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當天在井下發生了什麽，則是那位副礦長轉述給杜湘東的。而這又得歸功於大蝦米般的警察。也不知他使出了什麽斡旋手段，居然說服政府的人，同意讓杜湘東在車輪戰似的審訊間隙見了副礦長一麵。見麵時間是晚上，來自北京看守所的杜湘東走進了大同看守所的一個狹窄房間。副礦長垂頭縮在鐵柵欄裏，好像沒認出來是誰，不等杜湘東開口，就喋喋不休地申訴起來。對應著調查得出的礦難原因，其申訴內容也可分為三條：第一，擅自使用高爆炸藥和增大填藥量是老板的決定，他本人曾對這種違規行為提出過質疑，但質疑無效；第二，建礦期間選用什麽規格的鋼梁也是老板任用的親戚一手操辦，他更插不上話；第三，兩個月前發生塌方並導致礦工劉春粟死亡後，他曾在第一時間通知了老板並建議上報，但老板告訴他官司已被擺平，又嚴禁對外人提起此事。總而言之，他就是個打工的，在人家鍋裏吃飯，對人家的任何做法都無可奈何。
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說套話的能力：“災難無情人有情，我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更相信組織的胸懷是寬大的。”
杜湘東安靜地聽完，這才提醒副礦長，對於礦難，自己隻是陰差陽錯地做了個見證，並無調查權，更無發言權。而他來，想打聽的是另一件事：那個冒用了劉春粟名字的人，那個逃犯，有印象吧？副礦長相當失落地“哦”了一聲。
但他還是回答了杜湘東的問題，並且神色更加亢奮，就連語調也誇張了起來。這種狀態讓杜湘東頗為詫異，他不禁暗自琢磨，副礦長究竟是在礦難中被震壞了腦袋，還是天生具有當說書人的潛質。話說那日，山崩地裂，礦井之下，危在旦夕。為了二十七名階級兄弟，以副礦長為首的敢死隊義無反顧，深入虎穴，真個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眾人手持開山打洞的器械，一路坎坷一路心驚，來在了千餘米深的地下轉運站，隻見頭頂鋼梁歪斜斷裂，傾覆下來的煤塊和碎石堵住了去路。從縫隙中，卻又聽得煤塊碎石的另一端傳來了呼號慘叫之聲，真是萬幸，被困的人還活著。二話不說，就地開挖，又號召對麵的兄弟裏應外合，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居然開出一條窄道。兩支隊伍會師，趕緊又往地麵開拔，但說時遲那時快，礦井發生了二次塌方，這一回來得更猛，並且位置就在洞口，把去路也給堵了。別說是工人，就連有著多年井下經驗的副礦長都傻了眼。他心知塌方就怕連鎖反應，有了二次就會有三次，再塌可就全玩兒完了。正沒奈何，卻見暗處閃出一個人來，此人身高丈二，虎背熊腰，生得好一副硬朗相貌。
“你道這又是誰？”副礦長問。
“您……沒事兒吧？”杜湘東反問。
“沒事兒，沒事兒。你別打岔。”副礦長兩眼放光，仿佛重溫著那生死一夜的驚心動魄。來者不是別人，正是礦工姚文林。直到這天，副礦長才知道這人的身份是個逃犯，真是人心叵測，世事難料。這位姚文林或許文革或冒名頂替的劉春粟逃進礦井，也被一起捂在了地下，難不成老天爺要懲罰這個罪人，就把其餘三十二人一起當了墊背的？那也太不公平了。但沒承想，恰恰是該死的給該活的指了條生路。逃犯告訴副礦長，在礦井的一側，還有一座廢棄的礦井，那是七十年代開采的遺跡，因為當時的技術水平落後，就沒有進一步擴建。以前爆破開山的時候，曾把兩座礦井之間炸通了，那個通道的位置他還依稀記得，往巷道深處再走幾百米就是。這一說，就提醒了副礦長。礦底下還有一個老礦，這個情況他也是知道的，隻不過情急之下沒想起來。而眼下，要想從原路開掘回去已不可能，如果能進入老礦，再從半山腰鑽出去，那幾乎是唯一的生路。另外一點副礦長也有信心：老礦是國家修的，那時又剛發生過唐山大地震，因而建築質量絕對超標完成，新礦塌了老礦也不會塌。
直到這時，杜湘東才恍然大悟。許文革之所以會逃進礦井，並不是慌不擇路，而是早有預謀。往開闊處跑，勢必難以甩脫警察，而假如利用對地形的熟悉，神不知鬼不覺地從老礦脫身，那就相當於上演了一場經典的地道戰。也許早在剛發現那個老礦時，許文革就已經做好了這種規劃。想到這裏，杜湘東倒抽一口涼氣，甚至對許文革心生敬畏。幾年前的許文革衝動、魯莽、不計後果，他能活下來靠的是運氣，或者說是靠了姚斌彬的那一條命。但如今，長年的逃亡生活已經把許文革磨煉得如此老謀深算。杜湘東不得不承認，許文革作為一名逃犯的進步速度，遠遠超過了自己作為一名警察的進步速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他滿臉發臊，副礦長卻渾然不察，兀自沉浸在對險情的回憶之中。當機立斷，一聲令下，礦工們往井下的更深處進發，去找兩個礦井的聯結點。一路上，副礦長都走在逃犯身邊，不時詢問那個秘密洞口的位置、模樣。山的內部還在嘎嘎作響，再往下走，就連僅有的兩盞手提礦燈都無法照亮前路了。而地麵猛然又是一震，就在人們魂飛魄散地呼喊之間，副礦長卻發現身邊的逃犯不見了。難道這人在說謊？或者他還有什麽不可告人的計劃？副礦長被沒了命地蜂擁向前的礦工推了幾個踉蹌，這才強令隊伍停下。他四下張望，眼睛不夠用就拿鼻子嗅，像獵犬一樣探尋著未知的黑暗空間。命懸一線之際被無限拉長。
終於，身後有人說話：“都這時候了，你還敢回去？”
“怎麽沒把他想起來。”
“已經沒氣兒了吧……”
人們壓低了嗓子竊竊私語，像怕再一次驚動了搖搖欲墜的山體。說話之間，隊伍自動閃開，從濃鬱的黑暗裏托出兩個人來。一個正是姚文林，他背上還馱著個身材單薄的孩子，頭耷拉在逃犯的肩膀上，已然昏迷不醒。再往下掃一眼，孩子的一條腿卻成了破墩布的形狀，條條縷縷往下掛著肉絲兒。副礦長記得這孩子叫劉秋穀，今年剛滿十八。他還記得兩個月前，辦理礦工劉春粟的賠償事宜時，正是劉秋穀替他哥簽字畫押並承諾“永不上訴”，然後從老板手裏接過了五萬塊錢。劉春粟死後，劉秋穀仍在礦上幹。劉秋穀要是也死了，他家的這根獨苗就算斷了。從礦工們的慨歎中，副礦長又得知，劉秋穀和他哥劉春粟一樣，今天也被塌方石給砸了。當時劉秋穀嚇蒙了，撅著屁股趴在地上，轉眼就有一塊巨石滾下來，和雨點般的煤塊一起將他埋了。別人都沒致命傷，偏偏是他再沒聲息，這真是命。眾人本來商量，要能活著出去，就把這孩子挖出來帶上，帶不走活人好歹也帶個屍首，但隨之而來的連鎖塌方卻截斷了這個念頭。光顧著去找出口，他們幹脆把他忘了，或者有人記得卻沒再提。但是姚文林不僅想了起來，而且專門為這孩子折了回去。他之所以沒聲張，想必是擔心引起礦工們的內訌——為了一具屍體耽誤每一秒鍾都意味著幾十條人命的時間，那毫無疑問是不值得的。而他又是什麽時候發現劉秋穀還活著的？是在刨開煤堆撬開巨石的過程中，還是在扛著這孩子追趕隊伍的路上？總之從他帶著三分小心的步態裏，眾人看出他背著的是個活人。那塊巨石沒有壓在劉秋穀身上，隻是砸爛了他的一條小腿，這個事實令人慶幸，也令人羞慚。人群嘈雜一陣，不約而同地噤了聲。
姚文林背著傷員，走向隊伍前端，對副礦長說：“沒多遠了。”
繼續摸黑趕路，到達某個拐角停下，姚文林又說：“就這兒。”
這也是逃犯對副礦長說的最後兩句話。幾條壯漢在放過炮的廢墟裏開鑿，不多時打開了一片更加漆黑、泛著久遠年代氣息的空間。從山內的一個腔道鑽進另一個腔道，用礦燈照見頭頂鏽跡斑斑但卻結構完好的鋼梁，副礦長和所有人都舒了口長氣。背後的那個絕命礦坑裏又傳來了震動和巨響，但他們所在的位置已經基本上安全了。逃犯提供的逃生路線的確有效。大家沿著國營老礦的巷道往半山腰裏進發，路的盡頭當然還是漆黑，但此時的漆黑已經不再令人絕望。人們有手有腳有工具，而且按照他們所信奉的樸素的人生哲學，但凡大難不死都是有後福的——就像逃犯背上的劉秋穀，他隻要還能微弱地喘氣兒，等待他的理所應當是幾十年的好光景。於是不緊不慢地換班開挖，當第一縷陽光從某根鋼釺的落點直射出來，人群裏蔓延開了海浪一般的歎息之聲。又有更多的鋼釺、榔頭和鐵鍬湧向那個亮點附近，將黑暗的窗戶紙捅得像個篩子，轟然一響，天日重現。當山風像刀一樣刮過人臉，人們反而肅穆地沉默了下來。沒人往外走第一步，就連領頭的副礦長也一動不動。如果姚文林和他背上的孩子不先出去，他們都認為自己沒有資格重返人間。
最先出去的正是姚文林，他又從狗洞大小的豁口裏把劉秋穀拽了出去。接著才是其他人，先出來的立刻回身，在碎石中間亂掏**，尋找著後來者的手臂——在裏麵還能借著礦燈維持依稀的視覺，身處漫山遍野肆無忌憚的陽光之中，人們卻陷入了暫時的失明。副礦長是最後一個出來的，當他緊閉著汩汩冒淚的雙眼，宣布後麵再沒有別人時，礦工們一齊對著蒼天呼嘯起來。那聲響不是為了求救，甚而不包含任何明確的意味，但又是與遠古人類一脈相承的宣告與象征。而當副礦長恢複了視覺，第一件事就是在人群裏尋找姚文林。此時的他早不在意姚文林的身份，更沒想過一個逃犯即使死裏逃生又將麵對著什麽，他找那人，隻是覺得鬼門關裏走過的都是兄弟。但他沒找到姚文林，隻看到了劉秋穀。這孩子是此起彼伏的呼嘯聲中唯一安靜的人，此刻正躺在一塊平坦的草地上，身下漫了亮晃晃的一攤血。他的身邊空空如也，姚文林再一次不見了。
以上是礦難和追逃雙重當事人的供述，後來形成了一份詳細的筆錄，但執筆人卻不是杜湘東。這份筆錄的落款日期，也不是杜湘東回到北京，不得不向上級“做出解釋”的那個期間，而是又過了幾年以後，連他本人幾乎都把許文革忘掉的時候。
那就是後話了，涉及的也許是另一個故事。
而在當年，杜湘東對副礦長的問訊也隻能到此為止。又過了兩天，仍是通過大蝦米般的警察的關係，他在醫院見到了劉秋穀。這個號稱年滿十八、長相隻有十五六歲的孩子是與許文革有過最近距離接觸的證人，當時剛從重症監護室轉入普通病房，雖然生命體征趨於平穩，但靜靜地平躺著的模樣仍然讓人想到一具屍體。他的臉慘白得好像被人潦草地塗去了五官，覆著棉被的左腿膝蓋以下空空如也，那是截肢手術的成果。杜湘東問他知不知道是誰把他背出了礦井，他死魚似的眼睛連轉也不轉。杜湘東又問起他哥劉春粟的身份證怎麽就到了姚文林手裏，孩子終於操著河南腔開了口：“大哥，我啥也不知道。不過我倒想問你個事。”
杜湘東道：“你說。”
劉秋穀道：“為啥我老覺得那腿還在，想動彈又沒了。”
杜湘東沒法作答，劉秋穀便扭過臉去，再無聲響。那是死過一回的人對活人的淡漠，是殘缺者對健全人的隔閡。事到如今，杜湘東隻好接受了一個理智的判斷：憑自己是別想抓住許文革了。既然選擇了遠方，那孫子必然風雨兼程。隻要離開了礦山，順便再改個身份，許文革就會像雨滴落進湖水一樣隱沒在人海之中。大蝦米般的警察也勸他算了，無頭案多的是，無尾案同樣不少。如果在以前，這種論調會讓杜湘東很不舒服，但如今，他對大蝦米般的警察印象也早就變了。無論是從經驗、手段還是心態來說，人家都比他更接近於一個優秀警察的標準——雖然優秀得稍微有點兒與眾不同。而杜湘東呢，空有一套虛張聲勢的架子功夫，空有一腔自命不凡的雄心壯誌，但事實證明了他不是一塊當刑警的料。
不過杜湘東還是又在當地“賴”了幾天。這時搜集資料，就不是為了繼續追捕許文革了，而是受到了一種古怪的感覺的驅使——好像許文革遠在天邊卻又與他朝夕相處，好像許文革是他的敵人卻又與他親密無間，因此他迫切地想要了解今天的許文革。礦井已經停產，工人們被控製在屋裏無事可做，所以也樂得對這個身穿便服的警察擺龍門陣。在他們口中，“姓姚的兄弟”可是個能人，有一次井下的傳送帶壞了，專管機械的技術員都束手無策，他一個人這兒鼓搗那兒鼓搗，居然鼓搗好了。有個頭兒聽說這事，要調他去幹維修，從此不必下井，掙錢還多，但姚文林一口拒絕，還明說自己要不是急需用錢，才不願給黑心老板賣命。漸漸地，這人反而在工人之中有了威信，尤其是死了的那個劉春粟，幾乎要拽著弟弟劉秋穀一起磕頭認他當老大。然而也許是太有本事了，這人性子也怪，前前後後在礦上待了半年，也沒見他跟誰真成了朋友，甚至對人故意愛搭不理的。後來劉春粟出事時，距離他也就不到兩米，別人早嚇得篩糠一般，他卻極其鎮定地查驗了屍體，獨自一人把劉春粟扛上了礦車，又帶著一身的腦漿和血跡去通知在井上倒休的劉秋穀：你哥死了，找他們談賠償去吧。這時在眾人眼中，姚文林就顯得異常冷血了，於是大夥兒又都有些怕他。
以上種種，在外人眼裏捉摸不透，杜湘東卻認為理所當然。一個逃犯，一個許文革這樣的逃犯，難道不是本該如此嗎？但隨後搜集的兩條信息，就出乎杜湘東意料了。第一件事也是工人講的，說是許文革特別愛看書。本來看書也沒什麽奇怪的，畢竟曾經是青工裏的技術能手。以前在機械廠的平房裏，也發現過他和姚斌彬遺落的書籍。還聽姚斌彬他媽說過，姚斌彬其實更愛看書，許文革是跟著姚斌彬一起看起來的。但一個人在逃亡期間，身處惡劣的環境仍然手不釋卷，這就似乎傳達出了別樣的意味。進而細想，許文革看書，是為了“解悶”還是“有用”？如果是“解悶”，說明一個人想要忘記現在；如果是“有用”，則說明他還惦記著未來。杜湘東讓工人把他帶向大通鋪上許文革的床位，果然在床板下翻出了厚厚一摞書。書都很舊，封皮幾乎沒有完整的，內容除了工業原理和機械維修，居然還包括法律方麵的入門教材。不忘老本行也就罷了，難道許文革還想當律師嗎？
第二件事更讓杜湘東震驚。當時他把書撂在一旁，順手翻扯著許文革的被褥，想再找出一些蛛絲馬跡。床鋪就是床鋪，除了更髒更臭，和看守所裏的犯人“睡板兒”也沒什麽不同。但一抬頭，卻看見枕頭上方的磚牆上，寥寥地排列著幾行字。字跡歪斜，但卻深邃而清晰，大約是不久前用銼刀刻上去的，杜湘東隨即意識到，那話語分明就是詩句：
美人濟貪
英雄濟富
沒有人上過梁山
（此句來自打工詩人陳年喜的詩歌《無題》）
在那一刻，杜湘東的頭顱之內充滿回響，就像滾雷掠過了焦土。話裏沒有半個字是許文革的自我描述，但卻仿佛把這個人心底的東西掏了出來。那東西到底是什麽，杜湘東說不清楚，他隻是感到自己被某種決然、尖銳的力量所洞穿。這就是從逃犯的軀體裏蛻變出來的、必須讓人重新認識的許文革了。這個許文革不僅包括了過去的許文革，而且包括了死去的姚斌彬，一生一死之力在他身上混合催化，衍生出了義無反顧的氣概。憑借這份氣概，許文革當然不會畏懼杜湘東，他甚至不會畏懼任何事物。而也正是在那一刻，已經像認命一般接受失敗的杜湘東卻產生了一個新的預感，那就是他遲早還會再次見到許文革。
但那一天來得實在有點兒晚，又是五年之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