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白雪覆蓋了蒼茫的大青山，大青山地區天寒地凍，朔風吹來，寒風刺骨。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在這種天氣裏，都喜歡躲在家避寒，村落裏顯得冷冷清清。然而，一天清晨，各村的老鄉卻起了個大早，紛紛來到我大青山支隊的駐地，對我軍戰士表示感謝：“感謝八路軍打敗了土匪啊，感謝你們解救了我的親人！”
看著鼻子凍的通紅的當地民眾大清早來到支隊駐地，姚喆參謀長也很高興，他對對群眾說：“消滅土匪，解救婦女是八路軍的責任，大家把親人領回去吧。”
中央命令進軍大青山
1838年3月下旬，雖然已經進入春天，但此時的晉西北依然處於寒冬，塞北寒風刺骨，冰天雪地。
一天，正在指揮晉西北反圍攻作戰的第一二零師師部，突然收到了一封電報。
這是一封來自黨中央的電報，電報的大致內容是，毛澤東、滕代遠參謀長電詢第一二零師師長賀龍、政委關向應、副師長蕭克，能否沿大青山組織一支遊擊性質的騎兵支隊。此時，第一二零師的反圍攻戰鬥雖然已經進入尾聲，但還沒有全部結束，負隅頑抗的敵人在飛機的配合下，依然頑固地與第一二零師周旋。在這種緊急時刻，黨中央為何會格外關注組建大青山支隊呢？
黨中央這份電文中提到的大青山，指的是位於內蒙古陰山山脈的中段，它東西長350餘千米，南北寬四五十千米。大青山地區包括原綏遠省的16個市、縣、旗和原察哈爾省的5個旗，麵積93000多平方千米，人口140多萬，除漢族外，多是蒙古族和回族等少數民族。
抗戰時期，大青山地區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南麓平原上有連接當時三大重鎮集寧、歸綏、包頭的交通命脈平綏鐵路和公路；北麓與蒙古接壤，東南與晉西北相連，是溝通中國華北和西北的重要紐帶。
大青山地區位置非常重要，但“七?七事變”後，這裏的形勢卻不容樂觀。日軍第二十六師團，除常駐張家口1600餘人外，大部分沿平綏路駐紮在大同、集寧、歸綏、包頭及其附近的城鎮和火車站。
同時，由日軍扶植起來的偽蒙古軍20000餘人，也大部分駐守在大青山地區。
當時，日軍對大青山地區的統治非常嚴密，在偽蒙古軍內設有“顧問”和“指導官”，直接指揮其行動，在偽“蒙疆政府”內設置了日本“參事”、“顧問”、“次長”等，掌握著軍事、經濟、政治、人事等各項實權。
此外，敵人還通過辦學校、訓練班等方式，實行以親日防共為基本內容的奴化教育。
在抗戰方麵，1937年8月，國民黨綏遠駐軍曾在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第二一八旅旅長董其武等將領的指揮下，在商都、化德一帶抵抗日軍。
但當9月日軍沿平綏鐵路向西發動進攻時，國民黨駐綏遠部隊主力卻奉閻錫山之命倉皇撤到山西，以致歸綏淪陷。
此時，綏遠地方勢力將各縣保安隊和土匪流氓湊起一支“綏遠民眾抗日自衛軍”，共十路近萬人馬，主力駐在大青山。
這支部隊雖然掛著“抗日”的牌子，並屬國民黨中央及綏遠當局管轄，但根本不敢和日軍交鋒，相反卻經常騷擾百姓，使群眾大失所望。
此外，大批土匪流竄山中，無惡不作，使大青山地區人民群眾的生活苦不堪言。在政治上，“恐日病”和“亡國論”蔓延於各界，群眾對國家前途十分憂慮。
在這種情況下，我黨認為，日軍戰略部署中把大青山地區作為重要的軍事樞紐，東與偽滿洲國相連，西可進軍中國大西北，向北形成軍事進攻蒙古和蘇聯的前沿陣地，向南則可對中國共產黨晉西北根據地包圍夾擊，威脅陝甘寧邊區。
因此，開辟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能夠牽製日軍兵力，阻止其西進南下，配合正麵戰場作戰。還能成為晉西北根據地的外翼，推動整個晉綏抗日戰爭的發展，保衛陝甘寧邊區，並能形成廣闊的敵後戰場。
此外，對於打通國際交通線、溝通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聯係，加強國際反法西斯力量也具有重要意義。
正因為這個原因，黨中央非常重視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的建立。
1938年初，八路軍第一二零師從日軍手中收複了岢嵐、五寨、偏關等7座縣城，這為創建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基於這個戰略考慮，黨中央提出了建立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的相關問題。於是，在晉西北反圍攻戰鬥接近尾聲的時候，毛澤東才發電給第一二零師師長賀龍、政委關向應、副師長蕭克，詢問建立大青山支隊問題。
4月18日，毛澤東又致電賀龍、關向應、蕭克並轉宋時輪：關於平綏線路以北包括豐鎮、集寧、天鎮、陽高之北部及興和、尚義、商都、康保、新民、陶林、武川諸縣直至東邊張北縣這一廣大地區，能否創建遊擊根據地，請你調查見告並轉宋時輪同誌調查見告。
據綏遠來人談該地一帶都是山地，民間槍支頗多，鐵道在山溝中行，鐵道南部涼城一帶也是山地，槍支也多，遊擊隊可跨鐵道發展，並往來穿插鐵道都不成問題等。究竟情況如何望速告。
5月14日，毛致電朱德、彭德懷、賀龍、關向應、蕭克：“在平綏路以北沿大青山脈建立遊擊根據地甚關重要，請你們迅即考慮此事。”
6月7日，賀龍、關向應、蕭克致電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陳三同誌來此傳達軍委會關於派宋時輪支隊到大青山建立遊擊根據地問題，我們研究這地區的地形、糧食及群眾條件，在該地區建立根據地是可能的；宋時輪支隊現到昌平地區，轉到大青山可經宣化、興和沿山脈西進。該支隊的調動請你們指揮。”
6月11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賀龍、關向應、蕭克：“大青山脈的重要性如來電所述。該地應派何種部隊、何人指揮及如何作法，由你們依據情況處理之。唯開始建立根據地時，敵人知其重要意義，必多方破壞，故部隊須選精幹者，領導人必須政治軍事皆能對付而且機警耐苦而有決心在該地創立根據地者。陝北騎團現控製河套蒙古廣大區域，在定、鹽以北五百裏之杭錦旗一帶，配合蒙民抗禦敵軍南下，故不能調動。”
上述往返電文，表明毛澤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創建大青山根據地的戰略決策已定，隻是在用兵遺將問題上作出原則性指示，而將具體事宜交由第一二零師“獨立自主”解決。
6月26日，賀龍、蕭克、關向應、甘泗淇致電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我們決定第七一五團去大青山，但中央派來之幹部何時可到，如部隊先走，則將來幹部不易送去，是否可延期出發等候到來一同走；大青山最近來了一兩個人接頭，有一人劉洪雄，據他說是老黨員，過去與王若飛同誌有關係，曾參加過東北義勇軍，請查明電告。此三人係楊植霖同誌派來的，過去確與我們接洽過；大青山尚有同誌以八路軍麵目組織一個遊擊隊，共40餘人。群眾很信仰八路軍。山內土匪甚多。”
在這份電文上毛澤東批示：“令其等候幹部一並出發，胡譚催幹部、電台等速往第一二零師—毛”。
至此，創建大青山抗日根據地的戰略部署就緒。
根據中央關於創建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的決策和具體部署，1938年6月下旬，第一二零師抽調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團和師直騎兵營一個連，組成了八路軍大青山支隊。
新組建的大青山支隊，由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員李井泉任支隊長兼政委，所以大青山支隊也稱“李支隊”；姚喆任支隊參謀長，彭德大任支隊政治部主任。
組建為大青山支隊的主力之一——第七一五團戰鬥力很強，該團的幹部戰士絕大多數參加過長征，戰鬥經驗豐富，實戰能力強，是一支裝備強、政治軍事素質高的軍隊。
大青山支隊在山西五寨舉行誓師大會後，從五寨出發進至平魯、左雲、右玉、懷仁、大同及長城沿線開展遊擊戰，準備挺進大青山。
這一時期，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在岢嵐縣城組建的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晉察綏邊區工作委員會也決定隨大青山支隊挺進大青山，開展創建根據地、組織各級動委會、發動群眾等工作。
為了加強對總動委會工作的領導，黨的晉西北臨時區委組織了大青山特委，武新宇任書記。他們帶六七十名幹部隨軍北上，主要是進行發動和組織群眾抗日的工作。
當時，太原成成中學師生組建的抗日遊擊第四支隊，在黨的領導下，也準備北上大青山抗日。
第四支隊約300人，這是一支主要由太原成成中學愛國師生組成的知識分子抗日武裝。太原成成中學是在我黨影響下的一所進步學校。抗戰初期，成成中學組織了抗日義勇隊，後改為成成中學師生抗日遊擊隊。
1937年12月，在黨的領導下改編為抗日遊擊第四支隊，劉鏞如任隊長。第四支隊經過整訓，與大青山支隊一起開赴大青山地區。
這樣一來，將要開赴大青山地區的大青山支隊、第四支隊和戰動總會工作人員，總人數就達到了2300多人。這2000多人成為了開辟大青山根據地的主力，有了這支隊伍的出現，大青山根據地的開展工作終於拉開了帷幕。
成功挺進大青山地區
1938年7月，大青山支隊在五寨舉行了挺進敵後誓師大會，全體指戰員全副武裝，在紅色軍旗引導下，邁著整齊矯健的步伐，接受師旅首長檢閱。
第三五八旅旅長張宗遜、支隊司令員李井泉先後講話，表達了開辟新戰場的決心。
7月15日，朱德總司令發出進軍大青山的命令，就這樣，大青山支隊開始向大青山地區挺進。
從晉西北腹地到大青山，雖然隻有400千米，但沿途多是山區，道路崎嶇，加之敵人不斷襲擊，大青山支隊的挺進過程真可謂困難重重。
當時，王尚榮帶領第七一五團第三營由晉西北出發，率先從殺虎口越過長城，進到綏遠省涼城縣的廠漢營。
接著，在8月2日，戰動總會和第四支隊也從晉西北相繼北上，到了右玉、平魯縣一帶。
在挺進大青山的路上，李井泉、姚喆等人帶領八路軍指戰員翻山越嶺、跨過長城。一路上，姚喆感慨萬千，吟誦古詩，凸顯出將軍的詩人氣質：雁門關外野人家，不養桑蠶不種麻。
百裏並無梨棗樹，三春哪有桃杏花。
六月雨過山頭雪，狂風遍地起黃沙。
說與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襖午穿紗。
我軍的北上行動使敵人恐慌萬狀，他們急調5000餘兵力，分七路向我軍撲來，企圖消滅我軍於長城腳下。
為了擺脫敵人包圍，尋機再進，我軍在給敵以嚴重打擊後，撤回偏關縣賈堡一帶休整。
一周之後，我大青山支隊再次向右玉縣方向進發。為了隱蔽，部隊白天休息，夜間行軍。沿途克服山嶽、河流等種種困難，經殺虎口越過長城，跨入涼城縣境，再次到達廠漢營集結。
先頭部隊第七一五團第三營在營長陳剛的率領下，直搗岱海灘以南天城村敵據點，出其不意地消滅了據點內的大部分敵人，吸引了敵人的視線。
在這種情況下，我軍大部隊乘機分路從岱海灘直抵蠻汗山中心地帶的太平寨，為繼續北上開辟了一個落腳點，取得了進軍大青山的第一個勝利。
此時，部隊接到第一二零師師部指示，命令他們派遣精幹力量返回晉西北平魯縣接運過冬用的皮衣。
當時，敵偽軍已完全摸清部隊挺進大青山的行動方向，正瘋狂地向部隊發起圍追堵截。這個時候要殺回馬槍去接運皮衣，確實是一項十分艱難的任務。為了順利地將皮衣接運到大青山，姚喆打算親自出馬。
為此，經大青山支隊研究決定，由姚喆參謀長帶第七一五團第一營留在蠻汗山發動群眾，宣傳抗日，並負責與雁北聯係，準備接運冬裝；由李井泉、武新宇、王尚榮率大青山支隊、戰動總會和第四支隊繼續北上大青山腹地。
9月1日夜，李井泉率領著大隊人馬，神速地從旗下營車站與三道營車站之間越過鐵路，天亮前到達預定地點——武川縣內的大灘、甘溝子一帶。
在李井泉率領大部隊向縱深挺進之時，姚喆參謀長則率領小分隊指戰員，在蠻汗山和長城附近兜了好幾個圈子，以迷惑敵人。
不料，當姚喆帶領小分隊行進到大榆樹、韭菜溝地段時，駐紮在歸綏的日寇後宮步聯隊“嗅”到了八路軍的行蹤，立即調集好幾百人的兵力，向我軍小分隊猛撲過來，企圖將我一個營和一個連圍殲在韭菜溝一帶。
麵對氣勢洶洶的敵人，姚喆當機立斷，決定停止前進，搶占有利地形，就地給敵人以迎頭痛擊。
戰鬥打響前，姚喆來到三連陣地馬鞍山麓。他匍匐在前沿草叢中用望遠鏡仔細觀察敵情後，走進工事，拍著一名學生兵的肩膀問：“小鬼們，你們打過仗沒有，怕不怕打仗？”
“不怕！”望著參謀長堅毅的目光，這些十七八歲的小戰士們，一個個斬釘截鐵地說：“日本兵膽敢爬上來，我們就狠狠地揍他，叫他們腦袋開花回老家。”
姚喆高興地說：“對待敵人就是要有這麽一股子狠勁，要勇敢，不怕死。但也不能蠻幹喲！你們要聽指揮，要機動靈活，才能打勝仗。”
戰鬥打響後，小分隊的指戰員們在姚喆等的指揮下，英勇頑強，從上午至下午，與敵人激戰了六七個小時，一連打退敵人10餘次進攻，最後迫使敵人丟下20多具屍體，灰溜溜地縮回了歸綏。
時間就是勝利。
打退日本鬼子的進攻後，姚喆指揮戰士們連夜趕往接運皮衣的平魯。
在路上，當他們見到第一二零師警備六團團長孫超群和政委張達誌帶領部隊護送著100多頭毛驢馱著的1400多件皮大衣走來時，小分隊的指戰員們傻了眼，姚喆更是犯了愁。這百十頭毛驢一溜兒排開，每頭毛驢分別馱著10多件皮大衣，那場景著實壯觀。可是目標這麽大，怎樣才能通過敵人的一道道封鎖線，將這些東西完好無損地運到大青山去呢？
為此，姚喆倒背著雙手，獨自繞著這毛驢隊轉悠起來。忽然，他停住了腳步，叫來了第一營營長傅傳作和三連連長梁勁秀。他們3個人“嘀嘀咕咕”一陣商量後，決定讓小分隊的指戰員每人穿一件皮大衣，剩下的再用毛驢馱運。
這辦法當然好，毛驢隊一下子精簡了2／3，可就是苦了戰士們。當時，正值盛夏季節，戰士們全都身著單衣薄褲，腳穿草鞋，但沒有一個不是汗流浹背的。
這下好了，除了要背著原來的武器、彈藥、幹糧和背包外，還要穿一件幾斤重的皮大衣，那悶熱勁，就別提有多難受了。
見戰士們滿臉難色，姚喆抓起一件皮大衣就往身上穿。在他的帶動下，戰士們再也沒有多講一句話，幾百件皮大衣全都上了身。
當接運皮大衣的小分隊來到平綏鐵路附近時，姚喆從抓獲的“舌頭”口中得知，日偽軍已在鐵路沿線設下重兵埋伏，企圖截取部隊的皮大衣。
事不宜遲，姚喆命令護送他們的孫超群和張達誌，率領警備六團從側後包抄過去，奔襲日偽軍的老巢紅沙壩車站，以牽製敵人。
一時間，紅沙壩車站槍聲大作，火光衝天。埋伏在鐵路旁的敵兵哪還顧得了搶八路軍的皮大衣，一個個抱頭鼠竄，沒命似的跑回車站，去保他們的窩點。
說時遲，那時快，姚喆率領身穿皮大衣的小分隊，趕著幾十頭毛驢，前後不到半小時，不折一兵一卒，全部越過了敵人嚴密封鎖的平綏鐵路。
接下來，全營戰士背著沉重的皮大衣迅速向大青山進發。在團長孫超群、政委張達誌領導的警備第六團的掩護下，第一營於10月初越過平綏鐵路抵達速勒圖一帶，與了第七一五團參謀長李文清率領接應的部隊會合。
至此，大青山支隊全部到達大青山腹地的綏中地區。不久，挺進大青山地區的大青山支隊，在麵鋪窯子與楊植霖等領導的蒙漢抗日遊擊隊勝利會師。就這樣，曆時數月、跋山涉水千餘裏的抗日健兒，終於把抗日的紅旗插上了大青山。
三大遊擊區正式形成
1938年9月，以往在別處尚屬初秋時節，隻是微有涼意，而在大青山一帶卻已經是寒氣逼人了。
然而，與大青山的複雜局麵相比，初秋的寒意已經算不上什麽困難了。
當時，在大青山地區，就武裝力量而言，公開的敵人有日本侵略軍及其控製下的偽蒙古軍，以及偽政府操縱的偽警察和地方保安隊；隱蔽的敵人有大小數十股土匪，他們搶掠百姓，無所不為，四處造謠侮蔑共產黨，說什麽“八路軍共產共妻，殺人如麻”，遇到機會還襲擊、殺害抗日軍民；還有打著抗日旗號的隸屬國民黨的“自衛軍”。
就地方政權來說，當時的武川縣管轄十大區，總麵積20000多平方千米，日偽期間將原有184個鄉合並為46個，設可可以力更、烏蘭花、大灘、旗下營4個鎮，每個鎮都派駐日軍和偽軍。此外，交通要道如蜈蚣壩等地派駐偽警察。
作為大青山支隊的負責人，李井泉、姚喆等領導人充分認識到，在這樣一個地區要打開局麵，最有效的舉措是打擊日寇，以實際行動喚醒民眾。
為了迅速打開局麵，支隊領導決定積極開展遊擊戰，盡快打幾個勝仗，煞煞敵人的囂張氣焰，掃除群眾心頭的陰雲，並確定首先攻打陶林縣城。
陶林城即烏蘭察布盟察哈爾右翼中旗政府所在地科布爾鎮，這是一個有千餘戶居民的大集鎮，有各種商號50多家，是集寧以北最大的貿易集散地。
當時，陶林城城內駐紮日軍一個中隊，偽軍3個中隊，共約500餘人。
大青山支隊到大灘後的第三天，第七一五團第二營、第三營即從大灘出發，傍晚到達陶林城西南5000米處的山地隱蔽。
深夜時分，攻城開始。第三營十連在營長陳剛的帶領下首破北門，攻入城內，很快西門也被攻破。
在我軍的猛烈攻擊下，偽軍被消滅一部，其餘四散逃命。狡猾的日軍憑借堅固的工事頑抗。這時，駐集寧之敵聞訊乘汽車前來增援，為避免腹背受敵，我軍即撤出戰鬥。
這一仗我軍雖來全殲敵人，但給敵人以很大的打擊，大大振奮了民心，一時間，“八路軍打日本鬼子”的消息迅速傳遍陰山南北。
接著，我軍又奔襲了烏蘭花鎮。烏蘭花位於陶林縣城西北50千米，駐有偽蒙軍一個加強連，裝備全係日式武器，並受駐武川的日軍平和中隊指揮。
此外，鎮內還駐紮著四子王旗保安隊，共180餘人。
9月10日，我第二、第三營和騎兵連在李井泉和王尚榮團長率領下，從大灘出發，天黑前到達烏蘭花鎮，並很快把鎮子包圍。
次日淩晨，我軍采取突襲手段，衝入鎮內，將偽蒙軍和四子王旗保安隊全部俘虜，繳獲機槍9挺，長短槍80餘支和戰馬100多匹。
部隊進城後，通過張貼布告、標語，召開群眾大會等方式，宣傳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對俘虜，我軍則闡明八路軍的俘虜政策和抗日主張，講述中國人不應該自己打自己，應該團結協作一致，共同對日的道理。
當天王爺派二喇嘛與李井泉談判，說明保安隊與偽蒙古軍不同，他們保證嚴守中立，不打八路軍，並要求釋放保安隊。
為了抗戰大局，八路軍當即釋放保安隊官兵並退還全部槍支馬匹。對偽蒙古軍則沒收其槍彈馬匹，人員全部遣散。
此外，我軍還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群眾秋毫無犯，尊重蒙古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各族群眾深受感動。
支隊撤出烏蘭花後，國民黨“自衛軍”第十四團進駐烏蘭花，他們搶掠**無所不為，群眾派代表趕到大灘請求八路軍的支援，八路軍對其提出撤出烏蘭花的要求。
懾於八路軍的聲威和統戰政策的影響，第十四團當晚撤出了烏蘭花。群眾感激對他們的再次解救，從所見軍隊的對比中看清了是非善惡。
陶林和烏蘭花之戰，使日軍極為驚慌，他們急忙向武川、陶林、烏蘭花、百靈廟等地增調兵力，以圖加強大青山北麓的布防。
我大青山支隊得知敵人意圖後，決定利用歸武公路之間蜈蚣壩一帶的險峻地形，打一場伏擊戰。
娛蛤壩坐落在歸綏以北17千米處，歸武公路從這裏穿過。公路兩側是懸崖陡壁，地勢十分險要。
9月下旬的一天，我大青山支隊派第二營營長唐金龍率隊乘夜包圍了娛蛤壩附近的偽警察小分隊，迫使小分隊長給歸綏日軍打電話，報告有八路軍活動，請求派隊搜剿。
爾後，我第二營將公路上的一座橋梁破壞，又加以偽裝，部隊設伏在娛蛤壩周圍。
次日淩晨，敵人果然派出滿載日軍的4輛汽車，爬上娛蛤壩來。第一輛汽車剛開上被破壞偽裝的橋梁，便一頭栽了下去。後麵3輛車頓時擁擠在狹窄的公路上。
這時，埋伏在公路兩側的我軍部隊居高臨下，向敵人猛烈開火。很快，我軍將大部分敵人擊斃。殘敵紛紛鑽到車底下或石頭後麵頑抗。
在嘹亮的衝鋒號聲中，我軍指戰員向敵人猛撲過去，一陣白刃格鬥，將敵全殲。
戰鬥僅進行了25分鍾，共消滅日軍80多人，其中少佐軍官一人；繳獲機槍9挺、擲彈筒5具和一批槍支彈藥。蜈蚣壩伏擊戰打得幹淨利落，影響很大，使我八路軍在大青山地區聲威大振。
為了進一步擴大遊擊根據地，10月下旬，支隊在武川縣井兒溝召開了黨政軍幹部會議，決定由姚喆、武新宇、朱輝照、唐金龍帶領大青山支隊第一、第二營的3個連、騎兵連、第四支隊三、四連和戰動總會部分工作人員，以大灘為中心，堅持和發展綏中的遊擊戰爭。
第一營副營長鄒鳳山帶三連和第四支隊一連及戰動總會部分工作人員回師蠻汗山，開辟綏南遊擊區。
李井泉、彭德大、王尚榮、楊植霖、李維中、陳剛、寧德青等同誌，率領第三營和第二營五連、第四支隊二連、綏蒙遊擊隊及戰動總會部分工作人員，挺進綏西，開辟綏西遊擊區。
會後，各部隊便整裝出發。西進部隊從井兒溝直達武川、薩拉齊、固陽3縣交界處的後腦包、官地一帶。
這一帶地理位置較好，南麵出溝可直入土默川平原，西經山地能抵包頭，北可進入達爾罕旗大草原，東南有大青山主峰——九峰山。
敵人得知我軍主力西進後，便從包頭、固陽等地抽調37輛汽車，滿載日軍向後腦包、官地一帶撲來。我軍沉著應戰，一舉殲敵100餘人，挺進綏西首戰告捷。
接著，在一個暴風雨的夜晚，王尚榮率隊奔襲了歸綏、包頭之間的陶思浩火車站，消滅日偽軍幾十名，還活捉了偽鎮長。
經我軍宣傳教育，偽鎮長表示願意棄暗投明，並將聚斂的銀元數千元，偽鈔數萬元交給我軍。
不久，王尚榮帶第三營3個連，又趁雨夜奔襲了離包頭東北45千米處的石拐鎮。該鎮駐偽蒙古軍第四師一個團，我軍一槍未放，即將睡夢中的偽團長俘獲，僅用半小時就殲敵近100人，繳獲長短槍300餘支，子彈數萬枚，戰馬200餘匹，還繳獲電台一部。
偽團長原係張學良部的一個連長，經宣傳教育，他痛哭流涕，申明願意改惡從善。
為團結抗日，我軍將俘虜的偽軍全部釋放，並將繳獲的武器和部分戰馬發還他們。對此，偽軍官兵感激萬分，紛紛表示以後要支持八路軍抗日。
八路軍挺進綏西三戰三捷，打開了局麵：首先，群眾看到或聽到八路軍是真正抗日的軍隊，紀律嚴明敢打必勝，他們由此感到抗戰勝利的希望。其次，支隊官兵對大青山區的自然和社會情況有了具體的認識，堅定了建立根據地的信心；第三，偽軍政人員中產生動搖思想，死心塌地為日寇賣命的漢奸走狗隻是極少數。
在進軍綏南方麵，重返蠻汗山的第一營三連、第四支隊一連及戰動總會部分工作人員，在第一營副營長鄒鳳山帶領下，在太平寨西北的碾房窯子一帶開展群眾工作，擴大隊伍。
在3個多月的時間裏，我大青山支隊在戰動總會和第四支隊的協同配合下，橫掃陰山幾百裏，在鐵路以南建立了以蠻汗山為中心的綏南遊擊區；在鐵路以北，歸武公路以東，以大灘一帶為中心建立了綏中遊擊區；在歸武公路以西，從歸綏到包頭西接河套地區建立了綏西遊擊區。
綏南、綏中、綏西這三大片遊擊區共包括18個市縣，構成了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
積極進行根據地建設
1938年底，隨同八路軍大青山支隊到大青山的“戰動總會”晉察綏邊區工作隊及遊擊四支隊，一直跟隨主力部隊行動。
在抗日民主政權尚未建立以前，大青山一帶屬於無政府狀態的過渡時期，此時的動委會代行政權職能，動員、組織並武裝群眾參加抗日遊擊戰爭，動員、征集財力物力供應八路軍。
因此，動委會是抗日民主政權的前驅和基礎，是聯結軍隊與民眾的紐帶和橋梁。
大青山支隊到達大灘之後，立即分組開展宣傳、動員工作。
9月21日，武川縣三區動委會在大灘宣告成立，吸納方方麵麵的代表，經過充分的民主協商，選舉產生領導機構，主任一人，副主任3人，下設組織、宣傳、分配、武裝、總務各部。
總務部長劉鈺出身於開明地主家庭，本人是學生，曾在北平讀書，思想進步，熱心抗日，在群眾中頗有威信。在他的帶動下，許多開明士紳和上層人士積極讚助抗日，支持動委會的工作。
武三區動委會成為大青山根據地創建初期模範的統一戰線組織。當時，寒冬漸至，為部隊征集冬衣和糧食是最緊迫的任務，動委會按照“有錢出錢，有人出人，有馬出馬，有力出力，有糧拿糧”的原則，在短短數月之內，動員征集到一批冬衣、糧食、靴子、馬匹等，解決了綏中部隊的供給問題。
支隊主力挺進綏西的過程中，10月間，綏西動委會成立，由晉察綏邊區工委武裝部長李維中兼主任，成為大青山最早的地區級動委會組織。
12月，武歸縣八區動委會在玻璃哈達隆重成立。選舉地方開明人士王景堂任主任，“戰動總會”幹部李奇任副主任，郝秀山任分配部長，劉永福任總務部長，曹文玉任武裝部長，任德仲任遊擊隊長。
動委會在此後的工作中形成功能比較健全的抗戰動員基層機構，是抗日民主政權的雛形。
在動員物資的同時，各區動委會發動群眾，組建遊擊隊。協助動委會開展工作，配合正規軍打擊敵人。他們傳遞情報、轉運和保存物資，發揮了熟悉地理環境和社情民意的特長，為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大青山抗日遊擊區開辟初期建立的動委會，在動員群眾、籌集軍需等方麵做了大量工作，許多時候代行行政職權，但它畢竟不是政權組織。
隨著形勢的發展和鬥爭的需要，在動委會的基礎上建立各級黨組織領導根據地建設，以利於鞏固、發展遊擊根據地，已是大勢所趨的重要任務。
1938年11月22日，黨中央專門作出《黨中央關於綏蒙工作的決定》，《決定》中確定：以李支隊的活動為中心，將大同至包頭鐵路沿線和大青山後直至後套一帶，設立綏遠省委，受北方局領導，省委委員暫決定白如冰、武新宇、劉遂生（即劉瑞森）、李井泉、趙通儒、於占彪、白成銘七人，以白如冰為書記。
在具體分工方麵，白如冰書記兼蒙民部長，李井泉兼軍事部長，於占彪任副部長，武新宇任宣傳部長，白成銘任組織部長，劉瑞森任河套特委書記。
省委的第一項工作是發展黨組織，按地域區劃，建立綏中、綏西、綏東特委或地委，下麵分別有縣委乃至區委。
除了進行根據地的黨政機構建設外，如何與當地群眾，尤其是少數民族群眾和平相處，也成為大青山根據地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當時，大青山地區有蒙古族10多萬人，其中土默特旗、四子王旗、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等旗縣是蒙古族聚居區，其他地方則是蒙漢雜居區。
長期以來，清朝、北洋軍閥及國民黨政府，對蒙古民族實行野蠻的民族壓迫、使蒙古族群眾處於苦難深淵之中。
抗戰開始後，國民黨綏遠當局實行“抗日滅蒙”政策，其部隊對蒙古人民肆意打罵欺侮、搶劫財產、焚燒房屋，更加深了蒙漢民族問的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日軍利用蒙古民族對國民黨大漢族主義政策的不滿，加緊挑撥離間，激化民族矛盾，並欺騙、籠絡一部分蒙古王公上層分子，打著民族旗號，大搞“獨立”、“自治”等妄圖分裂中國的活動，以達“分而治之”的目的。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所謂“複興蒙古”、“抑漢揚蒙”、“民族協和”、“日蒙聯合”、“幫助蒙古獨立自治”等口號的欺騙下，相當一部分蒙古上層分子和蒙古人民，對日軍扶植起來的偽“蒙疆政府”存有幻想。因此，能否團結廣大蒙古人民抗日，是關係到大青山抗日遊擊戰爭能否發展和長期堅持的重要問題。
當時，黨中央對於團結蒙古民族共同抗日的問題非常重視，毛澤東就曾經多次作過重要指示。
在我軍挺進大青山，開辟擾日遊擊根據地的時候，黨中央和毛澤東又曾再三強調：在綏遠敵占區開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必須團結蒙漢人民聯合抗日，以黨的正確的民族政策，改變中國曆代反動統治者的民族壓迫政策，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欺騙宣傳和偽蒙疆政權的反動實質，使蒙古民族盡快地有擾日的覺醒，發揮其抗日的巨大作用。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在《關於綏蒙工作的決定》中，又把對蒙古民族的政策和蒙古民族工作擺在了極其重要的地位，把“喚起和團結蒙漢一切力量，一致聯合抗日”作為綏蒙工作的總任務和總要求，明確指出：“以我們正確的扶助境內少數民族解放政策，去幫助各方消除蒙漢間的對立。”
1940年4月，《黨中央關於綏遠敵占區工作的決定》又把做好蒙古民族工作作為綏遠敵占區黨的中心工作之一，特別強調要加強蒙古民族工作。
當時，第一二零師賀龍師長、關向應政委在對大青山抗日鬥爭的許多指示中，也反複強調了黨對蒙古民族的政策和蒙古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並針對當時鬥爭的實際，提出了一係列具體要求。
根據黨中央和第一二零師師部的指示，在開辟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的鬥爭中，為了加強對蒙古民族工作的領導，我大青山根據地還專門設立了從事蒙古民族工作的機構。
當時，中共綏遠省委設立了蒙民部，省委書記白如冰親自兼任了蒙民部長，在蒙古族較集中的綏西、綏中的地委和縣委也設立了蒙民部，在戰動總會中設立了蒙民工作委員會；綏察行政辦事處及綏察行政公署下設了蒙政處，在專署和縣的抗日民主政府中也分別設立了蒙民部或科。
這樣做，有力地體現了我黨團結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主張。它不僅與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政策形成鮮明對比，而且成為爭取蒙古民族抗日，瓦解偽蒙疆政權的旗幟，對於密切黨與蒙古民族的養係，喚起蒙古民族的覺醒，消除蒙漢對立，實現平等聯合，共同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開辟遊擊根據地的過程中，大青山支隊廣大指戰員，利那各種機會，采用多種形式，熱情地向蒙古族各階層宣傳我們黨的抗日主張和民族政策，運用曆史資料和現實材料，充分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挑撥民族仇恨，實施民族分裂的罪惡陰謀，講述隻有趕走日本侵略者，各民族才能實現真正的獨立和民主的道理。
李井泉，武新宇、白如冰、姚喆、楊植霖等領導同誌，也都深入下去，和蒙民交朋友，宣傳黨的民族政策。通過宣傳教育，使受騙的蒙民很快覺悟過來。
與此同時，我黨同誌還經常教育部隊：尊重蒙古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語言文字。在與蒙民接觸中，堅持平等相待，兄弟相處，並盡可能幫助蒙民解決生活中的困難等。
蒙古族人民是善良、純樸、熱情的。在我軍大力宣傳和影響下，廣大蒙民對共產黨、八路軍有了正確的認識，紛紛參加抗日的行列，有的青年還騎著自家的馬來參加八路軍。
當時，我軍每到一地，都受到蒙民的擁護和愛戴，有的主動站崗放哨，遞送情報；有的把節省下來的糧食送給我們，有的為我軍保存物品，掩護傷病員。
1940年冬，騎兵支隊司令員姚喆患了斑疹傷寒病，高燒達41度多。由於戰鬥頻繁，部隊經常轉移，隻得將他安置在陶林北區大土城子一家蒙古包休養。
當時群眾的生活極端困難，為了讓姚喆早日恢複健康，蒙古族群眾把自家最好的油茶麵、奶皮子給他吃。他們還自動偵察敵情，冒死轉移保護。
經過一個多月的精心照料、調養，姚喆的病好了。臨走時，群眾依依不舍，揮淚相送，還送給他許多奶製品補養身體。
幫助建立抗日武裝是堅定蒙古民族抗日信心的重要途徑。1939年夏，在共產黨員賈力更等同誌的組織、動員下，一支蒙古抗日遊擊隊在土默川建立起來。
為了加強對這支蒙古民族抗日武裝的領導，根據地的黨組織先後派經曆過長期鬥爭鍛煉的蒙古族同誌李森和高鳳英擔任隊長，並從大青山騎兵支隊調老紅軍許秉智擔任指導員。
在我黨的大力支持下，這支蒙古民族抗日武裝在鬥爭中不斷發展壯大，曾多次獨立作戰和配合騎兵支隊戰鬥，並且積極宣傳抗日救國，動員青年參加抗日，通過各種社會關係深入偽蒙古軍內部，做爭取和瓦解偽蒙古軍的工作，為我黨我軍團結蒙古民族抗日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培養民族幹部，我綏遠地區黨組織、大青山支隊和戰動總會，從1939年秋天開始，至1942年，先後動員100多名蒙古青年，分批送到延安，在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延安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和中央黨校、延安民族學院學習。有的經過短期培訓即返回大青山參加抗日鬥爭。
這個培訓不僅為大青山抗日遊擊戰爭培養了一批蒙古族幹部和骨幹力量，也為整個蒙古民族的解放鬥爭培養了幹部。
這裏特別值得提及的是，1941年春，賈力更在護送一批學生去延安的途中，與敵人遭遇，他為了掩護同誌而英勇犧牲。
做好蒙古王公等上層人物的工作，是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團結廣大蒙古族群眾抗日的重要一環。
在當時，蒙古王公等上層人物，在蒙古群眾中有著相當的權威，他們的政治態度對大多數蒙民有很大影響。
為了爭取和團結他們，我黨同誌根據黨中央的有關指示精神，結合當地實際情況，製訂了一係列區別於漢族的特殊政策。
比如：不在蒙民聚居區設立任何行政組織；不推翻王公製度，扶助王公抗日；對一時投日的蒙古族上層人士和偽軍，不輕易戴“蒙奸”帽子，甚至對德王也提出了“爭取其回頭抗日”的口號。
與此同時，我根據地領導同誌還派出許多蒙古族共產黨員潛入偽蒙古軍中，秘密地宣傳黨的民族政策，進行爭取和分化瓦解工作。
在我們黨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不少蒙古族上層人士很快由對共產黨、八路軍的敵對、懷疑，轉變為信任、同情和支持。
比如，曾代表四子王府與我根據地部隊談判的二喇嘛，曾多次掩護我綏中遇險的同誌，還多次收留我傷病員治療。駐察素齊一帶的偽防共第二師師長韓伍，不僅幫助我軍購買了大批槍支、子彈、藥品、布匹等軍需物資，還親自帶人策馬跑到我遊擊區，與楊植霖舉杯起誓，表示他堅決抗日的決心。
對大青山根據地爭取偽蒙古軍的工作，毛澤東曾給予充分肯定：“爭取偽蒙軍的成績較大！”
在大力做好蒙古族各階層統戰工作的同時，我抗日根據地同誌還抓緊了對漢族地主、紳士等的統戰工作。
當時，在敵占區，日軍為了利用一些地主、紳士的影響來破壞抗日，讓他們在偽政權中擔任了一定職務。
我黨同誌為了爭取這些人抗日，除采取多種方法向他們宜傳我黨的政策，啟發其愛國心外，並且根據大青山地區的特點，規定了對地主不實行減租減息，而是動員其為抗日作出合理負擔，對農村中的階級關係，采取調節的辦法，以保護群眾的利益。
我黨采取的這些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使遊擊區的地主和開明紳士的絕大多數，很快與我軍取得聯係，60％以上的偽鄉村政權被我爭取為革命的兩麵政權，暗中為抗日積極出力。
我黨的民族政策和統一戰線政策的成功，使敵人挑撥民族仇恨，實施民族分裂的陰謀始終未能得逞，更使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進一步得到鞏固和發展。
開展剿匪與反頑鬥爭
1938年12月，白雪覆蓋了蒼茫的大青山，大青山地區天寒地凍，朔風吹來，寒風刺骨。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在這種天氣裏，都喜歡躲在家避寒，村落裏顯得冷冷清清。
然而，一天清晨，各村的老鄉卻起了個大早，紛紛來到我大青山支隊的駐地，對我軍戰士表示感謝：“感謝八路軍打敗了土匪啊，感謝你們解救了我的親人！”
看著鼻子凍的通紅的當地民眾大清早來到支隊駐地，姚喆參謀長也很高興，他對對群眾說：“消滅土匪，解救婦女是八路軍的責任，大家把親人領回去吧！”
其實，這種感人的場景，在大青山支隊挺進大青山之後，部隊遇到過很多次。而這種感人場景的出現，和當時大青山支隊進行的“剿匪”行動有關。
大青山一帶的土匪可以說是曆史悠久。自清末民初這裏即有土匪，延至日軍入侵，匪盜蜂擁。當時，大青山區流竄的大小股土匪有幾十股，他們所到之處搶掠財物，奸汙婦女，綁票敲詐，造謠惑眾，欺壓百姓，破壞生產，給群眾造成的災難極其嚴重。
我八路軍大青山支隊抵達這裏後，由於處處發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優良作風，深受各族群眾的愛戴，因此不少人向支隊哭訴土匪的罪行，強烈要求八路軍打擊土匪，為民除害。
八路軍初上大青山時，按照黨的政策曾經派幹部與大股匪首談判，規勸他們改邪歸正，認清救國大義，團結抗日，不要欺淩百姓，但是，一些作惡成性的慣匪，不僅繼續糟害群眾，擾亂地方，而且有的與日偽沆瀣一氣，殘害支隊軍政幹部，搶劫支隊物資，有的陽奉陰違，毫無歸正之意。
為了鏟除抗日遊擊戰爭的障礙，解除當地群眾的憂患，為開辟和發展根據地創造條件，1938年12月至1939年春節，大青山支隊在綏中、綏南、綏西三個地區同時開展了一次剿匪鬥爭。
在綏中地區，按照支隊部署，姚喆參謀長率支隊部分兵力留在綏中大灘一帶。這裏不少村莊被大小土匪洗劫，群眾苦不堪言，紛紛要求打擊土匪。
聽到當地群眾的訴苦之後，姚喆參謀長當機立斷，率部對十惡不赦、盤踞綏中的千餘人康德勝大股匪進行打擊。
12月的一天亥時剛到，姚喆參謀長下令燃起篝火作為攻擊的信號，向住在土城子、公胡洞村的土匪突然襲擊。
但康匪狡詐奸猾，對八路軍已有戒備，夜間人不脫衣，馬不卸鞍，槍聲一響立即逃竄。但這一次，狡猾的康匪並沒有能夠從我軍手下逃脫。
看到康匪試圖逃脫，我軍部隊立即包圍了藏在樹林裏的部分土匪，俘虜多人，繳獲了一部分馬匹，解救出被劫的多名良家婦女。
正是這次剿匪行動，才有了第二天清晨當地群眾趕到我軍駐地，向姚喆等人表示感謝的感人場景。
當地群眾把被解救的親人領走後，根據姚喆參謀長的指示，部隊對剛剛抓獲的康匪進行了教育，對願意改惡從善者放回家務農。
看到我軍敢於剿匪，當地老鄉們說：“八路軍保護咱老百姓，咱們要養活八路軍。”
沒過幾天群眾就把多石糧食以及皮衣和鞋襪等物品送到指揮部。從此，在我軍的威懾下，康匪逃離綏中，再也不敢回到綏中為非作歹。
然而，康匪剛剛被驅逐出去，1939年春節將至，日寇指揮偽軍東亞同盟軍白山閆王和土匪肖順義、夏軍川等1000多人，竄到綏中一帶騷擾百姓。
除夕之夜，夏軍川的老婆正請肖匪吃飯。姚喆帶領部隊衝了進去，俘獲土匪五六十人，繳獲多100匹馬，抓住夏的老婆和幾個女土匪。
接著，姚喆參謀長給夏軍川寫了一封信，讓他老婆和女土匪帶去。夏軍川回信表示參加抗日，不再搶劫了。
經過這些剿匪行動之後，綏中地區社會治安大為好轉，根據地得到鞏固，成為大青山遊擊根據地最早的指揮中心在綏西地區，通過周密偵察，我支隊戰士化裝成農民潛入匪徒集中之地，發動突然襲擊，一次性殲滅12股共百餘人的土匪，將惡貫滿盈的匪首當眾處決，將被搶的婦女、財物和牲畜歸還原主。
同時，我軍還分別對罪大惡極的紅螞蟻、三拐子兩大匪股給以毀滅性打擊，將民憤極大的紅螞蟻公審後就地鎮壓。看到危害一方的土匪被八路軍剿滅，當地老百姓對八路軍交口稱讚，特別是被解救回家的婦女和“財神”得以與家人團聚，他們喜出望外，熱淚盈眶，一再說“八路軍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有的人家甚至在家中供奉“八路軍之神位”。
很快，各地群眾紛紛給八路軍送糧食、皮衣、鞋、襪、帽等物，以表感激之情。
通過剿匪，八路軍進一步得到蒙漢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在毫無後方依托的大青山區站穩了腳跟，根據地的創建便水到渠成。
除了剿匪之外，打擊國民黨頑固派也是我大青山根據地軍隊麵臨的一項重要工作。
從大青山支隊挺進大青山時起，大青山地區的局勢就是敵強我弱，環境艱苦，鬥爭複雜，要鞏固發展抗日遊擊根據地，就難免要與當地的國民黨頑固派產生摩擦，因此，與頑固派的反摩擦鬥爭也隨之出現。
早在1938年秋，我軍剛剛到大青山的時候，原國民黨綏遠省的省、地兩級和大多數縣政府的人員，早已逃到河套等地，鄉村政權也被日軍利用，變成了偽政權。
為了逐步解決政權問題，我軍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的同時，即在各地迅速建立起戰動總會。
至1939年春，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綏西、綏中、綏南分別成立了她區、縣、區三級戰動總會，代行抗日政權的職能，除了負責部隊的物資供給，還領導遊擊隊、青救會、農救會、婦救會等群眾抗日組織。
當時，戰動總會在群眾中有很高的威信，群眾有事願意找戰動總會解決，有時發生了民事糾紛，也跑來請戰動總會的同誌調解。
可是，國民黨頑固分子卻極端仇視人民抗日力量的發展。
1939年春，國民黨綏遠當局趁我黨打開大青山局麵之機，陸續派回綏中專員張遐民、綏南專員趙勵師等一批“遊擊專員”、“遊擊縣長”來“收複失地”，實際是以“政令”來限製我軍的發展。
但是，我軍考慮到國共兩黨的統戰關係，曾在某些問題上做了讓步。
1939年秋季以後，隨著國民黨第一次反共**的掀起，綏遠國民黨“自衛軍”和那些遊擊政權也開始同我軍摩擦。他們知道與堅決抗日的八路軍搞摩擦會遭到公眾輿論的譴責，便把矛頭指向戰動總會。
當時，國民黨頑固派說什麽戰動總會向群眾征集糧草“不合法”，要戰動總會服從“政令”，由“國民政權”統一籌集供給。
我黨同誌據理駁斥：戰動總會是統一戰線的組織，為抗日部隊解決軍需物資，怎麽不合法了？你們說由“國民政權”統一負責軍需供給，我們到大青山看到的隻是偽政權，那裏有什麽國民政權？
一席話，駁得對方啞口無言。
後來，國民黨頑固派竟用武力相威脅，專找戰動總會和我軍部隊便衣工作人員的麻煩。
有幾次，我黨工作人員籌集來的糧草，半路上被“自衛軍”截劫了。他們甚至強行綁架我黨的工作人員，施以毒刑，我黨有的同誌還被他們活埋、槍殺成裝麻袋填進冰窟。
一次，在武川喬家營子，“自衛軍”偷襲我黨工作隊，使我黨多人受傷。
“自衛軍”有相當一部分成員是土匪出身。“自衛軍”總部的參謀長鄂友三就是一個流氓成性、殺人不眨眼的慣匪，群眾憤恨地叫他“鄂毛驢”。
當時，“自衛軍”部隊每人都身帶一根繩索，遇有反抗的群眾，就用繩子勒死。當地有一首民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鄂友三扯糖把(勒死)。走路碰見鄂友三，3尺麻繩脖子上拴，不是活埋呀，就是倒栽蔥。”
因此，當地蒙漢群眾氣憤地稱“自衛軍”為“滅蒙助日亡國軍”。
為了維護統一戰線和與友軍的團結，避免關係破裂為敵人所乘，我黨對於大青山地區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所屬的“自衛軍”、保安隊進行過大量耐心細致的工作，對“自衛軍”的摩擦作了最大的克製和忍讓。
並先後派姚喆、彭德大，楊植霖、陳剛、鄒鳳山等領導同誌，多次與“自衛軍”談判和對其規勸，希望其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停止摩擦，一致抗日。
但是國民黨和“自衛軍”中的頑固派執迷不悟，視我軍的勸告為軟弱，反共醜劇越演越烈，摩擦不斷升級。
同時，這些頑固派還製造輿論，提出“八路軍是大青山的客軍，應當撤出綏遠”，要由“綏人治綏”等反動口號。
這個時候，狡猾的日軍看到有隙可乘，便加緊對“自衛軍”的誘降活動。在軍事上，日軍停止了對“自衛軍”的進攻，並且提出，如“自衛軍”願意與日軍合作，可以給“補槍發餉”等。
在這種情況下，“自衛軍”開始同駐綏日軍秘密談判。1940年1月，我綏西部隊截獲了“自衛軍”第三路副司令王有功與日軍特務機關駐歸綏宮崎顧問、大園顧問、林顧問及日軍駐武川縣烏蘭不浪金田隊長的往來信件。
王有功在寫給宮崎的信中說：“……響應汪先生(即漢奸汪精衛)之路，願率部投順，請求收容……早願決定率部投順，效忠新政府之下保衛地方，意出至誠，毫無欺騙之念夾雜其中……全軍同化歸正，大青山遊擊隊必可清除……”
很明顯，通過這封信，王有功等“自衛軍”的漢奸嘴臉昭然若揭。
針對這種情況，為了鞏固大青山根據地，大青山支隊領導即向第一二零師賀龍師長、關向應政委報告，請求反擊“自衛軍”。
賀龍、關向應很快複電說：“為鞏固我們在大青山的據點，真正組織群眾建立抗日政權……應將大青山‘自衛軍’全部解決。”
於是，一場激烈的反擊頑固派的戰鬥開始了。
1940年農曆正月初六拂曉，我綏西第三營趁敵人過年戒備疏忽之機，向“自衛軍”總指揮部及第三路、第四路發起進攻，共俘獲代總指揮苗國華以下官兵100餘人，打死打傷幾十人。
正月初七和正月初八，我綏中部隊和綏南部隊也先後向本地區的“自衛軍”主力發起進攻。
在此後的一個多月，我軍與“自衛軍”交戰10多次，共消滅“自衛軍”2000多人，繳獲各種槍1000餘支，電台9部。
“自衛軍”遭到沉重打擊後，其殘部逃到了河套地區。
反擊“自衛軍”的勝利，為我軍在大青山抗日又掃除了一大障礙，遊擊根據地得到了鞏固。
在剿匪和反頑鬥爭取得勝利之後，根據毛澤東關於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我根據地領導同誌決定將戰動總會轉變為正式的抗日民主政權。
1940年8月，為了統一大青山遊擊根據地各族各界各黨派團結抗日的步調，在綏西武歸縣小西梁村召開了綏遠敵占區各界各黨派抗日力量代表會議，也叫綏察人民代表會議，通稱西梁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共產黨、國民黨左派、無黨派抗日民主人士代表，有蒙古族、回族等少數民族代表，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抗日部隊代表，共200多人。
在大青山的西梁山頂臨時搭起的簡陋布棚裏，一次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會議召開了。會議代表共商團結抗日大計，還討論並決定了成立綏察遊擊區抗日民主政權的事宜。
會議決定成立晉綏第二遊擊區行政公署駐綏察辦事處，正式取消了動委會和籌委會，批準成立了9個抗日民主縣政府和綏西、綏中、綏南3個專員公署。
這次會議的召開，標誌著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由動委會完全過渡到了抗日民主政權的階段。
1941年4月15日，綏察行政辦事處改為綏察行政公署，楊植霖、蘇謙益分別為正副主任。
公署下設綏中、綏西、綏南、綏東4個專員公署，領導著薩拉齊、固陽、武川、陶林、歸武、托和清、歸涼、豐涼、豐鎮等10多個縣政府，縣級政府下麵共轄有30多個區級政府。
抗日政權的建立，標誌著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大青山各級抗日政權團結各族人民，積極配合八路軍，為鞏固發展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而繼續英勇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