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是林徽因畢生的事業，愛情則是她此生永恒的守護。
她願意將理想放逐於天地，也甘願成為愛人背後的女人。
1939年，南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聘請梁思成擔任建築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梁思成和林徽因開始了書寫中國建築史的構思。1941年，正當兩人著手整理資料時，他們得知，1939年天津的一場大水，將他們存放於銀行地下保險庫的所有建築考察資料毀於一旦。
當時，正在李莊的夫婦倆便決定就隨身攜帶的資料，和營造學社的同事們一起，全麵係統地總結、整理他們的考察成果，開始撰寫《中國建築史》。同時，他們還打算用英文撰寫說明並繪製一部《圖像中國建築史》。
在工作中，梁思成的脊椎病複發，因為怕寫作時身體不支，隻好用一個玻璃瓶墊住下巴。林徽因此時的肺病也越來越嚴重，時常大口地咯血，大部分時間隻能在**倚著被子半躺半坐。
即便如此，她仍為《中國建築史》傾注了大量心血。林徽因翻譯了一批英國建築學期刊上的學術論文，讓丈夫從史語所給她借回來許多書，通讀二十四史中關於建築的部分，幫助丈夫研究漢闕、岩墓。
用金嶽霖的話，林徽因那段時間“全身都浸泡在漢朝裏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會立刻扯到那個遙遠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遠回不來的”。梁思成在這段時間給費正清寫的信中也提到了這件事情：
這些日子裏，她對漢代的曆史入了迷。有人來看她時，無論談到什麽話題，她都能聯係到那個遙遠的朝代去。她講起漢代的一個個帝王將相、皇後嬪妃，就像在講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一樣熟悉。她把漢代的政治經濟、禮儀習俗、服飾宴樂與建築壁畫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做了大量的摘錄和筆記。她甚至想就這段曆史寫一部劇本。
戰時經濟困難，梁思成的中國營造學社已經“掛靠”到中央研究院，納入正式編製，學社的同事有了固定的工資，一些資助也陸續到位。林徽因特別高興，她寫信給費慰梅，難掩喜悅之情：
思成的營造學社已經從我們開始創建它時的戰時混亂和民族災難聲中的悲慘日子和無力掙紮中走了出來，達到了一種全新的狀態。它終於又像個樣子了。同時我也告別了創作的舊習慣，失去了同那些詩人作家朋友們的聯係，並且放棄了在我所喜愛的並
且可能有某些才能和穎悟的新戲劇方麵工作的一切機會。
這或許就是我們時常念叨的相依相偎、肝膽相照的愛情吧，誌同道合又惺惺相惜，一切因你而值得。愛一個人，定是愛著他的愛。看著對方做自己喜歡的事，自己也恨不能貢獻自己的所有力量。
梁思成在給費正清的信上曾說：
很難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難想象的：在菜油燈下做著孩子的布鞋，購買和烹調便宜的粗食，我們過著我們父輩在他們十幾歲時過的生活但又做著現代的工作。有時候讀著外國雜誌看著現代化設施的彩色繽紛的廣告真像麵對奇跡一樣。……我的薪水隻夠我家吃的，但我們為能過這樣的日子而很滿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為我們仍能不動搖地幹我們的工作而感到高興。
雖然肺病纏身，但林徽因全然忘我地將自己投入工作中，承擔了《中國建築史》全部書稿的校閱，並執筆寫了書中的第六章宋、遼、金部分。
在這部分中，僅是中國的塔，她就列舉了蘇州虎丘塔、應縣木塔、靈岩寺辟支塔、開封祐國寺鐵色琉璃塔、涿縣（今涿州市）北塔及南塔、泰寧寺舍利塔、臨濟寺青塔、白馬寺塔、廣惠寺華塔、晉江雙石塔、玉泉寺鐵塔等數百種，並細心地研究了它們各自的建築風格、特點、宗教意義。
盡管身體承受著痛苦，但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工作中得到了極大的快慰，投入創作中時，他們忘記了病痛，忘記了時間。
1946年4月，《中國建築史》編撰完成。它的問世，結束了沒有中國人寫的中國建築史的缺憾，糾正了西方人對中國建築藝術的偏見。
最後，這部劃時代著作的作者署名是“梁思成”。林徽因收集資料、提供靈感、執筆寫作、文字加工，到最後校對書稿，並親自用鋼板和蠟紙刻印，卻不曾署名。在她心中，丈夫梁思成應該享有這份成就與榮耀。他好，就是她好。
所以，梁思成在《圖像中國建築史》一書的前言裏說：“我要感謝我的妻子、同事和舊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來，她在我們共同的事業中不懈地貢獻著力量。 ……沒有她的合作與啟迪，無論是本書的撰寫，還是我對中國建築的任何一項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寫詩，她耳濡目染，有感而發，不過靈氣使然，在現代文學中留了精美的一筆。建築，她傾心熱愛，一生不悔。或許對她來說，這已不僅僅是一項事業，而是與梁思成愛情的見證和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