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事取必於同，則偽者出矣。一售其偽，則作者怠矣。偽之一字，通於上下，則天下之亂可立而待。君子知同之必偽，故不以君上之命責信從之虛名。發言盈廷，莫執其咎，末季之風也；詢謀僉同，龜筮協從，盛世之典也。是以致治之道莫如敦信。所謂信者，非直不背盟誓、不爽期會之謂也。居心行政，有不可對匹夫者，非信也；承流宣化，有不可告君上者，非信也；賞善罰惡，有不可質鬼神者，非信也。洗滌利欲之私，一動一靜皆為法度，使臣民有所依據，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所勸人者，身先行之；所禁人者，身先虔之。上之於下有騶虞之仁，下之於上有死麕之貞，則可謂信矣。易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上亦有求，下亦有與，故君民自有相關之義。不必供吾財賦，助吾禦侮，然後愛之也；不必撫我則後，虐我則仇，操潢池之戈，鋌而走險，然後畏之也。矯天下不善而歸於善，齊天下不一而歸於一，非曰既善既一之後吾可晏然享其成功，而免兢業之勤。人皆憬然從吾政令而無刑辟之慘也，總是相關之義，自然至此爾。雖以聖人立法，不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眾人之欲，但取便國利事，察失立防，斯善政矣。故聖賢論治，不輕變法，以為法行既久，上下相信，易以成功。雖偶有流弊，其自然之理，常在人心。故法有時弊而理未嚐弊，理有時湮而心未嚐湮。但僅守其法，弊自可除。雖以奸邪侮而玩之，而在廷有必爭之臣，則猶可反正，蓋深人人心者不能湮滅而遂熸也。若一朝從而革除，更賦新規，人心風俗又別是一局，得無數世之利，失則數世之害也。孔子未嚐不欲變法也，所謂變者，反功利誇詐而之禮教信學，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怨心。違義則罹法，行禮則蒙賞，罰順乎義，賞順乎義，焉有不服者哉？如高帝反秦人之風，霍光改武帝之行，不立變法之名，因民所欲，與以休息，使天下大勢默移於不言不動中，夫豈強人從己，震動天下以行其意見、就其功名也哉？後之變法者，行法是也，而寬猛不出於公正，則遠義矣；愛人是也，而厚薄不得其宜稱，則遠禮矣。且學術淺陋，心誌頗僻，非真有良法以革敝政也，亦非如商鞅變秦、管仲變齊，舍繁重而從簡捷，厭遠圖而趨近功也。不過奸吏欲壞已成之法以遂陰私，先為猖狂之說竦動人情、擾亂人心，使倥傯危惙、驚駭顧盼。重足一跡，道路以目，而不暇詰其短長、指其瑕罅，雖有大禍，不卬自恤，此非兩觀之誅不能禁也。大凡以變法進者，不待觀其成敗，但舉事之初，如商鞅折盈廷之論，安石樹舉朝之幟，使寮采不和，上下不親，固可卜其終必有害而亟弭其端，斯不傷元氣矣。若會昌翻開成之案，元佑埽豐熙之跡，一時矯偏則有之，終不可經久，故君子無取焉。春秋之義，名從主人者，本其所自始也；物從中國者，以義禮裁製之也。雖有聖主，不能奪人所自始；雖雲天性，不可不受裁於法。故發此二義以明治人治物之道，非直為一名一物也。法可輕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