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第一人稱的敘事人“我”,並不一定是作者本人;作者的用心,更多是通過敘事人,把我們讀者抵送到作者設置的去處。

在當下的小說中,作者規定的第一人稱敘事人,至少有兩種類型:一為仰觀,一為俯察。俯察者,虛設一個角度來居高臨下,俯瞰眾生,悲天憫人,神情莊重,全知全能,貌似把一切都已看懂參透;仰觀者,自身心情窘迫,就近取材,按捺不住地盡情傾訴,一吐為快,現出心態的躁動不寧和略略釋解後怡然自得的快意。李曉小說中的敘事人,則有另外一種情狀。他的“我”,總是不大情願從人群中擠出來,很難逃離掉“我”與現實生存環境之間達成的某種約定。因此,讀他的小說,有一種處在人群之中的親切感,作者與我們讀者之間有一種約定俗成的熟悉和牢實。

《天橋》(《青年文學》1988 年第7 期)這篇小說的敘事人,是“我”——王保。王保老家在蘇北——曾經為不少上海人所不屑的地域;成分為工人,這也很尋常。見到這樣的一位敘事人,我們讀者完全可以打消很多顧慮,至少在閱讀上不會有阻隔在麵前的困難和壓力。如果敘述人貌似是一位“思想者”,我們是不是要凝神屏氣?因此,“我”作為一個尋常、普通的個體,在把我們讀者領進小說作者所構築的“天橋”時,我們應該懷有幾分輕鬆和安適。

作者構築的“天橋”,是《天橋》這篇小說的“眼”。李曉小說的視點,往往出現在小說作品的標題上。比如《繼續操練》中的“操練”,《關於行規的閑話》中的“行規”,《我們的事業》中的“事業”,等等。作者對這一視點的解讀能力,往往就決定了作品的精粗和深淺。顯然,在《天橋》這篇小說裏,有關“天橋”

的寓意,就成了引發我們內心觸動的一個特定場域。

作者是這樣說到“天橋”和引出敘事人的:下了火車,我就看到了那座橋。

那橋架在兩山之間,從站台這邊望去,就像是在天上。

我們意識到,圍繞架在兩山之間的“天橋”所展開的故事,將是敘事人“我”講述的重點。我們往下讀,讀到了這樣的內容:“我”來站台的目的,是為了尋找“我”母親的屍骨。而她正是在27 年前被人從“我”現在看到的這座橋上推下去的。接下來,作者自然會涉及這樣的一些問題:“我”為什麽要在27 年後尋找母親的屍骨,母親被推下橋時“我”在幹什麽,而“我”母親為什麽會暴身野地,而今屍骨又在何處。這樣,作者也自然會引出“我”的一係列故事,以及“我”尋找母親屍骨的過程。

問題在於,作者為什麽要選取“天橋”作為視點,也就是說,作者為什麽讓敘事人把“架在兩山之間”的那座“橋”看成是“天橋”。事實上,那座橋隻不過曾經是某一事件的發生地點。從整個故事的表層結構上看,敘事人“我”大可不必留意於它,更可側重於講述事件的原委和“我”尋找的經過。作者的用心,很顯然是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天橋”的所指上,即通過“我”

所敘述的一係列事實過程,讓我們抵達“天橋”——作者生發考慮的前提,以及作品本身所要傳達的效果和意味上。那就是:敘事人為什麽要說那座橋是“天橋”?

那麽,作者選取“我”——王保這樣的一個敘事人,用意何在呢?作者將要在這樣一個普通、低微、曾經有過兩次小小運氣的敘事人身上暗示些什麽呢?或者說,作者通過這一普通的敘事人,將要把我們的閱讀興趣抵送到什麽地方呢?甚或說,作者是不是要我們通過一個普通、平凡的敘事人,去體味尋常人生中不尋常的某份內容呢?這是人的心靈的祭壇,還是人的精神的聖殿呢?而這一切,是否正是作者所構築的“天橋”本身呢?

我們注意到敘事人的經曆本身:少年時,隨父親從蘇北逃荒到上海,在工廠因寫大字報和提意見,被送去勞教22 年,回到上海後繼續做工,今年50 歲。這是充滿遭遇的一份人生經曆。按理說,斷送過我母親的“天橋”更應與“我”母親的遭遇關聯在一起,但敘事人在敘述自己的經曆時,並沒有講述他母親的情形。

很顯然,作品的寓意,勢必至少要部分地體現在“我”對自身遭遇的評說之中。敘事人是這樣陳述自己重新回到工廠的感觸的:說來奇怪,我總覺得自己還年輕,和離廠的感覺沒什麽區別。我想是不是有誰把表撥快了,過去的不是22年,而是22 個月、22 天,或許更短,就好像是在球場上踢球,忽然下麵喊有王保的電話,有人在電話裏,對我講了一個故事,一個很長的故事。聽完之後,我又上了球場,比賽繼續進行。

這是“我”對自身經曆的反芻。在時間的鏈條上,事件的偶然性,引起了“我”個人人生遭遇的極大錯動,同時也使得“我”

母親命斷橋下。這裏誘發出了“天橋”成為人生命脈上一個突出支點的重要性。但這顯然沒能說出“天橋”的全部。因為與“天橋”直接相關的是“我”的母親。

讓我們看看“天橋”上曾經有過的一幕:“我”母親的生命被斷送在天橋上——惡人打昏了“我”母親,並非想置她於死地,但因為“天橋”(如同“我”感觸中的電話一樣)的存在,“我”

母親死了!在這裏,我們不難讀出,作品中的“天橋”,至少是“我”母親生命過程中一個特殊的標識。隻不過這種際遇,並不是“我”母親想主動獲得的,而是外加的不幸。它勾起我們對一切善良人們的感懷和深思。當然,這仍不是作品寓意的全部。作品開篇實際上提供了窺探作品內涵的基本依據:我(身後是“我”漫長的經曆)看到那橋(曾經斷送過“我”

母親性命),像天橋。

整個作品的內涵正是濃縮在這一轉喻之中。因此,在《天橋》這篇作品裏,“天橋”的寓意正是體現在“我”的命運與母親命運的關聯之中,體現在母親與“我”的關聯、“我”用自己的人生經曆去尋找母親生命意義的過程之中,更體現在“我”作為一個普通者對另一個普通者的生命無言的感懷之中。通過這種種關聯,我們才真正體解了“天橋”作為人生場域,給我們的生存帶來的啟示,從而意識到我們對此所必須投注的情感內容。而隻有透過時間的延續,我們才得以關照到在人生旅途中每一座“天橋”的存在;應該說,我們從這裏反察到了個體生存的某些依據。因而,我們一己的感慨和情感,才得以浩大和弘博,能洞穿我們對每一座人生“天橋”的體察和無以言語的感喟。我想,作者通過敘事人想讓我們抵達的就是這裏。回過頭來,我們也才真正體察到作者選取這樣一個敘事人,引出我們關注最基礎、最普遍的生存狀態和人生命運的用心。

在我們抵達“天橋”之後,在作者把一己的感受推廣到其他人的人生領域之後,作者還啟發我們:時間雖然不曾間斷,但由於人生中這一宿命的存在,在它的上麵就凝聚住了時間,我們的人世間、我們的情感世界中也就留住了永恒,留下了我們不可名狀的感慨:“我”取走了“我”母親的屍骨,“不過那(埋葬過‘我’母親的)山頭的名是不會變了,再過幾百年,臥牛關人還管它叫野鬼嶺”。我們人就是帶著這些豐富而又值得回味的生命感悟,一步一步走下去,對一個個地名般的“有意味”的標識若有所思,略有所悟。

“天橋”是人生場域和生命際遇的轉喻。作者借王保這一敘事人把我們領進對人生際遇的感懷之中。那麽,作者是怎樣表達自己的用心,又是如何調控敘事人的呢?

我們發現,在作者的敘述方式和作品的結構方式上,有一個不可掩飾的秘密。我們在前麵所提到的小說表層的故事內容,即那一係列的事實過程,是滿可以作為懸疑小說的慣用素材的。這樣說,並沒有任何低估這篇小說純藝術價值的用意。我們隻是想說,作者在敘述和結構上,對懸疑小說有自己獨到的會心之處。

作者在意會之中,通過事實與事實、線索與線索、故事與現實之間等表層內容的相互貫穿和鋪排,奇妙地誘導我們從一己的遭遇生發到共同擁有的生存狀態上,從而使“天橋”成為一種寓言、一種啟示。在藝術運思上,這是不可多得的吐納能力。

作者沒有多寫母親的經曆和遭遇,去強調“天橋”對“我”

母親的決定性意義,而是借“我”對自己遭遇的認識和人生體察,去理解母親人生中的“天橋”,然後確立起在“我”對母親的懷念之上的貫穿人類共同命運的情感內容,從而使我們體悟到生命的脆弱和偶然、生存的價值和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因為敘事人王保普通、尋常,才可能與更多的人共情;而小說對“天橋”的揭示,既有豐富的文學意味,更有非凡的人生寓意。

寫於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