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揚聲勢是擴大自己影響力的一種手段。一般講，張揚聲勢有兩種方式：一是暗中操作，二是明目張膽。前者老沉，後者淺薄。前者勝，後者敗。
王莽拉攏一批人，形成小集團，這是他謀取人生的一種手段。
王莽當了大司馬，位極人臣，還需要什麽呢他想要個更高的名號。他想要輔助周成王的那個聖人周公姬旦，周公居攝6年，替周成王處理國事3年，製禮作樂，天下太平。南方越嚐（常、裳）國派人給周公獻上白雉。王莽為了冒充周公，暗示別人叫塞外夷人來獻白雉。王莽趁機將白雉送給宗廟作祭品。於是，王莽的吹鼓手們就借此大吹大擂，說王莽安宗廟，也像霍光安宗廟那樣有功勞，當時霍光益封三萬戶，王莽也應該增加三萬戶的爵邑。漢代封爵的等級是以戶數作為計數單位，所謂萬戶侯，就是得萬戶爵位的侯。所封的居民戶是封侯者所統治的，這些戶向封侯者納稅和服役。封的戶越多，財產也越多，實力也越大。但是，這些侯實力都有限，天子管的郡，大的如汝南郡，達四十六萬多戶。諸侯國，相當幹部，小的如廣陽國、泗水國，都隻有二萬多戶。封霍光達三萬戶，已相當於一個小郡、小國，其他人封侯，多數是幾百戶、幾千戶。
王莽親信，先將王莽比霍光，再進一步比蕭相國蕭何。蕭何是劉邦時的名相。再用“白雉”的瑞祥，把王莽比周公。所謂“白雉之瑞，千載難符”。既然王莽與周公有相同的瑞符，那麽，就應該增加封邑，賜予尊號，王莽早就擬好了尊號，叫“安漢公”。王莽親信說，隻有賜號“安漢公”，才“上應古製，下準行事，以順天心”。
元後同意了。王莽如果因此就接受了，那還可能出現麻煩。
為了得到，故意推辭，這是《老子》哲學的“將欲奪之，居固與之”的靈活應用。世俗的貪利，辭有利的事就會在社會上產生轟動效應。當官是有大利的，讀經就是為了做官。皇帝如果來征召，那是一般人巴不得的大喜事。有些人不應征，那轟動效應是可想而知的。有些人就是利用這種現象，多次不應征，用來提高自己的聲望。例如東漢順帝四次征處士法真，法真不應征，名聞天下。當時法真的友人郭正說：“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逃避名聲，而名聲更大。實際上，名聲很大的處士未必有多高的水平。所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當時征聘來的胡元安、薛孟嚐、朱仲昭、顧季鴻，都沒有什麽建樹。魯陽攀英剛被征來時，朝廷設壇席，隆重接待，像對待神明那樣。結果他也沒有突出的本事。所以，社會輿論都說“處士純盜虛聲”。李固用這些事實警戒黃瓊。
儒家提倡禮讓，道家主張予取，二者結合，就產生了以退為進、以禮而取的仕進招數。王莽對此領會和運用都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這種招數到東漢廣為流傳。因此有若幹沽名釣譽的處士混跡其間。
元後同意賜號“安漢公”，王莽上書說：“我和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同商定決策，我現在希望就給孔光等人功賞，不要將我跟他們一塊受賞。”既表現自己謙虛、禮讓，同時也深得同僚的好感。然後甄邯又向元後建議，一定要王莽接受，不要因為王莽與元後是親戚關係就不給賞。王莽再次上書讓。太後招王莽，王莽裝病不去。元後又派人多次去請，王莽執意不肯去。然後有人建議，先按王莽的意思，封賞孔光等人，王莽就會應命。
元後下詔，對孔光、王舜、甄豐、甄邯都增邑加封。王莽還沒應命。元後下詔曰：
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事策，功德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複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
王莽當上“安漢公”，住進蕭何故居，建萬世策，為忠臣宗，可以與周公、蕭何並稱。但是，這隻是名號，是虛的。王莽不但要虛的名號，更要實的權力。
王莽知道年邁的元後厭煩政事，想過清靜的晚年，而王莽正需要實管政事，於是，他暗示親信，說元後不應該管官吏的事，應由安漢公負責審查。元後下詔，隻有封爵，其他事都托王莽代管。特別是官吏的考核，都由安漢公負責。
官吏升降，曆來都是皇帝直接掌握的大權。大權落在王莽手中，他就趁機拉幫結派，排除異己，有了相當於皇帝的實權。安漢公的虛號就由此而轉為實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