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地”之典，出於《戰國策》。趙武靈王“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在貴臣肥義的支持下，立定“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的決心。①這就是著名的武靈王平晝閑(間)居以定“胡服騎射”的典故。從其“權甲兵之用”以“計胡、狄之利”的初衷來看，此處“胡地”是指趙國北部緊鄰的胡人領地。不過在經曆中古漫長的社會變遷之後，“胡地”逐漸擴展為普遍意義上的胡人聚居區，這在唐人的語境中尤為明顯。怛羅斯之戰中李嗣業曾對高仙芝說“將軍深入胡地，後絕救兵”②,是指胡人的勢力範圍；陳子昂曾描述唐軍遠至突利城的情形——“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祁寒”③,以“胡地”對“南中”,可見其北徼邊地之意；呂令問“下代郡而出雁門，抵平城而入胡地”④,則“胡地”泛指唐厥交界的代北區域；至於靈州轄下靈武縣“本漢富平縣之地，後魏破赫連昌，收胡戶徙之，因號胡地城”⑤,則顯就胡人聚居區而言。故此，“胡地”在唐人語境中是對邊塞之地和胡人生活聚居地區的一種泛稱。
“戎墟”之典，出於《左傳》。《左傳·僖公·僖公二十二年》載：“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發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⑥披發被周人視為典型的夷狄風俗，“祭於野”即野祭或說墓祭，與當時盛行的祭於宗廟或室內的周禮迥異，辛有見微知著,從披發野祭的民間行為中覺察到該地周禮的淪落(“其禮先亡”),而百餘年後秦、晉兩國將陸渾之戎遷至密邇成周的伊川，使辛有的預言成為現實，“伊洛之地”與“戎狄之墟”兩種反差甚巨的意象首次聯係在一起，對時人內心產生了巨大衝擊。及至西晉末年，五胡內遷，典午南浮，辛有的典故再次被廣泛提及，並出現了“戎墟”這一確定意象。東晉義熙元年(405),遠在涼州的李昌給晉安帝的上表謂：“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題題，懸心象魏。……今帝居未複，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為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①這裏顯然是以“戎墟”指涉被“夷狄”之類的北方政權所據有的中原故土。這在蕭綺為《拾遺記》所作序文中也可清晰看出，所謂“當偽秦之季，王綱遷號，五都淪覆，河洛之地，沒為戎墟，宮室榛蕪，書藏堙毀”②,是一種本於傳統禮樂的夷夏之辨。隨著北方政治格局的變動，到了魏收編撰《魏書》時，“戎墟”已儼然成為拓跋皇室對周邊割據政權的指斥，他將張宴、沮渠蒙遜等人斥為乘“周德之衰”而“介在人外，地實戎墟，大爭郅張，潛懷不遜”,以致“終為擒滅”③,體現出基於現實政治訴求的鮮明正統觀。而僧祐在力圖“設教移俗”以爭取佛教地位時，也恰是以“伊洛本夏，而鞠為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④的現實來作為論據。可以看到，“戎墟”之典在產生和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始終包含著夷夏之辨和正統之別這兩個層麵的因素，夷狄憑陵是表層的動因，最終仍要落到正統性與合法性的現實層麵。
元和七年(812)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去世，大將田興歸唐並得授節鉞，賜名弘正。在給朝廷的謝表中，田弘正對安史之亂以後的河北情形做出如下描述：
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空馳戎馬之鄉，不睹朝廷之禮。……伏自天寶以還，幽陵肇禍，山東奧壤，悉化戎墟，雖外一車書，而內懷梟獵,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載。①
田弘正是首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的從侄，他出生於廣德二年(764)②,此時安史之亂已經結束一年，因此他自幼即生長於魏州。所謂“家本邊塞”是就田弘正之先“世事盧龍軍為裨校”③的舊事而論的，“乃祖乃父以來”是指田承嗣及其從弟田廷瑜(田弘正之父)在隨安祿山叛亂前所獲的低級職位(承嗣為幽州節度使裨將，廷瑜為平舒丞)。田弘正以“空馳戎馬之鄉，不睹朝廷之禮”自敘其幼年時期，重在強調魏州禮樂文教的缺失。結合元和年間的政治局勢，我們可以明確其奏表中的“山東”是指包括了河北三鎮與淄青道在內的四鎮之地，因此，所謂“山東奧壤，悉化戎墟”正是就河朔的政治割據性而言的，是對《左傳》以來“戎墟”之典中正統性與合法性含義的進一步突出。田弘正不曾經曆其先祖在幽營“胡地”的走馬豪俠，他的看法反映出時隔六十幾年後，時人對河北的觀念在潛移默化間的巨大轉變。
20世紀40年代，陳寅恪基於文化史觀提出了著名的河北胡化理論，指出肇端於玄宗朝後期的河北胡化現象以及安史軍中大量存在粟特胡人的事實，並具體闡釋：“一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類，而非漢族；一為其人之氏族雖為漢族，而久居河朔，漸染胡化，與胡人不異。前者屬於種族，後者屬於文化。質言之，唐代安史亂後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鎮與中央政府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係也。”①史學界對於陳寅恪的這一理論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態度。一方麵，這一學說直指安史之亂最為核心的種族文化問題，為觀察唐中期種族的變遷、叛亂的爆發、河朔割據局麵的形成等重要曆史現象提供了很好的角度，因此長期以來被視為研究安史之亂的支柱理論。隨著近年來中國境內大量粟特人墓葬的出土及相關石刻資料的整理刊布，安史之亂與河北胡化重新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②另一方麵，作為一種宏觀性的文化史解釋模式，這一理論在貫穿陳氏“種族文化說”的同時，卻在有意無意間繞開了政治史上的一些原則性問題，且在構建過程中難免忽略了一些細節，這使得陳寅恪的胡化理論從其誕生之初便受到來自多方麵的質疑和批判，集中體現在對河北地域特殊性和胡化種族構成兩個問題的爭議上。③更多的學者則持相對中立的觀點，在認可河北胡化現象的前提下對其內部結構進行了更為細致的探討。①
無論對其持何種態度，河北胡化在安史之亂的研究中都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陳寅恪向來重視政治鬥爭在中古史研究中的作用，遺憾的是他對於安史之亂的詮釋止步於文化史的宏觀解釋，然而他關於中央革命、黨派鬥爭、蕃兵部落等相關問題的卓越見解，似乎暗示著借鑒政治史研究完善和深化河北胡化理論的可能性。森部豐指出：“認為單一種族是安史軍隊的主體，不但史料上不可能，也與曆史真相相去甚遠。”②中古史料的特點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對河北族群結構進行精確的測算，即便獲得某種局部性的可靠統計，也並不見得能揭示出曆史演進的內部動因。此外，安史之亂的相關史料具有兩麵性。一方麵，這樣一場曠日持久的動亂在唐人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相關的軍事行動、政治決策也有很多，這使得安史之亂在史料中多有提及。另一方麵，叛亂對於各類文檔、記載的毀壞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其中既有戰火之中遺失的部分，也有時人對於一些敏感曆史記錄的刻意篡改、掩飾乃至銷毀。
歐陽修依外族盛衰而列出有唐一代的四大邊患，依次是突厥、吐蕃、回紇、南詔。③陳寅恪更是將其總結為“外族盛衰連環性”。以太宗朝第一突厥汗國覆亡為標誌，唐朝開始在北方邊境大量設置羈縻府州，大批突厥、鐵勒、粟特、契丹等部族移居進來。隨著第二突厥汗國的複興和東北契丹的逐漸強大，這些內附蕃部時叛時服，唐朝並不能完全予以控製，“胡天八月即飛雪”這樣的詩句反映出在唐前期中原時人的眼裏，胡人的聚居區是與中原多有不同的地方。以安史之亂為界標，動地的漁陽鞠鼓除了帶來大批幽營胡人軍隊，也帶來了此後河朔與唐朝中央的長期對峙。安史之亂與河北胡化，是政治與民族因素相交織的問題，也是理解唐後期河朔三鎮特質的關鍵。張國剛指出，“在安史之亂平定前後，唐王朝麵臨的政治矛盾的焦點和軍事鬥爭的重心都已發生新的轉移。唐廷與安史叛亂勢力的矛盾已相對地讓位於它與反叛勢力——新起軍閥和宦官勢力的矛盾”,而“河朔割據的形成，不單單是安史之亂的後遺症，實際上還是新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所造成的一種局麵”。①安史之亂是一次契機，它使得此前集聚於幽營諸州的諸蕃胡人大舉南下。然而這一曆史事件首先又是一次激烈的政治鬥爭、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南下的胡人軍將與河北道本身的軍事力量相結合②,形成了日後雄踞河北一百五十年的河朔藩鎮。眾多學者已經注意到大量胡人在戰後遷入河北的現象，然而與此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日益形成的河朔藩鎮的首要特點並非典型的胡化，而是有了包括政治結構、軍事構成、婚姻網絡諸方麵的自身獨特的性格特征。③早在戰亂平複初期，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就曾向郭子儀的使者西向跪拜並稱“此膝不屈於人若幹年矣”④,表現出對於中央政治的認同。到了元和初年田弘正歸朝時，指出了河北“悉化戎墟”的狀況，是河朔藩鎮對於其身份的自我認定。及至唐末，以河北為代表的胡漢語境更是趨於消解⑤,“胡化”儼然已成為一個曆史名詞。
從這一曆史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安史之亂與河北胡化之間存在雙重關係。一方麵，安史之亂是整個唐前期北方民族矛盾的總爆發，也是中原地區所經曆的最直接、最深刻的一次胡化。隨著安史叛軍的南下及燕政權的建立，大批幽營地區的胡人軍將進入河北，帶來了蕃部蕃兵及相應的軍事組織製度，以及典型的胡化信仰。另一方麵，經此動亂，胡化這一主題反而悄然退出唐後期的曆史舞台，河朔藩鎮取代了胡化，成為唐後期的主要問題之一。一般來說，曆史學家會將這種現象視為民族融合自然而然的結果，然而這隻是一種籠而統之的說法，甚至是對曆史問題推卸責任。任何曆史事件都有緣由，安史之亂以後大批胡人入居河北，同時唐朝綏撫的平叛政策也使河朔藩鎮在政治上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但為什麽叛亂之後的河北沒有再被時人視為“胡地”,而是成為政治割據、禮樂缺失的“戎墟”?顯然，這中間的差異需要我們著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