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俗話說“工字不出頭，老板才自由”。意思是說，在別人手下打工哪怕有最高的薪水、最大的職位，總給人以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不像擁有自己的企業那樣來得自由自在。這種自由不僅表現在消費方麵，還表現在經濟、思想、財富、閱曆諸方麵。
老板的稱呼成了時尚
“老板”這兩個字的含義，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古代的老板叫“掌櫃的”，現在則叫CEO，實際上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掌櫃的”既是老板又是經營管理者，屬於“二合一”，老板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的關係當然處理得比較好；而今天我們稱為職業經理人的CEO並不一定是“老板”，隻是一個高級打工仔。老板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的問題較多，最突出的是相互之間的信任度不夠。
在過去，稱別人為“老板”輕則有蔑視成分，重則簡直就是“剝削”的同義詞，屬於人民的公敵和打倒的對象。而現在提起老板來簡直叫人隻有羨慕的份兒。學生稱教授是老板，下屬稱上司為老板，小國稱大國叫老板，甚至兒子稱父親為老板、妻子稱丈夫也叫老板……老板的稱呼似乎已經成了當今世界的一種時尚。
老板並非剝削的同義詞
過去為什麽總要把老板和“剝削”聯係在一起？關鍵的問題是，“剝削”這個詞本來並沒有清晰的經濟學內涵，大抵隻包括一些利用別人、占人便宜的含義，即馬克思稱之為“榨取工人剩餘價值”的東西。
“剝削”的主要功能在於，這個詞匯非常有利於政治家激發革命熱情，所以大家都“拿來主義”加以引用。可是等到革命成功了卻忽然發覺，原來這是一把雙刃劍——無法解釋世界上究竟“誰雇用誰”的問題。因為，無論誰做老板，老板所創造的巨額財富自己並不可能消耗多少，最終還是服務於這個社會、是屬於這個社會的。例如國有企業，尤其是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大型國有企業，你無法解釋企業的所有者（國家）是不是“剝削”了它的員工。
本書作者曾經參加過一個高層次的經濟研討會。與會的個別經濟學家為了解釋這個問題，煞費苦心地提議把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在國有企業中改名為“貢獻價值”。然而，這樣就解釋清楚其中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了嗎？
老板的標價是財富
就好比是上學的孩子，今天手臂上有一道杠，過了幾天變成了兩道杠，大人就感到高興，說你進步了。
實際上，無論是少先隊的小隊長、中隊長還是大隊長，一道杠、兩道杠、三道杠在你的手臂上隻是一個標誌而已，你還是原來的那個你。
財富對於老板來說，實際上也是這樣的一種標誌，成功的標誌。並不是說我有100萬、你有200萬，你就一定比我幸福2倍。當然，反過來也不能說明我賺錢比你少、生活就會發生困難，至多隻是表明了在這場賺錢遊戲中我暫時輸給了你而已。
富甲天下的比爾·蓋茨連續幾年是世界首富，據《福布斯》統計，2001年他的個人財富為587億美元。
那麽多錢怎麽花呢？他和夫人商量，創辦了一家基礎資本為240億美元、全球規模最大的慈善基金會，主要為發展中國家的窮孩子做些善事。在此基礎上，比爾·蓋茨還準備在有生之年捐出他幾乎所有的財產。
看看，比爾·蓋茨所賺的錢最終還是通過某種方式回歸到了社會上，他自己並沒有消費多少。他得到的隻是一種成功的標誌，一麵世界首富的“流動紅旗”。
老板擁有資本流動的自由
從經濟學理來說，誰冒的風險大，誰就應當做老板。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屬於一種降低風險的合理製度。
老板的自由不僅在於奮鬥的結果，更在於其奮鬥的過程。正如岑安濱所說的那樣：“把一個公司從小弄大，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從呀呀學語、蹣跚學步到上學成長。那種感覺，和按部就班坐辦公室是無法比擬的。更何況，創業成功了還會帶來個人財富的飛速增長，這種感覺非常美妙！”
憑膽量岑安濱勇當老板
20世紀80年代末，岑安濱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取得碩士學位以後，留學美國紐約大學計算機係攻讀博士，之後便在美國奧林巴斯公司擔任圖象處理係統的項目經理。
這是一個舒適的職位，可是岑安濱對此卻不滿意。他說，在可以過上衣食無憂生活的同時，“自己就可以給自己算命”——在今天就能預測自己65歲時是個什麽樣子。於是，岑安濱最終選擇了自己創業。
一個待遇優厚的公司白領放著不做，偏要自己創業，讀者中的許多人恐怕無法理解。憑什麽？岑安濱的回答是“第一是膽量，第二是膽量，第三還是膽量”，目的就是為了超越自己、超越人生。
創業是有風險的，說是冒險也不過分。但是作為一名男子漢，一生中有過創業的經曆，即使失敗了也是一條好漢，照樣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堅強的人。當然，成功了更好。
風險和冒險相伴
從美國公司出來後，岑安濱創辦了一家谘詢網站，為美國一些企業製作網頁，為國內同行提供技術谘詢。後來他覺得這些技術簡單了一點、“不夠刺激”（今天的他認為當年自己這個想法是不對的），所以在1996年回國，憑借100萬元風險投資和朋友一起成立了速達公司。他覺得，在美國的創業機會雖然很多，但那畢竟是一個成熟市場，對手都非常強大。相對而言，在國內的機會以及成功概率要比美國大得多。
一開始的創業並不順利。當時雖然美國的互聯網業已經有了巨大發展，但是岑安濱看好的翻譯軟件卻在美國市場上到處碰壁，最後以失敗而告終。
苦惱之中，美國管理軟件之王斯考·庫克的創業故事給了他有益的啟示。
10多年以前，斯考·庫克是P＆G公司在加州的銷售經理，他看到當會計師的夫人做賬非常辛苦（雖然已經使用上了軟件管理，但是還不夠理想），便根據自己的想法，爭取到了一筆風險投資，成立了一家Intuit（直覺）公司。現在，全球已經有了600萬家企業用戶，公司主打的quick books軟件大受歡迎。
汲取別人的成功經驗
1998年，岑安濱借鑒斯考·庫克的管理思想，結合中國財務會計製度以及企業的特點，搞出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速達2000管理軟件。
岑安濱和IDG的周全先生一起帶著這個“抄襲”來的軟件去拜訪師傅斯考·庫克，被證實為既實用又不同於quick books的軟件，從而對岑安濱以及他的速達軟件留下了良好印象。在隨後的交往中，岑安濱終於爭取到了斯考·庫克在資金、培訓、技術、經營等方麵給予的全方位支持和合作。
憑借這個管理軟件，岑安濱和他的創業夥伴鄒其雄站穩了腳跟，在風險投資以及斯考·庫克的引薦下，先後引進了9個世界級大股東，投入資金超過3000萬美元。
經過幾年的超高速發展，在企業管理軟件這個新領域，速達已經和用友、金蝶處在同一水平線上，呈現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繁榮局麵。這位速達軟件技術（廣州）公司董事長自豪地說，速達的目標是做中國中小企業管理軟件的領頭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