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係統成功地運轉著。學校飛速地回到常態，但是一個大問題懸而未決。這是一個霍格在他剩餘的生命中一直糾纏的問題。民主奏效了，但是兩大地區團體——東北人和西北人之間的激烈爭鬥沒有減少。地區和階級的界限從一開始就使其癱瘓了。老師們和後來的領導們一直無法解決城市男孩與遙遠的西北甘肅受到較少教育的農村孩子之間的激烈衝突。職工和學生們分成不同的宗派，將學校視為一個方便的躲避戰爭的陌生的外國慈善團體。
東北人來自於工業發達的滿洲區，長期以來受到外國影響，滿洲區1931年淪入日本人之手。這些男孩們獨立、自我，也學會了在困難的時候團結起來。
西北人來自中國最貧窮的地區，很多人來自甘肅。他們被認為是經濟落後的鄉巴佬，他們對此也心知肚明。從海濱來的中產階級孩子不得不融入內地農村孩子的行列。
在學校生活中，兩大集團的暗湧逐漸浮出水麵，這不僅僅局限於宿舍混戰。有一次，整個學校正在努力合唱一首老的甘肅民歌，突然一位來自西北地區的男孩子跳起來，大聲喊道：“把我們的口音學得那麽像，他們就以為自己聰明了？”演出嘎然而止。
霍格意識到，大部分孩子們都在下意識地通過某種方式尋找在戰爭中失散的父母親。他也在戰爭中與父母失散，他的目的就是把學校變成這些孩子的家庭替代品。這同時也是他的家庭替代品。
一開始，學校花費了大量時間聆聽悲哀的傾訴、修補膝蓋的破洞、擦洗肮髒的後背，以及塗抹硫磺藥膏。學生甚至購買磺胺片、魚肝油，將孩子們送到西安檢測眼睛……徹底治療疥瘡、瘧疾、眼痛以及痢疾。大多數人都認為我們瘋了，但是在我看來，最瘋狂的事情莫過於花錢培養他們，然後讓他們生病或是沒有忠誠感就離開學校。
霍格想要成為學生的校長、父親和母親的願望沒有立即被當地人理解。當其中兩個男孩子被發現需要做包皮手術時，一位醫生和兩個護士從寶雞趕來，帶著一個黑色袋子，裏麵裝著棉絮和銳利器械。雖然使用了局部麻醉劑，但其中一個男孩在手術的時候開始大聲喊叫。一位當地農民從窗戶中窺探發生了什麽，當即向雙石鋪的人們匯報說外國人要閹割這些孩子，這樣他們可以變胖。知道手術受害者微笑著向居民展示自己時，隨之而來的狂怒才得以停止。
學校發展壯大，新的職工加入了教師團隊，其中包括一名特別的蘇格蘭人，他是一個霍格肯定會在旅途中注意到的怪人。安迪·布萊德作為一名貴格會會員來到中國，在戰爭地區駕駛救護車。他被公誼服務會借到了西北的工業合作社，工業合作社又將他轉給喬治·霍格。
布萊德不會說中文，但是他有自己的語言，很快他的語言就風靡全校。作為一位忠誠的蘇格蘭人，他旅行的時候總是帶著自己的風笛。在用他的樂器的悲鳴征服學校之後，安迪·布萊德繼續講授蘇格蘭高地舞、踢踏舞和蘇格蘭民歌；他還吹口琴，他稱自己吹出的聲音為美國爵士。
這位蘇格蘭人更加官方的貢獻就是每天花上幾個小時解釋成本會計和卡車發動機的秘密，這總是在口譯人員的幫助之下進行的。但是他最大的勝利是在學校需要人將學校的豬都閹割掉的那天。布萊德自告奮勇：“我在蘇格蘭的時候曾經養過豬。我想*跟我們的豬一樣吧！讓我試試。”學生們曾經認為外國人毫無價值，隻會坐汽車或是用叉子吃飯，此時他們對於布萊德的敬畏早已如黃河滾滾。
霍格在一封家信中描述了這個奇特的蘇格蘭人，顯然回信中父母對此表示了懷疑，他不得不在下一封信中對布萊德做出更多的描述。
他高大英俊，無所不知，對其中一些事情還非常精通。他是一個不錯的會計師、農民、風笛演奏師、舞蹈家（舞廳的、高地的）、卡車技工和老師。他是一位有經驗的護士，經營著工業合作社門診部，保證了我們所有學生的身體健康，他們在這一帶已經成為神話……他現在將要和一位夏威夷出生的中國女孩結婚，這位女孩現在在教授社會科學。
為了向學生灌輸秩序，新校長引入了一套日常生係，這使那些習慣於隨意起床、上課的男孩子們非常震驚。60年以後，老二聶廣涵仍然能回憶起新的嚴酷體係執行的點點滴滴。“我們早上6點被老師——通常是校長拉鈴叫醒；然後帶著毛巾和一小塊香皂去往河邊——毛巾是發的，香皂是從商店裏買的，我們一周發兩塊錢零花錢——我們洗臉，然後做運動。”
對於他的清晨製度，霍格這麽說：“每個人都得早起，去河裏遊泳，有疥瘡的人往身上擦硫磺藥膏，摘虱子。我對他們做過調查，百分之六十的男孩子認為長虱子是正常的。健康的談話和遊泳能夠很快糾正他們的錯誤觀念。”
在河流中清洗過後，霍格強製執行了一套早操製度，這套製度在所有的英國預科學校都在執行：戶外運動，伸伸胳臂，起立蹲下。7：30吃早餐，總是粥（中國大米粥）加饅頭；有的時候會有蔬菜：白菜、辣椒、西紅柿，這取決於菜園子裏有什麽菜。
聶回憶說，這套製度比一般英國預科學校要嚴格得多：“早餐之後我們都要抬起頭，張開嘴，霍格拿著一個小型注射器走過來，給我們噴射維他命A。早飯過後上午8點開始上課，一直上到12點。我記得期間沒有休息，我們不停地學習直到中午，然後吃午飯。午飯一般和早飯一樣，是米飯和蔬菜。”
午飯過後課程開始變得實際，男孩子們在車間的機器上從1點幹到4點。然後是90分鍾的運動時間——排球或者籃球。5：30吃晚飯，還是米飯和蔬菜。7點到9點是晚上的學習時間，9點孩子們回到宿舍。沒有電，學生們就在煤氣燈和蠟燭下做功課。煤油短缺，所以孩子們一回到宿舍，蠟燭和燈就熄滅了。
學校秩序一成不變。霍格像他的學生們一樣身板很硬，他早晨5點鍾起床，7點鍾和學生一起做30分鍾的運動，每天無論去哪一律走路或是騎自行車。他覺得騎二三十英裏去參加一個會議沒什麽。晚上10點的時候，校長和他的學校就睡著了。
除此之外，學生們還會唱歌。每天課間或是晚上不做功課的時候，學校就開始練習合唱。霍格教學生們合唱，並對有天賦的孩子進行個人輔導。
大約60年以後，當霍格收養的孩子被問到他們對於收養自己的父親兼校長記得最清楚的是什麽，他們一致認為是他對於歌唱的熱愛，以及他如何將唱歌作為學校的共同語言。老大聶廣淳說：“歌曲是我們的共同語言。學校裏有著不同的方言，有的時候相互之間的理解頗有難度，但是當我們唱歌的時候我們就能理解對方。我們幾乎每天都一起唱歌，所有的人都參與。他教我們英國兒歌、革命歌曲、抗日歌曲以及中國傳統歌曲；他還為我們寫歌。他盡可能多的跟我們一起唱。我們學的第一句英文是唱出來的。他教我們英文歌，同時也在自己的旅途中搜集古老民歌。他會把這些歌曲帶回來給我們，教我們唱。”他問孩子的第一個問題總是：“你知道什麽好歌嗎？”
學校唯一的一件樂器是二胡，這是一件手拉而非使用樂弓的二鉉樂器。霍格成為了一名多才多藝的二胡手，並積累了很多民歌保留劇目，曲調他已經爛熟於心，他從來沒有把它們寫下來，因為他不懂作曲。
霍格設法從排得滿滿的時間表中擠出時間來使學生完成另一項任務——每個人都必須幫助改進學校地麵環境。他買來了鋤頭和鐵鍬，這樣孩子們可以組成團隊相互競爭，沒有人可以找借口不做。“老男孩們”承認剛開始辛苦的工作時他們頗受震動，一些學生對洋鬼子的瘋狂做法頗有微詞，但是這給了他們一種條理性和安全感。
這套製度一周要實行六天。周日會有些許的放鬆，學生們或是上山徒步旅行，或是在河邊上遊泳課。上山徒步旅行是為海濱的城市男孩提供的教育，雖然他們也曾經從甘肅省穿越群山來到居住在高原之上的幽靈和超自然力量組成的熟悉世界。在全天的行走中，學生們發現死人突起的墳墓和為安撫當地人們的靈魂而建的神廟要比他們經過的活人的房屋多得多。墳墓和神廟總是位於山上的某個特別位置，一塊奇異的石頭，或是地麵的凹陷處，從這些位置中當地人可以推斷出一些隱藏的含義或是神靈的訊息。
從甘肅農民家庭出來的男孩子，有著信仰超自然和敬奉祖先世界的家庭傳統。周末旅行的時候，孩子們經常會在山坡的墳墓歇息許久，討論當地人的傳統。在這些談論之中，甘肅農村孩子總是會勝過海邊精明的城市孩子。
霍格參加了他們的活動，取得了男孩子們的信任。他與他們一起歌唱，一起遊泳，一起運動，一起在山間行走。他在有意識地為許多孤兒或者幾乎沒有希望再次見到父母的孩子們創造一種家庭感；他意識到他自己也在尋找著他丟棄在英格蘭的東西：家庭，朋友，結婚、生兒育女的機會。他寫道：“通過某種方式，家庭發展過程奏效了……如果孩子們在下意識尋找他們的父母……我們也在下意識地尋找孩子們。”
一個周末，孩子們進行了為期兩天穿越秦嶺45英裏的遠足，在返回途中的最後一段旅程，他描述了學校精神：
一起走路，一起露營，一起在新的好玩的池塘裏遊泳，有的時候一起挨餓，一起前行，直到我們又熱又累，一起到達一個新地方，在陌生人麵前歌唱，見證了許多新的合作組織的成立，這些合作組織都是我們的“家人”，所有這些對學校而言，都有很重要的意義。在我們回家的最後一段旅程上，我們轉過彎，看見了屬於我們自己的那片山脈，山脈下麵躺著我們的學校，此時大家自發的感到振奮，過後我們都感到非常溫暖，非常自豪。從那天開始，我知道我們的學校大有作為。
學校的傳統懲罰方式是在國旗前麵跪下，紅色的背景下白色的太陽發出十二道光芒。在正午時分，這是一項殘酷的考驗。霍格停止了這項懲罰。
但是紀律一點也不鬆弛。霍格因為上課嚴格而被大家所牢記。在課堂上，他將表現良好定義為注意聽講，對老師和同學都恭敬有禮；如果違反規定男孩們要被命令站起來解釋原因。霍格在教室外也不容忍破壞紀律。關於其中一個事件，他是這麽說的：
一個下午，我們都下河，用真正的海洋和河流製作亞洲沙圖。最後我們都拿大塊石頭轟炸日本，直到石頭沉入河底。有一個學生非常喜歡這個主意，他開始拿石塊轟炸農民的鴨子，理由是那些是日本潛艇。這嚴重違反了命令，不久之後他就穿著衣服在河裏端坐。他大聲哭喊了一天，但是這是一個裏程碑。
校長、教學職工、他收養的兒子們，以及學校的所有孩子經常性地感染瘧疾。這對於當時在中國西部工作的所有人來說都是職業病，常規的治療方案是大劑量的奎寧。如果一個孩子的體重持續24個小時超過華氏106度，他就會被放到手推車上，穿越秦嶺一直到達寶雞的醫院。這一旅途通常會花費6到8個小時。
令霍格出乎意料的是，職工們的問題比孩子們的更大。培黎學校脫離了中國和西方的教育傳統。最大的區別就是，孩子們被授予了經營自己委員會的責任，這也給了他們對於學校管理層的一些控製權。中國人堅持自己的傳統以及他們從西方繼承過來的傳統。這些傳統都號召著自上而下的學校管理方式以及采用懲罰體係來對待學生。他們將霍格的方式視為異端。
霍格紀錄了他與41歲的康老師的對話，這段話總結了這一問題。康老師抱怨說：“孩子們頑劣不馴，他們不知道什麽是禮貌。”
霍格回敬說：“對。我希望康老師可以盡全力幫助他們知道。”
“如果他們連禮貌都不懂，我們試圖教他們也沒有什麽意義。我們不需要如此犧牲自己的精神能量。”說完，他轉頭離開了學校。
在處理自己職工的問題上，有的時候這位新校長殘酷無情。一位中國老師晚上進入學生宿舍，用直尺敲打那些沒有做功課的孩子。這在當時的中國學校是正常舉動，孩子們也預料到並且接受這種約束。喬治·霍格則不然，他在每周會議上討論了這件事，並解雇了這位老師。
霍格還解雇了一位學校會計，他曾經試圖在霍格第一年任校長時“借”16000元法幣（大約是800美元）。霍格逼他交待罪過，這位會計開始哭泣。錢回來了，會計乞求霍格能夠原諒他，忘記這件事，但是霍格一樣也做不到。他不停地質問他，最後會計坦白說自己想成為職業音樂家，需要這些錢來購買樂器。霍格解雇了這個不幸的人，之後此人就在戰時的中國漂泊，除了參軍他幾乎無以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