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嘎村副主任付秋芬帶周楚陽和李峽去走訪貧困戶。
他們首先走訪的是青壯年勞動力家庭。這些人是村裏經過篩選出來的，按照他們的預想，大部分都應該可以外出務工。而事實是，當他們走進第一家的時候，就發覺情況並不理想。這個叫吳運的大個子男人，今年三十四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早些年，吳運和老婆王清芳去深圳打工，那時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已經出生了。由於沒有技術，一年之內輾轉了三個廠，時間待得最長的，是一個做水晶的不大不小的作坊，老板是雲南人。挨到快過年，吳運發現妻子王清芳和廠裏一個來自山東的計件員眉來眼去，心下不快，找一個機會把那個同樣個子高高的男人痛打了一頓，然後托老鄉買了車票，拉著妻子連夜趕火車到貴陽，轉乘客車回到了家。
“打工的事，早寒心了，不想去。”麵對付秋芬一行人的動員，吳運說。
“你呢？”付秋芬問王清芳。
“我無所謂。”王清芳說，“他說去就去，他說不去就不去。”
“孩子還小，需要有人在家照顧，把他們放在家裏由老人看管，我沒這個膽子。”
“那你就一個人去，讓弟妹在家照顧孩子。”周楚陽對吳運說，“我廠裏這樣的情況很多，男人在外打工，好掙錢；女人留在家裏，伺候山上的土地，還可以照顧老人和孩子。”
“我可放心不下。”吳運說，“不怕你們笑話，我這婆娘一直嫌我沒出息，心思根本不在家裏，別看現在有三個孩子，隻要我倆不在一起，用不了多久就一定會出事。”
吳運說這話的時候，王清芳根本沒有抬起頭來，也不爭辯。付秋芬說：“別這樣說自己的老婆，兩口子之間要相互信任，多年以前的事情，你去計較它也沒有用，況且那時候你們都還年輕，不懂事，犯點錯也是可以原諒的。”
吳運說：“我們先考慮考慮吧，如果決定要出門，我會給你消息的。”
付秋芬說：“要抓緊決定，縣裏馬上要召開勞務輸出現場會，有序組織大家外出。你背個包，裝幾件衣服就行，車票都不用買，有人為你們準備好的。”
“現在出去，還可以在外麵幹半年。我朋友的廠裏，工資很高，興許回來過年時，你們口袋裏就裝得鼓鼓的了。”周楚陽對吳運兩口子說。
到第二家，家裏的年輕人到街上趕集還沒回來，隻有一個大約70歲的老者在家裏。付秋芬向周楚陽介紹：“這位老伯是之前村裏有名的宰豬師傅，誰家殺年豬都會來請他。”
“老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感覺爽吧？你這一輩子，幹的都是很多人不敢去幹的事情，真心佩服你。”周楚陽和老人開玩笑。
“爽個球！都是之前的事了，現在都老得走不動路了，連一把刀子都拿不動，怕是殺一隻雞都費勁。”老人蹺著二郎腿，坐在院壩裏的一塊水泥磚上吸旱煙。
付秋芬想通過老人給兒子兒媳做工作，動員他們外出務工，於是和老人拉起了家常。付秋芬說：“向老伯，你們家向明昆前些年就沒想過跟你學學手藝，把殺豬的活兒傳承下來？”
“他哪能幹這個！”老人吐了一口煙霧，說，“我帶著他跑了三年，幾乎把全村人都嚇怕了。這娃兒，要怪就怪在他長了一雙扯巴眼。”
“這和眼睛有什麽關係？”周楚陽問。
老人有些激動，聲音提高了八度，說：“你知道什麽是扯巴眼嗎？就是你認為他在看你的時候，他其實是在看別人。這是病，你明白不？要不是前些年我在村裏還算是一號人物，恐怕他連婆娘都討不成。”
“這叫斜視。”周楚陽說，“我有好幾個朋友，都是這樣的。”
“還好幾個！這種人天底下就不會有幾個，你看我們這村裏，除了他，還有誰是這樣的？”老人又吐了一口煙霧，接著說，“你願意人家眼睛盯著別人跑過來和你打招呼嗎？”
周楚陽聽了這話，差點兒就笑出聲來，心想，這老者說話真是風趣，明明在說一件自己原本很不願意說的事，明明聲調很高，可一說完，就像甩了一個包袱，讓人有聽單口相聲的感覺。
“我大致明白是怎麽一回事了。”周楚陽說，“老伯很幽默。”
“你明白個啥！這是一種病，又可憐又可恨。”老人把煙杆放在旁邊的一個竹簍旁，說，“本來他是可以殺豬的，可是就沒有人願意把豬交給他殺。有一年，河對麵劉天友家殺豬，幾個身強力壯的年輕人把豬摁倒在案板上，他提著一把殺豬刀過去，刀子雖然是奔著豬的喉嚨去的，他的眼睛卻凶狠地盯著摁豬的人。結果人家以為他要殺人，一聲尖叫，手一鬆，豬脖子隻劃了一個小口子，血都沒流上幾滴，大肥豬翻身起來就跑了。”
幾人笑得眼淚花子打轉，李峽更是笑得蹲下身子，用車鑰匙往地上畫圓圈。老者又說：“你們知道出現這樣的事後果是什麽嗎？”
付秋芬說：“後果當然是人家以後就再也不找他殺豬了。”
“虧你還是村裏的同誌，這哪是請不請他的問題。”老者望著她笑。
“大伯，你是說還有其他影響？”周楚陽笑完，捂住肚子問。
“當然啦。”老人又從竹簍旁拿起煙杆，吧嗒吧嗒吸了兩口，發覺煙蒂上的火早熄滅了，伸手從上衣口袋裏掏打火機，掏了半天也沒掏出來，就又接著講，“以前給人家殺豬，如果殺得不利索，一刀捅不死，是不能捅第二刀的，就算豬嗷嗷叫半天累死了，人家也不高興，這是不吉利。這娃兒，幸虧是遇上劉天友這樣的老好人，幸虧豬沒有被他殺個半死不活，要不然人家肯定會找麻煩。”
“劉天友家那頭豬，後來是不是老伯你親自殺的？”李峽問。
“不能再殺了。”老者說，“豬還活著，隻能讓它再活一年，第二年再殺。那年劉天友虧大了，四百多斤的大肥豬讓他又養一年，第二年殺的時候還是四百多斤。”
幾人再一次笑岔了氣。笑過後，付秋芬抹了抹眼睛，說：“老伯，我們今天來，主要是想請你給向明昆做做工作，過幾天去浙江打工，這位周老板已經在浙江給他安排了工作。”
“打什麽工啊？打他媽老公還差不多。”老人說完，自己也笑，“前幾年出去過一次，沒人留他，灰溜溜地回來了。”
“這次不一樣。”周楚陽說，“我已經和朋友說好了，在廠子裏給他留了位置。”
“我老伴死得早，我現在這身子骨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那幾個孩子丟給我，我也看不住。”老人說。
“他們兩口子，去一個也行，留一個在家裏。”付秋芬說。
“你又不是不清楚！他那女人，上街趕趕場、打打麻將還行，叫她幹活兒，不上路。”老人說完，“哼”了一聲。
離開向明昆家，付秋芬對周楚陽說：“我們這樣走也不是個事，幹脆明天把這些勞動力通知到村裏去，集中動員，到時請周總給他們上上課，把大好時機和有利條件給他們灌輸灌輸，你看如何？”
周楚陽說：“也行，明天我給他們說道說道。”
在付秋芬的提議下，他們接下來走訪危房重建戶和房屋修繕加固戶。十幾戶房屋需要修繕加固的，聽說周楚陽願意為他們提供部分資金把房子弄好，自然激動地表態馬上著手行動。倒是其餘十三戶危房重建戶中有一兩戶不是很積極，給付秋芳他們出了一些難題。有一戶戶主叫文楚書，殘疾，一條腿安了假肢，身子靠一副拐杖撐著。他們到他家的時候，他正坐在一條長凳上打瞌睡，扶拐杖的那隻手依然緊緊夾住拐杖的把手，那拐杖卻是斜撐在地上的，與地麵形成一個三角形。付秋芬老遠就喊他的名字：“文楚書，你什麽時候回來的？”
文楚書睜開眼睛，沒有任何表情，嘴裏吐出一句話：“又不是非要向你報告。”
“說的是什麽話！”付秋芬說，“你向來都是想走就走，想來就來，沒人管著你。”
“還以為你非要管著我。”他向簷坎腳下吐了一口痰，用袖子揩了揩嘴角，接著說，“付副主任又來宣傳什麽政策了？我可是有言在先，如果還是逼我貸款修房子的話，免談。”
“不讓你貸款，直接給你修，你願意不？”付秋芬問。
“不願意。”文楚書看也不看她。
“為什麽不願意？”周楚陽在一旁問。
文楚書一隻眼輕微閉著，另一隻眼睜開，看了看周楚陽，說：“我為什麽一定要告訴你？”
周楚陽被問得一時間說不了話。付秋芬在一旁打圓場，對文楚書說：“這是我們縣的周大老板，你危房改造所差的建房款，由他來解決。”
文楚書兩隻眼睛都睜開，使勁兒對著周楚陽看，足足有半分鍾，才說：“我闖**江湖這麽多年，硬是沒有聽說天底下有這樣的好事。”
“偏偏讓你攤上了。”付秋芬笑著說。
“別給我灌迷魂湯，老文我從來不吃這一套。”文楚書稱自己為老文，意在告訴兩人，他見多識廣。
“我們都知道，這些年你大部分時間都在昆明，做的都是驚天動地的事情，隻是運氣差了一點，沒帶回幾個錢來。現在，你這房子已經破爛得不成樣子了，政府根據你家實際人口，給你4萬元建房補貼，其餘不足部分，原本是要讓你去貼息貸款的，現在人家周老板出於好心，願意幫你出這部分錢，你得按照要求把房子建起來。”付秋芬說。
文楚書從喉嚨裏擠出幾聲笑，說：“付副主任真會取笑人，一麵說我在昆明做大事，一麵說我貧窮。我不是吹牛，真是運氣差了一點，要不然不可能連個房子都修不起。你要是這樣說話，我也實話告訴你，我現在不想修，等掙了錢，我自己修就是，我才不稀罕什麽老板的幾個臭錢。”說完雙目緊閉，拐杖收回來靠在條凳上，成一個直角。
“你自己想想吧，給你兩天時間，想通了給我打電話。”付秋芬說完，招呼周楚陽和李峽走人。走到房屋轉角，周楚陽問付秋芬：“這是何方神聖？”
“賴皮一個。”付秋芬說。
“他真的不願意修房子？”
“不願意才怪，他是得寸進尺。”
“還真有這樣的人！”周楚陽歎道。
“名聲在外了。”付秋芬說，“早年偷盜別人的牲口，讓人逮著打個半死，斷了一條腿，後來安了假肢，卻逢人就說是因為見義勇為傷的。最可惡的是，前些年天天在家打女人，活活把婆娘打跑了，自己去了昆明，也不知是用什麽方法，又騙了一個帶回來，那女人見他房子不是房子，家不是家，偷偷跑了。”
“還真是個異類。”周楚陽說，“民間有句話說得好：天天有神仙下凡，場場有空子上街。這麽大的人間，啥人都會有。”
“我們就怕遇到這種人。”付秋芬說，“這些年基層工作難，難就難在這種人身上，油鹽不進，還動不動就到處反映問題。這個文楚書，經常給縣委趙雲芃書記打電話，說村裏如何欺負他，如何無視他的困難。縣裏把問題反饋給鄉裏，之前的王雲屏書記不分青紅皂白逮著向洋支書就是一頓臭罵，責怪村裏為什麽不去堵他，讓他把問題反映到縣裏去。向支書有口難言，親自帶王書記見識了他的厲害。後來沒辦法，王書記說，派一個委員盯住他，一有舉動，立馬報告。”
“效果如何？”周楚陽問。
“哪有什麽效果！”付秋芬說，“人家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今天南廣、明天昆明，怎麽盯得住！再說，村裏哪個委員有時間去盯人？一大堆活兒幹不完不說，還要三天兩頭接受鄉領導的批評。”
另一戶戶主叫周正民，五十多歲。到他家的時候，他正在用一張砂紙打磨一隻木製嗩呐。見了付秋芬他們，他連忙放下手中的活兒，熱情地站起來打招呼：“付同誌請坐，大家請坐。”一麵說，一麵從屋裏搬出兩條長凳。
周正民的房子是一種叫杈杈房的簡陋建築，朽得不成樣子。屋頂的茅草腐爛成渣，一堆堆散落在由一根梁頂和數條橫木鋪設成的斜麵上，在常年的煙熏火燎中變成墨汁一樣的黑色。同樣黑色的牆體，嵌著一扇逼仄的門和一扇很小的窗子。周正民從屋裏出來的時候，微微蜷縮的身軀，看上去就像一隻貓從狗窩裏往外爬。
“不用客氣。”付秋芬說，“我們來的目的你應該清楚，就是關於你家建房子的事。”
“哎喲同誌，建房子的事情嘛，有點麻煩。”周正民一邊說，一邊折身回去，不大一會兒，從屋裏拿著一個沾滿油汙的膠桶和幾隻碗出來，說，“家裏沒什麽東西招待幾位同誌，喝口酒吧。”
“酒就不喝了。”付秋芬說，“你一天到晚都在喝酒，酒跟你有仇啊？”
“人生在世嘛，喝喝酒，開開玩笑，很快就過去了。”周正民說。
“你倒是很快就過去了，可你的女人和孩子們怎麽辦？”付秋芬說，“少喝酒又不會死。”
周正民把酒桶放在地上，拿袖口挨個兒擦拭碗口，說：“不瞞付同誌，現如今我是沒有能力管別人了，你看我這條件，管自己這張嘴都成問題。”
周正民的老婆是一個智障女人，幾乎沒有勞動能力，每天吃完飯，就跑到村路上去瞎逛，見了人“嘿嘿嘿”地傻笑。周正民有一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女兒也像她媽一樣癡傻無常，十七八歲時經人介紹嫁到比鄰貴州的一個小村子裏去，丈夫是一個之前死了女人的中年漢子。兩個兒子倒還正常，就是太憨厚，至今未娶。老二前些年和村裏人一起去浙江打工，在一個防盜門廠裏看大門，工資不高，勉強能維持生計，逢年過節也不回來。老大在家，和周正民習嗩呐，方圓數十裏有人家辦紅白喜事，偶爾會招呼他們去吹上幾曲。
“你將房子建好，把土地種起來，然後讓你大兒子去學學挖機什麽的，以後這鄉裏，有的是活兒，還愁找不到事幹？”付秋芬說，“條件是可以創造的，你一天到晚帶著兒子吹嗩呐，錢沒有掙到，燒酒倒是喝了不少。”
“人生在世嘛！”周正民說。
周正民是一個半路出家的嗩呐匠。在南廣，吹嗩呐的，大多是苗族同胞。以前農村辦酒席，總有嗩呐吹奏吉祥之調。嗩呐匠鼓著腮幫，行進在接親的隊伍中。鄉間的小路，往往在一場小雨過後，鋪滿了黏稠的泥巴和腐爛的落葉，嗩呐匠**著胸口，他們顛簸的身軀跨過亂石、泥沼和橫木。他們舉著嗩呐的雙手，像稻草人在風中奔跑。麥車鄉的比嘎村沒有苗族，周正民吹嗩呐的本事是去比鄰貴州納雍學來的。周正民爺兒倆吹嗩呐，他是上手，兒子是下手，屬於合奏。他們吹得曲調殘缺，音律走樣，卻還在吹。因鄉下的嗩呐匠越來越少，南廣境內的苗族同胞們早已丟掉笙管專事農桑，偶有殷實人家辦“事頭”，會請人吹上兩曲，於是周正民和他的大兒子就成為麥車一帶的“樂手”。周正民和兒子給人吹嗩呐，往往不問工錢，由人家看著給，所以收入單薄。嗩呐匠吹奏音樂之前，都有一種習慣，叫“灌羊兒”，其實是喝酒。辦事的人家，隻要嗩呐匠一到，都會一人給一瓶酒，由他們自己喝去。
“說是建房子，拿什麽建！”周正民一邊往碗裏倒酒，一邊說。
“你自己倒，自己喝，我們是不能喝酒的。”周楚陽對周正民說。
周正民也就給自己倒了半碗，把其中幾個碗摞起來，放在黑色的窗台上。周正民說：“就算是政府給錢買磚、買水泥、買鋼筋，可我自己也不會建啊。”
付秋芬說：“政府給的錢，除了買磚買水泥買鋼筋，還可以請師傅啊。”
“這點錢不夠的，我算過了。”周正民說，“請師傅幹活兒，不得去買肉打酒招待人家？”
“有人為你想到了。”付秋芬指了指周楚陽，對周正民說，“這位是南廣縣的周老板，和你是本家，他今天來的目的，就是幫你，差多少錢，他出。”
周正民看了看周楚陽，說：“這多不好意思！我看還是算了。再說，這麽些年都熬過去了，建不建都一樣。”
付秋芬有些生氣，對周正民說：“你這人以爛為爛，讓我說你什麽好？你看看周圍這麽多父老鄉親，誰像你一樣？”
“人生在世嘛！”周正民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