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中國近代商業發展史，潮商張弼士是一個不得不提的人。張弼士的一生，是19世紀末華人亦官亦商、權力與財富相結合的一個典型。由於受到荷屬殖民地統治者的青睞，張弼士由一個“賣豬仔”出身的小商人，在短短30年間成長為南洋首富；作為著名的愛國僑領，“客家八賢”之一，張弼士更是清朝的“紅頂商人”。
就官位而言，張弼士曾獲賜一品頂戴；就財力而言，張弼士資產達8 000萬兩白銀，而當時的大清國庫年收入也隻有7 000萬兩白銀，其可謂“富可敵國”。張弼士不僅留給後人天文數字般的財產，更以創張裕葡萄酒而傳世，留下一個令人敬仰的百年老店。而美國人稱他為“ 中國的洛克菲勒”，這可能是唯一獲得這樣稱呼的中國人。類似的隻有人稱“民國第一銀行家”的陳光甫，被美國人稱作“中國的摩根”。
楔 子
1858年盛夏時節的一天上午，在大埔通往汕頭的山路上，一隊青壯年男子正逶迤而行。這是一支下南洋的隊伍。這一年，大埔一帶遭災，下南洋成了很多鄉下人唯一的活路。
幾百年來，這條山路上不知走過多少支這樣的隊伍。這些下南洋的青壯男子，因為家貧買不起船票，幾乎全是以“賣豬仔”的形式賣身前往的。多少年來，這條山間小路，背負了多少望郎妹的希望，演繹了多少悲歡離合的故事。
眼前這支隊伍的最後，是一位清瘦高挑的年輕人，他一襲青灰長衫，肩挎簡單的藍花布包袱，雙目戀戀不舍地看著路兩旁的青山綠水。這個年輕人，就是大埔黃堂鄉的青年張弼士。張弼士的父親是山村教書先生，母親是普通村婦，家中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
與別人不同，小張家中還不至於吃不上飯，他下南洋是為爭一口氣。
前幾天，小張到姑父家幫忙放牛。一次疏忽，他放的牛吃了別人田裏的秧苗，被人告到姑父家，姑父氣得對他又打又罵。張弼士說：“你不要太看不起人，將來我要混好了……”姑父卻挖苦他白日做夢，把張弼士氣得臉色發青。一氣之下，張弼士跑回了家，正好碰上一位在南洋經紀當鋪的鄉親來拜訪他父親，這是他父親從前的一位學生，現在在南洋混得還不錯。這讓一直為未來苦悶不已的張弼士一下子找到了希望：對呀，為什麽不下南洋？出去怎麽也比在家憋死強！
這天早晨，17歲的張弼士，跪下向老父頻頻叩首後，毅然轉身離去。父親身邊，母親與剛剛成家的媳婦陳氏相擁而泣。
山路彎彎，碧草青青。山風吹過，不遠處飄來牧童的歌聲：
滿山青草無紅花，莫笑窮人戴笠麻，慢得幾年天地轉，買回陽傘送大家。
這樣的山歌，張弼士自己不止一次唱過。今天聽來，別有一番感受，那急欲改變貧困命運的歌聲，再一次讓他熱血沸騰。家園雖好，終非久留之地。為了活得更好，活得更精彩，好男兒自當四海為家。
“別了，故鄉！”走上山頂，回望愈來愈遠的家鄉，張弼士深望一眼後，堅定地轉身向山下的韓江走去。那裏，下南洋的大眼船已經升起風帆。
蟄 伏
到了印尼巴城（現雅加達），張弼士才發現，茫茫大海上,坐豬仔船時吐得一塌糊塗的痛苦日子，簡直是一種幸福。因為，那時船上的每一個人，都揣著滾燙的希望，覺得遠方有一個光明的前景。而上了岸，雖然濃鬱的異國風情讓這些初來乍到的人感到新奇，但大家更關心的，還是怎樣才能掙到白花花的銀錢寄回家。而在異國他鄉，除了父親的那個學生，張弼士可謂舉目無親，工作很不好找，更不要提發財了。那種失去希望的巨大失落，讓這個17歲的年輕人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拚。經過幾天的失望徘徊後，小張重新振作起來。
在巴城，經過老鄉們的輾轉介紹，張弼士當過米店雜工，做過礦工，最後到一家姓溫的福建華僑開設的紙行當幫工。此時，已經3年過去了。忙忙碌碌中，暴富的奇跡沒有發生，但小張總算站住了腳，能養活自己了。
一次，一位從歐洲來的海員拎著一箱子貴重東西，找到張弼士的住處，請他驗收。張弼士很奇怪，對這位海員說：“我在歐洲沒有親戚，這東西不是我的。”海員麵露難色：“你看，地址和姓名都沒有錯，退回去我怎麽交代？”雖然托運單上的收貨人明明是自己，可是張弼士堅決不收。最後，那位海員隻好采取了折中的辦法，暫時將箱子寄放在這裏，等複查清楚再處理。臨走時他還說道：“如果一年以後，還沒人領，這個箱子就是您的了。”
不管箱子裏有什麽，一窮二白的小張能這樣做很是難得。雖然遠在他鄉，小張還是恪守為人的本分。因為小時候，他就從鄉鄰嘴裏知道父親拾金不昧的高風亮節。“天知、地知、神知、鬼知、己知。”張父一貫以這“五知”來教育後人，君子愛財要取之有道。
一年時間很快過去了，箱子依然沒人來取，張弼士也依然未將它打開，他還在耐心等待箱子的主人。張弼士什麽時間打開這個箱子的，人們不知道，但很多人猜測小張肯定是得了意外之財。但人們發現這個小張像什麽事都沒有發生一樣，人前人後他還是那樣樸素、那樣勤奮。這是一件當時傳得很遠的奇事，尤其是後來張弼士發跡後，傳得更是邪乎，說他是走“天財運”發家的。張弼士這個人生性熱情，在初來南洋的頭幾年中到處奔波，也接觸過不少來南洋的歐洲人，也許是哪位曾接受過小張幫助的人以匿名的方式來報答他，不然確實無法解釋這個海上漂來的“餡餅”。
在溫氏紙行，一開始，張弼士純粹打雜，裁捆包箱、搬運送貨、打掃衛生，樣樣都幹。
紙行裏，一個最常見的活，就是對紙張裁捆包箱。這個活看上去容易做起來難，因為當時的包裝材料多是竹箱竹索，要想又好又快地整利索，那是要篾匠功底的。這時，小張以往學過的篾藝顯現出來。
下南洋前，張弼士已是一位非常成熟的竹篾工，他經常編籮織簍做雞籠，技藝遠近聞名。迎娶陳氏時，因為家貧沒有什麽像樣的彩禮，他硬是靠一整套編織精美的家用竹器討得了老丈人的歡心，最後抱得美人歸。
這一回，他幹的活也很討老板喜歡。如此幹淨利索的包裝功夫，溫老板以前還真沒見過。這時，張弼士不貪意外之財的故事也在當地傳揚開來，溫老板非常欣賞他的誠實品德，便提升他為買手。
張弼士在家讀過3年書，記賬收款不在話下。小夥子學語言的天分很高，除了南洋通行的各種華族方言外，他還能講英語、荷蘭語與馬來語，這大大有利於他迅速成長為一名稱職的推銷員。此時的小張同誌，二十出頭，口才好，善交際，不但風華正茂，是一個生意好手，而且已隱然露出巨商潛質。
這樣的好青年，當然是好人家女孩的心儀對象。
就在張弼士成天在溫家店裏店外忙碌時，有一雙美麗的眼睛經常在窗簾後麵偷偷地打量他。這位懷春的少女，就是溫老板的獨生女兒。看著年輕幹練的小夥子，溫小姐心中的愛苗滋生了，心頭小鹿亂跳了。然後，溫小姐就慫恿她的爸爸，給小張同誌加薪升職；最後，幹脆向父母挑明心思——自己看上了小張同誌。
於是，溫老板再次給小張升職，讓他擔任賬房，這已經是將他當自家人看待了。不久，看小張同誌表現得依然可圈可點，溫老板終於決定將自己的獨生女兒許配給他。
好事從天而降，娶了溫小姐意味著至少可以少奮鬥10年。但小張卻興奮不起來，畢竟他已經是有婦之夫，他不能拋棄家中望眼欲穿的陳氏，也不能耽誤溫小姐的花樣年華。當溫老板一提起親事，小張就坦陳了自己的婚史，希望溫家另擇佳婿。
聽說小張家有賢妻，溫老板很失望。奈何溫小姐已經深墜情網，非君莫嫁。溫老板隻得順應女兒的心意，勸說小張同誌笑納溫小姐做偏房。既然人家都說到這個份兒上了，再不同意那就是給臉不要臉了。於是，21歲那年，張弼士同誌在溫家紙行舉辦了平生第二次婚禮。隨著張弼士的發跡，誌在四方的他，在南洋各地又娶了多位姨太太。因此，後來他至少還要舉行7次類似的婚禮。
沒過兩年，溫老板去世了，溫氏紙行也就姓了張。張弼士當家後，沒有沉湎於眼前的小康生活，他決定以現有財產為基礎，進行擴張。
經過一番考察，頭腦靈活的小張發現，當時巴城的外國人逐漸增多，他們經常出入夜總會。這些人中有不少是歐洲的富商，他們非常需要高檔的洋酒，但當地幾乎沒有。這樣的市場空白真是天賜良機呀！小張果斷地調撥部分資金，開設了一家專營各國酒的商行。
商行開業後，大鼻子們看到張弼士經營的真是從歐洲進口的原裝葡萄酒，價錢也適中，便紛紛前來購買，生意很快火了起來。
發 跡
張氏商行的洋酒生意火爆後，張弼士已經不是那個到處找活幹的失業青年，而是意氣風發的小張老板。
在入贅溫家之前，雖然還沒有能力大把大把地往老家寄錢，但小張一刻都沒有忘記家中年邁的父母，沒有忘記盼歸的嬌妻。那時，他在為生活而奔波忙碌之餘，不時托水客帶些牛油、麵粉甚至砍柴用的鋼鋸和挑水用的鋁製水桶給家中親人。父母在家收到這些物品後，村裏人都說張弼士有出息，陳氏也覺得臉上有光，因此，雖然獨自一人在家，但再苦再累她也心甘情願。
自立門戶後，隨著生意日漸興旺，張弼士可以給家中定時寄錢了。這時，他在南洋再娶的消息也傳回家鄉，家中父母唯有歎息，而陳氏在傷心之餘也能理解：畢竟那年頭男人三妻四妾不算什麽，何況張家父子始終視她為正房，家庭主婦的地位在家族中已經確立，有名分、有依靠、有希望，女人一生圖的不就是這個嗎？！
遠在南洋的張弼士，當然知道家人的想法。他覺得，雖然是時勢使然，但無論如何，對陳氏還是有所虧欠，唯一能補償的，就是更加努力，把生意做得更大，賺更多的錢，讓家中親人能過上體麵的生活。
此時的小張，已經成長為一個成熟的商人。多年的闖**，讓本就聰慧機敏的他磨煉出一雙洞察世事人情的利目，遇事能屈能伸、能發能收、善於權變；而長期淳樸的家教，讓他能對人仁義寬容，深知“來者都是客”的經營要訣。精幹與寬容在他身上水乳交融，這使得他走到哪裏都挺有人緣，為未來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有一段時間，一位名叫亨利的荷蘭籍青年軍官經常來張氏酒吧喝悶酒，有時不付酒錢，甚至無理取鬧。店夥都覺得這小子是個無賴，但張弼士不這樣看。他告訴手下夥計：“這位軍官看上去氣質不凡，時常買醉鬧事可能是因為有什麽難言的苦悶，大家以後對他不要冷眼相看，也不要向他要酒錢，相反，還要以禮待客。”店夥依言行事，讓這位年輕軍官甚為詫異，便探問究竟。店夥如實說明，讓這位年輕軍官感歎不已，含笑而去。
命運真是神奇，誰也沒有想到，這個一度在酒吧買醉的荷蘭青年，若幹年後會重返巴城，並成為當地的最高長官。亨利當然沒有忘記那個曾經無私幫助過自己的年輕的中國商人，上任伊始，就故地重遊，親自登門拜訪張弼士，以示感謝。
多年前結下的善緣，終於開花結果。在進行巴城酒稅和典當捐務承辦權的投標競爭時，熟悉進出口和稅收業務的張弼士，在亨利的幫助下輕而易舉地中標。在這同時，張弼士還承辦新加坡的典當業務。這幾樣生意成本低、利潤高，這讓小張老板的資本迅速增長，不久就變成巴城的大富商。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張弼士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前來南洋淘金的眾位鄉親。許多潮州人借助於張弼士的幫助，在南洋各地辦起典當行，很快形成業內壟斷，並進而發展成雄霸一方的潮州幫，直到21世紀的今天，依然對當地經濟有著重要影響。
與亨利的友情，成為張弼士真正發跡的基石。這是善人善報，更是權力與財富的結合。這樣的故事，今天依然在東南亞一帶不斷上演。因緣際會，張弼士有意無意中走上這條道路。他堅定不渝地走了下去，從巴城走到東南亞，又從東南亞再走回中國，而且越走越寬廣，一直走到人生的終點。
既得隴，更望蜀。這不僅是軍閥們的天性，更是商人的本能。
腰包迅速鼓起來的張老板，沒有在“當地富商”這個稱號麵前止步，他的商業胃口已經被大大地刺激起來，巴城已經圈不住那顆急於擴張的心。
在拿下酒稅與典當捐務後，張弼士又將目光投向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一些島嶼的鴉片煙稅。很快，這項業務就被他拿到手，還趁勢壟斷了新加坡兩個地區的鴉片專賣權。一統煙土稅江湖後，張弼士又把目光先後投向了墾殖開發、開礦、房地產、藥材經銷。
當時的印尼，地廣人稀，大片的土地都處於原始狀態。荷蘭殖民政府非常鼓勵有錢人從事墾殖開發，那陣勢真是不開白不開。
從1866年起，張弼士先後創辦了多家墾殖公司。這些公司開發的地盤之大，讓人吃驚。他在荷屬怡厘創辦的裕業墾殖公司、爪哇日裏創辦的笠旺墾殖公司就有橡膠園八處。其中一處，直徑百餘裏，雇工數萬人。家人坐馬車去玩，清晨從農場大門進去，筆直往前行駛，到日落竟然還沒走到盡頭。
張弼士小時候就聽說過，不少客家人漂洋過海到馬來西亞開錫礦，留下許多傳奇故事。他先後結識了下南洋的客家商人張煜南（張榕軒）、謝夢池、戴欣然，然後跟著他們親自到馬來西亞的霹靂州拉律和吉隆坡的暗邦等地考察，拜訪客家前輩富商。在那裏，這些商界新銳親眼看到馬來西亞錫礦事業興旺發達，他們當即決定到馬來西亞開發錫礦。當時正逢歐洲工業革命，錫的價格飛漲，單是錫礦開采和出口，就使張弼士獲取了巨額利潤。
哪裏有市場空白，哪裏就有張弼士的身影。當時，隨著印尼經濟起飛，許多人因墾殖、開礦發了財。錢一多，人就想顯擺，衣食住行都要求上檔次。而當時印尼一般城市住房都是低矮的茅屋或鐵皮屋，張弼士看在眼裏，計上心頭。
在印尼的棉蘭和馬來西亞的檳榔嶼風景優美的海灘，張弼士選擇最佳地段大興土木，興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檔別墅。這些高檔別墅美輪美奐，吸引了大批歐洲及華裔富商前去購買，從而把印尼的房地產業推向了**。
此外，張弼士還開辦了主要承兌華人華僑儲匯業務的日裏銀行，建起了溝通歐洲、東南亞與國內的中西藥批發網絡。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30多年間，張弼士經營的企業風生水起，涉及印尼、馬來西亞許多重要行業，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商業王國。據統計，到1869年，張弼士的資產達到8 000萬兩白銀，比清政府當年的財政收入（7 000萬兩白銀）還多1 000萬兩白銀；比當時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財產多出5 000萬兩白銀以上。
從賣身的“豬仔”到南洋首富，張弼士用了不過短短30年。這其中的因素很多，除去個人的勤奮與因緣際遇外，經營上最值得借鑒的經驗有這麽幾條：一是主攻壟斷行業，獲取壟斷利潤；二是捕捉市場空白，占領行業先機；三是效仿狼群戰術，依托商幫投資。
上 書
富而思貴，乃人之常情。
難得的是，張弼士不願意在異國做官。19世紀90年代初，張弼士已經在南洋富甲一方。英國、荷蘭屬南洋殖民當局看中他的影響力，曾多次要給他封官賜爵，都被他婉言謝絕了。
“吾生為華人，當為中華民族效力。”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當年下南洋，隻是迫不得已的無奈之舉；衣錦還鄉，實業報國，才是他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衣錦還鄉，這是當時很多僑商最大的心願，也是他們致富的最大動力。
張弼士在南洋發家後，老家的親人當然是苦盡甘來，更有無數鄉親南下去投奔他。那時候，張老板已經成為當地青年的偶像，有心人將他的事跡編進山歌，傳遍四裏八鄉。其中一首山歌這樣唱道：“莫笑唐山小毛蟲，飄到南洋長成龍。看牛阿哥過番去，搖身一變大富翁。”
更深層意義而言，這不僅僅是人生價值的追求，也是商業利益所在。當時的南洋，對於張氏商業帝國來說，已經沒有太大的騰挪空間。隻有在遼闊的中國，這隻已經翱翔九天的商業雄鷹，才能找到最廣闊的天地。隻有在祖國的土地上建功立業，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他包括光宗耀祖在內的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
而此時的清朝政府，經過多年的內憂外患之後，國庫空虛，治國無方，基本上處於病急亂投醫階段。對於下南洋的眾生，清廷以往是死活不過問的，隨著華僑財富與影響快速地增長，一向高傲的清廷終於開始正視這些國外子民。
1893年春，清政府駐英公使龔照瑗奉命考察歐美富國之道，途經新加坡。那時，張弼士已經在南洋營建了他的龐大的企業帝國，清朝政府也多次跟他接洽，有意要他為祖國作貢獻。
龔照瑗到達新加坡後，張弼士給予熱情的接待。在接風宴會上，龔照瑗詢問張弼士的發財之道。張弼士不假思索地回答：“吾於荷屬，則法李克，務盡地利；吾於英屬，則法白圭，樂觀事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征貴販賤，操奇致贏，力行則勤，擇人任時，能發能收。亦如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終不足以學斯術。吾服膺斯言，本此為務，遂至饒裕，非有異術新法也。”
龔照瑗聽完這番理論，嘖嘖稱讚。他拉著張弼士的手，誠摯地說：“君並非商界中人，而是天下奇才，現中國貧弱，歸救祖國如何？”
張弼士早存“實業興邦”的夙願，當即欣喜答道：“懷此誌向已很久了，願君指點！”
見張老板欣然同意，龔照瑗一點不敢懈怠，馬上致函李鴻章，推薦張弼士為檳榔嶼首任領事，獲準。不久，清政府又升任他為新加坡總領事。從此，他開始奔走於中國與南洋之間。
30年的開拓，不但讓張弼士富甲一方，積累了豐富的商業經驗，而且形成了以他與張煜南、張耀軒兄弟為核心的商業同盟。這一切讓張弼士不僅在當地華人華僑間出類拔萃，還讓他更敢於直視歐美人的傲慢與挑釁。
1898年的一天，張弼士攜一位洋姨太太從新加坡赴中國香港，他們打算搭乘德國一家輪船。出乎意料的是，這家德籍輪船的頭等艙船票隻售給他的洋姨太太和德籍家庭醫生，張弼士和侍從由於是華人，隻能坐統艙。張弼士當時勃然大怒，把侍從買來的船票撕得粉碎，拋向大海，怒吼道：“豈有此理，華人不能坐頭等艙，簡直欺人太甚！”
這類事在那個年代司空見慣。遭受此等待遇的不止張弼士一人，可謂千千萬萬的華人。企業家中類似的還有盧作孚、陳光甫等，正是外國人這等民族歧視的偏見與規定，激起他們的創業**，從而產生了民生航運、中國旅行社這樣影響巨大的著名民族企業。
盧作孚、陳光甫受歧視時，尚未發跡，隻能將憤恨暫時藏在心中；而此時的張弼士，早已功成名就，哪裏肯吃這個虧！為給華人爭氣，張老板決定立即創辦自己的輪船公司。《清稗類鈔》有這樣的記載：“張乃登廣告於西文各報，招聘船員，購置商艦，往來新加坡與中國香港之間，專載華人華貨，價照德公司減半，蓋誓毀家以與德公司競也。”
這場價格戰令德國這家輪船公司損失慘重，其經理趕忙托人向張弼士道歉求情。張弼士直言，必須改掉不準華人乘坐頭等艙的陋習方可罷戰。為避免破產，德國佬隻有被迫答應。
這場商戰隻是張弼士一生事業中的一個小插曲，此時此刻的張老板，更多的心思還是在如何實業報國上。
自1893年應詔歸國後，張弼士受到光緒帝的召見。趁此機會，他多次上書朝廷，建議振興商務。歸納起來，張的建議主要包括三個核心思想：一是設商部，二是開特區，三是引外資。
1903年，在奏劄中，他向光緒皇帝直言：“現時庫款支絀，財力困微，其能籌集巨資，承辦一切者，唯仰賴於商，農、工、路、礦諸政必須歸並商部一部，否則事權不一，亦非商戰之利。”
清廷君臣認為張弼士的建議有道理，於是光緒皇帝於當年9月下詔成立商部，欽命載振為商部尚書，欽命張弼士為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這個事件影響頗大，創刊於1904年的《東方雜誌》評論說：“實業之有政策，以設商部始。”
1904年10月，張弼士獲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他又上陳奏劄，提出發展商務的12條建議。在奏折中，他建議動員海外僑民回鄉投資：“動之以祖宗廬墓之思，韻之以衣錦還鄉之樂。”在策略上，他提出：“湊集華資，認真提倡，選擇要地，築路一段，開礦一區。”就是將華資用在最迫切的築路、開礦上，以此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要想富，先修路。這樣的見識，在張弼士的商業實踐中，其實算是常識。最能開人眼界的，還是他建議在閩粵兩地開設特區。
張弼士在奏折中說，中國經濟的發展要有所側重，首先要以沿海地區作為開放的窗口，“外埠華商，籍隸閩、粵者，十人而九，其擁厚資善經營者，指不勝屈”，所以“振興商務，尤非自閩廣等省入手不可”。
光緒皇帝當時正急於改革，他認為，國外華商能在短時間內發達起來，除了聰明才智之外，主要是他們的理念正確。因此，清廷很快采納了張弼士的建議，先後頒發《獎勵華商公司章程》《華商辦理農工商實業爵賞章程》，以種種優惠政策吸引國外華商投資。
為借張弼士的國外影響力，清廷還任命他為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檳榔嶼管學大臣。據當時記載，返回南洋後的張弼士，每到一處，“懸燈結彩，高掛龍旗，行者塞途，馬車轟轟。觀者如堵，極一時之盛”。
買 路
1892年，中國發生了很多事，但能被載入史冊的不多。一百多年後，2000年的中華世紀大典，北京中華世紀壇的青銅甬道上，這一年能被銘刻的隻有四件大事，其中有一件就是張弼士做的。關於這件事，銘文是這樣寫的：“1892年，壬辰，清德宗光緒十八年……華僑張弼士在山東煙台創辦張裕葡萄酒釀酒公司。”張弼士答道。
創辦張裕，是張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他回國投資創辦的企業中最成功的一家。而張老板的創業動機竟然來自一個道聽途說的故事。
1871年的一天，巴城，在商界已鼎鼎有名的張弼士受荷蘭籍總督亨利邀請，去參加法國領事館的一個酒會。會上，張弼士對法國葡萄酒讚不絕口。看到他對葡萄酒如此感興趣，法國領事就向他講述了自己的一段經曆。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這位法國領事是英法聯軍的一員。當英法聯軍占領煙台後，他們發現煙台的山中有大片的野生葡萄，於是士兵們便用隨身攜帶的小型製酒機，用野生葡萄釀出了葡萄酒。而這些酒的味道，堪比法國本土的名牌葡萄酒，給這些期望對酒當歌的英法士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那個法國領事酒酣耳熱之際順口說出的一段往事，卻讓張弼士牢牢記在心裏。要知道，張弼士在南洋的第一桶金就是來自洋酒銷售，更不要提客家人喜歡釀酒喝酒的悠久傳統。
20年後的1891年，張弼士應時任登萊青兵備道（轄登州、萊州、青州三府，道台衙門設於煙台）兼東海關監督的盛宣懷的邀請，到煙台考察。對於盛宣懷來說，把張弼士請回來，當然是想借此完成國外招商引資的任務，讓他到煙台去開礦、建鐵路。
按官場規矩，張弼士到迎賓館住下來後，盛道台自然要先招待他吃喝玩樂一番，然後便帶他參觀港口，參觀這個參觀那個，以激發他的投資熱情。但張老板這次回來，最大的興趣還是在葡萄酒上，對修路、開礦他也不是不可以幹，就是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
借此機會，張弼士對煙台的風土人情進行了全麵考察，他發現此地靠山麵海，氣候濕潤，土質肥美，確是種植葡萄的好地方，可以釀造出優質葡萄酒。
考察一番後，盛道台詢問張老板的投資意向。沉吟一陣後，張弼士問：“我可不可以在這裏種葡萄？”盛宣懷當時就愣了，這根本不在計劃之中嘛，怎麽回事？張弼士重複並解釋理由後，盛宣懷說：“我可以給你1 000畝荒山種葡萄，但你種葡萄幹嗎？”“我想釀葡萄酒。”
盛宣懷琢磨，反正釀酒也是辦實業，隻要是在我的地盤上就算我的業績。因此，他爽快地同意了，並答應提供像修路開礦一樣的優惠政策。末了，盛道台又問：“那你打算給這個葡萄酒廠取個什麽名字呢？”“張裕！”張弼士是脫口而出。
其實，這個名字張老板已經琢磨很久。既然決定辦酒廠，就要起個好名字，名不正則言不順嘛！張裕公司的創辦，在中國葡萄酒產業史上屬於破天荒，而且，這還是張弼士在國內創辦的第一家企業，猶如嬌女上轎，新婦生子，怎麽也得起個好名字！
創始人既然姓張，公司掛塊“張記”牌子本是順理成章的事，用不著格外在意。然而有意思的是，翻遍張弼士的生平年譜和所辦企業名錄，大小二十幾個企業，裕和、裕興、裕昌、裕益——“裕”字比比皆是，唯獨找不出第二個“張”字，奇哉！
辦酒廠，錢不是問題，張老板有的是錢。但問題是執照難辦，因為這涉及公司采用什麽章程，是官督商辦、官商合辦還是商人合股？這些在當時流行的辦廠方式，張弼士一概不用，他要獨資獨辦。
至於其中原因，張弼士在一次與李鴻章的對話中說得很清楚：“政府要辦，須先設辦公機關，派人采購……工廠尚未建成，資金已耗去大半；開工後，折扣、浮冒、種種弊端虧損難以預計，安得獲利？”
在當時清政府的官僚作風之下，申辦這樣一家獨資企業必須要得到朝廷的點頭許可。在他的多方斡旋下，李鴻章終於為公司親自批示：“準予專利15年，凡在奉天直隸山東三省地方，無論華洋商民，不準在15年限內，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奪。”這應該算是清政府批準的最早專利。
執照拿下來了，但張弼士心中還是不踏實。他已經計算過，辦這樣一家酒廠，至少要有200萬兩白銀的投入，耗時更是無法預期。如果不把路子鋪墊好，到時候半途而廢，那損失就太大了。
雖然已經結識了李鴻章、盛宣懷等洋務大臣，但張弼士深知，要想確保在國內投資的安全，讓自己的商業建言落到實處，就必須打通政治勢力最強的環節。說白了，就是要直接搞定清廷真正的主人慈禧太後。
1903年，慈禧太後召見張弼士。當日恰逢慈禧壽辰，他順勢奉上一筆厚厚的覲見禮——白銀30萬兩，此舉轟動清廷內外。為此，清廷賞給他頭品頂戴，太仆寺正卿職，而且體恤其年老，特準其見太後與皇帝時可以不跪拜。
從此，張弼士成為官商一體的紅頂商人，這無異於為張弼士發了一張在國內投資設廠、實業興邦的通行證。此後，張弼士在朝廷內外不僅做事一帆風順，而且遇事總有貴人相助。
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當時名滿天下，人品學問高人一籌，書法又精到。張裕葡萄酒動工時，張弼士動了請他題寫廠名的念頭。以翁同龢的練達，當然知道張弼士非等閑之輩，樂得送個人情。翁大學士當下大筆一揮，樸茂凝重、氣韻天成的“張裕釀酒公司”六個大字一氣嗬成。翁的書法潤格一向讓人望而卻步，這次特意破了例，每字僅收白銀50兩，算是意思意思。
一百多年來，這六個鎦金大字一直鑲嵌在張裕公司大門上方，透著不同凡俗的富貴大方氣象，既抬高了張裕的身價，也使過往的行人多了一份談資。
臥 薪
地到手了，人員也開始進駐，1892年春，張裕酒廠在煙台海邊正式開工了。
春去秋來，看著遍地的野生葡萄，張弼士心中非常歡喜，這哪裏是葡萄，分明是一棵棵搖錢樹啊！但張弼士的好心情沒有保持多久，因為用這種葡萄試製出的葡萄酒，味道根本不是那麽回事！換句話說，這些野生葡萄根本無法釀造出上等的葡萄美酒。
是戰爭年代法國士兵味蕾失靈？不像。是那個法國領事在忽悠他？也不對，因為之前張弼士已經將煙台本地的土壤送到歐洲去分析過，結論確實是適合種植優質葡萄。
在分析各國優質的葡萄產區後，張弼士作出了一個橫跨歐亞兩洲、引進歐洲當地優質葡萄苗的大膽決定。如果說，張騫在曆史上第一次從西域引進了食用葡萄，那麽在兩千年之後，張弼士就是第二次大規模引進了能釀造紅酒的葡萄，而這一次卻是通過波濤洶湧的海上絲綢之路。看來，還是家花沒有野花香呀！
張弼士派人到歐洲購買了120萬株良種葡萄苗。在運輸途中，葡萄苗遭暴曬後大量枯萎，損失了十幾萬元。張弼士雖然很痛心，卻鼓勵經辦人說：“勝敗乃兵家常事。我不怪你，你再到歐洲去買120萬株回來！”由此可見其實業家的氣魄與胸懷。
洋葡萄來了，但栽種不久即出現大麵積死亡。不信不行，這就是水土不服呀！這個時候，煙台山上的野生葡萄終於派上了用場。張弼士讓人用當地的葡萄枝作為砧木來嫁接，這一嫁接就是十餘年，失敗無數次，到1906年才獲得成功，總共嫁接葡萄24萬多株，124個品種。這過程，簡直就是現代的雜交育種工程，其難度一點也不比袁隆平先生培育雜交水稻低呀。
“七分葡萄，三分釀造。”釀酒師是釀酒藝術的靈魂，他們掌管著葡萄美酒釀造藝術的密碼，依靠舌尖和鼻子的敏感與特有的天賦，在色香味中精雕細琢。張裕公司創辦初期，張弼士對釀酒師的引進非常嚴格，曾經“三聘酒師”。
張弼士聘請的第一位釀酒師是英國的俄林，這位英國釀酒師抵達上海時得了牙痛病，拔牙後因為感染死了。這應了中國人的一句老話：牙痛不是病，痛起來要人命。
第二次聘請的是荷蘭酒師雷德勿，這次張弼士卻碰上了一個江湖騙子。這家夥自稱擁有國家考核憑照，其實全是謊言，他純粹是濫竽充數，釀出的酒全是廢品。
直到最後，當時奧匈帝國駐山東煙台的領事巴保毛遂自薦，擔當了張裕公司的釀酒師。巴保是奧匈帝國弗朗茨·約瑟夫家族的男爵，他父親是一位釀酒專家，曾發明葡萄糖度測定表，後人稱“巴保糖度表”。巴保在張裕公司工作了18年，主持釀造了高月白蘭地、夜光杯、佐談經、瓊瑤漿等15個品種的葡萄酒。
釀酒工藝及配方無疑是葡萄酒廠的核心技術，這等技術完全掌控在外人手中，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因此，在積極引進外國釀酒師的同時，張弼士未雨綢繆，指派侄孫張子章等人到法國等地學習釀造技術；巴保進廠後，他又安排他們拜巴保為師。
教會徒弟，餓死師傅。這個道理老外還是挺懂的，因此，為了將巴保的釀酒絕招學到手，張子章可謂絞盡腦汁，最後總算偷藝成功，他也因此成為中國第一位葡萄酒釀酒大師。
這一切，都在張弼士意料之中。因為選擇張子章的時候，他就知道這位侄孫非池中物。一次張弼士回老家探親，打算資助一批本家子弟外出學習。那時，張子章在鄰裏眼中可不是個好孩子。這小家夥非常淘氣，曾將自家與鄰居的幾十隻小毛鴨子活活捏死，被鄉下人叫他“紅毛鬼”。但張弼士見到這個小家夥後，發現他並不像傳說中的那樣壞。他詢問小家夥為什麽要捏死那麽多鴨子，張子章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原來，這小子是為了探究小鴨子為什麽會浮在水上，而小雞不行，所以將鴨子抓住後反複擠捏，看與小雞有什麽不同。這使張弼士發現，這個侄孫好奇心強，愛動腦筋，經過培養，會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因此，他決定將張子章帶出家鄉，重點培養。
張弼士的決定讓鄉親們大吃一驚，覺得不可理解：那麽多好孩子都不要，偏要個“紅毛鬼”！但事實證明，張弼士的眼光確實獨到，係統學習現代科技知識後的張子章，迅速成長為他辦酒廠的得力助手之一。
1896年，張裕公司釀造出第一批白蘭地和葡萄酒，但並沒有上市銷售。張弼士的打算是把逐年生產出的酒裝進地下酒窖的橡木桶貯存，至少存儲10年，直到酒的各項指標都合格，“色純味醇”後再出售。
這麽長的儲存期，沒有一處恒溫恒濕的地下酒窖是不可想象的。而張裕酒廠初建時，投資最多、遭遇挫折最大的正是酒窖建設。這項核心工程的負責人，就是張弼士最為信賴的侄子，畢業於檳榔嶼聖西韋斯學院土木工程專業的張成卿。
張裕初創時，煙台郊外一片荒涼。此時，張弼士還有許多政商活動，不可能長期待在煙台，因此，張成卿作為首任總經理，成為張裕酒廠建設的實際操盤人。在所有事務中，最讓這位年輕的CEO揪心的，就是地下大酒窖。
按要求，酒窖必須低於海平麵1米，距離海邊不超過100米，總麵積2 600多平方米。靠近海邊，容易造成海水的滲漏；而要保證低於海平麵1米，就必須挖到地下7米的深度。修建這樣一個酒窖，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困難重重。
在酒窖施工中，麵對滲漏塌陷問題，高薪聘請的德國工程師兩次失敗。人心浮動之際，張成卿親自挑起營建重任。一次次失敗讓張成卿身心交瘁，吐血不止，但他仍不肯罷手。由於過度操勞，1912年秋，這位CEO竟然一夜白頭，也就在此時，他終於想出了解決方案：采用中國傳統的大青石合洋灰（水泥）拱聯改造地窖，蜿蜒而下的螺旋梯也用永不鏽蝕的石條鋪就。
這個亞洲一流的大酒窖耗盡了張成卿的最後一滴心血，就在酒窖攻關得勝之日，他卻溘然去世，年僅40歲。驚聞噩耗，張弼士悲痛至極，除將留作自用的名貴棺木贈給愛侄殮葬外，他還特地從南洋奔赴煙台，親自主持了隆重的葬禮。
直至今天，據說夜深人靜時，置身地窖深處某一條甬道的盡頭，往往會聽到時隱時現的回聲，有人聽到當年施工時的嘈雜聲響，有人分辨出是當年張成卿時斷時續的廣東口音……
大酒窖建成後，3隻容量為15 000公升的橡木桶被推進來。這3隻“亞洲桶王”，是用法國林茂山所產橡木製成，橡樹樹齡都在百年以上。每一個酒桶能容納15噸的葡萄酒，據說，如果一個人每天喝一斤酒的話，那麽他需要80年才能喝完這一桶酒。
初創時的張裕酒廠，無疑擁有一支當時國內最國際化的企業團隊，其中有老外，有海歸，更有大批經洋人培訓過的本土技師與工人。在這個優秀團隊的努力下，一桶又一桶的美酒，開始充填張裕龐大的地下酒窖，高挑的石拱地下，齊整的木桶如同列隊的士兵順著甬道延展排開。
揚 名
好酒也怕巷子深。
盡管張裕酒廠生產的葡萄酒口味絕佳，可喝慣老白幹的中國百姓對這洋玩意兒並不怎麽買賬。賣酒多年的張弼士深知，要將美酒化成人們口中的美味，還有不少事要做。
為了有效開拓市場，張弼士絞盡腦汁，想盡一切辦法。
那時，張裕公司北邊的海上停了不少外國軍艦。張裕人自然不會放過這些“識貨”的顧客，於是就搖著舢板，先送一些酒免費嚐試，士兵們很歡迎。等他們習慣張裕葡萄酒的口味後，停止免費嚐試。此時，士兵們的酒癮發作，自然舍得掏腰包，這樣酒的銷量一下子就上去了。當年有個士兵貪喝白蘭地，迷迷糊糊地掉進海裏，同伴們連忙救人，一時間亂作一團。誰想這個士兵一會兒就扶著舢板爬了上來，還直衝大家做鬼臉。士兵們虛驚一場，就送給張裕白蘭地一個綽號——難醉易醒酒。
這種體驗式營銷，張弼士本人也親力親為，甚至不失時機地客串一下推銷員的角色。
張弼士在北京任職期間，經常帶著侍從到東郊民巷酒樓餐館，每每指名要喝張裕酒。當侍者把酒送到餐桌上，他便纏著侍者問：“你喝過這種酒嗎？我走遍天下從沒喝過這樣的好酒，真是舉世無雙的好酒！來一杯，嚐嚐看！”說著他斟滿一杯遞與侍者，要侍者連稱好酒才放人家走……
當然，在今天司空見慣的媒體廣告宣傳在當時也被張弼士應用得淋漓盡致。報紙上登廣告，車站、碼頭書畫巨幅廣告，特製酒杯分贈茶樓酒館。上海一家報紙曾懸賞500大洋公開征集對聯，上聯是“五月黃梅天”，而重金懸賞的下聯就是“三星白蘭地”。謎底揭開時，人們才恍然大悟，這下聯竟是一種酒名。這背後其實正是張裕的炒作。
注重名人效應，這是張裕營銷中另一步妙棋。
張裕葡萄酒問世後，受到國內外許多名人的關注。為了迎合當時以飲洋酒來顯示闊綽的國內上層社會，張弼士煞費苦心地開發出以張裕葡萄酒為配劑的三種雞尾酒布郎司、淡馬丁尼和紅太陽升。很快，這三種雞尾酒在當時頗受上流社會的青睞。許多人慕名而來，或參觀訪問，或洽談業務……
為此，張弼士特在東葡萄園高嶺處建了一片豪華別墅和花園，專門接待貴賓。
當時許多政要都曾在這裏留下足跡或文墨。一生詩酒相伴的康有為曾先後兩次光臨張裕做客，並留下詩篇：
深傾張裕葡萄酒，移植豐台芍藥花。且避蟹鱉寫新句，已忘蒙難征蓮華。（1917）
淺傾張裕葡萄酒，移植豐台芍藥花。更讀法華寫新句，欣於所遇即為家。（1927）
翻開張裕的題詞簿，往昔那些政要的題詞比比皆是，黎元洪的“醞釀太和”，袁世凱的“瀛洲玉醴”，都不失文雅，但最珍貴的首推孫中山的題詞。孫中山一生忙於政務，所題匾額並不多，流傳到今天的，要數“天下為公”與“品重醴泉”最有名氣了。
1912年8月，孫中山先生由上海水路北行，應袁世凱邀請赴京議事，途經煙台作短暫停留。當月21日，他參觀了張裕公司，並為張裕題寫了“品重醴泉”四字。這是孫中山唯一一次為企業題詞。“品”字指酒品，但更重人品，好人品釀造好酒品。這既是感謝張弼士當年30萬兩白銀的慷慨捐助，也是他們“實業興邦”的共鳴。因此，有人戲稱，中山先生的題詞，每個字價值7.5萬兩白銀，乃是世上成本最高的題詞。
但張裕葡萄酒名留史冊的最大原因，還在於它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世博會）上榮獲金獎。
1915年2月舉辦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是美國政府為慶祝巴拿馬運河開鑿通航而發起的。應美國總統的邀請，民國政府決定選派已成為工商界領袖人物的張弼士出任“遊美商業考察團團長”。
此時的張弼士已是74歲高齡。那時，還沒有跨越太平洋的航班，坐船前往美國，單程就需要耗時一個多月。這樣的長途旅行，對一個古稀老人來說，風險不言而喻。
出發前，家人不放心，特地找相師給張弼士算了一命，結果說張家這兩年內要戴孝。但因為張老板夫人多，分去不少災星，因此，一年內不會有事。這麽一說，張家人放心不少，但還是給張弼士買了幾百萬的人身保險，創下國內保險業的紀錄。
出發後，雖然身體時有微恙，但張弼士還是按時並堅持參加了世博會。
在這次世博會上，葡萄酒是個熱門展品。在法國、德國等展廳陳列的葡萄酒前，參觀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而在張裕葡萄酒的展廳裏門可羅雀，冷冷清清，原因無他，隻因為中國葡萄酒當時在國際上還沒有名望，很多老外懷疑：中國人也能生產葡萄酒？
有一次，一群外國人經過展廳，展廳工作的一個小姐靈機一動，故意“不小心”把一瓶葡萄酒打翻在地，那些外國人嚇了一跳。結果，葡萄酒芳香四溢，這群外國人不由停下了腳步。這位小姐笑逐顏開，主動向他們介紹張裕葡萄酒的特色，並請他們品嚐。不嚐不知道，一嚐嚇一跳。張裕酒的醇美品質，受到了老外的一致讚揚。
受此啟發，張弼士決定主動出擊。一天，張弼士倒了一杯張裕可雅白蘭地，向一位名叫莫納的法國商人走去。莫納先生在法國葡萄酒業很有影響，他漫不經心地搖晃著酒杯，不料那琥珀色**彌漫出的酒香撲鼻而來，令他十分驚訝；抿上一口，醇厚的味道使他更覺陶醉。回味再三後，莫納詢問道：“此酒產自哪裏？”張弼士悠然一笑，吐出四個字：“中國煙台。”
就這樣，張裕白蘭地非常好喝的消息四處傳開，很多人前來品嚐，有時候，一天多達萬人，人們端著酒杯，聚在一起，細細地品味。
口碑很好的張裕可雅白蘭地在本屆世博會上一舉榮獲金質獎章；同時，解百衲、瓊瑤漿和雷司令這三種葡萄酒也均獲優秀獎。後來，人們還特地將獲得金牌的可雅白蘭地酒改為“金獎白蘭地”。
在出席慶祝宴會時，74歲的張弼士捧起紅綢裹著的獲獎金樽，回想起創辦張裕的一波三折，想到那些付出青春與生命的親人與員工，他老淚縱橫：“唐人是了不起的，隻要發憤圖強，祖地的產品都能成為世界名牌。”
風雨兼程終不悔，留得芳香在人間。在總結張裕創業史時，張弼士寫道：“備曆艱阻”“擲無數之金錢，耗無量之時日，乃能不負初誌”“舉杯回首望雲煙，一八九二到今天”。
作為中國葡萄酒行業的先驅和中國食品行業為數不多的百年老店之一，張裕締造了令人回味無窮的百年傳奇。
落 葉
美國之行，是張弼士一生事業的頂峰。
這次赴美，不僅張裕葡萄酒榮獲金獎，而且中國代表團還受美國時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邀請，做客白宮，張弼士本人更是被稱為“中國的洛克菲勒”。這無疑是國際社會對他一生事業的充分肯定。
1915年8月2日，張弼士率團乘船回到上海，他不顧舟車勞頓，立即投入“中美銀行”和“中美太平洋汽船公司”的籌備工作中去。次年，為了籌措中美銀行資金，張弼士不顧年邁，前往南洋四處接洽，積勞成疾，在巴城病倒。
從17歲“賣豬仔”下南洋，張弼士幾乎沒有真正閑過一天。這一次，這位奔波一生的老人，終於可以躺下歇歇了。也許感到來日無多，病榻上的張弼士特別思念故鄉。他熟悉家鄉大埔的一山一水，客家的圍龍屋是那麽熟悉、那麽親切，他常常在夢中想起家鄉的鬆林、竹林、小溪、池塘……
這麽多年來，因為忙於商務，張弼士與家人聚少離多。雖然貴為南洋首富，但張弼士心中始終對家人存有一份內疚，特別是對原配妻子陳氏。
下南洋之前，在父母的操辦下，張弼士與陳氏結婚。對於一心持家的陳氏，張弼士始終心存感激。功成名就後，每年春節，他再忙都要回老家，有時隻有一兩天時間，他也抽身回來拜候父母，並跟陳氏懇談。每次張弼士回家，陳氏總是親手製作酸芋頭和酒糟粕兩道大埔農村的傳統食品給張弼士品嚐。酸芋頭和酒糟粕其實並非佳肴，張弼士夫妻在團聚時刻品嚐它，有著富不忘本的特殊的含義。
1902年，就在張弼士奔波於南洋之際，陳氏卻因操勞過度染病不起，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每每想起安息於故鄉青山綠水間的陳氏，張弼士都有一種錐心之痛。夜夢低回，他往往能夢見倚門盼歸的發妻，仿佛聽見等郎妹們那深情憂鬱的歌聲：
阿哥當年下南洋，阿妹尋哥洗琉琅，白天烈日當頭曬，半夜想哥被竇涼。
哥在遠方多保重，你係家中大棟梁，幾時盼得阿哥轉，阿妹相伴好還鄉。
……
1916年9月，張弼士在巴城病逝，享年75歲。他臨終遺言：“死葬家鄉。”
張弼士的後人遵照遺囑，將他的靈柩運回故鄉。據張氏家藏《先考張弼士府君生平傳略》記載：“靈柩自巴城過檳榔嶼，及由新加坡至中國香港、英荷（殖民）政府皆下半旗誌哀，（中國香港）英督及中國香港大學監督均親臨致祭。”入國境後，靈舟由汕頭溯韓江而上運回大埔時，兩岸民眾紛紛擺設路祭設牲祭奠。孫中山先生得知噩耗後不勝悲痛，他特地派人前來祭奠，並獻上花圈挽聯：“美酒榮獲金獎，飄香萬國；怪傑贏得人心，流芳千古。”
翌年5月，民國總統黎元洪特派廣東省省長朱慶潤前往大埔縣車輪坪村，為張弼士墓致祭並頒碑文，碑文寫道：“雄飛域外，酌注寰中，鼎鼎大名，華彝攸仰，海國猗陶。”
作為一代巨商，張弼士逝世的消息自然引起國內各界的廣泛矚目。不少論者認為，作為客家名賢，張弼士身上集中體現了客商文化的真髓，即：崇名務實的職業品質，仕、商相濟的人生理念，自律濟世的儒商情懷，強烈深沉的家國意識。
當時流行一句話：南有胡雪岩，北有張弼士。
他們都是叱吒一時的紅頂商人，家有巨財，亦官亦商。胡雪岩以辦胡慶餘堂聞名，張弼士以創張裕公司傳世，兩人都留下一個令人尊敬的百年老店。
但從成就來說，張弼士無疑要比胡雪岩成功得多。論官位，胡雪岩僅為二品大員，張弼士卻是一品頂戴；論財力，張弼士資產達8 000萬兩白銀，而當時的大清國庫年入也隻有7 000萬兩白銀，可謂“富可敵國”。
而從歸宿上，二者更是有天壤之別。當1885年胡雪岩在淒慘中結束自己一生時，張弼士正佇立在人生事業的最高端；而張弼士在1916年逝世後，更是備極哀榮，他的靈樞受到國內外從官方到民間的隆重祭拜。
生得偉大，死得光榮，張弼士可以說做到了，胡雪岩卻沒能做到。之所以會這樣，與其說是因為二人能力與機緣的差異，不如說是眼光與見識的不同。
身為土鱉，不諳現代經濟運作的胡雪岩，完全依附於晚清官僚，成也清廷，敗也清廷；而海歸張弼士即使位居高位，也能對清廷腐敗無能看得甚為透徹，從而保持一種超然的地位，並能廣泛結交國內外各類人群，包括正在造反的革命黨人。
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而這正是洞悉世界潮流的張弼士與身陷朝廷黨爭中的胡雪岩最大的不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