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汪曾祺的作品，
他的筆讓人對這個大千世界、不同生活中的人，
起了一種透過“應該可以了解”的感情，
那種溫柔不是漂浮於論斷層麵的心情，
而是內在的情感與力量。
王安憶分析汪曾祺的小說時寫道：“汪曾祺老的小說，可說是頂頂容易讀的了。總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說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輕輕鬆鬆帶了讀者走一條最最平坦順利簡直的道路，將人一徑引入，人們立定了才發現：原來是這樣。誘敵深入一般，堅決不豎障礙，而盡是開路，他自己先將困難解決了，再不為難別人，正好與如今將簡單的道理，表達得百轉千回的風氣相反，他則把最複雜的事物寫得明白如話，他是洞察秋毫便裝了糊塗，風雲激**過後回複了平靜，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我讀了不少汪曾祺的小說跟他的散文雜記，他什麽題材都寫，而寫的東西都有深入研究，不是道聽途說、現買現賣。他可以把所有自己懂得的東西自然地安放在他小說布局中，讓讀者學到許多知識。師承沈從文對汪曾祺一定有很深遠的影響，但他一生如風浪般的經曆，與隨著經曆所到的許多地方，在所到之地遇到的人物情事，應該才是他的小說總能引人入勝的原因；但他說，他並非有聞必錄，因為美化是創作所必要的。
我曾想，為什麽王安憶說汪曾祺的小說“容易讀”？是不是因為他很擅長為讀者解決閱讀“背景知識”不足的為難。我們讀書，即使文字全懂但背景知識不足，閱讀的過程上就會感覺困擾，好像在思路上“卡”了一下才能決定過得去或過不去，這“卡”住的感覺，教科書的做法是在一篇文章的文句之間加注，但注釋因另立在外，就很難有一氣嗬成的愉快。汪曾祺的小說每到擔心讀者會有疑慮，或怕讀者忘了先前已經提過的前因，總是很自然地岔出說故事的原路，先說分明或俏皮地提醒，然後再折回。他的出與入都不讓人感覺引路向導的離開，讀者隻管在故事的大路上直視前方，或被引導時依照所指示的細節左顧右盼，就能不費勁地以目光深入淺出地看遍一路的風光景致。
沈從文教汪曾祺寫作要“貼到人物來寫”。作為一個能力普通的讀者，我的確從汪曾祺的小說中讀到他從恩師的指導中青出於藍的技巧。也許，多讀幾篇沈從文的小說與汪曾祺的作品之後，我們也會同意他在許多篇章中有更勝於藍的人物描寫了。讀他的小說，每一個人物都“有型有款”，那“型與款”從具體的外貌用語，到抽象的價值理念都栩栩如生，無論是君子、痞子、垮子，讀者絕不會感到混淆。
汪曾祺曾以老師沈從文的小說《蕭蕭》為例，說明他所了解的“貼著人物寫”是怎麽一回事。他說自己注意到沈從文絕不會讓一個鄉下童養媳用城裏的語言，也不會用“天真”“渾噩”來描述蕭蕭，隻說：“蕭蕭十五歲時已高如成人，心卻還是一顆糊糊塗塗的心。”我在汪曾祺的小說中也常讀到他貼著人物寫出一個時代，或一個地方所養成的人的價值觀，微妙地與社會學的觀察相呼應。比如：《大淖記事》中的：“巧雲三歲那年，她的媽蓮子，終於和一個過路戲班子的一個唱小生的跑了。……巧雲的媽跑了，黃海蛟倒沒有怎麽傷心難過。這種事情在大淖這個地方是不值得大驚小怪。”另一篇小說《八千歲》裏描寫米店陳列的貨品時說：“頭糙賣給挑籮把擔賣力氣的，二糙三糙賣給住家鋪戶，高尖隻少數高門大戶才用。一般人家不是吃不起，隻是覺得吃這樣的米有點‘作孽’。”如果少了後兩句，那些文字就隻是圖樣的描述，但多了這層日常消費的心理，故事地點所在的居民與他們的生活價值就清清楚楚了，這份清楚才能襯出幾個主角的鮮明性格。
對我來說，看汪曾祺的小說除了故事之外，文字的趣味更是一大享受，他用字很省，一兩個句子就已經把很多複雜心理下的複雜狀況都寫齊了。寫八千歲與他的孩子：“他的令郎也跟他一樣，這孩子才十六七歲，已經很老成。孩子的那點天真愛好，放風箏、掏蛐蛐、逮蟈蟈、養金鈴子，都已經教嚴厲的父親的沉重巴掌收拾得一幹二淨。”說到他的鄉人對他的想法時，也隻是三句話：“八千歲那樣有錢，又那樣節省，這使許多人很生氣。”生什麽氣，為什麽這能讓旁人感到生氣，他不多加探討窄化讀者的觀點，但三句話已讓人聞到人之常情的酸不溜丟。
汪曾祺也能畫，他畫過一套沒有出版的《中國馬鈴薯圖譜》原稿，本來存在張家口的農業科學研究院，可惜在**中被毀了，連自稱“坐對一叢花，眸子炯如虎”的記憶都一起消逝了。因為能畫，他也會用文字幫助讀者看到一個實際的景物與人物，而且那些物都帶著生動的情。我曾看過一位睫毛很長的編輯，她的樣貌使我立刻想到汪曾祺的文字：“她的睫毛很長，因此顯得眼睛經常是眯縫著，忽然回頭，睜得大大的，帶點吃驚而專注的神情，好像聽到遠處有人叫她似的。”經他一形容，出現的不隻是一雙眼睛一張臉，而是這張臉在生活中流轉的表情，他隻用旁觀的筆寫這長相的一個直視與一個回眸，完全不涉及喜怒哀樂，就引發讀者在這樣的臉上想盡所有的神韻。
被引動的除了實景的想象之外，還有感情，而且在讀後常常忍不住發笑：還是說《八千歲》吧！小說中描寫到虞小蘭時，他這樣寫：
虞小蘭有時出來走走，逛逛宜園。夏天的傍晚，穿了一件剪裁合體的白綢衫褲，拿一柄生絲團扇，站在柳樹下麵，或倚定紅橋欄杆，看人捕魚采藕。她長得像一顆水蜜桃，皮膚非常白嫩，腰身、手、腳都好看。路上行人看見了，就不禁放慢了腳步，或者停下來裝作看天上的晚霞，好好地看她幾眼。他們在心裏想：這樣的人，這樣的命，深深為她惋惜；有人不免想到家中洗衣做飯的黃臉老婆，為自己感到一點不平；或在心裏輕輕吟道：“牡丹絕色三春暖，不是梅花處士妻。”情緒相當複雜。
讀到“相當複雜”這四個字時，我為那簡單到說不清楚的、沒有惡意的人情之常笑了起來；汪曾祺的小說中處處掛著這樣的人生照鏡。我們雖不像阿Q這麽慘，但也常常需要一點精神上的勝利。
汪曾祺的小說或散文，讀後常讓人溫習久未想起的詩句。比如說，寫虞小蘭出門，行人為看她而裝模作樣地看天看雲（想當然爾，這些需要裝樣的應是男性行人，女人大概隻會評頭論足或爭睹風采，而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地指明醉翁之意不在婆，在酒），讀完這一段，就讓人想起“芙蓉花發滿江紅，盡道芙蓉勝妾容。昨日妾從堤上過，如何人不看芙蓉”。他的文章就是這樣，不一定直接看到鑲嵌的詩句，但處處有詩的光澤。
我喜歡汪曾祺的作品，無論是收在《大淖記事》以故裏雜記為材料的小說，或者是散收在不同集子的故事，他的筆讓人對這個大千世界、不同生活中的人，起了一種透過“應該可以了解”的感情，那種溫柔不是漂浮於論斷層麵的心情，而是內在的情感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