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怪霍格1938年3月到達漢口的時候，外國媒體已經對統一戰線的兩個政黨形成了一致看法：國民政府和它的首府代表中國舊的封建勢力，、落後、目光短淺。而和延安，用美國作家海倫·斯諾的話來說則是“用馬克思主義搭建一座通往西方世界的橋梁並努力成為跟得上世紀腳步的人。”她在《紅區內幕》（1939）一書中說道：“在延安，中國正在形成一種新思想、新民族，在世界上擁有著最古老、最持久文化人民的心中建立一個新世界。”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人們不用加入或分享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海倫·斯諾的理想也能充分感受到當時和所建立起來的政治模式帶給人們的感召力。的國際影響力和外國媒體對他的好感隨著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1936年出版）而得到了加強。這本書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和霍格第一次見麵時向他極力推薦的。它對美國人民，至少是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形成對和遊擊隊的正確認識起到了關鍵作用。

領導非常重視這本書給他們帶來的宣傳成果。書中高度讚揚了中國是一支充滿活力的本土力量隊伍，有著嚴明的紀律，一心為廣大人民造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決心。在延安對斯諾夫婦的一係列接待都經過了細致、周到的安排，對於他們提出的問題，都進行了詳盡的解答。和他的顧問要求先看到書的草稿，並提出改進的意見。斯諾都一一答應了。無疑對斯諾做出了種種限製，但為了近距離地接觸這位被外部世界譽為謎一樣的傳奇人物，他服從了。《紅星照耀中國》是一次宣傳上的勝利，也是第一本讓世人了解這位後來成為中國近代第一位使中國真正獨立的領導人的偉人的出身、個人成長和思想曆程的書。

二、三十年代是中國曆史上****的年代，到處是鎮壓和政治廝殺。不難想象，要戰勝國民黨的圍剿就不得不鞏固黨的力量。

斯諾是第一個打破政府禁令，采訪紅區的西方記者。他也為1937年直至後來西方記者采訪和他的司令官鋪平了道路。斯諾是和進行親切交談最多的西方記者，但所有的記者包括他在內，都把塑造成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反抗封建社會的民族革命力量，是孫中山革命的繼承者，而不是附庸於莫斯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但是本人又十分重視他與蘇聯盟友的友誼，曾公開表示反對認為他的馬列主義與莫斯科的馬列主義有區別的說法。

喬治·霍格幸運地成為了第一批采訪延安的記者，但他剛到的時候腦子裏沒有什麽馬克思主義。他們一組人在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步行到了延安。他的第一印象是延安的鎮中心像倫敦公園：寬闊的閱兵廣場上進行著籃球賽和足球賽，一大群人站在旁邊觀看，裁判的哨子時不時地吱吱響。路邊，士兵騎著馬上上下下。賣茶水和麵條的小攤給這個小鎮又添加了一點節日的氣氛。

1938年的夏初，霍格在延安待了三個星期。如果說漢口是他記者生涯中一段失敗的經曆的話，延安則是曲折的政治學習道路。外國記者的隨行向導向他們長時間地解釋了的政策和政府體係，他們希望讓外界真正了解領導下的真實情況：控製下的紅色區雖然和抗日統一戰線中的國民政府有相似之處，但它是不同的：同樣的法律，但執行得更好；相似的政府體製，但更民主；使用相同的貨幣，但能自給自足。這些教導就是為了告訴西方記者們：正在給中國帶來變革，使它擺脫封建落後的過去。

在山坡上挖出來的涼爽的窯洞裏，霍格一邊聽著這樣的解說，一邊喝著茶，為他以後的家書和為《曼徹斯特衛報》寫的文章做筆記。在這裏的所見所聞深深的感染了他。和其他采訪過延安更有經驗的記者一樣，他也對這裏嚴明的紀律、簡樸的生活和政治啟示中的力量印象深刻。

霍格的家人認為他們自己是關心政治的。他母親的貴格會派觀點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但是霍格自己卻注意到他家人的左翼政治立場是附條件的。他們不允許政治觀點幹擾霍格家的中產階級價值觀或是社會地位。

霍格遊曆美國、在南部佃農的合作社經曆以及他和嚴厲的穆裏爾阿姨的親密來往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到達漢口後，他敏銳地感受到了他所能接觸到的一切觀點，包括新聞界的觀點、史沫特萊公開支持的和大多數美國記者持有的左翼自由主義觀點。他年輕，而且像史沫特萊所說的“政治上還未成形”。

因此在延安的這段時間給他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但他在1938年7月3日給家裏寫的一封信則表明他還是以前的他。他在信中寫道：

這裏的一切都是傳道。這裏的8千多名學生靠小米粥和傳道過活。（每人每天有大約半便士購買蔬菜、燃料和日用品。）但這是一種積極的傳道，不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礎上。整個大機器朝著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開進，而日本的人民則是中國的朋友和同伴。

霍格注意到從中國各地以及新加坡、新西蘭、夏威夷的華人區趕到延安的許許多多學生並不全是員。他們聚集在這裏，因為他們相信八路軍是唯一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的軍隊。吸引他們的還有理想和隨之而來的簡單生活。霍格很同情他們，盡管他意識到這兩樣東西——對戰爭的支持和理想，在他的家鄉赫特福德郡的哈彭登鎮都是惹人厭的東西。

所有采訪過延安的記者都注意到，中國理想的發展沒有受到蘇聯的影響。霍格在給家裏的信中寫道：“對於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建設要根據自身的國情。在這裏找不到的工業、農業，甚至也沒有蘇維埃政府。”

在給家裏的信中，他盡量描述延安的情況，並借機又一次對他父母的反戰論提出了質疑。

讓人驚奇的是，有如此多的學生和各個階層的年輕人從各個地方甚至其它國家比如新加坡、菲律賓、新西蘭、夏威夷等趕來聚集在這裏。還有兩個前電影女明星！這些學生中隻有大約10%是黨員。吸引他們來這裏最大的一個原因是西安事變前，紅軍英勇抗擊國民黨軍隊獲得的巨大聲威。還有一個原因是紅軍發明的遊擊戰術被普遍認為是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戰術。

如果你們不是反戰分子的話，很難找到一個比這裏更好的地方了。如果你們是，那我也不知該說什麽。你們以前那些辯論，包括奧爾德斯·赫胥黎的關於戰爭會導致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在這裏不適用。這場戰爭如果按照人民的意願來打的話，將會把他們帶入民主。他們的理想是一種新的政權形式，他們由分散的小集體組成，他們既是士兵，也是農民…他們有追求民主的政治覺悟，也想通過遊擊戰突破日本人的防線。我覺得你們不會對任何戰爭感興趣的，不是嗎？

當時在延安有件怪事，就是要求大家學日語。學日語的專門學校修建起來了，從政府官員到小學生，每個人都要參加學習。當時日本侵略者散播謠言說中國士兵都是野獸，抓到俘虜會先把他們虐待折磨一番再殘忍地殺死。被灌輸了這種思想後，大部分日本兵寧願自殺也不願被俘。學日語的目的就是要對抗這種歪曲事實的謠言。

為了對外宣傳，也為了讓國內人民了解這次戰爭是針對日本侵略勢力，而不是日本人民，黨內下了命令，遊擊隊要盡量帶著俘虜上路。在逼近日軍的時候，他們會用擴音器或是扯著嗓門喊，勸日本兵投降並告訴他們，他們不會受虐待。在給《曼徹斯特衛報》寫的一篇報道裏，霍格說曾向他解釋過對待戰俘的政策，並強調了這一政策的重要性。因為他未提及在別處會見過，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參加了這位黨領導作的一次關於戰俘問題的報告。

霍格一共采訪過六位日本戰俘，並以他們的經曆為題材寫了篇短故事。這6個戰俘在一次延安文藝演出的晚上為黨領導表演了一出話劇。觀眾席上有（當時他被這樣稱呼），他和其他觀眾一樣看得津津有味。在霍格的描述裏，這6個戰俘在經過幾個月的教育改造後，被放了回去。他們被送回了自己的部隊，受到了戰友的熱烈歡迎，然後立刻被處決。

在延安，上至最高領導、普通官員，下至學生，所有人都住窯洞。延安地處兩條山脈之間狹窄的河穀裏，因為害怕遭到敵人的轟炸，這裏的人們沒敢將這塊地方擴展到防護牆以外，而是在山坡鬆軟的土裏挖洞。在霍格到達之前，已經擴大了窯洞的規模，把學校、醫院、還有市裏五所大學的一部分辦公室、大禮堂都搬進了這裏。窯洞夏天涼爽，冬天也不太冷。霍格在信中這樣描述道：

在窯洞裏，你可以一眼望到山穀對麵的群山。山坡上也有一層一層蜂窩似的窯洞。附近的山上有許多漂亮的古廟。最顯眼的是出版社，它每周都會出兩份報紙，還有很多本書和小冊子。這個出版社坐落在一群佛洞裏，走進去很陰暗。當你的眼睛適應了裏麵的黑暗後，立刻就會看到一尊高大的佛像立在你麵前凝視著你。在他腳下，印刷工們來回小跑著，一捆捆的紙和印刷機叮當作響。

延安後來成為了美國羅斯福政府和中國之間的聯絡站。美國海軍上校埃文斯·卡爾森是第一位得到中國政府允許在1937年訪問這兒的美官。他在報告中著重肯定了遊擊隊和當地農民之間的友好情誼、軍隊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政治覺悟。他的這些結論也得到了後來訪問延安的美國記者的讚同。但是直到1944年羅斯福才答應蔣介石派美軍增援延安。

對而言，他在延安居住的13年是他取得輝煌成就的一段時期。在這段時間裏，他為新的、符合中國實情的體係打下了基礎；並接見了許多重要的客人，包括記者和外交官。一生隻出過兩次國，分別是1949年12月和1957年訪問莫斯科。在接見外國記者期間，他詳細詢問了他們本國的政治和大事件。所有這些訪問的重點都是為了傳達這樣一條信息，即和遊擊隊形成了中國北部最有紀律、最有力的抗日力量。這是一條很有分量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