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遼闊的疆域為民族交流提供了寬闊的舞台。各民族之間聯係加強了，民族融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民族問題與疆域問題聯係緊密，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滿族人不僅在開疆擴土方麵成績卓越，在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方麵也多有貢獻。
滿漢一體，華夷一家
同是少數民族，清朝統治者和元朝統治者有很大的不同。
元朝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將民族分為四等，通過製造民族裂痕達到目的。元朝統治者始終沒有將自己融入中華民族的主體文化中，所以它的統治沒有廣泛的基礎，盡管開始很強大，但不到一百年，就滅亡了。元朝沒有出現令人興奮的輝煌。清朝統治者在入關以前遠不如元朝初年強大，而它所麵對的對手明朝及廣大的漢人卻比元初麵對的南宋強大得多，但由於它在民族問題，在曆史認同、文化認同等方麵，做得比元朝好，所以清朝的曆史前途就比元朝光明得多，並出現了光芒四射的盛世景況。
早在滿洲入關前，皇太極就製定了“滿漢一體”的政策。當初這個政策的出發點也許是出於策略的考慮。因為滿洲人的數量、文化程度都無法與漢人相比，隻有依靠漢人、利用漢人，才能達到控製漢人的目的。入關後，攝政王多爾袞和順治帝福臨一方麵盡力維護滿洲貴族特權，確立了“首崇滿洲”或“滿洲根本”的國策，但另一方麵，也反複強調滿漢一家，並在政治上切實有所體現。就是在這種反複強調中，滿洲人不自覺地改變了自己，以比較謙虛和寬廣的心胸，接受了漢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使自己逐漸融入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海洋中。
清軍的入關，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沒有吳三桂的投降和引導，清軍無論如何不會那麽迅速就占領北京。這一點連滿洲人自己都沒有想到。然而，清軍自踏入關內的第一步起，就知道要爭取漢人的心。他們宣稱是為死去的崇禎皇帝報仇，是被請來驅逐“流寇”的。他們進入北京的第三天，就下令全國上下為崇禎皇帝發喪三天，按皇帝的規格為他舉行葬禮。這個命令，一下緩解了漢人對滿洲人的對立情緒，“官民大悅”。
幾天後，又宣布為崇禎後妃、兩位公主、天啟皇後張氏、萬曆妃劉氏等人建造陵墓，按皇家禮製下葬。一個月後，攝政王多爾袞派大學士馮銓祭祀明太祖及明朝諸帝，在祭文中特別闡述清取代明，“乃天之定數”，如四時遞禪。這就無異於說，大清得天下是上天的安排。但他們對前朝又表現出謙恭和尊重的姿態，把明太祖神牌移入“曆代帝王廟”，享受清朝的朝拜和祭祀。同時，多爾袞沒有忘記深受漢人景仰的曆代“聖賢”，對各地所建的“聖賢寺廟”一律予以保護，“禁民侵擾”。多爾袞還大搞尊孔、祭孔的活動，在孔子的神位前，表達他們的虔誠和敬仰。他們依照宋朝以來的做法，繼續封孔子的嫡係裔孫為衍聖公，給予獨尊的政治地位，這就向全國士紳昭示：大清仍將遵循儒家思想路線不變，是維護儒家道統的合法統治者。順治八年(1651年)，順治皇帝祭告黃帝文中有這樣兩句話：“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繼道統而新治統。聖賢代起，先後一揆。功德載籍，炳若日星。”這話看似簡單，實際上內涵豐富，表明了清人承認曆史上的道統觀和治統觀，自己的治統是由道統決定的，從而論證自己治統的合理性。在用人、科舉考試等方麵，多爾袞和順治皇帝也多照顧到漢族士人的利益，多次宣諭“滿漢一家，同享升平”。多爾袞還允許滿漢官員相互通婚。多爾袞以及親政後的順治皇帝實行的“滿漢一家”的政策，為以後帝王的民族政策開了一個好頭。
康熙對孔子的尊崇更是讓人由衷地產生敬意。從康熙元年開始，每年二月和八月份都要舉行祭孔，派大學士擔任主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康熙冒著嚴寒，首次南巡，專門至孔子家鄉曲阜朝拜。及至闕裏，先由孔廟奎文閣前，步入大成殿，向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大禮，並宣讀“禦製祝文”，讚揚孔子“開萬世之文明，樹百王之儀範”。他恭聽孔子後裔講儒家經典，並宣布旨意：“至聖之道，與日月並行，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成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康熙遍覽孔子“聖跡”，特書“萬世師表”匾額，表達虔誠敬奉之情。應該說，康熙對孔子的尊崇，是真誠的。他以滿族皇帝之尊，拜倒在漢人尊奉的先師麵前，表現出政治家的博大胸懷和遠見卓識。這對衝破狹隘的民族觀念，消除滿漢民族問的界限，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行動，感動了很多人，就連那些明末遺老，特別是尚持敵視態度的部分儒士也為之心動，漸漸地，內心深處也開始向清朝方麵靠攏。
康熙率先垂範尊孔重道，有利於從思想上贏得漢族知識階層對清朝的認可。不僅如此，康熙還真正用功夫學習儒家經典。他於康熙十年二月正式舉行“經筵禮”，聘請有學問、操行高尚的儒學大師做自己的老師，每年春、秋兩季給他講解經書要旨，討論經書之疑難，探討經書上說講的為政之道。他幾十年如一日，堅持不輟，終於成為學問博洽的一代帝王。除了自己學習，康熙還想辦法讓自己的族人盡快掌握儒家經書和中國曆史文化。他把自己學習的講義刊布出來，供滿族王公貴族們閱讀。如康熙十幾年，他將《日講書經解義》譯成滿文刊布，親自送給諸王、貝勒、貝子、公、內大臣等每人一部。康熙很喜歡讀朱熹編的《資治通鑒綱目》，認為有裨於治道，於是就在內廷設立書局，把它翻譯成滿文，並為之作序。他還親自挑選儒家經典，組織翻譯。通過漢籍滿譯，中國傳統文化在滿族中迅速傳播，促進和加快了滿族漢化的進程。
4-1康熙
康熙十七年(1678年)，又宣布開設博學鴻儒科，全國名士一百四十三人應考，取錄了五十名，俱授以翰林院的官職，令其纂修明史、整理經籍。當時除去有比較強烈的反清和反對君主專製思想的名士，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外，不少知名學者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齡、施閏章等人都來京應選。
康熙南巡時，常常召見有名望、學行好的知識分子，以示敬重，未參加過考試的就欽賜出身，有名節的給予表彰。
康熙對修長城的態度，也很能反映出他在民族問題上的寬闊胸襟。長城是曆史的產物，是為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而修築的防禦工程。滿洲人在明朝也是長城的防禦對象之一。滿洲人成為北京的新主人後，如何對待長城？康熙三十年，丁部將古北口總兵官蔡元請求修理古北口一帶的殘破長城的奏疏，上呈康熙，康熙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說“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二號恃險阻”。“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渭眾誌成城者是也。”康熙不修長城，撤長城之防，表麵看，是邊防思想的轉變，實際上，則是對秦以來兩千年間政治地理觀念及國家大一統觀念的巨大變革。從此，長城不再是民族之間的壁壘，多少年來長城內外的兩個對立的部分連成了一體。華夷之防的觀念，在康熙看來，已經過時、陳腐不堪廠。
雍正在用人方麵很重視滿漢兼用，明確反對民族歧視。雍正六年，有一個叫滿珠錫禮的滿族人提出，京營武弁等員，參將以下，千總以上，應參用滿洲人，不宜專用漢人。雍正認為，這種想法有違“滿漢一體”的原則，不利滿漢關係的和諧。雍正卜一年(1733年)五月，為調和滿漢關係，雍正向內閣官員發表談話，說：我朝崛起於東海之濱，統一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他對滿、漢名稱的解釋雖不能說是準確的，卻把一個曆來嚴肅的，政治化的話題一下子變得輕鬆了。他說，滿漢名稱，“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並非內外之別也”。
對華夷關係，雍正有更開闊的視野。為了反駁呂留良、曾靜等人主張的“華夷之分，大過君臣之義”等言論，他提出“華夷無別”，認為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自己雖是滿洲人，但是與舜、文王一樣，完全可以合法地做中國的皇帝。這與他的祖先皇太極宣揚的“天子惟有德者居之”是一脈相承的。
乾隆在民族融合方麵做了更多的工作，他對蒙古土爾扈特部的妥善安置和對少數民族宗教領袖的殷勤接待，成為中國民族關係史上的佳話。
維護多民族統一
清朝為了維護多民族統一的局麵，采取了多種策略和措施，從效果來看，應該說，這些策略是成功的。當然，清朝統治者有其私利，這就不免使它的民族政策帶有一些局限性。
一、針對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策略
對本民族，清政府采取了兩項明顯的優待政策，一是堅決地保持滿洲故士作為滿族人的固有地盤，不允許漢人到此開墾。這是為應付最壞情況的預防措施。也就是說，將來萬一自己被打敗，還能夠像蒙古人一樣退回老巢。二是每一個滿族男丁，都有一份薪餉。這一方麵是為他提供生活保障，另一方麵使他能夠專心從事軍事訓練，以保證八旗軍隊的戰鬥力。這兩項政策因與現實脫節，都沒有達到預期目標。
對待漢人，主要是用科舉將漢族士人牢牢地束縛在儒家經典和八股文上。同時在經濟、政治上保護地主階層的利益。如在康熙、雍正的上諭中，屢次提到要維護地主、富農的利益，把他們當作“國家所愛養保護之人”，欠租的佃農都要“嚴加懲處”，並由官府把租額“勒追給主”。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朝頒布了捐納製度，凡是地主士紳的子弟，隻要有錢，就可以捐銀得實官。此後，捐納一途即成為科舉的一種補充。但對漢族文化係統中的“華夷之辨”等漢族中心論思想，清朝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和打擊，不許漢族優越論有絲毫的抬頭。當然對漢族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統治者是誠心接受和虛心學習的。總之，清朝統治者對漢人是既用又防。
對蒙古人，清統治者的態度與對漢人又有不同，他們同少數民族，在感情上更容易接近，清皇族與蒙古貴族世代聯姻，成為一種定製。入關後清廷嫁給蒙古貴族的皇女、宗女達二百多名。乾隆朝宗室女一半嫁到蒙古。用婚姻控製蒙古人，事實證明，極其成功。公主的兒子自幼隨著母親在外祖父或舅父的皇宮中遊戲、學習，成人後自然心向皇朝。十七世紀九十年代，康熙在多倫諾爾(今內蒙古多倫縣)舉行盛大的宴會，招待蒙古高層，發現很多蒙古王公竟是自己的外甥或外孫，且大都是在北京的皇宮裏長大的，不禁大為得意。清政府對蒙占王公的封賞從不吝嗇，他把蒙古看成自己的第二個後院。盡管如此，滿洲人仍然有深層次的防範意識，如不讓蒙古人跟漢人來往，不允許學習漢文，不許保存漢文圖書，不許請漢人擔任教師，不許子弟進入漢人學校，不許看漢人的戲劇，目的在於使蒙古人與先進文明隔絕，使之永遠處於一種無知的狀態。
對西藏，尊重藏族人的宗教，以隆重的禮節對待達賴和班禪。因為西藏人信喇嘛教，達賴和班禪在藏民中有崇高的威望，所以中央政府以非同尋常的規格接待他們，為的就是“敬一人千萬悅”。對維吾爾人，清政府沒有像對蒙古人和西藏人那樣重視，連籠絡式的優待都沒有，主要采取壓製的手段。清廷禁止維吾爾人與漢人雜居，維吾爾族聚居區的城市都分成兩部分--漢城和回城，漢人居住在漢城，維吾爾人居住在回城，維吾爾人和漢人不能通婚。其目的也是防止漢人與維吾爾人聯合起來，對滿洲人的統治不利。
4-2清朝疆域圖
清朝對不同民族聚居區根據實際情況實行不同的管理製度。漢族聚居區實行郡縣製；蒙古族聚居區實行盟旗製；維吾爾族聚居區實行伯克製；遊牧的哈薩克、布魯特、蒙古諸部以及吐魯番、哈密等地的維吾爾族人實行劄薩克製；台灣與海南島實行郡縣製。
對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衣冠服飾等，清朝基本是因其自然，不加幹預。如對西藏的風俗問題，乾隆就說過：“西藏乃極邊之地，非內地可比，其生計風俗，自當聽其相沿舊習，毋庸代為經理。”針對蒙古族的服飾，他也說過：“至於衣服製度，不妨仍其舊俗，若因歸降天朝，必盡用天朝服色，勢亦有所難行。”
二、重視與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和宗教領袖建立密切聯係
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和宗教領袖，是清朝政府對民族地區進行管轄的重要代理人，有效地控製各少數民族的上層人士，充分利用他們熟悉本民族特點和在本民族中的凝聚力、號召力，統轄部眾，貫徹朝廷意旨，化解矛盾，就能夠有效地維護清廷的統治。所以朝廷非常重視與他們的關係。對蒙古族是如此，對其他各族也是這樣。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以後，清廷把位於承德的熱河行宮改建為規模宏大的避暑山莊。山莊內，有青磚素瓦北方民居式的便殿、金碧輝煌旌旗招展的蒙古包；山莊外，朝廷不惜財力修建了俗稱外八廟(實際是十一座)的一座座宏偉壯麗、各具少數民族特色的喇嘛寺廟。自康熙開始，除了雍正，皇帝每年大都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在此處理朝政，接受各少數民族王公貴族的朝覲。承德成為北京以外的第二個政治中心，並由此形成了俗稱“年班”、“圍班”的少數民族上層人士朝覲製度和木蘭隨圍製度。在這一製度下，每年各少數民族上層人士，都有一兩個月近距離地與皇帝生活在一起，結交宗室王公和文武百官，享受清廷高規格的優待和禮遇，從而有力地加強了各少數民族對中央的向心力。
清朝對喇嘛教和伊斯蘭教都很尊崇。清朝政府在承德修建的廟宇，其富麗程度超過建在這裏的皇帝的行宮，為的是接待喇嘛教宗教領袖，贏得他們的心。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來到北京，第二年在北京去世，雍正派人護送其遺體回蒙古，並在庫侖為他修建了慶寧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維吾爾族的伯克霍集斯、霍什克等來到北京，清朝均封以王公，賜以華美的宅第，在北京西長安街為他們修建了禮拜寺，還把他們的隨從兵士編為八旗的佐領。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禪厄爾德尼到承德覲見乾隆，後在北京圓寂，乾隆為他修建了清淨化域塔。
三、恩威並濟的兩麵手法
康、雍、乾三代皇帝都非常諳熟“恩威並濟”的統治術，處理民族問題，他們也是遵循這個原則。上述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他們施以恩惠，維持其在本民族的地位和特權，是“恩”的體現。但當一些少數民族首領拒絕恩寵，公然反叛時，清朝的鎮壓也是毫不留情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進行了許多戰爭，大都是鎮壓民族叛亂。清朝對蒙古在曆史上對中原皇朝的威脅非常清楚，認為要消除此威脅，就要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針，“眾建而分其勢”。也就是說，把它的勢力和力量分散了，它就沒有力量對中央構成威脅了。清廷貫徹這個方針是堅決的，當年厄魯特蒙古部王公阿睦爾撒納想總統權力，違背了這一原則，就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乾隆晚年總結經驗時說過這樣的話：“中國撫馭遠人，全在恩威並用，令其感而知畏，方為良法。”這個話，大概隻能內部傳達，不可公開發表，否則，那些受到恩寵的各少數民族的王公貴族們又作何想？然而，它確實說到了問題的本質。康、雍、乾三朝采取多種策略解決民族問題，不過是這一手段的應用和表現。
土爾扈特部回國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自古以來就生活著不同的民族，他們是這塊土地的主人，他們熱愛這片土地，對這片土地充滿感情。在曆史的長河中，各族人民大多數時間是友好相處的，但有時也會發生民族糾紛，甚至民族戰爭。然而，從曆史發展的趨勢看，民族之間的友好合作愈來愈占主流，對祖國的認同感愈來愈把各族人民的命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土爾扈特萬裏回歸祖國，反映了漂泊在外的赤子對祖國的一片癡情，也是康乾盛世時期民族融合的最為感人的曆史畫卷之一。
土爾扈特部屬於厄魯特蒙古的一部分。明朝崇禎元年，土爾扈特部為逃避準噶爾部的迫害，被迫西遷，離鄉背井，遊牧於伏爾加河下遊地區。此時，沙俄勢力不斷向南擴張，土爾扈特部深受其欺淩壓迫之苦。他們與當地各族人民一起，曾經多次掀起反對沙俄的鬥爭。土爾扈特部雖然移居他鄉，但始終不忘故土，與祖國的厄魯特兄弟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清朝建立後，又多次派人奉表入貢，與清廷建立聯係。順治十四年(1657年)，土爾扈特派代表進貢駝馬二百餘匹，並希望在歸化城開展互市，清朝完全答應了他們的貿易請求。康熙打敗噶爾丹，土爾扈特“人貢慶捷”，表示祝賀，康熙大為感動，予以優賞。後來，準噶爾的策妄阿拉布坦崛起，繼續對抗清朝，截斷了土爾扈特與清朝的來往通道，阿玉奇汗就遣使假道俄國，繼續與清朝保持聯係。為了撫慰遠離祖國的土爾扈特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專門派出由內閣侍讀圖理琛為團長的使團，前往探望，受到阿玉奇汗的隆重接待，阿玉奇深切表達了對故國的思念之情。圖理琛往返三年，並將這次出使經過詳細地記錄下來，寫成著名的《異域錄》。乾隆時期，準噶爾叛亂被徹底平息，土爾扈特再次派使者赴京，向乾隆皇帝陳述對祖國的感情。十八世紀中期前後，沙俄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麵加強了對土爾扈特的控製，欲把土爾扈特變成它的一個行政區域，同時屢征土爾扈特人與鄰國打仗，妄圖使土爾扈特充當它對外擴張的工具，從而激起了土爾扈特人的強烈反抗。此時，國內曾經威脅他們的準噶爾部的叛亂已被清廷徹底製服，土爾扈特人於是決定返回祖國。
4-3土爾扈特部東歸路線圖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冬，在渥巴錫汗(阿玉奇汗之孫)的率領下，土爾扈特三萬三千餘戶，十六萬九千多人踏上了返回祖國的漫漫征途。回國的路是艱難的。沙俄派兵追擊，哈薩克出兵攔截，他們不得不且戰且走。疾病、嚴寒、荒漠都沒有把土爾扈特人嚇倒，他們克服重重艱難險阻，曆時八個月，行程萬裏，終於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抵達新疆伊犁。這時，他們隻剩下七萬多人，那九萬多人或在戰鬥中犧牲，或在嚴寒、饑餓和疾病中死去。當乾隆得知土爾扈特已經到達伊犁時，激動異常，立即表示歡迎他們歸來。他被土爾扈特人對祖國的真摯情感所感動，對他們遭受的苦難及付出的巨大犧牲表達了深切的同情。他下詔調發牛羊、穀米、茶葉、羊裘、氈廬等大批急需物資給歸來的土爾扈特人，還撥發二百萬兩白銀，使他們的生活得到周到的安排，讓他們真正感受到祖國的溫暖。同年九月，受乾隆皇帝的邀請，渥巴錫汗率屬下赴承德避暑山莊。乾隆親切接見了他們，賜渥巴錫汗為舊土爾扈特卓裏克圖汗，下屬分別被封為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爵位，並在萬樹園舉行盛大宴會款待他們。土爾扈特部被安置在它的故鄉，分設十旗，受伊犁將軍管轄。乾隆還親自撰寫了《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兩文，刻碑立於承德普陀宗乘廟，以作紀念。
六世班禪千裏覲見
在乾隆皇帝七十壽辰的時候，六世班禪走出雪域高原，千裏迢迢來到承德覲見，為皇帝祝壽。西藏，經過了幾十年的動**，歸於平靜。六世班禪的這一盛舉，既代表了西藏心向中央的意願，也是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象征，為乾隆之盛世增添了光彩。
班禪在喇嘛教中的地位僅次於達賴。達賴和班禪都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門徒，達賴是大弟子，班禪是二弟子。宗喀巴宣稱他的兩個門徒都是佛陀投胎，永不死亡。即使肉體死了，靈魂也不滅，會立即再轉生。所以，他們死後，就要尋找他們的化身--轉世靈童，藏語叫“呼畢勒罕”。原來班禪與達賴同住在前藏首府拉薩。當時信奉紅教的藏巴汗居住在後藏的首府日喀則城，與黃教對立。後來達賴宗教政府的行政首腦(巴第)桑結，向統治青海的始固汗邀兵，殺掉藏巴汗，把藏巴汗管轄的後藏地區獻給黃教教主。於是達賴留在拉薩，班禪遷到藏巴汗所住的日喀則。
班禪在康熙五十二年的時候，被皇帝敕封為班禪額爾德尼，賜金冊金印，確定他在喇嘛教的崇高地位。除五世達賴曾進京朝覲過順治帝以外，曆代達賴、班禪均未走出雪域朝覲清朝皇帝。六世班禪這次來，可以說是劃時代的。乾隆盛世，西藏安寧。六世班禪巴丹益喜早就希望赴內地朝覲乾隆帝，乾隆帝也很想會見班禪，隻是由於西藏與內地山高路遠，班禪又未出過夫花，乾隆對其來內地實在不放心，“不便令其遠涉”，所以多年來班禪一直未能成行。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乾隆帝七十歲壽辰。一年多之前，全國上下便開始為他“古稀”之年的萬壽節盛典做準備。
六世班禪也很想藉此實現覲見皇帝之夙願，於是通過國師章嘉活佛轉奏朝廷，要求前來祝壽。乾隆欣然應允，並很快作出周密的迎接計劃。將其覲見祝壽活動安排在避暑山莊，班禪直赴熱河參加盛典，為的是使他避開內地的炎熱，避免痘疫的感染。乾隆想把這次祝壽慶典辦成重大的國事活動，屆時“外藩畢集”，班禪大師領班誦經，皇帝會見各少數民族上層人物，以昭示盛世氣象，進一步加強各民族的向心力。乾隆帝對班禪的前來表現了非常的關切，傳諭在熱河建造專供班禪居住的廟宇，即今承德“外八廟”之一的須彌福壽廟，麵積共計三萬七千九百平方米，仿後藏日喀則紮什倫布寺而建，雄偉壯觀、富麗堂皇，僅兩殿寶頂鍍金就用了一萬五千多兩上等金葉。乾隆帝多次向駐藏大臣頒發諭旨，要求對六世班禪來朝事作出精心安排。他本人努力學習藏語，以與六世班禪進行交流。
4-4六世班禪像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禪在二千多名藏族僧俗扈從及駐藏大臣所率官兵陪護下啟程東行，克服各種困難，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二十一日抵達熱河，行程萬餘裏，曆時一年零一月餘。其間，乾隆帝密切關懷和關照班禪之行，多次派大臣攜帶禦用朝珠、馬鞍等物，沿途勞宴，並命皇六子恒親王同大活佛章嘉呼圖克圖等前往迎接。
乾隆對班禪遠道而至，倍加慰問。第二天，就去“班禪行宮”回訪看望班禪。按照當時的禮製，這是特殊的“恩典”。
兩天後，乾隆在具有蒙藏風情的萬樹園宴請班禪，王公大臣、蒙古各部王公都參加了，場麵十分隆重。
為了接待班禪，乾隆停止了該年的木蘭秋獮，多次在避暑山莊召見班禪，詢問八世達賴的情況。六世班禪是八世達賴的老師。他告訴乾隆，達賴已經成人，深明經典。乾隆希望班禪“扶持達賴喇嘛，大興黃教”。班禪在熱河住到八月底，他每天率眾僧為乾隆誦經祝福，有時也到普陀宗乘廟講經。成千上萬的信徒前來聽講，頂禮膜拜。
九月二日，班禪來到北京，住在順治為五世達賴特建的西黃寺。乾隆在皇宮多次召見班禪，賜宴，並給予大量的封賞。班禪在北京受到眾人的歡迎和尊敬。每天去班禪駐地西黃寺的男女信徒，絡繹不絕，請求祝福，其中有親王、王公大臣，很多人就是為了一睹這位“神王”的風采。不幸的是，乾隆皇帝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班禪感染上了天花，十月二十九日出現高燒症狀。乾隆遣禦醫診視，並親臨探望慰問。十一月二日，班禪病情惡化，死於西黃寺，時年四十二歲。乾隆瞻見班禪遺容，淚流滿麵，暈厥過去。乾隆為六世班禪舉辦了隆重的喪禮，用赤金七千兩造金塔一座，將班禪肉身迎入塔中，在西黃寺誦經百日後，派理藩院尚書博清格扶靈護送到後藏紮什倫布寺。
六世班禪不遠萬裏來內地覲見皇帝，距離五世達賴來京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喇嘛教的兩位最高領袖來見清皇朝的最高統治者，其情況已有很大的不同。五世達賴來京是由於清政府的“敦請”，而班禪這一次則是完全出於內心的自願。乾隆帝對班禪的關切和照顧，有政治因素，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真情的流露，是誠摯的。這個變化，反映了中國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講一步發展。
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與西方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外關係方麵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明朝末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貢呈自鳴鍾，與中國士大夫交往，翻譯西方科學著作等，為中國學界帶來一縷清風。泰西文明一時成了一些士大夫的時髦學問。與傳教士交往，向他們學習西方科學的風氣一直延續到康熙年間。康熙皇帝就是一個西學愛好者，他除了刻苦向傳教士學習各門西學知識，還授給他們官職，發揮他們的長處，如任命湯若望(日耳曼人)等人掌管欽天監，負責編修曆法；任用南懷仁(比利時人)、白晉(法國人)等人製造火炮，繪製地圖；在外交上，也讓傳教士發揮作用，如在中俄交涉中，康熙曾讓傳教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張誠(法國人)從中斡旋，並充任翻譯。由於他們的貢獻，康熙在傳教方麵給予一定的方便。康熙還曾多次派傳教士出使歐洲，很可惜，大都是有去無回。康熙對傳教士的科學技能很重視，親自修改傳教士德裏格、馬國賢給羅馬教皇的信，以他們的話表達自己的意願，即希望教皇派更多的精通天文、律呂、算法、畫工、內科、外科的傳教士來中國。但傳教士的任務是宣揚宗教，甚至想用西方的宗教取代中國固有的文化，這就與清朝的統治產生了衝突和矛盾。所以康熙對傳教士的活動一直監視甚嚴。他對那些能守中國規矩、尊重中國風俗的傳教士尚能敬重，但對那些惟我獨尊，不許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子的傳教士則不能容忍，堅決地予以限製和驅逐。特別是羅馬教皇公然利用傳教幹涉中國內政，更讓康熙不滿，他晚年下諭嚴禁教士傳教。雍正時，清政府規定，除留京效力的傳教士，其餘各省教士必須回澳門或回國。乾隆時又製定了西洋人傳教治罪條例，使傳教士受到極大的限製。
經康、雍、乾三朝，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基本上在清朝允許的範圍內進行。他們溝通了清朝與西洋的聯係。雖然他們不能代表西方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學術文化，甚至帶來一些在西方早已過時的學說，但畢竟屬於西方近代的東西，所以，對於他們的積極作用，還要實事求是地給予肯定。清朝通過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了解了西方。
4-5佛教傳入中國建的第一座寺廟
但是，傳教士對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力非常有限，他們所帶來的進步的科技知識，在汪洋一般的儒家文化中很快就被消解融化了，而且在中國的文化寶庫中，能夠找到與之相類似的東西。所以，當後來代表國家的西方使者來向中國展示他們的先進技術時，中國並沒有表現出震驚，更沒有意識到落後。傳教士讓統治者了解了西方文化，但了解的結果並沒有激起危機感和對世界先進文化的奮起直追，反而是對西方文化的排斥和對固有文化的更加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