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離不開“賦、比、興”這三種基本手法，這是讀過詩的人都知道的文學常識。比喻也是最常用的文學手法，而聰明的雄辯家們也同樣離不開說理生動的各種比喻手法，使深奧的道理變得通俗易懂、簡單有趣，增加論辯的說服力，以達到說理服人的目的。

比喻重在“貼切”,就是說本體和喻體要緊密聯係，甚至是達到獨一無二的緊密聯係，愛因斯坦關於相對論的解釋正是比喻的典範之作。

震撼世界的相對論，是科學發展史上劃時代的裏程碑。要用一個比喻將這樣高深的理論說清楚顯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晚年的愛因斯坦有一次是這樣向青年學生們解釋相對論的："當你和一個美麗的姑娘坐上兩小時，你會感到好像隻坐了一分鍾。但要是你和一個很醜的老頭坐在一起，哪怕隻坐上一分鍾，你卻感到好像是坐了兩小時。這就是相對論。”

毫無疑問，愛因斯坦比喻的貼切性是完美的，莫測高深的相對論在比喻的作用下，變得十分易於接受，這正是比喻化抽象為具體的巨大作用。

在此，我們著重介紹一下比喻中的諷喻法。諷喻的特殊之處在於不滿足於本體和喻體間的某一相似點。而是將喻體作為一個完整的內容來展開，通過展開的情節、故事內容和形象的描述等來作為聯類取喻的基礎。

諷喻的作用主要有兩點：一是委婉的規勸，起啟發的作用。二是辛辣的諷刺或譴責。

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中的史良，被指控參與策劃、發動了“西安事變”。在法庭上，史良在與法官、檢察官的論辯中，就運用了諷喻的論辯技巧。來看看他們之間的這段對話。

檢察官：“在西安事變前，你們給張學良、宋哲元、韓複集、傅作義發過電報，因此可以說，西安事變的發生與你們發的電報是有聯係的，你們應該對此負責。”

史良並沒有正麵回答，也不去解釋，或急於表明自己所發電報的內容與西安事變是毫無關聯的，他平靜地說：“就比如說一個刀店，每天都會賣出許多把刀。多數買了刀的人是用來切菜，但誰也不能排除有人會用買來的刀殺人的可能性。照檢察官的意思，難道凡是殺了人的，都應該由刀店負責嗎?"

刀店與發報者原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而史良這樣的回答不僅僅駁斥了所謂七君子的電報與西安事變有聯係的說法，而且也巧妙回避了問題的實質內容。

1901年，美國政府向公眾宣稱，為了保持軍隊所需的巨額費用，“準備實行節約”,因此，必須削減公立學校的經費，馬克·吐溫采用諷喻的方法對此提出了反駁：“而我們則認為，國家的偉人出自於公立學校。試看曆史怎樣在全世界範圍內重演，這是多麽奇怪。我記得，當我還是密西西比河上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曾經有同樣的事發生過。有一個鎮子也曾主張停辦公立學校，因為那太費錢了。有一位老農站出來說了話，說他們要是停辦了學校，也省不了多少錢。因為每關閉一所學校，就必須多修造一座監獄。”

學校和監獄，馬克·吐溫的諷喻可謂無比的傳神，至今也依然發人深省。

由此可見，不直接說出自己的論點而是含蓄委婉地用寓言和諷喻的形式表現出來，具有很強的論辯的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