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宗敬、榮德生，這對來自無錫榮巷的農家子弟，是民國時期中國商界最耀眼的雙子星座。與盛宣懷那樣的官商不同，榮氏兄弟完全是草根出身，白手起家，一個是雄才創業，一個是老成持守，打造了中國最大的民間財團。
榮氏兄弟既是麵粉大王，又是紡織大王，鼎盛時期擁有21家企業，在衣食上擁有半個中國。1921年，榮氏兄弟已有茂新、福新共計12個麵粉廠，每晝夜可出麵粉7.6萬多袋，占全國麵粉產量的23.4%。1932年，榮家9個紡織廠織出來的布，接起來長達1.0236億米，可以繞地球赤道2.55圈。
最難得的是榮氏的家族勢力能在時代的暴風驟雨中綿延下來，成就了中國財富史上富過四代的傳奇：哥哥的子孫在國外創業發展，成就驕人；弟弟的兒子榮毅仁成為紅色資本家，最後官至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的兒子榮智健也一度成為中國首富。
楔 子
1900年8月，無錫青年榮德生從廣東三河口厘金局（稅務局）辭職返鄉。此時，八國聯軍正在攻打北京，北上的航班稀少，榮德生在中國香港等船很久，每天去問船期，他發現埠頭一片雪白，這是裝卸麵粉時落下的粉屑。
船到上海，等候在碼頭的哥哥榮宗敬發現，弟弟黑了、瘦了。兄弟倆都是天庭飽滿，濃眉大眼，不同的是：哥哥下頜長而凸起，堅強外向；弟弟下頜柔和，一臉和氣。
晚上，廣生錢莊的閣樓裏，榮家兄弟對坐洋油燈下，暢談未來。
“宗敬，上海錢莊多如牛毛，我們人微本小，很難出頭。”
“那你想做什麽？”
“開麵粉廠。”
“能賺錢嗎？”
“麵粉主要供洋人食用，不用納稅，當然有利可圖。”德生堅信，這個世界上有比開錢莊更賺錢的生意，那就是實業。
弟弟的建議引起哥哥的深思。榮宗敬對江南各地的匯兌業務諳熟，他發現，匯款中絕大多數是買賣棉、麥的，其中兩家麵粉廠的匯款又占大半。義和團在京津造反後，上海市麵蕭條，但北運的小麥、麵粉依然暢銷無阻。
榮氏兄弟從不同角度得到一個共識：麵粉業可為。當天深夜，兄弟倆仔細合計後，決定創辦自己的麵粉廠。這是一個改變榮氏家族的命運，也影響了民族工業進程的重大決定。
那一年，榮宗敬27歲，榮德生25歲。
投 親
辦麵粉廠，創意不錯，做起來不易。
首先需要一大筆錢。榮氏兄弟人微言輕，廣生錢莊本小利薄，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朱世丈。朱世丈名叫朱仲甫，出身江蘇太倉富室，家居蘇州。他是榮家兄弟的姑丈，也是他們的父親榮熙泰的老友。算起來，榮家後來能大富大貴，最大的貴人就是這位朱老兄。他不僅是榮氏兄弟自主創業的最大金主，更是他們的父親榮熙泰成家立業的恩人。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話放在榮熙泰身上，那是十分恰當的！
1860年春天，11歲的榮熙泰與小夥伴們藏貓貓時，躲進榮巷西浜碼頭的郵船裏睡著了。一覺醒來，船已開往上海，他便央求船老大帶他去上海玩玩，並因此留在上海一家鐵匠鋪當學徒。不久，太平軍掃**無錫，榮家幾乎全族遇難，小熙泰成為家中僅剩的男丁。
一次偶然的機會，榮熙泰聽說一位族叔在南方當官，便前去投奔。榮熙泰的長輩曾幫助朱仲甫謀到“磨刀口厘金局”總辦的肥缺，為了報答，朱仲甫就將榮熙泰安排在厘金局當管事。蒼天有眼，榮熙泰深知機會難得，工作極其勤懇，不久就升任總賬房，從此一幹就是數十年。這份差事，不僅讓榮熙泰得以娶妻生子，還為兒子開辦廣生錢莊準備了最原始的資本。
榮熙泰去世後，朱仲甫感念老友，對榮家兄弟特別關照。榮德生兩次赴粵，都是他特意邀請的。榮氏兄弟心裏清楚，朱世丈為官多年，囊中頗豐，關係也多，他如參與進來一起投資實業，開麵粉廠就十拿九穩了。
榮德生不善交際，話也不多。要辦麵粉廠，他一沒有經驗，二不懂技術，三缺乏資金，算得上是“三無創業者”，但他做事執著，願意各方奔走，虛心請教。
當時，全國隻有四家麵粉廠：天津貽來牟、蕪湖益新、上海的阜豐和增裕。兩家是中國人辦的，兩家是外商開的。榮德生通過熟人關係，由近及遠，逐家前往參觀。他還到瑞生洋行打聽磨粉設備的價格，美製鋼磨要10餘萬元；英機與法國石磨合用，每台2萬元。
心中有數了，榮德生立即去蘇州見朱仲甫。朱仲甫盤算了一下說：“美國鋼磨太貴，我們財力不夠，就用法製石磨吧！集資3萬元，我認一半，另一半你們兄弟想辦法，自出或招股都可以。呈請立案由我來辦，具體事項由你們兄弟運作。”
老朱一席話，讓小榮不勝歡喜。他馬上致電哥哥宗敬，兩人議定：每人一股各3 000元，從廣生錢莊拆借；剩餘三股總計9 000元，在無錫或上海另招。
外股9 000元，榮德生原以為不難招夠，但他四處奔走半天卻無人買賬。上海的富豪，熱衷的是做地產、典當和錢莊，沒有人肯投資辦廠；無錫的縉紳重土輕商，不相信辦麵粉廠能賺錢。榮老弟不僅處處碰壁，還受了不少奚落。他也是個要麵子的人，想到機器已定，土地已買，花出去的2萬多元搞不好就打了水漂，一輩子可能都難翻身，曾想到不如一死了之。
一天清早，榮德生正坐在家中發愁，他們的瞎子族兄榮秉之摸到榮德生家中。幾年前，這位族兄與德生兩家合股開繭行，因為賬目問題，兄弟倆還在家族長輩麵前對簿“私堂”。
“久無來往，今天上門，這位老兄難道是看笑話來了？”德生心中暗忖。
但榮秉之一張口，卻讓他喜出望外，“聽說老弟要開麵粉廠，大哥我決定搭一股。”其實這位老兄對麵粉廠的前途並不清楚，但經過上次風波，他認準德生是個人才，這3 000元是投榮德生的信任票。這讓榮德生大為感動，也大受鼓舞。
不久，榮德生又在無錫米市上遇到一位怪人朱大興。朱大興原是米行小開，曾把一份家業折騰個精光，但這個人膽大，後來靠承辦海上漕運發了財。朱大興常年往返京滬，知道麵粉比稻米有市場，開麵粉廠肯定有前途。見到榮德生，他主動搭話：“老弟，聽說你辦麵粉廠差點錢，怎麽不來找大哥呢？別人不入股我入！”
說到做到，朱大興馬上加入一股，還拉來米行老板伍永茂也加入一股。讓小榮頭疼不已的9 000元外股，就這樣出人意料地解決了！小榮的際遇再次說明：很多時候，你永遠都不會想到在你最困難時能幫你的人是誰！
1901年農曆二月初八，良辰吉日，榮氏兄弟的保興麵粉廠在無錫西門外的太保墩破土動工。這是無錫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業。無錫第一家大型工廠是業勤紗廠，1895年由著名民族工商業家楊宗濂、楊宗瀚兄弟創建，也是我國近代史上最早的商辦棉紡企業。
與業勤紗廠相比，保興很小，隻有4部石磨，但動工時還是引起全城轟動，而榮氏兄弟的實業宏圖也就此起步！
挖 角
開廠前，榮德生偶遇一個和尚給他看相，和尚端詳他半天後，信誓旦旦地說：“你氣色已露，不宜讀書做官，但將來地位會高於道府。你一生運數大致已定，廿五至卅五露頭角，四十五大佳，名利雙收，以後一路順風。”
榮德生比較迷信，這一年，他剛好跨過25歲，那個和尚的話無疑堅定了他辦廠的決心。他還很信風水，對祖上墳地很注意維護。因此，榮氏兄弟發達後不少人說他們不僅命相好，祖墳風水更好，特別是他們的父親榮熙泰的墳地是難得的金蠶吐絲地。
這些都不過是事後諸葛亮式的齊人野語，榮氏兄弟的事業真正壯大確實有一些運氣的成分，但真正使榮家事業發展的不是麵相或祖墳，而是他們執著的事業心，以及識人用人的膽識。
1902年2月，保興麵粉廠正式生產。榮氏兄弟的分工是：老大坐鎮上海管理錢莊，負責資本運作；老二守在無錫，主持麵粉生產銷售。
當時無錫人習慣吃土粉，市井傳言機器粉裏麵摻有洋人的毒藥。“麵粉廠的大煙囪是用童男童女祭奠才豎起來的。”“保興麵粉有毒，某地某家姑娘吃了已中毒身亡……”
愚昧的人一向信謠傳謠，造謠不犯王法，卻威力無比，可以使一個人身敗名裂，更可讓一家企業破產。謠言傳得人心惶惶，當地麵館、點心店都不敢買保興的機製麵粉，寧願多花錢去買質次價高的土製麵粉。
無人問津，保興麵粉嚴重積壓。苦苦經營了一年，雖未虧空，卻也無盈利，保興隻得暫時停機。當年年底，榮德生到蘇州匯報保興經營情況。聽完匯報，朱仲甫說：“德生，我已決定重回廣東任職，麵粉廠的股份就隻能轉讓了。如果保興辦不下去，你仍可到廣東幫我做事。”
這句話真似五雷轟頂，一下子把德生打蒙了，他訥訥地說：“朱世丈，麵粉廠現在雖然有困難，但隻要堅持辦下去，打開銷路，將來必定會好轉的。” 但老朱微笑不語，小榮知道他主意已定，再說也無用了。
小榮立即赴上海找哥哥商量，麵對重重困難，榮氏兄弟沒有氣餒，多方籌資買下朱的股份，將自家的股本增加到2.4萬元，並將廠子股本擴大到了5萬元，這樣他們的股份占了近半數，成為最大的股東，保興也正式改名為茂新麵粉廠。
茂新的產能遠比保興要大，銷售已成為首要問題。榮氏兄弟認識到：無錫當地每天麵粉消費也不過一兩百包，即使沒有謠言，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必須向外另尋銷路。榮宗敬讓弟弟馬上回無錫掌握生產，銷路自己來想辦法。從此，頭腦靈活、心高膽大的榮老大，就全權在上海負責銷售兼資本運作，性格沉穩、腳踏實地的榮老二，負責在無錫組織麵粉生產和相關管理。榮氏兄弟，一個主攻，一個善守，之後幾十年都是這樣一個格局。
一天，榮宗敬在福州路青蓮閣茶樓巧遇無錫老鄉王禹卿。王禹卿14歲到上海當學徒，現在在恒來油麻店跑業務，專門負責北方銷售。這個人嘴能說，腿能跑，是恒來的店柱子。剛一坐下，榮宗敬就發現他腳上穿著白鞋，原來，他的母親剛剛過世。
“禹卿老弟，你身戴重孝，難道剛剛奔喪回來？”
“我是想回去，但家父不讓，寄給我一雙白鞋、一副束腰，來信叮囑‘不能在上海成就事業，母喪不必歸來，就是餘老死之年，也不要回’。事業無成，小弟愧為男兒啊！”“老弟也不必太傷感。”榮宗敬一邊安慰著，一邊思忖：此人有才有誌，不可小覷！
一陣沉默後，見榮老大氣色不大好，王禹卿便問：“榮先生，有什麽事不順心嗎？”這一問就輪到榮宗敬歎氣了：“唉！茂新的麵粉積壓了近2萬包，銷不出去，我能不愁嗎？”
對茂新的事王禹卿早有耳聞，也順便做過市場調查。見榮宗敬愁眉苦臉，他便建議道：“南方食米、北方吃麵。守在江南當然打不開局麵，如能北上山東，打開華北乃至東三省的市場，不要說茂新日產300包，就是3 000包也不愁銷！”
榮氏兄弟一向在南方闖世界，對北方所知不多，因此，王禹卿的話給榮宗敬帶來很大的震撼。榮宗敬一向辦事果斷，他非常認同王禹卿的看法，也非常欣賞此人的才幹，馬上決定重金將此人招至麾下。
他抬起頭，注視著王禹卿白淨的麵孔，突然問道：“王先生，你現在月薪多少？” “3塊銀洋。”王禹卿麵色微紅，不好意思地說。 “我每月給你12塊，到我這裏幹吧！”薪水一下子翻4倍，王禹卿禁不住動心了。榮宗敬是做大事的人，見王禹卿猶豫，他繼續加碼：“隻要你過來，銷售麵粉傭金慣例為2％，我給10％，這筆錢全憑你調度。”
這哪裏是招聘，簡直就是重金收買呀！這樣慷慨的條件，小王哪經得起**，馬上答應辭職。受命之後，王禹卿立即奔赴煙台，僅一個月，就把茂新幾萬包積壓的麵粉售罄。茂新腳跟站穩了，茂新生產的兵船牌麵粉跨江過海，銷往京津，甚至直達白山黑水的東三省，王禹卿也成了榮氏兄弟麾下的股肱之才。
後來，摸透了市場路數的王禹卿，與在無錫幫助榮家進貨的浦文汀私下聯手，想獨立創業。但二人無處融資，王禹卿隻得向榮宗敬開口借錢。得知消息後，榮宗敬雖然大吃一驚，手下兩員大將竟然要單幹，哪個老板聽了也不會高興；但榮宗敬畢竟不是一般人。他既沒有簡單地拒絕王禹卿，更沒有挖苦嘲笑，而是推心置腹地與王憶苦思甜，回顧當初二人在青蓮閣的惺惺相惜，然後與二人商量：與其艱難地單幹，不如大家合夥開個新廠？於是，榮氏兄弟拿出2萬元占50%股份，與王、浦二人合夥創建福新麵粉廠，使用兵船牌商標向外出貨。這樣，榮氏既留住了核心骨幹，又少了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大家皆大歡喜，繼續一起打拚。這是榮氏企業集團最早的核心團隊，也是長期合作的創業夥伴。
識 才
江南有句俗話：江陰強盜無錫賊。充滿了冒險精神的榮宗敬，綜合了“強盜”和“賊”的兩大商業特性，他的誌向是既做“麵粉大王”，又做“棉紗大王”。早在1905年，茂新麵粉廠走上正軌後，榮氏兄弟就與同族人榮瑞馨等人合夥創建振新紗廠，廠裏生產的球鶴牌紗布曾經風行江南，也算是個地方名牌。
遺憾的是，在振新紗廠，榮氏兄弟隻是小股東。當時，榮德生擔任振新總經理，他雄心很大，有意擴大振新，將紗錠數擴展到3萬錠，結果招到其他股東特別是大股東的反對。眼看合作無法繼續，榮氏兄弟主動退出振新，以自家為主，籌資30萬元，創建申新紗廠——真是不逼不出成績呀！
萬事都是逼出來的，申新紗廠就是一例。為了保證紗廠管理權緊緊握在自家人手裏，榮宗敬將申新注冊為無限責任公司。無限公司沒有董事會，股東大會沒有實權，實權牢牢掌控在總經理也就是榮宗敬一個人手裏。這種治理結構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榮氏兄弟可以心無旁騖地經營管理；另一方麵，缺少了製約，就使得本來就很霸道的榮宗敬行事更加隨心所欲，缺乏風險把控機製，結果埋下了後來差一點毀掉榮氏企業集團的巨大隱患。
1915年買地建廠，1916年開機生產，當年就贏利，應該說，這不完全是因為榮氏兄弟能幹，而是趕上了好時光。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西方列強忙於打仗，顧不上遠東的中國，從而為中國民族產業帶來一個難得的黃金發展時期。同一時期，創業者很多，大多數都取得成功，這正所謂時勢造英雄。
申新開工時，榮氏兄弟的茂新、福新麵粉廠年產量已達到800萬包，麵粉袋供應成為大問題。1916年，榮氏兄弟著手在申新添設織機，安裝布機，織製布袋。據估計，在一戰期間，申新僅從織造麵粉袋上就賺得了3個廠。
1919年，榮氏兄弟集資150萬元，在老家無錫籌辦3萬錠的申新三廠。申新三廠橫跨無錫的梁清溪河兩岸，南通太湖，北鄰運河，離鐵路線很近，位置很好，設備精良，鼎盛時工人6 000人、職員120多人。申新係統許多管理製度的創新都由此廠試驗。
在申三主持這些試驗的，既不是榮宗敬，也不是榮德生，而是他們花了30元月薪聘請的總管薛明劍。薛明劍前額寬廣，下巴瘦削，雙目秀美而有神氣。榮德生招聘薛明劍的動機，源於一個偶然的訴訟事件。
1918年，無錫籌建縣立公共體育場，縣知事楊夢齡委任薛明劍為籌備主任。小薛選定了西門外大倉建廠，認認真真地幹起來了。不料此舉卻遭到了周邊紳商的強烈反對，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就是榮德生的妹夫項某。雙方爭執不下，事情鬧僵後，項某就請榮德生出來調解，不料薛明劍卻一點情麵也不給，不畏權勢，據理力爭，使反對者以完全失敗告終。
榮德生雖然丟了麵子，卻認識了一位幹才。不久，榮德生鄭重邀請薛擔任申新三廠總管。事情定下後，薛起身告辭時，榮德生不經意地又問了一句：“薛先生，你還沒有問過我月薪呢。”
“那就問一聲吧。”薛明劍笑著說。
“每月津貼30元。”
“我同意。”
“你原來的薪水每月超過100元，我給你30元，不嫌菲薄嗎？”榮德生心想，此人不想多賺錢，能做生意嗎？在一瞬間，他聘用薛的決心要動搖了。
“榮先生，我投身實業界，是為了求得新學問。求學是要出學費的，您不要我繳學費，還給一份津貼，已屬非分，怎麽還會有菲薄之念呢？”
榮宗敬聽到此事後對弟弟說：“你30塊錢請了個總管，這個人不是個呆子，就是個大聰明人！”
1920年，薛明劍的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申新第一、二廠實習，有時也返回無錫督造廠房，指導裝機。他自謂：“虛心當學徒，依樣畫葫蘆。”他不僅深入申新第一、二廠各部門進行調查，還一度冒充員工進入兩家日商紗廠仔細考察。
不久，薛明劍寫成了《申新第一、二廠學習筆記》和《申新第一、二廠與日商豐田紗廠的比較研究》。一向蠻橫自信從不服人的申一總管嚴裕坤讀後說：“薛明劍對許多事物的見解，比我們身曆其境的人看得還清楚！”
1922年1月，申新三廠正式開業，薛明劍正式就任總管，開始實施他的改革宏圖。就紗廠製度革新的問題，薛明劍常常和榮氏兄弟討論到深夜。一次，榮氏兄弟與薛明劍又來了個子夜對話。
“歐戰結束了，洋貨將再次充斥市場，中國工商業必普遍陷入困境，我們又怎能保證‘永興不敗’呢？”榮宗敬問。
“防患於未然很必要。就工廠內部來說，最重要的是必須廢除工頭製。”對此，身在一線管理的薛明劍深有體會。
當時，一般紗廠的大小工頭不是親友就是師徒關係，形成一股龐大的勢力，工人畏之如虎，逢年節得送禮，工錢被克扣也不敢聲張，女工被侮辱者比比皆是。申三總工頭沈阿虎，平時很少到廠卻可遙控一切；廠裏其他工頭，有的鴉片煙癮大得嚇人，有的每晚泡在堂子裏。紗廠管理混亂，浪費嚴重，產品質次價高，工頭製是萬惡之首……
“日本紗廠也是工頭製，為什麽就不一樣呢？”
“日本紗廠工頭隻用來管中國工人，生產管理和技術改進都是由日本工程師掌握，工頭根本無權也不敢過問。而我們的文員多數不懂技術，也沒有管理權力，就隻有任憑工頭擺布，久而久之甚至與工頭沆瀣一氣。”榮家兄弟品味著薛明劍的話，陷入了沉思。工頭勢力由來已久，也不是申新一廠一家所獨有的事！要下這個決心，就是以魄力見長的榮宗敬也是猶豫再三。
1925年春，在薛明劍不斷努力下，申新三廠正式宣布改革工頭製。此事一經宣布，就引來工頭造反，工會追查，但3年後，幾經反複，工頭製終於被廢除。
通 緝
1927年春，榮宗敬已經成為上海灘有頭有臉的商業大亨。春風得意的榮老大沒有想到，自己一不小心招惹了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
5月15日，蔣介石密令：榮宗敬甘心依附孫傳芳，平日擁資作惡，劣跡甚多，著即查封產業，並通令各地軍警偵緝逮捕。無錫縣政府接到命令後，立即查封榮家財產。
當晚，無錫榮宅樓上樓下都貼滿了封條，榮家幾十口人，全被趕到廚房和車庫內。突如其來的打擊讓榮家上下一片愁雲慘霧，榮宗敬之妻陳氏號啕大哭，榮德生坐在一張往日用人坐的板凳上垂頭喪氣。他想不明白：我們兄弟不曾得罪過蔣某呀，他為什麽要下此毒手呢？
次日一早，榮德生趕往上海看望哥哥。榮宗敬看到弟弟一夜之間憔悴了許多，心中非常感動，還是血濃於水呀！他緊摟著弟弟走上樓去，多少年了，兄弟倆還沒有這麽親昵過。
其實，“依附孫傳芳”雲雲，不過是借口而已。老蔣通緝榮宗敬的真正原因，是以他為首的紗廠聯合拒絕認購50萬元“二五庫券”。北伐軍到達長江下遊的時候，虞洽卿等人就在上海號召各業捐款擁戴。榮宗敬竟敢不買蔣總司令的麵子，當然沒有好果子吃。
榮家兄弟正在商談疏通之事，榮公館又來了幾位貴客，他們是紗聯會副會長穆藕初、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傅筱庵、中國銀行總經理宋漢章、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
傅筱庵說：“段祺瑞是軍閥，張作霖是土匪，蔣介石是流氓。一個比一個壞！”這是這幫商界大亨的共識，但拿算盤的怎麽可能幹過拿槍杆的，大家最後還是勸榮老大咽下這口氣。客人們告辭後，榮德生說：“宗敬，我們一起去見見吳老先生（吳稚暉）好嗎？”
“還是你去吧，用不用帶張支票？”
“絕對不可！老先生最清高，別說支票，有人送書畫古董還被他扔出來呢！”
吳稚暉，無錫人背後稱其為“吳瘋子”。這個人做事不按常理出牌，當秀才時就這個脾氣。
楊頤做江蘇學政時，公然在畫舫宴客，微服狎妓。吳稚暉當時在南菁書院讀書，得知此事後，約同學前往搗亂。他們上穿四開褲箭袖袍，下身不穿褲子，頭插鬆枝，持草紙一束，前往畫舫。上船後，他們故意跌了個四腳朝天，大呼：“生員叩見大人，請賞花酒三杯。”楊學政大怒，一麵命令把兩人趕走，一麵喝令將二人革去秀才，趕出書院。院方認為，生員冒犯學政理當有罪，但學政微服狎妓也該處分，幾經周折，最後以停學了事。
成為黨國元老之後，吳瘋子不瘋了，但仍然是個怪人。蔣介石幾次要他出來做官，他說：“我是無政府主義者，脾氣也不好，不敢當呀！”終其一生老吳隻當了個中央監察委員，而且從不辦公。吳的字很有名，過不下去了，就賣字維持自定的“兩粥一飯，小葷大素”的日常飲食。
吳稚暉說無錫人富於“兩發主義”，一是“發癡”，二是“發財”。要成就一番事業，如不能癡心不改，必致中途失敗；如不抱有“發財”的希望，缺乏做事**，也難以為繼。因為是無錫同鄉，他對奮發創業的榮氏兄弟一向都很看重，特別是與榮德生私誼甚好。
榮德生來時，吳稚暉正與蔡元培談事。看到榮德生，吳稚暉說：“德生，你來得正好，你先看看這個。”他遞給榮德生一份電報底稿。電報是今天早晨吳稚暉發給南京蔣介石的，電曰：“無錫富商榮宗敬，鄉評極佳。並無為富不仁之事，近年敬恒（吳敬恒，字稚暉）個人亦未聞彼曾比附孫傳芳。……鄉之公正士民，環來請求轉達鈞聽，望更飭查昭雪，免予查封。”
讀完電報，榮德生感動得熱淚盈眶。他來找吳稚暉隻抱一線希望，沒有想到老先生已經先行一步了。“介石是個很要麵子的人，他的命令昨天剛下，我這份電報未必會立即奏效。後天介石要來上海，到時候元培我們一起去找他，這幾張老麵子他總會買吧？”
聊了一會兒天，榮德生起身告辭，吳稚暉拉著他的手說：“德生，我們幾個老家夥去說情，也總得給介石一個台階下，這50萬元的庫券，還是認了吧？”
榮德生誠懇地說：“一切聽老先生吩咐！”
3天後，吳稚暉約上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到蔣介石下榻處，四大元老為榮宗敬的事輪番說情。聽說榮宗敬服軟，認購50萬元的庫券一分不少，蔣介石便順坡下驢：“那就照元老們說的辦吧！”
財去人安樂。一件附逆大案，就這樣不了了之。
擱 淺
榮宗敬是一個“狂熱”的擴張主義者，人稱“無錫拿破侖”，他一天看不見錠子，心裏就不舒服。他有一句名言：“競爭如同打仗，能多添一隻錠子，就好比多得一支槍。”
1916年，申新一廠開機時，他就告訴榮德生：“商戰必須爭取時間，造廠力求其快，設備力求其新，開工力求其足，擴展力求其多。”這就是著名的榮氏四大法則。
為了擴張，榮宗敬的一個秘訣就是“肉爛在鍋裏”。申新除了股息，一般不發紅利給股東，盈餘不斷滾下去，用來擴大再生產，就像燒肉，老汁水永遠不倒出來。
他的另一個絕招是：負債經營。榮宗敬並不擔心銀行的債務，他曾說過一段很精彩的話：“債多勿愁，虱多不癢，債愈多愈風涼。如果我的廠子虧損嚴重，給我放款的銀行怕被拖下水，收不回款去，隻好繼續貸款以圖複蘇。企業和銀行是捆在一條繩上的螞蚱，誰也跑不了，利害相同，唇齒相依，即使同床異夢，也隻得同舟共濟。”
為方便融資，榮宗敬至少以個人名義在7個錢莊、2個銀行、1家保險公司有投資，以公司名義在3家銀行有投資，多的幾千股，少則幾十股，包括上海正大銀行、中國國貨銀行等。他對身邊的人說：“我搭上1萬股，就可以用上他們10萬元、20萬元的資金。”
負債經營，一般能形成滾雪球效應。但這種擴張也蘊藏著極大風險，往往不出事則已，一出事就是大事，尤其當官員有覬覦之心的時候。榮氏集團也沒能逃脫這一規律。
1934年年初，申新擱淺了。
此前4年，申新連續巨額虧損。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調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產的20支人鍾牌紗為例，每件成本218.33元，市場價卻隻有204元，每生產一件就要虧折14.33元。榮宗敬沮喪地感歎“板貴棺材賤”。
賦稅太重，也是申新擱淺的重要原因。此外，榮宗敬和幾個兒子投機失敗，光是他們投機洋麥、洋花之類的虧損就有1 200多萬元，總公司這一項利息支出就在500萬元以上。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廠幾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國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等幾家關係密切的大銀行不肯再放款，隻有靠16家與榮家熟悉的往來錢莊暫時維持。此時申新負債累計達6375.9萬元，而全部資產總值不過6 898萬元。
當年6月月底，到期的500萬應付款沒有頭寸可以應付，申新的資金鏈斷了！
風聞申新出事，各路債主紛紛上門。在債主逼得最厲害的時候，陳光甫、宋漢章（時任新華信托儲蓄銀行董事）二人在榮公館陪榮宗敬通宵熬夜，就是怕他倒下去。
當時，無錫的茂新麵粉廠還有點力量。最緊急時，榮宗敬不斷打長途電話向弟弟求援。6月28日，榮德生長子榮偉仁連夜趕回無錫求援，他要父親帶上全部有價證券到上海救急：“否則有今日無明日，事業若倒，身家亦去。”
榮德生當時正在喝茶，執壺在手，他想：“如果茶壺裂了，即使有半個壺在手，又有何用？”他徹夜未眠，給上海打了11個長途電話，托宋漢章向張公權（時任中國銀行總裁）求救，得到的回話是：“有物可商量。”
榮德生帶上家中所有的有價證券，次日淩晨4點趕火車去上海。9點多，他將證券帶到中國銀行點交，立約簽字，先向中國、上海兩家銀行押解500萬元。16家往來錢莊的老司務或學生，一夜沒有離開上海江西路申新總公司大門口，知道榮家有了辦法，才各自散去。
人們當時普遍認為申新資產負債倒掛，榮宗敬經手債務太多，無力清償，信用不足，說話已不能算數。榮老大過去舉債經營，全力擴張，靠的是信用，信用一失，一切都完了。而榮德生魄力雖不及乃兄，但腳踏實地，關鍵時刻說話可以算數，反而讓不少人對他放心。
從1934年6月起，榮宗敬不斷向南京政府有關部門求助，給實業部、財政部、棉業統製會等部門都寫過信。當年7月，實業部提出“申新紡織公司調查報告書”，這份報告書建議借給申新300萬元作為營運資本，成立一家新公司。實際上是實業部長陳公博想乘人之危，順勢接管申新。
榮宗敬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可憐大王幾被一班小鬼扛到麥田裏去”。
一天淩晨4點，在申新九廠俱樂部樓上睡覺的廠長吳昆生，睡夢中忽然聽到下麵禮堂有人在哭，起來一看，原來是榮宗敬。榮告訴他：“我擺不平了，欠政府的統稅付不出，政府卻要來沒收我幾千萬元的財產，這沒有道理！”
此時，吳稚暉再次拔刀相助，親自給蔣介石、汪精衛、陳公博、孔祥熙等人寫信。孔祥熙不願陳公博得到申新這塊大肥肉，不給實業部撥款，申新僥幸逃過了被官僚資本吞沒的厄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6年2月12日，榮家兄弟遭遇了創業以來最艱險的一幕。這天，宋子文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債權人——中國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浙江興業銀行開會，這個會議將決定榮家在申新的命運。
此前，對於資不抵債的申新，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宋子文拋出一份“拯救”計劃，其實質就是將榮氏兄弟掃地出門。宋曾當麵對榮宗敬說：“申新這樣困難，你不要管了，你家裏每月2 000元的開銷由我負擔。”榮宗敬不敢當麵拒絕，轉身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去找陳光甫，說自己不能接受宋子文的要求。當時陳光甫不在，該行副經理李芸侯看到他時，榮宗敬非常痛苦，簡直就要哭了。這天會前宋子文找陳光甫談過一次，按宋的計劃，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每年吃五六十萬元的虧。陳當麵不好反對，回來與李芸侯商量後，開會時就稱病在家，讓李出席。
在會上，李芸侯以宋子文的該方案會造成上海銀行虧本為由拒絕，會議最後不歡而散。陳光甫這一舉動，固然有維護自身利益的考量，但也確實有幫助老友的情分在內，正是他的臨陣倒戈，讓宋子文的野心最終沒能得逞。
這是榮家最艱難的日子，此時離他們兄弟籌辦第一家工廠保興已有35年。
1936年秋天，棉花豐收，價格下跌，而紗、布價格上揚，市場轉好，申新各廠由虧轉盈，停工的申新二、五兩廠也開工，榮氏集團終於得到喘息的機會。
可惜，不到一年，盧溝橋事變的槍聲響了！
苦 撐
1937年冬，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江南國土相繼淪陷。這時，盧作孚奉命來動員榮家將工廠西遷，但榮氏上海的廠子沒有遷出一台粉磨、一枚紗錠，這是榮宗敬的決定。榮家集團隻有榮德生的女婿李國偉掌管的位於武漢的申新四廠和福新五廠遷往了內地。
榮氏兄弟留守上海的原因一言難盡，也許因為以往的經驗，從庚子年八國聯軍進京，到日俄爭霸東北，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直至北伐，榮氏集團總是善於因勢利導，在戰爭中發展壯大。但令榮氏兄弟意想不到的是，這次留守讓他們最終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當時，申新八廠號稱“五新”——新廠房、新機器、新人才、新出數、新產品，擁有126台最新式的英國精紡機，日商最為嫉恨。在他們的鼓動下，日軍轟炸了申新八廠，投下了18枚炸彈，當場炸死70多人，傷350多人。無錫、上海兩地的企業設備被毀被拆，三分之二的榮家企業沒了。12月，茂新一廠、申新三廠也被炸，榮家的發祥地茂新變成一片廢墟。
在榮宋敬的孫子榮智權的記憶裏，爺爺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雖然很忙，事很多，但是他睡覺的時候，很快就能睡著。不像有些人有很多煩惱的事，就容易睡眠不好”。但真正大難臨頭，榮老大也未必能安睡。在廢墟和灰燼中，榮宗敬悲憤交加，有一天正讀著弟弟無錫來信，他突犯腦出血倒下。好在擋車工人出身的三太太處理得當，他才僥幸脫險。一醒過來，他就馬上派人到日占區查看廠房、機器設備的受損情況。
1938年1月4日，難以忍受日軍騷擾的榮宗敬負氣離開上海，乘船赴港。2月10日，榮宗敬腦出血症複發，在香港去世，終年65歲。榮德生在漢口得知哥哥去世的噩耗，放聲痛哭，一連昏厥兩次。榮宗敬是榮氏集團的靈魂，他的病逝標誌著這個民間最大財團開始由盛轉衰。
世態炎涼，榮宗敬過世的消息傳到上海，金融界紛紛前來索債，16家錢莊同時起訴，法院批準傳人，榮氏企業再次岌岌可危。遠在漢口的榮德生，采取的應對辦法是逐件和解，承諾分期歸還。
1938年5月，榮德生抱病來到上海租界。他到申新總公司辦公，想起哥哥在世時的一切，不覺黯然神傷。他與銀團達成共識，將申新每月盈餘分為三成，一成還銀團，一成還訴訟和解的各錢莊欠款，一成還無抵押的零星欠款及維持總公司開支。
在上海，榮德生深居簡出，唯以搜購古籍、字畫自遣，等待時局好轉。
1941年，日商覬覦榮氏紗廠，由汪偽實業部派專員與榮德生商談，要他將申新一、八廠賣與日本豐田紗廠，當即遭到嚴詞拒絕。汪偽外交部長褚民誼隻得親自來滬，在國際飯店邀請榮德生麵談。榮德生派兒子榮爾仁代往，說明不變初衷，不出賣工廠和人格。
“中國的半壁江山都給日本人了，何況小小申新兩個廠。”褚民誼威脅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榮爾仁依舊嚴詞拒絕：“我是中國人，絕不把中國的產業賣給外國人。”並寫下一副自勉的對聯：“心正思無邪,意誠言必中。”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孤島”淪陷，申新二廠、九廠的花紗倉庫被日軍封閉，榮氏集團再受重創。
亂世多變，誰也不清楚前方是福是禍。1942年，申新倉庫終於被同意啟封，此時，恰遇物價暴漲，幣值下跌，汪精衛政府以1∶2回收法幣，2 000萬元隻要1 000萬元。對榮家來說，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翻身機會。深諳資本操作的榮氏集團，乘機拋出陳貨，還清所有債務，企業完全回到榮家手裏。榮德生大為喜悅，特意寫道：“陳年積欠，至此全掃，可謂無債一身輕矣。”
八年抗戰，留駐在沿海省份的榮家企業絕大多數最終沒能逃脫被摧毀或被掠走的命運。出乎榮家意料的是，入川後的“申四”和“福五”卻獲得了充分的發展。主持內遷廠務的正是榮德生的女婿李國偉。
李國偉出生於江蘇無錫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李皋秀早亡，自幼依靠母親撫養長大。1915年，從唐山路礦學院畢業後，他就在煤礦和鐵路上擔任工程師。1917年，經堂姑丈華藝三(時任無錫商會會長)介紹，28歲的李國偉與榮德生長女榮慕蘊結婚。榮德生曾在《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中寫道：“知為大器，不論家況也。”
1919年冬，在親友們的勸說下，李國偉辭去徐州鐵路分局工作，全家遷至漢口，開始負責“福五”“申四”的籌建，逐漸成為榮氏集團內核心人員之一。
1942年，國民政府對內遷的棉紡織和麵粉工業實行產銷統製和苛征高稅政策，為此，李國偉被迫采取了三項對策：
第一，通過賄賂和拉攏地方官員，操縱原料市場。他到處設莊，壓價收購棉、麥等工業原料，囤積居奇以攫取厚利。第二，各企業通過設立暗賬，隱匿巨額利潤，以逃避和抗拒高稅政策。如“申四”各廠從1939年至1945年的暗賬盈利為934萬元，盈利率高達161％，而明賬盈利僅325萬元，盈利率為70％。第三，抽調資金，大量購儲外匯和黃金來保持幣值。據1945年的賬麵統計，“申四”“福五”係統共積儲外匯折合美金300多萬元。
留 守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榮宗敬去世後，榮氏財團事實上一分為三：大房（榮宗敬家）、二房（榮德生家）以及李國偉所管的廠子，逐漸各成係統。
抗戰後期，年事已高的榮德生有意淡出申新總公司的管理，轉而滿懷熱情地創設並實踐他的“大農業”和“天元計劃”，專注農業生產、工業製造、商業運輸。這些計劃不吸收大房投資，由二房專營。無奈戰亂頻仍，好夢難以成真。午夜夢回，這位老人常常含淚：計劃未成，抱負未抒，深覺痛心。
抗戰勝利了，蔣介石回來了，但榮氏集團似乎並沒有過上好日子。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以200∶1回收偽幣，榮德生積存的370多萬教育基金、50多萬慈善基金一夜之間被貶值。
1946年，黑社會匪幫綁架了榮德生，把他關在黑屋子裏33天，榮家送出50萬美元贖金後才被釋放。人雖獲釋，但國民政府礙於麵子，堅持追查。不久破案，可上海警備司令部隻發還給榮家13萬美元，其餘錢款均被軍警占用，而且此後數次索要酬謝。榮爾仁非常氣憤：“綁匪隻要50萬美元，現在‘破案’了，60萬美元還不夠，還不如不破案！”
對這件綁架案，榮德生的說法是：“實則起意者為黑心商人，利用匪徒，原擬將餘滅口；幸匪以金錢為重，餘尚得以生還……餘為心存厚道起見，不肯發人陰私。嗚呼，天下無公道久矣！”
榮宗敬故後，大房一係逐漸獨立，與二房在生活與工作中的風格差別越來越大。熟悉內情的人回憶，1949年前，大房的榮鴻元一家從華貴的大轎車到旅行轎車、吉普車、貨車，應有盡有。榮公子常去中外富人紮堆的虹橋俱樂部玩樂，還嫌不過癮，就在虹橋路自建了大花園。他幾乎每天下午和每周周末都要到花園別墅去，常在那裏請客，請客的杯盤、菜肴都是在市裏準備好了派專用汽車送的。上海銀行副經理李芸侯曾目睹榮鴻元、鴻三兄弟當時的奢靡生活，榮公館裏整天都是賭錢、跳舞，大開酒筵。
榮鴻元兄弟的招搖終於惹禍上身。1948年9月，蔣經國上海打“虎”，將榮鴻元以“私套外匯、囤積居奇”的罪名抓捕。榮家雖然請了章士釗等三位名律師辯護，但要想救人關鍵還是靠行賄。因為通貨膨脹，受賄的官員不要紙幣，隻要棉布、棉紗、麵粉棧單、房子和金條。榮鴻元關押77天，幕後交易就進行了70多個晚上，前後花費折合50萬美元。
大房、二房接連出事，讓榮氏家族對國民黨政權基本失去了信心。隨著內戰加劇，榮氏家族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員都走了，榮宗敬的長子榮溥仁和次子榮輔仁去了香港，二房係統和申四福五係統也走了一些人。據上海市紡織工業局一份史料記載，被其他榮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資金，有1 000多萬美金。但榮德生堅持留在內地。資金外流使留在內地的榮氏企業元氣大傷，也讓榮德生氣憤不已：“生平未嚐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
1948年下半年，無錫申新三廠部分機器正準備拆遷台灣，榮德生聽說後，親自趕往碼頭，把機器搬回來。1949年2月，他秘密派人到蘇北解放區考察。無錫易手前後，他每天乘包車在街上露麵，表示自己還在無錫。
榮德生不走的原因很多：一是他從未出過國，創業以來與外國資本競爭，對外國沒有好感；二是他不願拋開親手開創的事業，加之年紀大了，故土難離；三是綁票的傷痕猶在，身體怕經不起長途顛簸；四是香港人生地不熟，去台灣他更不願意，他對國民政府戰後的表現非常不滿，反複斟酌，覺得還不如留下來。
此時，榮德生長子、三子和六子均已去世，他此時可以依靠的就剩下四子榮毅仁。榮毅仁本已先期攜家人抵達香港，但老父不願離開，他最後決定與父親一起留下，並讓妻子兒女也返回內地。當時，剛剛解放的大上海亟須恢複生產，保障就業，而中國最大民營企業集團的代表性人物能留在內地，無疑是對新政權最大的信任與支持。榮氏父子這種愛國愛家的果決行為，也贏得中共對榮家的極大欣賞與尊重。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大樓4層舉行座談會。榮毅仁第一次見到了當時的上海市市長陳毅。會後，陳毅帶著家人公開到榮家做客，與榮毅仁交朋友。這件事在人心還不穩的上海迅速傳開，這是“共產黨團結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動作”。
留下的榮毅仁接手了上海的榮氏企業，而此時的榮氏工廠，流動資金幾乎被抽空，已經是個爛攤子。1950年2月，國民黨的飛機轟炸上海，導致上海工商業突然崩潰：工廠停工，資金短缺，銷路不振。當時正處在農曆春節前夕，申新紡織幾乎發不出工資。
工人們無米下鍋，一些申新六廠的女工直接找到榮毅仁家，堵在榮家的客廳門口討工資。雖然極好麵子，但一文錢難倒英雄漢，此時手頭無錢的小榮老板也束手無策，唯有與工人說好話。陳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馬上找總工會的負責人前去疏通，並幫廠裏申請了貸款，讓他們暫渡難關。政府能雪中送炭，讓榮家上下感念不已。
不久，榮毅仁從申新自身的生存出發，提出“加工訂貨”的建議，這是針對很多工廠產品積壓而想到的法子。當時的中央財委主任陳雲對此高度重視，很快就在全國推行這一辦法。
1951年年底，“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了。在上海，組織讓工人當麵揭發“資本家”。有文章記錄，那段時間，經常能看榮毅仁在8樓會場外眉頭緊鎖，兜圈子，踱方步，可見他內心有多麽焦慮。
在這場運動中，榮毅仁有驚無險，陳毅將其劃為“基本守法戶”。上報中央時，毛澤東說“何必這麽小氣”，於是榮毅仁被歸為“完全守法戶”，最終安然過關。
1954年，已經看清楚時代大趨勢的榮毅仁，帶頭拉開申新紡織與政府公私合營的大幕。由此，榮家發展了半個世紀的產業，變為國家所有。當年，申新集團成立，榮毅仁成為總經理。許多股東都不能理解，擔心財產被全部充公，榮毅仁卻說：“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不走也得走。”
1956年1月10日，毛澤東視察上海申新九廠，這是他視察過的唯一一家公私合營企業。從那以後，榮毅仁就被稱為“紅色資本家”。之後不久，榮老板就被推選為上海市副市長。3年後，赴京擔任紡織工業部部長。30年後，曆盡劫波的榮毅仁，離開自己一手創辦的中信集團，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創下這個富過三代的大家族的最新傳奇。
興 學
1949年以後，榮氏集團在內地的企業，幾乎全部由榮毅仁打理。此時的榮德生，則在老家安度晚年。
這個曾經的中國首富，平時“上身穿著白粗布的小褂，下麵是灰士林布褲子，紮著褲腳管，一雙布鞋，精神很好”。 他一生極為簡樸，正如無錫梅園誦豳堂那副對聯：發上等願，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擇高處立，就平處坐，向寬處行。
在榮德生的住處，到處是“從地上堆得高高的一包包用報紙包著的舊書”。當時，他已年逾古稀，非常關注他一手創立的江南大學的命運。
榮家兄弟常對子侄輩講“有力量要貢獻社會”，這是祖傳家訓，也是父親榮熙泰的臨終囑咐，更有張謇這個榜樣對他們兄弟的影響，榮德生平生推崇並處處仿效張四先生。
榮氏兄弟一生為公益事業捐款無數，更捐建過多所學校，但自辦一所綜合性大學始終是榮德生最大的心願。早在1916年至1917年間，他和吳稚暉同遊太湖，吳認為在湖濱興學最理想，他很讚同，過了30年，這個理想才得以實現。
1947年10月27日，江南大學開學典禮在榮巷臨時的校址舉行。為辦好江南大學，榮家重金請教授，上海、南京不少教授到這裏兼課，每周他們都風塵仆仆地趕來。而哲學家許思園教授夫婦一直住在梅園著書立說，每月領500元薪俸（一般教授隻拿三四百元），從來沒有上過課。
1948年的春天，無錫籍著名學者錢穆應邀到江南大學任教，住在榮巷樓上。每到周六下午，榮德生夫婦都會從城裏來，住在樓下，周日下午離開。周六晚飯後，他們必定會暢談兩小時左右。
錢穆問榮德生，畢生獲得如此碩果，有何感想？榮德生回答，財富這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傳之子孫，也沒有聽說可以幾代不敗的。這番話可以看做一代實業家的財富觀。
一生致力於實業的榮德生，希望他們學以致用，不要好高騖遠，力戒好大喜功，要腳踏實地，從頭做起。錢穆後來回憶說，榮德生的人生觀和實踐一致，在他身上可以體會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優良的一麵。
對於成功，榮德生有自己的理解。他說，百工百業都可以成功，並非隻有擠在政治一條路上，成了達官顯貴才算成功。國人說他是大實業家，他不敢當，他說，如果能再盡力10年，將理想一一實現，或許可以言大。大多數國人沒有遠大目光，以為他飽暖坐食，終生都已足夠，何必再賺錢，而不知他的抱負就是要辦大規模的事業。所以，他一輩子都不驕矜，誠惶誠恐，如履薄冰。他多次說過：“我是事業家，不是資本家。”
可惜的是，1952年10月29日，存在了5年的私立江南大學終在院係調整中消失。直到改革開放後，在榮氏家族的多方努力下，江南大學才得以恢複舊名，並與其他院校合並，成為教育部直屬的重點院校。
江南大學被強行拆散，這使榮德生備受打擊。直到臨終，榮德生也不能理解“一切歸公”等違背經濟常識的做法。這一點，不是他一個人的困惑，當年留在內地未走的實業家們也始終不得其解。像一生聰明過人的劉鴻生，最終也是帶著遺憾離開這個看不明白的世界的。這些在市場經濟體製下如魚得水的大老板們，根本沒有想到，他們麵臨的是一場20多年的帶有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計劃經濟體製的大實驗。幸虧他們去世得早，躲過了後來無窮無盡的社會政治運動，很多資本家最後都被各種運動的旋渦所吞沒。
謝 幕
一生知己是梅花。梅花中，榮德生最喜歡“骨裏紅”。1952年年底，榮德生在無錫謝世。墓地是熱衷風水的他親自選的，背靠孔山，麵向梅園，周圍種了他喜愛的梅花，隨葬品是一套線裝的地輿學書、一隻他隨身多年的鍍金殼鋼機芯打簧懷表。至此，榮氏家族創業一代完美謝幕。
榮氏兄弟文化水平一般，資本實力不強，最起碼在無錫六大企業集團中，與楊氏集團（楊宗濂、楊宗潮兄弟）、周氏集團（周舜卿）、薛氏集團（薛南溟、薛壽萱父子）、唐蔡集團（唐保謙、蔡緘三）、唐程集團（唐驤庭、程敬堂）相比，創業起點算是比較低的。與先後創業的許多大實業家不同，無論是與張謇、盛宣懷、周學熙這樣士紳出身的官商相比，還是與陳光甫、範旭東、盧作孚這樣的海歸或書生相比，抑或是與馬應彪、張弼士這樣的僑商或劉歆生、劉鴻生這樣的買辦相比，榮氏兄弟算是徹徹底底的草根出身，輾轉社會底層多年。但這兄弟二人，經過多年打拚，不僅在本地六大企業集團中獨占鼇頭，後來更成為全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集團，其中原因發人深省。
後來有很多人研究榮氏集團成長壯大並延綿不絕的原因，列出很多很多條理由。在筆者看來，榮氏兄弟一生事業之所以如此輝煌，撇開一戰前後難得的創業機會這個天時不說，身處無錫這個最富有創業活力的地利也不算，最主要的原因，當屬如下三條：
一是有一個敢於開拓後繼有人的核心團隊。“無錫拿破侖”“梅園孔聖人”榮宗敬勇於開拓，處處顯露了其不平凡的氣魄；榮德生外訥內慧，卻不掩其勇敢精進之誌。一個善攻，一個會守，在企業經營管理上，榮氏兄弟堪稱珠聯璧合。而團結在他們身邊的一批人，因為榮氏兄弟胸懷寬廣，有比較好的激勵約束機製，從而保證整個榮氏企業集團核心管理層的長期穩定。老一代老去後，榮氏二代接班有序，李國偉、榮毅仁是其中最優秀的代表。
二是緊密多元化快速擴張戰略。榮氏集團，首先是開麵粉廠，接著開做麵袋的紗廠，之後的擴張，也基本是按照這個產業邏輯進行。在這個大前提下，敢於負債的滾雪球經營手段發揮了重要作用。任何一家全國性集團企業，幾乎都有這種負債擴張的成長階段，否則，也絕做不到全國數一數二。關鍵是既要有長袖善舞的資本運作班子，又要有善於日常管理的執行團隊，而榮氏兄弟恰到好處地分別領導了這樣兩套人馬。
三是善於整合社會資源，特別是善於處理好與政府的關係，善於維護產業上下遊及周邊企業的同盟，善於把握實業與公益之間的平衡。一開始創業，榮氏兄弟就遭遇過各種刁難；做大過程中，又遭受過不少嫉恨；做大後，既被政府誤解甚至查處過，又有過近乎破產的危機；巔峰時期，遭遇亡國之痛與綁票之險；改朝換代之際，也麵臨著多次近乎生死存亡的抉擇；改革開放之後，也經曆過不少大起大落，包括榮家第四代榮智健在中信泰富的艱難曲折。但榮家迄今依然屹立不倒，根本原因就是很善於處理上述關係。小企業做事，大企業做人。榮氏家族深諳其道。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自榮氏兄弟1900年創業算起，至今整整過去了111年，多少顯赫一時的家族如今無跡可尋，多少名震一時的企業也灰飛煙滅。但榮氏家族及其關聯企業，今天卻依然活躍在中國內地及世界各地，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財富魔咒。這樣的家族與財富傳奇，在民國時期的豪門望族中可謂罕見，也許隻有無錫唐氏能與之比肩。
這個家族福澤綿延的成功基因究竟何在？
榮德生勸誡世人：“天道變，世道不變。”
榮毅仁告訴子女：“要堅強，要看到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