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統著大隊人馬，沿著東大路，浩浩****直指成都而進。

他是督辦大臣，欽差大臣，而且是“即署”四川總督部堂。在清朝統製行將結束的這個時候，他的夙願算是達到了。他應該喜歡！應該開胸暢懷地喜歡！他在重慶一切部署齊楚，初初坐著四扶四抬的八人大轎，走上前幾個官站之際，情緒確實很好。每到一個尖站打尖，都要邀約幾個具有一些新舊學問、能做詩文、能通外務，而又能夠談天說地的幕僚，比如總文案夏壽田、文案劉師培、朱山等，到特別為他設備得相當華麗舒適的地方，一麵飲食，一麵“縱橫三萬裏，上下五千年”地談論一些可以娛情而又無幹得失的廢話。到了宿站，除了接見當地官紳，免不了要打起官腔垂詢一些民情物態和地方秩序。之後，仍然是那幾個名士，外搭一些幹練隨員，便圍攏來欣賞他隨帶在身邊的什麽漢刻拓片啦，宋畫真跡啦，以及《老殘遊記》作者劉鐵雲的新發現殷墟甲骨啦，當時還不大為人注重的從敦煌石室漏出來的唐人寫經啦。

這個風雅大員，他來四川的目的，除做總督而外，還有一個，便是要在四川搜集一些古董。他從前做陝西巡撫，因為稍不審慎，接收了屬員偽造的八匹漢磚，鬧過一次大笑話。現在他知道四川地方的漢代遺物很不少，除幾處稀有的漢闕必須墨拓，至於漢磚，那便盡可隨意掘發，據為己有了。他對於宋朝的蘇軾，也頗感興趣。他已收藏有宋刊本《東坡全集》，宋拓成都西樓《東坡書帖》十多卷。他向朋友說，蘇東坡是四川人，他的墨跡，遺留在四川一定很多。

雖說由宋至今，四川兵燹頻仍，文物被毀不少，然而未必片紙俱無；隻要大力訪求，還是找得到的。他對他的這種行為，不僅認為風雅之至，同時還認為於四川也有好處，這是因為他影響所及，足以啟發四川人“好古敏求”之風。所以他曾對幕僚們慨然太息：曆代的四川督，功名之士多；隻有同治、光緒之交，那個安徽人吳棠，在成都創立尊經書院，大刻其書，使四川人知道讀書好學，因而文風丕變，名士輩出，真乃繼承了漢文帝時蜀守文翁餘緒！言外之意，是說他將來的政績，起碼也可比肩吳棠，說不定還可超而上之哩！

但是一過榮昌縣，接連接到重慶轉來的一些密電，他的興致便驟然低落，態度也由瀟灑而轉為急躁，臉上時露憂鬱，口中也時吐太息，端方竟自變成另一個患得患失的俗吏了！

形勢日非，到處都在鬧獨立；武昌也一直沒有克複佳音；而使他感到驚異的，更其是泰西列強並未出頭幹涉，甚至連東鄰日本，也未聽見有何種響動。看來，他的預料，十有七八是靠不住的了。他與夏壽田、劉師培幾個自號懂洋務的人研究起來，都隻感到奇怪，卻說不出為什麽會這樣。

九月二十二日到了資州。行台設在東街原來的考棚內。這地方寬敞，而資州知州朱嶽賓又是一個能幹老吏，很會辦差，還不等欽差的滾單傳到，他早就親自督率工役，徹頭徹尾、徹裏徹外，不僅把行台打扮得煥然一新，並且把預備駐紮隊伍的城隍廟、禹王宮、萬壽宮、天上宮，以及遠在北門外的東嶽廟這些地方，都布置得很周到。

朱嶽賓曉得端大臣隸籍滿洲八旗，對於飲食一門，向來考究。隻管滾單上吩咐不要辦支應，朱知州懂得那不過是句照例官話，若你信以為真，你就得倒黴。因此，自從九月二十二日接到欽差那一天起，他仍然每天支應燕菜燒烤席一桌、魚翅席四桌、海參席二十九桌。好在資州這地方是大去處，官場應酬多，紳士糧戶們對於飲食起居並不模糊，這裏的廚官師的手藝，雖不及省城的關正興，但也有他們的特點，為山東派廚師所不及的地方。朱知州打聽到端大人尚能下箸，他放了心。不過尚覺歉然的，便是行台內，除了壁子上點綴幾幀時下名家的字畫，如前年才告老卸任的資州教官、南溪名士包弼臣的水墨竹石，和他那別有風致的行書；以及資州本地畫家楊朝政的淺絳山水外，更無什麽古董玩器以供欽差大臣的賞鑒。他又打聽到端大人有個怪脾氣，無論公事再忙，每天都要為人寫幾副對聯，或者幾張單條。但凡下屬拿箋紙去敬求墨寶，不但有求必應，即令伺候有不周到地方，他也會格外寬恕。朱知州為了博得欽差大人的青睞，遂也找到一家姓郭的紳士，把他家舊藏的一筒宣紙，裁了一堂屏條，親自送到行台，“求大人法書，使卑職蓬蓽生輝，卑職實實感激無盡！”

隻能怪朱嶽賓的運氣不好。端方自到資州，心緒便亂得像一團麻，他早沒有臨池揮灑的雅興；直到十月初七日，朱知州送去的屏條，猶然四幅白紙，還不曉得落到什麽人手上，派了什麽用場。

端方原來的安排是，到資州後，待大隊伍休息幾天，把派去下川南同黔軍會合，清剿那一帶同誌軍的一個營打發走後，即便啟節西上的。卻因為大局驟變，北京電報已有三天沒接到，他有點發慌，遂將幾個更為親密的幕僚和隨員召集到房間裏來商量，是按照原定計劃再勾留幾天，還是不等分兵就走？

所有的人幾乎無二致地主張他就走。尤其是上個月曾經奉命先去成都走過一趟的湖北省候補道劉景沂和雲南臨安府知府弼良二人，主張得更為急切。

劉景沂說：“資州地方固然不小。可是比之成都，那便差遠了。一則，成都是省會，陸軍十七鎮大部分拱衛著省垣，午帥接印後，軍權到手，不特可以指揮陸軍，就連現在調集在成都的十幾營巡防，也應服從午帥調遣。那時，再加上我們隨帶的一標一營精兵，起碼也可肅清川西、川南和川東上遊。縱令天下多事，午帥也大可以為朝廷保住這片幹淨土，徐謀恢複的了；再則，資州這地方是通衢大道，四麵受敵。現在民匪遍地，異常猖獗，我們所帶鄂軍，雖說精悍，到底主客異勢，人地生疏；而午帥現在尚隻是一位查辦大臣，這不惟在調動地方軍隊上不甚得心應手，即在招撫民匪事務上也難敷誠取信。設若午帥趕到成都，接印以後，名正而言順，情形當然不同了。”

弼良是四川布政使尹良的兄弟。尹良一直充當著端方的坐地偵探，自從鐵路風潮起後，他與端方就密電往來不絕。以前，趙爾豐利用他，尚聽他的話，有事也肯同他商量。自從端方奏參了趙爾豐，逐步逐步要取而代之，使趙爾豐恍然上當之時起，尹良頓然就變成趙爾豐的眼中釘，要是趙爾豐那時沒有顧忌，尹良雖不致有性命之憂，卻也難免要丟紗帽。尹良深知這種利害，所以才借弼良的口，極力勸誘端方迅速到成都去。因此，弼良敦促端方西上的理由，比劉景沂說的簡單，但頗具體。他說，趙爾豐堅拒不釋放蒲、羅等人，更為激起川人憤怒。但在他**威壓製之下，川人又把他莫計奈何。要是午帥一到成都，即將這些人提出釋放，這些人都是民望所歸的，彼時，午帥所收得的，當然不隻是這幾人之心，而是全川紳民之心。人心既得，凡百所求，那便不用操心了。弼良所傳的尹良這番話，恰恰打中了端方心窩。他遂決定利用這個時機，趕上成都去收買人心，“真的，人心是無價之寶，若果收買到手，豈特四川亂事不平自平，或許當真繼承了駱秉璋的勳業，也未可知哩！”

但是就在此際，餘大鴻來了，隻一席話，又使端方變了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