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春節臨近，接到學兄潘凱雄打來的電話，問我回不回湖北。潘學兄說，廣東《當代文壇報》的陳誌紅要篇重頭稿件，他春節回武漢沒有時間，問我能不能趕寫篇文章。臨了他還叮囑一句：“要有分量哦！”學兄的吩咐，自然不敢怠慢。那時候我和同學毛浩試著聯手寫過一些評論。所謂聯手，學的也是學兄陳思和（李輝）、李潔非（張陵）、潘凱雄（賀紹俊）他們的樣子。既然答應了，就得當回事。寫什麽好呢？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一個一直思考著的話題：60 年代出生作家群。
這是一個值得一說的話題。提出這樣一個話題，不是心血**、一時衝動，這與我在《青年文學》從事的編輯工作不無關係。
1984 年7 月大學畢業，我被分配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從事古典文學的編輯工作。21 歲哦，那時真年輕！正因為年輕，就在《作品與爭鳴》上發表了一篇對劉索拉《你別無選擇》的評論；剛從文學編輯室分出去的《青年文學》雜誌，也約我為陳染的小說處女作《嘿，別那麽喪氣》寫過同期短評。
1985 年10 月的一天，出版社領導王維玲對我說：“你不是喜歡做當代嗎？”我說“是”，就這樣離開文學編輯室，去了《青年文學》編輯部。
不必再去編冷冰冰的古典文學讀物，而是與活生生的青年作者打交道，心情自然大好。何況那個時候正是文學刊物的鼎盛時期，方方麵麵的青年作者們還特別倚重文學刊物的編輯，仿佛他們有什麽真經似的。那個時候各種文學活動也多，做文學刊物編輯真是如魚得水。我到《青年文學》不久，領導就派我去長沙，為編輯“湖南青年作家專號”打前站，讓我在韓少功家裏不識深淺，高談闊論。1986 年7 月，我回複旦參加完學校召開的新時期文學十年研討會，返京途中，和學長宋遂良老師同行，當晚在宋老師家裏與李貫通一醉方休，第二天在張煒家中神聊一天，晚上乘車返京。1986 年8 月，編輯部的同事們在辦公室裏談論王朔發在《啄木鳥》上的中篇小說《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都覺寫得好。“好什麽好，”一位編輯說，“以前的都讓領導給斃了！”我心直口快道：“你就再拿一篇唄。”後來，王朔的《橡皮人》到了編輯部。因篇幅過長，領導破天荒地決定：在11、12 月分兩期刊發。正值全國青創會召開，人手兩冊《青年文學》，王朔更是讓人側目。1987 年，《青年文學》發表了劉震雲的早期代表作《新兵連》，我一時興起，在《文藝報》發了篇短評。震雲讀後還特地寄來封“表揚信”……那個時候，在《青年文學》做編輯，還真有親身參與當代文學運行的在場感。
但我很快發現：我所結識的這些正在成名或尚未成名的作者，都比我年長。他們都是60 年代之前出生的。平日裏閱讀他們的作品，很本能地向四處打量：我的同輩人在哪裏，在做什麽，有誰在寫，寫了什麽。所以，在1986 年年底的全國青年創作會議上，見到姚霏、孫惠芬、遲子建、刁鬥、龐天舒，就有一份期盼已久的親切感，即便有的才初次相識，也覺心靈相通已久。
那個時候，編輯部裏總是人來人往。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工作的評論家張興勁，也常來編輯部聊天。1987 年的夏天，我對他說起：現在有一批很年輕的作者勢頭很好，他們都是60 年代出生的。他很感興趣。張興勁是張炯先生的研究生，張炯先生時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張興勁在協助研究會辦一份叫《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的內部刊物。他囑咐我寫一篇關於這些青年作者的創作綜述。於是在1987 年第10 期的刊物上，出現了我寫的一篇文章，還被放在了頭題，文章的標題是《屬於自己年紀的文學夢想》，副題為“1960 年代出生作者小說創作述評”。這是我有關60 年代出生作家的想法，第一次見諸文字。
“1960 年代出生的作者”這樣一種提法，應該是首次出現。
所以要以出生的年代劃分作家群體，更多的是《青年文學》的定位使然，是我作為《青年文學》的一名青年編輯、作為青年文學創作活動的參與者，對同代人的創作出於本能上的關注，並沒有太多學理上的顧慮。當時流行的說法是，作家在哪個年代成名的，就被稱為某個年代的作家。比如說王蒙、劉紹棠、李國文，他們就被大家習慣地稱為“50 年代的作家”。梁曉聲、韓少功、史鐵生、王安憶、張承誌等因為當過“知青”就被大家稱為“知青作家”。甚至還有“右派作家”之說。我所以有以出生年代來劃分作者的想法，現在想來，可能還有點兒憤青的意思。最直觀的感觸是，1960 年代出生的作者是隨著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而走進社會、走向文學的，與其他作者在生活經曆上有明顯不同。初衷和本意也就在於：希望文壇關注更為年輕的作者和他們的作品。
在《屬於自己年紀的文學夢想》這篇文章裏，我提到了遲子建的《北極村童話》《北國一片蒼茫》、餘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程青的《那竹籬圍隔的小院》、孫惠芬的《變調》、李遜的《被遺忘的南方》、劉西鴻的《你不可改變我》，提到了陳染、蘇童、錢玉亮等人，並對他們的創作做了簡單的歸納和初步的分析。
文章發出後，有多大反響我不清楚。記得隨後不久，我在我們所住的集體宿舍團中央灰樓裏，很偶然地遇到了評論家曾鎮南先生。
他對我說：“你的那篇文章，想法有點意思。”這是我所聽到的反饋之一。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就是1992 年年初。60 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然從個體擴展為層麵，由隱轉顯。尤其是從80 年代中後期開始的“先鋒寫作”，在文壇獨樹一幟，廣受關注。而它的代表人物餘華、蘇童、格非、北村、呂新等，均為60 年代出生。60 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已經形成一個新的創作群體。我一直琢磨著想個說法，好好做篇文章，說說他們與其他作家的不同，談談他們展現的新的特點。這個時候，我在《青年文學》做編輯也已有年頭了，對同齡人的創作比其他人更留意、上心，也更了解和熟悉。《青年文學》要不斷麵對更新、更年輕的作者，我作為《青年文學》的編輯，我的作者隊伍裏早已有了一批60 年代出生的作者。我覺得我有責任為同齡作家搖旗呐喊，甚至還以為非我莫屬、義不容辭。
更何況，凱雄學兄盛情相托，那我就好好寫寫這個其他人尚未關注的話題吧。“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的說法就這麽應運而生。
我認為，60 年代出生作家有著與前幾茬作家明顯不同的特質。
這既是我在《青年文學》的實際觀察，也是我設身處地的個人思考。在我當時的認知裏，前幾茬作家，指的是60 年代成名的作家、知青作家和後知青作家。所以，我用“第四茬作家群”來特指“60 年代出生的作家”。我給《當代文壇報》寫的文章，題目就叫《第四茬作者群》，中心話題是60 年代出生的作家與前幾茬作家到底有什麽不同，核心概念是“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當代文壇報》（雙月刊）在1992 年第1 期上，把這篇文章放在很顯眼的位置，還把文章的一些主要觀點拎出來，放在文章前麵。看得出來，評論家、副主編陳誌紅是很重視這篇文章的。我也算是對得起潘學兄的托付了。這篇8000 多字的文章，在當時好像並沒什麽反響。我有印象的是，這份刊物沒多久就停刊了，應該是經費困難的緣故。
1994 年1 月13 日上午，我們在京組織召開了“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研討會。我記得雷達、陳駿濤老師，李潔非、王必勝、潘凱雄、陳曉明、格非、蔣原倫、李兆忠等參加了研討。大家都覺得話題很新鮮，值得探討。這次研討，實際上是為《青年文學》要開辟一個有關“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主打欄目，在進行專家谘詢。研討會後，我把會議的成果和我個人的想法，寫成文章《新說法：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發在《中國青年報》上，《文匯報》《文藝報》《文學報》等很快做了轉載。“60 年代出生作家群”
的說法，開始受到文壇和社會關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的連續介紹中，我還補充過一些觀點。“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的說法，被簡稱為“60 後作家群”，這是不是海外版編輯楊鷗的貢獻，我沒有求證。我的印象中，“60 後”這一後來被廣泛沿用的概念，最早就是出現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
1994 年，《青年文學》第3 期出現了這樣一個主打欄目：“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聯展”。此後每期推出一位“60 後”作家及其作品，一直到1997 年第12 期。4 年46 期，一共推出了55 位“60後”作家，並且這些作家均為當期的封麵人物。
在一個有一定影響的文學刊物上，持續推出一個年齡層麵上的青年作者和作品，它所受關注的程度，顯然不是我當初的一個想法、一篇文章所能達到的。不同年齡層麵的人們對此會有不同議論，“60 後”自身也會眾說紛紜。就像打開了一個盒子。
我記得，時任《北京文學》副主編的興安隨後編選過一套6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合集，評論家洪治綱後來出版過《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的專著，媒體人胡野秋還做過“60 後”作家群的係列訪談，並出了書：《六零派》。1998 年7 月，《作家》雜誌推出“70 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說專號”，應該是繼《青年文學》“聯展”之後的順勢所為。隨後的一段時間裏，對“‘70 後’美女作家”的議論，越出了文學和文學刊物的邊界。直到“80 後”作家韓寒、郭敬明的“橫空出世”，所謂“後”的說法，從文學全麵推衍到社會，“某某後”衍化成社會習慣用語，成為一種公共認知。
提出一個概念，並不重要；是誰提出，也不重要。何況一個即便是很職業、很專業的說法，會有什麽樣的社會遭遇，也從來由不得自己。現在回過頭來看，人們所以能接受從出生年代劃分群體這樣一種認知，關鍵還在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所起的深刻作用。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對一代人生活經曆、社會閱曆的規定和塑造，是以出生年代劃分人群這一邏輯得以成立的最堅實的社會現實基礎。40、50 年代出生與上山下鄉，60 年代出生與改革開放發端，70 年代出生與市場經濟，80 年代出生與信息社會，90 年代出生與強國夢想，新生的青年群體走上社會舞台時所對應的社會發展節點，鑄就了這一代人的基本群體特征。這是不爭的事實。
提出“60 年代出生作家群”，有充分的緣由；而“某某後”
的出現，是社會認知所必然，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
回到以出生年代劃分作家群體、提出“60 年代出生作家群”
的初衷和本意上，我們隻是希望文學和社會關心、關注文學新人們的成長，期盼社會不斷發展進步，僅此而已。
不斷關心、關注更為年輕的社會群體的成長，這是社會發展的前景和希望使然。文學亦然。今天看來，這也正是我們起意以出生年代劃分作家群體、提出“60 年代出生作家群”這一說法的本意和初衷。
我們的社會，在不斷發展、不斷進步之中。麵對新的變化、新的進展，提出新的思路、新的說法，從來就是題中應有之義。
寫於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