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自己年紀的文學夢想
1960 年代出生的小說作者們，擠進了我們的創作隊伍。他們正靜悄悄地展示著自己。我們有心留意於他們的作品，竟不能不生出一些異樣的感觸。在他們正把一些隱在的生氣活力傳達、補充給當代的小說創作時，我們不能不了解他們。
在這群20 多歲的小說作者裏，寫出一個完整的童年世界的，自然要數黑龍江的遲子建了。遲子建生活在很北的一個地方，她有一篇小說就叫《北極村童話》。小說裏說，“我”七八歲時來到爺爺姥姥們住的村子。在一群老年人的內心裏，都藏著不同的秘密。爺爺知道“我”的舅舅死了，但不願告訴姥姥，讓姥姥臨死前還留有一腔善良的心願；那位俄羅斯老太太終於迎來了“我”
這位異族的小夥伴，她帶著一絲滿足和更多憾恨孤獨地離開了人世……“我”感受著這些祖輩的人生。在本應盛下童年歡樂的心靈裏，“我”過早地接觸到這些行將走完生命過程的人們，也在過早體解這塊蒼老土地所積澱的人生內容。作者站在現在角度觀照童年的世界，顯然在發現並挖掘童年的意義。順著這條思路，我們讀到了遲子建的《沉睡的大固其固》《舊土地》《乞巧·苦婆·支客》《北國一片蒼茫》等作品。她似乎特別在意這些老人、成人們的生命感受中所積累的具體人生內容，同時又特別關注它們給自己童年打下的烙印。繼而她借對這種人生內容的觀照來引發自己對所處的那塊土地的理解和沉思。這是中國最北的土地。
因此，在遲子建的作品裏有那麽一種凝重，那麽一種樸拙，更帶有自己年齡印痕的鮮活。
姚霏在雲南。大概從小的流浪生活，難免給他的小說增添了一些流浪色彩。他不會像遲子建很矜持地去固守住自己的領地，對著那塊消逝過無數生命又將誕生無數生命的土地發愣。他寫過一些懷舊的文字：在《滇北故人重錄》裏，他想靜心考察記憶中的人物，但隻是畫了一幅速寫——好像是他忽然某一天記起了某件事，他不想作得深沉持重。他善於寫活在他身邊的那些同齡人的生活和心理，時不時還真有幾分生動和風趣。在《學院六人圖》中，現在大學同窗的心理、習性被他很有幾分神似地把握住，不難讓人體察與校園生活相關的社會現實情形。六人圖裏最有光彩的是作品的最後一位，雲南人常飛。夫子自道，於是寫得很有氣象，讀來滿口生動。
那時候也在校園裏念書的陳染，把一篇習作送到了《青年文學》編輯部：《嘿，別那麽喪氣》。這是1985 年的事。那時的學生不滿足陳規和陋習，渴望有能力有勇氣去承擔什麽。於是小說中一個風風火火的女學生毅然踏上了西去的火車，想用自己的眼睛看看西北是什麽樣子。幾年後，一批一批的大學生走向祖國的天南地北，邁上了社會實踐考察的征程。作品本意在張揚一種奔放、自在、開朗、熱情的個性氣質，一種有著青春力量的生氣活力。
直到現在，我們的文學創作、我們的改革事業也都在呼喚這種開放而自在、瀟灑而有熱忱、富於創造而又健康的朝氣和**。而這些年輕的思考，在當下的創作中，還隻是略為特殊地體現在一位20 來歲大學生尚還稚嫩的作品裏。
畢竟不是空穀足音。緊接著出來一個劉西鴻。她的筆下不是在繼續陳染的主觀呼喚，而是審視一塊新生土地的人情世相和觀念價值。一個16 歲的女孩子用她的行動在對“我”說：“你不可改變我！”“我”處在惶惑之中。“我”在用年長者的口吻勸誡她：“你抽煙的模樣是副很壞的派頭。”“你是學生窮講究什麽旋轉餐廳。”“誰叫你去當模特？你不打算讀書，打不打算做個高尚的人？”在短篇小說《你不可改變我》裏，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導致了“我”與孔令凱之間的衝突。而令凱則很詭秘地對“我”
說：“知道我為什麽喜歡你？你沒把我當小孩看，是把我當你的朋友，當你的同齡人。你懂得尊重人。”而當“我”繼續勸導她時，她則說：“你樣樣都這麽老派。真沒意思。”她沒有走進其他人的誘導之中，而是去做了唯美公司表演隊的服裝模特。作者劉西鴻借兩個不同年齡女性的性格和行動差異，展現著我們社會的變革內容。與其說作者有意在拉開“我”與令凱之間的距離，還不如說年輕的作者正用心理解更為年輕、更為青春的人們。我們的青春應該是什麽樣子，這是作者留給同齡人的。作者最近的《黑森林》涉及女性、婚姻和家庭的話題。不像其他作者過重的主觀思辨，她的作品讓人覺得與她的特區生活著實密不可分。劉西鴻的作品並不多，隻有《月亮，搖晃著前進》《自己的天空》《請與我同行》等幾篇作品。
劉西鴻的特區生活並不讓人覺出異常。實際上，我們轉換一下視角，去讀遼寧孫惠芬的作品，就會發現一些話題的相近處。
隻因角度不一，作品呈現出不同的效果。這個時候，孫惠芬站在城市與鄉村的交界處，思緒特別紛擾繁複。她從農村走出，“她寫農村生活，但寫得有個性，寫人的心態和情緒，寫人在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對流中表現出的躁動和不和諧。她用自己細膩的感覺，將所有的情節揉碎，讓人心裏的東西像水一樣流出來。”（《他們相會吐心曲》，董越，《中國青年報》1987 年1 月6 日）孫惠芬有她自己的視野，她站在縣文化館的大門口看來去匆匆的人群，看身邊生活的人們，看她的現在農村情形，於是有了《小窗絮語》《來來去去》。《變調》是一篇很不錯的作品。“我”來到縣文化館，這是“我”離開農村的第一站。然而“我”麵對的是一個人與人沒有交流、互相戒備的環境。“我”失落了原來那塊土地，也正在喪失在那塊鄉土上產生過的希望：“我感到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被一個無形的什麽係住魂魄勁兒地活著，而我自從得到那間小屋得到那麽個養身子的工作就徹底地失去了那個能夠係住自己魂魄的什麽—— 一個在遙遠彼岸閃光的希望。”顯然這是孔令凱和“奔”
們所始料未及的嚴峻而難堪的生活和心理處境。“我”在賭場上見到了大學畢業後分在文化館工作的小申。“我”終於發現在小申一口銅聲銅氣的普通話和一梗脖一甩發的舉動背後，所隱藏的那些原來也和“我”同樣不滿足、不安於現狀的心情意緒。“我”在其他人身上找到了一種共通的東西。小說努力表現青年人更為普遍的生活處境。要改變這種具體的生活處境，比起孔令凱、“奔”們的“青春”行動確實遠為不易。這是這些20 多歲作者們更為富有的話題。
遠在廣西的李遜，卻是另外一條思路。在遲子建、劉西鴻、孫惠芬們不約而同地寫出具體生活環境中的年輕感觸時，李遜忽略了這些，他不急急忙忙吐露什麽，他懂得必須學會年長作者在運思中的老成持重。他的作品有幾分清麗，幾分生僻，因此也洞開了一方天地。初讀《河妖》，抓住我們的是小說所呈現的那片夢魘般的神秘氣氛。細看下去，他分明在寫那些陳舊的暗褐色的人類童年記憶對心靈的困擾。他第一次認真地麵對著少年心靈的殘缺，他把這一扇窗打開，發現“一具青銅鑄造的身軀，上麵布滿的斑斑綠鏽顯示著歲月的久遠”。小說中的“他”領悟到幻覺裏出現河妖的河流的奧秘：在它褐色水域的覆掩下，誰能否認它不會有什麽隱痛呢？那麽，完美的境界是否存在？人為什麽要追求完美？完美的意義是否就在完美本身？李遜突出了20 多歲這個年紀的困擾。這種精神心靈上的困擾終歸是要有所轉化的，那要等到李遜邁過現在這個心神不寧的年紀。在《被遺忘的南方》中，李遜索性把這種困擾推向了那有著斑斑綠鏽的曆史本身，破譯曆史流向現在所形成的巨大夢魘。這需要才力，更需要智性。李遜率先冷靜麵對20 多歲的生命階段上的殘缺和完美，我們對他將來的深入懷有興趣。
我們該注意一下1987 年冒出的一個青年作者，他叫餘華，浙江人。在其他的同齡作者逼真寫出年輕的心態和生活時，餘華顯出幾分超脫。他不拘泥於身邊所感，但在這個共同年齡上的困惑，又迫使他順手拈來細微的感受去證實他的那個整體上的困惑。他寫出了《十八歲出門遠行》。出門遠行，一路上要為住宿、為乘車這些具體的事忙碌，然而作者遠不隻是寫一次出門遠行的感受，而是把這些具體感受與18 歲這個該出門遠行的年齡聯係在一起，使這些感受獲得了超越具象之上的寓意，這是餘華作品的高妙之處。後來的《西北風呼嘯的中午》，作者繼續使一些具體感受獲得廣泛意義，強烈而集中地傳達了在20 多歲年齡階段上的鋒芒和銳氣。
末了，我們還得提及兩年前發表的中篇小說《那竹籬圍隔的小院》，它擴大了20 多歲青年作者的感受視野和表現領域。作者程青，剛從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工作。小說寫的是中國大學生與外國留學生之間的交往，它由《我的同屋凱瑟琳》《小院騎士》《擁抱生活》三個係列短篇構成。在留學生小院裏，匯集著不同膚色、不同國別的青年學人。各自心理性格和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了他們之間的差異。而更大的衝突則是產生在這些外國留學生與中國陪住學生的實際交往之中。在這個意義上，這種衝突體現了中西文化在現實情境下的差別和認同。作者以其恬靜靈秀的筆觸，描寫了這層關係；從“我”的身上更體現了大度、謙和、不乏進取並富有底蘊的本土文化氣質。“我”和同屋凱瑟琳之間，互相尊重和理解，成了很好的朋友；而麵對“沒有未來”的藝術家哈納，我們也得到了溝通和寬解。在哈納讚歎中國古代畫家“用寧靜的心境對待藝術，所以即使最不幸的畫家畫中國畫，他的筆下也會出現恬靜完美的境界”時，“我”卻說：“痛苦和快樂同樣能使世界變得富有光澤！人們越來越懂得現代世界的豐富。”這些對話，有著一個共同的文化融合的廣闊背景。對本民族、對世界、對人類文化的共同處境，作者借“我”與哈納的對話顯然使這些話題越出了具體的人物形象本身，從一定程度上，這也體現了這些20 多歲青年作者努力把思考指向深遠的藝術用心。
我們還想提及其他的青年作者，如山西的呂新、江蘇的蘇童、安徽的錢玉亮等等。我們還應該留下一定的篇幅，給暫時還沒有走進我們閱讀視野的其他20 多歲的青年作者。
我們看到，這群20 多歲的小說作者為當前的文學創作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視角。從20 多歲的眼睛裏看我們的世界，他們感受到了並把握住了一些新的生活內容。而無論是站在現在角度觀照童年世界，還是直敘青年人的生活心理和現實處境，乃至力圖捕捉一些更為深邃的命題，都顯示出這些作者占有更為年輕的觀察角度和表達優勢。這也構成了與其他年長作者的差別。他們的才華，他們的感知，他們的稚拙，乃至他們的缺憾，都源於這一角度的呈現。因而他們的作品體現了不為其他年齡層次作者所能遮蔽的氣質和風采。與其說他們寫出的是“青春文學”，不如說他們是在用文學證明青春。
我們還看到，這群年輕作者，雖然處在不同地域、不同心理背景上，但都流露出了相近的氣質。遲子建筆下的“舊土地”同樣沉重、溫熱地存留在其他作者的作品裏，從而使“奔”們的自信、自主呈現一種可貴的生機；劉西鴻所展示的觀念和行為的分野，相對於孫惠芬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所產生的心理錯動，又難說不是一種“變調”；至於李遜對特定的人生處境的觀察，與程青寫校園內中外學生的心靈交流，同樣都是對民族的、個體的文化心理的涉獵。如果說在他們之先的知青作家們通過對曆史的反思和現實的冷靜思考，在集體確立一個“泛英雄”的個體人格主體，那麽在1960 年代出生的這些作者身上，我們可以更多感觸到他們年輕的生活態度、他們用心的超越、他們的關注重心。他們不在證明什麽，而是很從容很自在地在說他們感受到了什麽。當年長的作家從人生體驗上豐富文學時，這些年輕作者提供的更多是自己的感受內容。
顯然，任真和直率構成了這些年輕作者的語言特色。他們來不及虛飾和圓熟，他們樸實自在的文筆，沒有對自己的感受做更多形式上的雕鑿。在其他年長作者努力用新的敘述方式和技術手段複述一些原已呈現的經驗內容時，這些年輕作者卻基本體現出了某種質樸而單向的敘述口吻。他們甚至還沒有自覺地意識到小說的結構問題，他們由衷而來，把自己的感受傳達清楚了，作品的結構也就算完成了。“我”成為這些作者中的大多數人在小說創作中不可或缺的參與方式。“我”連接了過去，也聯係著與之相關的人物，“我”是一個基本的敘述口吻。
對於這些20 多歲的作者來說，他們還來不及沉湎於什麽、經營什麽，所以在他們身上體現著一種可貴的活力。當我們不時感慨近些年來“各領**沒幾天”時，他們的作品所顯露的心理素質、人格氣度，讓我們更有幾分欣慰。
麵對這些20 多歲的年輕作者，另外的疑惑將會是大多數人所認為的，他們對社會、對人生的理解和體驗還來不及深入和豐富。
而我們則應該相信他們在將來的生活進程中，能得到更為豐富深厚的感興。我們隻是想勸導一句：當他們把自己的感受轉化為文學作品時，千萬不要喪失繼續感受生活的氣度和恒力。
有更多的叮囑，也有更多的祝願。我們沒法代替他們，代替他們甚或有的偏頗和執拗。更多的話題，留給他們的將來吧。這是他們的文學夢想，更是他們的人生之路。
本文所述作者及部分作品：
遲子建：
《沉睡的大固其固》，《小說選刊》1985年第10期《北極村童話》，《人民文學》1986年第2期姚 霏：
《滇北故人重錄》，《醜小鴨》1986年第10期《學院六人圖》，《小說月報》1986年第12期陳 染：
《嘿，別那麽喪氣》，《青年文學》1985年第11期劉西鴻：
《你不可改變我》，《小說選刊》1986年第12期《黑森林》，《小說界》1987年第3期孫惠芬：
《變調》，《小說選刊》1987年第3期李 遜：
《河妖》，《上海文學》1985年第11期餘 華：
《十八歲出門遠行》，《北京文學》1987年第1期《西北風呼嘯的中午》，《北京文學》1987年第5期《1986年》，《收獲》1987年第6期程 青：
《那竹籬圍隔的小院》，《小說》1985年第2期寫於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