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討這一問題之前，我們需要對安史之亂的學術稱謂和指涉範圍予以辨析。“安史之亂”的提法，在中國和日本學界相對一致，日本學界稱其為“安史の亂”,如1898年小柳司氮太編寫的《東洋史綱要》下編第十六章題目即為“開元天寶の政治及び安史の亂”①。主要問題在於和歐美學界的對接。目前國內學界不時會將西方學界對此事件的指稱譯為“安祿山叛亂”,這種直譯的方法在無形中使中西學界的研究對象發生了嚴重偏差。事實上，西方漢學界對於這一曆史事件的認識，從宏觀構架上來說仍沿襲了唐代後期逐步形成的定義，即安、史兩姓四人的持續叛亂。霍渥士(Henry H.Howorth)在1881年對契丹的考察中，將安祿山與史思明視為前後相繼的叛亂，認為後者是對安祿山反叛的仿效(imitate),安、史的叛亂是一個整體。①1923年勒內·格魯塞(René Grousset)在《草原帝國》一書中也認為，盡管757年兩京光複，但唐朝的“內戰並未平息”②。蒲立本在1955年出版《安史之亂的背景》時，將史朝義稱為“安祿山的最後一位繼任者”,而以史朝義北逃的762年作為安史之亂的終結。③同樣，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962年法文譯注本《安祿山事跡》的時間下限至寶應元年(762)十二月李懷仙殺史朝義，包含了完整的安史之亂。④在另一篇論文中，戴何都更是明確指出他所謂“安祿山反叛”(La révolte de Ngan Lou-chan)是從755年到763年。⑤至於李豪偉(Howard S.Levy)的《安祿山傳》時間下限止於乾元二年(759),則因為其書是對《舊唐書》安祿山與安慶緒父子二人列傳所做的英譯⑥,足見歐美學界對於安史之亂和安祿山本人之間的關係區分明確。綜上所述，西方漢學界有關“安祿山叛亂”等提法，實質與中國學界所指相同，應翻譯並理解為“安史之亂”。
在此基礎上，有必要對“胡化”論的形成理路予以簡要梳理。“胡”在唐代史料中有狹義和廣義之分。①早在肅宗於靈武即位時，即明確以“羯胡亂常”②指涉安史之亂，此後終唐一朝，“逆胡”、“羯胡”之類詞語始終與這場叛亂相聯係。這個事情被當作嚴格的學術問題提出，則源於20世紀初中日學界普遍關注的種族史學術背景。1926年，桑原騭藏發表《隋唐時代入居中國之西域人》一文，指出“從七世紀至八世紀初，東突厥之默啜成為當地新起的擴張勢力”,當時“康、安等國人在突厥領土東部多有往來”,並在營州一帶商胡中“占據主要位置”。③這篇文章後來被何健民譯為中文，名為《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④1930年，馮承鈞發表了《唐代華化蕃胡考》一文，認為各族羈縻府之設，使得“柳城胡得為奚、契丹、靺羈、高麗也，亦得為雜胡如安祿山之類也”⑤。1933年，向達發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文，指出“康國人素以善賈市著稱西域”,“北魏、周、齊以來北蕃部族入居中國者亦複不少，北蕃有十二姓，其中即有康姓一部落；柳城康姓，當即此輩”。⑥1943年，陳寅恪撰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當時名為《唐代政治史略稿》),在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中，陳氏提出其著名的文化種族觀，指出“唐代安史亂後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鎮與中央政府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係”,認為“凡康安石等中亞月氏種人，皆以勇健善戰著聞”,具體到這場叛亂來說，則“安史之徒乃自成一係統最善戰之民族，在當日軍事上本來無與為敵者也”。①
關於桑原騭藏首倡的安史之亂粟特說，這裏有三點需要指出。首先，這一說法的提出主要依據傳世文獻，如都采納了邵說《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順表》或《新唐書·安祿山傳》關於其本姓康的說法，又如，桑原騭藏與陳寅恪均使用了宋慶禮營州招輯商胡一則史料。其次，純粟特觀點，強調河北胡化。這一說法注意到唐代中期中國東北胡人聚居這一現象，並將其與安史之亂的爆發聯係起來。例如，陳寅恪即指出“即在李唐最盛”的玄宗朝，士族文化源遠流長的河朔地區“胡化亦已開始”這一問題。②最後，也是最需注意者，即這一學說最初恰恰是從它的對立觀點衍生出來的，這一對立觀點即安姓出自安息說，它首先由中國學者陳垣進行詳細探討。在1923年發表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中，陳垣將宋代的安世通考證為安息人，也就是波斯或帕提亞人。③陳垣將此作油印本寄給桑原騭藏，後者遂於次年發表文章予以回應，其中對於陳垣將安世通比定為安息人的觀點不予讚同，並指出“此安姓謂其出於安息，毋寧謂其與安國有關係也。安國即中央亞細亞之布哈拉(Bukhara)地方”,原因則主要在於兩者對襖教一信一否的態度。①雖然陳垣的著作並未提到唐代及安史之亂，但他所提出的安姓來自安息的觀點，卻同樣對後來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純粹的粟特說存在顯而易見的弊端，它無法將粟特人的活躍與當時草原主角突厥的曆史結合起來進行有效的解釋。②1942年，小野川秀美發表了題為《河曲六州胡的變遷》的專題論文，以突厥汗國的興衰為視角，對唐五代時期六胡州聚居的粟特人進行了深入研究，文中三個方麵與安史之亂有關：其一，安史之亂爆發後六州胡人的叛亂與聲援；其二，安祿山等叛軍將領與六州胡的血緣、姓氏關係；其三，胡人假子習俗對安史叛軍牙兵製度的影響。③1952年，蒲立本發表《內蒙古的粟特聚居地》①,對安祿山家族與六胡州的關係、安祿山名字的粟特來源兩大重要問題做出考證。作者在該文中首次提出了“部分突厥化”(partially Turki-cized)②的概念，將其定義為“不再如我們一般印象那樣作為商人和工匠生活在城市中，而是成為遊牧民”,“對於他們來說這無疑是適應其新居地的最自然的方式”,在此基礎上著重分析了突厥汗國與粟特胡人互動的影響。他推測安道買為“六胡州蕃部首領”,708年蘭池州的建立表明唐朝不再對當地實行直接管理，而“代之以非漢族統領的羈縻州”,並推測原因是在張仁願建立起北方防禦體係後，就不必再“對留在鄂爾多斯的胡人繼續實施直接管理”。③小野川秀美和蒲立本的研究極大地深化了學界對於唐前期粟特人的理解，從2000年前後開始，日本學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粟特係突厥”這一概念，集中體現在森部豐於2010年出版的《粟特人的東方活動與東部歐亞世界曆史的展開》一書中。按照森部豐的定義，“粟特係突厥”是指“突厥化亦即遊牧化的粟特人”④,他詳細列舉了唐前期河北地區所居住的北亞及東北亞民族，對相應羈縻州及其與安史軍隊族屬來源的關係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開元初年，東突厥第二汗國默啜勢力減弱，原先從屬於突厥的部分契丹、奚轉而歸順唐朝，為此唐朝在幽州境內設置了羈縻州。同時隨著東突厥第二汗國的崩潰，突厥遺民出現，其中部分遷往河北北部，並在幽州附近的羈縻州安置下來。
不過這些羈縻州成員並不都是突厥人，也包括了粟特係突厥。”①
在有關胡化的學術理路中，還有一個看似細微但屬於焦點的問題，即對於安祿山族屬的爭論。蒲立本提出的“部分突厥化”概念被應用到他關於安祿山族屬的探討中②,並在其隨後出版的《安史之亂的背景》一書中得到集中體現。隨後發表的李豪偉、戴何都、彼得森(CharlesA.Peterson)的觀點，在種族問題上基本沿襲了從桑原騭藏到蒲立本的說法。1995年，意大利學者福安敦(Antonino Forte)出版《質子安世高及其後裔》③一書，通過大量金石碑刻材料，證明安世高為安息國王子，並將其後曆史中的主要安姓人物通過考證進行了血緣聯係，構建出一個從安世高起至唐後期止的完整的安氏家族譜係。在次年發表的《桑原氏關於布哈拉與安姓的謬論》④一文中，福安敦再次重申其觀點，並從源頭上對桑原騭藏的粟特說予以反駁。福安敦的觀點具體到安史之亂上，集中反映在《質子安世高及其後裔》附錄B《論安祿山之安姓來源》中，認為安祿山是突厥人，被安波注一家收養。⑤對於福安敦的觀點，榮新江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判，認為安祿山“為地道的粟特人”。⑥1996年，榮新江撰寫了題為《安祿山的種族與宗教信仰》的文章，經多次修訂，最終以《安祿山的種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亂基礎》發表，從名字、家庭、信仰、軍隊基礎等多方麵論述了安祿山及安史之亂的粟特屬性。①客觀而論，盡管後來的學者較多采取了相對折中的態度，認為安祿山兼具突厥與粟特兩種特點，然而從根本上來說，學界仍傾向於安祿山及安史叛軍的粟特屬性。近年來，鍾焓試圖以內亞民族的視角來重新探討六州胡、安祿山乃至安史之亂的問題。在其2005年發表的《安祿山等雜胡的內亞文化背景——兼論粟特人的“內亞化”問題》一文中，鍾焓強調了“粟特人聚居地帶所呈現的粟特—突厥文化共生融合現象”②。此後他又撰寫《失敗的僭偽者與成功的開國之君——以三位北族人物傳奇性事跡為中心》一文，從長時段的曆史入手，從草原民族的傳說類型分析了安祿山的身世。③到目前為止，學界主流觀點仍更為認可粟特說，但不論是當初福安敦的突厥說，還是當下鍾焓等人的“內亞化”視角，都預示著這個古老的問題還遠未得到令人滿意的解答，值得學界繼續關注和探討下去。
以上我們梳理了近百年間胡化理論的演變理路。拋開百年間各類學說在背景、視角、依據史料、論證方法諸方麵的巨大差異，它們仍存在一個共同的關注點，即安史之亂前夕幽、營諸州大量存在的胡人。族屬文化的激烈爭論之下，始終暗伏著唐朝自身、唐朝與突厥等北方民族間的政治變動。即以種族遷徙說而論，雖然陳寅恪與桑原騭藏主張幽營胡人自索格狄亞那(即粟特)遷來，小野川秀美則傾向於自六胡州遷徙，但他們都注意到了突厥汗國與唐朝間的政治因素對此產生的影響。①隨著中國境內多座粟特人墓葬的發掘，粟特人的生活痕跡和遷徙路線得到了更為充分的印證。榮新江指出新出石刻史料對粟特研究的重大意義，對入華粟特人自西往東的遷徙路徑進行了詳細描述，指出粟特人在河西、兩京、六胡州、河北及幽營地區均有分布。②可以看到，胡化問題看似在講族屬，其實離不開唐朝內部以及周邊的政治、軍事變動，而這也構成了我們隨後展開討論的一個基本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