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典主要有儒學十三經。儒家本有六經，《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共十二經；宋時加《孟子》，後有宋刻《十三經注疏》傳世。
《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後來的《四書》指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主要派別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陸守仁、王陽明、陸明鑒。
戰國時期儒家內部分化形成的八個學派。八派之說，始見於《韓非子？顯學》："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式之儒。"從《論語》看，孔子思想具有博大而多麵性的特點，孔門弟子對孔子言論的理解難免各執一端，而儒家和墨家同是當世之顯學，所以，韓非認為："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據《荀子？非十二子》記載，在戰國百家爭鳴中，儒家一方麵同其他學派激烈論爭，另一方麵自己內部各派爭論也十分尖銳，"孫氏之儒"的荀子，甚至批評子思和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猶材劇誌大，聞見雜博"。儒家八派正是儒家內、外論爭發展的結果。
▲思孟學派指以子思與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孟子曾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二人確有一定的師承關係，但思想上如何一脈相承從而共同形成為一個學派，學術界意見不一。有的根據《荀子？非十二子》的說法，"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認為思孟學派的思想核心為五行說。有的根據宋儒的說法，認為《中庸》為子思所作，其中"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等觀點，為孟子所繼承，發展為一種以道德修養為中心的心性之學。此外，有些學者則根據史料考辨，認為荀子所說的五行難以確指，《中庸》與《孟子》書中並無五行思想，加上《中庸》是否為子思所作，疑難多而論據少，從而斷言先秦不存在有所謂思孟學派。[]儒家的特征其一、以孔子為先師，為思想領袖；其二、以《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等書為經典；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與禮的一種張力結構；其四、由內聖而外王，通過內體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學；其五、尤注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係，並將之運用到政治實踐中，成為指導性的原則。[]★儒家地位形成的條件以及和各家的關係今天儒家所擁有的地位，是由於儒家在她產生以後，在從古到今的漫長曆史進程中，尤其是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所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獨占大一統思想地位後而行成的。儒家主張禮治，強調傳統的倫常關係，尤注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係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漢初，遭統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後受玄學、佛學的挑戰，在五四反孔非儒**下曆空前之厄，但還是綿延至今，其原因是因為儒學植根於中國固有的價值係統而又能隨時自我調整，適應了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且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係統，以至於今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國學（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儒家是國學的核心與主體。
▲各家評儒墨家對於儒家學說非議頗多，批評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張“述而且作”，批評孔子和儒家的繁瑣禮儀。
道家以自然無為為宗旨，蔑視禮法，對於儒家的禮儀道德持否定態度。
先秦法家學說思想上與儒家對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認為孔子學說與法家農戰思想對立，致使國家“必貧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對孔子個人頗為尊重，但他認為孔子學說不合時宜。
相傳孔子號儒童菩薩。或曰：“吾夫子萬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師，何怪乎儒之辟佛也！又僧號比丘。丘，夫子諱也。比者，並也。僧，佛弟子，而與夫子並。彼且弟子吾師，何怪乎儒之辟佛也！”是不然。童者，純一無偽之稱也。文殊為七佛師，而曰文殊師利童子；善財一生得無上菩提，而曰善財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賢聖，有“童真住”，皆歎德之極，非幼小之謂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語也。梵語比丘，此雲乞士，亦雲破惡，亦雲怖魔。比非比並之謂，丘非丘陵之謂，蓋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語南無，此雲歸命，南不取南北之南，無不取有無之無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國，必演揚佛法以度眾生；使釋迦而現魯邦，必闡明儒道以教萬世。蓋易地則皆然。大聖人所作為，凡情固不識也。為儒者不可毀佛，為佛者獨可毀儒乎哉？（蓮池大師，未出家時被公認為儒家泰鬥）
當代一些非儒學者根據民間口頭評論將儒釋道三家對中國發展貢獻做出如下評論：“治世道，亂世佛，由治入亂是儒家。”[]儒學的影響對中國的影響1.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製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2.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經濟的影響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麵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對東亞的影響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裏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
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製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在朝鮮，早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於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製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並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徐兢稱讚朝鮮儒學之盛說：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裏“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誌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李朝時期，為了加強封建專製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李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係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為國家最高學府。另外在首都漢城還設有中學、東學、西學和南學等四學。成均館和四學是中央直接管轄的教育機關。地方各道和邑設有鄉校。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勞動者，用以作為辦學的經費。私學是各地的儒家學者創辦的私塾或書堂。私學日益發展，成為李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影響。李朝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科舉分文、武兩科。文科考試須經三榜，考試科目主要有儒家經典以及有關現行政策和各種形式的漢詩。武科也進行三次考試，考試科目除兵學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總之，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間，起到了維護和鞏固封建製度的作用。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聖德太子製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詞匯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聖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於是儒學迅速發展，並逐漸成為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在日本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於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並在他們的協助下製定了改新藍圖。701年製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日本開始祀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為“文宣王”。藤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於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範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於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隻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製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製，達到空前繁榮的極盛時代。德川幕府為了加強封建專製統治，把全國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製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製度的禦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於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係。藤原惺窩於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後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並為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為日本第一個根據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為是日本“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有門徒150餘人，其中林羅山、鬆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林羅山曆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巨大作用。
儒學在越南文化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末年，廣西人士燮遊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後來任交趾太守40餘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為牧，教以詩書，熏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10世紀，越南獨立以後，各王朝的典章製度大都取法於中國，政府選拔人才也采取科舉製度，以詩、賦、經義等為考試內容。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創製了越南民族文字，稱為“字喃”。此後，中國儒家典籍大量傳入越南。宋元時期，越南刊刻過不少儒家經典和漢譯佛經。出現了不少明經的儒家學者。15世紀初，明成祖曾下詔，以禮敦致越南各方麵人才到中國來，其中包括明經博學的儒學者。可見儒學在越南的影響之深。
對歐洲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儒家學說推動了歐洲近代啟蒙運動，以伏爾泰、狄德羅、盧梭、洛克、休謨、魁奈、霍爾巴赫、萊布尼茨等人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啟蒙先驅吸取孔孟學說，打破歐洲封建世襲和神學統治，催生發展了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人權觀、博愛觀、理性觀、無神論觀等現代觀念，促進了人文、政治、經濟、社會乃至科學等方麵學說的發展。[1]。
對現代教育的影響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後世尊稱為“萬世師表”，台灣將“孔聖誕”定為“教師節”。“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華人的基本價值觀之一。[]儒家思想鑒借如儒家的剛健有為精神，來激勵自己發憤圖強；鑒借儒家的公忠為國精神，來培育自已的愛國情懷；鑒借儒家的"以義製利"精神，來啟示自已正確對待物質利益，鑒借儒家的仁愛精神，來培育自己熱愛人民的高尚情操；鑒借儒家的氣節觀念，來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強的獨立人格等等等等。[]儒學詞匯的相關解釋（1）正名含義：客觀存在的種種事物應當與他們名字的本來含義一致起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會關係中，每一個名字包含有一定的社會責任與義務。為了使事物做到與他們名字的含義，即其理想的本質相一致，就應當努力完成責任與義務。一個國君的本質就是一個理想國君應有的品質，“為君之道”。若一個君王按照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僅有君的“名”（名分），也有君的“實”（實質），成為名實一致。
（2）義含義：義者宜也。是一個事物應有的樣子，是一種絕對的道德律。社會的每個成員必須做某些事情，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個人遵行某些道德，是為了不屬於道德的其他考慮，即便他所做的客觀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依然是不義。儒家強調“義利之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3）仁含義：“義”是一種觀念形式的規範，一個人在社會裏行事為人，有他應該遵行的義務和應該做的事情。而這些義務的本質便是“愛人”，即“仁”。一個人必須要有仁愛之心，才能完成其社會責任和義務。具體有如下幾點：1、一種推廣程序：一個人一定要與父母兄弟有親情，在親情的基礎上發揚光大，輻射到他人身上。
2、一種政治理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步一步向外輻射。
3、一種心理原則：將人的感情心理消融在人與人的世間關係中，建立了一種現實的倫理，心理的模式。
4、一種人道主義精神：對個體提出了社會性的義務與要求，把人與人的關係和社會交往作為人的本質和仁的重要標準。
5、具有主觀能動性、實踐性和獨立性。
（4）禮含義：原指古人祭祀的儀式，表現了對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體現了人間的等級和尊卑。孔子將“禮”從宗教範疇推廣到人間成為人文世界的行為規範。他不僅是等級社會的外在形式，而且與人的內在理性———仁結合在一起，使“禮”的實踐成為人的內發行為，達到自我控製的地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5）忠恕之道含義：仁的實踐包含為人著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之所欲，亦施於人”盡己為人謂之忠。其另一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謂之恕。忠恕之道是把仁付諸實踐的途徑，即“仁之方”。以自己作為尺度來規範自己的行為，來衡量別人和自己。
（6）知命含義：儒家從“義”的理論推導出“為而無所求”的理論。每個人做事情，並不是為了其他什麽目的，一個人做所當做的事情，其價值就在“做”之中，遵行了自己的義務，在道德上已經完成，而不在於達到外在的什麽結果。“命”乃“天命”或“天意”，我們從事各種活動，其外表成功，都有賴於各種外部條件的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製的。因此，竭盡己力，成敗在所不計。這就是“知命”的人生態度。“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這樣，就能保持快樂。“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君子坦****，小人長戚戚”。
可以說，法家的曆史哲學觀相對於其他哲學流派完全是一種全新、革命的觀點。儒家、墨家、道家三家雖然思想主張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種共同點：人類社會的黃金時代在過去，而不在將來。自古代的“黃金時代”以來，曆史在逐漸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於創新，而在於回到古代。這就是三家的“曆史退化觀”。三家的這種觀念，來源於中國依循過去經驗的傳統思維方式。中國人大多是農民，農民通常被耕種的土地所束縛，很少外出旅行。農民種地，按時令變化耕耘種地，隻需憑借過去經驗，遇到新事，就想過去有什麽經驗可以依循。孔子喜歡援引古代權威周文王和周公來支持自己的學說，這對後世韓愈等許多哲學家有較大的影響。墨子與儒家爭辯，援引比周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為能淩駕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堯舜，傳說中比夏禹更古老的聖王。道家為能勝過儒家和墨家，請出伏曦、神農等三皇五帝比堯舜更早幾百年。法家是先秦各哲學流派中最後出現的一派，他們認為，每個時代的變化都有其不得不變化的原因，因此隻能現實地對待當今世界。古代地人民比較淳樸，隻是當時物質條件的低下所造成的，古代人民的品德未必普遍高於當代人民。古者，“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子曾對守株待兔的故事做了評價：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商鞅也提過：“世事變而行道異也。”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主張“法治”的一個學派。儒家學派的最後一位大師荀子（荀卿）是其先驅者，他的弟子韓非子（韓非）則是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作為儒學大師的荀子在政治主張上對孟子的學說又有所發展。在尊王道、舉賢能的基礎上，荀子主張兼稱霸力，法後王；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強調人的能動性，具有唯物主義的思想成分。韓非子與老師的政治思想也不盡相同，他尖銳攻擊儒墨之道，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形成了較完整的封建專製主義理論。從文風來看，荀子的散文詞匯豐富，句法規整，層次清晰，論點鮮明；而韓非的散文則善用寓言、比喻，鋒芒銳利，議論透辟。師徒二人的散文對後世影響很大，尤其是對漢初許多政論家的政論文有著直接的影響。[]法家的治國之道1、製定法律：“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約束百姓的行為。而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可以獎賞順服王法的人。通過賞罰來督促百姓的理論依據是人性趨利避害。同時韓非子還補充道：“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聖人治國，不是要人人為善，而使人人不作惡，國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國，應著眼於大多數，而少數人無關宏旨。所以著力於執法，非立德。據此推論，君王隻需掌握法律和威勢，不需要特殊德才能和品德，以法治民，非以德感化民眾，這是徒勞的。
韓非子2、循名而責實：這是法家對“正名”的解釋。君王需要有一套駕馭臣子的權術。而擔任一定職務的官吏有責任去完成其職務所要求的各項工作。君王的職責是把某項名義的職務授給某人，這項職務所要求的工作已經在相關法律中明確規定，君王隻關心某個官吏是否恪盡職守，至於怎樣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導。君王要做的隻是：完成任務有賞，完不成任務受罰。關鍵是君王如何選擇合適人去擔任某項職務。“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這樣，能者居上位，無能者淘汰。
3、因此，總的說來，法家並不寄希望於通過教育將大眾改造成新人。而是通過從實際出發，製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權術與威勢，統治臣民。那為何韓非子對“立德”的文化教育如此不屑呢？其根源在於韓非子深信人性惡。因為他是荀子的學生。[]法家作用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並非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是以“權，術，勢”逐級統治為根本，建立了名為法製實為人治的封建規章體係。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製以及法律體製，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人治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麵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麽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法家思想在先秦諸子中，針對社會問題，儒家提倡仁愛；墨家主張兼愛；而道家則認為，仁愛和兼愛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麽都不做，即“無為”的思想。三家激烈爭論，但他們都主張回到過去。此時，主張麵對未來的法家橫空出世。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戰國時期的商鞅和韓非。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的另類。在先秦諸子諸家當中，唯獨法家的思想，是必須獻出性命來實踐，流出鮮血來祭奠，是血染的思想。這裏麵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當時許多有罪或者無辜的貴族和貧民，還有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韓非。
反對禮製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製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當代學者劉木魚（劉鐸）評價法家思想“禮下小人，刑上大夫，刑禮不偏，謂之法家，謂之聖道”。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麽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製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裏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裏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曆史觀法家反對保守的複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曆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製度都要隨曆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複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製，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禦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二、墨家理論介紹（1）背景墨者多來自社會下層，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艱苦實踐，“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以裘褐為衣，以跂蹻（草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湯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說至死也不後轉腳跟後退。墨者中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墨者必須服從巨子的領導，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例如巨子腹的兒子殺了人﹐雖得到秦惠王的寬恕﹐但仍堅持“殺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規定﹐被派往各國做官的墨者，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時寧可辭職。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做到“有財相分”。當首領的要以身作則。
墨家是一個有領袖、有學說、有組織的學派，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實踐情神。墨者們吃苦耐勞、嚴於律己
，把維護公理與道義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識的勞動者。
前期墨家在戰國初即有很大影響，與楊朱學派並稱顯學。它的社會倫理思想以兼愛為核心，提倡“兼以易別”，反對儒家所強調的社會等級觀念。它提出“兼相愛，交相利”，以尚賢、尚同、節用、節葬作為治國方法。它還反對當時的兼並戰爭，提出非攻的主張。它主張非命、天誌、明鬼，一方麵否定天命，同時又承認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認識論方麵提出了以經驗為基礎的認識方法，主張“聞之見之”、“取實與名”。它提出三表作為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方法。
後期墨家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幾何學、幾何光學、靜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前者對前期墨家的社會倫理主張多有繼承，在認識論、邏輯學方麵成就頗豐。後期墨家除肯定感覺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外，也承認理性思維在認識中的作用，對前期墨家的經驗主義傾向有所克服。它還對“故”、“理”、“類”等古代邏輯的基本範疇作了明確的定義，區分了“達”、“類”、“私”等3類概念，對判斷、推理的形式也進行了研究，在中國古代邏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戰國以後，墨家已經衰微。到了西漢時，由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政策、社會心態的變化以及墨家本身並非人人可達的艱苦訓練、嚴厲規則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漢之後基本消失。
春秋戰國時期ˇ百家爭鳴ˇ中出現的一個重要學派。《墨子》一書是墨子講學時由弟子們記錄後整理而成的。文字質樸無華，缺乏文學性，但邏輯性強，善於運用具體事例進行說理，使說理文章有了很大發展，對後代議論文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創立者為著名思想家墨子（墨翟[音笛dí]）。墨翟主張ˇ兼愛ˇ、ˇ非攻ˇ、ˇ尚賢ˇ，與儒家觀點尖銳對立。
墨翟（2）墨家對儒家的批判
1、儒家不相信天帝鬼神，結果“天鬼不悅“。
2、儒家堅持厚葬，特別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喪，浪費了民眾的財富和精力。
3、儒家“盛為聲樂以愚民“，結果隻是少數貴族奢侈享受。
4、儒家主張宿命論，造成民眾怠惰順命。
分析：第1、2、3點的根本原因在於儒家和墨家的不同社會背景。孔子代表一些有學識、有思想的上層或中層階級，而墨子反映的是處於社會下層民眾的觀點。第4點是屬於墨家的誤解，儒家所說的命，是人力無法控製的某種力量。而除此以外，還有一些方麵是人隻要努力就能控製的。儒家強調先盡力而為，最後才接受人力所無法改變的部分。這才是“知命”。
（3）墨子哲學的基本思想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點：兼愛完全的博愛（與儒家的親親相對反，將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親人對待方式，擴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非攻反對侵略戰爭。（戰爭對於敗者的傷害及，傷人命、損其才，是沒有意義的破壞行動。而對於勝方而言，僅僅是獲得了數座城池與稅收，但總的來說傷害與損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戰爭是沒有意義的行為。）
尚賢不分貴賤唯才是舉。
尚同上下一心為人民服務，為社會興利除弊。（有一說法為“上同”，認為天子是百官之首，而百姓聽令百官，與上而同，此乃“上同”之意。）
天誌掌握自然規律。（有一說法為天子代天行政，並借由上同的觀念推論出人民以天的意誌而行事。）
明鬼尊重前人智慧和經驗。（有一說法認為墨家說鬼所為並非迷信，而是希望以神鬼之說使人民警惕，不行邪惡。）
非命通過努力奮鬥掌握自己的命運。
非樂擺脫劃分等級的禮樂束縛，廢除繁瑣奢靡的編鍾製造和演奏。（古代音樂費時耗事，花費甚大，於國家並無生產的行為，乃無用之事。）
節用節約以擴大生產。反對奢侈享樂生活。
節葬不把社會財富浪費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錢財，守喪則需三年，三年過後人虛弱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響國家生產力，乃浪費之事。）
此外還有邏輯學等；墨子還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在力學、幾何學、代數學、光學等方麵，都有重大貢獻，是當代諸子所望塵莫及。墨家在科學上的成就為眾多學者所稱讚，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認為：“先秦唯墨子頗治科學”。曆史學家楊向奎稱“中國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於或超過整個古代希臘。”
（4）一個貌似矛盾的問題
儒家強調祭祀的重要性，卻不相信有鬼神？
回答：喪葬祭祀在古代受到重視，起初源於對鬼神的信仰，而儒家重視喪葬禮儀，不是由於信仰鬼神，而是由於重視去世的祖先。
墨家信仰鬼神，卻反對喪葬祭祀的繁重禮儀？
回答：墨子論證鬼神的存在，是為他的兼愛理論作張本，而並不是對超自然有什麽興趣。他關於“天誌“和”明鬼“的理論隻是為了教人相信，實行兼愛，將得上天獎賞；反之，將受上天懲罰。這是墨子倡導的宗教規範。
（5）墨子的國家起源理論
國家興起之前，社會處在一個“自然狀態”之中，沒有統一的是非標準，非常的混亂。國家之所以產生是為了製止人們由各行其是而產生的混亂。因此必須有一個國君順應天意而產生，按照神的意誌而設立，“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對最高領導，要事事同意，不要跟隨下麵的人。因而，墨子的國家性質必然是傾向中央集權主義的，國君的權力是絕對化的。當然，墨子心中的是非標準，“是”就是“交相兼”，“非”就是“交相別”。
（6）墨家著作《漢書－藝文誌》中記載在東漢時的墨家著作尚存有八十六篇：·《墨子》七十一篇－－墨翟·《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我子》一篇·《田俅子》三篇－－先韓子·《尹佚》二篇－－一名在成、康時期的周朝官員在所著墨家著作在六朝以後逐漸流失，現代所傳的《墨子》隻剩下五十三篇，這些篇幅是因為被道家著作《道藏》所收錄，才得以留傳下來。
（7）墨家後期的基本思想墨子死後，墨家學派發生了分化。有相裏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活動與戰國中後期。在自然觀方麵，對物質，移動和時空關係作了唯物主義解釋，摒棄了墨子的天鬼觀念，並把唯物主義哲學和科學緊密的聯係在一起。在認識論上，發揚了墨子重視實踐的特點，承認物質世界的可知性，克服了狹隘的經驗論的錯誤。在政治思想方麵，提出了“義，利也”的著名論斷，突出了利，把它作為標準和基礎解釋各種社會問題和道德範疇。
後期的墨家在邏輯論方麵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形成了中國古代第一個比較完整的邏輯體係，主要反映在小取的篇中。後期墨家對概念，判斷和推理都做出了較為詳細的研究。
墨子名言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譯文」興天下的利益，除天下的禍害。
兼愛。
「譯文」不分等級，不分遠近，不分親疏地愛天下所有的人。
非攻。
「譯文」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人類和平。
尚賢「譯文」不分貴賤地推薦、選拔、使用德才兼備的人。
尚同。
「譯文」政令、思想、言語、行動等要與聖王的意誌相同一。
節用。
「譯文」反對奢侈浪費，主張勤儉節約。
節葬。
「譯文」反對厚葬久喪，主張薄葬短喪。
非樂。
「譯文」反對奢靡的音樂活動，提倡節約人財物力。
非命。
「譯文」反對命運之說，主張強力從事。
天誌。
「譯文」天是有意誌的最高主宰，天的意誌是興利除害。
明鬼。
「譯文」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揚善懲惡。
兼相愛，交相利。
「譯文」既愛自己也愛別人，與人交往要彼此有利。[]（八）墨家思想的曆史價值在高居廟堂尋歡作樂的儒士，嚴刑峻法役使天下的君王胥吏，飄然物外遊戲人間的道士身後，總有一群身著簡樸衣裳的墨者，為了天下安寧，萬民福祉，冒著諸侯國的通緝和大軍的兵鋒，勞作、奔走在華夏大地。
墨家思想是中國古文完整版的辨證唯物主義及辨證唯物論。中華文化的特質是一種人倫文化，熱愛自然科學、關心物質運動的人被劃人“勞力者”階層，這種近乎本能地看輕自然科學的意識是中華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國曆史上，自然科學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麽多發明創造，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個奇跡。無論是循規蹈矩的儒生，還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過是求得一己的安寧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夠真正擺脫各種社會勢力的糾纏和引誘，從力學、光學、幾何學、邏輯學等廣泛的知識領域去把握生命的本來含義，認知世界的真相，從而形成尋求真知、注重實踐、自勵自強的可貴品格。[]（九）一條重要規則在已知條件下無法判斷事情真偽時，默認為真；直至事實證明該為偽為止，推翻該論點。
（墨翟作出"鬼神之有"錯誤論斷，中共在發展曆程中的幾次重大錯誤等，都是遵循該規則的）
（十）令人疑惑：秦漢後，為什麽墨家未能夠如同儒道法家一樣流傳於世墨家學派曾有過輝煌的時光。韓非子曾說：“世之顯學，儒墨也。”（《韓非子·顯學》）將儒學與墨學相提並論。莊子也較為客觀地評說墨子道：“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莊子.天下》）孟子曾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楊朱學說，專家認為是早期的道家學說）則歸墨”，可見當時最盛行的隻有儒墨道三種學說，孟子在他的著作裏常以刻薄的語言非難墨家，從反麵證明了墨子作為儒家最大的反對派已獲得與孔子並駕齊驅的顯赫地位。近世哲學史大家馮友蘭先生在《原儒墨補》中說：“在先秦及漢初孔墨並稱，蓋二人所代表之學派皆具有甚深的社會背景，及甚大的社會勢力也。……與孔子抗衡之武聖人之稱，實則惟墨子足以當之。”
然而，到了秦漢之交，墨家已急趨衰微，墨子的影響日漸減小，墨家學派幾經支解，並最終淡出曆史舞台，以至於《墨子》一書幾度散失，至今仍有多篇失佚。隨著曆史的發展.儒家如日中天，道家後來居上，“儒道互補”構成中華文化的基本結構，墨家卻無可奈何地被擠出了中華文化之河的主航道。
一、墨子以“非儒”起家，反叛不平等的現有秩序和各種侵略行徑，成為貫穿他的整個學術思想和社會活動的一條主線。他總是無保留地站在弱小者的一方，成為社會既得利益集團最大的思想障礙和行為障礙。他主張“非攻”，反對以武力脅迫對方，殃及廣大無辜百姓，這隻能為被強大的諸侯國打得潰不成軍的弱小國家擁護，正四處擴張的強勢國家顯然是非常惱火他的。
二、節用，節葬的價值觀。他反對將寶貴的生命虛度在漫長的服喪期內，讓每個人多做有益於社會的事情，他反對王公大臣養三妃六妾，讓天下的女子享受人間的幸福，這顯然又為統治集團所追捧的儒家所不容。
二、墨家極力主張吃苦耐勞，要求做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這顯然又讓錦衣玉食的王公貴族們氣得牙癢癢，試想，好不容易打下江山正欲享盡榮華富貴的權貴們，聽得進他那刺耳的話嗎？在統治階層中有人譏評墨學為賤人之言，荀子更是嘲諷墨學為役夫之道，這一點也不奇怪嗬！正因為此，曆史上總有那麽一部分占盡便宜的人懼怕他，嫉恨他，甚至抵毀他。而儒道兩家，則與那些上等人的想法吻合得多，其思想主張聽起來要順耳得多。在統治集團和文人雅士的人生格局中，進則以儒治國，退則以道養身，儒道互補，多麽令人愜意呀！隻是在愜意之間，平民百姓的利益被忘得幹幹淨淨！
陰陽家的曆史由來"陰陽"的概念，最早見於《易經》，"五行"的概念最早見於《尚書》，但兩種觀念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年代。
到戰國時代，陰陽和五行漸漸合流，形成一種新的觀念模式，便是以"陰陽消息，五行轉移"為理論基礎的宇宙觀。陰陽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因提倡陰陽五行學說，並用它解釋社會人事而得名。這一學派，當源於上古執掌天文曆數的統治階層，也稱"陰陽五行學派"或"陰陽五行家"。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列"陰陽家"為六大學派之首。
“諸子百家”之一：劉歆《漢書·藝文誌·諸子略》中著錄名家著作有一百多家，將其列為"九流十家"之一。其後的《隋書·經籍誌》、《四庫全書總目》等書則使“諸子百家”（先秦至漢代出現的學術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但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最為著名的學派不過有幾十家，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農家、雜家、小說家等。[]陰陽陰陽是古人對宇宙萬物兩種相反相成的性質的一種抽象，也是宇宙對立統一及思維法則的哲學範疇。中國賢哲拈出"陰陽"二字，來表示萬物兩兩對應、相反相成的對立統一，即《老子》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易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經》便是講"陰陽"變化的數理和哲理。
其基本思路：陰陽交感而生宇宙萬物，宇宙萬物是陰陽的對立統一。陰陽學說是在氣說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並在氣說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天地，日月，晝夜，晴明，水火，溫涼等運動變化中一分二的結果，這樣就抽象出來"陰"和"陽"兩個相對的概念。陰陽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體事物，所以"陰陽者，有名無形"（《靈樞·陰陽係日月》）。
陰代表消極、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這些特性的事物和現象，陽代表積極、進取、剛強的特性和具有這些特性的的事物和現象。陰陽學說的基本內容可用"對立，互根，消長，轉化"八字括之。
陰陽家出於方士。《漢書·藝術誌》根據劉歆《七略·術數略》，把方士的術數分為六種。
第一種是天文：“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
第二種是曆譜：“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
第三種是五行：“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
第四種是蓍龜。這是中國古代占卜用的兩種主要方法。後一種方法是，管占卜的巫史，在刮磨得很光滑的龜甲或獸骨上，鑽鑿一個圓形的凹缺，然後用火燒灼。圍繞著鑽鑿的地方，現出裂紋。根據這些裂紋。據說可以知道所問的事情的吉凶。這種方法叫“卜”。前一種方法是，巫史用蓍草的莖按一定的程序操作，得出一定的數的組合，再查《易經》來解釋，斷定吉凶。這種方法叫“筮”。《易經》的卦辭、爻辭本來就是為筮用的。
第五種是雜占。
第六種是形法。包括看相術以及後來叫做“風水”的方術。風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產物。因此。人的住宅和葬地必須安排得與自然力即風水[]五行《尚書·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認為，宇宙萬物就是由這五種基本物質構成的。它也是關於宇宙社會屬性及其變化規律的範疇係統。五行的“行”字，有“運行”之意，故五行中包含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便是變動運轉的觀念，也就是"相生"與"相克"。
五行學說並非言木火土金水五種具體物質本身，而是指五種不同屬性的抽象概括。它以天人相應為指導思想，以五行為中心，以空間結構的五方，時間結構的五季，人體結構的五髒為基本間架，將自然界的各種事物，按其屬性進行歸納。凡即具有生發，柔和特性者統屬於木；具有陽熱，上炎特性者統屬於火；具有長養，發育特性者統屬於土；具有清靜，收殺特性者統屬於金；具有寒冷，滋潤，就下，閉藏特性者統屬於水。將人體的一生命活動與自然界的事物現象聯係起來，形成了聯係人體內外環境的五行結構係統，用以說明人體及人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性。附表一張，可見文末。
我國的偉大中醫就是含有五行說，形成一個中醫體係。
五行相生含義：木生火，是因為木性溫暖，火隱伏其中，鑽木而生火，所以木生火.火生土，是因為火灼熱，所以能夠焚燒木，木被焚燒後就變成灰燼，灰即土，所以火生土.土生金，因為金需要隱藏在石裏，依附著山，津潤而生，聚土成山，有山必生石，所以土生金.金生水，因為少陰之氣（金氣）溫潤流澤，金靠水生，銷鍛金也可變為水，所以金生水.水生木，因為水溫潤而使樹木生長出來，所以水生木.五行相克含義：是因為天地之性眾勝寡，故水勝火.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五行生克製化宜忌：金：金旺得火，方成器皿.金能生水，水多金沉；強金得水，方挫其鋒.金能克木，木多金缺；木弱逢金，必為砍折.金賴土生，土多金埋；土能生金，金多土變.火：火旺得水，方成相濟.火能生土，土多火晦；強火得土，方止其焰.火能克金，金多火熄；金弱遇火，必見銷熔.火賴木生，木多火熾；木能生火，火多木焚.水：水旺得土，方成池沼.水能生木，木多水縮；強水得木，方泄其勢.水能克火，火多水幹；火弱遇水，必不熄滅.水賴金生，金多水濁；金能生水，水多金沉.土：土旺得水，方能疏通.土能生金，金多土變；強土得金，方製其壅.土能克水，水多土流；水弱逢土，必為淤塞.土賴火生，火多土焦；火能生土，土多火晦.木：木旺得金，方成棟梁.木能生火，火多木焚；強木得火，方化其頑.木能克土，土多木折；土弱逢木，必為傾陷.木賴水生，水多木漂；水能生木，木多水縮.[]陰陽家的思想其思想主要源於孔子創立的儒家和儒家所推崇的"六經"。
在自然觀上，利用《周易》經傳的陰陽觀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論；又從《尚書·禹貢》的"九州劃分"進而提出"大九州"說，認為中國為赤縣神州，內有小九州，外則為"大九州"之一（胡適曾在其《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大為讚歎陰陽家的這一地理觀念）；在曆史觀上，則把《尚書·洪範》的五行觀改造為"五德終始"（下麵還會談到）說，認為曆代王朝的更替興衰均由五行所主運；在政治倫理上，亦"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讚成儒家仁義學說。同時強調"因陰陽之大順"，包含若幹天文、曆法、氣象和地理學的知識有一定的科學價值。[]五德終始又稱"五德轉移"。陰陽家代表鄒衍運用陰陽五行理論來闡釋宇宙演變和曆史興衰，創為"五德終始"之說，影響甚大。後來的掛名呂不韋的《呂氏春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劉向的《洪範五行傳論》（梁任公在其《飲冰室文集·陰陽五行說之來曆》中談到陰陽學說之害時曾提到：宜負罪責者三人焉……曰鄒衍，曰董仲舒，曰劉向。可見陰陽家其要）等，都是以陰陽五行為思想基幹。
"五德"指五行的屬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陰陽家的說法，宇宙萬物與五行對應，各具其德，而天道的運行，人世的變遷，王朝的更替等，則是"五德轉移"的結果。其目的在為當時的社會變革進行論證，但卻陷入了曆史循環論。[]陰陽家的沒落漢初陰陽家還存在，武帝罷百家後，部分內容融入儒家思想體係、部分內容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為獨立學派的陰陽家便不在了。[]陰陽家代表人物戰國時，有公檮生、公孫發、南公等人，但以鄒衍最為著名（《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附有鄒衍小傳）。[]陰陽家著作《漢書·藝文誌》載：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公孫發》二十二篇。《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乘丘子》五篇。六國時。《杜文公》五篇。《黃帝泰素》二十篇……等等，但現存少量殘文外，均已亡佚。
（以下豎排看）
┏━━━━━━━━━━━━━━━━━━━━━━━━━━━━━━━━━━━━━┓┃五│時│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五│形│情│五│變┃┃音│間│味│色│化│氣│方│季│行│髒│腑│官│體│誌│聲│動┃┠────────────────────────────────────────────────────┨┃角│平旦│酸│青│生│風│東│春│木│肝│膽│目│筋│怒│呼│握┃┃徵│日中│苦│赤│長│暑│南│夏│火│心│小腸│舌│脈│喜│笑│憂┃┃宮│日西│甘│黃│化│濕│中│長夏│土│脾│胃│口│肉│思│歌│噦┃┃商│日入│辛│白│收│燥│西│秋│金│肺│大腸│鼻│皮毛│悲│哭│咳┃┃羽│夜半│鹹│黑│藏│寒│北│冬│水│腎│**│耳│骨│恐│呻│栗┃┗━━━━━━━━━━━━━━━━━━━━━━━━━━━━━━━━━━━━━┛
兵家中國先秦、漢初研究軍事理論，從事軍事活動的學派。諸子百家之一。據《漢書·藝文誌》記載，兵家又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四類。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時孫武、司馬穰苴，戰國時孫臏、吳起、尉繚、公孫鞅、趙奢、白起，漢初張良、韓信等。今有兵家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六韜》、《尉繚子》等。兵家著作中含有豐富的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春秋戰國時代，諸侯之間不斷暴發戰爭，從事軍事的智謀有識之士，總結軍事方麵的經驗教訓，研究製勝的規律，這一類學者，古稱之為兵家。凡論述軍事的兵家著作，稱為兵書。《漢書·藝文誌·兵書略》著錄漢以前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分為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家。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兵家》謂：“陰陽、技巧之書，今已盡亡。權謀、形勢之書，亦所存無凡。大約兵陰陽家言，當有關天時，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實用。然今古異宜，故不傳於後。兵形勢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後人所能解。至兵權謀，則專論用兵之理，凡無今古之異。兵家言之可考見古代學術思想者，斷推此家矣。”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孫武、司馬穰苴；戰國有孫臏、吳起、尉繚、魏無忌、白起等；漢初有張良、韓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黃帝陰符經》、《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司馬法》、《孫臏兵法》、《吳子》、《尉繚子》、《將苑》、《百戰奇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等。各家學說雖有異同，然其中包含豐富的樸素唯物論與辯證法因素。兵家的實踐活動與理論，影響當時及後世甚大，為我國古代寶貴的軍事思想遺產。
《黃帝陰符經》，簡稱《陰符經》，關於其作者和成書年代曆來有爭議，今人陳攖寧認為是戰國時代作品，王明認為，作者是北朝一個久經世的隱者。書中繼承發揚老莊哲學思想，闡發了天人相盜的盜機論以及道教神仙長生學說。“陰符”的含義為暗合天道，天人合一。書中含有比較豐富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不僅在道教思想史，而且在中國哲學史上都有一定地位。曆代注本繁多，見解不一。著名者有唐道士李筌、張果的《陰符經注》，宋朱熹的《陰符經考異》。後世道教定其為必誦經書，為《玄門功課經》中的主要內容之一。收入《正統道藏》洞真部本文類。
《六韜》，舊本題周．呂望撰。《莊子·徐無鬼篇》，稱《金版六弢》。《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撰雲：《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則戰國之初，原有是名。然即以為《太公六韜》，未知所據。《漢書·藝文誌》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閑，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弢》別為一書。顏師古注，以今之《六韜》當之，毋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牽合附會歟？《三國誌·先主傳》注，始稱“閑暇曆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誌意。”《隋誌》始載《太公六韜》五卷，注曰：“梁六卷，周文王師薑望撰。”唐宋諸《誌》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詞意淺近，不類古書，中閑如避正殿，乃戰國以後之事。將軍二字，始見《左傳》，周初亦無此名。其依托之跡，灼然可驗。又《龍韜》中有《陰符》篇雲：“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偽撰者不知陰符之義，誤以為符節之符，遂粉飾以為此言，尤為鄙陋，殊未必漢時舊本。故周氏《涉筆》謂：“其書並緣吳起，漁獵其詞，而綴輯以近代軍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胡應麟《筆叢》亦謂：“其《文伐》、《陰書》等篇為孫、吳、尉繚所不屑道。”然晁公武《讀書誌》稱：“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武學，號曰「七書」。”則其來已久，談兵之家，恒相稱述。今故仍錄存之，而備論其踳駁如右。
《三略》，又稱《黃石公三略》，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宋神宗元豐年間被列《武經七書》之一。舊題黃石公撰，傳與漢初張良得以問世（據《史記·留侯世家》記載，黃石公傳與張良的書為《太公兵法》，而非《三略》）。據當今學者考證，《三略》成書於西漢末年，其真實作者已不可考。《三略》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專講戰略的兵書，以論述政治戰略為主，兼及軍事戰略。該書問世以來，受到曆代政治家、兵家和學者的重視。南宋晁公武稱其：“論用兵機之妙、嚴明之決，軍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該書還先後傳入日本和朝鮮，並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卷，共3800餘字。現存之最早的刊本為南宋孝宗、光宗年間所刻《武經七書》本，本電子版以《續古逸叢
書》影宋《五經七書》為底本，對底本上明顯的錯、衍、脫、誤之處，則參照《五經七書講義》、《五經七書匯解》、《五經七書直解》等進行校改。文中假借字和古體字一般隨文用現代字替代，未替代的在注釋中注明。
縱橫家縱橫即合縱連橫。
戰國時以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穀子.《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韓非子》說：“縱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橫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他們朝秦暮楚，事無定主，反複無常，設第劃謀多從主觀的政治要求出發。合縱派的主要代表是蘇秦，連橫派的主要代表是張儀。最後蘇秦失敗了，張儀勝利了。[]縱橫家的產生縱橫家出現於戰國至秦漢之際，多為策辯之士，可稱為中國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們的出現主要是因為當時割據分爭，王權不能穩固統一，需要在國力富足的基礎上利用聯合、排斥、危逼、利誘或輔之以兵之法不戰而勝，或以較少的損失獲得最大的收益。他們的智謀、思想、手段、策略基本上是當時處理國與國之間問題的最好辦法，是世界史上獨一無二的曆史階段，其在曆史條件下所創造的智慧是後世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超越的。縱橫家人物多出身貧賤，在最艱苦的投機倒把下是一種人類智慧的超常解放、創造和發揮，他們以布衣之身庭說諸侯，可以以三寸之舌退百萬雄師，也可以以縱橫之術解不測之危。蘇秦佩六國相印，連六國逼秦廢棄帝位；張儀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裏；唐雎機智勇敢，直斥秦王存孟嚐封地；相如雖非武將，但浩然正氣直逼秦王，不僅完璧歸趙，而且未曾使趙受辱。縱橫之士智能雙全，有不乏仁義之輩，其人其事若鑒於當代，亦必可使受益者非唯淺耳。[]縱橫家代表人物其祖乃鬼穀子，姓王名詡，戰國時代衛國（今河南鶴壁市淇縣）人。其長於持身養性和縱橫術、精通兵法、武術、奇門八卦，著有《鬼穀子》兵書十四篇傳世。民間稱其為王禪老祖，中國春秋戰國史上一代顯赫人物，是“諸子百家”之一，縱橫家的鼻祖，也是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經常進入夢雲山采藥修道。因隱居清溪鬼穀，所以稱鬼穀子先生。
曾授蘇、張、孫、龐四大弟子，皆戰國時風雲人物。其後習鬼穀縱橫術者甚多，著名者十餘人，如蘇秦、張儀、甘茂、司馬錯、樂毅、範雎、蔡澤、鄒忌、毛遂、麗食其、蒯通等，事皆詳於《戰國策》。[]縱橫家主要著作今僅存《鬼穀子》十二篇、《戰國策》三十三篇（非其門徒著，主要是縱橫謀士之言行，也可以為縱橫家實戰演習）、《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篇。鬼穀子後附《本經陰符》七篇乃修身養性之法，本經意為基本綱領，陰符為隱秘的符言，非常神秘。唯讀者可有悟但不能道出精髓，所謂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是也。《鬼穀子》一書理論非常詳細俱體，也非常微妙，不是輕易可以說出來的，更重要的是這本書重在用，若學而不用，長久必有害。必邊學邊用邊體味方可。《戰國策》一書是遊說辭總集，幾乎所有縱橫家謀士的言行都在此書。有三大特點：一智謀細，二虛實間，三文辭妙。
鬼穀子王詡[中國][出自《鬼穀子》]鬼穀子，姓王名詡，春秋時人。常入雲夢山采藥修道。因隱居清溪之鬼穀，故自稱鬼穀先生。
鬼穀子為縱橫家之鼻祖，蘇秦與張儀為其最傑出的兩個弟子“見《戰國策》”。另有孫臏與龐涓亦為其弟子之說〔見《孫龐演義》〕。
縱橫家所崇尚的是權謀策略及言談辯論之技巧，其指導思想與儒家所推崇之仁義道德大相徑庭。因此，曆來學者對《鬼穀子》一書推崇者甚少，而譏詆者極多。其實外交戰術之得益與否，關係國家之安危興衰；而生意談判與競爭之策略是否得當，則關係到經濟上之成敗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談技巧也關係到一人之處世為人之得體與否。當年蘇秦憑其三寸不爛之舌，合縱六國，配六國相印，統領六國共同抗秦，顯赫一時。而張儀又憑其謀略與遊說技巧，將六國合縱土蹦瓦解，為秦國立下不朽功勞。所謂“智用於眾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眾人之所不能。”潛謀於無形，常勝於不爭不費，此為《鬼穀子》之精髓所在。《孫子兵法》側重於總體戰略，而《鬼穀子》則專於具體技巧，兩者可說是相輔相成。
《鬼穀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傳。《鬼穀子》的版本，常見者有道藏本及嘉慶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此電子文本為道藏本，取自蕭登福先生之《鬼穀子研究》〔文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國標碼表中無對應的少數漢字，均以“□”符號代之。
奧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眾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
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馳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校其伎巧短長。
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
審定有無，與其虛實，隨其嗜欲以見其誌意。微排其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誌。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
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為之慮。
故捭者，或捭而出之，而捭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複反忤，必由此矣。
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吉凶大命□焉。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誌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矣捭闔，製之以出入。
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
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為“陽”，曰“始”。
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
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其謀。
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
為小無內，為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禦其事。
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隱而入；陽遠終陰，陰極反陽。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注釋」
捭：〔音ｂａｉ３〕分。
闔：〔音ｈｅ２〕關。
稽：〔音ｊｉ１〕考。
朕：〔音ｚｈｅｎ４〕跡象。
牧：處理。
內：接納；忤：逆。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複以驗來；反以知古，複以知今；反以知彼，複以知此。動靜虛實之理不合於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複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
人言者，動也。己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猶張□綱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綱也。常持其綱驅之。
己反往，彼複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複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愚智，事皆不疑。
故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遠聽之。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為之法則。以反求複，觀其所托，故用此者。
己欲平靜以聽其辭，觀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符應不失，如□蛇之所指，若弈之引矢；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其見形也，若光之與影；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鐵；若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圓與方。未見形，圓以道之；既見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是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禦，遙聞聲而相思。
事皆有內楗，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貨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
內者，進說辭也。楗者，楗所謀也。欲說者務穩度，計事者務循順。陰慮可否，明言得失，以禦其誌。方來應時，以和其謀。詳思來楗，往應時當也。夫內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時宜，從便所為，以求其變。以變求內者，若管取楗。言往者，先順辭也；說來者，以變言也。善變者審知地勢，乃通於天，以化四時，使鬼神，合於陰陽，而牧人民。
見其謀事，知其誌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事有不合者，聖人不為謀也。
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誌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禦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
故曰：不見其類而為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製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楗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楗萬物。
由夫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計謀，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治名入產業，曰楗而內合。上暗不治，下亂不□，楗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己迎而禦之。若欲去之，因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為，退為大儀。
「注釋」
內：入。
楗：門拴。
內楗：在本文指以言辭與謀略遊說國君。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有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戲者，罅也。罅者，澗也。澗者，成大隙也。戲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戲之理也。
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身；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之謀，皆由抵戲。抵戲之隙為道術用。
天下紛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鼠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牙戲罅。聖人見萌牙戲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
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戲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注釋」
抵：抵塞。
戲：隙。
抵戲：意為堵塞有缺漏的地方。
凡度權量能，所以征遠來近。立勢而製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
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後重累；或先重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壁帛、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澗而箝之，其事用抵戲。
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製地形之廣狹、阻險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疏，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乃以箝求之。
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財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宣之，此飛箝之綴也。用之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可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複，不失其度。
「注釋」
飛：製造聲譽。
箝：箝製。
飛箝：意為先以為對方製造聲譽來嬴取歡心，再以各種技巧來箝製他。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製。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禦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無常與，無不與；無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是，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於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於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於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於身，必量身材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
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而不能所明，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
非至聖達奧，不能禦世；非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實，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知，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注釋」
忤，相背；合，相向。合於此，必忤於彼。良臣須擇主而事。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
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眾寡；稱貨財有無之數，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揆君臣之親疏，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智慧，孰多孰少？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辨？能知此者，是謂量權。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者，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出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其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者而知其隱者，此所以謂測深探情。
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
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可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能先，先事而生，此最難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也。
「注釋」
揣：估量。
摩者，揣之術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摩之以其索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索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
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用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宜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期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以獨用者，眾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
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唯聖人然後能任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事誓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拘，久而化成。
「注釋」
摩，順，合也；意為以事情去順合於說服之君王。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言或反覆，欲相卻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釣幾也。
佞言者，諂而幹忠；諛言者，博而幹智；平言者，決而幹勇；戚言者，權而幹信；靜言者，反而幹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縱舍不疑者，決也；策選進謀者，權也；他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
故口者，機關也；所以關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奸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者見）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也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聖人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者，有諱忌也。眾口鑠金，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亦知其用而用也。故曰：辭言有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
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以此明之；與不智者言，將以此教之；而甚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而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忘。聽貴聰，辭貴奇。
「注釋」
權：權衡。
幹：同於或為。
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壅；始於古之所從。
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
故同情而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疏，其數行也；此所以察異同之分也。故牆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
故變生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儀，儀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製；因以製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
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不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而裁之。
故為強者，積於弱也；為直者，積於曲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也。
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內親而外疏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證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
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比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身者，危。無以人之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yindao而陽取之。故去之者，從之；從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
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是貴製人，而不貴製於人。製人者，握權也。見製於人者，製命也。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為存，而危不可以為安；然而無為而貴智矣。智用於眾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眾人之所不能見。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為之，所以自為也。見不可，擇事而為之，所以為人也。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在深；聖人之製道，在隱於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道理達於此之義，則可於語。由能得此，則可以殺遠近之誘。
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用患；善至於誘也，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於善者，隱托於惡，則不受矣，致疏遠。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
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陽勵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於事度之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
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yongli犯勤苦，然不得已而為之者，可貴則決之；去患者，可貴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基，以正治亂，決成敗，難為者。故先王乃用蓍龜者，以自決也。
安徐正靜，其被節先肉。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
右主位。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思慮者，則無不知；輻輳並進，則明不可塞。
右主明。
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德術正靜，其莫之極。
右主德。
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賜貴信，必驗而目之所聞見，其所不聞見者，莫不諳化矣。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奸者幹君。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
右主問。
心為九窮之治，君為五官之長。為善者，君與之賞；為非者，君與之罰。君因其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群臣生亂，家於其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聞，開閉不善，不見原也。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裏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奸，莫不諳變更。
右主恭。
循名而為貴，安而完，名實相生，反相為情，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理生於名實之德，德生於和，和生於當。
右主名。
「注釋」
右：有。
〔原文現已失傳〕〔原文現已失傳〕[]縱橫家理論主要為縱橫，或合眾弱以攻一強，此為縱；或事一強以攻諸弱，此為橫。前者主要以連為主，故可知如何能用外交手段聯合團結，是為陽謀多陰謀少；後者主要以破為主，故可知如何利用矛盾和利益製造裂痕，是為陰謀多而陽謀少。此為戰略思想，是行辯術成大事的基礎。若此不查則必遊說而不成。對縱橫謀士的要求：知大局，善揣摩，通辯辭，會機變，全智勇，長謀略，能決斷。[]具體思想首先要對現實有最明確的認識，確定連橫的對象，然後知其諸侯為人而定說辭，及遊說之法，或抑或揚，或抑揚相合，或先抑後揚，或先揚後抑，諸法隻要對症必事事有其妙。其次在遊說過程中，當先觀其反應，見機行事，察其對己之關係，是同是非，若同則繼續，若非則當補遺誤，而後以飛箝之術或以利誘，或以害說，探其實情，此為遊說最主要方法之一，而後再以揣摩之術深察其內心，看其同異，而後快速正確以權謀之術決斷。[]縱橫家思想在世界上的影響一戰後，德國著名學者斯格賓格勒在《思想的沒落》一書中高度讚揚中國的縱橫家，認為具有實際的借鑒作用。七十年代，美國著名外交家就深受《思想的沒落》一書的影響。甚至有人稱基辛格是現代的蘇秦、張儀。當今世界形勢頗似春秋戰國，雖不能出現以縱橫術主宰世界曆史發展，但也可為輔，影響世界格局。用之無害，不用可惜。日本學者、企業家大橋武夫把《鬼穀子》用到經營活動中，寫出了一部鬼穀子應用實例，取名《"兵法"與"鬼穀子"》，可見《鬼穀子》不僅在世界範圍內受到重視而且已從單純的外交領域走入更廣泛的社會各領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