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快速地向西駛出日本人的勢力範圍。四周的鄉村有點像加泰羅尼亞的比利牛斯山脈地區。山丘和房屋都是土黃色，貧瘠的梯田裏稀稀拉拉地種著小麥、土豆和白蘿卜。這裏看不到水牛或公牛，取而代之的是驢子和騾子。河**栽種著長勢旺盛的淺綠色的水稻，以及平原地區特有的形狀規則的紫色、綠色和棕色的山。
在看到西安宏偉的、高高聳立的城門後，我們四天的辛苦旅程終於結束了。“到了，到了！我們終於到了！”
霍格並沒有記錄他是如何返回漢口的，幸運的是他成功地做到了。他的下一封也是最後一封從漢口寫回家的信記述了這座省城是如何被完全封鎖的。這封信寫於10月13日，12天後日本人入侵了漢口。當他認識到正當他把所有精力集中在中國的抗日戰爭時，歐洲的情況也開始變得危險起來，他感到震驚了。
親愛的爸爸媽媽：
謝謝你們在10月5日的來信中告訴我歐洲的危險情況。我沒料到他們會耗盡防毒麵具和其它物資。雖然我不能真正體會當時的一切，但你們的信讓我身臨其境。這裏也即將進行一場戰爭。所有人都背著鋪蓋卷匆匆離開，大都身無分文。很多家庭四分五裂，因為有些人被要求留下，有些例如孩子、熟練的工人和成年女工有特殊機構可以照顧也留了下來。現在我們被完全阻隔了。
日軍切斷了通往廣州的鐵路，廣州在漢口陷落後不久也淪陷了。北上的鐵路線也被切斷了。中國人在長江上遊地段鋪設了橫江鐵索用來防禦日本人的軍艦襲擊，然而它所起的“作用”是限製了水上運送難民，進一步加重了這座城市的孤立無援。
漢口陷落的前一晚，霍格給《曼徹斯特衛報》發去了他對這座城市最後的描述：
10月24日晚，武漢市長發表報告說大約50萬人留了下來。這意味著100多萬人已經撤離。一星期以前，這裏的人們還漫不經心。孩子們仍在戰壕和沙包上玩著熟悉的遊戲；舞廳裏擠滿了穿著旗袍、享受著最後快樂時光的年輕姑娘們和賺了大錢的生意人。但在最後三天，街道上就是一派匆匆逃亡的景象了。
有錢有勢的人們在夜晚坐著汽車一路顛簸地開往鄉村。有了夜幕的掩護，他們可以躲避日本飛機對地麵地毯似的轟炸。白天，窮人開始了步行大逃亡。彈簧床、桌子椅子、炊具、生病了的家人和嬰兒坐在堆了幹草的籃子裏，都用一根扁擔挑在肩上。在幾百英裏的逃亡路上，每一步都回**著他們“嘿謔嘿謔”的喘息聲……今天最後一班船已經開走了。沒能擠過人山人海擠上船的人家失望地坐在岸邊，看著他們逃生的希望飄遠。與此同時，那些留守的人，包括1000多名外國人都緊張地忙碌著，或沒事找事忙，讓自己不去想日本人的炮火馬上就要打來的恐懼。
夜深了，我們在這座偉大城市的中心。這裏的人們原本是愛熱鬧的，此時卻寂靜得像亞利桑那大草原的午夜。受傷的士兵們躺在堤岸邊，希望被撤離到船上。一隊隊農民趕著他們的家畜匆匆趕路。一小批難民像受驚的羊群一樣四處逃散。很快他們會躺下休息，等待著宿命。漢口今夜難以入眠。它可能會被“焦土政策”的爆炸聲驚醒。幾小時後，河對岸就會傳來清楚的槍聲。明天？蔣委員長已經棄城而逃了！
蔣委員長確實撤退了。他的這一決定使漢口有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淪陷，也使這裏的人們免遭南京大屠殺的厄運。外交官和大多數記者都乘船逃往了上遊的重慶，那裏成為了新的國民政府所在地。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堅持自己的道路，北上去了的根據地。18名“最後的挖掘者”留了下來，霍格就是其中之一。盡管日本人無意重複他們在南京的罪行，他們也不會讓外國記者有機會審察他們的醜行。這些記者很快被聚攏來，送上了一架開往上海的飛機。
7個月前，霍格花了兩個星期從上海出發途經香港最後到達漢口。而這次回程隻花了2小時57分鍾。飛機載著他們飛過一帶鄉村的時候，地下滿是戰壕、炮彈坑和燒毀的村莊，這是他們報道了好幾個月的戰場。
回到上海後，霍格給《曼徹斯特衛報》發了一篇充滿憤怒的報道，這篇報道成了那期的頭版頭條。文章的題目是“帝國操縱之我見”。它譴責了外國勢力在日本人侵略漢口時隻顧自己的利益而不保護中國人民的勢利行為。他描述了意大利領事如何盛裝接見日本軍官，英國海軍如何阻撓中隊執行事先計劃好的炸毀具有戰略地位的建築物的行動，美國的炮艦不保護中國平民而是靜靜地停靠在碼頭。
漢口仍然有50多萬平民，大多數聚集在外國人的“安全區”。盡管外國人鼓勵他們留下並讓他們相信可以得到保護，日本人很快就把他們轟了出去。霍格在報道中說，他們在外國人和日本人眼中隻不過是不衛生的討厭鬼。這些平民後來被送往了一個廢棄的貧民區。
長長的一隊難民——都是一些年邁的和虛弱得無法疏散的可憐人，朝著他們新的落腳點艱難前行。懷孕的母親牽著瞎眼的老祖母，老祖父背著全家的行李壓彎了腰，年幼的女兒抱著弟弟或者妹妹。他們以中國人的堅韌忍受著這讓人無法承受的磨難。當他們走在細雨中的時候，我看見一個日本兵正在搶一家人的被褥，另一個正準備帶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一個女人和一個女孩。
除了一筆獎金，霍格的高質量的報道還為他贏得了一份合眾國際社的差事，他可以自己選擇地點，然後從那裏寫文章給他們。他在上海青年會賓館租了一個房間，令他驚喜的是賓館還配有一個健身房和壁球館。在這裏他計劃著下一步行動。
他在延安的短暫逗留使他對中國的西北地區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於是他決定延安就是最終目的地。他打算在日本過完聖誕節後就去北京，然後越過日軍的防線進入控製下的區域。他還想找到路易·艾黎。他在漢口曾與這個新西蘭人見過麵，後來聽說他在西北某地的一個工業合作社工作，但沒有人知道具體地點。
然而一場副傷寒，一種通常由於喝了不潔淨的水而感染的傳染病打亂了他的計劃。霍格在醫院躺了19天，精神有些狂亂。因為當時上海的醫藥供應很緊張，他能活下來已經算幸運了。他的老朋友——衛理公會派的傳教士弗蘭克和埃裏·米利肯收留了他。他們知道如何照顧傷寒病人，很有可能因此而救了他的命。
霍格待在中國期間，新教的傳教士兩次救了他的命，為此他一直感恩在心。直到後來，他才認識到中國民眾對西方教會勢力在中國的活動的普遍的、根深蒂固的憎恨。16世紀以來，天主教傳教士就開始在中國小規模地頻繁活動。西方列強侵略侮辱中國所上的每一個新台階都有這些傳教士的推波助瀾。因此，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失敗後，清朝政府被迫割讓香港島和開放的5個港口，並同意西方傳教活動擴展到其它主要城市，如廣州、上海和廈門。而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結束後，中國被迫接受允許西方傳教士自由活動並保障中國人民改信基督教的權力。
在太平天國起義（1850-1865）和義和團起義（1899-1901）之後，在中國的傳教活動繼續得到擴大。對傳教士的敵視以及對傳教活動對中國傳統信仰帶來挑戰的厭惡是這些起義的主要因素。3萬多名中國基督徒死於義和團起義。緊接著20世紀初發生了著名的保守新教運動和社會福音運動。到1930年，中國有8000多名新教傳教士和大約50萬人的新教團體。到1949年更大的教派——天主教，教徒估計達到了200萬人。
米利肯一家開辦了一家基督教廣播電台，能讓聽眾隨時了解中國和世界其它地方發生的大事。他們同時也提供留局待取服務。當霍格康複後，他收到了幾封家裏寄來的信，得知了家裏人的近況。他姐姐羅斯瑪麗在信中告訴了他他的前女友瑪芙·尼爾森在和他的好朋友羅傑·亨特談戀愛。他還知道他哥哥斯蒂芬在那年8月結了婚，他最大的哥哥加裏和他妻子分居了。這些不能說都是好消息。“加裏和多蘿西的事真是太讓人遺憾了！”這是他看完信後的感歎。加裏比霍格大14歲，不管在童年還是長大後，他們的關係都不是很密切。而關於史蒂芬，霍格則提到了他母親拿他在婚禮那天穿的尺寸有點小的禮服開玩笑。芭芭拉——他最大的姐姐嫁給了唐納德·托馬斯，又一個來自聖喬治的哈彭登男孩。他小時候得過小兒麻痹症，戰爭期間為《曼徹斯特衛報》做審查工作，他審的稿子中說不定就有他小舅子從中國寄來的呢。
羅斯瑪麗，霍格童年時期最親密的姐姐和一個來自布裏斯托的銀行經理談戀愛了。羅斯瑪麗的這位追求者——西瑞爾·貝克雖然和他的妻子分居了，但婚姻關係還沒解除。對此，這個家嚴厲的女主人凱瑟琳卻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理解。顯然她對她女兒的這段感情抱有很高的期望。霍格在1938年12月寫給她的一封信中也說希望“他們的關係能有進一步發展。”
那一年年底，歐洲戰場的一場戰爭看來是不可避免了。霍格在聖誕節前寫給他父母的信中也表達了對倫敦缺少反空襲防禦的焦慮。他還告訴他母親說他缺錢用。他對自己能支付這次住院的費用是感到自豪的，但治療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獎金。隨著聖誕節的臨近，他給家裏人的信中寫道：“如果誰要送我禮物的話，那就送現金吧。”聖誕節這天，在和米利肯一家吃早飯的時候，他收到了父母寄給他的一張10英鎊的支票。
《曼徹斯特衛報》把他寫的關於漢口陷落的文章登在頭版，卻拒絕付給他稿費，霍格對這種低劣的欺騙感到很憤怒。他催促他的父母向這家報紙追討每千字3.3英鎊的稿酬。想到許多自由撰稿記者都有過同樣的遭遇，他把報社的這種行為稱為“裸的搶劫”，並寫道：“所有的大報紙都極度無恥、無所顧忌，《曼徹斯特衛報》更是英國稿費最低的一家。”
霍格這時期寫回家的信讓他的父母明顯感受到了他逐漸變強硬的政治態度。除了催他們向《曼徹斯特衛報》追討稿酬外，他還在信中發表了對慕尼黑條約的看法，“在我看來，最好有個人把張伯倫（當時英國首相）在意大利或德國的集中營裏關幾個星期，讓他也嚐嚐滋味。也許他在慕尼黑做的事是對的，但他的錯誤動機太明顯了，時間不對，方式也不對。”
1938年9月簽訂的慕尼黑協定中，英法兩國為了和希特勒達成和平犧牲了捷克斯洛伐克，這使得中國人民認為外國的幹涉會阻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徹底破滅了。日本人侵占漢口時損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廣州的獲得卻是不費吹灰之力。既然已經占領了大部分的港口城市和海港，日本軍官們想象著中國人接下來會很快投降。國民黨軍隊裏幾個高級長官確實急切想和日本人談判了。
武漢陷落後，蔣介石表現得很鎮靜。他把總部搬到了500英裏以外的重慶，命令他的部隊撤退到中國中部和西部的山區以避免敵人飛機的襲擊。
各方都做好了打一場持久戰的準備。國共兩黨都開始製定作戰計劃，準備同日本人來個10到20年的中國保衛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