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遊擊隊中擔任司令官的朱德和聶榮臻隨後成為了中隊中最高級的軍官。1955年兩人都被授予元帥軍銜。朱德在朝鮮戰爭期間被任命為中國海陸空三軍總司令，而聶榮臻負責中國的核武器發展項目。盡管兩人如此位高權重，在**的第一年即1966年，他們還是被打倒並受盡了屈辱。幸虧有周恩來的幫助，朱德才沒有被殺或關押。9月9日去世，朱德於1976年7月去世，終年88歲。聶榮臻，這位在19世紀末出生的元帥，在他93歲生日即將到來的前幾天去世了。

凱瑟琳·霍格沒有完成她那本根據兒子的家信寫成的書。但她收集的喬治·霍格的家信以及她寫成的材料成為了家族曆史上珍貴的資料。她丈夫羅伯特於1947年去世，而她本人於20年後去世。

霍格的兄弟姐妹都在有生之年看到霍格在中國得到平反，他的墓地也被重建。斯蒂芬，霍格最親密的兄弟，成為了英國薩裏郡福蘭杉高地預備學校的一名教師。當他1970年因心髒病去世時，已經是這個學校的校長了。終年61歲。

霍格最鍾愛的姐姐羅斯瑪麗壽命最長。她於2007年7月去世，終年95歲。當我在1986年拜訪她時，她滿懷熱情地對我講述她弟弟的事。她說仍然清楚地記得她最後一次在英國南安普敦郡的碼頭見他的情形。那些記憶沒有隨時間而磨滅，50年以後仍然鮮活如新。

小任一直不斷地給她的英國愛人寫信，直到1944年下半年她嫁給了八路軍軍工廠裏的一個工人。霍格從不知道她結婚了。她當時是部隊中少有的幾個前線女遊擊隊員之一，負責操作肩扛式擲彈筒。任參加過許多次戰役，與日本人打過仗，也在1945年以後對抗過國民黨。“我們當時在河北、湖南和山東省的各地作戰。那時到處都是戰爭和殺戮。”她說。

她和她的丈夫——一位武器技師——有四個孩子，20世紀50年代他們舉家搬遷到上海。之後她丈夫在北京被提升為高級輪機工程師，但在**期間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資本主義清道夫”。他被革職關押了起來，受盡了折磨。其後又被押送至“勞動改造”營，直到1977年平反以後才被釋放。多年的艱苦生活毀了他的健康，而任和孩子們被迫離開上海，下放到邊遠的農村地區去勞動。

2007年在北京一家安靜的餐館講述那些傷痛的往事時，她一點都不憤怒，非常平靜。“很多人遭受了比我們更多的痛苦。”她說。她的丈夫於2002年10月去世了，但她的孩子們活躍在各自的職業領域。我現在寫這本書時，任正享受著愉快的退休生活。她獨自生活，但她的孩子們把她照料得很好。她對生活的熱情，就像她的記憶那樣，沒有隨著年齡增長而消退。

1985年3月我在倫敦的《星期日電訊報》上發表了關於喬治·霍格壯麗的一生的故事時，在中國和別處的記憶被喚起。布萊恩·哈蘭德教授——一位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的研究員——2003年他去世之前在一次采訪中對我說：“當我1945年7月，也就是喬治去世前不久第一次見到他時，我就在想，他就是那種完美的英國年輕人。那是在1945年，別忘了，那一年我們剛剛戰爭勝利，我們是如此的自豪。喬治是個英俊、高大的年輕人。對我這樣一個陌生人，他非常坦率。事實上他對每一個人都這樣。我覺得他的公立學校的背景以一種很有意思的方式，對他後來所做的一切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他接納了那些孩子，有些當時隻有7、8歲，而有些已經是17歲的年輕人了。

他挑選了他們。他教他們怎樣作為一個團體思考和工作。“同心協力”是他們的座右銘，但這讓那些性格差異極大的男孩們真正懂得了團隊精神。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他們因為這而崇拜他。當然你在那個時代那樣一個、貧窮，隨時都麵臨著危險的中國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的影響；那是一個政治氣氛濃烈的時代。但我和霍格聊了很長時間的政治，而他對意識形態並不在意。他對於人們應該怎樣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有更遠大的認識。但當你仔細理解他的話，你會發現他的思想更傾向於約翰·穆勒，而不是卡爾·馬克思。他是那種典型的利用自己特殊的教育和背景實現承諾的人。他發揮出了自己每一分才能建起了那個學校，拯救了它，又頂著重重阻力重建了它。當我遇見他時，他堪稱人格完滿。”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於1950年在牛津大學逝世，享年58歲。那時，她正處於國際上關於她是否是蘇聯間諜的論戰中心。她的去世和她****的一生充滿了爭議。最近一本由魯思·伯萊絲撰寫的學術型傳記《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一生》（2004）中，作者堅定地宣稱史沫特萊事實上就是蘇聯間諜。她是唯一一個積極公開地宣稱自己是的支持者的蘇聯間諜。

美國小說家凱瑟琳·安·波特是史沫特萊畢生的朋友。她深切地愛著這位朋友，1949年她這樣形容史沫特萊：“我們所處的時代和環境造就了大批容易受欺騙的可悲的人，史沫特萊就是其中一個。她的童年充滿了磨難，所以她從一開始就體驗過生活的各種痛苦——但是如果給她一個不一樣的童年，她就能做得更好了。確實，她在這受到了責難。但她要明白，在其他任何一個她熱愛的國家，如果有一個像麥克阿瑟將軍這樣位高權重的人指控她叛國的話，她早就被送到勞動營或者處死了。”

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盛行。那個年代各國都在像獵女巫那樣到處搜捕那些所謂“被中國迷惑”的人。喬治·霍格在合眾國際社的導師傑克·貝爾登也成了聯邦調查局的懷疑對象。貝爾登帶著憤怒離開了美國，去巴黎度過了他的流放歲月。1989年他因肺癌於巴黎去世。記者哈爾多·漢森因其為美聯社撰寫的關於中國的報道而被懷疑，1992年在墨西哥逝世，終年80歲。

彼得·弗萊明——曾在漢口出版公司工作過的最著名的英國記者——在二戰期間加入擲彈兵近衛團，曾先後在挪威、希臘、緬甸服役，戰功卓著。之後他在東南亞司令部擔任高級情報人員的職務。戰後他退休在英國牛津郡養老，於1971年8月在蘇格蘭阿蓋爾郡參加一個攝影聚會時去世。

凱瑟琳·霍爾於1970年4月在新西蘭辭世，享年74歲。她曾經在宋家莊開辦了一個傳教士診所，並且在霍格患病期間醫治過他。到今天，那裏的人們仍然懷念她。鎮上最主要的學校以她的名字命名，在學校的操場上樹立著她的一座雕像：一手拿著醫療箱，一邊站著她的狗。而當地醫院是以她最好的朋友諾爾曼·白求恩大夫的名字命名。

1986年，牛津大學瓦德漢學院設立了一項以喬治·霍格命名的獎學金。

霍格在山丹的第一座墳墓前樹立著一塊刻有“GAH”和“1915-1945”的石碑。當墳墓在1984年重建時，石碑頂部又加刻了合作社運動“工合”的徽章，下麵刻上了霍格最喜愛的幾句詩句。這幾句詩歌選自一戰期間最著名的詩人朱利安·格倫費爾所寫的《深入戰場》。格倫費爾於1915年5月在比利時的葉普斯附近被殺。那時剛好是喬治·霍格出生3個月後。

生活是光，是熱，是色彩

讓人為之奮鬥，不曾倦怠

死去的人已不再戰鬥

而會有更多的人為戰鬥獻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