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治之道，自草昧而之明備，自明備而趨華競，不過數年之間。老成簡拔多士，多士複為老成，亦不過數十年之簡。惟人主之心，始終如一，則百年無弊之征也。蓋主心不移則氣運亦不移，主心不易則人才亦不易。風俗無陵替之患，人才無卑薄之憂，所以百年無弊耳。要之取法宜正，急務宜明，取三代以下之書為本，自然不能為三代以上之事業，故非五經之指不可取法也。司馬光曰，大人用世，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文章粲然有萬載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此非三代以下之言也。五經之指，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主教，欲其相通，不欲其相戾；欲其相濟，不欲其相傷。太平之事，相通相濟者也；衰亂之事，相戾相傷者也。欲其相通，故為典禮以養其和平，為倫常以篤其恩愛；不欲相害，故以刑辟治其獄訟，以兵戎除其叛逆，欲使太和之理常在人心，太和之氣常在天下，充滿洋溢，上達乎天德，下達乎物類，而禮樂可興也。禮樂者，三綱之規矩繩墨，九疇之門戶塗徑也。三網不紊，九疇不刓，則人心皆正，嗜欲不熾，莊正齊肅，從容簡靜，而和氣盈於中矣。又能宣人心和氣而使不鬱，養人心和氣而使不戕，故其效也，馨香之德格於祖考，雨露之恩施及方外，莫非大和之所致。周之卜世卜年，豈不由此。故為治者，一代之初宜事事與民休息，不可以禁暴鋤奸開苛察之門，惟以仁義為心，則風俗可厚，國脈可久。晉帥以位相讓，而一國之民皆和，四鄰諸侯遂睦。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商之末年，小民相為敵仇，卿士師師非度而大臣出奔，宗廟弗守，亂亡隨之。有國家者可使乖戾之風通於上下，以為無與治亂之數而若罔聞乎？蓋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蒙其福；上萌不和之心，則下與其禍。理之必然，無可逃者。至於急務之事，宜就世所偏重，隨事察之，觀其掣肘所在，定是何處。若事事至此掣肘，不可舍此而別求急務。如漢成帝時事事為王氏所礙，唐中葉以後事事為強藩宦豎所礙，魯自宣公以後事事為三桓所礙。貴者執政，當觀時之所礙，若所礙牢不可破，更不必徘徊顧戀，即當納履去矣。何也？以其不能第三代以上事業也。故曰，為治之道在乎休息。若慮豪強梗化，惟當重禮讓而尊賢哲，使教化大行，則豪強自斂。故董子對策亦雲，教化以正人心，人心苟正，刑罰可省。後世上下之間所以相馭者，法律而已矣。法律刑名，正禮樂對壘之敵，此重則彼輕，此進則彼退。先王以禮養人，欲其免於用法也。然法以繩人，禮必自繩，故有位之人敢於持法，憚於循禮。賢者在上，不過風裁齊物，未嚐謀及大體。賢者在下，不過惶恐趨命，未嚐奮其學識。不幸遇不賢，則以法懼人而求其貨，以貨事人而免其法，不恥無禮，不愧權譎，廢棄典型，姍笑正士。其稍能潔白者，亦皆不自為政，不免胥史竊權、幕客鬻貨而成其否隔。是以戕賊人生，敗壞人倫，愁苫相尋，怨怒並興，小則告訐日紛，大則寇攘並作。其餘竊位固寵、徇私忘公者，皆自足於旦夕之間，而無複指擿，後生小子恬不知怪，所謂邪吏、弊政、僭令、薄民，四者並見，可比堯時四凶也。若以禮義相尚，則鄰德而助信，何戾氣之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