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自己的住所——延安高高聳立的一座山坡上鑿出來的窯洞裏接見了一些記者，霍格的朋友詹姆士·柏特萊姆就是其中一位。柏特萊姆是新西蘭人，他獲得了羅得島獎學金，得以在牛津求學。後來成為倫敦時代周刊的副主編，又到中國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他的書中，他這樣描述了對的具有戲劇性的采訪：“我們會在傍晚開始談話，經常到深夜才結束。桌上的蠟燭一根根熔化，在窯洞粗糙不平的頂上投下了奇特的影子。房間裏高高地堆起了急件公文盒，不時有電報消息送來，就在回答問題的間隙批閱。”

霍格對他在延安所見所聞的熱情也得到了他更年長的同事和訪問延安的外交官的響應。1949年取得勝利後，美國爆發了一場關於“誰失掉了中國？”的辯論，而同情的記者詹姆士·柏特萊姆、埃德加·斯諾和傑克·貝爾登等人則被指責僅僅充當了事業的鼓吹者。他們的確沒有隱藏他們對蔣介石政府的厭惡和對遊擊隊的同情。新聞媒體之所以會集體失敗，是因為他們不懂裝懂。記者們想盡辦法讓讀者、聽眾相信他們掌握了真實信息。“我不知道這裏發生的真實情況。”是一句從來不會寫出來或是播出來的台詞。

艾米莉·韓，《紐約客》雜誌資深專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記者，1940年在中國近距離觀察了外國記者團。在她1944年出版的暢銷書《我眼中的中國》中，她這樣描述美國記者：

大多數記者對中國的員了解得不比你們多。他們四處聽傳言，想辦法獲得和他們見麵的機會，然而成功的幾率不大。親眼見到中國內真實情況的機會比混入蘇聯內部的機會還小。隻要你住在重慶，你就可以經常采訪周恩來。這是他在那裏的目的。但如果你認為中國會給你所有的答案，你就和美國記者一樣幼稚。

事實上，使中國不僅在政策上，也在實際行動上徹底脫離了舊封建。在抗日戰爭和蔣介石政府極端的大環境下，的似乎是農民的社會主義。

中國農村革命的成功意味著在延安時期突破了國民黨的封鎖，成功地擴展了他的根據地。到1945年，他的控製範圍達到了100萬平方公裏內的1億多人民。實際上他已經創建了一個新國家，一個得到美國政府認同的國家。

1938年7月，霍格回到了漢口。這個城市已經陷入一片恐慌，因為流言說日本兵馬上就要對漢口進行最後的襲擊了。難民的撤離工作緊張地進行著，他們南下長沙或向西逃往重慶。每天有三艘輪船西去，夜晚都有火車載著難民離開漢口，還有好幾千人一起趕夜路離開以躲避日本兵白天的掃射。霍格花了一天時間和這些難民一起趕路，他在報道裏說他們受到了很好的照顧，每四英裏有茶水攤，每十英裏有食物攤。

並不是所有的難民都是漫無目的地向中部撤離。他們中的有些人是要到指定的地方開始小小的工業合作社建設。這再一次證明政府為人口向中國的中部和西北部遷移提供了支持。

同時，日軍的空襲摧毀了漢口這座城市。8月10號和11號的空襲最嚴重，遇難者有1500人。霍格背著照相機，在日軍的飛機離開後記錄了被轟炸後的場景。“真是令人發指的暴行！”他憤怒地說道。他每天為合眾國際社寫報道。社裏對他們的明星記者傑克·貝爾登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寫出好故事，但華盛頓的編輯們則喜歡這個新特約記者的文章。他獲得的獎勵是在這座城市陷落後可以在這裏多待一個月。

到夏末，幾乎所有中國高官的洋太太、孩子和家人都撤走了。6月份，周恩來和其它代表團成員也離開了漢口。留下來的幾千名外國人自我安慰，相信他們的存在能使漢口避免遭受同南京一樣的厄運。他們希望他們所在的非軍事化“安全區”能夠安然躲過日軍對這座城市進行最後襲擊時的轟炸和攻擊。中國人不許進入“安全區”。因此在炸彈轟鳴中常看到這樣悲慘的景象，中國婦女們把她們的孩子往鐵門裏塞，孩子們又被粗魯地推出來。日本空軍大多不敢得罪外國人的“安全區”，但他們很清楚中國部隊的所在地，並發動了猛烈的襲擊。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漢口地區的中國人趕到長江以南的鄉下，進而占領漢口。而實際上武昌和漢陽在經受大規模轟炸時，大量人口已經逃往漢口，隨著日軍沿長江西進，漢口的人口急劇增加。

8月末，蔣介石和他的部下秘密決定放棄他們的臨時首府。他們一邊繼續鞏固漢口，拒絕和日本人談判，一邊計劃轉移力量避免一次代價慘重的失敗。上海和南京的慘痛教訓就在眼前。

作為“不給日本人留下任何東西”的“焦土政策”的一部分，中隊決定炸毀所有中國人自己的建築和設備。這一備受爭議的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受到了英國海軍的挫敗，他們在中隊離開後拔掉了引爆線。其他地區的焦土政策也被搞砸，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

在漢口陷落（10月25日）後不久，政府軍燒毀了長沙——湖南的省會，日軍進攻路線中的第二大人口密集中心。長沙在漢口西南230英裏，人口三百到四百萬，是湘江流域重要的貿易中心。在成千上萬的因為政府這一愚蠢行為而流離失所的難民中，有一個叫任黎芝1的年輕姑娘。她有5個兄弟姐妹，父親是一家麵粉廠的經理，母親在家操持家務，盡力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在她的家鄉被政府一把火燒光的這年，她21歲。這裏的人們逃到鄉下，政府的救濟有限，他們不得不做農活維持生活。

任黎芝在長沙曾是一名積極的抗日分子，為了她的安全起見，家裏人決定把她送到寶雞，往北幾百英裏外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小城，靠近西安，是通往歐洲“絲綢之路”的起點。在寶雞，她嬸嬸把她安排進了一個婦女難民組織，這個組織後來成了公社運動的一部分。也是在這兒，她在1939年遇見並愛上了一個年輕的英國人，他也是在日軍侵占華中地區以後北上的。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她的《中國的戰歌》（1944年出版，1984年再版時改名為《中國通訊》）一書中生動描述了外國記者在日軍侵略漢口時共同逃生的磨難中所建立起來的同誌般的友誼：“我們就像同一艘船上的乘客，我們的船在暴風雨的海上快要沉沒，我們的人道主義精神被喚醒，緊緊相互扶持……在緊張的局勢下，我們依然創作著詩歌、歌曲和機智的笑話，我們的友誼閃耀著神奇的光輝。”

因為同情難民們悲慘的境地，史沫特萊承擔了一份在紅十字會的工作。她要在擁擠、衛生條件極差的醫院長時間辛苦工作。混亂的局勢、街道上越來越多的難民和那些有錢人白天進餐館、晚上進俱樂部的舒適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霍格在他8月底寫給《曼徹斯特衛報》的一篇報道中談到了這個問題：

到了夜晚，這一對比更加明顯。人行道上擠滿了乞丐和他們的孩子。而俱樂部和電影院每晚爆滿，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最近，新聞界發起了一項“節儉運動”，許多有錢的中國人在報紙上看到他們自己宴請一次開銷之大和坐著公家的小車巡遊一次路程之多都大吃一驚。對這些無恥行為描述一番後，報紙警告說下次會公布這些人的身份。

在8月底日軍逼近的時候，大約有75萬人逃離漢口。外國友人組織了緊急救災委員會，為難民提供食物和燃料。而那些不打算離開的中國人則指望著漢口大量的外國人能使他們躲過日軍對平民的大屠殺。

這時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已經被迫搬出了路德教的教區。因為她夜間的訪客太多，魯滋主教認為她的行為不道德。這也許就是為什麽她認為年輕一些的傳教士“思想進步、積極進取”，而對那些年長的、地位更高的傳教士包括魯滋主教沒有好感。“我還從來沒碰到過比這裏的老傳教士更保守、更冷酷、更頑固的人了。”

為了帶給美國讀者關於漢口大撤退真實的情況，霍格遵循了他從事新聞報導的首要法則：過他筆下的人們所過的生活。他坐上了一列送難民出漢口的火車，並把在車上的經曆寫成了一篇名為《最後的火車》的生動報道：

漢口的人們紛紛議論著，政府已經開始疏散這裏的人口；日本兵正從四麵八方湧來，馬上會對這裏進行瘋狂轟炸，還會用到毒氣；防洪堤會被炸毀用來防禦，而這裏大多數房屋因為地勢低會被衝垮。還有許許多多其它災難。總之，對那些想在西北部安新家的人來說，是時候動身了。是捆紮好行李、賣掉所有家當、帶著孩子和鋪蓋卷離開這裏的時候了。

火車在大平原上緩緩行駛著。難民們疲倦地望著車窗外，似乎想著“沒什麽能擋住日本人了。”每到一站就有更多人擠上來，直到車上連挪一步的空隙都沒有。車門口早就占滿了坐在行李包上的人。夜深的時候，一張笑臉出現在我座位旁邊的窗戶外，接著他整個人、幾個大行李箱、鋪蓋卷、一捆一箱地從窗戶塞了進來。每塞一次東西，他都朝我們尷尬地笑笑說“不要緊，不要緊”，好像是我們給他添了麻煩似的。剛開始我不肯配合，因為一直以來我所受到的教育是既然你買了座位票就應該享受座位的待遇。但過了一會兒，我覺得這也許對戰亂中的中國不合適。因此當他把他全家人，其中有一個牙齒掉光的老嶽母和一個哇哇大哭的嬰兒從窗戶弄進來的時候，我也熱心地幫著他放行李。

第二個夜晚是半睡半醒地度過的。外麵下起了雨，車頂上的人拚命鑽窗戶往裏擠，車廂裏更擠了。我在一個小站台買了碗水喝，再加上黎明新鮮的空氣，整個人覺得清爽了。

火車在上午九、十點的時候到達了洛陽。站台上有很多食品攤，有火盆上現煮的半便士一碗的米飯和蛋湯，12便士一袋的大鮮桃、煮雞蛋、茶水和看上去不太幹淨的麵包。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當我們從窗口跳下車的時候，三架飛機在城市上空盤旋，防空高射炮正對準它們掃射。鐵路沿線匆匆築起了戰壕，那些來得及跳下火車的人飛快地躲在了裏麵。我很幸運地被壓在了底下一層。車站上炮火轟鳴，我們臉朝下，緊緊地貼著地麵，聞著潮濕的泥土味。那時，我們聽到嗡嗡聲越來越近，一直到了我們頭頂。難道他們要炸火車和鐵路嗎？難道他們知道火車上有很多中國士兵，於是要用機關槍掃射？似乎經過幾個世紀（幾秒鍾）的焦慮後，我們小心翼翼地抬起頭看著他們飛走了。回到車站後我們發現鐵路線完好無損。但不遠處一團團濃煙意味著死亡、無家可歸和對這些高高在上的、以強淩弱的侵略者的刻骨的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