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一定要有信用
【原文】子曰：“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解析】孔子說：“一個人不講信用，不知道他怎麽可以立身處世。這好比大車沒有輗，小車沒有軏，它怎麽能行走呢？” 孔子的意思是說要做人應當講求信義，切不可為一點小利而背叛已許的諾言。否則，失去了信用，就有可能寸步難行：“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
信，就是重承諾，說到做到，肯於負責。孔子說做人、處世及對朋友，“信”很重要，無信譽是絕對不可以的。尤其一些當主管的人，處理事情若不多想想，驟下決定，以致隨時改變，就會使部下無所適從。所以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大車無挽，小車無軌。”挽和軏兩個字是古代車轅前麵橫木上楔嵌的起關聯固定作用的木銷子(榫頭)。挽是用牛拉，以載重，所以是大車；車兀是用馬拉，以載人，所以是小車。沒有挽和軏就無法拉車，這都是車子上的關鍵所在。所以孔子說做人也好，處世也好，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關鍵所在。有如大車上的挽，小車上的軏，如果沒有了它們，車子是絕對走不動的。
孔子之所以把“信”強調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為在他看來，信，作為說話算數，做事靠得住來講，也就是“忠”的表現。孔子在強調言行一致時，常常是忠信並提的。他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去到偏遠落後部族地區)，行矣(也行得通)。”由此可知，忠的表現於外，就包括“言而有信”，“敬事而信”。而忠又是孔子反複強調的道德規範——忠、恕、讓、孝四原則之首。對於人際關係，對於社會，忠有著特殊的作用。這裏我們不去過多論述。我們單從“信”在待人接物、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時的重要作用，亦可以看出孔子強調“信”是慧眼獨具的。
俗話說：“凡事信為本，一身到處宜。實心無處假，百行有根基。”從古到今，言而有信的人受到人們的歡迎、讚頌，其事業也得到人們的支持。究其原因，是因為這個“信”包含著深刻的道理，這道理就在於信可以明德，信可以誠，信可以樹威。
以信明德。曾參是孔子的弟子，他經常教導子女要誠實無欺，並以身作則。某天，曾參的妻子要去集市，兒子哭鬧著要跟去，她就誆、哄孩子，說回家後就殺豬給他吃。等她趕集回到家裏，一眼看到曾參正在磨刀準備殺豬，她忙問究竟。曾參說：“你不是對孩子講好，趕集回來就殺豬給他吃嗎?”妻子急忙勸阻道：“我這樣說，隻是為了哄住孩子，你怎能當真呢?”曾參對此頗不為然，說：“我們不能哄騙孩子，因為孩子時刻在模仿父母，現在你哄騙他，等於教他用同樣的方法去哄騙別人；而且當他知道你是為了哄騙他時，他就不會再信任母親了，將來你如何教育他呢?”，最終曾參還是殺了豬，讓孩子吃到了豬肉。更重要的是，他使兒子感到父母言而有信，說到做到，父母的威信在孩子的心目中更穩固了，也使兒子懂得了做人須誠實的道理。
以信示威。春秋時期，晉文公一次準備了三天糧草包圍原，並允諾三天不攻下原，便立刻撤軍。到了第三天，原仍沒有攻下，有人建議晉文公再觀望一時，但晉文公說：“‘信’是立國的基礎，也是人民的庇護所。即使得原而失信，還有什麽利益可言?或許還可能因小失大”。於是，晉文公便傳令三軍依言撤退，三軍歡呼雀躍以擁戴晉文公。
以信樹威。戰國時期，商鞅“徙木立信”以推行新法的故事，可算是以信樹威、取信於人的典範。
商鞅原本是衛國人，後來到秦國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為左庶長(掌管國家軍政大權的官)，並具體負責掌管變法事宜。公元前359年，商鞅起草了一個新法令，新法令的主旨在強本抑末，獎勵耕戰，其條款主要是：
第一，在社會製度方麵，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的舊氏族製度生活習慣。把相近的許多小鄉邑聚為縣，設令丞，製定行政體係的組織。廢除舊氏族社會聚族而居的土地上的阡陌封疆，開辟為田畝。
第二，在內政方麵，令民戶五家為保，十家相連。有奸人互相告發，不告發的腰斬；告發的與斬敵者同賞，隱藏的與降敵者同罪。民家有二男以上不分居者加倍征賦。嚴分階層秩序和尊卑關係；按照等級尊卑規定服製並分予田宅、奴婢。
第三，在軍事方麵，有軍功的，按功受爵；宗室貴族非有軍功不得享有“爵秩”。
第四，在經濟政策方麵，按田產多少征收賦稅，劃一各氏族部落的鬥桶、權衡、丈尺。獎勵生產，人民必須努力從事耕織，產量多的免除徭役負擔。做小生意的或懶惰貧窮的都罰作官奴。
秦孝公看過之後，認為很好，就要下令執行。商鞅說：“主公先不要忙著下令。”秦孝公不解其意，商鞅解釋說：“常言說得好，‘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必須先取信於民，讓百姓知道我們說了話是算數的，新法一公布必須照著執行，隻要百姓有這樣一個牢固的概念，下一步就好辦了。”
秦孝公聽了這話，覺得很有道理，就說：“這事但憑左庶長主張。”
這一天，商鞅派人把一根約三丈長的木杆立在城南門口，並令專人守候著。人們不知道城南門孤零零地立著一根光禿禿的木杆子有什麽用，都圍過來看熱鬧。過了一會，左庶長商鞅來了，他當眾宣布：“誰能把這根本杆兒扛到北門去，賞黃金十兩!”圍觀的人們一時弄不清是怎麽回事，人群中沒有應聲的。這也難怪，這是和官府打交道，誰知他們又要出什麽花樣，就憑這根木杆，扛上走這麽點路，就能賞黃金十兩?世上哪有這等便宜事，說不定會找你的麻煩。人們隻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不肯去沒事找事。
這時左庶長又發話了：“怎麽沒有人扛?賞金少了?現在我鄭重宣布，誰執行我的命令，把木杆由此扛到北門，賞黃金五十兩!”人們聽了，嚇得直吐舌頭。
人多了，什麽樣的人都會有，人群中有個好逞能的小夥子，心想：不就是扛一根木頭拿賞金嗎，即使拿不到賞，他又能把我怎麽著，我倒要看看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於是擠到前麵說：“我來扛!”他的話音剛落，一些老人就小聲嘀咕：“初生牛犢不怕虎，逞這能幹什麽!”小夥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扛起木杆就往北門走。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都擁擠著跟在後麵。
小夥子把杆扛到北門放下，左庶長商鞅走到他們麵前，叫人捧過黃金來。商鞅拍了拍這年輕人的肩膀說：“小夥子，好樣的，能聽從朝廷的命令，按著命令辦事，應當受獎!”五十兩黃金送到小夥子的手上。小夥子愣住了，圍觀的人群愣住了，都不敢相信這個事實。隻見商鞅提高嗓門說：“大家記住，朝廷命令的公布，一定會照辦的。找左庶長說話辦事是守信用的!”這一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傳播到秦國各地。秦國民眾都說：“左庶長有令必行，有賞必信，我們心裏有數了。”
商鞅看到官府已經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於是請秦孝公下令頒布新法。
這則故事通常被稱為“徙木立信”。本來，移木與變法毫無關聯，但在這裏卻讓商鞅巧妙地聯係了起來。移木不過是一件區區小事，但惟其事小，使眾人確實感到現在的官府發令必行，重賞有信，既然今天能“賞不逾日”，以後也會“罰不還口”的，再也不敢把官府的告示當兒戲了。這樣一來，商鞅就在社會心理上確立了民眾對官府的信賴，也就為新的政策、法令的順利推行，贏得了廣泛的社會理解和支持。
新法令公布以後，秦國很快就發生了變化。戰士們在戰場上打仗十分英勇，為個人私事打架鬥毆的少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提高了，投機騙錢的人和懶漢少了。沒有軍功的貴族失去了特權，不能再作威作福。立新功得到獎賞的人，感到分外榮耀。商鞅變法的成功，應該說與他的“徙木立信”的轟動效應有著密切的聯係。
誠實信用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品格。即使在市場經濟中也離不開這條原則。有一句老話說“成大業者必有大德”，你越是講誠信，越能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這是成正比的，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成熟時，這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認為要獲取更大的利潤，就必須用欺詐手段或者不誠信的方式來獲取，這恰恰是錯誤的。前幾年南京冠生園發生了月餅陳年餡的問題，現在這個企業已經倒閉了，根本談不上任何利潤了。你本來想用這些手段獲得更多的利潤，但是適得其反，到頭來還是身敗名裂。因此，你要長期在市場上做下去，就必須對顧客確實象上帝一樣，要尊重他，要滿足他的需求，要真正的全心全意的為他們服務，才能開拓市場。
一定要以誠立身
【原文】曾子說：“吾日三省其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解析】曾子說：“我每天再三反省自己：替人家辦事沒有盡心竭力嗎？與朋友交往不講信用嗎？老師傳授的學業沒有用心複習嗎？” 曾子所反省的這三件事其實可以歸結為一件事，即反省自己有沒有違反“誠”這一準則，即對自己對他人是否誠實？
古代的賢人孟子說過：“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實，在任何時候都是人的可貴品質，是做一個君子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正因如此，高允以誠立身，深為人們讚許。
魏世祖太武帝時，高允與司徒崔浩奉命一同著成《國紀》。高允以侍郎、從事中郎兼任著書郎。他精通天文曆法，在著述過程中，經常匡正崔浩的謬誤，令人歎服。當時，有著作令史閔湛等人乖巧奸佞，深得崔浩信任。見崔浩注釋的《詩》、《論語》、《尚書》、《易》，便上奏章，說馬、鄭、王、賈所注述的《六經》，疏漏謬誤之處很多，不如崔浩所注精微，因而請求將這些在境內流行的各家注述書籍統統搜集收藏，頒發崔浩的注書讓天下人學習。同時請求世祖賜命，讓崔浩再注釋《禮傳》，以使後生晚輩們能夠真正領會其中的義理。有人抬轎子，大事吹捧，崔浩飄飄然不知所以。閔湛阿諛有功，崔浩心中有數，決不能虧待，上表推薦，稱讚他有著述的才華。不久，閔湛又慫恿崔浩將其撰寫的《國紀》全文刊刻在石碑上，立於交通要道，求永垂不朽，並借以彰明崔浩秉筆直書的事跡。
高允聽說後，憂心忡仲，料知崔浩這樣得意忘形，必無好結果。他不無擔心地對著作郎宗欽說：“閔湛所做所為，實在是岌岌可危，恐怕會給崔浩宗族召來永世大禍，我們也很難幸免。”高允料事如神，不久果然事發，崔浩因撰寫《國紀》觸怒世祖，被收押在審。
此時高允在中書省供職，恭宗已被世祖立為太子，曾由高允講授經史，對他很敬重，見高允因參與《國紀》的撰寫也將受到牽連，就設法救助。他派東宮侍郎吳延請來高允，讓他留在宮內。第二天，恭宗奏明世祖，命高允陪同自己進宮朝見。到了宮門口，恭宗說：“現你我一同進見至尊，進去後我自會為你疏導，至尊如果詢問，你隻要依我的意思回答即可。”二人進宮麵見世祖，恭宗小心翼翼說道：“中書侍郎高允一直在臣宮中，與臣相處多年，一向小心謹慎，臣對此十分清楚，他雖與崔浩共事，但位卑言輕，受崔浩製約，責在崔浩，請赦高允不死。世祖召高允進前問道：“《國紀》是否皆為崔浩所作?”高允答：“《太祖紀》為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紀》及《今紀》，臣與崔浩同作，但崔浩綜理全麵，事務繁雜，雖是共撰，其實不過總審裁斷而已。至於書中注疏，臣所做多於崔浩。”世祖聞言大怒：“如此說來，你罪更甚於崔浩，豈能放你生路。”恭宗見世祖發怒，事情不妙，馬上插話解釋辯白：“父皇息怒，高允乃一介小臣，恐懼迷亂以至語無倫次。臣過去曾詳細查問，高允都稱《國紀》為崔浩所作。”高祖再問高允：“果然如太子所言?”高允麵無懼色，從容作答：“臣才疏學淺，著述多有謬誤，有違聖恩，又觸怒天威，臣已知罪，罪該滅族。臣死在即日，不敢胡言妄說，欺蒙聖聽。太子殿下因臣隨侍左右講授經學多年，可憐臣下，故極力為臣請求寬免，其實殿下並未曾問臣，臣也無此言。臣如實奏報，不敢隱瞞。”世祖聽罷，怒氣頓消，對恭宗道：“真是直言不諱!這也是人情所難，臨死而不巧語飾過，豈不難哉。且為臣不欺君，告朕以實情，真是忠貞之臣。雖然有罪，也可寬免。”於是，高允得到了赦免。
世祖隨即召來崔浩，命人請問，崔浩惶恐迷亂，不能應答，哪似高允，事事申說得清清楚楚，有條有理。這下世祖愈發惱怒，命高允擬寫詔書，將崔浩以下，僮仆小吏以上共一百二十八人，均滿門抄斬，株連五族。高允受命草擬詔書，但他遲遲不肯寫，世祖頻頻派人催問，高允請求再進見世祖，說明情況然後才好擬詔。世祖應允，高允麵奏說：“崔浩獲罪，若另有罪狀，臣不敢多言，但若僅以此事論罪，罪不該死。”世祖一聽，勃然大怒，命待衛將高允拿下。恭宗隻得再次上前求情，世祖道：“不是此人勸諫，更要致死數千人。”恭宗與高允再不敢多說，拜謝退下。崔浩最終仍遭滅族滅門之禍，崔浩僚屬僮吏也都被處死，但僅止於本人，不累及妻子兒女。著作郎宗欽臨刑前，想起高允當時的預言，長歎一聲：“高允有先見之明，簡直是個聖人啊!”
事過之後，恭宗曾責備高允說：“做人應知道隨機應變，否則多讀書又有何益。當時我為你安排導引，你為何不依我言行事，以至觸怒聖帝，雷霆萬鈞，至今想起仍心有餘悸。”高允當時何嚐不明白恭宗的一片苦心，但他自有一番道理，此時才告之恭宗：“臣是一東野凡夫俗子，本無意做官，不想被朝廷征召，沐浴聖恩，在中書省為官。自思多年來屍位素餐，枉享官榮，妨礙賢良，心中每每不安。至於說到史籍，應為帝王言行實錄，是將來的借鑒，今日借此可以了解過去，後代借此可以知曉今朝，因此言行舉動，無不一一記載，為人君者自然對此分外審慎。崔浩世受皇恩，榮耀一時，而辜負聖恩，以至自取滅亡，崔浩其人其事，確有可非議之處。崔浩以乎庸之才，而承擔棟梁重任，在朝內沒有忠誠正直的節操，退歸沒有雍容自得的稱譽，私欲吞沒了清廉，個人好惡掩蓋了正直與公理，這些應是崔浩的罪責，至於其記載朝廷起居之事，評論國家政事得失，本是撰寫史書的慣例，並沒有過多違背。臣與崔浩共撰一書，同擔一事，亦是事實。死生榮辱，不該有別，依理而言，臣不應有所特殊。今日獲免，由衷感激殿下再生之恩。臣違心苟且求免，並非臣之本意。”高允一席話擲地有聲，恭宗聽罷，為之動容，又連連慨歎。
總觀高允言行，始終表裏如一，言行不二，不做投機取巧，阿諛奉迎、苟且求生的勾當，以忠直坦誠為其立身準則。人生在世，難得的就是這個“誠”字，更難得的是遇有風浪，生命杖關，仍能不變本色。封建時代，官場多是名利場，為爭權逐利，為謀取高官厚祿，爾虞我詐，互相攻許傾軋，而吹牛拍馬，巧言令色，欺上瞞下，八麵玲瓏，在官場上更是司空見慣，見慣不怪。高允身在官場幾十年，不管風雲變幻，不計利害得失，堅持以誠立身，教人以誠，待人以誠，實屬難能可貴，也使他贏得了上上下下的信賴和尊敬。
誠實，是為人處世的最寶貴的品質之一。以誠立身，雖然有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會吃虧甚至會得罪某些人，但從長久來看，必然會得到人們的信賴與尊敬。
知他人之所需
【原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解析】 孔子說：不因別人不了解自己而憂慮，應當擔心自己不了解別人。這段話是孔子對自己學生所傳授的為人處世之道。這裏的潛台詞是：在了解別人的過程中，也使別人了解自己。
一場甘霖就可以使久早的未苗恢複生機。一盆清水就可以使落在幹溝裏的小魚逃離厄運。對人的重視可以使受過不平等待遇的人感激涕零。人都有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一旦這種需要得到滿足，就會出現奇跡。因此孔子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其中所含的意思就是說，為人處世需要對別人有充分的了解，對別人需要什麽要有充分的認識。同時也要讓他人充分地了解和信任自己。張鬆獻圖的典故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的重要性。
興平元年(194年)，益州牧劉焉重病去世，朝廷下詔書，任命劉璋為益州牧。劉璋這個人性格軟弱，沒有主見。駐守在川西(今四川綿陽)地區的張魯便不肯順從劉璋。劉璋就殺了張魯的母親和弟弟，從此與張魯結下仇恨。劉璋幾次派人攻打張魯，但都被打敗。劉璋內部又發生兵變。當時曹操正征伐荊州，定於漢中。劉璋就想借助曹操討伐張魯。一天，劉璋得到消息，說張魯領兵準備奪取四川。劉璋心中憂慮，召集眾謀臣商量對策。忽然有一人自薦說：“主公放心。我有辦法去求見曹操，請曹操出兵對付張魯，定叫那張魯不敢正眼來看西川。”說話的人原來是益州別駕張鬆。於是劉璋派張鬆為大使，帶上金銀珠寶、錦緞絲綢等貢物，去晉見曹操。張鬆私下又畫了一張西川地理圖，藏在身上，便帶著隨從赴許都。
張鬆到許都後，每天都到相府求見曹操，過了二天才被召見，到了堂上，張鬆拜見曹操。曹操問：“劉璋為何好幾年不來進貢?”張鬆說：“路途艱險，賊寇猖狂，無法前來。”曹操訓斥說：“我已掃清中原，還有什麽盜賊?”張鬆說：“還有孫權、張魯、劉備，每人都帶兵十多萬人，怎麽能說已太平了呢?”曹操見張鬆長得尖頭猴腦，呲牙咧嘴，身短五尺，很不討人喜歡，再聽到他那衝撞的話語，很是生氣，一揮衣袖起身就進了後堂。左右的人責備張鬆說：“你是使者，語言不恭，惹丞相生氣，幸虧丞相看你遠道而來，不給你加罪。還不趕快回去!”張鬆正要走，後堂出來一人傳曹操的話，讓張鬆第二天去西教場點軍，見識見識曹兵的軍容風貌。
第二天，張鬆來到西教場。曹操點雄兵五萬，布置在教場中。果然衣袍燦爛，盔甲閃光，戰鼓震天，旌旗飄揚。過了一會兒，曹操指著四麵八方的隊伍問張鬆：“你們西川有這樣的英雄嗎?’’張鬆說：“我蜀軍中沒有這樣的兵和武器，但講究仁義道德。”曹操一聽變了臉色。張鬆並沒有畏懼。曹操對著張鬆說：“我視天下無能的人象草芥一樣，我的軍隊，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你懂嗎?”張鬆用輕蔑的口氣回答說：“我一向知道丞相的軍隊所到之處，攻必克，戰必勝。過去你們在赤壁遇到周郎，華容道與關羽相逢，在潼關割須丟袍，渭水奪船避箭……這都是無敵於天下啊!”曹操聽了大怒道：“你竟敢揭我的短處!”命令手下人用棍棒把張鬆打了出去。
張鬆回到旅館，當晚就收拾行裝準備回西川。一路上張鬆想：“我本來想把西川州郡獻給曹操，誰料想他如此渺視我。我來時向劉璋誇過口，現在一事無成，回去豈不被人笑話。聽說荊州劉備待人仁義，不如去那裏看看這人會怎樣待我?”於是朝荊州方向走去。
張鬆風塵仆仆，一路不停來到郢州(今湖北江陵縣)地界邊。前麵奔來一隊人馬，為首一員大將，勒住馬問張鬆：“你莫非就是張別駕?”張鬆答：“正是。”那人趕緊下馬說：“趙雲我等候半天了。”張鬆說：“莫非你就是趙子龍?”趙雲答：“是啊，我奉主公的命令，前來迎接。”趙雲將張鬆領到事先安排好的客店，酒筵招待。當晚住下。張鬆暗自歡喜：“人們都說劉備寬厚仁義，果然不假，我這趟可能不會白來!”
第二天早上，趙雲陪同張鬆繼續前進，上馬行進剛有四、五裏路程，隻見來了一隊人馬。原來是劉備帶著諸葛亮等親自前來迎接張鬆。劉備遠遠地就下馬等候。張鬆急忙下馬拜見。劉備說：“久聞大名，無法相見。聽說您路過我處，如不嫌棄，請到荒州暫歇，敘敘仰慕之情，我會感到榮幸的。”張鬆喜形於色，隨劉備進了荊州城。劉備設宴招待張鬆。宴席間張鬆問：“皇叔占守荊州，還有幾個郡?”諸葛亮說：“荊州也是借東吳的，以往人家催討歸還，隻因現在我主公已是東吳女婿，所以才在此安身。”張鬆說：“東吳占據六郡八十一州，國富民強，難道還不知足嗎?”劉備說：“我才疏力薄，豈敢奢望。”張鬆說：“您是漢室宗族，仁義四海皆知。別說占據州郡，即便代替皇帝治國也非過分。”劉備說：“您太過獎了，我怎麽敢當啊屍宴席間談話氣氛熱鬧，各抒己見。但劉備卻一直不提西川的事情。就這樣一連留張鬆住了三天，每天宴請一番。也並無人提西川的問題。
張鬆三天之後，準備回程。向劉備告辭。劉備在十裏長亭又設宴送行。劉備舉起酒杯敬張鬆，說道：“承蒙您不把我看作外人，暢談了三天；今天離別，不知什麽時候再能聽到您的教誨啊!”說罷，淒然淚下。張鬆感動萬分，對劉備說：“您如此寬宏仁義，我有一個想法，幹脆對您說了吧。我看荊州：東麵有孫權，常懷占據之心；北麵有曹操，時刻想並吞。荊州不是久居之地啊!”劉備說：“我也明白這個道理，但是沒有別的安身之處啊。”張鬆說：“益州是個險要的地方，土地遼闊，國富民強，有智有謀的人，很久就仰慕皇叔的為人。假若帶領荊州軍民，**西邊，那麽您就可以大業告成、重興漢室了。”劉備說：“我怎麽敢這麽做呢?劉璋也是帝王宗室，給予蜀地的恩惠已經很久了。別人怎麽可能動搖他呢?”張鬆說：“我並非賣主求榮。今天遇到您這樣英明的人，我不得不說肺腑之言：劉璋雖擁有益州這方土地，但他稟性懦弱，不能任人唯賢；加上張魯在北麵，時刻夢想侵犯；所以益州人心離散，盼望能有開明的主公。我這次出行，本想專為曹操貢獻計謀；誰知這賊傲慢奸詐，怠慢賢士，所以我特意來拜見明公。明公可先取西川作為基地，然後北伐漢中，收複中原，重振天朝，青史留名，天大的功績啊!如果您果真有意奪取西川，我張鬆願盡犬馬之勞，不知您的意向如何?”劉備說：“我感謝您對我的厚愛。但劉璋與我同一宗室，假若攻打他，恐怕天下人都要唾罵我啊!”張鬆說：“大丈夫在世，應首先考慮建功立業之大事，你若不取，必為他人所奪，後悔就晚了。”劉備說：“我聽說蜀道艱險，車不易過，馬不易行，雖想奪取，卻沒有良策啊!”張鬆從袖中取出地圖，遞給劉備說：“我感謝明公對我的盛情，決心獻上此圖。隻要看這圖，便知道蜀地的道路了。”劉備和諸葛亮展開地圖粗略一看，上麵詳細寫著行程路線，標明險要的山川狹穀，還有重要官府，倉庫錢糧，一一寫得清楚明白。劉備拱手連連作謝說：“青山綠水，長存不老。來日事成，定將厚報。”張鬆說：“我遇到明主，願意盡情出力幫助，哪裏希望什麽報答啊!”說完就告別起程了。
諸葛亮又讓趙雲等人護送幾十裏後才返回。奪取西川，是劉備早已定下的戰略目標。但“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詳細了解西川的複雜地形是進川的必要準備工作。正在此時，張鬆放棄曹操投靠劉備，獻出寶圖，這真是天賜良機。劉備迫切想得到西川地形圖的心情，從他熱情款待張鬆的態度上可以看得清楚。但是劉備外表卻裝出仁義厚道的樣子，三天酒宴上隻字不提西川之事；十裏長亭張鬆被他的盛情感動得五體投地，決心獻圖時，劉備仍是一推再推，使張鬆似乎更相信劉備是“真人君子”，越加鼓動劉備奪取西川。劉備這種禮賢下士、仁義寬厚的表現與曹操驕橫蔑視的態度成了鮮明的對照。也更突出了劉備“智勝一籌”的軍事外交才能。
雙向選擇並不是現代人的發明，古來如此。動**年代，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就是一種雙向選擇。戰國時候，各國國君都在延攬人才，龐涓選擇了魏國，孫臏卻選擇了齊國。楚漢相爭時，韓信先投靠項羽，最終卻選擇了劉邦。三國時，張鬆也想為曹操效勞，最後卻將西川地圖獻給了劉備。人與人選擇關係的最終確立，取決於是否知道別人的需要，以及滿足了對方的需要。
雪中送炭最珍貴，這是因為在關鍵時候滿足了別人最迫切的需要。為人處世也是如此，明白了他人之所需並滿足對方之所需，並且能夠讓他人相信和認可自己，我們就能使自己處於不敗之地。
群策群力才能有力量
【原文】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解析】孔子說：君子團結而不相互勾結，小人相互勾結而不講團結。
“團結就是力量”，這是至理名言。同事之間隻有彼此配合與團結才能把工作做好，如果鬧意見鬧分裂，不僅有如南轅北轍前進不了，甚至倒退，把事情弄糟。能從大局著想的人，為了互相團結，在一些非原則問題上遷就對方；即使是一些原則問題，不影響大局的話，也不計較。東晉王導就是這樣，晉元帝能在南方站穩腳根，與王導能團結人大有關係。而唐時房玄齡與杜如晦二人合契很好，史稱“房謀杜斷”，對輔佐唐太宗創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西晉自從白癡惠帝繼位，任其後賈南風胡作非為，引起八王之亂，互相殘殺，國勢日衰，至湣帝，被匈奴族、漢土劉聰所滅，西晉亡．司馬懿曾孫司馬睿創建東晉。東晉的創建與王導的輔佐及其團結北、南士族是分不開的。
《晉書·王導傳》記載：司馬睿被封為琅砑王時，適逢八王之亂，他恭儉退讓，得免於禍。王導素與琅砑王親善，二人傾心相交，雅相器重，契同友執．王導見王室內訌天下‘大亂，勸琅砑到封國．琅砑王出鎮建康，王導幫助他依靠避亂南遷的北方大族。團結江南大族顧榮，紀瞻等，在長江中下遊和珠江流域發展自己勢力。湣帝被俘，琅砑王於建康稱晉王，建立政權，史稱東晉。湣帝被害，晉王稱帝，即晉元帝。王導在輔佐元帝期間，一直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司馬睿即位後，以王導為開府儀同三司，王導堂兄王敦為大將軍。故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實際上東晉權力掌握在王氏手裏，故元帝稱帝時，一再令王導到禦床共坐，以受百官朝賀，導固辭說：“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元帝乃止。
元帝表麵尊重王導，暗地裏卻想削弱王氏勢力，他任戴淵為征西將軍、劉隗為征北將軍，名義是北伐石勒，實是對付王敦。開始王敦恐元帝年長難製，想更議所立以專國政，王導固爭乃罷。及劉魄受元帝寵信，王導漸被疏遠，他“澹如也”，不與計較。王敦以“清君側”為借口，從武昌舉兵攻入建康，殺戴淵等，劉隗逃奔石勒。攻陷建康後，王敦對王導說：“不從吾言，幾致族滅．”想篡奪政權，王導堅決反對，王敦陰謀沒有得逞．及元帝死，明帝即位，王敦以為有機可乘，因病由其兄王含舉兵內向，王導部署兵迎擊，王含大敗。王敦不久病死，其分裂勢力終被鎮壓。
明帝死，王導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庾亮出鎮於外，有人向王導進讒說庾亮可能舉兵內向，勸導密為之防，導說：“我與庾亮休戚與共，他若來了，我就回家去，有什麽可怕!”其不計較個人進退如此!
王導輔東晉王朝三代，協調王氏勢力與司馬氏勢力的矛盾，聯合—切可以聯合的南北方士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打擊分裂勢力，以鞏固東晉在南方的統治。在南方，司馬氏勢力是很單薄的。西晉滅吳國後，排斥南方望族，故他們對司馬氏很不滿．這些望族如周氏，顧氏等是擁有部曲的大地主，如遭其反對，將會引起動亂。同時，“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他們都擁有部曲、佃客，周而也與南方望族發生矛盾．所以，如何爭取南方士族的支持，調和南北士族的矛盾，是東晉王朝的要務。王導采取的措施是：一是安置好渡江的北方士族，使他們居住於南方望族勢力較弱地區，使彼此少接觸，以免引起磨擦：二是任用南方士族的首領如顧榮、賀循等，通過他們團結南方士族，並對南方武力強宗采取忍讓的態度。如周勰父親周王已因受北士輕侮而氣死，死時囑周勰為他報仇。周勰擬起兵叛亂，因其叔父從事中郎周劄反對，周勰不敢發兵．但其族兄周續聚眾響應．如果由朝廷發兵征討，將擴大與周氏的矛盾，王導乃派周勰族弟周莛帶兵去鎮壓，周莛用計殺了周續。對於周勰，則不窮追，撫之如昔，把周氏族眾爭取過來。
人至察則不明，能糊塗則安靜。至察的人，能見秋毫之末，而往往忽略事物的整體。對事物的看法就可能作出錯誤的結論，故說人至察則不明。但是在特殊的情況下，明智的人為避免引起麻煩，便裝作糊塗以求得一時安靜，而明智的人假裝糊塗是不容易的。故說難得糊塗。當時東晉靠以建立的基礎很不牢固，那幫渡江來的北方士族隻想偏安江左，南方士族則不盡支持司馬氏，而東晉王朝必須依靠北方土族，團結南方士族，得罪哪一方都會激化矛盾，可能引起動亂，所以王導隻能采取”舉賢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權貴”的方針。而不管是北方土族或南方土族，為了本家族的利益，百般掠奪百姓．大多違法亂紀，且這些士族都擁有部曲，如果違法者都繩之以法，非朝廷力量所能及。何況北方統治者無時不在虎視眈眈，大敵當前，內部團結是最要緊的。因此，隻要不危及東晉的統治，王導總是睜一眼閉一眼，裝作看不清或看不見，置之不理，使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以求得暫時安靜。
王導任揚州刺史時，派屬官到本州各郡去考察政治得失，回來後向他匯報，隻有頤和默不作聲，王導問他看到些什麽?顧榮說，你是國家首輔，應該讓吞舟的大魚也能漏出網去，何必計較地方官的好壞．王導連聲稱讚他見解高明。王導晚年常說，人家說我糊塗，將來會有人想念我這糊塗．糊塗便是王導能團結南北士族，也是他使東晉求得暫時安靜的秘訣之一。
唐太宗能圖天下，固然因他手中有許多猛將，如尉遲敬德、程知節等．更重要的是他有傑出謀臣房玄齡、杜如晦的輔佐，為他“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可貴的是，他倆配合得很合契，房知杜善於決斷，杜知房善於出謀，便各發揮其所長，遇事互相商量，然後作出決定，經過房謀杜斷，於是正確的策略也就形成了。這使唐太宗在圖天下時，由於有正確的策略指導，戰無不勝；世民即皇帝位後，他倆也團結無間，共同為唐太宗製定治國方略，對貞觀之治作出了貢獻．
據《舊唐書》的《房玄齡傳》和《杜如晦傳》記載：玄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如晦也“少聰悟．好談文史”。在他倆還默默無聞時，善於知人的吏部侍郎高孝基就對他倆深為器重，他對房玄齡的評價是：‘仆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將來必成偉器。”對杜如晦的評價是：如晦“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在隋末還安定時，他倆都預知天下將大亂，房玄齡曾對其父涇陽令彥謙說：“廢嫡立庶，傾奪嗣位；貴族又競相**侈，隋終將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李淵父子揭起義旗入關，李世民攻取渭北，時任隋隰城尉的房玄齡立即前往投到其麾下；世民一見便如舊識，任為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杜如晦曾任滏陽尉，知天下將亂，早就棄官歸去。及世民平京城，被引為秦王府兵曹參軍．從此，房、杜二人得遇知已，便竭力獻智，知無不為。
房玄齡能寬容人，善於團結同事，他知人善任，幫助李世民選拔賢才。玄齡隨李世民出征，每次戰勝，眾將競求珍玩，他“獨先收人物，致於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時秦王府中多英俊，被外調的日多，房玄齡聽知杜如晦將要外調，當即去對李世民說：“府僚去的雖多，都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是呈佐之才．如果大王隻當秦王，不用他也行．必欲圖天下，非此人莫可。”李世民大驚說：“你不說，幾失此人，”便奏請為府屬。由於秦王李世民戰功最大，軍力最強，威望最隆。太子李建成深忌之，便與其三弟李元吉相互勾結，想中傷世民並餡害之。建成對元吉說：“秦王府中可怕的，隻有杜如晦與房玄齡。”因向高祖李淵進讒言，於是，杜、房兩個同時被斥逐。
李氏兄弟矛盾越來越深，以太子建成和三弟元吉為一方，世民為一方，保嗣位和奪嗣位的鬥爭在發展，各方都使計設謀以消滅對方。已到了弓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地步。房玄齡早預料到這種形勢的出現，他對李世民的妻兄長孫無忌說：“今彼此嫌隙已成，危機將發，大亂必興，不僅禍及秦府，且危及唐朝的統治。不如效法周公除掉管，蔡那樣，消滅建成、元吉勢力，內安李氏，孝敬高祖。古人說，‘為國者不顧小節，不然，國家將淪亡，我們也身敗名裂，’無忌說：我也久懷此謀，不敢說出，公今所說，正好我心。”無忌便將此意告訴世民．世民召見房玄齡跟他商議施行措施，玄齡便與杜如晦秘密策劃，同心戮力為世民效命．及建成、元吉將有變時，世民令無忌密召已被驅逐在外的房玄齡、杜如晦，他倆穿著道士服，潛入秦王府計事。於是發生“玄武門之變”，除掉建成、元吉，世民繼為太子，高祖退位由世民為皇帝。論功行賞，以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為最。後杜如晦與房玄齡共掌朝政，他倆同心協力，為唐太宗治國安邦．甚獲當代的讚譽．談唐初良相，後代史學家都推崇房、杜。
要成就一項事業，沒有眾人之間的群策群力是不可能的，君子深深明白這個道理，因此他總是在關鍵時候講團結與協調。
心有誠信路途寬
【原文】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官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
【解析】一個人要想贏得別人的信任，關鍵在於老老實實地做人。因此我們應該從小嚴格要求自己不說謊話、言行一致，答應別人的事就要放在心上，努力做到，長大才能成為一個誠實、守信的人。
守信可以產生巨大的力量。古代政治家商鞅就曾以守信換取民心。商鞅的變法條令準備好後，擔心民眾不信，就在國都的南門立了一根木柱，張貼告示說有誰將它搬到北門，便給黃金10兩。眾人看了都不相信，沒有一個人去搬。於是，他又貼出告示：“誰能扛去給黃金50兩”。這時，有一個人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將這根木柱扛到了北門。沒想到，他馬上得到了50兩黃金的賞錢。商鞅這種“言而有信”的做法，使老百姓都相信了他的變法條令。
有一個國王給許多孩子每人發一些花籽，叫他們去種花，當花朵盛開時，再把盆花送到王宮來。國王事先悄悄地把花籽煮過，不可能發芽了，可是到了規定的日子，許多孩子都把一盆盆豔麗奪目的花兒送來，他們都是為了得到國王的獎勵，換了花籽種出來的。隻有一個叫宋全的孩子，雙手捧的是沒有鮮花的花盆。宋全憑著誠實的美德，贏得國王的賞識，得到了獎勵。
孔子的意思其實也很簡單，就是要求把“忠信篤敬”作為座右銘印在腦子裏，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做到了這一點，就可以“有理走遍天下”，做不到這一點，則“無理寸步難行”。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孟子有雲：“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無信不立、一諾千金、言必信行必果等古訓，已將誠信深深融入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血液裏。然而，一部分國人卻偏離了誠信的方向，使我們的身邊充斥著種種令人汗顏的不誠信行為。
為什麽踐踏“誠信”、損害“誠信”的現象會屢禁不止？
有一位名叫瑞的法國老太在90歲高齡時，有個律師同她訂了一份契約。契約規定，老太有生之年，那律師每月付給她2500法郎的生活費。老太去世之後，她的房產歸律師所有。然而，令律師意想不到的是，這生活費一付就是30年，直到律師去世，老太還健在。而律師總共付出90萬法郎，就是按分期付款購房30年也足夠買下三四套這樣的房子。這件事本身，也許被某些人當作“貪小便宜吃大虧”的笑料。而從另一個角度講，這正是遵守誠信的最好典範。因為這名律師完全可以利用他的法律知識，想辦法終止已經讓他“吃虧”的契約。但他沒有。他為了繼續遵守誠信，寧願吃虧，履行契約，直至死亡。
實現諾言，遵守誠信，有時有可能讓人失去什麽，但同時也會讓人得到金錢所得不到的東西——這就是尊重。其實不僅僅是商家，我們每個人都應遵守誠信，誠信是對每位公民的基本素質要求。“誠”是對人的態度，忠誠、誠實；“信”是做人的態度，守信、信譽。形成誠信的社會風氣，既要有製度作保障，同時又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以誠相待。這正是我們這個社會所需要的。
在一般情形下，或者說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下，孔子的話當然是不會錯的，一個人沒有忠信篤敬的品質，就會像一個玩世不恭的 花花公子或所謂“嬉皮士”一樣，缺乏專注、進取的精神，很可能一事無成，自然也就無所謂通達了。但在特殊的社會環境下，尤其是處於爾虞我詐的現實之中，一味地忠信篤敬，不多一個心眼， 做到知己知彼，那也是很容易上當受騙，落入他人所設置的圈套之中的。
所以，我們一方麵確實要記住聖人的教導，把“忠信篤敬”這幾個字作為我們的座右銘。但另一方麵，麵對複雜多變的社會現實，也要多長一個心眼，在忠信篤敬的基礎上來一點通權達變，不要愚忠，不要小信，以免成為“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人哉！”（《子路》）
這不是投機取巧，而是反映在“忠信篤敬”上的辯證法。
為此，孔子又說到要胸襟寬廣而明察。他說：“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即：“不預先揣度別人的欺詐，不憑空猜測別人的不誠實，卻又能及早發覺欺詐與不誠實。這樣的人是賢者了吧！”
不輕易去猜測揣度別人的欺詐和不誠實是胸襟寬廣的表現；卻又能及早發覺欺詐與不誠實是明察秋毫的睿智。
能夠做到這兩方麵，當然是賢者了，而且是大大的賢者。
從實際情況來看，太明察的人往往疑心重多忌刻，凡事都對人防一手，容易把人想象得很壞，所以顯得心胸不夠寬廣。而一般心胸寬廣的人又往往把人想象得太好，對人缺乏心計和防範，所以不夠明察。
這兩方麵的矛盾在聖人的論述中被統一起來了，這當然是高標準嚴要求，我們一般人是望塵莫及，難以做得到的。 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就隻有努力提高修養，爭取做得好一點罷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
【原文】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解析】關於交友是一個古老而常新的話題。我們常常感歎：“相識滿天下，知己能幾人？”這就是說，能夠善始善終，始終保持友誼的朋友是很少的。可晏子這人卻很有點了不起，他不僅能和朋友善始善終，保 持友誼，而且還能讓朋友越久越尊敬他。
晏子為什麽能夠做到這一點呢？聖人並沒有說。也就是說，孔 子在這裏所讚美晏子的，實際上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和過程。 聖人微言大義，我們也不好妄加猜度。隻好把“久而敬之”作為 一種理想的交友境界而提出來共勉。至於怎樣達到這個境界，那就隻好根據各自的交友經驗和感受去細心揣摩和領悟了。
但願我們都不要像酒肉朋友一樣，三杯酒下肚，你好我好一 切都好，一旦遇到利害關係或有風吹草動，便成為冤家死對頭。 隻要大家竭誠相待，推己及人，“久而敬之”也就不會是什麽難以 達到的境界。
關鍵是不是在一個“誠”字呢？
孔子不讚成運用謀略、虛假做作的傳播方式。
有一個人捉到了一隻鱉，他十分高興地把鱉帶回家。打算把鱉殺了，然後煮熟美美地吃一頓，可是他又不願意承擔殺害生靈的惡名。怎麽辦呢？他想了一個辦法。這個人將鍋裏盛滿了水，用大火將水燒得滾開，再在鍋上橫擱一根細竹棍子，然後，他裝著和鱉商量的樣子對鱉說：“聽說你很會爬，我想看看你的本領。如果你能為我表演一次，從這根竹棍上爬過去，我就一定放了你！”
可憐的鱉看了看鍋裏燒得滾燙的水還在上下翻騰，熱氣直往上竄，如果在細竹棍上爬的時候，稍不小心，就會掉進鍋裏沒命了。它想，這明明是主人故意設圈套要謀殺自己，但可憐的鱉依然存一線求生的希望，它想，隻要自己萬分小心，說不定還真能爬過去死裏逃生哩。於是，鱉答應從開水鍋上爬過去。
鱉鼓起了平生所有的勇氣，集中了它有生以來的全部精力，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地從細竹棍的這一端爬過去，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鱉咬緊牙關，一步步地爬，沒想到，竟然真的爬過去了。當它爬到鍋的那一邊時，它幾乎都要暈過去了，趴在地上再也動彈不得。主人萬沒想到這鱉竟有這等幸運，它竟能從九死一生中解脫出來。
然而，主人不甘心，他還是要吃鱉肉。於是他改口對鱉說：“不錯，真有本事，非常精彩！請你再表演一次，我還想再欣賞一遍。這次爬過來，說什麽我也放了你！請來吧！”
鱉算是看清了主人的醜惡嘴臉，十分憤怒地說：“你要想吃我，就明說好了，何必還這麽煞費苦心地拐彎抹角呢！”鱉怒斥那個偽善的主人的惡行，正好揭露了某些偽君子虛偽狡詐的真麵目，他們明明要幹壞事，卻還冠冕堂皇地假裝仁義道德。
孔子還曾說：“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正如先前所說：“巧言令色，鮮矣仁。”沒有裝做有，空虛裝做豐盈，困約裝做安泰，這種欺騙別人的行為，是無法持久的；專門說別人喜歡聽的話，做出別人喜歡的臉色，過份的恭敬；討厭某人，卻還和他交朋友；企圖討好鄰裏中的每一個人，這種種虛偽的行為一旦被揭穿後，勢必引起傳播對象的防衛性反應，所以，孔子也指責微生高不夠真誠，因為，有人向他討醋，他不直說沒有，卻向鄰居討來，轉送給討醋的人。這種“亡而為有”的做法，是絕對稱不上正直的 。
至於朋友有益還是有害的問題，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意思是說：“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種。與正直 的人交朋友，與守信的人交朋友，與見多識廣的人交朋友，是有 益的。與諂媚逢迎的人交朋友，與兩麵三刀的人交朋友，與花言 巧語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世界上恐怕找不出一個完全沒有朋友的人吧？就連那飄流在 孤島上的魯濱遜，不也有一個土人“星期五”作朋友嗎？
但是，朋友有好有壞，有真正知心，遇事願為你兩肋插刀的 朋友；也有虛情假意，遇事在你背後插刀子的朋友。
那麽，到底哪些朋友好，哪些朋友壞呢？這是我們大家都時 常感到困惑，時常感到苦惱的一個問題。
那就仔細琢磨琢磨聖人的話吧，再回過頭看看你身旁，到底哪些是益友？哪些是損友？
“損友敬而遠，益友親而近。”
不用多說，你也知道該怎麽辦了罷。
孔子還說：“有道德的人不會孤立，一定會有同誌和朋友。”
一方麵，有道德的人自己有修養和風範，自然會影響周圍的人，吸引周圍的人成為同誌和朋友。
另一方麵，有道德的人既已獻身於道德學問，就會耐得住孤單和寂寞，即便暫時沒有得到周圍的人理解，也會在道德學問中， 在先賢的思想和人格中找到神交的同誌和朋友，這樣，他也不會 孤立。
說到底，因為道德是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局限而綿延發展的，所 以，有道德的人也不會受時間和空間的限製，總會找到自己的同 誌和朋友。
道德是一個多麽美好的詞，道德高尚的人是多麽令人景仰啊！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就是這個意思吧。
孔子談到公冶長，說：“可以把女兒嫁給他。他雖然被關在監 獄之中，但那不是他的罪過。”於是便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
孔子怎樣選女婿？
一不選錢財，二不選地位，三不選門當戶對，而是注重被選者的人品本身——雖然在坐牢也沒關係，因為那是由於冤假錯案 而坐牢，不是他的罪過。
由此看來，嫁給右派分子也好，嫁給由於其他原因遭迫害受打擊的人也好，都是符合聖人的標準的。至於門不當戶不對， 不是大款，不是高幹子弟等等，都更不是所應計較的問題了。
聖人行事，平常之情。你我凡夫俗子不是更應有這一份素心嗎？
我們的古人非常重視道德教育，十分強調“立德”，所謂“道德無根可樹人”，古代有很多道德律令，什麽“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等，也產生了很多道德榜樣，什麽“節婦”“烈女”“忠臣”“賢相”“孝子”“義士”等等，然而，今天看來，那些律令大多是一些摧殘人性的枷鎖，那些榜樣隻不過是一些愚夫愚婦而已。
所以過分地追求“善”，而不以“真”為基礎，勢必導致“偽善”，這已經為封建社會的全部曆史所證明了的。
對於交友和處世，孔子又說過與其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公西赤出使齊國，冉有替公西赤的母親請求小米。孔子說：“給他六鬥四升。”冉有請求增加一些。孔子說：“再給他二鬥四升。”結果冉有竟給了他八十石。孔子說：“公西赤到齊國去，坐的是肥 馬駕的車輛，穿的是又輕又暖的皮袍。我聽說過：君子周濟急需 而不給富人添富。”
這一段的背景，大概是孔子當政為官的時候，所以才有學生 公西赤到齊國去做大使，才有孔子撥給他安家口糧的問題。而學 生冉有大概是在做總管一類的角色，居然“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不顧老師的意見，一下子給了親密的同學公西赤遠遠超過 老師規定指標的安家口糧。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孔子並沒有為此 而大發雷霆，也沒有撤職查辦冉有，而隻是語重心長地說：“公西赤到齊國去會過得很好，完全有能力負擔他母親的生活，因此，我們沒有必要為他錦上添花了，而要去周濟周濟那些窮困的人，為他們雪中送炭。”
這就是所謂“求人須求大丈夫，濟人須濟急時無。”
凡事都有輕重緩急，聖人的心裏是非常有數的。我們在日常 生活當中，遇事又何嚐不應作如此處理呢？
有人認為“有求必應才會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日常生活中，熱情助人的人確實容易有良好的人際關係，但熱心助人是有限度的，若不顧自己的局限性一定要求自己有求必應，並認為不如此就會得罪甚至傷害別人世界形勢會失去別人的友誼，那就是認知歪曲了。
要求自己有求必應和不拒絕別人，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麵，其核心都在於缺乏內在自信，不相信一個人憑內在的精神力量一樣可以吸引別人，而認為隻有靠給予別人物質上的幫助才有可能換取別人的友誼，結果常因未能做到有求必應而內疚並自責，從而引發心理障礙。所以有求必應隻會損壞人際關係，而熱心助人也不等於有求必應。
恰當的認知是：量力而行，向那些確實力不從心而又求助於你的人提供支持和幫助。換言之，與人交往要雪中送炭，不要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