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經》之後，我又和果麥的幾位年輕朋友合作，編撰了這部新的《楚辭》解注。從編撰的宗旨來說，主要是為了提供一部具有學術基礎，可靠、易讀、令人喜愛的讀本，希望並非專業出身的讀者，能夠親切地走近這部古老的文學經典。解注的內容，廣泛利用了曆代名家的成果，不講求標新立異，但具體工作過程仍然是審慎而仔細的：有時前人成說不能使我們信服，提出自己的見解也很自然。譬如《天問》一篇的文脈，本書的解析與各家紛異之說都不同。我相信，這個本子讀起來，應該比其他注本清晰明白。
為了便於理解，把我和章培恒先生合作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關於楚辭的一章略加刪改，作為這篇後記的主要內容。
楚文化和楚辭的形成
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著古老的文化。楚民族興起以後，成為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戰國時期，楚勢力西抵漢中，東臨大海，在戰國諸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最後楚為秦所滅，但楚地的反秦起義，又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漢王朝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楚人的勝利。秦、漢大一統，最終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匯，也由此形成了偉大的“漢族”。
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交流。同時楚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強烈的特征，因而楚人長期被中原國家看作野蠻的異族。楚國的國家製度不夠成熟，用於維護統治秩序、等級關係的政治與倫理思想遠不及北方文化完密。與此相應，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等，都被看作楚文化落後的表現。但在其他方麵，卻遠遠超過中原文化。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楚辭十分重要。
南方地理環境的優越性使謀生較為容易，至少在春秋以後，楚國的財力物力已明顯超過北方國家。屈原《招魂》中描繪楚國宮廷內極其奢華的享樂景象，也須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樣因為在南方謀生比較容易，途徑也多，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以克服艱難的自然環境、維持生存，所以楚國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家那樣嚴密的宗法政治製度。個人受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相應就比較強烈。
豐富的物質條件，較少壓抑而顯得活躍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國藝術的高度發展。在中原文化中，中庸平和被視為藝術的極致。而楚國的藝術，都是在注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充分展示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
以春秋戰國時代而論，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各有特點、各有所長。如果單就藝術領域而言，以楚文化的成就為高，《楚辭》則代表了楚文化的輝煌成就。楚文化中較強的個體意識、激烈動**的情感、奇幻而華麗的表現形式等等，也都呈現於《楚辭》中。
“楚辭”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後來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編纂成集，命名為《楚辭》。這是《詩經》以後，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漢代人還普遍把楚辭稱為“賦”。
楚辭的形成，同楚地的歌謠有密切關係。楚是一個音樂舞蹈發達的地方，現存歌辭較早有《孟子》中記錄的《孺子歌》，這種歌謠到秦漢時還十分流行，如劉邦有《大風歌》等。體式上，每句可長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語氣詞“兮”字，這也成為楚辭的顯著特征。楚辭雖脫胎於楚地歌謠，卻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漢人稱楚辭為賦，取義“不歌而誦謂之賦”。屈原作品除《九歌》外都是長篇巨製，顯然不適宜歌唱，不應當作歌曲來看待。也不是像散文那樣的讀法，而是需要用一種特別的聲調來誦讀。楚辭擺脫了歌謠的形式，才能使用繁麗的文辭，容納複雜的內涵，表現豐富的思想情感。
楚辭又被楚地盛行的巫教所滲透，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至戰國時代，楚人還沉浸在一片充滿奇異想象和熾熱情感的神話世界中。《楚辭》作品在表述自身情感時，也大量運用神話材料，馳騁想象，上天入地，飄遊六合九州，給人以神秘之感。
除楚文化本身的因素，春秋以後，楚國貴族對《詩經》已經相當熟悉，這成為他們的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頌》就有《詩經》體式對《楚辭》體式的滲透痕跡。楚辭是楚文化的產物，具體說來，又離不開偉大詩人屈原的創造。
屈原的生平與作品
屈原（約前340—約前278）名平，字原，是楚國同姓貴族。祖先封於屈，遂以屈為氏。年輕時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官為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是楚國內政外交的核心人物。據推算，他當時僅二十多歲，可謂少年得誌。後有上官大夫在懷王麵前進讒，於是懷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職後，轉任三閭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
這以後，楚國的內政外交發生一係列問題。先是秦使張儀入楚，用欺騙手法破壞楚齊聯盟。懷王發現上當後，大舉發兵攻秦，卻相繼戰敗。此時屈原曾受命使齊修複舊盟，但似乎沒有結果，此後楚國全麵陷入外交與戰爭的困境。在懷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漢北一帶，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
懷王三十年，秦人誘騙懷王會於武關。屈原曾極力勸阻，而懷王的小兒子子蘭等卻力主懷王入秦，結果懷王被扣，三年後死於秦。懷王被扣後，頃襄王接位，頃襄王七年，竟然與秦聯婚以求暫時苟安。由於屈原反對他們的可恥立場，並指斥子蘭對懷王的屈辱而死負有責任，子蘭等又在頃襄王麵前造謠詆毀屈原，導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帶，時間為頃襄王十三年前後。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預示著楚國陷入危機。屈原眼看自己一度興旺的國家已經無望，也曾考慮過出走他國，但最終還是不能離開故土，於悲憤交加之中自沉於汨羅江。他自殺的日子，可能是五月五日或距這一天很近的某日。五月五日原來是楚地的傳統節日，後來人們就把這一天作為紀念屈原的日子，其本來意義，反而鮮為人知了。
屈原與楚國最高統治集團在外交方針和內政上展現了劇烈衝突，同時也阻礙了那些貪鄙貴族們的利益，這使他陷入困境。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悲劇的重要原因。他是一個感情激烈、正直**而又非常自信的人，這使他缺乏在高層權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義態度，也同實際的政治環境難以協調。曆史上這種詩人氣質與環境的矛盾，不斷地造成人生的悲劇，同時也造就了優秀的文學。
屈原的作品，除《離騷》《九歌》《天問》《九章》外，其餘作品的歸屬和真偽，漢代就存在爭議。現代研究者多傾向於《招魂》仍為屈原之作；《遠遊》《卜居》《漁父》，則偽托的可能性為大。
《離騷》和《九章》
《離騷》和《九章》都直接反映了屈原的生活經曆，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嚴重挫折，麵臨個人與國家的厄運，對於過去和未來的思考，是一個崇高而痛苦的靈魂的自傳。
《離騷》分成前後兩大部分。前半篇側重於對以往經曆的回顧，多描述現實的情況；後半篇則著重表現對未來道路的探索，主要通過幻想方式展開。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麵的人物，即詩人自我、“靈修”（即楚王）和一群“黨人”，構成激烈的矛盾衝突。第一句開始，詩人多方麵描述自我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代表著美好和正義的一方，作者相信他的理想和主張，能夠把楚國引向康莊大道。“黨人”即結黨營私的小人，他們苟且偷安，危害國家前途。並認為詩人阻擋了他們的道路，是同詩人敵對的、代表邪惡的一方。掌握最高權力、能夠決定上述雙方成敗並由此決定楚國命運的楚王，卻是昏庸糊塗的。由於楚王是楚國的象征，詩人對他抱有絕對忠誠，他也一度信任和重用詩人，最終卻受“黨人”蒙騙，導致詩人的失敗和楚國的衰危。
而詩人曾親手培養的人才也紛紛轉向，自己被完全孤立。這進一步激起了詩人的高傲和自信。他反複用各種象征手段表現自己高潔的品德。同時，詩人堅定地、再三地表示：他決不放棄自己的理想而妥協從俗，寧死不肯絲毫改變自己的人格。
詩人理智上堅定而明確，但在感情上卻迷惘痛苦。《離騷》後半篇借助神話材料，以幻想形式展示了他內心深處的活動，和對未來前途的探索。先是假設一位“女媭”對他勸誠，認為他的“婞直”不合時宜。但緊接著，通過向古帝重華（舜）陳辭、表述治國之道，否定了女媭的批評。這是第一層感情的波折。 而後詩人在想象中驅使眾神，上下求索。他來到天界，然而天帝的守門人拒絕為他通報，表明重新獲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經被徹底阻塞。他又降臨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話和傳說中的美女，或無禮而驕傲，或無媒以相通，又表明無法找到能夠理解、幫助自己的知音，這是第二層感情的波折。出路到底在哪裏呢？詩人轉而請巫者靈氛占卜、巫鹹降神，給予指點。靈氛認為楚國已毫無希望，勸他離國出走；巫鹹勸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機會。但後一種道路已經被證明是無望的，他隻能采納靈氛的意見離開楚國。正當其“高馳邈邈”之時，卻發現自己根本無法離開故土，這是第三層感情波折。 既不能改變自己，又不能改變楚國，而且不可能離開楚國，那麽，除了以身為自己的理想殉葬，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之外，他別無選擇。
《離騷》閃耀著理想主義光輝的異彩。詩人以熾烈的情感、堅定的意誌，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因此，其作品產生了巨大的藝術感染力。
《九章》由九篇作品組成，其內容都與屈原的身世有關，所涉及的事實是生活中具體的片斷，以紀實為主。
其中《橘頌》的內容和風格都比較特殊。作品用擬人化的手法細致描繪橘樹燦爛奪目的外表，和“深固難徙”的品質。在描寫過程中，詩人既不黏滯於作為象征物的橘樹本身，又沒有脫離其基本特征，從而為後世詠物詩的創作開辟了一條寬廣的道路。
其他篇章，多為屈原在放逐期間所作。《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長期竄逐中所寫的一首紀行詩。詩中敘寫作者南渡長江，又溯沅水西上、獨處深山的情景。《楚辭》中這類風光描寫，成了後世山水詩的濫觴，屈原也被推為我國山水文學的鼻祖。
《哀郢》作於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楚都郢被秦攻陷以後，屈原在流亡隊伍中，目睹了祖國和人民遭受的苦難，他思前瞻後，百感交集，以極沉痛的心情寫下這首詩，哀歎郢都的失陷。
《懷沙》一般認為是屈原臨死前的絕筆。在做出最終選擇以後，詩人再次申述自己誌不可改，以更為憤慨的語言指斥楚國政治昏亂，表現出對俗世庸眾的極度蔑視。詩人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自殺警醒世人。
《九章》的大部分都反映了屈原流放生活的經曆，是研究屈原生平活動的重要材料。這些詩篇善於把紀實、寫景與抒情的內容相結合，以華美而富於表現力的語言，寫出複雜的、激烈衝突的內心狀態。
《九歌》《招魂》《天問》
《九歌》《招魂》《天問》三部作品，都不直接涉及屈原本人的生活經曆。
《九歌》共十一篇，是一組祭神所用的樂歌。一般認為，這是屈原根據民間的祭神樂歌改寫而成的，既洋溢著古老的神話色彩，又表現著詩人對人生的某種感受。
所祭神靈，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1）天神：東皇太一、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東君。
2）地祇：湘君和湘夫人、河伯、山鬼。
3）人鬼：國殤。
《詩經》中的祭祀樂歌都是莊重的，人神之間相隔遙遠。《九歌》則用富麗的語言，描繪出盛大的、活潑而親切的祭禮場麵。那些神靈都被賦予了人類的品格和情感，他們對人保持善良友好態度，很親近，毫無可畏之處。這反映出在南方的民間信仰中人神共處的特點。 《九歌》中多數詩篇包含有神與神或人與神相戀的情節，這些戀愛透出對生命的執著追求，和追求不得的憂傷和懷疑。如《湘君》《湘夫人》寫一對配偶神，他們彼此等待，卻終不能相遇，唱出傷心的歌子。
《山鬼》是一首更為美麗的失戀之歌。詩中主人翁雖是神的形象，卻完全是人間少女的情感。她盛裝打扮前去與心上人幽會，情人卻始終未來赴約，使她陷入絕望的痛苦之中。其中寫到山鬼獨自站在高高的山頂，四望不見人影，她想到的是“歲既晏兮孰華予”——年華漸漸逝去，誰能使我的生命放出光彩！《山鬼》中這種描寫，其主要意義並不在表現對戀愛對象的忠貞，而是對生命應有的美好的追求。
《國殤》是悼念陣亡將士的祭歌。詩中描繪了一場敵眾我寡、以失敗告終的戰爭，寫出楚國將士們視死如歸、不可淩辱的崇高品格。詩人的禮讚，既呈現了楚人剛毅的性格，也寄托著他對祖國複興的期望。這首詩是中國文學中最早顯示出悲壯美感的傑作。
《九歌》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它包含著先秦文學中少數幾篇完全以神話為素材，又經過文學化改造、以神的形象表現人類生活情感的作品。
《招魂》是一篇奇幻之作，“招魂”本是楚地一種習俗，詩人借此風俗，以奇異的想象創作了這部作品。全篇為兩大部分，前半部分竭力渲染四方以及天上、地下的可怕，勸魂不可留居。後半部分則竭力鋪陳楚國宮廷的富麗奢華，招魂歸來，輝煌的殿堂、華貴的陳設、妖嬈的女子、醇酒美食和誘人的歌舞。最終以“目極千裏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收結，流露出無限深情。《招魂》所顯示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令人驚歎。它用誇飾手法，將恐怖和奢華兩種景象作強烈而富於刺激性的描寫，並形成對照，造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它的鋪陳手法，不但影響了漢賦，也影響了後來的韓愈諸多詩人文學家。
《天問》是篇奇文。它就自然、曆史、社會及與其有關的神話傳說，提出一百七十二個問題。這裏有很多問題當時已經有了現存答案，但詩人並不滿足，而是提出嚴厲的追問，試圖找到新答案。像堯舜，當時已被儒家奉為偶像，但在《天問》中，他們的舉措仍然不能逃脫深刻的懷疑。這就意味著，無論怎樣的聖君賢臣，都不能成為不容懷疑的絕對權威。我們必須注意：任何社會，不論處在如何幼稚的認識水平，都需要且必然會對自然、社會、曆史提出某種係統化的解釋。打破這種解釋，對現存答案提出大膽懷疑的精神，是人類認識不斷進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最為深刻有力的理性精神。戰國時期雖然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麵，但沒有哪一家曾對自然和社會現象表現出這麽廣泛而深刻的懷疑。這意味著《天問》作者具有超越當時一般思想家強大的獨立人格力量，他敢於鄙視社會的壓力，超越已被社會所肯定的思想習慣和思維模式。這種懷疑精神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少有的。
屈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詩人。《詩經》中也有許多優美動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眾性、集體性的創作。而屈原卻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生命的全部熱情為他的創作打上了個性鮮明的烙印。這標誌了中國古典文學創作的一個新時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詩人。他關心國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為堅定的愛國者受到高度評價。他對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人生理想有堅定的信念，為追求理想不惜與自身所屬社會的政治集團中的大多數人對抗，寧死不渝。在忠君愛國的公認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獨立思考、忠於自身認識的權利。作為理想的殉難者，後人曾從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處世的方式，也被後世正直文人引為仿效的榜樣。
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形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於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屈原借用楚地神話材料，用奇麗的幻想使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宏瑰麗的特征，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後代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啟發。
屈原是一位愛美的詩人。他對各種藝術的美，都不以狹隘的功利觀加以否定，詩篇中處處渲染音樂歌舞的熱烈場麵和因其引發的感動。他也喜歡大量鋪陳華美的、色澤豔麗的辭藻。他還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賦予草木、魚蟲、鳥獸、雲霓等種種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生命和意誌，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詩歌的美質。在詩歌形式上，屈原創造出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複雜的“騷體詩”，也具有重要意義。
總之，由屈原開創的楚辭，同《詩經》共同構成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兩大源頭，對後世文學形成無窮的影響。而由於時代的發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區別，楚辭較之《詩經》，已有顯著的進步。因之，它對後來文學的影響，更在《詩經》之上。
宋玉等其他楚辭作家
一般說來，一個偉大的文學家極少是單獨出現在世間的。我們不應把創造楚辭的功績，完全歸於屈原一人。屈原以後的楚辭作家，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結尾處提到“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這一段話很簡略，我們隻能據此知道宋玉等三人在屈原之後，都曾擔任某種官職，都在文學方麵學習屈原，但都不具有屈原那種大膽批評政治的勇氣。
宋玉的生平，其他晚出的書籍也有記載。作品見載於《漢書·藝文誌》《隋書·經籍誌》《文選》等。《文選》中《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都是文學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爭議，所以我們也存而不論。可具體評述的，隻有《九辯》一篇。
《九辯》之名來源甚古。《離騷》《天問》《山海經》中，都將它與《九歌》相提並論，說是夏啟時的樂曲，實際應該是楚地的古歌吧。宋玉之作，當是沿用舊題。
《九辯》的主旨，王逸說是宋玉為悲悼其師屈原而作。謂屈原是宋玉之師，並無根據，其說與作品的實際情況也不相符。就作品本身來看，《九辯》是借悲秋抒發“貧士失職而誌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個坎坷不遇、憔悴自憐的才士形象。他很可能是楚國的一名“小臣”，因《九辯》的哀愁，主要是一種狹小的、壓抑的哀愁，基調是“惆悵兮而私自憐”。他的文才，他的懷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騷，乃至他的見秋景而生哀的抒情模式，都吸引了後世在專製勢力壓迫下無力反抗而標榜清高、自惜自憐的文人，寫出許多傷春悲秋的文賦詩詞。
宋玉的創作明顯受屈原的影響。但絕不是說《九辯》隻是模仿之作，它有自身顯著的特色。論感覺的細致、語言的精巧，還在屈原作品之上。首先，宋玉極其善於選擇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將其與幽怨哀傷的感情融化在一起來抒寫，從環境氣氛的渲染中，烘托出陰暗時代被壓抑者的心理。大自然蕭瑟的景象與詩人孤獨的身影相互映襯，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兩者確實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其次，在這種景物和心理的描寫中，可以看出作者敏銳的感受和細致的筆觸。用遠行中的漂泊感、登山臨水的空渺感，寫人生失意之情緒，極見匠心創意。第三，《九辯》的語言更加講究散文化。全詩句式多變，長短錯落，語氣詞“兮”字的位置也不斷調換，使得全篇的語言節奏相當靈活自由。
《九辯》特出的藝術成就，使宋玉成為屈原之後最傑出的楚辭作家，與之並稱“屈宋”，為後人所尊崇。
漢代的楚辭作品
楚辭本來又可以稱為“賦”。《漢書·藝文誌》就直接稱“屈原賦”“宋玉賦”。“辭”和“賦”原來並沒有嚴格的區分。但至漢代，從戰國楚辭派生出兩個不同的分支，人們開始用“辭”和“賦”來作為區分。一類多用“賦”命名，其特點是抒情性降低，多用華麗的文辭鋪排描寫各種景觀，逐漸向散文方向演變，其典型作品就是司馬相如的大賦。另一類仍然沿襲“騷體”的風格，文辭華麗而注重抒情。西漢劉向編纂《楚辭》一書，戰國作家之外，收入一部分漢代作家的作品，都屬於騷體傳統，凡以“賦”命名的都不收。像賈誼，收了他的《惜誓》，卻沒有收他的《吊屈原賦》。這表明，劉向在編《楚辭》時，有意識地把“辭”和“賦”區分開來了。當然，由於“辭”和“賦”出自同一源頭，而且本來是不分的，有些賦也可以很接近騷體風格。
劉向《楚辭》所收漢代作品，包括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莊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以及劉向本人的《九歎》；東漢王逸為《楚辭》作注，又收入了自己的《九思》。
以上漢代楚辭，除《招隱士》，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用代屈原立言的方式來展開。雖然具體說來各有差異，但大多包含以下的內容：抒寫忠直之士不能受到君主的信賴與器重，內心的失望、愁苦與悲憤；指斥政治昏暗、黑白顛倒；希望棄脫汙穢的塵世，遨遊於仙境。
這看起來像是模仿屈原，其實也不盡然。漢代是專製政治逐漸強化的時代，所謂“士不遇”，即文人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和尊重，理想和現實不相容，成為尖銳的感受。因此，屈原的心聲在漢代激起文士強烈的共鳴，而那些代屈原立言的作品，其實就是這種共鳴的聲音。
所以上述作品中，又包含一種看起來矛盾的現象：在整體上用代言形式寫成的詩篇中，又常夾雜一些第三人稱的章節，這甚至形成一種定式。如從王褒的組詩《九歎》開始，到劉向的《九懷》、王逸的《九思》，都是在第五首改用第三人稱，打破了全篇的代言模式。這樣的結構是有意義的，它把讀者的思緒從曆史拉回現實，暗示屈原的不平，也正是作者內心的不平。過去文學史對漢代楚辭不太重視，這一特點幾乎完全不被注意。其實，這和屈原作品在漢代流行是密切相關的。
《楚辭》和《詩經》一樣，是中國文學最重要的源頭。同時，兩者又分別是先秦時代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的代表。和《詩經》的溫雅、平和、樸素不同，楚辭是華麗、奇幻而富於**的。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重辭藻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於《楚辭》。它值得我們珍愛。
駱玉明 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