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師東訪談錄
曹斌：今年年初，電視劇《人世間》熱播，創造了央視綜合頻道黃金檔近5 年電視劇最高收視率，小說原著《人世間》也登上多家圖書銷售平台的暢銷榜。您作為這本書的責任編輯，能給我們劇透一下這部作品的出版過程嗎？
李師東：《人世間》的出版過程並不複雜。簡單點兒說，是梁曉聲信任我們，把這部115 萬字的作品交到了我手裏；我們不負所托，盡心盡力，把這部作品做出了我們想要達到的效果。
至於梁曉聲為什麽要信任我們，我們又是怎麽做的，說來話就長了。
在日常生活中要信任一個人，不是一件輕易的事，要取得一位作家的信任，就更難了，更何況《人世間》是梁曉聲60 歲以後才開始動筆的。很顯然，他很看重這部作品，他肯定要把這部作品交給他認為放心的人。
那個時候，我正在組織“梁曉聲知青小說精品係列”水墨插圖版八卷本的編輯出版工作。起因就很有意思。有一天，時任經典再造編輯中心主任的萬玉雲告訴我，外地一家版權代理說手上有梁曉聲《雪城》的版權，起印數和版稅都不低。我一聽就不是那麽回事，我說梁曉聲是我大師兄，我帶你去找他。當時我分管這個部門。一路上我在想，出一本梁曉聲過去的小說，意思不大。梁曉聲是“知青文學”的代表作家，還不如把他的知青小說做成一個係列。見了麵，我就說了來意：為以示與其他版本的區別，準備做成水墨插圖版。梁曉聲一聽就說：好啊！這樣就把事情敲定下來了。我把帶去的合同遞給他，他拿過來就簽了字。那是2015 年年初。七八月份的時候，梁曉聲來過一個電話，問我進展如何。
到了11 月19 日，萬玉雲拿著八卷本的水墨插圖，去征求梁曉聲的意見。臨了，梁曉聲托萬玉雲帶話：“明天上午，讓你們李總到我這裏來一下。”
我知道他要找我談什麽。第二天上午，我就帶著李釗平、萬玉雲去了梁曉聲家。李釗平是我分管的青年工作編輯中心的主任，做過三卷本的梁曉聲散文隨筆，萬玉雲正在忙我策劃的梁曉聲知青小說八卷本，所以我們拿回《人世間》的第一部後，我就叮囑李釗平複印兩份，和我分頭去看。
曹斌：梁曉聲為什麽要找您？
李師東：他當時對著我們三人說過這樣一番話：“你一直在做出版，還在辦《青年文學》，而且從來沒有離開過文學。”我起初並沒太在意，後來一琢磨，梁曉聲要召見我實在有他的考慮。我一直在做出版，30 多年了，也一直在辦《青年文學》雜誌，從來沒有離開過文學第一線。
文學現場很重要。梁曉聲是上個世紀80 年代成名的，那時他也就30 歲出頭，現在他同齡的文學編輯們早就退休了。他2002年去北京語言大學任教，10 餘年裏，忙的是教學，寫的也都是散文隨筆，他沒有完整的時間也沒有精力去寫一部大的作品。過了退休年齡，時間和精力都屬於自己了，他就開始寫《人世間》這部長篇。小說已經寫到了一半，他要考慮把這部作品交給一個合適的人。這樣的一個人，一定是在做出版的，對文學現狀也應該是比較熟悉的，一直在場當然更好。加上同校同係的淵源，我正在忙他的一些書，又在單位管點兒事，所以他確定我來負責他很看重的這部長篇小說，也就順理成章了。如果在他當時的視線裏，有更熟悉文學、更熟悉出版的人，而且也正在任上，他做出其他的選擇，也完全有可能。
曹斌：能不能說說你們拿到《人世間》第一部後，您是怎麽表態的？
李師東：這很關鍵。《人世間》開篇是從1972 年寫起的，第一部的時間線索為60 年代後期到70 年代末，這一卷寫有40 多萬字。我很快通讀完了，當即向梁曉聲表達了明確的態度：很有年代感，放心寫，而且肯定會越寫越出彩。細節問題等初稿完成後再議。
梁曉聲後來多次說過，他對第一部的寫作是有顧慮的：寫到了一個特定的時段，這麽寫合不合適，別人會怎麽看。但他又必須從這個時段寫起，因為這個時段正是周氏兄妹走進社會之時。
我們最初的肯定，對梁曉聲是非常大的鼓勵。梁曉聲後來也多次說：“沒想到你們這麽肯定。如果要我從80 年代寫起，那我這部小說就沒法寫下去了！”《人世間》寫了50 年的社會變化和百姓生活。60 年代中後期，正好是新中國的同齡人走進社會之時。如果不從這個時候寫起，周家兄妹們的生活經曆和人生軌跡，就沒有了前提，小說後麵的推進自然也就缺乏了說服力。時間是客觀存在的，關鍵是誰寫，寫什麽，怎麽寫，寫出來效果會如何。很顯然，正是周秉義周蓉他們善良正直，有上進心和求知欲，等到社會生活發生改變，他們就都考上了大學，有了與其他人不同的人生。從60 年代末寫起，人物的命運走向才有了內在的邏輯前提。
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所以我才向梁曉聲表達了明確的肯定態度。
我們在小說主要人物關係和大的情節推動方麵，沒有做任何的變動。這說明我們和梁曉聲的認知是相似的、相同的。根據《人世間》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所以能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的年代感、時代感。中國社會是怎麽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中國百姓都經曆了哪些、都做了什麽，這樣才能讓不同社會層麵、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們產生共情。至少是讓今天的年輕人更直觀地了解到了他們的父輩祖輩的艱辛付出和所做出的人生努力。《人世間》所以能從文學的專業閱讀走向社會的廣泛閱讀，它的根本依據，就在這裏。
曹斌：拿到《人世間》後，你們是怎麽做的？
李師東：我們圍繞《人世間》做了不少事。編輯加工階段，有史實疑點上的考究，有對人物線索的梳理、情節故事的推進，包括對一些提法、說法的拿捏和分寸、尺度的把握，這都要花功夫。書名怎麽確定，封麵設計上和設計師的磨合，簽訂出版合同，把《人世間》這部長篇小說定位為“50 年中國百姓生活史”，明確“於人間煙火中彰顯道義和擔當，在悲歡離合中抒寫情懷和熱望”的宣傳導語，撰寫《人世間》的第一篇評論《百姓生活的時代書寫》為作品定調，製訂宣傳推廣計劃，先民間——從普通讀者閱讀開始，後專業——征得文學方麵的反應，再主流——召開大型研討會……前前後後我們爬坡過坎，活動不斷，直到《人世間》榮獲“茅盾文學獎”。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在打造堅實的文學出版質地的基礎上，一直保持著《人世間》的宣傳推廣力度和社會關注熱度，並且是在持續發酵、層層遞進。可以說，《人世間》的編輯出版和宣傳推廣，對我個人來說，也是對我的綜合判斷能力、編輯經驗和多年工作積累的充分調動。
曹斌：《人世間》曾以高票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被評論界認為是一部厚重溫暖的百姓奮鬥史和生活史，同時也是一部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發展史。作為一部現實主義力作，您覺得這部作品在梁曉聲的創作中占據了怎樣的位置？在中國當代文學譜係中又有怎樣的地位？
李師東：《人世間》在梁曉聲的創作中，當然要占有重要的位置。我說過，《人世間》是梁曉聲對自己創作思考的一個階段性總結，是他對自己的生活閱曆、人生經驗的一次全方位的調動，也是他對自己的文學經驗和思想儲備的充分展示。
後來我還發現，梁曉聲寫《人世間》，還有一層很內在的原因，可以說是親情的觸動。《人世間》為什麽要選擇周秉昆作為主要人物線索，這裏麵有很深的血緣親情。以周秉昆為代表的普通百姓，對父母、對家族所做出的長年累月、默默無聞的生活付出，被遠離父母家庭的梁曉聲所感懷、所念記，這不是他寫《今夜有暴風雪》的時候能想到的。那部小說寫的是他當兵團知青時的事。
寫的時候他已大學畢業分配到了北京。人隻有到了一定的年齡階段，才會領悟到，別人對家庭的辛苦是在代自己盡責。
正是像周秉昆、鄭娟這樣的普通人，支撐了一個家庭和家族的日常運轉，構築起我們現實生活的水層岩，成為我們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基礎。他們是民間英雄。梁曉聲把對普通百姓生命價值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周秉昆寫起，飽含了梁曉聲的親情和深情，以及對像周秉昆一樣的普通者的感念、感激，甚至還有感恩。這是梁曉聲的其他作品都不可能替代的。隻有到了他這個年齡才會有這樣的認知，才能這麽由衷。
梁曉聲是文壇常青樹，他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都留下了讓人矚目的文學風景。《人世間》是梁曉聲文學和人生的集大成。
至於《人世間》在中國當代譜係中有著怎樣的地位，我說了不算。我曾說過，《人世間》是一部留住了時間的作品，它也定然會被時間所留住。毫無疑問，《人世間》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獲，是一部人民史詩般的現實主義巨著：“ 《人世間》把50 年的中國百姓生活直觀地展示給今天的讀者，讓人們認識到中國社會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這樣的年代寫作，具有教科書般的意義，而且時間越久越能顯出它不可替代的價值。”
時間是能說明一切的。這是對《人世間》的最好證明。
曹斌：對於中國當代文學，代際劃分已經成為今天文學批評在歸納群體創作時的一個“方法論”，而您是以出生年代劃分作家群體的首倡者，請問當時您是基於怎樣的考慮，提出作家代際劃分的？這一劃分對於總結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有什麽特殊的作用？
李師東：首先，我要說明的是，以出生年代劃分作者群體，並不是為了理論學術上的創新，而是基於工作實踐和個人觀察而提出的一個文學說法。
我們回到當時的文學現場，會很有意思。我1984 年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文學編輯室，第二年去了社裏的《青年文學》雜誌。當時文壇上活躍的是50 年代開始成名的作家和“知青作家”。大家習慣性地把王蒙、李國文等稱為“50 年代的作家”，把梁曉聲、韓少功等稱為“知青作家”。他們是文壇的中堅和實力派。我在和比我年長的作家打交道，很自然地要關心我的同齡人中有誰在冒出來，寫得怎麽樣。那個時候，遲子建、程青、餘華、孫惠芬等在文壇上已有動靜，喻杉、劉西鴻的作品還獲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我結合自己的觀察，到了1987 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屬於自己年紀的文學夢想》，副題是“1960 年代出生作者小說創作作品述評”，開始嚐試用出生年代來劃分作者群體。
生出這樣一個想法，並不是要把50 年代成名的作者、知青出身的作者和60 年代出生的作者等量齊觀。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關心更為年輕作者的成長進步。為什麽希望大家關心，是我以為這些更為年輕的作者在創作上提供了新鮮的生活內容，有不同於其他年齡作家的鮮活感觸。隨著“先鋒寫作”獨樹一幟，餘華、蘇童、格非等一批年輕作者在文壇上風生水起，我這才用心掂量“60 後”作家與年長作家到底有什麽不同。後來就寫了一篇長文《第四茬作家群》，發在廣東作協主辦的《當代文壇報》1992 年第1 期上，正式提出用出生年代劃分作家群體。
出生年代和作家群體為什麽會有必然的聯係？我們知道，中國社會發展有其階段性的特點。這種階段性，對一代人的整體塑造有著強大的影響力。我曾在《為什麽要提出“60 年代出生作家群”》中說過：“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對一代人生活經曆、社會閱曆的規定和塑造，是以出生年代劃分人群這一邏輯得以成立的最堅實的現實基礎。……新生的青年群體走上社會舞台時所對應的社會發展節點，鑄就了這一代人的基本群體特征。”而中國當代作家的寫作，自然跳不出自己的時代特征和社會生活感受，因此形成一定的群體特性，也實屬當然。
至於使用代際劃分，對總結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有什麽作用，我想最主要的是凸顯了文學創作跟現實、跟社會發展的關係。現實不是固化的，是可以細分的，是有代際的。一代人有一代人麵對的不同現實，有不同的人生遭遇和精神處境，有對社會、曆史的不同理解。把自己麵對的現實看清楚看明白、寫深入寫到位，完成好各自的文學責任和文化使命，代際劃分的作用就會十分明晰，文學發展的脈絡就會更加清楚。
曹斌：今天的中國文壇，“60 後”作家已然成為創作中堅。
他們中的許多人的成長，與1994 年《青年文學》推出的“60 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聯展”欄目有很大的關係。請您向我們介紹一下當時推出這一欄目的初衷。
李師東：我在1992 年正式提出了“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的說法。1993 年我擔任《青年文學》副主編。那個時候，開始搞市場經濟，文學漸漸失去“轟動效應”。文學期刊紛紛自立門戶，搖旗呐喊。我們也在琢磨用一個說法聚攏自己的作者和讀者。《青年文學》的定位是培養青年作者，發表優秀作品。關注更新、更年輕的作者，從來是《青年文學》的職責使命。60 年代出生作家正是我們要關注的創作群體。這樣一來，我們就商定要辦一個跟60年代出生作家有關的欄目。
1994 年1 月13 日，我們在中青社三樓的會議室召開了“60年代出生作家群”研討會，請了雷達、陳駿濤老師和李潔非、王必勝、潘凱雄、陳曉明、格非、蔣原倫、李兆忠等評論家和作家，開了一上午的會。大家都覺得話題很新鮮，值得探討。開這樣一個會，實際上是為我們要在《青年文學》上開辟一個有關“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主打欄目做專家谘詢。開完會後，我把會議的成果和我個人的考慮，寫成了一篇文章《新說法：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發在《中國青年報》上。沒想到，《文匯報》《文藝報》《文學報》等很快轉載，《人民日報》海外版還做了連續介紹。得到文壇和社會的關注，更加堅定了我們的信心。1994 年第3 期，我們正式推出了“60 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聯展”這一主打欄目。
從這一期開始，一直到1997 年第12 期，長達4 年46 期，一共推出了55 位“60 後”作家的82 篇中短篇小說，而且這些作家，不少人還上了當期的封麵人物，如餘華、蘇童、遲子建、格非、徐坤、畢飛宇、邱華棟、範穩、關仁山、朱輝、孫惠芬、麥家等。後來，我應《小說月報》之約，還專門寫了一篇介紹這一欄目及其成果的文章。
推出“60 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聯展”這一主打欄目，較為全麵地展示了60 年代出生作家的創作陣容及其最新創作成果，受到了文壇和社會的廣泛關注。後來出現“70 後”作家、“80 後”作家的說法，顯然是受到了我們的影響和鼓舞。
曹斌：作為一位資深的文學編輯，您能說說60 年代出生的作家對中國當代文學特殊的意義嗎？
李師東：每一代人對文學的貢獻，都不可或缺，都有特定的價值。從1992 年正式提出“60 年代出生作家群”到現在，正好30 年。30 年裏，這一茬作家做出了應有的文學貢獻，像餘華、蘇童、遲子建、格非、北村、呂新、韓東、紅柯、陳染、孫惠芬、虹影、徐坤、程青、葉彌、潘向黎、海男、柳建偉、刁鬥、畢飛宇、麥家、邱華棟、李洱、張者、王躍文、邵麗、林那北、葛水平、尹學芸、許春樵、範穩、艾偉、吳玄、鍾求是、東西、凡一平、石舒清、郭文斌、朱輝、王大進、龍仁青、關仁山、胡學文、石鍾山、陶純、曾維浩、李鐵、羅偉章等都是很出色的小說家，這個名單可以拉得很長，詩人、散文家、批評家的隊伍也非常壯觀。可以說，“60 後”作家正在成為中國文壇的中堅力量。
這一茬人的文學努力，同時也是由曆史和現實所決定的。他們的經曆很獨特，經過了中國社會從單一到多元、從封閉到開放、從相對貧窮到全麵小康，他們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見證者、同路人和參與者，他們有條件有能力寫出更多更好的屬於這一出生年代的無愧於這個時代的作品。這一茬人還有一個不可替代的特點和優勢：他們是緊緊跟隨著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他們走進社會之時，正好遇上改革開放在起步。中國的改革開放史，同時也是60 年代作家的成長發展史。他們的成長史、心靈史，至今還沒有大的作品出現，我覺得這多少是一個缺憾。上個世紀90年代初，餘華的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和陳染的長篇小說《私人生活》可謂是“60 後”作家早期書寫的成長史，但後來這樣的作品很少。前兩年，鍾求是的長篇小說《等待呼吸》有這方麵的努力，但這種努力在一個龐大的寫作群體中還顯得十分弱小。
我還覺得，“60 後”的作家要向王蒙、梁曉聲等年長作家學習長期保持對社會的關注和在創作上的不懈努力，同時也要向更年輕的作家學習。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新知識、新思想、新技術、新媒介不斷湧現，既處變不驚，又兼容並蓄，保持不斷學習、不斷創新的姿態尤其重要。
“60 後”作家，應該為中國當代文學做出更大的貢獻。這也可以說是一位同齡人的一個祝願。
曹斌：在您的編輯視野裏，新生代小說代表性的作家有哪些？
李師東：在我的理解中，中國文壇每每出現新的一茬文學作者，都可以被稱為“新生代”。1995 年，我為中國華僑出版社主編過一套“新生代小說係列”，收有韓東、徐坤、畢飛宇、邱華棟等人的個人小說集。這裏的“新生代”，其實指的就是60 年代出生的作家。現在這一茬作者早已不是“新生代”了。現在的新生代應該是“90 後”“00 後”。
“60 後”的作家目前的陣容非常壯觀，一方麵是中國社會的全麵發展，為這一茬人展現文學才華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麵，我個人還以為，是跟60 年代出現的人口生育高峰有關。他們人數眾多，我在前麵提及過，他們的代表性作品也有很多。
我個人更喜歡餘華的作品，喜歡讀遲子建的中短篇小說、潘向黎的散文隨筆、李敬澤的評論和雷平陽的詩。
曹斌：從上個世紀90 年代開始，“底層寫作”逐漸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一個現象，請問您是怎樣看待這一現象的？
李師東：2001 年，應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之邀，我為他們主編過一個叫《生活秀》的選本。《生活秀》是作家池莉在當時發表的一部很有影響的中篇小說。這個選本選了《生活秀》和嚴歌苓的《誰家有女初養成》、劉慶邦的《神木》等7 位作家的7 個中篇小說。書名沿用“生活秀”，得到了作家池莉的慷慨應允。這本書的封麵上有“最新底層生活小說”的標識。我為這本書寫了一篇序言《在底層：你我共有的現實人生》（收入本書時，改名為《從生活的內裏寫起》）。後來一些研究生寫畢業論文，愛寫“底層寫作”這樣的課題，也愛引用序中的一段話：“作家們不知不覺地把自己逼進一個特定的視角，一個十分生活化的視角：他們在由衷地關心普通人的現實人生，尤其是底層人們的生活境遇。我們看到，作家們的視域正在下沉之中。‘底層寫作’正在形成一種創作風尚。‘從生活的內裏寫起’，已然成為作家們自覺的創作追求。”“底層寫作”和我編選的《生活秀》這本書，就這樣被關聯在了一起。
的確，“底層寫作”從上個世紀90 年代就逐漸成為一個文學現象。90 年代初，劉醒龍發表的《威風凜凜》《村支書》《鳳凰琴》《分享艱難》《挑擔茶葉上北京》寫的就是貧困地區人民的生存狀態，寫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隻不過當時沒有人用“底層寫作”
來標識劉醒龍的創作，劉醒龍其實是上個世紀90 年代“底層寫作”的代表性作家。從文學史的脈絡上看，“底層寫作”上承“新寫實”，在創作姿態上更有人間關懷。後來大家立足於各自的生活經曆，關注普通人的生活境況，“從生活的內裏寫起”，寫生活，寫境遇，寫人心，寫人生，更加貼近社會現實，貼近普通人的生活實際。我覺得，“底層寫作”一個很突出的貢獻就是寫出了普通人生活境遇中的現實國情，讓我們更關注當下，更關心世道人心。
我以為這是現實主義文學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的重要拓展。新世紀以來，關注生活、關心他者一直是許多作家包括青年作家都正在做的事情。
“底層寫作”的提法準不準確，則另當別論。在底層的寫作、寫底層的文學，就是“底層寫作”？這樣理解過於狹窄。“底層寫作”還應該是相對於“表層寫作”而言的。“底層寫作”當然包括對底層生活的書寫，更重要的是對生活內裏的書寫，是真正沉浸在生活之中的有血有肉的書寫，而不是外表的、皮相的，這更考驗作家對生活內裏的體驗和感知程度，自然也包括作家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追求。
曹斌：《青年文學》雜誌1982 年創刊，到今年恰好是40 年。
您從複旦大學畢業進入中國青年出版社工作，曆任《青年文學》雜誌副主編、主編、社長職務，一路參與和見證了《青年文學》的發展。請向我們介紹一下《青年文學》雜誌40 年來推出了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
李師東：我在《青年文學》的工作時長，目前是一個記錄。
1984 年7 月我從上海複旦大學中文係畢業分配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從事古典文學編輯工作，那時也就21 歲。第二年10 月到了《青年文學》。1993 年任副主編，1998 年任主編，2001 年我任出版社副總編輯，兼任《青年文學》主編，2004 年邱華棟到任後，我兼任青年文學雜誌社社長、總編輯。後來是唐朝暉、張菁接任主編工作。從直接辦刊到分管刊物，一直沒有和《青年文學》脫離開幹係。《青年文學》創刊40 年，我直接參與了37 年。這麽些年，《青年文學》與社會發展同行，與社會變化同步，有輝煌也有困頓。我們堅定地走到了今天。目前的《青年文學》仍舊是一份受人敬重的文學刊物。這一路走過來，很不容易。很多人為這本刊物奉獻了青春，付出了心血。王維玲、陳浩增是很光輝的名字，他們是開創者。趙日升、黃賓堂、周曉紅、牛誌強、馬未都、詹少娟（作家斯妤）、李景章、李鴻飛等都在這裏揮灑過汗水。這是我到刊物時所認識的，後來來來往往的人就更多了。我們同年分配到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先是程麗梅（散文家程黧眉）直接分到了《青年文學》。第二年耿仁秋（小說家黑孩）和我分別從《青年文摘》和文學編輯室到了《青年文學》。程麗梅是很好的散文家，最近一篇發在《人民文學》上的散文寫得非常好。耿仁秋是美女作家的先驅，後來去了日本，最近一段時間在國內發了不少小說。
《青年文學》一創刊，就站在了一個很高的起點上。在創刊號1982 年第1 期上，頭條欄目是報告文學，作者梁衡，現在早已是文章大家。小說頭題是天津青年作家航鷹的短篇小說《明姑娘》，這篇小說後來被改編成了同名電影。同年的第5 期上發表了鐵凝的短篇小說《哦，香雪》，也被改編成了同名電影。第5 期的頭題是魏繼新的中篇小說《燕兒窩之夜》，後來被拍成了同名電視劇。
在1982 年的全國優秀中篇、短篇小說獎的評選中，這3 篇作品均榜上有名。在創刊的一年中，就有3 篇作品獲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這足以可見《青年文學》起點之高、實力之強。現在全國統一的部編版高中《語文》上，還收有鐵凝的《哦，香雪》。
1983 年，《青年文學》發表的史鐵生的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榮獲過1983 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現已成為“知青文學”的經典作品。80 年代，《青年文學》在曆屆全國中短篇小說獎的評選中都有作品獲獎，這都成了慣例，這足以可見刊物在同行中的代表性。
同時，《青年文學》積極培養、推舉青年作家。梁曉聲、張煒、蘇童、遲子建、王朔等都在《青年文學》上發表過早期的重要作品。陳染的短篇小說處女作《嘿，別那麽喪氣》就發表在《青年文學》上，由我寫的同期“作品小析”，當時我還在文學編輯室。劉震雲也是《青年文學》重點關注的作者，他在《青年文學》1988 年第1 期發表的《新兵連》，是“新寫實”代表作之一。
80 年代的《青年文學》充滿朝氣和活力。活躍在文壇上的青年作家，大多在《青年文學》上發表過重要作品，不少作家從《青年文學》走上文壇。後來人們懷念80 年代的文學情景，《青年文學》作為青年作家創作的重要平台，也有一份不可忽視的文學功績。
進入90 年代，《青年文學》在培養青年作家、推出優秀作品上一如既往，還有不少新的創意。作家登上文學刊物封麵，是《青年文學》的一個創舉，我們從1993 年第1 期開始出現封麵人物。第一個封麵人物是劉震雲，第二個是劉醒龍，第三個是陳源斌，一直做到1997 年年底。一年後，我們又恢複了封麵人物。後來大家聊起來，就會有作家說，他是《青年文學》某某年某某期的封麵人物，可見這一創意的影響。從1994 年第3 期到1997 年年底，我們還開辦了一個主打欄目“60 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聯展”，真正讓“60 後”作家作為一個群體走上了文學的前台。
在培養青年作家方麵，我們更是不遺餘力。1991 年年初，我們讀到了湖北青年作家劉醒龍的中篇小說《威風凜凜》，情節非常紮實，但篇幅近7 萬字，發在月刊上有點兒長。我就專門去了一趟湖北黃岡，和作者麵談修改意見。1991 年第7 期刊發了這篇作品，1992 年第1 期發表了作者的中篇小說《村支書》，緊接著在1992 年第5 期發表了作者的中篇小說《鳳凰琴》。《鳳凰琴》的發表和被改編成同名影劇，引發了全社會對民辦教師群體的強烈關注，對民辦教師的轉正工作起到了潛移默化的推動作用。在10 個月的時間裏，連發一位作者的3 個中篇小說，在同類刊物中是少見的。
《青年文學》推作家和作品，向來有膽有識，不拘一格。《青年文學》作為發表文學作品的原創刊物，沒有發表評論文章的專門欄目。但我們讀到河南青年評論家何向陽4.5 萬字的長篇評論《12 個：1998 年的孩子》後，深為作者獨到的批評視角和出色的細讀能力所折服。我們毅然決然全文刊發了這篇文章，並讓作者登上了該期的封麵人物。一個原創文學刊物，如此重視一篇評論文章，在同類文學刊物中肯定是例外。後來這篇文章榮獲了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理論評論獎，這在文學創作刊物中自然也是少有的事情。這是我任上的事，在這件事上我對自己很肯定。
《青年文學》一直保持著高質量的辦刊水準。80 年代的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青年文學》每屆都沒有被落下過。進入90年代，在首屆“魯迅文學獎”評選中，《青年文學》發表的劉醒龍中篇小說《挑擔茶葉上北京》、張建偉報告文學《溫故戊戌年》、何建明報告文學《共和國告急》分別榮獲優秀中篇小說獎和優秀報告文學獎；在第二屆“魯迅文學獎”評選中，《青年文學》發表的遲子建短篇小說《清水洗塵》、何建明報告文學《落淚是金》、何向陽文學評論《12 個：1998 年的孩子》分別榮獲優秀短篇小說獎、優秀報告文學獎和優秀理論評論獎。
進入新世紀，《青年文學》初心不改，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守文學陣地，想方設法維護刊物正常運轉。在走出低穀後，《青年文學》重塑文學刊物形象，“歸來仍是少年”。《青年文學》是國內為數不多的由出版社主辦的文學原創刊物，生存壓力空前巨大。
中青總社一直重視文學原創力的價值和作用，對外把《青年文學》作為中青文學形象的展示窗口，對內把《青年文學》作為文學出版的動力源和發動機，一直支持、鼓勵《青年文學》堅持培養青年作家、發表優秀作品的定位，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了堅定有力的支持。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文學刊物的生存發展環境得到根本性改觀，《青年文學》煥發出新的勃勃生機。《青年文學》緊扣城鎮化的社會結構變化新特點，把“城市書寫”與青年人的生存狀態作為關注重點，開辟“城市”主打欄目，推出“城市文學排行榜”，舉辦城市文學論壇，產生廣泛影響。《青年文學》繼續在推舉文學新人上發力，在“燈塔”“推薦”等欄目中，由知名作家點評青年作家作品，讓青年作家談自己的寫作，很有特點。還時不時有頗具創意的小輯或專輯出現，在跨界合作和全媒體運營方麵也有一些可貴的嚐試。張菁他們辦得很用心、很努力。近年來，《青年文學》發表的陶麗群的中篇小說《白》、哲貴的短篇小說《驕傲的人總是孤獨的》、畀愚的短篇小說《春暖花開》、楊方的中篇小說《澳大利亞舅舅》、蔡東的短篇小說《月光下》等，都是可圈可點的好作品。特別要說一下，蔡東的《月光下》新近榮獲了“魯迅文學獎”優秀短篇小說獎，這對今天的《青年文學》是一個很好的鼓舞和激勵。
《青年文學》是中青出版的一條文脈。它源遠流長，潤物有聲。《哦，香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新兵連》《鳳凰琴》《清水洗塵》《解密》《人世間》《新中國極簡史》等，是這條文脈上結下的果實。把《青年文學》經營好、發揮好，中青文學文化的出版成果會更加豐碩。
曹斌：在您長達近40 年的編輯生涯裏，推出的哪些作家作品讓您印象深刻？
李師東：80 年代有一篇作品印象很深。那是1988 年年初，副主編黃賓堂去上海出差，我讓他順便找一下李曉。李曉是我們複旦大學中文係77 級的學兄，本名李小棠，我們同校同係一年半。當時，李曉的短篇小說剛獲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我寫了約稿信，他答應給我們小說。賓堂從上海回來，果然帶回來李曉的中篇小說《天橋》。我連忙讀了，大為叫好。領導也看了，覺得好是好，但有點兒不像是李曉寫的。李曉的獲獎小說《繼續操練》，寫大學中文係的生活，以調侃的口吻，機智風趣、活靈活現地再現大學教師的行為做派，一時讓人歎為觀止。他接下來寫的《關於行規的閑話》和《我們的事業》，也很類似。而《天橋》卻完全兩樣，它以一個普通人的視角回望過去的一段曆史，把人生命運寫得誠懇、深摯。我極力主張發小說頭題。正好這一期由我擔任執行編輯，就自告奮勇寫了同期評論《向敘述人索取》，細說這篇小說好的理由。編輯部領導們看到年輕編輯工作熱情這麽高，就很放手。小說發在《青年文學》1988 年第9 期，第11 期的《小說選刊》《新華文摘》就轉載了，看來我的執著有了回響。那時候《青年文學》佳作迭出，臨到要參評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時，編輯部受篇目所限，報的是柏原的短篇小說《喊會》和另一位作家的一部中篇小說。評委們評獎時，想到了李曉的《天橋》，經聯名提議後被納入評選範圍。最後的結果是，《天橋》和《喊會》被評上了。編輯部大家都很高興，領導見到我笑容滿麵。我現在想，當時真是年輕啊，敢作敢為，領導也真的是很開明包容。
這件事我印象比較深。
到了1991 年年初，劉醒龍寄來了中篇小說《威風凜凜》。小說寫得非常紮實，情節豐富到有撐破小說紙麵的感覺。我向編輯部提議去湖北黃岡，找劉醒龍麵談修改意見。為一篇小說的修改出一趟差，領導們二話沒說就同意了。真要感謝領導的信任。小說後來就發在了《青年文學》1991 年第7 期上。劉醒龍緊接著寫了中篇小說《村支書》，我們安排在了1992 年第1 期。在編發《村支書》的同時，劉醒龍寄來了中篇小說《鳳凰琴》，比前兩篇又上了一個檔次。本來是安排在第3 期，4 月份我們要慶祝創刊10 周年。但考慮到郵局的半年征訂，把《鳳凰琴》安排在了第5 期。我們預感著《鳳凰琴》會不同凡響。圍繞《鳳凰琴》，我們做了不少文章。我們聯合《小說月報》和中華文學基金會召開劉醒龍作品研討會，據說這是90 年代初在京召開的第一個作品研討會，陳荒煤、馮牧、李國文、雷達等前輩出席了會議，對劉醒龍立足社會底層的現實主義寫作給予了高度評價。我們協助聯係同名電影的改編，還很快出版了劉醒龍小說集《鳳凰琴》。要召開《青年文學》創刊10 周年慶祝會時，《鳳凰琴》尚在編輯加工中，主編陳浩增拍板，外地作家就請劉醒龍一人，並安排他和史鐵生、劉震雲代表《青年文學》培養的三茬作者做重點發言。可以說，我們把當時能想到、能做到的事都做了。當然我們不可能想到，30 年後，《鳳凰琴》的篇名會變成地名，湖北有了一個最基層的社區機構“鳳凰琴村”，也自然沒有想到前些天全國百餘位專家學者會雲集湖北英山，重溫《鳳凰琴》。
應該是2001 年的夏天，麥家發來郵件，說發表了《陳華南筆記本》後意猶未盡，續寫了陳華南少年時期的成長故事，把主人公陳華南改名為容金珍，寫成了一部長篇。我打印出來，放下手頭的一切工作，邊讀邊做修改標記，到第二天下班時，還有最後20 多頁沒有看完。騎車回家，天色尚早，就在家邊上的昆玉河畔停下來，坐在岸邊的斜坡上看完小說，天剛好黑下來。我還抑製不住興奮心情，當即電話麥家，談讀後的感受，認為是當下作家創作中少有的心智寫作。過了一段時間，《小說月報》主編馬津海在貴州召開文學期刊特約編審會，記得有《當代》的孔令燕、《十月》的顧建平參會，還請了作家徐坤，其他人想不起來了。所以有印象，是我們四人在去鎮遠的綠皮火車上，打了一路撲克。回到貴陽，我說我要去成都談稿子，成都離貴陽很近。建平忙問是誰，很疑惑地看著我，當時大家對麥家還不是很熟悉。到了成都，我和麥家談了意見，作品敘述語調上有些歐化，我做有改動，讓他再做些處理。另外，一位天才數學家為國家破譯密碼，因丟失筆記本而精神失常，這確實體現出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無常，但國家對他的貢獻不會忘記，在701 辦公樓前麵的廣場上，應該有一尊容金珍的塑像，體現國家對他的褒揚。而容金珍在這裏看人下棋卻不知道塑像塑的是自己，更可生出一些人生的悲涼。麥家聽從了我的建議：在“我”走向701 辦公樓時，看到了樓前半個足球場大小的空地上，在“鮮花叢中蹲著一座用石頭雕成的塑像”。說了半天，忘記說了，這部作品就是麥家的長篇小說處女作《解密》。
《人世間》是我從事編輯工作中遇到的難度最大、困難最多的一部作品，時間跨度長，涉及麵廣，人物關係錯綜複雜，命運走向起伏跌宕，更有分寸和尺度上的把握等等，加上出版時間上的要求，我和李釗平我們兩位責任編輯的的確確打了一場硬仗。《人世間》出版後，我們又馬不停蹄地開展了座談、研討、講座、線上直播、地麵簽售等一係列的活動。《人世間》榮獲“茅盾文學獎”，印數一下子漲了10 多萬套。今年春節期間，同名電視劇的熱播更是拉動了《人世間》的強勁銷售。僅從電視劇開播到現在，我們就發行了40 多萬套。《人世間》的整個銷售，圖書碼洋超過了1.5 億元，創造了近些年原創文學作品的銷售奇跡。中國青年出版總社以“三紅一創”立社，我們通過《人世間》續寫了中青出版的文學輝煌，這也是我的編輯生涯中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曹斌：您長期從事編輯出版工作，怎麽看待文學編輯尤其是文學期刊編輯這一職業？
李師東：辦文學刊物，確實鍛煉人。初當編輯，要從外稿看起。我到《青年文學》後，先後看過中南、華東、東北、西北的自然來稿。有時候從早到晚，埋頭看了一天的稿件，沒有一篇中意的，到下班時就會很沮喪，覺得這一天白過了似的，看到稿件中有那麽一星半點的可取之處，都覺得特別珍惜。而一旦看到一篇喜出望外的作品，就會像自己中了獎一樣。呂新、石鍾山的作品就是從外稿中發現的。辦文學刊物，特別能訓練人的眼光和意誌。看一篇小說的時候，順著作者的筆觸，他用心處，你會意；他筆力不逮時，你在心裏打問號；他出其不意時，你的心到了嗓子眼兒。等到你看到真有那麽一篇作品無一處有多餘，能絲絲入扣，又讓你豁然開朗時，那一定會眼前一亮，就像是等到了一位久別重逢的友人。這個時候，你一定會傾心投入，要讓更多的人知道有這樣一篇作品的存在，一定要做到水落石出。一個人的眼光和耐心就是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沙裏淘金中練就的。
那時候，沒有電腦靠手寫，看作者隨稿附帶的信，就可掂量出作者的深淺，字是潦草還是工整，行文水平如何，他自己是怎麽看待自己作品的，都可以從信中窺見作品之一斑。作品開頭更重要。一個人要寫一篇東西，一定是有想法和衝動的，一開篇話都不通，或者都沒把寫作思路調理好、掌控好，接下來的寫作就可想而知。所以有的作品一看開頭順不順，就可意料出作品的成色品相。這是真心話，其實就是眼光和見識。
我曾經說過，編圖書是談戀愛，編刊物是過日子。過日子最能磨煉人的意誌。人有欣喜之時，也有困頓之日。有曲折起伏，有順和不順。自然還有大勢的因素。人不順的時候，多儲備些資源；人順利的時候，多做點兒事情。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初衷。有初衷在，就會有擔當，有堅忍。一個好的編輯，要能愛才，會識貨，善成事，要有過硬的意誌品質。
發現才華、成就才華，是文學編輯的職責要求，也是編輯工作的價值所在。我認為，對社會行善，為文化積德，這是文學編輯工作的無用之大用。
曹斌：在近40 年的職業生涯中，您和不少作家打過交道，有什麽難忘的事或人與我們分享？
李師東：平時不想，你一提我得想想。人一輩子，誰都有難忘的人和事。
我最懷念的是我單身漢的時候。那時候真年輕啊！到了周末騎著個車往西走，就進了空軍大院，到作家喬良家去蹭飯。那時他剛調到空政創作室，還住在筒子樓。喬良健談，飯菜又好，談得又是那麽舒心。批評家陳晉在明光村分了一套二樓朝西的新房，廳不大，書房很大。我們一群人隔三岔五就跑過去。嫂子特別賢達，把一堆排腔骨剁好了、煮熟了，分幾盤端上來，幾隻小碗盛著自製的地道麻辣調料。大家在一起高談闊論，以為在吃大戶。我當時住在正義路的團中央集體宿舍，是原來的辦公樓。樓頂很高，還有地板，一個屋子住三個人。大家共用一個做飯的房間，進門兩排煤氣灶，十多個灶位。一到做飯時，那才叫“雲蒸霞蔚”。這裏自然也成了朋友們的聚會場所。有一個周末，我通知了在西郊的一位評論家朋友來聚。朋友先步行，後坐車，再換車，又步行，方才趕到。時過下午2 點，人已散盡，就見一屋子杯盤狼藉，主人斜倚床欄，呼呼正睡。朋友叫罵一聲，悻然離去。第二天電話裏我才知道昨天還有這麽一檔事。
我還記得80 年代的某一天，遲子建來到中青社，我和同事程麗梅陪她上我們單位的五樓樓頂，看北京城的胡同光景。遲子建取笑我“零”“寧”不分，後來還在文章裏很友好地調侃過。也應該是1987 年左右，我回湖北老家探親，要路過武漢。文友們相聚，我說我想找池莉約稿。池莉剛發表《煩惱人生》。其間一位朋友自告奮勇說：“我去過她家，一會兒我帶你去。”朋友就帶著我在武漢武昌的水果湖周邊轉圈。那時候可沒有手機。我回到單位，給未能謀麵的池莉寫了一封信，痛說尋而不遇的情形。池莉滿懷同情地打趣到：“說不定，我正在陽台上笑看你們。”後來每次到武漢，總是住在武漢文聯旁邊軍轉辦的一個酒店，總要見著池莉、一光和醒龍。有一次路過武漢，沒有停留。在北去的列車上，我給池莉打電話，池莉說：“這麽急？缺你地球就不轉了？”我脫口說道：“不缺，說不定還轉得快一點兒。”池莉立馬接道：“不對！
不快也不慢。”兩人在電話裏哈哈大笑。
是的，不快也不慢。
1997 年的五一假期，我去四川旅遊。晚飯過後閑來無事，信手翻開通訊本，看在成都有沒有要打個招呼的作者，明天一早就要去青城山了。這純粹是職業帶來的毛病。翻到了一個名字：阿滸。阿滸讀軍藝時在《青年文學》發過短篇小說，但畢業後就沒了消息。記得當時他在武警四川水電支隊。記有手機號，沒想到一打就通了。第二天出門前，阿滸來了。幾年不見，自然都很開心。我說畢業後就沒見他寫小說了。阿滸說轉業了，轉到了成都電視劇製作中心，狀態不好，寫不出東西。我說：“你在我們《青年文學》前些年發的短篇小說多好啊！你好好寫，寫好了，我安排上封麵人物。”幾個月後，阿滸果然寄來了一部中篇小說，小說是《陳華南筆記本》。寫得真好，沒有人這麽寫過。我就立馬做頭題小說刊發了，還安排上了該期的封麵人物。阿滸對自己的署名來來回回沒想好，其中有一次取名叫“麥加”。我說不妥，會產生歧義。後來改成了“麥家”。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作家麥家。
2008 年，我請假陪剛剛高考完的兒子出門。和許春樵說了，春樵說：“你們來吧，我陪你們轉轉。”臨出站時，發現嫂子也在。
嫂子說：“你們一路聊天會友，得有一個開車的人。”後來我們就坐著嫂子開的車去了池州、屯溪好幾個地方。一路上都是嫂子在照應。黃山歸來不看山，說得確實有道理。
1999 年，甘肅平涼的詩人楊維周邀請《青年文學》編輯部去平涼參加文學活動。我們在西安下了車。《美文》雜誌副主編陳長吟一早趕過來，請我們吃羊肉泡饃。隨後我們驅車向平涼進發。
得有近10 個小時的車程，我就問要經過哪些地方。聽說要經過寶雞，就“像一道閃電”，我立馬想到了紅柯。紅柯在寶雞理工學院任教。電話打過去，是紅柯夫人接的，說上午他有課，手機放在家裏。我告知，我們路過寶雞郊縣，中午稍作停留，然後西行。
過了12 點，紅柯來電話，說剛下課回到家。我說我們隻是路過，打個招呼，後會有期。10 多分鍾後，紅柯又來電話：坐上了出租，有半個來小時就可趕到鳳翔縣委招待所。等紅柯到時，我們已飯畢，大家都沒有離席。紅柯說：“你知道我不會喝酒。”沒等我勸阻，他就端起一杯酒一飲而盡，紅撲撲的臉上更加生動。他匆匆吃了幾口菜，就送我們出門。門前是一條寬敞的公路，風卷著塵土一陣陣揚過來，宛如楊柳枝在拂動。我們一行人勾肩搭背往前走，迎著風塵，興高采烈，滿是欣喜。他鄉遇故人，今朝見遠友，這應該是曆史上曾經無數次出現過的一幕。一定有人拍下了照片。
很多年過去了，這樣的一個場景，仍曆曆在目。
刊載於《中國作家》2022 年第8 期“名編訪談”欄目（曹斌：《中國作家》“名編訪談”欄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