了人才弄來的呢，工錢多，活也不累，可這個阿靄就是不去。張老明實在搞不懂這個十七歲的男仔，心裏到底在想些什麽。他到底想幹什麽呢？阿靄從來不同他這當爹的說。人一大就有了主意，看他那兩隻大眼睛整天骨碌骨碌地轉著，倒像要把這世界看個明明白白似的。可是看明白了又有什麽用？還不是一樣做工一樣受苦一樣勞累一樣貧窮麽？
張老明搖著頭歎著氣，默默走向飄溢著水果香味的庫房深處。屋角堆放的一捆捆青皮甘蔗，粗壯光潔，那甘甜的氣息使他暫時忘記了與兒子的衝突和不悅。他喜歡這個地方。隻有在這個堆滿了廣東水果的店堂裏，日日熏著老家田裏地頭熟悉的水果氣味，他才能與陌生的大上海勉強相處。
張老明沒來上海之前，在廣東新會鄉下赤腳種田，家裏世世代代都是農民。到了他這輩，娶了一個算命瞎子的女兒為妻，也就是我的奶奶。就在我的爸爸張其靄呱呱落地的那一年，他的瞎子外祖父有個弟弟在上海發了點小財，開了一家叫做“恒源行”的水果店，當上了老板。於是我的爺爺張老明托了娘家親戚的福，平生第一回穿上鞋襪，兩隻光腳板十分拘謹地塞在鞋殼子裏頭，從江門坐船到廣州、再從廣州坐船到上海，成了“恒源行”的一名店員。像當時所有那些離鄉背井去下南洋闖天下的廣東人一樣，這似乎意味著張老明一家的命運，從此將有一種根本的改變。
當年上海的吳淞路，高高聳立的百老匯大廈腳下，整整一條街的兩邊，一鋪連一鋪，排滿了廣東水果行。水果鋪裏金黃色的香蕉碧綠的西瓜鮮紅的荔枝青翠的甘蔗，一年到頭五光十色四季飄香，所以吳淞路又名廣東街。“恒源行”是一家經營廣東水果的進出口店，同時還兼營向香港運送木耳香菇蓮心白果金針菜黃魚鯗蝦皮淡菜等等南北幹貨。張老明為老板加親戚的“恒源行”幹活很賣力氣，然而，直到他來上海做工的十一年以後，才算積攢了一些錢，能夠在武昌路上租起一間閣樓，把廣東鄉下的老婆兒子遷來上海安家。
那年我爸爸剛滿十一歲，被送到粵幫水果行業公會辦的聯益義務小學讀書。在新會老家時，阿靄已念到四年級，到了上海，又從三年級念起。按說，在上海這樣一個十裏洋場的繁華鬧市，一個店員的兒子本來可以有機會受點正常教育。不幸的是，期間抗戰爆發，把廣東人在上海的生意搗得七零八落。我爺爺依傍的大樹自身難保，店員星散，張老明不得不帶著老婆兒子逃難回了廣東。一年後，日本軍隊攻占廣州，全家隻好又重新逃回上海。這樣來回一折騰，阿靄到了十六歲，才總算小學畢業。
戰事紛紛，“恒源行”生意清淡。張老明一個人的收入已難以養家，更沒有錢能供阿靄上中學了。雖然他聽學校的老師說過，阿靄學習成績很好，人也聰明得很，假如有錢讓他繼續念書，考上大學就有了前途。但張老明的工錢實在太少了，假如不把阿靄送到“恒源行”去當學徒，讓他自己掙口飯吃，全家人的日子怎麽過啊……
這一天張老明幹活時始終緊鎖著眉頭。他對於這個小學畢業的兒子，開始有了一種隱隱的擔心。這種擔心更多地來自使他不斷恐懼而又迷惘的大上海。如果不是為了謀生，他是斷不會到這種光怪陸離的異鄉異地來的。張老明自從來到上海，每日兢兢業業按照老板的吩咐幹活，日出而作，日落不息，除了去碼頭收貨驗貨，從來不上遊樂場所。他認識的人，唯有幾位親戚同鄉。雖然阿靄的幾個舅舅們都在上海開店，張老明仍然從來沒有想過，他自己也是可以設法開一家水果店，多掙一些錢的。張老明在擅長經商、精明能幹的廣東人中，是一個忠厚得過分的例外。因此當他察覺出兒子最初的求知欲望，眼睜睜看著兒子那種好高騖遠的初兆時，張老明麵對著店鋪四壁心愛的水果簍，不由憂心如焚。
像今天這樣的衝突，近日裏已經發生過多次了。
也許當初將阿靄從廣東老家帶來上海，是一次失算麽？他問自己。阿靄不像我們這樣人家的仔，一點都不像，到底有嘸搞錯啊？他十分沮喪地想。你看他那兩隻眼睛哦，嘸人識，這個鬼仔，究竟想要幹什麽事情哩？在這個鬼地方！
那個下午張老明竟然弄混了香蕉的牌子和價格。他嘟嘟嚷嚷、無可奈何的怨聲，同彌漫著香甜與腐爛氣味的水果混在一起，在暗淡狹小的庫房裏經久不散……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麽淪為街頭兒。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他們是什麽都不知道，他們隻知道受苦。
他們不知道有人在壓他們，榨他們，把他們的爹娘和親人，逼死了，逼瘋了，使他們淪為街頭兒。
他們不知道有人為了小我的利害，窮兵黷武，把他們的家鄉毀壞了，把他們的田園踐踏了，使他們流浪四方，挨凍受餓……
但，等待呀，街頭兒！拚著你們最後的血，最後的熱，最後的生命力，堅持著活下去，堅持著不去死，堅持著等待呀！
不遠了，不遠了。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街頭兒等待呀！》
那時我靜靜地蟄伏於這個叫做張其靄的少年體內，我已同他一起度過了懵懂又蒙昧的十七年。
我們來自那個美麗而炎熱的南粵故土。
阿靄是一粒從南國飛來的草子，偶然降落於這片異地。然後被滔滔黃浦江鹹腥的水汽滋養，像一棵自生自滅的野草，正從上海灘水泥馬路的縫隙裏，好奇地鑽出來。
我也不明白這個日後將成為我爸爸的人，在十七歲那年，為何變得越來越不安分。他的下巴光滑嘴唇上方未有一根胡須，顯然青春尚遠。我猜那是另一種**，一種關於茫茫人生和自身未來的切膚之愁。
既然他出生在一個碌碌辛苦的勞工家庭，隻得由他自己來解決心裏的苦悶。這是我爸爸十七歲那年忽然恍悟的一個道理。
就在他從張老明的雞毛撣子下，又一次順利逃脫的那個下午，十七歲的張其靄躲在店堂閣樓上，一口氣寫出了他平生的第一個作品。他將那篇也許可以稱之為小說的東西，題名為《在碼頭上》。大概是取材於常去碼頭驗收廣東香蕉的父親。那一晚他興奮得徹夜難眠，聰穎明亮的大眼睛在漆黑的樓窗前閃爍出烏金般的光澤。天漸漸亮了，樓下傳來嘈雜的人聲，間或夾雜著鄰家刷洗馬桶的嚓嚓響聲。他像貓一樣輕輕溜了出去，又像兔子一樣飛快地奔向離家最近的那個郵筒，將他那篇偉大的處女作，毫不猶豫地投給了在租界出版的《正言報》。這是一次決定他命運的嚐試，沒有人告訴他應該這樣做。他嚐試的決心和勇氣來自他內心深處。除此之外他沒有別的出路。那幾天他一反常態，規規矩矩、俯首帖耳地幫著他的父親幹活，在機械的勞作中焦慮地等待著那個成功的時刻。
沒有人懂得他的價值。但他卻想要使自己的一生變得有價值。至少，他不願意像他的父親，逆來順受，整天辨別著老板的眼色過活。從廣東鄉下踏上上海灘的馬路，未知的世界第一次向他打開了窗戶。他背著書包穿過低矮的棚戶區，抬頭仰望高聳的百老匯大廈；他傾聽著沿街乞討的老嫗聲聲哀求，眼望著疾馳而過的小汽車裏帶著金鏈的小狗——這個少年的心裏生出了許多的憤懣和疑問。他是一個窮人的兒子，這種強烈的階級意識無須誰來開導，本性驅使他從小就憎恨富人。他想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他不喜歡這種不公平的世界。
於是公平和公正，就成為他踏上大上海地界後，最初萌動的一個情結。為他開蒙的學校和書本，曾給予了他解除這種情結的希望，結果卻將他的迷惘糾纏得越發地混亂。由於抗戰，他被迫多次轉學，念來念去始終念著六年級。十六歲那年他終於小學畢業，他就這樣揣著他那張小學畢業的文憑，開始了後來闖**天下的革命生涯。
起初他很不情願地被張老明留在“恒源行”做學徒。早上給老板一家人煮牛奶，倒尿盆，買報紙；白天在寫字間給客人倒茶，上電信局發電報，上銀行取款，去貨棧出貨，上碼頭報關……晚上就去讀夜校。有一陣子，他還曾報名在劍橋英語專科學校學習英語，但那些洋文把他弄得暈頭轉向。他的興趣很快轉移，改為天天晚上到四馬路書店去免費讀書。那時候的書店很晚才打烊，隻要站功好，站上一晚，總能讀到不少好書。看得多了，手癢癢的就想自己寫。他發現了國民黨政府在租界以美商名義出版的《正言報》綜合性副刊上，有一個《大眾茶座》的欄目，便不知天高地厚地躍躍欲試。他開始迷戀寫作，一日日神情恍惚，以至常常怠慢客人茶水，招致我爺爺的臭罵。
然而就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那篇《在碼頭上》的短文，居然很快被《正言報》登了出來。而且登在副刊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位置，使少年的張其靄欣喜若狂。他暗無天日的學徒生涯，因著這一小塊鉛字帶來的光明，暫時變得可以忍受。從此他幾乎每天夜裏都趴在閣樓上瘋狂地寫作，天一亮就把那些**澎湃的文字扔進郵筒。據說後來確實還在另一家叫做《大晚報》的報紙上，登過他一篇《從窮說開去》的雜文。當然登出來的總是少數，大多數的稿子，我猜是像香蕉皮一樣的下場。但文章無論登出來還是不登出來，對於他來說似乎都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寫，不停地寫。隻要手裏握著筆，奮力寫著的時候，平日揪緊的心，就會覺得一陣陣舒展；五髒六腑回腸**氣，有一種痛快淋漓之感；就連七竅也格外通暢，呼吸都是透心透肺地輕鬆了……
《正言報》那一次偶然成功的寫作嚐試，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將我爸爸**上了後來的新聞工作之路。他很快被吸收為《大眾茶座》的筆會會員，還發給他一張藍皮的證件，持證便可以出入編輯部了。三十年代末期的《正言報》，曾是汪偽特務的眼中釘，為了防範襲擊，報館門口都壘起沙包，還有“萬國商團”的持槍者站崗守衛。於是那報館在他眼裏，顯得尤其莊嚴神聖。
少年的張其靄，很快收斂起繞嘴饒舌的廣東口音，說著一口流利的上海方言，在繁華的上海街頭興奮徘徊、踽踽獨行。他要在自己的沉思默想中，尋找通往那個公平世界的渠道。
他從一開始寫作，就有一點無師自通的意思。他的家庭和家族中，沒有一個人，會有興趣來讀一讀他發表了的那些東西。他甚至不敢讓父親看見那些登有他名字的報紙，怕父親會因此更加嚴厲地懲罰他，但漸漸地，沒有讀者的紙上耕耘仍然使他感到了寂寞。四十年代初的上海，僅存於租界的各種進步報刊，蝸居於租界的文人與各種文化活動，形成了當年獨特的“孤島文學”景觀。小小年紀的張其靄，悄悄潛遊過被那片日本人占領的恐怖海域，掙紮著一步步爬上了文學的孤島，卻發現島上的精神空間十分有限，他四下張望，不知那座連接著公平自由的新大陸的橋梁，究竟是在何處？
那種無可名狀的**仍在繼續。在他十八歲以前的日子，常常被他頭腦深處一次次的“精神地震”，弄得無所適從。
他隻有隔壁的“香港馮登記行”的練習生關誌雲和鄰居廣東同鄉梁小弟，可以算是朋友。他們與他分享了那些報紙上最初的成果和快樂。他們像當時所有的熱血男兒一樣，一有機會，便湊在一起，談論著抗日救亡這個話題。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以後，有一天梁小弟匆匆來找他，神秘地從胸口掏出一張鉛筆畫的地圖，對他說：噯，你不是一直想找新四軍嗎，我有個朋友替我搞來了路線圖，過幾天，會有人來領我們去，怎麽樣，我們一道到蘇南遊擊區去投奔“江抗部隊”，上前線抗日去吧？——這個消息似乎來得過於突然，他訥訥地說是的是的我是想參加新四軍的，可是我剛考上了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文學係，我蠻想讀書啊讓我想一想啊明天再回答你好不好？梁小弟前腳剛走，關誌雲隨後就拿著一份《正言報》來找他。那天的《正言報》上刊登了一則報道，發起搶救淪陷區知識青年“回歸祖國”的運動，並且還要專門舉辦淪陷區青年升學就業的訓練班。這一前一後的兩個消息和機會，一則從軍、一則讀書，都使他**難耐。無論是梁小弟的“江抗”還是關誌雲的“後方”——逼人的形勢迫在眼前：離開上海！如果想要為抗日出力，唯一的辦法是必須離開孤島上海。
十八歲的張其靄何去何從？
張其靄對眼前這座燈紅酒綠的鬧市早已心生厭惡。他恨透了街市上高高懸掛的日本膏藥旗、恨透了租界以外籠子一般的鐵絲網。他的父親沒有錢讓家人搬入租界，所以全家人進出虹口區，都得向白渡橋上的日本崗哨鞠躬。每次走過那裏，他都把牙齒咬得緊緊。
他決心要離開上海，無論到什麽地方去。
幾年以後，當他和我媽媽朱小玲相遇的時候，他們不約而同地發現，在那段迷亂的曆史中，離家出走，離開與尋找，是當時幾乎所有苦悶的知識青年共同的選擇。媽媽十六歲就離開那個富裕而開明的家庭，去了天目山讀書；許多年中她來而複去，終是沒有在小鎮紮根。每一次離開都伴隨著一次新的希望。不離開就意味著對現實的認同，而認同便是一種妥協和精神的自虐。寧靜的小鎮如此，那麽繁華的大上海呢？一個戲劇性的結果是，在他們彼此離開原地的過程之中，從小鎮到都市，他們恰好作了一個對位。
蘇北遊擊區和浙西後方，他究竟該去哪裏呢？
我無法替他作出選擇。那個滿腦國事家事的阿靄，似乎還意識不到也顧不上我的存在。
遺憾的是，幾乎在梁小弟出發去常熟前的最後一分鍾裏，張其靄最終放棄了“江抗部隊”。
在那些日子的猶豫和彷徨中，蘇北和浙西，最後僅僅是一念之差。他並不知道，實際上那個時候，中共蘇北根據地，已逐步謹慎地招收進步的知識青年進入蘇北，開始為將來解放全中國準備和培養有文化的幹部。他把蘇北想象成了一片蠻荒之地，像所有那些熱愛文學的小知識分子那樣，他說一個熱愛文學的人，必定是熱愛自由的。他最終排除了蘇北，是因為他實在太鍾情於文學，他暫時還不想去從軍。他對國民黨政府還有一點幻想，他希望去後方，好有機會讀書。他實在是太想讀書也太想寫作了。他站在上海這道中間的分界上，張望著蘇北和浙江這南北兩端，最後他終於放棄北上而南行。這一走，他便注定了要繞上一個大大的圈子，才能在若幹年後，從“地下”重新進入革命隊伍。或者說，他再也無法進入“正宗”的革命隊伍，而從此開始了他布滿荊棘和陷阱的混沌旅程。
幾十年以後，他站在外灘的江堤上，望著滔滔東去的黃浦江上悠悠長鳴的江輪，恍然明白少年的張其靄，在離開孤島的那一瞬間，似乎是踏錯了一條小船。假如當初他選擇了蘇北根據地，那麽解放後一切一切因黨的“地下工作”而生的厄運，也許就不會降臨在他的頭上。但繼而他又覺得這個想法實在也很可笑，也許像他這種性格的人，即使不被“曆史問題”打倒，也還有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一九六四年四清等等一係列的運動恭候。就算都被你僥幸逃脫，如來佛的手掌，終還有“文革”這一劫，任是齊天大聖孫猴也跳不出去的……
那個初冬的夜晚，十八歲的張其靄，跟著同鄉關誌雲，離開了霧氣沉沉的“孤島”上海。他們似乎走得很盲目也很倉促，剛走到昆山，因無法通過日本人的封鎖線，再也走不過去了，隻好又折回上海。他記得他的老板很是解氣地罵了一句，說他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他在心裏說，我就是到了黃河邊上，心也不會死的。他的再度出發是在1941年11月底的一個清晨。他那個廣東人的家族中，唯有一個舅舅買了一隻棕色的小皮箱為他送行。那隻小皮箱伴他走過了十年尋找革命的旅程，並替他收藏了十年間種種複雜的經曆，直到1952年我爸爸拎著這隻已經破舊不堪的皮箱，去茅家埠接受組織審查。
張其靄強烈的愛國**繼續蓬勃高漲，他隨同上海知識青年的隊伍，由“忠義救國軍”護送，集體通過封鎖線，到達了國民黨統治區。然後坐船沿富春江到蘭溪，再一步步走到了金華。前後行程一個多月，途中得知，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已占領了上海租界。同行的青年們為自己投奔“自由祖國”深感慶幸。然而，到達金華時他們才發現，政府為淪陷區青年們創造就業和讀書機會的許諾幾乎是一場騙局。他們流落在金華街頭，饑寒交迫，陷入極度的失望之中。不少人逃回上海；有人病死，還有的人精神失常。而他，沒有錢沒有親友，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甚至沒有一張中學文憑，如果他是一個中學畢業生，作為淪陷區青年進入大學，不是不可能的。而眼下他卻走投無路，不知道自己應到哪裏去。在他讀過的一些進步報刊中，盡管都在宣傳共產黨的思想，卻沒有一篇文章能告訴他，共產黨到底在什麽地方。他就這樣焦灼而毫無目的地在那一帶四處流浪。他雖離開了孤島，縱身躍入浩瀚蒼茫的大海，卻處處漩渦暗礁，不知新岸何方。為了謀生，他寫了一篇題為《行列》的散文，投寄《民族日報》的《實生活》副刊。又寫了《從上海同來的朋友》，發表在《東南日報》上。在他朦朦朧朧的進步意識中，喚起民眾抗日救亡、抨擊國民黨的專製腐敗，逐漸成為他筆下回旋的主題。
這一段跌跌撞撞磕磕碰碰，茫然而又執著的流浪歲月，一直持續到1942年春天，天目山地區來人到金華招聘文化工作者，他終於如願應聘進入了《民族日報》，才算是告一段落。
我未來的爸爸，睜大著他渴望的眼睛，風塵仆仆而又雄心勃勃地長途跋涉到了天目山。他到達天目山時，我那個未來的媽媽已經離開浙西一中。古老的禪源寺，已在一九四一年春天的日機大轟炸中，成了一片廢墟。一度在這裏出版的《民族日報》，也已遷至於潛鶴村。
《民族日報》是我爸爸從事新聞工作的一個起點，也是一根紅線，在未來的日子裏，將把他和我媽媽的命運牽在一起。《民族日報》是同我的生命有關的一個環節——當青年張愷之和朱小玲，在同一個時期內，輾轉於同一個區域，卻互不相識、各不相幹地運行於自己的人生軌道之時，如果他不是作為《民族日報》記者，在一九四四年秋天途經洛舍小鎮采訪，他們也許就此失之交臂，永無相遇的緣分了。
十九歲的張其靄，在一個春天的午後，走過崎嶇的山道，來到綠樹蔥蘢的鶴村。從山村起伏的瓦頂下，傳來咯噠咯噠作響的平板機印刷聲。他循聲走進了那所掛著《民族日報》木牌的祠堂，在這裏他毅然登陸，從此走向他畢生坎坷的記者生涯。
他就是從進入《民族日報》以後，開始用張愷之這個名字發表文章的。“愷”——快樂、和樂。他要在自己的筆下，首先建立一個平等快樂自由的新世界。他對自己充滿了自信。
今天是青年節。隨便舉幾個例子：
為了支援教授請假待命，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學生一千餘人，決定絕食一天，獲得兩千多斤半，以表示援助……
我們的青年，在這樣的現實中煎熬著，誰曾經關心過他們沒有呢？
據說五四時代朝氣蓬勃的青年，現在都已經變成官僚。
這樣看來，他們今日不能領導青年，是理所當然，無足為怪的了。
今日的青年，對眼前的現實，是看不清楚的，也看清楚起來了。青年們應該相信他們是有前途的……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我們的青年》
我聽見他對自己說：我一定要好好幹啊！
一九三九年創刊的《民族日報》，最初曾是浙西抗戰的一麵旗幟，也是浙西戰時文學活動得以持續的依托。
《民族日報》原為中共地下組織所掌握。但在“皖南事變”前三個月，被國民黨浙西行署所改組。共產黨員社長王聞識和一批黨員編輯記者，抓的抓、逃的逃，王聞識後來死於集中營。1942年春天，來自上海淪陷區的張愷之到達鶴村報社時，領導班子已被兩度改組。然而當局並未能徹底鏟除異己思想，副刊的版麵仍然掌握在堅持抗戰、力陳民主的進步人士手中。當時還有一份隸屬於國民黨省黨部浙西辦事處的《浙西日報》，副刊均由非官方立場的編者主辦。這兩份戰時報紙的副刊遙相呼應，為當時後方進步的文學青年，提供了耕耘的園地。
年輕的張愷之，好奇地走進了向往已久的報紙編輯部。他被人帶到一張未曾刷過油漆的桌子跟前，他得到的第一項工作是校對。他輕輕撫摸著一遝遝散發著油墨味的報紙清樣，心裏那麽激動那麽欣喜。他喜歡油墨和紙張的氣息，這種氣息是世界上任何鮮花和任何佳肴的香味都無法代替的。他嗅著油墨的氣息，肚子裏便感到了飽脹和充實。他默讀那些稿紙上的文字，好像真的是在咀嚼著什麽美味，他想自己從此再也不會覺得餓了。
他幾乎整天一聲不吭、一動不動地趴在桌上作校對，明淨的眼睛從報紙大樣密密麻麻的文字上，一字不漏地掃過。校對這件事對於他來說很輕鬆，他不費什麽力氣，就能找出許多不容易被人發現的錯別字。有時他覺得自己像是一隻啄木鳥，正從大樹的樹幹裏，一隻隻往外叼著蟲子，每捉出一隻蟲子，都使他感到無比的快樂。每當他改出了別人疏忽的錯誤，總編輯總是會由衷地讚揚他一番。他每天一邊校對一邊留心閱讀別人的文章，暗暗同自己做著比較；還悄悄注意著編輯們編稿的手跡，自學著編稿的方法。——你們看這年輕人的眼睛，多麽單純多麽熱情啊！你們看這稿麵上改出的錯處，他還寫得一手好字呢！社長鄭小傑有一次到辦公室來，笑眯眯地看著他，也忍不住當麵誇獎了他。
三個月以後，他便升任助理編輯。又過了一段時間，原來主持副刊的謝獄，遭受“文字獄”憤而辭職，後調去浙東麗水的《東南日報》，張愷之便正式接替謝獄，當了副刊編輯。
我感覺出他很興奮。很久以來，在我和他共同的睡夢中，已無數次夢見過書本報紙和飽蘸紅墨水的毛筆，他實在是太想成為一名真正的文學編輯了。
然而就在那年夏天的一個夜晚，他半夜起身到門外解手，大門外躥出一個持槍的便衣，朝他大聲喝問：幹什麽的？他嚇了一大跳，當即逃回了寢室。第二天才知道，原來是浙西行署調查室，深夜到報社抓人，目標是電訊室的幾個年輕人。特務衝上樓時，他們已跳窗逃走。——這是陌生的天目山，在人欣喜的心靈中投下的第一片陰影。
這裏似乎有必要說明，當時作為戰時文學陣地的報紙副刊，與幫閑文人茶餘酒後消遣之用的“報屁股”之間，有著涇渭分明的界限。盡管報紙的四分之三版麵，都是反映國民黨的政治利益的，但還有四分之一的副刊版麵，因被當局所忽視，也因文學編輯截然不同的進步傾向，常常刊出一些激烈抨擊時事、揭露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文章，表達人民群眾和知識分子的民主要求。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副刊又會因其明顯的“左傾”，遭到當局的大肆撻伐。
在《民族日報》副刊短暫的曆史上，謝獄是不可缺少的一頁。
謝獄原名謝複森，又名伏琛，筆名卜束、杜涅、山石等。戰前十六歲即在《紹興民國日報》上發表文章。一九四〇年得到中共地下黨員、《東南日報》編輯陳抽平推薦而接受《民族日報》之聘，同時還在胡風主編的《七月》上發表小說。《民族日報》改組之前的副刊叫《老百姓》，文章短小通俗，編者是木刻家楊君。（楊君主持《老百姓》時，正在浙西一中讀書的朱小玲，也就是我未來的媽媽，在上麵發表了她的處女作。可惜到愷之來天目山時，小玲姑娘為尋找她的入黨介紹人裴嫣，已輾轉去了金華一帶，參加了朝鮮義勇隊。）到謝獄主持副刊後，刊名改為《實生活》，並創辦了《文藝堡壘》雙周刊，開始明顯向文學傾斜。不久便因此招來了當時號稱“天目王”的浙西行署主任賀揚靈，對筆杆子的第一次嚴厲警誡。
起因是一九四二年七月的《實生活》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周華的短文《伕子曰》。作者真名馬園太，任職浙西行署秘書處編纂股長。但他人在官場，卻對達官貴人的腐敗行徑十分厭惡，常寫一些諷刺小文寄給《實生活》刊登。一日謝獄給他寫信說，行署已警告我以後不準再登這類文章，仁兄是否還有膽量再寫？馬園太當即回函說：你若有膽量刊登，我就有膽量再寫，於是這篇《佚子曰》不日便出台了。文章以一個挑伕的口吻，揭露了一位搜刮民財的官員，派了十一個挑夫為他挑運財物，其中竟有一擔活雞。老爺太太小姐坐在轎子上，隊列長長一串……
報紙一出來，行署立即派人向謝獄索閱原稿，查問作者的真實姓名。謝獄一口回絕後，即被“請”上了天目山。行署中統調查室主任審問謝獄：——你為什麽發表這種攻擊政府的文章？——我不知道文章攻擊的是誰。——胡說，你會不知道嗎？——我們做編輯的，發表一篇文章，隻管文章寫得好不好，它所抨擊的腐朽現象是否應當抨擊，我們管不了文章到底是抨擊哪一個具體的人。——豈有此理！你當我不懂？我做過編輯，我懂你們那一套！於是謝獄被拘禁。半個月後，報社負責人擺了兩桌酒席，由民族文化館館長曹天風出麵保釋，謝獄才被放出來。但把他留在民族文化館“考察”了一段時間，才回到報社。
那位馬園太先生，並未因此畏懼，後來又寫了一篇《“學而優則仕”有補》，終於觸怒了賀揚靈，將他趕出天目山，貶去孝豐。
謝獄離開《民族日報》後，到浙東主編《東南日報》副刊《筆壘》，他的雜文曾蜚聲東南文壇，蔚然成風。我爸爸與謝獄再次重逢，是在六年以後。一九四八年，張愷之的黨組織關係轉到杭州，代表地下組織來和他聯係的，竟然就是謝獄。兩人相見時四目以對，不由啞然失笑。“地下”重又攜手，可謂殊途同歸，那條連接他們的通道，自然是彼此手中的利筆。解放初，他們又一起參加籌建中國文協杭州分會。（作協前身）然而世道多舛，張愷之在1952年即送去勞改，謝獄也在一九五七年中箭下馬，一隔幾十年各自飄零，至“第三次握手”，兩人都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
在後來幾十年那漫長而艱辛的日子裏，我爸爸的耳邊，曾經不止一次出現過當年天目山上那個調查室主任對謝獄的斥責。那些關於新聞審查製度的言論，竟同他眼前的情形何其相似。
一九八二年我見到謝獄伯伯時，他已複出，任《浙江畫報》主編，還出版了小說《地下》。他靠在藤椅上，十分和善而喜悅地望著我，像是望著當年《實生活》的一個作者。我鬥膽提問說，您為什麽要叫謝獄呢？說不定正是因此，您才會在解放前解放後，都受審查又被驅逐呢！謝伯伯抬一抬眼鏡，淡淡一笑說，我少年時讀過《獄中記》，對那些誌士仁人十分欽佩，故此以“謝獄”作為筆名。至今不悔，至今不悔嗬。
我也要說聲“謝獄”——感謝在我們不算太長的生命中，一再重複著的囚籠的經曆，所教給我們的那種獨一無二的體驗。我想說：也許人生來並不是自由的啊。
我未來的爸爸，目睹了天目山雲霧中的白色恐怖，他的心情壓抑，惶惑不解。正像在天目山訓練班時，指導員鮑自興介紹他去《民族日報》之前，對他說的那樣：自由祖國是不自由的，你可要小心。就在鮑自興對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清楚地看到窗外有人影掠過。鮑自興其實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思想“左”傾，國民黨把他看作赤色嫌疑分子，一時又抓不到他的把柄，故調來天目山變相監管。後來鮑自興終於逃離天目山，一九四三年在遊擊區加入共產黨，並被地下組織派去做汪偽軍策反工作。鮑自興是年輕的張愷之在後方遇到的第一個終生難忘的人。於是，麵對一時“紅帽子”滿天飛的低氣壓，麵對著有人入獄、有人封筆、有人悄然離去的猙獰天目，張愷之卻是一天比一天激烈地在報紙副刊上，或刊登、或親自撰寫那些抨擊黑暗現實的文章。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是“天目王國”最反動的時期，他在《實生活》上，用“亦飄萍”的筆名，寫了《們》《幸福》《愛情》《圈內》等散文和小說，除了《愛情》一文得以保存至今，其他的文章，我隻能尋著題目，想象當年的爸爸，對於大眾的困苦發出的歎息，和他對於真理的無限憧憬了。
那一天夜裏，他像往常一樣坐在煤油燈下翻閱來稿。
那篇字跡十分稚嫩的稿件，從昏暗的燈影下，滑到他的麵前。一個十分平常的題目跳出來：《南國之冬》。
他隻是隨意地看了幾眼，心卻一下子就被揪緊了。
那是描寫淪陷區一個孩子和母親的痛苦處境的故事。
張愷之默默讀著，讀下去，便再也不能自製，眼淚簌簌地滴在稿紙上，洇濕了墨跡。他想起了正在上海淪陷區艱難度日的父母兄弟，他看見母親正背著妹妹，在日本人的封鎖線上掙紮……
他當即揮筆疾書，寫下了編者前言《中國的孩子》。
《南國之冬》配以編者按見報後，他才知道，這篇署名為葉可待的感人之作，竟出自《民族日報》排字房十七歲的學徒工徐運昌之手。由此，徐運昌很快被調到編輯部當校對。此人聰明好學，解放後參軍，又成為北京大學曆史係的調幹生。但至一九五七年，也被劃為“右派”。
然而，“天目王”賀揚靈及其手下的中統調查室，從未停止過對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的迫害。一九四二年民族劇團演出的一個夜晚，該團副團長陳才庸突然被抓，隨即在荒山上被秘密殺害。到一九四三年，一些常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的文化人，均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十一月，文化界發生大逮捕，民族通訊社主任高流和著名詩人非蒙同時被抓。非蒙原籍河北，“七七”事變後流亡武漢，後輾轉浙東來到天目山。他寫過揭發官商走私桐油資敵的通訊，被看作“赤嫌”，上了“黑名單”。非蒙第一次被捕時，與我媽媽是在同一時期天目山調查室的難友，他隔著鐵窗向小玲姑娘索要那一盒火柴的故事，成為幾十年後珍貴的回憶。
在這一段血腥的日子裏，文化界被捕的共達二十多人，其中如非蒙、高流、李益中、金鬆等人，都是張愷之的至尊好友。這些人後被送往福建崇安集中營，到抗戰勝利後才獲釋。然而曆史的耐人尋味之處，恰恰在於，包括詩人珞珈（現居南京的老詩人高加索）在內的這一批鐵骨錚錚的文學青年（除了曾任《民族日報》總編輯，後來去美國定居的詩人沈達夫先生幸免於難之外），他們在建國後不久，即一九五七年，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我爸爸在後來幾十年悲慘的境遇中，常常想起這些曾飽受當局摧殘的抗戰時期文學拓荒者——有意無意中，他總是在報紙上搜尋著那些人的名字，渴望著能從哪個角落，發現一個不知流落何方的當年文友。然而每一次他都悻悻扔下報紙，失望地埋下頭去。童年時代，我已多次熟諳了爸爸臉上那種暗淡的神情，那個時刻我覺得世上還有許多比爸爸更可憐又可敬的人。
時間重新回到一九四三年秋，當時新四軍蘇浙縱隊，在浙皖邊界開辟的根據地，直接威脅了“天目王國”的生存。此時日寇集中兩千多兵力，企圖攻取天目山。情勢危急，浙西行署遷去昌化，《民族日報》也不得不隨同前往。一時，浙西文化為此遭受劫難。
一九四四年秋天，年僅二十一歲的《民族日報》資料部主任張愷之，以《民族日報》特派記者的名義，去杭嘉湖遊擊區旅行采訪。他背著簡單的行囊，孤身一人，走過江南平原上青翠的田野與河灣。他看見戰爭的硝煙正摧殘著這片昔日富饒的土地，聽見戰火中嬰兒饑餓的哭聲和老人的哀歎。這一次曆盡風險和辛苦的旅行，使他對後方血淋淋的現實，越發地切齒痛恨。他在旅途農舍昏暗的燭光下，寫出了長篇通訊《海北敵後來去》和其他一些揭露黑暗勢力的文章。成年後，我曾讀過他發表在上海《大公報》上的係列散文《杭州灣北岸的回憶》，我對戰爭的憎惡，很大程度上來自爸爸那些文章裏所表達的對遊擊區老百姓苦難的同情。
我未來的爸爸此行杭嘉湖敵後，除了采訪和寫作，另一項重要的、也可說是重大的收獲，是他在洛舍小鎮，邂逅了我未來的媽媽朱小玲。
在張愷之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刻骨銘心的戀情，始於秋波浩渺的洛舍漾。他和朱小玲在水鄉洛舍奇妙地相識，短短幾日間，彼此碰撞出雷雨閃電般的愛情火花。當即他們兩人相約，待他的采訪結束後，將攜手同去皖南。然而這個美麗的計劃，在紛亂的戰時卻陰差陽錯未能成行。他們經曆了幾年的離亂散失，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在上海不期而遇。
那個晴朗的秋天，青春年少的張愷之內心熾熱的情愛和欲望，在江南水鄉溫柔的搖籃中，開始一日日蘇醒。
我已在他體內沉睡了多年。我生命的一半來自遙遠的南粵。年輕的張愷之在鐵蹄下的孤島上海，在流亡浙西的窒息和激憤中，一直被壓抑被擱置的情懷，在遇到朱小玲之後，終於有了傾吐和訴說的知音。他喜歡朱小玲身上那一種出白天然的無邪和坦率，同她在一起，他輕鬆而愉悅，就像登上一條水鄉的小船，駛入浩渺的煙波，隨風**去，未曾喝酒，人卻微微地醉了……
我看不見那個姑娘的麵孔。我隻聽見她天真而清純的聲音，飄散在河灣上空。我對她豈止是喜歡，而是一種近乎癡迷的依戀。從那以後，我總是有一種想要走近她的強烈願望。我知道我未來的爸爸同這位可愛的姑娘，在本質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是那種熱情浪漫又不計後果的人——如果他們真的結合，那麽將會創造出一個什麽樣子的“我”來呢？
當然我一時還無暇顧及這點。張愷之已經在旅途上耽擱得太久了。人說禍福相依。當我經曆了一九四五年春天，我爸爸那一次終生遺憾卻又無法彌補的錯誤時，我從此對這句話深信不疑。
那是一個由於戰時新聞封鎖和消息閉塞造成的失誤。也許還有朱小玲這個潛在的因素。後來的許多年中，他一直對此耿耿於懷並且痛心疾首。他說他錯過了任何什麽，也不該錯過粟裕部隊，因為那恰恰是他多年的彷徨中，夢寐以求的機會——
一九四四年秋冬，張愷之在杭嘉湖淪陷區的艱難旅途中，陸續寫出了他的長篇通訊，一路沉浸於甜蜜的愛情回憶中。他本應該在十二月底之前回到德清去見朱小玲，誰知途中急性闌尾炎發作，未能及時治療，釀成腹膜炎，全靠當地“雙重政權”的鄉保長幫他搞到一張假“良民證”，送進敵偽據點硤石鎮上的教會醫院，動了手術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才慢慢痊愈。這場大病使他在途中延誤數月，無法再去洛舍小鎮。他隻好給朱小玲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請她原諒他的失約。並請她在收到這些信以後，一定設法到昌化朱穴塢的報館去找他。當他終於輾轉趕回到已遷至昌化的《民族日報》交差時，已是一月中旬。而後他便急急整理著《海北敵後來去》一稿，並開始在報紙上陸續連載。
浙西的大山連著大山。何況，又在戰時。有時他幾乎覺得這寂靜的群山，似乎已經同外界完全隔絕了。在昌化朱穴塢的山坳裏，就是在報館工作的人，都無法知曉，方圓百裏之內，正在發生著什麽樣的劇烈變動。3月的一個深夜，報社接到緊急通知，立即向淳安方向遷移。據說是二十八軍軍部下達的命令。有人悄悄議論著，聽說是新四軍部隊可能要打過來了。在一片慌亂之中，張愷之失去了主意。
他曾想過，也許可以趁著混亂，離開報社，到附近的鄉下暫避風頭，等待新四軍的到來。——可是，這樣一來，萬一朱小玲真的到報館來找他的話，她豈不就撲空了麽？她再到哪裏去找他呢？而他一旦參加了新四軍，也將無法再同朱小玲聯係。這簡直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所在。他不想再次失約，他不願意失去朱小玲。假如能與朱小玲一起去部隊就好了。可是，朱小玲此刻在哪裏呢？
再說，如果新四軍並沒有打過來呢？如果這隻是又一次虛晃一槍呢？如果……
時間已容不得他再猶豫了。情急中，張愷之作出了一生中又一次功虧一簣的選擇。他匆匆整理了行囊，隨同報社搬遷的隊伍，離開了昌化朱穴塢。那時他曾自作聰明地決定，一旦等到了朱小玲，一旦粟裕大軍真的來到了天目山地區，他再離開報社也不晚。
然而生活卻不會像他想象和設計的那麽如意。事實上，他隨報社到淳安的一個山坳裏安頓下來以後，由於長期勞累，飲食無常，再加腹膜炎引起的腸粘連，日複一日地腹痛難忍，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幾乎無法直立行走。山裏缺醫少藥，得不到治療，腸粘連的痛苦始終折磨著他，使他寸步難行。朱小玲音訊全無。從淳安到外界的通道也被重兵把守、嚴密封鎖，根本無路可走。從三月到八月，他就那樣一天天焦灼不安、度日如年地苦捱時光。在那偏遠的深山坳裏恍恍惚惚地過了幾個月，有一天忽然就傳來了日本人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張愷之即此與新四軍失之交臂。按照他自己的解釋，也由此鑄成了繼十八歲投奔“自由祖國”之後，又一次人生大錯。他錯過了譚震林的“江抗部隊”，又錯過了粟裕的蘇浙縱隊。一次是為了讀書、一次是為了愛情。他說大軍沒來時，我走了；我走後，大軍卻來了。這是何等讓人惱恨的曆史誤會嗬。
那一段極度沮喪的日子裏，我爸爸似乎隱隱明白，或許是命中注定，自己無緣投筆從戎。他握定的武器隻能是紙隻能是筆。他隻能作為一個文化人，去完成曆史賦予那個時代年輕人的使命了。
抗戰勝利的消息似乎來得很突然。盡管人們已經等待掙紮了很久，盡管人們已熬過了長長的八年，但是當喜訊傳來時，人們卻是喜憂參半。張愷之不哭不笑，默然呆坐。他想著上海那個窮苦的家，想起了日夜思念卻無影無蹤的朱小玲，他拚命地咬著自己的嘴唇，直到咬出了殷紅的鮮血。那一刻他恍然發現，其實自己有許多該做的事，還沒有來得及去做。歧路惶惶，他將往何處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