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林徽因多了八個“弟弟”。她和這群“弟弟”的結識也頗具戲劇性。
從長沙前往昆明時，車行至湖南與貴州交界處的晃縣，林徽因忽然得了肺炎，高燒不退，梁思成左邊扶著虛弱的妻子，右邊攙著嶽母，還要照應著八歲的女兒和五歲的兒子，忙亂不堪，急需一個小旅館安頓休整。但他們踏著泥濘走了幾條街，也沒能找到一個床位。好幾班旅客滯留在這裏，所有的旅館都滿員了。
林徽因燒到四十攝氏度，直打寒戰，走到一間茶館再也走不動了。但是茶館老板嫌他們占了他的地方，又怕晦氣，連打個地鋪都不準，連連趕他們走。梁思成急得一個頭兩個大，小兒子又困又乏，已經倒在行李上睡著了。
正在梁思成如困獸一樣團團轉的時候，一陣優雅的小提琴聲隱約飄入耳際。梁思成差點以為自己著急得幻聽了，在這個偏僻之地，誰會演奏這麽高雅的樂器呢？他側耳細聽，這次聽清楚了，真的是小提琴的聲音！這拉琴的定是來自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也許他會發發善心幫他們一把也說不定。
梁思成懷抱著最後的希望，冒雨尋著琴音，貿然敲開了傳出琴聲的旅館的房門。優美的演奏戛然而止，梁思成驚訝地看著眼前一群穿著空軍學員製服的年輕人，一雙雙明亮的眼睛流露出疑問的神色。梁思成硬著頭皮說明了來意。青年們出乎意料的熱情，立刻給他們騰出一個房間。交談之下，梁思成知道了他們二十來號人是中國空軍杭州筧橋航校第七期的學員，在往昆明撤退的途中被阻在晃縣，已經好幾天了。
等林徽因一家子在昆明安頓下來後，這些意外結識的古道熱腸的飛行學員也成了朋友聚會的座上客。而且，作為航空學校第十期學員的林恒也奉命撤往昆明。這些年輕人在昆明都沒什麽親戚，熱心健談的林徽因在他們看來就像姐姐一樣。他們向她講德國教官嚴酷的訓練方式，傾訴他們對淪陷區的親友的思念，分享在西南聯大交到女友的快樂。
航校畢業的時間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收到了一張請柬。這些學生的家人都在淪陷區，第七期畢業的八名飛行員的家長沒有一個在昆明，因此校方邀請兩人做他們的名譽家長，參加“孩子們”的畢業典禮。
那一天，夫婦倆早早就到了學校。梁思成坐在主席台上致辭，然後頒發了畢業證書，畢業生們還駕著戰機做了飛行表演。林徽因看著這一張張興奮而又年輕的麵孔，默默地祈禱著，祈求戰爭永遠不要帶走她的弟弟們，帶走這些鮮活的熱情的生命。
然而祈禱是沒有用的，殘酷的戰爭不會饒過善良的人們。從1940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成為這八名學員的“名譽家長”以來，噩耗就像商量好了似的接踵而至。參加完畢業典禮，作為“家長”的梁氏夫婦等來的不是捷報，而是接二連三的陣亡通知書。
那位在雨夜拉小提琴的男孩叫黃棟全，可以說是林徽因的救命恩人了。他是學員中犧牲較早的一位，陣亡在昆明的戰鬥中。黃棟全死得特別慘，被擊落後，屍體都找不全，梁思成一塊骨頭一塊肉地尋找拚湊屍體。他是名譽家長，學員一犧牲，陣亡通知書就寄到家裏去了。一封一封的陣亡通知書壓得梁家人喘不過氣。他們還未來得及為上一個“孩子”多灑幾滴眼淚，後麵的死訊又劈了下來。他們的心碎了又碎，直到成為粉末。
除了心碎，更多的是憤怒、屈辱和焦慮。因為，這些年輕的生命根本就是懦弱無能的政府的陪葬品。當時國內的空軍裝備嚴重落後，遠不能和日本侵略者相抗衡。空軍作戰使用的主要還是二十世紀的古董，一種帆布蒙皮，敞著駕駛艙的雙翼戰機，飛行員稱這種飛機為“老道格拉斯”，又笨又慢，火力也很弱，和日軍的戰機性能天差地別。空戰中高度是製勝點，日軍戰機能一下子拉高，“老道格拉斯”就隻能一圈一圈往上爬。如果僥幸占了優勢而一次俯衝射擊不中的話，就很難再有攻擊機會，隻能等著挨打。可悲的是，即使是這樣，一些後勤部門的官員竟然發國難財，盜賣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得不到全部保證，飛機經常出現故障。
淞滬抗戰爆發以來，中國空軍能參戰的飛機已經所剩無幾，飛行員甚至隻能駕駛由民用飛機改裝的戰機，許多年輕的飛行員還來不及還擊，就獻出了生命。據說那時候的空軍學員由航校畢業到戰死，通常壽命隻有半年。
林徽因的九個飛行員弟弟中，最後一個犧牲的是林耀（林恒陣亡於1941年3月）。1944年的一個黃昏，第九封死亡通知書飛進了林家，林耀在衡陽保衛戰中被敵機擊落。由於中國軍隊倉促潰敗，他的飛機和遺體都沒能找到。一個那麽明亮鮮活的生命，就這樣消失了，就像從未存在過。林徽因在病榻上翻看著這些孩子的遺照和日記，度過了一個個被淚水浸透的漫漫長夜。
因為林徽因一家和這群飛行員特殊的情誼，每年的“七七事變”紀念日中午十二點，梁思成都要帶領全家，在飯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鍾，悼念所有認識和素不相識的抗日英魂。這三分鍾是全家最肅穆的時刻。多年後，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數次寫文章，專門回憶和悼念這幾位飛行員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