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比才能更重要
【原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解析】孔子說：“（一個在上位的君主）即使有周公那樣美好的才能，如果驕傲自大而又吝嗇小氣，那其他方麵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在這句話裏才能資質屬於才的方麵，驕傲吝嗇屬於德的方麵。在孔子看來：一個人雖然才高八鬥但如果德行不好，聖人連看也不看他一眼，隻有德才兼備才是完美的人才。
應該說孔子認為隻有德才兼備的人才才是真正完美的人才，當然如果有時二者不可得兼，那麽此時德是熊掌，才是魚，孟子舍魚而取熊掌，聖人舍才而取德。
應該說，我們今天選拔和培養人才，依然需要堅持這個原則。不過，隻是德和才的內涵都已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曆史上的周公本人，不但不驕不吝，而且是謙遜大度的典範，這也是人所共知而勿庸贅言的了。
“德不高則行不遠”是利世的做人觀，做事首先做人，我們相信：隻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隻有德才兼備之人，才能與利世一起患難與共，榮辱共擔。
孔夫子教導我們，德育是整個教育的基礎，所以抓教育首先要抓德育；孔夫子還告訴我們，德育本身也有基礎，要抓德育就要狠抓這個基礎。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務本”就是要“抓根本”，也就是抓基礎。這裏的“本”即做人的根本，務本就是要學會做人，學會作一個有高尚道德、高尚人格的人。
顯然，這裏涉及的是倫理道德教育，強調要把“學會共同生活”作為教育的基礎，就是強調要把教會如何做人的道德教育作為整個教育的基礎。所以我們應當把“學會做人”作為一個口號響亮地提出來，一切德育工作都要圍繞“教會學生做人”這一目標來展開，培養人的工作才會有成效(“本立而道生”)。
曆史經驗告訴我們，政治思想教育並不能取代道德品質教育；任何政治思想教育目標都不應取代德育的根本目標，否則我們培養出的下一代將會成為毫無道德修養的、人性泯滅的野蠻人。
孔子心目中有高尚道德的人是有仁愛之心的人，也就是能“泛愛眾”、“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即對大眾博愛、能為人民大眾辦實事謀福利的人。
為了使這個高尚的道德目標具體化，以便通過社會教化和自我修養來逐步達到，孟子在繼承和發揚孔子的“教人做人”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人格教育”問題。其基本內容是：教人做人就是要教人做一個人格完善的人，道德教育就是人格教育，按孟子的話說就是實施“人道”：使人明白做人的道理，明白“人獸之別”，從而逐步完善自己的人格。
他明確指出：“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說，如果隻講究吃飽、穿暖、居住安逸而不受教育，人就會失去人格，和禽獸也差不多。為此他在“性善論”的基礎上論證了人格教育的基本內涵應為：“仁、義、禮、智、孝、悌、忠、信”八德，這也就是孟子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
這樣，孟子就明確地回答了做一個什麽樣人的問題。但是，由於孟子的“性善論”含有唯心主義先驗論色彩，其八德並未被後人完全認同。在後世儒家中還有不少學者推崇管仲的“四維”說：“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複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管子·牧民》)
這些學者認為可用“禮、義、廉、恥”作為完善人格的標準，即作為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如漢代的賈誼和清代的顧炎武等大學問家均對四維說十分讚賞。
新加坡在全麵總結儒家學說的基礎上指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並以此八種德行作為新加坡政府的“治國之綱”和新加坡每一位公民都必須具有的道德品質。李光耀的這一英明之舉已在新加坡取得極大成功。
孔子還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就是指“對於千裏馬，不稱讚它的力氣，要稱讚它的品質。”
尚德不尚為，重視品質超過重視才能。
我們的確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一個人如果品質不好，能力差也就算了，危害還不會很大。恰恰是一個能力非常強，智商非常高的人，如果品質敗壞，野心很大，那他所造成的危害就會非常大，有時候甚至會達到致命的程度，斷送一個單位、一家公司， 甚而至於一個國家、一朝江山。
反過來說，一個人或者由於天資的差別，或者由於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或者由於所處社會地位的限製和職責的規範，辦事能力有大有小，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但隻要重視德行，有好的操行，就是一個值得稱道的人，也是—個能夠做好自己的事業，前程充滿希望的人。孔子這個觀點。對現代生活同樣具有指導意義。因為作為一種做人做事手段，相對於機巧和力量，其實德行操行是具有更大的影響力的，同時也是最為長久永恒的。那種逞勇鬥狠，其實是一種最沒有“技術含量”的手段，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
“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這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副名聯。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德”是惟一值得緊抓不懈和傳之後代的“財富”，其他的，無論是金錢、產業還是機巧詭智，都是難以恒久或根本無法傳承的。對於自身以及子孫的立身立業，真正的智者都懂得，最可靠的支柱還是人的道德修養。
唐太宗時，岑文本以一介書生的身份，憑其出眾的才華，步步升遷，最後被委以宰相的高位。上任之初，朝中大臣紛紛作賀，他家一時車馬不絕，門庭若市。
岑文本對此不喜反憂，他對前來作賀的人說：
“我剛剛上任，一無政績，二無賢德，有什麽可以祝賀的呢?我今天隻接受你們的警告，好聽的話就不要說了。”
岑文本的家人見眾人悻悻而去，都責怪他不近人情，岑文本便開導他們說：
“他們雖是好心，卻也難免其中有勢利小人，借此攀附。如老皇上借此觀察於我，我如此聲張，還會有好結果嗎?你們要切記：一個人萬不可得意忘形，更不可失去應有的警惕；凡事取之實難，失去卻在一夜之間啊！”
岑文本的家人自覺門庭高了，便勸岑文本另置大屋，多購產業。岑文本的妻子為此反複說過多次，岑文本就是不肯。他的妻子氣得一天不吃飯，還發牢騷說：
“你得此高位：就是不為自己著想，也要為子孫謀劃啊。現在人人都是這樣，你自作清高，苦了自己，還要苦了孩子，遭人譏笑，這是何苦呢?”
岑文本把子女都招到妻子床前，苦口婆心道：
“你所院的，都是俗人之見，近則有利，遠則有害。想我本是一個讀書人，兩手空空來到京師，本沒有想到得此高位。這固是皇上恩典，也是我勤勉不懈之果。由此可見，—個人出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勇於任事、以學為本。我深知此中真意，頗有心得，又怎會：舉那凡夫俗子之舉，廣置產業、富貴而驕呢?這隻能讓你們養尊處優，無有憂患，安於現狀，不思進取，對你們的將來，這才是真正的禍患，我怎忍心這樣做呢?還望你們明白此中道理，不要再怨怪我了。”
家人深受教育，妻子也理解他了。岑文本特別高興，他說：“我不置產業，是以子孫為業，這才是最值得炫耀的。”
他這般清醒，唐太宗對他另眼看待，寵聿不衰。岑文本死後，朝廷又給他在帝陵陪葬的崇高榮譽，以示褒獎。到了唐睿宗時，他孫於一輩的人中，位居高位的達數十人之多，是當時最顯赫的家族之一。
顯達及遠、富貴相傳，這是人人都盼望的。對那些身享富貴的人來說，這種願望就更強烈了。他們深知富貴的好處和獲取富貴的艱辛，自不願意自己的子孫把這一切葬送。在此，每個人對子女的教育都是不同的，其效果啦有著顯著的差異。貪婪者以搜刮為能，以自私為訓，其子孫隻會產生出—批紈絝子弟；賢明者知足常樂，以德育人，自甘其苦，言傳身教，這對子孫的影響就深刻多了，他們長大後才能獨當一麵，真正擔得起重任，肩負起光耀門庭的責任，並發揚光大。
所以，人才的品質更比能力重要。這是我們在考察幹部、選拔人才時不能不遵循的原則。當然，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忽略人的能力，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
比較全麵地說，應該是德才兼備最好，二者不能得兼時，德重於才。如果完全沒有才，則已不在我們所討論的範圍內了。
學會愛憎分明的立場
【原文】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解析】孔子的意思是說：“隻有有仁德的人才能(正確地)喜愛人，憎恨人。”
任何一個有點智慧的人，都有自己的善惡觀，都會對什麽東西是善的，什麽東西又是惡的；這件事為什麽這樣做是應該，而那樣做就是不應該的，等等。
在秦末項羽的起義軍中，有—員英勇的戰將叫季布。季布最講信譽，凡是有人懇求他，他一旦承諾，必然完成。所以在楚霸王的軍隊中，流傳一句話：“得幹金易，得季布一諾難。”
在楚軍與漢軍作戰時，季布為將軍，有幾次帶兵把漢王劉邦圍困住，使劉邦敗得很狼狽。但最後垓下一戰，霸王自刎於烏江之畔，劉邦取得了勝利。
劉邦做了皇帝後，一想起當年被季布圍困的窘迫情景便十分生氣，於是下令全國，通緝季布，能抓到季布的賞千金，有誰匿藏就滅三族。由於季布在江湖上的信譽，還是有人冒滅族的危險，把他隱藏起來。
季布化裝為奴隸藏起來後，被賣到魯地一個姓朱的俠客家。朱氏認出了季布，假作不認識，把季布安排在地裏幹活。但對兒子說，種田的事你聽這個奴隸的，吃飯時叫他和你——桌吃，不要看不起他，更不準虐待他。把一切都安排好後，朱氏便到京城，找到早年江湖上的朋友夏侯嬰。夏侯嬰同劉邦一同起義抗秦，多次立下戰功，現在已經是漢朝的大將。朱氏與夏侯嬰在敘舊中談起了季布。
朱氏說：“季布犯了什麽大罪，皇上這樣急迫地懸賞要捉住他?”
夏侯嬰解釋說：“季布為項羽大將時，幾次圍困皇上，使皇上狼狽敗去。皇上心裏很怨恨，所以一定要捉住他，以消心頭之恨。”
朱氏又說你看季布為人如何?
夏侯嬰對老朋友盡吐自己內心的真實看法，直言不諱地說： “季布是條好漢，一言九鼎，對朋友夠義氣。”
朱氏進一步說道：“當年劉項兩家奪天下，手下大將各為其主，季布圍困皇上，打敗劉家的軍隊，是一個將軍的職責。現在項羽失敗，皇上勝利了，難道要殺盡項羽所有的部下嗎?現在皇上初得天下，應向全國示以寬厚，得到全國的擁護，怎麽|可以為了個人的恩怨而急著捉拿得罪過自己的人呢?這豈不表示皇上的心胸不寬廣，難以容人了嗎?”
夏侯嬰被朱俠客說得頻頻點頭。
朱氏繼續說：“季布是一員戰將，能攻善戰，在江湖上聲譽也好，如果被皇上逼急了，他會做出些事來的。譬如他可能向北投向匈奴，或向南投向南越王。皇上為了個人恩怨把一個戰將逼到敵國去，不是心胸太狹窄了嗎!怎麽像一個皇帝啊!”
夏侯嬰覺得朱氏說得有理，同時也察覺出來，季布可能就隱藏在朱家。便說：“朱兄，你要我做什麽?”
朱氏說：“為了國家的利益，你找個機會給皇帝建議，赦免季布吧。這有利於提高皇上的威望。”
夏侯嬰答應了他的請求。過了不久，皇帝果然下令赦免季布，撤銷了追捕令。
又過了些時候，皇上召見季布，並任命他為郎中，後來季布又被任命為河東太守。
從朱氏、夏侯嬰、劉邦三人對季布的態度可以看出，惟有朱氏扮演了一個“能好人，能惡人”的仁者角色。他對季布好惡的評價，最為客觀公正，最符合國家利益，所以他的意見能左右夏侯嬰和劉邦。特別是他的意見實際上符合劉邦的最大利益，所以最終為劉邦所接受。當然，劉邦作為一國的君主，能從善如流，改正錯誤認識，也是難能可貴的。
雖然喜惡是人的一種自然情感，但仍應該有理性的判斷才行，而誰才能有正確的理性判斷呢？孔子說“惟仁者能”，仁是區分善惡的標準。隻有仁者才能清楚地辨別是非、善惡，采取鮮明的態度，真正做到愛憎分明。
可見，能挺身而出，明辨善惡者，必須要具有極大的道德勇氣。
千萬不要患得患失
【原文】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解析】孔子說：“可以和一個鄙夫一起事奉君主嗎？他在沒有得到官位時，總擔心得不到。已經得到了，又怕失去它。如果他擔心失掉官職，那他就什麽事都幹得出來了。”
患得患失的人什麽都做得出來。為了得到自己的一己利益，或者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打擊同事，排擠異己，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其實，患得患失的人自己也很痛苦，很無聊，活得並不自在， 並不輕鬆。那可真是“熙熙攘攘為名利，時時刻刻忙算計”。結果，還多半會“算來算去算自己”。對這種人來說，人生就正如哲學家叔本華所指出，是在痛苦與無聊，欲望與失望之間搖晃的鍾擺，永遠沒有真正滿足，真正幸福的一天。
從前，晉國有位並不富裕的農夫不慎丟失了一頭牛，可他仍像從未丟失過什麽值錢的東西似的，整天樂嗬嗬的。旁人不解，問他為何不去尋找丟失的那頭牛？農夫笑笑說：“牛是在晉國丟失的，肯定被晉國人拾到了。牛還在晉國，我何必費心去找它呢？”
孔子聽說這件事後說，如把“晉國”兩字去掉不是很好嗎？老子感慨道，要是再把“人”字去掉就更好了！
晉國農夫沒有因為自己家中丟失了一頭牛而沮喪，更沒有因為自家有所損失而悲傷，而是超越物之主人為誰之羈絆，從容而又灑脫地把自己之物推及為晉人之物，從而得出一國之內物之沒有得與失。此乃人生之第一境界。
孔子認為，此人的境界還有個局限，應該把自己之物推及到世人之物，突破有限的國界，其境界更為寬廣。此乃人生之第二境界。
老子更高一籌，他把一頭牛放進大自然中，掙脫了人之束縛，讓其往來無牽掛，真正回歸自然。此乃人生之第三境界，也是最高境界。
人生得失是常事，有些東西失去了就永遠不能再得到。麵對得失，能夠達到像晉國農夫那樣坦然的心胸，心空會少些陰鬱的雲朵，透進更多的陽光。如若能像孔子所言，人世間的種種得失便隨風而去，紅塵中的你還能不輕裝上陣？更甚者，如老子，人生無所謂得與失，讓心靈像雲一樣飄逸，讓思緒無邊際地馳騁，定會看到風光無限。
人生如白駒過隙，麵對種種挫折與失敗，懷什麽樣的心態，就會有什麽樣的人生。
麻煩的是，進入所謂現代社會以後，生活節奏加快，競爭加劇，患得患失的人們越來越多，而從容不迫，悠哉悠哉，保持平靜心態的卻似乎是越來越少了。
北宋的政治家、文學家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寫有八個字，可為得失之談的精典。這八個字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字雖少，透出的意思卻流傳千古。
凡人皆有七情六欲，麵臨得失，很少有人能泰然處之，患得患失的心情攪得本來平靜的生活亂成一團糟，就像疑鄰偷斧的古人，幾千年來成為笑柄。
所以當麵對別人的“得”，有嫉妒得紅了眼的，有羨慕得上了火的，當臨到自己“得”時，又有洋洋得意，及至尾巴翹上了天的人；麵對別人的“失”，有興災樂禍的、有冷眼旁觀的、有悲天憫人的。自己“失”時，又有捶足頓胸的、呼天搶地、怨天尤人的，甚至有些不擇手段的人，把自己的“失”轉嫁到別人身上，把自己的“得”建立在別人的“失”之上，這樣的人就更加惡毒了。
但也有如範仲淹一樣的人，並不因外物的好壞與自己的得失而或喜可悲。他們把心思放到了更為遠大的事項上，所以眼前的小“得”小“失”就不在他們的心事中了。這樣的人才是真正懂得駕馭自己人生的人。
得失就像人體內的血，缺少了就會貧血、眩暈乃至危及生存，而太多了反而會引發血稠、血脂升高，同樣會危及生命。
由此可見，保持一份平常心，才是麵臨得失的處事之道。別人得再多也是別人的，與我絲毫不相幹，別人失再多也是別人的，我能幫則幫，幫不上也沒必要長籲短歎。同樣，我得再多也是憑能力得到的，付出自有回報，也不必因此而沾沾自喜，我失再多也隻能從自身上找原因，客觀情況本來就是千變萬化，須怨不得別人。這樣看來，問題豈不簡單得多了？
事實上，得失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不斷總結經驗，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得”就總結好的經驗，發掘不足，以利再戰；“失”則深刻檢查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把失去的奪回來，別人的“得”正是自己需要加強和改進的地方，別人的“失”正是自己需要改正和防範的地方，如果一切得失都從這個角度去應對，又何愁大事不成？又怎麽能夠使我們自己不落入彀中，少一分慮患，多一分悠閑呢？
心理學所說的“自我協調和自在”法，基本功夫就在於“看懂自己”。正確看待得失，不遇事緊張，不為小事抓狂，不莫名其妙生氣哀傷，不悲天憫人，主動適應變化。
患得患失就是一味地擔心得失，斤斤計較個人的得失。患得患失是人生的精神枷鎖，是附在人身上的陰影，是浮躁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生活中出現陰影是因為我們擋住了人生的太陽。
生活中往往有這樣一些人，做什麽事情之前都要反複考慮，做完之後又放心不下，對方方麵麵都考慮得盡量周到，如有不妥，就很擔心把事情辦砸並擔心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並且及其注重個人的得失，他們被籠罩在患得患失的陰影之中，心房被得失紛擾得沒有一分安寧 。這些人整天神經兮兮，心中布滿疑慮、惴惴不安，生活中當然不會有輕鬆與愉快。
孔子說：仁和的人不憂慮，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畏懼。有人解釋說：人的才智性格各異，在修養自己的時候，哪些地方需要特別用力也互不相同，但有三個方麵是人人都需下功夫的，即如何做到不憂、不惑、不懼。
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這是儒家人格要求的三個基本要素。康有為解釋這三個方麵說：“人之生世，憂患、迷惑、恐懼，乃共苦者。極樂、大明、無畏，乃神明之至，人道之極。孔子深得極樂之道，隨人何地，皆歡喜自得，而永解苦惱者也；備極大明，隨人黑暗，皆光明四照，而永無迷失者也；浩氣獨立，隨人危險，皆安定從容，而絕無畏懼者也。故仁智勇三者，乃度世之寶筏也。”
這三個方麵是彼此關聯的，但最基礎的基礎，第一原動力是仁。仁就是以愛心對待世界、對待眾人、對待萬物，這是向外交接的方麵；而在向內修養方麵，則是要心性和諧，不被那些自己努力達不到的東西、那些為時運所製約的東西、那些人皆不可抗拒的東西所騷擾。兩者合起來，就是和心和物，就是不憂不煩。人隻有有這樣的氣度和德性，才能客觀地認識萬物，不斷增進知識和智慧；同樣也隻有有了這樣的德性和氣度，又有了對事物的必然規律的正確認識，才能夠對各種逆來之事無所畏懼。
對於一個21世紀的現代人來說，仁、智、勇三者，仁的方麵更為難得，因而也更有意義。現代物質生活高度發達，物欲對人的刺激百倍強烈；現代人際交往全麵開放，社會關係對每個人都是嚴峻挑戰；現代生活節奏快速，謀生的奔忙使人失去了精神的閑和；現代社會技術化滲透到一切領域，人也成了技術運轉中的一個環節……人人在競爭中生存，時時有朝不保夕的緊迫感，處處有喧囂有矛盾，憂煩充滿人生。孔子那種隻問耕耘，不問收獲，堅定執著地努力，成敗聽諸天命，把一種崇高的信念安放在日常具體的行為中，因而就結果看雖似一無所獲，但就過程看人生的每個環節、每個舉措卻都是那樣充實、豐厚、自足，因而堅忍緊迫而不惶惑憂懼，因而對外來的刺激，對世人的跳梁皆受而不驚……這樣偉大的仁者品格，怕已成為舉世絕響了。我們隻能於靜中側耳聆聽，希望它有一兩個音符在我們的生命中響起，與我們的人生相伴。
或者，可以不得已而求其次，隻要日子過得充實，內省無所愧疚，不為不相幹的白操心、幹著急，也可達到不憂不懼吧。人能不憂者，中實故耳。“中實”這兩個字，是人人都可下功夫做得到的!
簡單生活的快樂
【原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解析】孔子說：“多麽有修養啊，顏回呀!一筐子飯，一瓢子水，住在簡陋的巷子裏，別人受不了這種困苦，顏回呀卻不改變他的快樂。多麽有修養啊，顏回呀!”
《孟子·離婁》篇曾提出“禹、稷、顏回同道”的觀點，說：“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在孔子所稱為“賢”的兩種人中，包含了他的兩大理想：立功與立德。立功就是推行仁道，造福天下，實現大同世界；立德則是建立一種樂道自足的強大的精神境界，富貴貧賤，始終如一。
所謂“孔顏樂處”，就是指立德。人生的一切欲望，歸納起來是兩種：精神欲望和物質欲望。為了滿足這兩種欲望，相應地就產生了兩大追求：精神追求和物質追求。庸人、小人把物質欲望當作人生的全部，所以沒有多少精神的追求。
君子、賢人精神的欲望特別強烈，但是卻也不能沒有物質的欲望，所以他們得承受這兩種欲望的激烈衝突，他們比庸人、小人多承受一份根本的人生痛苦。隻是他們最終能以精神欲望居於主導地位，達到一種有偉大包涵力的嶄新的心理和諧。這種有偉大包涵力的嶄新和諧，就是“安貧樂道”。
安貧樂道是激烈的內心衝突的產物，同時又是精神力量強大的表現。它是“安於貧”，而不是“樂於貧”；之所以“安貧”，是為了“樂道”。所以程頤說：“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空乏)累其心而改其樂也。”
為什麽付“安貧”這樣大的代價來“樂道”呢?我們且看下麵兩則故事：孔子見齊景公，齊景公要把廩丘那地方送給孔子作為他的養生之資，孔子推辭沒有接受。他回來對學生說：君子應當先立功，後受祿。我今天給景公提了很多建議，他都不采納，而卻要把廩丘那地方送給我，他太不了解我了。於是就駕著車離開了齊國(《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
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是：子問顏回：回呀，你家裏貧窮，住得那樣窄小簡陋，為什麽不去做官呢?顏回回答道：“城外有塊土地，可以供我吃飯喝粥；城內有塊土地，可以供我穿衣；家裏有一張琴，可以用來自娛，老師您教的大道，足以給我無上樂趣，所以我不願去當官(《莊子·讓王》)。
這兩個故事從兩方麵回答了上述問題。一、所為和所得不相稱，無功受祿，靠不正當的手段獲取富貴，這些都是不合理的，因而不僅不能給人帶來快樂，反而會令人心懷不安：二、精神的快樂是最高的快樂，它值得人們忍受物質生活的貧窮來獲取。
揚雄《法言·學行》篇中說，有人認為“穿朱紅色衣服(即做大官)，懷裏揣著黃金，那種快樂真無法計算!”但也有人說：“穿朱紅色衣服，懷揣黃金的快樂，遠不如顏回那樣的快樂!孔顏樂處是隻有那些無法以一己的物質舒適來滿足心靈的人才願意、才能夠享受的!”
孔子讚美顏回的簡單生活，顯然在說：簡單就是美，簡單就能快樂。簡單的生活節約能量與時間，從而使人有更多精力去侍奉心靈，當然會活得明白一些，快樂一些。
有人問古希臘智者愛比克特德：“智者的標誌是什麽?”
愛比克特德說：“不為自己沒有的東西傷悲，而為自己擁有的東西喜悅，這才是智者。”
愛比克特德說的沒錯，人的痛苦緣於欲望太多，如果能滿足於即有收獲，當可享受無限快樂。
智者是知足的，所以是快樂的。
先前我們已經講了，“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就是說無論道行與不行，我們的理想能不能實現，都應該是快樂的。
理想應該為現實服務，當理想阻礙了我們，就拋棄它。
孔子原來想做大官，周遊列國滿世界跑，沒有做成，隻好铩羽而歸，在家鄉當了個教書匠。沒想到一做就其樂無窮，他終於明白：
一、做小比做大更大。
三、 該做什麽做什麽，不要強迫自己。
孔子把自己的這兩條智慧傳給了弟子們，師生們全都受用無窮，每個人都快樂得不得了，一下子就把儒家的名氣搞大了。
“儒”原來是主持祭祀的小禮官，在人們眼中是那種木呆呆的呆子，沒想到現在這呆子一下變得這麽活潑，並把祭祀搞得堂堂皇皇，熱鬧非凡，沒法不讓人刮目相看，投入他的懷抱。
在孔子之時，道家不求聞達、墨家生活太苦、法家太嚴厲，讓人不喜歡。孔子一下子把儒家搞得大家都高興一片，又讀書明禮，又好玩，當然會吸引眾多信徒，成為當世第一顯學。
孔子的首席大弟子為顏回。顏回可能是孔子的親戚，因為孔子的母親就是顏氏。不過不管那麽多，反正顏回現在是孔子的大弟子，最受孔子欣賞。
顏回是個什麽樣的人呢?聖人。
孔子說：“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認為顏回已經不再是自己的助手，而是同道。孔子經常虛心學習顏回的美德。不幸顏回早死，孔子大哭：“天喪予、天喪予。”師生情深，讓人感動。
顏回把這個世界留給了孔子，就像約翰把這個世界留給了耶穌，使他們身上的擔子更重了。同時也因為先知數量的減少而激發了先知的智慧，從而以各種手段傳道天下，最終以肉身而成仁，引領世界。
聖人就是“剩人”，是挑選之後剩下來的人。別的人因為本事都大得不得了，飛了，走了，他還老老實實留下來，所以叫“剩人”。
“剩人”自有好處。正因為他是剩下來的，所以沒人與他爭，這就太好了，做人做到沒人爭的地步，當然自由自在，自得其樂。
顏回家在哪裏?陋巷子裏。
顏回吃什麽?當然也吃飯。但他不吃山珍海味，大魚大肉，隻吃蔬菜麵條，大蔥夾大餅，簡簡單單，在他就是無尚美食。
顏回喝什麽?當然喝水。但他不用喝高級飲料，白開水、涼井水就很爽了，何必又花錢又麻煩?
人們都擔心：這人怎麽過呀?沒想到顏回一天到晚都很快樂，別人完全不必擔心，而且他還能幫助人呢。
你看，這不是聖人是什麽?
聖人就是“勝人”，就是勝利者。他沒有多少錢，也沒什麽所謂的身份地位，但他快快樂樂，比有錢有勢的人快樂，所以別人都比不過他，他是勝利者。
從前有個人向他的師父訴苦：“哎呀，我好苦，我好累。”
師父問他：“你為什麽會這樣?”
他說：“我吃飯都累。吃少了怕餓，吃多了怕不消化。吃肉怕胖，吃菜怕瘦，不吃又不行。”
師父笑了：“我明白了。你就餓自己一天試試看。”“行嗎?”
“試試看吧。”
於是這人餓了自己一天，餓壞了，第二天一開飯大吃一頓，好美呀，拍著肚子來見師父，師父啊，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麽?”
“吃飯就吃飯，原本很簡單。”
“哈哈，你明白了。”
現代人已漸漸到了不會吃飯、不敢吃飯的程度了，想必也到該餓一下的地步了。
人活得越簡單越好，這樣才會見本心，才不會失去生存的基本技能。
孔子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就是說君子不以住得簡陋為醜，而以筒陋為便。孔子在另一處說得更徹底，他說：“君子固窮。”“窮”指不得誌。總述孔子之意，在肯定一種越困難越樂觀，並且任何時候不失品位的生活。
孔子讚美顏回“在陋巷”，好像與他主張“富而好禮”的生活相衝突，其實沒有。君子無論富與窮，顯與達，都能把自己做好。顏回的陋巷就是顏回的天堂，顛回的天堂就是孔子的聖堂。
學點自得其樂的本領
【原文】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解析】孔子說：“吃粗糧，喝白水，彎著胳膊當枕頭，樂趣也就在這中間了。用不正當的手段得來的富貴，對於我來講就像是天上的浮雲一樣。”
的確，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自有大樂，自己應有自己的樂趣，並不需要靠多麽豐富的物質，能滿足生存就可以了，更不需要虛偽的榮耀。“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這句話是說孔子對這樣的生活——吃粗糙的飯，喝涼水，累了彎著胳膊當枕頭睡的日子，也覺得充滿樂趣。不合理的，非法的，不擇手段地做到了又富又貴是非常可怕的事。在實行科舉製度後，古代許多家庭(包括農民之家)都竭力供子孫上學讀書，力圖通過科舉，進入上層社會。如果能做官，有了權，就可以以權謀私，貪汙受賄，敲詐勒索，“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但是，宦海浮沉，難以逆料。
孔子時代的家庭管理，由於局限於當時的生產水準(如工具等等)，以至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兩方麵的程度都不高，因此，家庭管理的成績隻表現在基本的雙重關係上，亦即家業管理和家庭成員的管理。
《論語·子路篇》裏有這麽一段記載：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這段話說的是孔子評論衛國公子荊最會治理家業的事。孔子說衛國公子荊初有財貨器用時，他便說：“差不多夠了。”稍有時，他便說：“差不多完備了。”富有時，他便說：“差不多稱得上完美了。”
公子荊是對於自己所擁有的家財能夠知足的人，孔子逢人便稱讚衛公子荊。孔子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的卿大夫不是貪汙謀利，便是沉溺於奢侈的生活。
最難得的是，當時孔子擔任了不小的官職，他不以權謀私，而是提倡節約，並以身作則。
在《論語·裏仁篇》裏，孔子又說道：“以約失之者鮮矣。”這個“約”並不隻限於對財物儉約、不浪費。凡事能夠自我節製約束的人，他若有足以成就大事的才能，再加上有一顆對事情敬畏的心，便能好好運用他的長處；一個能夠自我節製約束的人，盡管沒有什麽足堪大任的能力，隻要有顆慎重於事的心，便可以補其所短。宋朝的儒者範浚曾經說過：“守約是儉德；聽能儉，可以養虛；視能儉，可以養神；言能儉，可以養氣。大凡儉，皆以悠久無窮。”
孔子提倡節約的原則，勤儉節約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家族管誣中的優良傳統。中國人重視自己辛勤努力而得的成果，同時也重視勤儉節約、家庭消費的經濟效果和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國人也因此而馳名全球。在這方麵，孔子的功績是永久不滅的。
伏波將軍馬援是東漢王朝的開國功臣。他有兩個侄子，馬嚴和馬敦。兩人喜歡譏議別人，結交俠客。馬援為此很是擔憂。當時，他正領兵征討交趾征側、征貳起義。盡管征途遙遠，戎馬倥傯，他還是修書告誡兩侄：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複言者，施衿結稿，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馬援在信裏舉了龍伯高和杜季良為例。龍伯高即龍述，京兆任山都長，為人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廉公有威。杜季良名保，也是京兆人，時任越騎司馬，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兩人均為馬援所愛重，但馬援卻希望侄子效法伯高，而不要效慕杜季良的為人。因為：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馬援對侄子的教導，從他對兄子王磐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出。
王磐字子石，是王莽從兄平阿侯王仁之子，新莽敗亡後，擁富貲居故國。他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在江淮間很有名氣。後來遊曆京師洛陽，又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親共相友善。馬援對此很不以為然，於是對其姊子曹訓說：“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遊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淩折，其敗為也。”一年以後，王磐果然被司隸校尉蘇鄴和丁鴻的案件牽連，坐死洛陽獄。他的兒子王肅不接受教訓，複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
及郭後死，有人告發，以為王肅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光武帝見書大怒，於是命令郡縣收捕諸王賓客，轉相牽引，死者以千數。以致有的被株連的人臨死歎息說：“馬將軍誠神人也”。
由此可知，馬援所提倡的敦厚周慎、謙約節儉不失為儒家治家處世的準則之一。
疏廣，字仲翁，西漢東海蘭陵(今山東棗莊東南)人。他博覽多通，尤精《春秋》，先在家鄉開館授課。由於學問淵深，四方學者不遠千裏而至。朝廷得知後，征調他去都城長安，任以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前71年)，宣帝拜請他充當東宮皇太子的老師，為太子少傅，不久轉遷為太子太傅。他的侄兒疏受，也以才華過人被征為太子家令，旋又升為太子少傅。從此，叔侄二人名顯當朝，極受榮寵。
疏廣是一位識大體、知進退的人。他對太子的輔導極其認真，教之以《論語》、《孝經》，曉之以禮義廉恥，希望太子日後擔當起治國平天下的重任。當太子十二歲時，他以年老體衰為由，奏請朝廷辭官回家。臨行前，宣帝賞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黃金五十斤。其他公卿大臣，也分別饋送財物，並特意在京城的東郭門外設宴為他餞行。站在大道兩旁觀看的人們，見送行的車子便有數百輛，都感歎地稱他為“賢大夫”。疏廣真可謂是家私豐足、榮歸故裏。
但是，說也奇怪，疏廣回到家鄉後，竟絕口不提購置良田美宅，而是將所得財物賑濟鄉黨宗族，宴請過去的故舊親朋。不僅如此，他還幾次詢問餘剩錢財的數目，意思是要把這些財物都花得一文不剩。疏廣的兒孫們很著急，可又不敢言語，隻好私下請了幾個平時與疏廣要好的老人，希望他們能勸說疏廣，及時建造房舍和購買田地，使子孫後代也有個依靠。幾位老人覺得這些意見是對的，便在相聚時從中規勸疏廣，要他多為兒孫們著想，置辦家產。疏廣笑著說：“你們以為我是個老糊塗，不把子孫後代的事情惦掛在心嗎?我的想法是：家裏本來還有房舍和土地，隻要子孫們勤勞節儉，努力經營，精打細算，維持普通人家的穿衣吃飯是不成問題的。”老人們還疑惑不解。疏廣接著說：“如果現在忙於為子孫後代買地蓋房，子孫們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不愁吃，不愁穿，反而會使兒孫們懶惰懈怠，不求上進。一個人要是腰纏萬貫，家中富足，賢能的容易喪失誌向，愚笨的則變得更加蠢陋。再說，錢多了還容易招人怨恨。我過去忙於國事，對子孫的教育不夠，如今不為兒孫們置辦產業，正是希望他們能夠自力更生，克勤克儉，這也是愛護和教育兒孫的一個辦法啊!”老人們被說服，再也不為他的子孫們去說情了。
疏廣對待子孫後代，務在勞其筋骨，苦其心誌，以免使他們成為好逸惡勞的紈袴子弟，表麵看來似乎不近情理，但其用心是何其良苦，又何其明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人的生命之需，但若是過分地追求物質生活，沉湎於物質享受之中，而忽視了精神生活的完善，那麽，人就會喪失精神家園，成為精神上的流浪者，不能真正自得其樂。
予人快樂，自己快樂
【原文】不仁者不可以久處，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解析】孔子這段話講了兩個重要意思：一是對人好可以快樂地生活。二是對人好有利可圖。簡言之，對人好既讓人獲利，又讓人快樂。天底下竟然有這樣的好事，何樂而不為呢?
孔子教育他的弟子：應該博愛大眾，而親近有仁德的人。曾子說：君子要多交朋友，並從中有選擇地加以親近。孟子說：仁者愛人沒有偏心，但隻親近賢者。
愛眾親仁，由孔子提出，後來發展成為許多儒家大師所注意的一種傳統思想。泛愛是什麽意思呢?有一種解釋說：泛，是漂浮、浮愛，就是像一件東西漂浮在水上，沒有固定的關係和指向，可東可西，沒有私心地愛一切人。這個解釋很生動。但它還沒有揭示儒家泛愛眾的特有含義。這種特殊含義有三點：
一是“博施於民而濟眾”，即廣泛地給人以好處，廣泛地幫助人。孔子說，一個人如果能做到這樣，那真算是超出仁德而進入聖德了!連堯舜恐怕都難以做到!(這一點是孔子也是整個儒家學說最偉大的地方)
二是有不忍見人遭遇困難和不幸的惻隱之心。孟子認為這是一個人的為善的種子(“善端”)，對它加以培育，就可以長出仁德和仁政的大樹。
三是實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不過分地要求別人，能理解和原諒他人的缺點。孔子把它稱作人應終身奉行的道理。另外附帶說明，按照泛愛題中之意，還應包括墨子所謂“強不執弱，眾人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的內容，儒家對這一樣不夠強調。
泛愛隻是基本的要求。在此基礎上，還應更進一步：親仁。《禮記》上說：交了很多朋友，但不選擇有德能的人加以親近，君子是不這樣做的。孔子很重視這—點，他提出，“無友不如己者”，“以友輔仁”，“友其士之仁者”，與正直、誠信、知識廣博的人交友，以多親近賢能的朋友為快樂，等等。這是一個人修德進業的重要方式。
《說苑》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孔子對宓子賤說：你把單父地方治理得很好，告訴我，你是怎樣做到的呢?宓子賤回答說：敬贍老人，養育孩子，撫恤孤寡無助的人，辦理喪事都很悲哀(按此皆不出泛愛眾的內容)。孔子說：這隻是小節呀。宓子賤又說：這地方賢能超過我的人有五個，我與他們親近，他們教給我許多東西。孔子說：這才是關鍵，要建立大功業，方法就在這之間。要與賢人親近，使賢人發揮作用。這個故事，可以說把泛愛眾而親仁的兩層意思表達得十分清楚了。
當然，“泛愛”的條件是自己要舍得。人越舍得就會收獲越多，越快樂。
這一點孔子是向老子學的。
老子說：“將欲奪之，必先予之”。意思是說，要想獲得，就要先給予。
孔子說：“智者利仁”。也就是說要想別人對我好，我先對別人好，這樣就會有利。
古希臘智者阿裏斯提卜也同孔子一樣，主張快樂是最大的善。阿裏斯提卜年輕時曾師從蘇格拉底，後來離開蘇格拉底師從狄奧尼修。有一次狄奧尼修問他：“你為什麽離開了蘇格拉底到我這裏來?”
阿裏斯提卜回答道：“將我所有的東西給予別人，以得到我沒有的東西”。
阿裏斯提卜的意思是他已把自己的東西給了蘇格拉底，又到狄奧尼修這裏來要東西。
他要什麽?不是知識，是快樂。
知識可以別人給，但快樂隻能自己有。因此，阿裏斯提卜的意思實際上是在說：我為了尋找更大的快樂，所以來到您這裏。
並非狄奧尼修會給予阿裏斯提快樂，而是阿裏斯提卜從狄奧尼修這裏獲得快樂。主體是阿裏斯提卜。
古希臘的智者們認為，人最大的智慧是快樂，而不是知識。這在東西方皆然。老子主張快樂(清靜無為)，孔子主張快 樂(仁者安仁)，莊子主張快樂(逍遙遊)，孟子主張快樂(養浩然之氣)。老莊孔孟都主張快樂，雖然形式不一樣，途徑也不一樣，但都是主張人生為快樂。
看來東西方的智者們認識完全一樣，而快樂的重要一條原則就是給予。
孔子說：“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反過來也就是說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
“長處樂”就是長處樂地，長居樂土。樂土之上自然是樂人，他們無可無不可，說不的時候“不不不”，說好的時候“好好好”，哪有什麽多餘的想法?
孔子說“仁者安仁”，一個“安”字表明了仁者的快樂是安樂的，安寧的，安詳的。
《戰國策》裏講了個故事：
從前，有一群姑娘經常晚上在一起做針線活，點燈的油錢大家出。有一個窮人家的姑娘出不起油錢，又想抓緊時間多幹活，也就混在一起。有人打算讓她離開，窮姑娘說：“我因為出不起油錢，所以總是先到這裏打掃房間，這樣對大家不是有好處嗎?我在這裏分享光明，油燈不因為多照了我一個而變暗，大家並沒有損失呀?為什麽一定要我走呢?”
姑娘們一聽，覺得有道理，就把她留下了。
這個簡單的故事說明：當大家在一起的時候，一方麵要各自出力，一方麵要與人方便，這樣才會大家好；反之則無趣。孔子說“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有人曾問希臘智者西塞羅：“值得信任的新交比舊友更可親嗎?”
西塞羅說：“這個問題不值得回答。因為友誼決不像其他東西那樣會有過時的時候”。
正是如此，友誼永不過時，因此舊故新知都是緣。我們給予的，遲早會收獲更多。我們收獲的，將會撒下更多的快樂種子。記住《聖經》上的一句名言：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新約·馬太福音》)
孔子說：“智者利仁。”就是說智者可以因仁義而得利。仁義首先是給予，同時也意味著豐厚回報。
快樂其實很容易
【原文】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解析】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又說：“君子求諸己。”都強調了“己”的重要性。“己”就是己，自己把自己搞定了，才能搞定別人。孔子說的“己欲達而達人”就是這個意思。
一切的“悟”都是自悟，自己悟出來，智慧我自己，成功我自己，快樂我自己。“悟”就是“吾心”，要用我的心來悟。也有“借心一悟”的情況，但那隻是一個方便法門，不如“本心自悟”來得徹底。
仁義之所以不遠，是因為它就在我們心中。仁義是愛，愛使人成人。
耶穌說：“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這是何等悲憫而博大的情懷。
折斷一支已經壓傷的蘆葦是容易的，吹滅一盞將殘的燈火是容易的，毀掉一個已經傷痕累累的人是容易的，毀掉厭世的自我更容易。
尼采說：“對人的厭惡，這是我的危機所在。”
尼采想做“超人”，結果把自己毀掉了，因為一個厭惡人的人除了自我毀滅別無可能。
因此，“愛”的學說是何等的可貴!它能給我們生命以意義與歡樂。
愛是不遙遠的，它就在我們眼前的每一寸空氣中，在我們的心裏。騎驢找驢的人忘了驢就在身下，四處找愛的人忘了愛就在他身邊。
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說得非常明白，仁愛之心一點都不遠，它原本就在我們手上。人最大的利器就是自身，使用得好，可以隨心所欲，創造無限奇跡。
有人說做事需要條件，這是奇談怪論，誤人不淺。其實，沒條件也可以做事，因為條件是人自己創造的，死等沒用。準備暴動越獄的死囚絕對不會死等外麵的兄弟來劫獄，而是自己找機會。如果死等，他先就被處死了。
有人說：“我現在沒法高興。”言外之意他在等一個足以讓他高興的人出現，等待一件足以讓他高興的事出現。這就傻了。讓人高興的人與事當然有，但偶然性太大了，等待太漫長了，並且容易變。何必等別人?我們自己就可以高興起來。
快樂就像眨眼睛，我想做就能做到。誰不會眨眼睛?這太容易了。
隻要不迷失本心的人就會堅守自己的本能，讓自己該笑時笑，該哭時哭，絕不讓自己欲哭無淚，絕不讓自己在本該開懷大笑時勉強擠出一絲笑容。
如果已經到了欲哭無淚與勉強能笑的地步也不要緊，我們可以通過調整自己的心態讓快樂得到恢複。
快樂是一種本能，同時，快樂是一種技巧。
有的人在該笑時能笑，在沒辦法笑的時候也能笑出來，甚至在走投無路時也能開懷大笑，無疑這種人是堅強的、快樂的，不可戰勝的。
孔子就是這種在走投無路時也能開懷大笑的人。周遊列國時，有一回孔子被人追殺，與弟子們衝散了。曆盡艱險他們又走在一起，孔子這時自我幽了一默，形容自己是“喪家之狗”。你看，這是何等胸懷。
有的人芝麻大一點事就嚷得滿世界都知道，受不得任何挫折與委屈，一天到晚晦氣森森。這種人太沒意思了，太笨了，居然不知道自己也可以讓自己快樂起來。
還等什麽呢?
什麽也不會發生。
還等誰呢?
誰也幫不了你。
快樂靠自己。
自己是靠得住的。我們的心靈如果沒有完全麻木，就非常好使，你叫他快樂，他就馬上快樂起來，不信現在就試試。
孔子說：“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此處說的“勝殘去殺”，與耶穌說的“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意思相同，都在講要彌補殘缺，關懷弱勢群體，要有普濟情懷。
《論語》上說：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釣魚不用網來一網打盡，射鳥不射夜宿之鳥。)這一主張與耶穌說的“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相同，都認為要關注衰落群體，同情衰敗者，絕不落井下石，絕不索性讓快要死的人現在就死。相反，孔子與耶穌都特別強調要拯救快死的人，即必須進行“臨終關懷”與“臨終拯救”。
孔子說：“君子義以為質。“就是說君子以仁義為本質，為人要堅守仁義，不變質，不失本心。佛家也很強調這一點，隻有不失本心，才能明心見性。
仁義一點 都不遠，我想行仁義，仁義就來了。快樂就像眨眼睛，隨時隨地 都能做到，其實一點都不難，關鍵要“起心”，“起心”就能“起緣”，起緣就能得因果。
心有多大，快樂就有多大
【原文】君子坦****，小人常戚戚。
【解析】子路問孔子：君子也有憂愁嗎?孔子回答：君子沒有得到職位的時候，在修養心誌中感到快樂；得到職位後，在辦好政事中得到快樂。因此君子終身快樂，沒有一天憂愁。相反，小人在沒有得到職位的時候，就憂慮自己得不到；得到職位後，又生怕失去它，因此小人終身憂愁，沒有一天快樂。
人有不同的精神境界，這是不同的精神家園。在精神生活中，每個人就住在自身境界的家園中，是好是壞，是舒種服是不舒服，他都必須有這麽一個家園，“搬家”是不可能的。纖巧勢利的人，要受用那專心努力、得失無所掛懷的人心理生活的爽朗豁達，無論如何也做不到。
人的外在生活，最顯赫的，無非是勢利、名聲。但有勢、有利、有名，並不一定心理舒適快樂。享受“其臥徐徐(睡得安安穩穩)，其覺於於(醒來逍遙自得)”的心理快適，需要另有一套本領，另有一種造詣。
享受自己的心理生活，總的來說，需要內心充實(古人所謂“中實”)，即在道德、人格、知識、趣味、情感等方麵，比較完善，有一定質量，達到一定境界。隻有這樣，才能有正確的自足感。有正確的自足感，才能避免無節製地被外界事物刺激和騷擾，從而建立一個和諧殷實的精神之“家”。
要達到內心充實(中實)，具體依靠下述三個方麵：
一、敬業精神。心情寬舒坦**，並不隻是像曾子那樣一味向內自省自修，也不隻是像莊子那樣一味委棄世事。最正確的是：需要“但問耕耘，無論收獲”，突出過程的投入，而不一味患得患失於結果；突出自己專心盡力，而不一味去攀求外在的憑借。這樣，自然會對工作本身產生愛戀之情。有所愛戀就能使生活有意義。生活有意義的人，心理自然充實。所以說“君子以敬業為本。”
二、知命態度。康有為認為：有關心理憂愁和快樂的道理，知不知命一句話可以說盡。君子不強求天生的東西(如出身；智愚等)，不抱怨命運，遇到困難，像遇到平常事一樣，所以無論在什麽時候，都能自得其樂。如果學有所成，對自然和社會的規律有所發現，心情就更加泰和。可見，知命態度是心情坦**的必要條件之一。
三、排除妄心和私欲。世界上最折磨人的東西，是人自己的欲望，尤其是那種非份之想。現實生活中，種種得失利害對人的刺激，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如果欲望太盛，這種種刺激每一次就都特別尖銳。康有為說：人為一己私欲所係縛，被外物顛倒役使，整天患得患失，剛從這件東西的追求中解脫出來，又跌入到那件事的營求中，就沒有一刻可以安寧。
君子坦坦****，小人經常悲悲戚戚。開闊的心胸是放大鏡與望遠鏡，讓人看到更多更美的風景，做成想做的事。
曾有人問古希臘智者伊壁鳩魯，吃什麽東西更有益?
伊壁鳩魯回答道：“我們與誰一起吃飯，比我們吃什麽更重要。”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場盛宴，那麽我們難免要與別人一起吃飯。伊壁鳩魯認為與誰一起吃飯要比吃什麽更重要，是這樣的。
與小人一起會讓滿座不歡，與胸懷坦**的人一起則會精神向上，盡享人生之美。
無須諱言，我們都曾經是小人。自私、心胸狹窄、斤斤計較、內向，厭惡開懷大笑者。處於這個階段的人一天到晚晦氣十足，有好機會也會失掉。
多次殘酷的失敗教訓了我們，於是心胸開擴起來，讓自己合作起來、動起來，重要的是，讓自己愛起來，用一顆充滿愛心的眼光看人看事看世界。
原來人生如此美好，山河大地，有情人生，一切都是可供享用的資源。
這就是心胸坦**的好處，它讓人開闊、放大，納入更多的風景。當然也能讓人做成更多的事。
《呂氏春秋》上講，晉平公問大臣祁黃羊：“南陽縣缺一個縣官，你認為派誰去當合適?”
祁黃羊立刻回答道：“解狐最合適。”
晉平公驚奇了：“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嗎?”
祁黃羊說：“你隻問我派誰去合適，並沒有問他與我是不是仇人。”
晉平公聽了祁黃羊的話，派解狐做了南陽的縣官。解狐上任後辦事公正，獲得了朝廷與老百姓的共同讚賞。
孔子聽到了這件事，讚揚祁黃羊胸懷寬廣，以“德”為看人標準，不因私廢事，值得學習。
胸懷寬廣的人能化怨解仇，與昔日的對手共同生存、發展，甚至合作。
耶穌說：“要愛你的仇敵。”
有的人到處樹敵，到處是敵人，這樣就人為地製造了互相敵視的凶險環境。隻有打開心胸，互相包容，這個世界才會和平發展。
不要求你愛你的仇敵，隻是要求你不要把這種仇視轉化為暴力或消極搗蛋，善良的人能聽此一勸麽?
對於當前的這個世界來說，化解宿仇是當務之急，重中之重，是全世界思想者與宗教徒首先要做的頭等大事。
宿仇就是前仇，就是今生仇，就是當下仇。天下的一切暴力衝突與痛苦皆源於“報仇”思想，而最折磨人的莫過於“報宿仇”。誰都知道這個世界回不去了，但有人依然依靠對宿仇的深深眷戀和嗬護來消磨今生。
為什麽要這樣呢?為什麽不化解宿仇輕鬆地生活?
任何宿仇都不可能驟然終結，隻能去慢慢化解。
所謂化解宿仇指化解各個宗教間的宿仇，化解各個宗教內部各宗派的宿仇，化解宗教徒與無神論者及科學界的宿仇。推而廣之，我們要化解任何宿仇，包括化解個人之間的宿仇、化解各種文化與各種文明之間的宿仇。
實際上，化解宿仇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不化解宿仇雙 方就會同歸於盡，化解了宿仇人類才有希望。
化解宿仇的前提是承認宿仇與正視宿仇。
有些人不承認自己與他者有仇，但這種人一旦做起事來特 別殘忍，講報仇的人殺人分對象，申明自己殺人不為報仇而為 公理的人殺人根本不分對象，殺人極多。“有仇必報”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有的人所報非仇——他們殺氣深深，魔意森森，認為世人都有罪，而他是當然的執法者。
人類的宿仇產生於人類的狹隘與混亂。
化解宿仇的途徑是增強人類自信與愛心，不斷認識自己，不可輕言犧牲。
在宿仇宿怨頻頻爆發的今天，化解宿仇——無條件地反對任何暴力、無條件地馬上停止任何暴力對抗與以暴易暴是人們的當務之急。
如果這隻是一種籲請，那麽它與很多曾有過的美好願望一樣，隻不過是願望。如果人們因痛苦而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可行必行，那麽它應不僅是一種籲請。
希望將“化解宿仇”的理念傳播到每一個人心中，共同創造世界和平。
隻要我們心中有愛，就一定能做到化解宿仇。化解宿仇是我們的責任。化解宿仇功德無量。
停止暴力、化解宿仇是這個充滿了仇恨的世界的惟一前途。
這是對人性的真誠呼喚，隻有坦****的胸懷才有快樂。
《紅樓夢》裏林黛玉開始時與薛寶釵經常敵視，後來兩人因為共同愛一個男人而引為知己，她們化敵為友，熱愛自己的情敵，情敵變成情友，共同品嚐到了愛情的豐富享受。
女人的胸懷往往要比男人開闊，我們經常誤以為女人心胸狹窄，這是不對的。男人容易嫉妒成功者，不喜歡別人的活法，強烈反感有成就者，這都是小人的行徑。中國女性忍辱負重，不管是家庭婦女還是上班族，做的實際工作都比男性多。在農村社會裏，女性的穩定作用更在男人之上。
男人要放下架子，向女人學習。這樣才有真正的男女平等。僅此一例，我們的家庭就會受益無窮。
由此可見“化解宿仇”與“寬容”實乃人之最大美德，胸懷寬廣的人必能快樂。
耶穌說：
“虛心的人有福了。”
“哀慟的人有福了。”
“溫柔的人有福了。”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為義愛逼迫的人有福了。
一句話，愛自己與愛人的人有福了，世界屬於我們。
孔子說：“吾從眾。”就是說要參與共同事業，與大家打成一片。能當領導則當領導，不然做普通一員也很好。《聖經》上講，巴比塔(即通天塔)之所以沒能修起，是因為人們心不齊。如果人們個個都像孔子一樣“吾從眾”，這樣就能把巴比塔修起來，直達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