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口述自傳》是部名著，使其出名的與其說是“胡說”，不如說是“唐（德剛）注”，借題發揮，不拘一格，很有點“筆記”味道。比如，胡書開篇先講家鄉，唐注便是一大套：
胡先生畢竟是科舉時代出生的……所以他頭腦裏仍然裝滿了“科舉時代”的許多舊觀念。在那個“太後垂簾”的宗法社會裏，由於“籍貫”對一個士子的“出身”有極重要的影響，所以“讀書人”一碰頭便要敘鄉裏、攀宗親、談祖籍，盡管有些“祖籍”，他們連做夢也沒有去過。這是我國幾千年來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途中的一種社會心理上的後遺症。這個傳統在一個流動性極大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裏，是很難保留下去的。
胡適那一輩新派讀書人身上確實都有不少“農業社會”的觀念，而重要的是，這些觀念又正是他們有意要顛覆的。早在清末，“廢省界”以至“廢縣界”的意見就在趨新之士中流行起來。按胡適自己的說法，他所在的“中國公學”之得名，就是因為此校係由“各省公共決議的，無所謂省界”。這一取向成為彼時不少讀書人的自覺意識。胡適的好友任鴻雋就曾說：“吾中國人自命為中國人足矣，於此中複自畫為某省某縣人，有何意義？”
清末的“廢省界”觀念受到民族主義思想的深切影響，其基本思路是，“某省某縣”這種分散性的地方小認同，不利於“中國”大認同的形成，因此，為了“合群”以凝聚“國民”力量，就必須廢棄各種地方意識。無獨有偶，錢穆與馮友蘭也曾發生過一次爭論。錢穆提出：“吾儕今日當勉做一中國人。”馮友蘭則說：“今日當做一世界人，何拘拘於中國人為？”錢穆反駁道：“欲為世界人，仍當先做一中國人，否則成為日本人、美國人均可。奈今日恨尚無一無國籍之世界人，君奈之何？”
馮友蘭與任鴻雋的論述重點不同，但思路如出一轍，都有以“大認同”取代或者涵蓋“小認同”的傾向。自然，在有些情形下，地方、族群這一類“小認同”確可對國家、世界的“大認同”產生阻礙力量，但更多時候，二者關係是極為複雜的。20世紀初，就在不少人高喊“廢省界”的同時，“地方自治”的思想也在盛行。這種思想認為，國家由地方組成，要愛國，必當自愛鄉始。其時上海一位熱衷地方文化研究的人士就指出：“國者，鄉之積也”，以鄉土知識教人，正可“動其愛鄉之心，引而致於愛國也”。1903年南洋公學一位學生也說，故鄉乃是祖國之母，“愛祖國而不愛故鄉，與愛人子不愛人母何異？”這樣，地方認同不但無阻於國家的大認同，且正是國家意識得以成立的一個前提。
其實，這種看法在中國文化中並不稀奇。錢穆先生曾說，中國士人“心情所寄，不在鄉土，而在中國，在天下”，其傑出者“決不為一鄉一裏之士”。但這又絕不在形跡。對於儒者，由一身至於一家、一國，以至天下，或由天下退至一身，皆是一以貫之。實際上，常有人終其一生，足跡不出鄉裏，而關懷所向，仍不失為國士、天下士者，正因在一隅之中也可窺見整個國家以至天下之故也。相反，離開鄉裏這一層次，國家、世界也全都成為虛懸之物，空空洞洞，難以把捉。畢竟，每個人生下來首先麵對的，都隻是他周邊那個和別處不同而更為具體的“小地方”，隻有從這個小地方出發，大世界才會一步步展開。
另一方麵，中國傳統的認同層次原本極為多元，各自相異的認同維度完全可以共存。但20世紀中國走向“工業社會”的過程中，更多地注意了這些認同相互排斥的一麵，使得我們的認同感呈現一種簡化趨勢。問題是，正如生物的多樣性一樣，文化和認同的多樣性也為人們應對各種危機提供了更廣闊的啟發。然而，隨著地方、族群這樣一些“原生性”認同被一個更為“標準”的中國認同所覆蓋，甚至被當作導致“分裂”的元素加以拒斥，“中國”概念本身的豐富性亦在逐步流失，這對於我們因應未來各種變局的能力會產生什麽樣的影響，也值得深思，至少，今日看來，當年唐先生意氣風發地宣判鄉土觀念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社會”裏的死亡，考慮得太過簡單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