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6日，剛剛進入初冬的晉察冀邊區還不太冷，晉西北的新第三五八旅旅長彭紹輝帶領護送彈藥的第七一四團兩個營到達了晉察冀邊區平山回口村，向賀龍、關向應報告山西局勢。
聽完彭紹輝的匯報後，賀龍一臉嚴肅地對彭紹輝說：“晉西北閻軍眼前沒有行動，不過是他們的策略，用以麻痹晉西北新軍。晉西北閻軍不會無所作為。要記住，趙承綬曾經收買暫編第一師第四十四團團長冀聘之叛變。因此，新第三五八旅不能掉以輕心。”
賀龍說完之後，政委關向應說：“中央軍委指示，要堅決反擊閻軍的進攻，力爭抗戰派的勝利。新第三五八旅應迅速備戰，支援新軍。”
一二零師回師晉西北
1939年12月6日，剛剛進入初冬的晉察冀邊區還不太冷，晉西北的新第三五八旅旅長彭紹輝帶領護送彈藥的第七一四團兩個營到達了晉察冀邊區平山回口村，向賀龍、關向應報告山西局勢。
在略顯簡陋的第一二零師師部裏，賀龍在耐心地聽彭紹輝的匯報。很快，賀龍的眉頭皺了起來，從彭紹輝的匯報內容，賀龍清醒地估計到閻錫山可能企圖先將晉西南新軍摧毀，然後進攻晉西北新軍。
聽完彭紹輝的匯報後，賀龍一臉嚴肅地對彭紹輝說：“晉西北閻軍眼前沒有行動，不過是他們的策略，用以麻痹晉西北新軍。晉西北閻軍不會無所作為。要記住，趙承綬曾經收買暫編第一師第四十四團團長冀聘之叛變。因此，新第三五八旅不能掉以輕心。”
賀龍說完之後，政委關向應說：“中央軍委指示，要堅決反擊閻軍的進攻，力爭抗戰派的勝利。新第三五八旅應迅速備戰，支援新軍。”
為此，賀龍師長、關向應政委建議彭紹輝盡速返回晉西北，準備反頑鬥爭。
賀龍、關向應兩人的擔心並非毫無根據。盤踞在山西的軍閥閻錫山一直把山西視作他的地盤，不容他人染指。
隨著我山西新軍、犧牲會工作的逐步開展，北方局曾一再提醒我黨同誌：閻錫山老於世故，慣於在政治上翻雲覆雨，我黨同誌要準備兩手，既要積極爭取他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又要防備他在形勢逆轉的時候可能反水。
太原失守後的半年多時間裏，閻錫山為了扭轉危局，積極支持新軍和犧盟會，我黨同誌充分利用這個時機大力開展工作。
當新軍配合八路軍在敵後創建抗日根據地，打擊並鉗製敵人，穩定了山西局勢之後，閻錫山看到共產黨的影響迅速擴大，廣大群眾發動起來，新軍、犧盟會逐漸形成獨立力量，他不把這些看成是好事，而是認為超越了他所許可的範圍，難以控製了，便開始從合作抗日的立場上倒退。
臨汾失守後，閻錫山退到吉縣。他進一步意識到借共產黨的力量複興山西的辦法不靈了，控製新軍的辦法失敗了，新軍即將被共產黨全部掌握，於是，他加快倒退步伐，決心取消決死隊又犧盟會以及戰動總會和進步群眾團體，重整舊軍。
至1939年1月，反共投降的逆流在全國醞釀著、發展著。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製訂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動政策。
國際方麵，英美正在加緊策劃“東方慕尼黑”。日本公開揚言如閻停止抗日，積極反共，可以發還閻錫山集團資產的49%，對閻錫山進行誘降。
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反共的步伐加快了。閻錫山的反動態度引起了我黨的高度重視。
1939年9月21日，黨中央發出《關於山西開展反逆流鬥爭的指示》；10月初，北方局對山西反逆流反投降的鬥爭作了具體部署。10月10日，中共山西省委發出關於堅持山西抗戰克服危險傾向》的宣言。
新軍的黨組織根據黨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積極展開反對妥協投降、準備應付突然事變的工作。
1939年12月3日，國民黨軍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陳長捷部奉閻錫山密令，突然以重兵圍攻晉西南新軍決死第二縱隊、政衛第二零九旅和八路軍晉西支隊。
同時，他們還摧毀我晉西南各抗日縣政府和抗日救亡團體，大肆屠殺縣政府和犧盟會幹部及八路軍傷病員。
麵對閻錫山軍的進攻，晉西南新軍於12月6日組成“擁閻抗日討逆總指揮部”，在八路軍晉西支隊協同下進行自衛反擊作戰，苦戰10多天，擊潰陳長捷部兩個旅，突圍到達晉西北。
接著，閻錫山又令其第七集團軍等部進行攔阻。閻錫山在晉西南、晉西北挑起武裝衝突的同時，還令其第八集團軍在晉東南進攻新軍決死第一、第三縱隊。這就是當時震驚全國的“十二月事變”。
在十二月事變前後，為促使閻錫山懸崖勒馬，繼續抗日，北方局、八路軍總部和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奉黨中央指示，曾經仁至義盡地對他做了大量的爭取工作。
1939年12月中旬，彭德懷副總司令從延安來到秋林，當麵告誡閻錫山：如果想搞垮犧盟會、決死隊，那與共產黨、八路軍就做不成朋友了，蔣介石也不會把你放在眼裏。可是，閻執迷不悟，繼續擴大事態。
12月下旬，犧盟會和決死隊的領導人聯名致電閻錫山，指出：在抗戰處於危難之際，陳長捷、王靖國、孫楚等指揮所部“向決死隊猛攻，解散犧盟組織，摧殘抗日政權，大舉搜村，迫害誌士，犧盟同誌之慘遭屠殺者達2000有餘扣無辜民眾之被殃及者，尤不可勝計。民族元氣，由是大喪，山西陣地，頓呈混亂，寇奸拊掌，國人見笑，此誠意想不到之奇禍，實也山西莫大之不幸。”
同時，電文還表示：“雖犧盟會決死隊同誌慘摧浩劫，慘痛犧牲，心有不喻之隱，難言之痛。唯念死者已矣，苟能挽國運於垂危，扶山西於將傾，決仍本我不犧牲、誰去棲牲之旨願，忍痛不咎既往，再申和議，俘保團結，加強進步，繼續抗戰。”
雖然我黨為了統一抗戰大業，這樣一再委曲求全，但閻錫山仍未置複，繼續一意孤行。
麵對閻錫山的倒行逆施，黨中央、軍委發出反頑鬥爭指示，指出：“勝利進行這一鬥爭，保持山西抗戰根據地在我手中，保持華北與西北的聯係，是目前的中心問題。”
誰來擔此重任？毛澤東再次想到賀龍，再次想到了在晉察冀作戰的第一二零師。
於是，中央軍委命令：
賀、關立即出發，到晉西北指揮戰爭，越快越好。
根據中央軍委的這個指示，彭德懷下達命令：第一二零師主力緊急回師晉西北。
晉西北是延安的門戶，因此，接到上級指示後，第一二零師的兩位首長賀龍、關向應，沒有任何猶豫，立即命令全麵抓緊回師準備。
就在第一二零師準備回師晉西北的時候，山西新軍及其他部隊一起發動了對閻錫山叛逆行動的討伐。
1939年12月23日，也就是晉西新軍反擊舊軍進攻的戰鬥打響以後，黨中央發出對時局的指示，號召全黨“在一切地方準備對付局部的突然事變，”“凡遇軍事進攻，準備在有理又有節的條件下堅決反抗之，極大地發揮自己的頑強性，絕不輕言退讓。”
同日，中央軍委也明確指示晉西北新軍：“立即準備作戰，繼續鞏固新軍”。
於是，在中央的指示下，活動於晉西北敵占區和接敵區的決死第四縱隊，工衛旅、暫編第一師等部，以及彭紹輝率領的第一二零師新三五八旅，先後投入了反對頑固派的戰鬥。
當時，舊軍在晉西北的力量超過我軍，而且多半駐在遠離日軍的各縣。
12月27日晚，舊軍高級將領趙承綬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以臨縣為中心集中兵力，阻止決死第二縱隊等部與晉西北我軍會合。
參加會議的愛國將領續範亭得知後，不顧個人安危連夜趕回，向我黨委報告後，親自率領暫第一師兩個團，搶占赤堅嶺的重要陣地，使我軍處於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1940年1月2日至12日，決死第四縱隊等部經過連續作戰，擊潰趙承綬統率的騎第一軍，將頑軍壓縮於臨縣縣城附近。
正當第四縱隊與第二縱隊等部合攻臨縣縣城及其周圍頑軍的時候，中央軍委派滕代遠參謀長到達晉西北，統一指揮八路軍和新軍。
滕代遠傳達了中央指示：接應第二縱隊等部北上，驅逐趙承綬等部，以汾離公路為界，完全控製晉西北；晉西南留給閻錫山，給他個出路。
1月13日夜，舊軍在頑抗失利後放棄臨縣縣城倉皇逃走。新軍又向盤踞在河曲、保德、岢嵐等縣的舊軍進攻。
經過3天戰鬥，舊軍不支，向西渡過黃柯逃至陝西榆林地區。至此，晉西北地區的頑固派勢力被我軍肅清，晉西北與陝甘寧邊區連成一片。
閻錫山發動“十二月事變”，企圖壓製新軍、排擠八路軍的目的未能達到。
盡管閻錫山已經遭到打擊，但是黨中央依然希望賀龍、關向應率第一二零師主力早日回師。因為晉西北頑固派武裝尚未全部肅清，由同蒲路以東跑來的閻錫山第十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白誌沂、第十一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楊集賢部尚盤踞在晉西北部。
同時，山西新軍、犧盟會經過這次事變，亟待整頓和補充，各級政權尚須改造或重建，以及準備向晉西南閻軍實施反攻等。
1940年1月中旬，黨中央要求：“賀、關將整個晉西北及綏遠，南起汾離公路，北至大青山脈化為鞏固的根據地，建立西北與華北的戰略樞紐”。
賀龍明白，這是黨中央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晉綏地區不僅是黨中央與各根據地聯係的交通樞紐，而且是陝甘寧邊區的屏障，地位重要，把它建設成鞏固的根據地，意義重大。
1月24日，賀龍、關向應終於率第一二零師主力返回晉西北。在嵐縣史家莊，賀龍、關向應與滕代遠、林楓、趙林、彭紹輝、羅貴波等人會麵。
時任黨中央、軍委參謀長滕代遠高興地對賀龍說：“終於把你們盼回來了。我立即向中央報告，第一二零師返回晉西北，這裏的一切問題都好解決了。”
全麵進行根據地建設
1940年初，晉西北結束了抗戰以來兩種政權、兩種軍隊並存的局麵。師主力回到晉西北後，大大地加強了抗日進步力量。
同時，第一二零師主力的到來，也引起了日軍對這一地區的更加重視，加緊準備大舉進攻。
此外，我晉西北根據地內部，由於閻錫山的長期盤剝與日軍的燒殺搶掠，社會秩序混亂，軍政經費和吃穿都非常困難。因此，加緊鞏固與建設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已成為非常迫切的任務。
為此，黨中央和毛澤東一再來電指示，要求晉西北迅速完成政權改造，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權，並頒布具體的施政綱領，製訂全區的財政經濟計劃。積極幫助新軍鞏固內部和提高戰鬥力。
對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指示著重指出：犧盟會、新軍與新政權，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尊重閻錫山的領導，擁護其進步的綱領、口號與命令，以利於爭取閻錫山繼續留在抗日陣營內部，避免其公開投降日本帝國主義。
為了貫徹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加強黨的統一領導，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晉西北抗日民主根據地，1月26日，賀龍、關向應回到晉西北以後召開的第一次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上，著重討論了成立晉西北政權機構及製訂施政綱領問題。
2月，根據黨中央決定，由賀龍、關向應、滕代遠負責，將晉西南、晉西北兩個區黨委合並，成立晉西區黨委，由原晉西南區黨委書記林楓任書記，原晉西北區黨委書記趙林任副書記，領導晉西南、晉西北兩區黨的工作。
同時，黨中央批準由賀龍、關向應、甘泗淇、周士第、王震、蕭克、林楓、趙林、陳士渠、羅貴波、張宗遜、李井泉、彭紹輝13人組成晉西北軍政委員會，賀龍任書記，關向應任副書記，統一領導晉西北地區黨政軍工作。
為了統一晉西北新軍的領導，成立了晉西北新軍總指揮部，以續範亨為司令員，羅貴波為政治委員。同時確定，新軍在作戰時受第一二零師統一指揮。
隨即又成立了統一戰線性質的軍政民聯合委員會，以賀龍、關向應、甘泗淇、林楓、續範亭、牛蔭冠、羅貴波7人組成常務委員會，以賀龍為主任委員。
2月1日，由犧盟會和新軍的領導人主持，在興縣召開了第一次行政會議。
此次會議通過了晉西北抗日民主政府的施政綱領，並決定正式成立晉西北行政主任公署，作為新政權的領導機關，推舉續範亭為行署主任，牛蔭冠為副主任。
各專員公署、縣政府及部分區村政權，早在“十二月事變”中已被進步勢力所掌握，隨著行署的成立，各級政權在組織上工作上迅速建立與健全起來。
新政權成立之後，立即著手進行財政經濟的恢複工作，確定“開源節流，自方更生”的財經工作方針，頒發了發展生產、改善民生、減租減息、公糧政策等進步法令。
為保障我軍的給養供應和迫切的戰備需要，實行了錢、糧、鞋、兵的四大動員。
為此，第一二零師抽調300餘名幹部，組成了10個工作團，分赴各地參加根據地建設和擴兵工作。
四大動員是按照合理負擔的原則進行的，一般是動員地主老財出錢、出糧、出鞋，基本群眾參軍參戰。
由於四大動員符合廣大群眾的要求和戰爭的需要，所以在大部地區，迅速形成了獻金、獻糧、獻鞋和參軍的群眾熱潮，基本上完成了預定的任務，有力地支援了戰爭.
新的抗日民主政權成立後，為根據地地方武裝的建設創造了良好條件。
為此，晉西區黨委於1940年3月9日發出了《地方武裝的兩個月整軍計劃》；10月又發出《關於群眾武裝工作的指示》。
各地在我第一二零師派出的地方工作團的協助下，根據一麵整頓，一麵大量發展的方針，積極整頓了地方武裝與群眾武裝。
至6月止，遊擊隊共擴大到3200餘人，槍1000餘支。
每個專區編一個獨立營，共編為5個獨立營，轄32個連。在根據地各縣、區的中心區和有黨的基礎的地區，建立模範自衛隊，在敵占區和遊擊區，除建立脫離生產的遊擊隊外，並建立不脫離生產的群眾性的遊擊小組。
同時，根據地還整頓自衛隊員7600餘人，行署頒布了自衛隊組織條例。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麵，晉西區黨委根據黨中央3月6日《關於政權問題的指示》及毛澤東3月11日在延安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所作的《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精神，於5月中召開了擴大幹部會議，檢查與總結了反頑鬥爭與根據地建設中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上的經驗教訓，肯定了成績，檢查糾正了某些“左”的傾向，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鞏固和擴大。
2月1O日，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發出了《關於戰略方針的指示》，要求晉西北“南起汾離公路，北至大青山脈之間的地區，化為鞏固的根據地，以建立西北與華北的戰略樞紐。”
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根據上述指示，確定了晉西北我軍的任務是：開展文水、交城、孝義、太原、陽曲、平遙的遊擊戰爭，與晉東南相呼應，發展綏遠的遊擊戰爭，並加強地方工作，以切實掌握綏遠。
2月26日，在臨縣窯頭村召開了第一二零師和新軍旅以上幹部會議。會上根據晉西北的戰略任務，對軍事工作作了統一部署。
3月10日至19日，第一二零師召開了參謀會議，總結了1939年的整軍經驗，製訂了1940年的整軍計劃。第一二零師經過動員及各部開展的擴軍運動，以及部分地方武裝升級，共補充主力部隊12000餘名新戰士。經補充後，第一二零師駐晉綏部隊共達39400餘人。
4月，第一二零師召開了政治工作會議，總結了抗戰以來全師的政治工作經驗，決定進一步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並頒發了《政治工作條例》。
新軍的整頓工作，從當年的3月份開始進行，以鞏固與擴大黨的組織，保證黨對新軍的領導，提高政治質量與戰鬥力，整頓組織與建立製度為中心，達到鞏固新軍的目的。
為加強對新軍整軍工作的領導，八路軍政治部考察團以晉西北新軍總指揮部的名義，幫助新軍整訓，共派出5個工作隊，分赴新軍決死第二、第四縱隊、工衛旅、暫編第一師、總指揮部的特務團等部，具體幫助工作。
經過整編，晉西北新軍共編為7個大團和4個小團，大團轄3個營，每營轄3個連，小團直轄5個連。作戰連隊由40至50人增加至90人左右。
以連為單位統一調整了武器，每連均有輕機槍五六挺。總計晉西北新軍共有12000多人，長短槍5500餘支，輕機槍215挺，重機槍14挺，迫擊炮6門。
在我們黨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各項建設工作都取得了明界的成績，晉西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10月間，為了加強對陝甘寧邊區與敵後各根據地來往人員、物資、經費的護送任務，根據軍委指示，成立了晉西北交通司令部，並由3個旅和決死第二縱隊各組織了相當於一個營的兵力的交通大隊，擔負護送任務。
“百團大戰”後，為了適應新的鬥爭形勢，迫切需要成立一個領導全區武裝力量的軍事領導機關，以便使武裝建設、對敵鬥爭與根據地建設密切地結合起來。
經中央軍委批準，成立了晉西北軍區，並於1940年11月7日，在興縣李家灣舉行了晉西北軍區成立典禮大會。
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由第一二零師領導機關兼晉西北軍區的領導機關，賀龍為司令員，關向應為政治委員，續範亭為副司令員，周士第為參謀長，甘思琪為政治部主任。
又依據行政區劃、地理條件與作戰需要，把晉西北軍區劃分為6個軍分區。由各旅或縱隊之領導機關兼軍分區領導機關。
晉西北軍區所轄範圍，北起大青山，南起汾離公路，東至同蒲路，西至黃河。總麵積約13萬平方千米，人口250餘萬。
普西北軍區的成立，對加張這個地區人民武裝的建設起了重大作用。
1942年5月，為了進一步加強黨對根據地各項工作的統一領導，黨中央決定撤銷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黨中央晉綏分局，統一領導晉西北、晉西南、大青山三個地區的黨政軍民各項工作。
當年8月，晉綏分局成立。晉西北軍區也改為晉綏軍區。從此，晉綏抗日根據地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做好根據地醫療保障
1940年11月晉西北軍區成立時，曾經擔任第一二零師衛士部長的賀彪，被任命為軍區衛生部部長。當時，軍區所轄部隊除第一二零師的6個旅外，還有山西新軍的兩個縱隊、一個師、一個旅和6個軍分區。從這個時候開始，賀彪開始成為晉綏抗日根據地衛士工作的負責人，領導全區的衛士工作。
剛一上任，賀彪部長就感到晉綏根據地衛士部長這個工作不是那麽好幹。晉綏抗日根據地土地貧瘠，經濟落後，加之日偽軍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根據地軍民的生活極端困難。部隊長期用不足量的黑豆和野菜等充饑。
寒冬季節，被服供應難以為繼，往往一個班隻能發兩條被子，全班合蓋。
有一年冬天，由於棉衣不足，有的部隊隻好兩人發一套，你穿上身，他穿下身。在大青山地區的騎兵部隊，因皮衣鞋帽難以解決，每年冬季都有不少人凍壞耳、鼻、手、腳。指戰員普遍營養不良，體質下降。有個時期，部隊中患夜盲症的高達30％，患腸胃病的人就更多了。
不僅當地衛士條件差，當時賀彪部長手下的兵也嚴重不足。衛生部的醫務人員隻有三四十人，醫療衛生材料隻有兩副藥馱。在這樣的條件下，要完成這麽多部隊的醫療衛生保障任務，真是困難重重啊!
然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麵前，一個個的困難都被克服了。辦法和途徑是：艱苦奮鬥，自力更生。
軍區首長賀龍是一位勇於克服困難，又善於在危難麵前創造奇跡的人。他深知醫療衛生工作在戰爭中的重要性，指示賀彪等人，要克服困難，自力更生，首先要設法給傷病員創造一個安定的治療環境，使傷病員感到有個“安全窩”；同時要逐步解決醫藥和醫療器材不足等問題。
根據賀龍的指示，衛生部首先著手建設後方醫院。為此，賀彪部長帶人到黃河邊上訪問察看了一個多星期，找到緊靠晉綏邊區的黃河對岸，有一塊長期進行過革命鬥爭的神府蘇區，黨的力量很強，群眾基礎很好。於是，衛生部準備在那裏建設比較安定的後方醫院。
當衛生部向賀師長匯報這個設想時，賀龍非常高興，並親自帶領賀彪等人到神府縣委和縣政府，請求當地領導給予支持和援助。
神府縣的領導同誌聽了賀彪等人的設想，都表示積極支持，並當即將自己住的窯洞全部讓出來作為醫院用房，他們搬到另一個小村去辦公。
賀龍還到賀彪等人選定的盤塘、賀家川等地的醫療網點進行視察，並指導賀彪等人製訂了籌建計劃，同時下令要供給部想辦法保證各項衛生建設所需的物資和經費。
賀龍等軍區首長的熱情關懷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大大地激發了賀彪等全體醫務人員的積極性，增強了戰勝困難的信心和勇氣。神府後方醫院和賀家川中心醫院醫療機構很快就建立起來了。
1940年夏、冬，衛生部先後在興縣黃河邊的黑峪口、碧村召開了兩次晉西北軍區衛生幹部會議，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研究製定改進措施。
為了解決戰場救護和群眾性的防病問題，賀彪等人提出了從速增建醫療機構和培訓醫務幹部等幾項帶根本性的任務。賀龍聽了賀彪等人的匯報，鼓勵說：“你們的會開得很好，決定要進行的各項衛生事業建設都符合中央的指示，也符合敵後持久抗戰的需要。”
為了加強根據地的醫療衛生工作，中央軍委衛生部還給軍區派來一個由戴正華、祁開仁帶領的10餘人的手術隊。他們大多數經過專業訓練，技術水平較高，經驗也較豐富。
於是，賀彪等人把這個手術隊和軍區原有的中心醫院合並，命名為和平醫院，設在賀家川。在原有基礎上，新修了一些窯洞，建成一個以外科為重點，並包括內科、婦產科、兒科的綜合醫院，為提高根據地的醫療水平創造了條件。
此外，賀彪等人還在臨縣的青塘設立了一個民眾醫院，在黃河沿岸的柴園溝、魏家灘、萬戶峪、劉家灣等地，設立了五六個直屬醫療所。這些院、所平時可收治傷病員2000多人，緊急時還可增加收治量。同時，各部隊和各軍分區也都建立了自己的衛生機構和醫療所。
為了加快傷病員的轉運，賀彪等人從偏關、保德，南到佳縣，在沿黃河數百裏的兩岸，設置了10多處接送傷病員的渡口，使許多傷病員得以及時轉送到後方醫院治療。據不完全統計，軍區衛生部所屬醫院，在6年內共收治重傷病員20000餘名，對保障部隊戰鬥力和提高部隊健康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
為了解決醫務人員嚴重不足和醫療技術水平不高的問題，1940年冬，軍區衛生部把原軍醫處直屬醫訓隊改為衛生學校。校址設在賀家川，校長由和平醫院院長祁開仁兼任。教員由該院各科醫生兼任。
學員是由部隊選調有一定文化基礎的戰士和連隊衛生員。每年開辦兩個班，每班40人左右，學製為一年。教學課程有外科學、內科學、婦產科學、兒科學、藥理學，以及英語、日語、拉丁語、政治課和大眾哲學等，教學采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使學員既能在課堂上學到醫藥基礎理論，又能到醫院實習，掌握一些臨床經驗。這些學員畢業後，都能勝任連、營衛生工作。
賀彪等人還辦了兩期一年製的團衛生隊長以上人員參加的高級班，培訓較高級的衛生幹部。衛生學校開辦時，設備隻有一台顯微鏡、一個血壓計，條件很差。
由於教員和學員都有高度的政治覺悟，教的認真，學的刻苦，學校辦得很有成效，學員們畢業後到工作崗位上，大都是很得力的衛生幹部。在5年內，衛校共辦了10個班，培養了350多名各類衛生幹部。
與此同時，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和第二、第四軍分區等單位的衛生機構，也都與他們所屬的醫院、醫療所相結合，開辦了醫訓隊，培訓醫生、護士和司藥。各團衛生隊使用衛校編印的統一教材，開辦連、營衛生員輪訓班，使基層的醫療衛生水平也有所提高。
總之，通過不同層次和多種形式的培訓，較好地解決了醫務人員不足和醫療技術水平較低的問題，保證了部隊不斷發展、根據地不斷擴大的需要。
1940年冬，百團大戰過後，敵人對我晉西北根據地進行瘋狂的大“掃**”，實行最殘酷的“三光”政策，給我根據地的人力、物力、財力造成極大的損害；加上敵人嚴密封鎖，使我們的醫療衛生工作，特別是戰場救護工作，麵臨著很大的困難，最主要是藥品和醫療器材嚴重不足。
怎麽辦呢？還是要靠艱苦奮鬥、自力更生。一是派人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敵占區的城市，購買一些必需的麻醉藥、碘片、碘化鉀等藥品和聽診器、血壓計、手術刀具等醫療器械；二是發動敵占區的一些進步人士、愛國商人等，幫助軍區衛生部購買和運送急需的衛生材料；三是自力更生辦藥廠。
賀彪等人克服種種困難，首先在神府縣的盤塘辦起了一個製藥廠，由許允安任廠長。製藥廠發動醫務人員上山采集中草藥，請當地一些有名的中醫議定配方，用鍋、罐、盆、勺、鐵碾、石磨等土辦法，製成各種膏、丹、丸，散。這些自製藥品，經臨床應用，效果很好，頗受歡迎。
於是，軍區衛生部很快把製藥廠的規模擴大，由6人增至60多人，設立了製造股、材料股、采藥隊、采購組等，並陸續增添了3台壓片機和壓水機，搞起了壓棉床、幹燥箱、升華爐等設備，修建了10多間廠房。
藥廠除生產幾十種中成藥外，還配製了部分西藥片和針劑，生產了精製紗布，脫脂棉、石膏繃帶和肥皂等。
後來，軍區衛生部還成立了衛生實驗所，由李誌中、薑恒明等負責，研究製造了破傷風抗毒素和類毒素，以及牛痘疫苗等。
當時，破傷風和天花傳染病對軍民的威脅很大，自製的這類藥品對防治傳染病，保障軍民的健康，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除了積極發展根據地衛士事業之外，賀彪等人明白軍區衛生部的最重要工作是服務前線，服務抗戰。“一切為了傷病員”，是軍區醫護人員的共同口號。
戰鬥一打響，無論是衛生員、護士、醫生、所長、隊長、科長，都和指戰員們一起奔赴前線，戰士們衝鋒陷陣，勇敢殺敵，廣大醫護人員冒著槍林彈雨，搶救傷員。
1940年春天，第一二零師獨立第三支隊返回晉西北的途中，突遭日軍襲擊，在同蒲路邊上的黃土坡村打了一場惡仗，有200多人受傷。
支隊司令員賀炳炎和政治委員餘秋裏指示，務必把傷病員全部抬回來，並派一個團負責掩護。支隊衛生部長章德炎率領全體衛生人員，會同當地群眾，迅速組成許多個搶救傷員小分隊，對近百名輕傷員做好包紮、止血、固定等工作，護送他們隨各團衛生隊行動，並把100多名重傷員，連夜用擔架抬送到靜樂縣民眾醫院。
當時，敵人就在近旁，情況危急，時間緊迫，我軍民合作，冒著生命危險，在一夜之間，圓滿完成了200多名傷員的搶救和轉送任務，受到支隊首長的熱情讚揚。
當年7月5日，在山西興縣二十裏鋪戰鬥中，我軍殲滅了大量日偽軍，我軍傷亡也較大。第七一四團團長頓星雲也負了重傷，子彈從左肩腳部進，從中腰部出，是斜長線的大貫通傷，進口小，出口大，失血多，傷情嚴重。
醫護人員克服困難，日夜守護，積極搶救。待頓星雲脫離危險後，又將他安全轉談到後方醫院治療。
這年秋天，在百團大戰中，第一二零師和晉西北部隊共殲敵3500餘人，我軍的傷亡也較大，僅傷員就有1200餘人。
當時，根據地各醫院床位短缺，收治全部傷員有困難。同時，由於營養不良，部隊中患夜盲症的人很多。
對此，軍區衛生部采取了三條應急措施：一是發動群眾收集含維生素的食品發給部隊；二是將後方醫療力量統一編成若幹接收站，配置在幾條交通線上，負責接收各部隊的傷員；三是要求各單位衛生部門盡可能多留治輕傷員，並加強搶救醫治、轉送重傷員等各項工作。
這樣一來，雖然此次戰役有戰線長、時間久、傷員多、物質條件差、醫療力量薄弱等困難，但由於各級衛生人員夜以繼日地努力，終於出色地完成了戰場救護和收治全部傷員的醫療保障任務。
1941年秋天，日軍對我晉西北根據地進行反複“掃**”，企圖一舉摧毀我抗日根據地。日軍的攻勢首先指向我第八軍分區。敵人兵力多，來勢猛，所到之處殺人放火，抓夫搶糧，並強行並村，增設據點。
為了粉碎敵人的‘掃**”，我第八分區全體軍民與敵人展開了殊死的鬥爭。分區衛生部的醫務人員，在部長張漢斌的率領下，積極投入了戰鬥。
張漢斌同誌是一位久經考驗的紅軍老戰士，也是一位有豐富經驗的老醫務工作者。在這次反“掃**”作戰中，他不怕犧牲，不畏勞累，始終戰鬥在第一線，以熟練的技術和滿腔的熱情為傷病員服務。
在一次危急戰鬥中，他冒著槍林彈雨衝上前線，將一名身負重傷的副連長背下陣地。這位副連長得救了，但張漢斌卻不幸中彈犧牲。
在綏西武川縣土城子戰鬥中，我大青山騎兵支隊直屬政治處總支書記顏青雲，被敵子彈打穿了右腿膝關節，傷勢嚴重，血流如注。
為了搶救顏青雲，支隊衛生部派衛生員喬福專門護理他，依靠當地群眾，設法自救自治。喬福背著顏青雲先到一個叫駱駝場的小村裏，通過一位裁縫師傅的幫助，在村外山溝的一孔土窯裏住下。
後來敵情緊張了，喬福又背著顏青雲在山裏打遊擊.以後又轉到烏素圖一個喇嘛廟的佛像後麵藏了許多天。就這樣經過半年多的艱苦輾轉，使顏青雲傷愈歸隊。
在“一切為了傷病員”的口號下，軍區部隊還形成了一套傳統的醫療救護製度。連隊副指導員在作戰時，領導並協助衛生員救治和後送傷員，必要時組織專門救護組和擔架隊轉運傷員。戰鬥結束後負責打掃戰場，找尋遺留傷員，掩埋陣亡的同誌。
連的專職衛生員負責連隊的日常飲食衛生、環境衛生，檢查督促戰士洗腳洗澡、曬衣服、剪指甲、滅虱子等個人衛生，並教會戰士包紮、止血、固定等自救互救常識。
營衛生所負責檢查各連的救護工作，組織力量加強重點戰場連隊的救護，對集中到營救護所的傷員進行救治，並配有一個擔架班，及時把重傷員後送到團衛生隊。
團衛生隊在戰時任務很重，既要組織手術隊、治療組或臨時醫院，保證傷員的救治，又要進行前接後送、檢查整複等一係列醫療工作，務必使傷員在6小時內得到治療。
師軍醫處和野戰醫院傷員收容所等，在戰時也組織救護組，伸向二線，協助二線進行戰地手術治療。與此同時，師軍醫處還要負責組織當地群眾抬擔架運送和隱蔽傷員等工作。
這些製度，對於搞好戰場救護工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遵照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軍區衛生部還多次設法救治過友軍的傷病員。
1940年夏天，米峪鎮殲滅戰之後，我軍民在打掃戰場時，發現山溝裏有一名半死不活的日軍傷員，馬上用擔架送過黃河，安排到柴園溝醫療所進行治療。
這名傷員傷愈後十分感動，痛哭流涕地說：“我本來是替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人，做夢也未想到八路軍不但不殺我，反而把我當朋友看待。我發誓，今後決不再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
軍區衛士人員在完成戰場救護的同時，還積極開展了防病治病工作當時，由於營養不良，腸胃病、皮膚病、夜盲症等疾病，成了部隊的常見病、多發病。
為了盡量減少非戰鬥減員，軍區衛士人員堅持開展了“有病早治，無病早防”的講衛生運動，並逐步建立起群眾性的衛生防病製度。
1940年秋，我晉西北根據地的《抗戰日報》專門開辟了衛生專欄，晉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寫了發刊詞，為開展群眾性的講衛生運動進行大力宣傳。
當時，各部隊也通過黑板報、牆報和口頭講解，向幹部戰士和人民群眾宣傳衛生知識，要求大家經常理發、洗澡、剪指甲，勤洗勤曬衣被，吃熟食，喝開水，用自己的毛巾和碗筷；部隊營地住房、廁所周圍要經常打掃、清理，搞好室內衛生和環境衛生。
這些製度的貫徹執行，對防止各種傳染病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在完成部隊醫療衛生工作的基礎上，軍區衛士人員還積極協助根據地當地民眾地開展防病治病工作。
當時，晉綏地區人民生活極端貧困，又缺乏良好的衛生習慣，加之敵寇鐵蹄踐踏，燒殺**掠，人民群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霍亂、傷寒、痢疾、天花、瘧疾等瘟疫不斷流行傳播，嚴重地影響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健康。一旦發現疫情，我根據地各級衛生部門立即派出醫療小組前去調查，積極治療、撲滅。
1941年2月，敵人在山西河曲縣地區用飛機撒下帶有鼠疫杆菌的老鼠，我軍區衛士人員立即派衛生學校高級班學員和教員奔赴疫區，指導當地群眾捕滅老鼠。
1942年3月，又是河曲縣巡鎮一帶瘟疫流行，每天都有不少人死亡，有的在幾天內全家喪命。臨縣一區流行斑疹傷寒，死亡率比較高。駐當地部隊各級衛生單位都急速派出防疫小組，下鄉診斷防治，很快撲滅了疫情。
為了加強群眾性的衛生防病工作，軍區衛士部門還抽調得力幹部協助地方黨政機關建立衛生機構。1940年夏，師衛生部派秦雄等到晉西北行署建立起衛生科；1941年春，又派人到興縣、保德等縣政府建立起小衛生院；1942年秋，又派羅享洲等到晉綏中央分局建立起衛生所。
這樣，在部隊各級衛生部門的幫助下，根據地各縣都有了自己的衛生機構。同時，部隊醫院也擔負地方群眾醫傷治病的工作，部隊每到一地，都要走訪群眾，遇到病人就積極診治，部隊轉移時，還去複診送藥。
在戰鬥中群眾遇難受傷，軍區衛士人員更是積極進行搶救，受到群眾的熱誠愛戴。
在抗戰的這個大的背景下，我抗日根據地的每一個人都有抗戰之責，軍區衛士人員也不例外。為了適應抗日遊擊戰爭的需要，軍區衛生部要求部隊的衛生工作人員，不僅要做救死扶傷的醫療救護能手，而且還要做勇敢頑強的戰鬥員和指揮員。
當時，我軍部隊的醫務工作人員，大多是紅軍時期的幹部戰士，不僅有豐富的戰場救護經驗，而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質和作戰能力。在戰場上，他們既是衛生人員，又能當衝鋒陷陣的指揮員和戰鬥員。
總之，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晉綏抗日根據地的醫療衛生工作，同軍事鬥爭、政治工作、供給工作一樣，是在環境極其艱苦、情況極其複雜、物質供應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
在賀龍、關向應等軍區首長首長的重視下，在八路軍總部衛生部的積極的幫助和具體指導下，在根據地各級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下，根據地衛士人員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成功地完成了軍區的醫療任務。
在這個過程中，軍區廣大醫務人員，認真貫徹執行“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的醫療衛生工作宗旨，麵對現實，積極創造醫療條件，深入戰場救護，為保障戰鬥的勝利，為了晉綏抗日根據地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打贏米峪鎮殲滅戰
1940年春，日軍先後出動5000人對我晉西北根據地進行“掃**”，目的在於偵查我軍情況，為進一步的大“掃**”做準備。
麵對氣勢洶洶的敵人，我晉西北抗日軍民先後開展了50多場戰鬥，收複了被敵人占領的3座縣城和11個集鎮。
敵人對晉西北發起的春季反“掃**”失敗之後，敵人對晉西北的“掃**”並沒有放棄，這是因為，在抗日戰爭過程中，晉西北地區一直是敵我雙方激烈爭奪的戰略要地。
至1940年春、夏，晉西北抗日根據地，西起黃河，東近同蒲鐵路，南抵汾離公路，北臨長城，遠到內蒙古大青山，統轄著49個縣。
這塊根據地，既是華北敵後抗戰的主要陣地之一，又是保衛陝甘寧邊區的屏障，同時也是連接黨中央所在地與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樞紐通道，其戰略地位至關重要。
正因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如此重要，所以，敵人的春季“掃**”失敗之後，他們不僅沒有放棄“掃**”，而且又開始籌劃一次更大規模的“掃**”，於是，一場嚴峻的考驗擺在了晉西北抗日軍民麵前。
1940年5月下旬至6月初，日軍為夏季大“掃**”進行了一係列的準備。先是從我根據地周圍加修公路，增設據點，刺探情報。
隨後，敵人又集結重兵，從東、北、南三麵對我根據地形成進攻態勢：東麵，獨立混成第三旅團由崞縣、代縣等地向五寨、神池、寧武地區集結；獨立混成第九旅團由文水、交城、忻縣、太原等地向靜樂，河口、古交地區集結；北麵，駐蒙軍第二十六師團一部由大同、平魯、朔縣等地向偏關地區集結。
南麵，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在離石、大武、柳林等地集結。為了加強南麵的進攻力量，敵人還從晉南抽調了第41師團一部，集結於離石、柳林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