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葉坪，遠遠地看到大字寫著：人民共和國從這裏走來……
“一蘇大”會址。在那個簡陋的主席台上，我和存青輪流站上去，照相，揮手，揣想當年的樣子，掏出一紙“文件”來宣讀……那是共和國第一個工農政權誕生的地方。我想，當時的場景一定很熱烈，來自全國各地的600多名工農代表，衝破敵人的重重封鎖，冒著被殺頭抄斬的危險，來參加這樣一個隆重的慶典，行使了人民的權利，大家鼓掌，歡呼，熱淚湧眶……這是一個神聖的時刻，是工農大眾期盼了多少年多少輩的時刻。
這個政權叫中華蘇維埃，而“蘇維埃”則是俄語“會議”的意思。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那時，許多事情都要聽從遠在幾千裏之外的一個叫“共產國際”的遙控領導，他們是馬列主義的“正宗”，而且資助了中國共產黨的部分活動經費，因此中國共產黨就不斷有人在那裏駐在，在那兒近耳聆聽和傳達最新的指示。於是，共產國際那些抽象的、概念的甚至是過時的指示就時斷時續地傳遞到正在與敵人捉對廝殺的中國工農紅軍那裏。你必須得聽，不聽就得撤職、開除。而那些指示，有時對路了，起到了較好的作用；有時跑偏了，使中國革命蒙受巨大損失。
成立中華蘇維埃就是共產國際東方部的指示。1930年8月，那些遠在歐洲的革命領袖們，吃著麵包，看著報紙，心裏卻惦記著中國的革命。在中共代表王明等人的一番“報喜不報憂”之後，他們覺得中國共產黨該有一個共和國了，於是向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議——蘇維埃的“會議領導”模式也許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此時毛澤東、朱德們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剛剛在贛西南站住腳跟，並準備全力迎擊蔣介石的第一次大圍剿。而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立卻積極響應，這個當時隻有31歲的中共領導人，激進的頭腦發熱起來，馬上指示紅軍主力部隊攻打長沙，期望一個早上就在那裏成立中華蘇維埃。結果當然是以卵擊石，年輕的紅軍還遠遠不到那個實力，損失慘重。接著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也對成立中華蘇維埃之事十分上心，多次指派毛澤東和朱德抓緊籌辦。
曆史有時無比地簡潔和單純，隻是我們後來人為地塗抹上各種油彩，使它失去本色。
這個蘇維埃政權是否如一個早產兒，從來無人斷言。但我們在這裏看到，為了籌建這個蘇維埃，我們的紅軍將士做出了無數的犧牲，當地的群眾做出了巨大貢獻，可它的存活竟不到三年！
有人說，這是一次偉大的嚐試；也有人說，這是一次偉大的預演。
拂去那些油彩，我們想問：嚐試什麽？嚐試當國家領導人的滋味？預演什麽？預演怎樣管理一個在幾十年後才真正建立起來的國家？
中國共產黨是聽話的，中共領導人也是聽話的。經過一年多的籌備，盡管四次推遲開會時間，又反複調換開會地點，最後選擇了瑞金這樣一個相距敵人較遠、便於疏散會議人員、經濟基礎較好、地方黨組織比較得力（時任縣委書記是能力超強的鄧小平）的地方，時間則定在了1931年11月7日——與早年的十月革命相對應。
會場在距瑞金城十幾裏外的葉坪村一個叫謝家祠堂的地方，就是我們今天站在這裏擺“POSE”的地方。
據說，為了迷惑敵人，毛澤東還特意派人在幾十裏外的長汀布置了一個假會場，結果那天真的引來國民黨飛機的轟炸。
會場並不大，房屋主要是木質結構的，周圍就是幾間簡陋的辦公室。主席台也很簡陋，用木板搭成，上下的兩個小梯子也是木頭做成的。主席台講桌是一塊長條木板，很難想象，這裏能夠成立一個共和國，一幢房子、一座院子甚至一個房間就是共和國的一個部，好像是一場“過家家”的遊戲。
開會是共產黨人的強項。這次會議開得不無隆重，最後，本來不是大會主席團成員的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執行主席，這說明了他在群眾中的威望，而他剛剛在3天前的蘇區黨代表會議上遭到批判，被免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我想毛澤東是在一種複雜的心態下就職的，從此，名滿天下的“毛主席”之稱取代了以前的“毛委員”“毛黨代表”“毛總政委”甚至“毛師長”的稱謂。
所有的史料，沒有顯示毛澤東如何得意，甚至不知道毛澤東是否講了話，隻是當天晚上毛澤東與其他領導同誌出席了群眾的慶祝活動，他“充滿了笑容”，並且為新的政權題了詞。我寧可相信，如毛澤東那樣雄才大略、誌存高遠的政治家，不會對當時這樣一個職位怎樣得意和知足。我猜他想的是黨內鬥爭的複雜，他想的是幾十裏外虎視眈眈的國民黨軍隊，他們隻是一時忙於軍閥大戰，騰出手後就會卷土重來。
紅色根據地已經有了21個縣、5萬多平方公裏的地盤，有了250萬的人口和近7萬人的紅軍隊伍，奈何處在敵人四麵包圍之中。目前的一切“成果”都是變數，隻要敵人重兵一來就得重新洗牌，共產黨還沒有資格說在哪裏安家。
可頗有勇氣和**的共產黨人還是熱熱鬧鬧地過起了自己的“共和國”日子，充分展示著自己的創新才能和管理能力，好像已經準備好花大血本完成這次“偉大的”排練。他們把瑞金改名為“瑞京”，與曾經有皇帝坐殿的北京、南京平起平坐；他們組成了幾十個委員會、上百個政府部門，高效地發布各種文件規定——短短三年中，召開常務會49次，發布法律條文上百個，組織各種活動無計其數。一切一切都是按照管理一個國家進行的，直到小小的葉坪已經實在盛不下這個政府了，才在一年半後整體搬遷，將“共和國”遷到了瑞金西邊的沙洲壩，那個小學課本上講過的毛主席曾經為當地百姓挖井的地方。各個政府部門全盤複製，又是一個建築群，甚至比先前更要排場體麵。
而毛澤東隻做了不到三年的“一把手”，隨即被排擠和架空，除了留下一個“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的美譽，隻能四處去調研，甚至後來“無公可辦”，直到長征出發。
八十多年後，我來到這裏參觀，感受這裏的輝煌與壯闊。作為共和國的後來人，作為從小受著黨的紅史教育成長的人，我對共產黨和共和國是無比虔誠和崇敬的。這裏留下了大量的紅色建築群，管理得如同花園一般，每天勤快的工人們，大概都和我一樣懷著崇敬和虔誠去盡心地工作，不斷有來自各地的遊人到這裏參觀膜拜。這是瑞金人的驕傲，是八十多年前用生命、鮮血，用自己家裏僅存的穀米、臘肉，用自己手紮的燈籠，用自己嘹亮的山歌，用自己對未來生活的無限向往換來的驕傲。
瑞金，取“以金為瑞”之意，一個吉祥富有的名字，可在那個年代裏卻充滿了戰火血淚。
令人遺憾的是，這個短暫的共和國在存活了不到三年之後，就不得不帶著自己沉重的政府，加入到轉移和突圍的行列。沒有共和國之前的紅軍，可以機動靈活地打自己擅長的運動戰，而有了這個共和國之後，就隻能為守住國門而打起硬碰硬的陣地戰了。一場演出結束了！而這龐大的劇團卻不甘心丟下所有道具，他們像蠕蟲一樣移動，在由紅軍將士用血肉之軀形成的“甬道式”保護中，政府機關的人隻聽到槍響，卻沒有見到敵人，他們心疼共和國的公章、文件、賬本，心疼辛辛苦苦攢起來的辦公“家底”，他們雇挑夫，借士兵，甚至親自手拉肩扛，抬著這個年輕而臃腫的“共和國”艱難前行。這直接導致了前線浴血奮戰的將士的重大傷亡：本來預計一天的掩護延至三天以上；一場湘江戰役，紅軍由8萬多人銳減到3萬人。在前線指揮的軍團長彭德懷大聲怒斥：“這是什麽行軍突圍，這簡直就是搬家！”
試想，當初如果沒有那麽大的國家機構，何以至此？
今日瑞金的兩處“紅色建築群”仍然十分壯觀，景區的建設和管理絕對達到一流水準，花園式，景觀式，很容易讓人誤會當年的中央機關就是在花團錦簇的環境中辦公的。
兩處的景觀都按照原來的機構重新修建和複製了紀念館，而且多與現在的中央機關相對應，稱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個展館除了介紹當年的紅色曆史外，還有這個機構的沿革，直到現在的工作成就，最後都不會忘記把現在的領導人也擺出來，讓他們與七八十年前的先輩排列在一起。
我去過一些祖祠，那裏隻供奉“列祖列宗”，還很少見到將現在活著的、差了許多輩的後人放在一起“供奉”。大概是我們現在的領導急於證明自己地位的重要，或者想進行功績的類比？
反正我知道，毛澤東後來再也沒有回到過瑞金，他“重上”過兩次井岡山，卻在那裏駐足不前，大概不是偶然。是對當年“登基稱帝”的不屑，還是對搖籃往事的糾結？他那縱橫恣意的詩詞中，寫過會昌，寫過大柏地，寫過不周山，寫過龍岩、上杭、寧化、清流、歸化，寫過武夷山下、贛水之濱，卻沒有寫過瑞金。應當不是疏忽，不是淡忘，也許是缺少**？所有曆史的未知和空白，隻能任人猜測、評說和詠歎。
一位當地人說，他們曾經有一個女市委書記，35歲時就在這裏當副市長，一幹就是5年，抓建設，搞工程，調走兩年後又回來當了市長、書記4年。結果前年被查出受賄400多萬元，還有美元、歐元、港幣幾十萬，判了13年。
在那個“……從這裏走來”的大橫幅下，我五味雜陳。
他還說，在瑞金堅持了三十多年的“紅歌節”停辦了，說是與薄熙來倡導唱紅歌有關。
我更無語。
2016年5月19日
路人丁：
瑞金，共和國的搖籃，紅色的詠歎，曾是人民政權的前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祥地。它在中國革命發展史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可圈可點。作者從大量文獻中挖掘整理岀鮮為人知的我黨鬥爭故事，客觀分析了當時紅色政權存在的倉促性和麵臨的危機，直觀鮮明地反映出我黨我軍從教訓中成長壯大的艱辛曆程。新中國的建立，浸潤著多少前輩的鮮血，而那些革命的“繼承者”卻成了勝利果實的蛀蟲，這也是作者寫作此文的痛楚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