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初愈後，霍格開始了解農村生活的政治本質。這裏有農民合作社、婦女社、青年社和兒童社。這些小組每周集會一次，每個集體都用不同顏色的彩旗作標記。在幾個小時的大會上，不斷有人作報告、喊口號，勉勵大家抗日。會上，縣長還向大家解釋說日本人提出的求和的主張是毫無意義的。“蔣委員長說啦，日本人答應的和平不是公平的和平，而是主人和奴隸之間的假和平。”當他向下麵喊出這句話的時候，得到了大家熱烈的回應。在這一階段，國共之間的合作仍然有效。遊擊隊的宣傳中會出現蔣介石在總部重慶發出的聲明，而地方官也會堅持國共兩黨在抗日時期的統一戰線的路線。
凱薩琳·霍爾的小診所給霍格提供了康複的條件，但他的病一旦好轉，他又感到焦躁不安了。因為在旅行中沒辦法帶著他的書，現在他僅有的一本讀物是歐·亨利的短篇小說集，他隻能把這本書讀了一遍又一遍。
是時候動身了。
一天清晨，馬蹄的劈啪聲再次改變了霍格的命運。來人是的八路軍部隊，他們是為了霍格來的。他們解釋說的一名指揮官——聶榮臻將軍想見見他。
霍格很快就打包好了他的打字機、照相機和一小箱衣服。他們給了他一匹馬，盡管他以前從沒騎過馬，除了幾天前騎騾子的經曆外，他還是跟上了護送他的這些八路軍戰士。幾小時後他發現自己正在登上一座老寺廟的台階，頂上就是遊擊隊的一個指揮部。
聶榮臻當時四十歲，他是的將領中為數不多的一個受過良好教育、來自大城市一個富裕家庭的子弟。他在巴黎和布魯塞爾學習過機械工程，在那裏和另一個在歐洲求學的年輕人——周恩來建立了友誼。聶榮臻於1923年加入了中國，在莫斯科接受了軍事訓練，回國後在蔣介石的黃埔軍校開始了他的軍人生涯。國共合作失敗後，他站到了一邊，並參加了紅軍1934-1935年從江西到山西的長征。在和霍格見麵的時候，他已經是北京附近一大片地區的軍區司令了。
聶榮臻後來成為了人民解放軍的元帥之一，還被賦予了中國核武器項目的指揮一職。**中，他被批鬥並流放到了一個偏遠地區，多年來和家人、同事隔絕。1977年9月，在逝世一周年之際，百萬人民聚集在北京廣場安放屍體的新的大理石和花崗岩墓碑旁默哀時，聶元帥是第一個站出來批評這位前領導的人。在北京電台播放的他為《紅旗》雜誌寫的一篇文章中，他這樣說道：“我們不應奴隸般地盲目遵從的思想。所有正確的思想都是要經受時間、地點和環境帶來的變化的。”考慮到當時的大環境，這樣的批評是史無前例的，它也為後來*給中國帶來的變革定下了基調。
霍格的中文足夠讓他唱幾首革命歌曲，但絕對說不上流利。聶榮臻的法語很好，但他會說的英語很有限。於是兩人通過翻譯交談了好幾個小時，從各自的生活談到將來的打算，又談到了如何打敗日本人。在寫回家的信中和他的書裏麵，霍格沒有透露他和聶榮臻見麵的地址，也沒說他在那裏待了幾天。他很謹慎，因為他知道日本人會攔截他所有的郵件。
有一次，聶榮臻帶霍格去泡了一次溫泉，那是華北地區僅剩的兩個沒有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溫泉中的一個。熱水湧進一個大石池子裏，他們兩人和地方幹部們坐在一起討論這個地區在抗戰結束後的旅遊開發前景。他們一致認為，這裏有溫泉、美麗的山景，還可以騎馬，再加上離北京很近，真是建造一個大旅館的好地方。建成後，一定要為埃文斯·卡爾森上校和美聯社記者哈爾多·漢森預留最好的套房，他們是最早訪問這個地區的西方記者中的一批。霍格在漢口從史沫特萊的朋友圈子裏結識了卡爾森。這是一次超現實的談話。門外有帶槍的士兵把守，馬匹也時刻準備著，以便日本人突襲時可以及時離開。
在聶榮臻的邀請下，霍格答應了騎著馬在這個地區逛一圈，隨行的還有翻譯、四名警衛和六匹馬。當他們來到一條通往山裏的小徑上時，霍格在日記裏寫下了下麵幾句話：
沿著低矮的山坡，路邊的櫻桃樹和梨樹開滿了花。身後是土黃的山丘，紫色的山峰兀立著，像遠處的舞台布景。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坐在馬背上。
這次馬背上的巡遊讓霍格了解到了走農村路線的正確性。不管走到哪，即使是受饑荒最嚴重的村子，他們都會受到當地村民熱情的歡迎，給他們拿水拿吃的。他們經過了一個又一個房屋全被燒焦、荒無人煙的村子。每一座寺廟都被日本人的槍炮炸得隻剩了碎片。
日本人這樣肆無忌憚的摧毀是有目的的。村民們要重建被炸毀的房屋，就沒那麽多時間種莊稼，那他們給自己、給遊擊隊的糧食就少了。不停地轟炸，包括對小村莊的轟炸成為了直到1945年8月份戰爭結束日本人侵略中國時的一個標誌。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霍格和他的小隊人馬一次又一次跨過了日本人的封鎖線，每次都是在夜晚行動。每一次日本人攻打他們所在地區的目標時，他們就隱進了深山。有很多不同的團體和保持著聯係。有時會有延安來的學生，他們組成了一個“抗日學習組”。還有一隊歌手和演員加入他們，給村民演出抗日宣傳劇。當他們悄悄地穿過日本人的防守據點時，霍格不止一次地抬頭看到，月光下，日本人的國旗，白底子上一個升起的紅太陽，懶懶地掛在旗杆上。
霍格幾乎沒什麽時間寫信回家。這裏也有類似郵局的服務。航空郵件上用一根雞毛粘在信封口作記號，經過一個又一個人的手，白天又黑夜，從北方轉到國民黨控製下的西南地區，然後再到達香港。
雖然沒時間寫太多，但霍格還是給家裏寫了信。到了傍晚，霍格會坐在他的打字機前，借著煤油燈的光根據自己的經曆給美國和英國的雜誌寫短篇故事。他借助他在美國主要的關係艾達·普魯伊特幫他發表文章，還催促穆裏爾阿姨利用她在兩國編輯界的影響力來幫助他。他甚至還請求教會聯係他們所認識的雜誌、期刊讓他寫的那些短篇故事能得以出版。
他們都拒絕了他。美國的雜誌社對他寫的這些有關中國在戰爭時期取得的勝利和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災難不感興趣。他們需要的是從他們的記者那裏獲得的第一手的、血淋淋的報道。而他的父母則想辦法在《曼徹斯特衛報》發表了他的幾篇文章。這家報社雖然稿酬不高，但卻一直欣賞他的文章。
在這裏的幾個星期，霍格到處都可以碰到受過良好教育，有著專業背景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在日本人轟炸沿海城市的時候逃到鄉下來的。在這裏，他們有的當醫生，有的當教師，有的當地方官和政府官員。他還聽到人們到處談論著在農村建立小規模、流動合作社的部署情況，這些合作社是用來代替戰時為了保衛上海、南京和漢口時失掉的輕工業。
中國的工業合作社是埃德加·斯諾和新西蘭人路易·艾黎帶領著幾個外國人和中國知識分子想出來的點子。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和她姐姐宋慶齡——孫中山的遺孀，都是合作社的熱情支持者。這些重量級的支持者們計劃著在農村開辦小規模的工廠，雇傭難民和戰爭中留下來的孤兒，為國民黨和生產基本生活資料。盡管工業合作社在為八路軍提供基本物資方麵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在最初，這場生產運動主要是為滿足兩黨共同抗日的需要。
初看上去，這是寄托了希望和美好心願的工程。日軍進攻時，中國政府撤走了重工業和軍工廠，但放棄了一些小型工廠，比如紡織廠之類。要在偏遠的西部地區重建輕工業基地的話，設備、資金和人員從哪來呢？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合作社的資金要借助美國政府的幫助。
埃德加·斯諾邀請了艾達·普魯伊特加入了他們這個合作社的發起小組。她的父母是在中國傳教的美國人。她出生、成長在一個小鄉村，因此她懂漢語，也了解中國農村的文化。她在美國接受過教育，這樣一個雙重文化背景使她在中國從事教師、社會工作者和作家的工作時具備了獨特的視角。
她後來還在另一方麵幫了大忙。她出生的地方是蓬萊，山東省的一個海濱小鎮。1898年，她出生後的第10年，這個鎮上的另一個傳教士家庭也添了一個男孩。這個男孩名叫亨利·盧斯，後來成為了《時代周刊》、《生活》和《財富》雜誌的創辦人。由於他們擁有類似的家庭背景，艾達·普魯伊特幾年後向亨利·盧斯求助，為他們合作社做宣傳。
路易·艾黎開始在國內籌備合作社，而艾達則要麵對在美國為印杜思科2——合作社的籌資組織——募集資金的壓力。她在華盛頓、紐約和洛杉磯的積極遊說獲得了回報。她在好萊塢建立的合作社支持委員會還請到了華納兄弟電影公司和派拉蒙影業公司的高級經理，總統夫人埃莉諾·羅斯福還在她創辦的報紙專欄“我的日子”裏高度評價了合作社的工作，並同意成為合作社顧問團的一員。當艾達找到好萊塢的塞繆爾·戈爾德溫時，她的籌資工作取得了真正的突破。他是一家電影公司的老板，當時在業界已經是個傳奇人物。他同意將中國納入他的戰爭救濟委員會，還建議她去找當時的傳媒大亨亨利·盧斯求助。
盧斯對中國的熱情是有淵源的。1898年，盧斯出身於艾達·普魯伊特所在的那個傳教區的一個長老會傳教士家庭，在中國幾所教會學校念過書。14歲的時候，他被送回美國讀書，在耶魯大學他是公認的“班裏最聰明的學生”。之後他又穿過大西洋，在英國牛津大學待了1年。
不同名校的求學經曆給了盧斯卓越的求職資格，但他卻加入了《芝加哥每日新聞》，做了一名普通職員。24歲時，用向家人朋友借的錢，他和他的朋友布裏頓·哈登在1923年推出了《時代周刊》，這在當時是最早的新聞周刊。緊接著在1930年，他們又推出了商業雜誌《財富》，在1936年推出了《生活》周刊。
《時代周刊》和《生活》周刊對日軍1937年進攻上海所作的報導充分反應了盧斯對蔣介石和他的太太宋美齡的欣賞。那一年，《時代周刊》把蔣介石夫婦評為它的年度人物，其後又幾次把這一殊榮給了這對夫婦。普魯伊特知道盧斯一直致力於將那些為中國提供戰時資助的分散的團體團結起來，他也在給中國的基督教大學籌集資金方麵出了很大的力。現在，他已經同意將工業合作社納入到他的籌資項目裏。
在盧斯的提議下，這些分散的救濟組織合並成了一個名為“美國援華聯合會”的新團體。他們還推出了大規模的宣傳運動，提升了中國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形象。盧斯個人向該基金捐贈了25000美元，條件是其他資金來源給予同等數目的捐贈。他還帶動其他幾個大人物加入了“美國援華聯合會”的董事局，包括埃莉諾·羅斯福、司蒂蓓克汽車公司的董事長保羅·霍夫曼、小約翰·洛克菲勒和其他幾個電影製造業的大人物，如大衛·塞爾茲尼克和路易斯·梅耶。這些董事會成員們的想法是和他們的商業利益照應的。拿塞爾茲尼克來說，他很清楚《生活》周刊能成就一部好萊塢新片，也能把它毀了。
盧斯很早以前就被這樣一個想法所吸引，那就是在中國成立他所謂的“遊擊隊工業”。《時代周刊》駐重慶的記者狄奧多·懷特了解他的這種熱情，於是對中國工業合作社的發展情況作定期報道。他的報道立刻吸引了在中國的記者和《時代周刊》的廣大讀者，因為這是來自戰區稀少的好消息之一。
盧斯和他在1935年娶的第二任夫人克萊爾·布斯·盧斯遊曆過中國好幾次。1941年，盧斯夫婦第一次到達重慶，蔣介石把他作為國民政府在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支持者這樣一位重要客人，給予了他們熱情的款待。作為回報，盧斯讓蔣委員長在4年時間裏8次成為了《時代周刊》的封麵人物。
當時中國正經曆著嚴重的通貨膨脹，合作社成功的關鍵就在於能否有足夠的資金：大多數合作社在貨幣貶值前把幾乎所有資金投入了設備中，因此後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弄到足夠的運轉資金使合作社維持下去。在1938年合作社創辦初期，西北地區的小麥價格是43.5元一袋，也就是2.1英鎊。到1942年春，小麥價格漲到了每袋100元。同期，棉紗的價格則從每捆350元漲到了8000元。據霍格的估計，合作社的生產成本在不到四年時間裏漲了20倍。1938年春，每家合作社需要的平均起動資本為2000元，到1942年已經上漲到了大約1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