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時候，霍格還小心翼翼地給家裏寫信，沒有告訴父母他在戰爭中的危險處境。然而在漢口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真實地向家裏描述發生在他周圍的戰爭。在每天遭受轟炸的驚嚇下，喬治那曾經在信中透露出的孩子氣的筆觸已經不見了；曾經的牛津大學的乖孩子，畢業後曾周遊世界的天真的大男孩，如今已經曆練成為一名努力工作的新聞記者。每天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及時真實地報道日軍空襲後的新聞。有一次，他跟蹤一則報道日軍飛機沒有造成傷亡的新聞簡報，發現實際上在這次的空襲中一個小村莊被毀。他在給《曼徹斯特衛報》的報道中以“沒有傷亡”為題，做出了如下的報道：
那些用茅草堆成的房屋孤零零地坐落在幹燥的鄉間小路旁，周圍被稻穀環繞。年複一年，他們就在家裏幹農活來獲得一點收入。住在這裏的人和別人沒有什麽區別，與幾個孩子，幾頭豬、鴨子和水牛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從年邁的老人到剛出生的嬰兒，垃圾和小牛犢都在一起。然而，在這個陽光明媚的早晨，老房子的命運改變了。
鋸齒狀的裂縫在牆壁上蔓延，這所房子歪歪斜斜地倒在土丘上，就像一頂殘破的帽子。很顯然，它突然成為了眾人關注的焦點，因為一群興奮的人們正圍在它四周，更多的人則從田間小路上聚攏過來。
在突出的房簷遮蓋下的院子裏躺著一頭水牛的屍體，這似乎是人們興趣的焦點，而在不遠處人們在一團血肉模糊中找到了兩條多毛的後腿。然而，當一個婦女抬起一輛翻倒的手推車，露出下麵的一具人的屍體的時候，人們的關注點便轉移了。她一手抬著手推車向人們展示，另外一隻手揮舞著配合著嘴裏的念念有詞。人們好奇地看著屍體，接著又三三兩兩地散開並議論紛紛。一些人離開的時候丟給那個婦女幾枚錢幣。與此同時，哀悼者的挽歌和燒紙錢的煙從一扇半開的門中飄進了屋裏，那裏躺著一具女人的屍體，渾身完好，可是頭部被炸掉了。她無頭的軀體引發了一些人的憐憫的歎息。離日常生活如此之近，又遠遠超越了日常經驗，這給人們帶來了恐懼。
那時的霍格全力以赴地贏取同事的接受、迎合上司的口味。23歲的他在這個媒體圈中還是個經驗不足的孩子。和處於他的地位的大多數年輕人一樣，他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多麽的幸運，然而，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幸運之神對他的垂青。
漢口的媒體團中很多都是經曆過西班牙內戰的戰事報道高手，這些人意識到日軍所謂的“全麵戰爭”的戰術不過是基於西班牙佛朗哥將軍的一個概念。日軍的空襲戰術是受到德事專家建議的、曾經在西班牙戰爭中經過檢驗的：即空襲的目標總是首先鎖定在儲藏軍需品的倉庫和工廠，然後才是軍事駐紮點和百姓。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阻止空襲後的重建進程。
參與過西班牙內戰的媒體記者都不太願意保持中立。因此，在1938年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那天，中隊發起的反擊在漢口的媒體圈中引發了一陣狂喜。那天的漢口經曆了一場壯觀的混戰洗禮，由俄國駕駛員帶領的80架中國空軍戰機反擊50架日軍轟炸機。據中國官方數字稱，在30分鍾的戰鬥內，中國空軍以7架戰機的傷亡殲滅了日軍21架飛機。那時候，媒體將中國的空軍稱為“會飛的外團”。因為在1938年1至5月，除了俄國、美國的戰機駕駛員的加入，來自法國、英國和新西蘭的誌願者也加入到中隊反擊日軍空襲的戰鬥中來。然而，這些人由於不遵守中隊的紀律而相繼被開除。
曾經有段時間中國政府迫切需要媒體大力宣傳所取得的戰爭勝利，以便穩定民心、鞏固政權。1938年，中國空軍襲擊了日本本島，可是霍格和駐紮在漢口的所有媒體記者都錯過了這一事件。
被錯過的真實情況是這樣的：在裝備了兩架美國製造的馬丁轟炸機後，中國空軍從重慶基地起飛，飛越了日本本島的九州、長崎和福岡等幾大城市，總飛行裏程達4000英裏。轟炸機向這些城市投放用日文印刷的寫有描述日軍在中國的殘暴行徑的宣傳冊，然而，由於轟炸機油箱存儲的燃油無法滿足長途飛行的任務，中隊放棄了此前轟炸日軍基地的計劃。這次任務是秘密進行的，直到日軍在徐州取得勝利後，中國政府才公開了這一消息。
整個春天，霍格一直和此後成為《時代》雜誌著名記者的傑克·貝爾登並肩作戰。貝爾登大學生涯中將所有的假期都用在航海環遊世界的旅程中，一次偶然的香港停留，他愛上了東方這片土地。畢業後，貝爾登在一艘英國的貨船上工作，並在途經中國時決定停留在這片土地上。很快，他就可以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先是成為一名英文老師，隨後又進入合眾國際社工作。
和駐紮在漢口的媒體團的其他人相比，貝爾登有兩個突出的優點。首先，他可以流利地說普通話，其次，他是美國陸軍中將約瑟夫·史迪威的親信和好朋友。所以，他們可以進入獲準不對其他記者開放的前線地區，盡管史提威提出條件說他提供給貝爾登的信息要保密。
貝爾登忙碌地在漢口的前線間穿梭，而霍格則將注意力集中在撰寫這些新聞上。這兩人簡直是合眾國際社的一對完美組合。對於霍格來說，這是一種高強度的鍛煉和學習，而不僅僅是報道。貝爾登也似乎默認了自己的導師角色。這位23歲剛剛從牛津大學畢業不久的英國男子，現在卻每天都要為這位喜怒無常且嗜酒的老板整理從前線采寫回的具有詩人般洞察力的稿子。
霍格在漢口停留的8個月的經曆可謂是他人生的轉折點。他最初從合眾國際社接受的工作是報道戰爭引發的流行性疾病蔓延情況。那時，嚴冬剛剛從這座城市抽身，取而代之的是鬱鬱蔥蔥的樹木，開滿鮮花的花園；溫度已經上升到英國7月份的水平，天氣也變得潮濕起來。拉黃包車的人力車夫則把衣服綁在腰間，滿頭大汗地穿梭在大街小巷，軍隊裏的士兵也換上了夏日的製服；而那些居住在當地的外國社區的人們，至少是男人們，也都換上了短褲和短上衣。
對記者而言，天氣轉暖似乎是個恩惠。因為這加速了新聞的發生速度：痢疾和霍亂會隨著溫度的升高而加速蔓延，而日益晴朗的天空也使得日軍的空襲清晰可見。霍格在給家中的信上這樣寫道：“傳染上瘧疾、霍亂和傷寒等疾病的幾率已經非常之高，就像隨時可能被流彈，散彈擊中或在破舊的木屋子裏被抓一樣。”
那時候，霍格白天著手研究發生在武昌和漢陽城市的致死疾病，晚上則外出報道在突襲中的傷亡情況。他時而騎著自行車，時而搭乘運送傷員的卡車。他還和曾經在路德教會結識的主教的女兒以及另外兩名音樂家組織了一個爵士四重唱樂隊，在學校或者醫院裏用中文和英文為當地百姓獻上即興演出。霍格的嗓音演唱爵士樂是再合適不過了，他的一個同事曾誇耀他“給他一架鋼琴，他就能為觀眾唱首歌。”
從春天到初夏，漢口已經成為了一個被包圍的城市。城市的要塞都被裝備上了機關槍，主要路段的盡頭也設置了用水泥加固的大木門，外麵還攔上了兩排鐵絲網和電線，以阻止敵軍對城市進行的可能的快速占領。被外國人控製的地帶也在計劃一片“安全區”，希望借此可以保證日軍衝進城市後，當地居民的安全。
那時正值歐洲戰場爆發戰爭的前一年，距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還有兩年半，上海的兩大主要租界仍然控製在西方力量的手中，像香港一樣，它們在珍珠港受襲後才遭到侵犯。
中國的商人認為居住在漢口的大批外國人以及外資企業會讓這座城市免予遭受發生在南京的殘暴遭遇。於是，人們尋找各種理由在高樓外麵繪上或者掛上外國國旗；外資公司和銀行也用大幅的中英文寫明該財產已經抵押或者出賣給外國公司。
和國民黨宣布要站在統一戰線上，蔣介石強調全軍都應該齊心協力為捍衛中國而抗爭。平日裏很少出現在漢口的蔣介石，此時已經有了充足的理由避免任何公開的舉動。日本在中國派了很多特務，出高價懸賞蔣介石的人頭。日本的間諜也猖狂地活動著。霍格和他的同事則經常在夜間看見敵軍發射的火箭彈引導著轟炸機向其目標——河邊的供電站發動進攻。
和丈夫不同，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則到處公開路麵，有時候是步行，有時候坐黃包車，有時候則是坐在公車裏。每次出現，她都穿著得十分得體，她到學校、醫院、工廠和慘遭轟炸的貧民窟探望遭受疾苦的百姓。在那個政府似乎不管百姓死活的年代，她幾乎成為了富於同情心的公共代言人。
每天都沿著長江往返的霍格發現漢口的姊妹城市已經不堪戰爭和疾病的摧殘，處在垂死掙紮的邊緣。“在道路兩邊全被炸毀的房屋廢墟中行走，空氣中充斥著木製品發黴的味道，還有石膏和碎石的塵土味道。簡易的帳篷隨處可見，一位老婦人在被炸毀的老房子的廢墟周圍喃喃自語。”
這兩座城市裏的大部分人口都轉移到鄉村去避難，或者是到江對岸的外國租界尋求庇護。政府官員、外國傳教士、黃包車夫、乞丐和難民湧入漢口任何一個可以棲居的地方。那個炎熱的夏天，街上到處都是人，各種交通工具也各顯其能，像另外一個戰場。這片狂熱中，330名英國海軍士兵忙著在英國領事館門外拉建鐵絲網，並調配艦艇等待在碼頭周圍。和那些駐紮在漢口的中隊一樣，他們也在炎熱的天氣中等待著戰事的來臨。
在漢口的媒體記者們還是經常在中午來到美國的海軍俱樂部小聚一番，那裏的規矩是酒水自帶；而晚上，他們則選擇去德明飯店，不用講究酒水自帶的規矩。他們經常會談到日軍在南京進行的慘絕人寰的殺戮，並一致同意中國政府一定會誓死捍衛漢口。這個群體的特點就是融合了玩世不恭和悲觀主義的思想，總是不斷地進行猜測如果日軍占領了這個城市，他們將會做出什麽舉動。其他人也都在玩這些猜來猜去的遊戲，自從日軍在南京展開大屠殺後，當地所有的媒體充分地報道了這個消息。因此，在這個已經膨脹地收留了75萬人口的漢口，一旦被日軍占領，他們將再次做出何種恐怖行為的猜測日益讓大家人心惶惶。
在這種氛圍中，霍格和其他記者組織了一個“最後的挖掘者人俱樂部”，並定期在羅西旅館碰麵。在任何一個被戰爭**的城市，媒體總會找到或者成立像這樣的“羅西旅館”。為那些即將離開戰爭城市、不再繼續戰事報道的記者準備送別晚餐；此外，還會相互打賭，看誰會留到最後。正如隨後被證實的，這名合眾國際社的年輕記者成為了留在這裏時間最長的人之一。
在漢口，的高級代表周恩來，對西方媒體非常照顧。他定期在八路軍武漢辦事務和這些記者會麵，並表示會盡其所能將最新消息告訴大家。周恩來總是很小心地對當時的國民政府發表自己的看法，並堅持著統一戰線思想。終其一生，他對於黨的忠誠從未動搖過，這也是非常重用他的原因。在西方媒體眼中，周恩來是一位充滿魅力，而且極善言辭的人，對於，他也是最重要的組織者和執行者。
與此相反，蔣介石則把大部分西方媒體看成是危險分子。他自認為自己沒有錯。當這場戰爭開始時，西方媒體所表現出的就是敏感的集體反日情緒；隨著戰爭衝突升級，抗日統一戰線的結成，外國媒體更加公開其對於國民政府的不友好情緒，也對及其遊擊隊員給予了更大的同情。
在周恩來接待那些重要的外國通訊員，特別是美國記者時，蔣介石則隻接待如《時代》和《生活》雜誌的發行人亨利·盧斯這樣的富人。在媒體眼中，國民政府的王牌就是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因為她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並且每次出現在公眾麵前時，她都能熟練地應付各路人物。因此，她成了各個媒體滿懷著敬意采訪的對象。
那年6月份，在日軍封鎖漢口前，霍格準備搭乘火車北上先到西安看看，再乘坐卡車到的新根據地——延安看看，因為領導的領導機關駐在那裏。本來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已經為喬治安排好了前往延安的旅程，卻由於霍格在參觀根據地的和與漢口同事離別的不舍的矛盾中掙紮而不得不推遲了幾天。
喬治在6月3日寫回家的信中談了自己的顧慮，也提到了他的新朋友史沫特萊。他以孩子般的熱情寫道：
史沫特萊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曾經和你們提過一些難民組織，史沫特萊傾其所有幫助他們，將其募捐的數千美元一分不留地捐給了他們。在外國人眼中，她是一名，所以和她並不多來往。然而，她卻不能成為中國紅軍的一員，因為在那個組織中，除了醫生，是不接受任何外國人的。她也沒有從俄國大使館獲得工作機會，因為他們擔心會陷入其他大使館的流言當中。她那本千辛萬苦得到的美國護照，還沒寄到她的手中，就被中國的法西斯偵探偷走了……如果日本人來了，他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殺了她。
日本人的確來了，包括了500名日本新聞工作者的龐大的日本媒體團，攝影師和廣播員都來了，他們嚴陣以待，準備報道日軍即將取得的勝利。然而，他們不得不繼續等待，因為氣勢恢宏的長江及其北部的黃河，還有中隊，減緩了他們的侵略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