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雨過天晴，解放軍大部隊陸續進城，銀川街道兩旁貼出了：“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銀川！”等標語，學生們爭著向人民解放軍要宣傳品，代為散發。
工人、學生、市民自發組織起來，上街遊行慶祝，就連馬鴻逵部的軍樂隊也自發加入了遊行隊伍，口號聲、歡呼聲伴隨著鑼鼓軍號聲此起彼伏，全城人民沉浸在幸福與歡樂之中。
9月26日，解放軍第十九兵團在司令員楊得誌、政委李誌民、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耿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的帶領下，舉行隆重的入城儀式。
爭取寧夏的和平解放
蘭州解放後，第十九兵團在楊得誌司令員，李誌民政委的率領下，兵分三路向寧夏進軍。
左路第六十三軍第一八八師，於9月2日從蘭州沿黃河兩岸前進。
15日，該師攻克甘肅省景泰縣後，即全部渡河從黃河北岸向寧夏中衛縣疾進。
17日，該師攻占沙坡頭、迎水橋，兵臨中衛縣城下，與驚慌逃縮於中衛縣城的國民黨第八十一軍對峙。
中路第六十三軍和第六十五軍，於9月5日從蘭州沿黃河右岸與第一八八師挾黃河並進。
16日晨，第六十三軍第一八七師第五六一團第九連長途奔襲企圖從黃河南岸棗林堡北渡的中衛之敵，國民黨第八十一軍第二九四師第八八一團團長孫天才等千餘人被迫投降。
與此同時，我第五六一團二營在南岸高家灘截擊了國民黨第八十一軍第三十五師第一零三團一部。這樣，第十九兵團的第六十三軍和第六十五軍完全控製了寧夏境內的黃河南岸。
右路為第六十四軍及自鹽池縣進駐同心縣下馬關一帶的陝北三邊地區獨立一師和二師。
9月10日晨，國民黨寧夏兵團主力第一二八軍偷襲我獨立一師和二師。第六十四軍於次日派第一九一師第五七一團自固原地區增援獨立第一師和第二師，該軍主力仍按原作戰計劃由固原地區向中寧縣北進。敵第一二八軍聞訊北撤，我第五七一團與獨立一師和二師會合。
12日晨，第六十四軍第一九零師解放同心縣城。
13日，第六十四軍主力自同心縣向中寧縣北進，第一九一師則冒雨穿越百裏荒山野嶺，直取中寧具北部重鎮鳴沙洲，以切斷駐中寧縣的國民黨寧夏兵團賀蘭軍東逃金靈之後路，爾後配合軍主力圍殲。
賀蘭敵軍於當日聞訊後，即慌忙撤退。14日12時，第一九零師解放中寧縣城。
至16日止，第十九兵團10萬大軍已從黃河南北兩岸威逼逃縮於中衛、金積、靈武、銀川的寧夏馬鴻賓和馬鴻逵所屬部隊。
而寧夏北鄰綏遠省國民黨董其武部在傅作義將軍幫助下即將宣布起義的消息，無疑是對馬鴻逵部的極大威脅。在此四麵楚歌的困境中，馬鴻逵、馬敦靜父子兩人奉蔣介石之命，曾妄圖率部西逃與青馬殘部匯合。
然而，以數萬敗陣之師長途跋涉滴水難尋、神鬼莫測的騰格裏大沙漠等於自掘墳墓，使馬鴻逵、馬敦靜父子不得不放棄西逃計劃。
至於東逃則更是夢想：寧夏東鄰陝北老革命根據地，再向東直至海邊已全是解放區，寧馬縱插翅也難飛越！
總之擺在寧夏二馬麵前的出路隻有一條，就是接受共產黨提出的關於《國內和平協定》的條款，即當時通稱的“約法八章”，棄暗投明。
我軍力爭和平解決寧夏問題為了促使寧夏馬鴻賓、馬鴻逵認清形勢，早日接受我黨的《國內和平協定》，歸順人民，走和平解決之路。
在第十九兵團進軍寧夏前後，我黨我軍就通過各種途徑耐心規勸二馬棄暗投明，做到了仁至義盡。
第十九兵團聯絡部部長甄華在西安解放後，即物色派遣馬鴻逵部少將電訊處處長孟寶山前往銀川，直接做二馬及其部將的和平爭取工作。
8月14日，孟寶山抵達銀川。當晚，馬敦靜見孟寶山時，孟寶山言明此次和平使命，馬敦靜卻派便衣特務秘密監視孟寶山。
8月18日，馬敦靜以寧夏兵團司令官和代理寧夏主席的身份發布了一張殺氣騰騰的斥和主戰的布告，完全拒絕了我方和平解決寧夏問題的誠意。
8月19日下午17時，馬鴻逵由廣州飛返銀川。孟寶山幾次求見，才在兩天後見到馬。然而，馬對和談一事隻字不提。
23日，孟寶山又以我黨和平解決寧夏問題之誠意及寧馬四麵楚歌的形勢，苦心規勸馬鴻逵倒戈起義，但再次遭馬鴻逵拒絕。
9月1日晨，馬鴻逵乘飛機逃離銀川時，孟寶山又最後相勸，而馬鴻逵卻置之不理。馬敦靜則命令孟寶山立即離開銀川，否則，將孟寶山押送廣州國民黨政府。
馬鴻逵在最後逃離寧夏前的8月31日，曾召集黨政軍界首腦及各縣士紳、阿訇訓話。
他為了欺騙這些人，封鎖我黨我軍數次派人轉達的和平解決誠意，竟謊稱“傅作義到綏遠的消息不確，中共不會放傅作義出來的。”
8月26日，蘭州解放後，我軍管會副主任韓練成以敘舊形式，致函馬鴻逵，勸其當機立斷，懸崖勒馬，盡快接受我黨的“約法八章”，走光明之路，馬嚴詞拒絕。
9月5日，當第十九兵團中路主力由蘭州向寧夏挺進時，楊得誌司令員、李誌民政委、甄華部長等又派遣蘭州有聲望的回族老人郭南浦以及馬季康、馬守禮、白連升等人前往寧夏，再次向寧夏二馬轉達我軍和平解決寧夏問題之誠意。
9月13日晨，我第六十四軍軍長曾思玉，副政委傅崇碧及隨行的郭南浦等人在同心縣馬家河灣的沙灘上，遇見了被馬敦靜驅逐出境的孟寶山。
孟寶山向曾思玉、傅崇碧首長匯報了馬鴻逵父子準備掘渠放水、燒光、打光的頑固態度。曾思玉軍長聽後，仍本我黨力爭和平解決寧夏問題的誠意，立即讓郭南浦、孟寶山等人再次前往銀川，給寧夏二馬最後醒悟之機。
9月14日夜，郭南浦、孟寶山一行抵達銀川後，立即被馬敦靜派人監禁在住所內。16日，郭南浦、孟寶山等人衝破阻力，設法見到了馬鴻賓。
馬鴻賓表示願意接受共產黨的“約法八章”，並電告其子、國民黨第八十一軍軍長馬惇靖研究起義。
當晚，馬敦靜嚴令郭南浦、孟寶山等人必須在3小時內離開銀川，否則，軍法從事。郭南浦先生拒絕此令。
馬鴻賓聞訊，即派車送孟寶山、馬季康、白連升三人速返中寧。孟寶山等人途經石空渡口時，馬惇靖在此等候，並再次表示願意跟著我黨走的決心。
9月19日19時，馬鴻賓、馬惇靖父子兩人毅然率第八十一軍起義。國民黨第八十一軍光榮起義，對寧夏形勢發生了重大影響，進一步孤立、分化和打擊了馬鴻逵的勢力，加速了寧夏解放的進程。
而馬鴻逵、馬敦靜父子兩人始終執迷不悟，拒絕和談，並下令“死守寧夏”，其所屬將校軍官也紛紛表示“堅決執行命令”，“絕對抵抗到底”。
金靈之戰擊潰寧夏敵軍
國民黨第八十一軍起義後，在四麵楚歌的困境中，馬鴻逵、馬敦靜父子兩人始終拒絕第十九兵團和談之誠意，下令死守寧夏，猶做困獸鬥。
還計劃在寧夏失守後，隱蔽“精良”於賀蘭山中，幻想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和逃亡台灣的國民黨部隊反攻大陸時，進行“遊擊戰”。
馬敦靜將其所屬3個軍11個師的兵力進行重新部署。除賀蘭軍一部和第十一軍退向銀川、靈武、寧朔地區外，第一二八軍軍部和第二五六師位於靈武縣，保安三師位於吳忠堡，第三五六師及騎兵二十旅位於金積以南、以東地區，保安一師位於金積以西地區。
敵人企圖憑借牛首山製高點與青銅峽天險以及該地區水網密布、解放軍行動不便等條件，與解放軍在金積、靈武一帶決戰。
9月12日，同心解放。9月14日，中寧解放。
我軍全麵突破國民黨寧夏兵團靖遠、景泰、同心及中寧防線。同時，針對敵情變化，第十九兵團決定首先殲滅敵第一二八軍於金積、靈武地區。
9月16日，兵團下達作戰命令，以第六十四軍配屬兵團機械化營和坦克戰車隊，並指揮第六十五軍第一九五師、獨一師、獨二師，共50000餘人為主攻部隊。
第一九一師首先攻取牛首山，爾後由西、南向金積進攻，力求迅速分割圍殲；第一九二師在右翼協同，夾攻金積之敵，繼而攻取吳忠堡；獨一師和獨二師，沿豫靈公路攻擊前進，迂回吳忠側後，協助主力殲滅金積之敵。
第一九零師、一九五師為第二梯隊，隨主攻部隊跟進。與此同時，第六十三軍、六十五軍從中寧等地北渡黃河，攻擊賀蘭軍，配合金、靈地區作戰。
牛首山位於黃河東岸，南北走向，與賀蘭山隔水相對，成為金積、靈武地區的天然屏障。
9月17日下午19時，第一九一師派一個營兵力向牛首山主峰實施突襲，守敵措手不及，棄陣逃竄，解放軍迅速控製了牛首山及其附近的製高點。
9月17日，我第六十四軍第一九一師受命攻占牛首山製高點，打開了解放吳忠的大門。接著，又占領了東寺，使解放軍在攻擊之前就控製了金積、靈武地域之鎖鑰，為金靈戰役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為協同第一九一師解放金積縣和吳忠堡，18日下午，第一九二師奉命由鳴沙州出發，經滾泉向金積縣方向迂回前進。
途中，第一九二師擊潰了國民黨寧夏兵團兩個騎兵團的阻擊，為我軍南路部隊包抄金積縣、進軍吳忠堡掃清了一大障礙。
9月19日11時，我軍第一九一師、一九二師兵分南、北兩路包抄金積縣，金靈之戰正式開始。
在戰鬥中，我軍根據敵人軍心不穩，多以排、連、營為單位，以堡寨進行據點式防禦，火力不便相互支援，協統作戰能力弱等特點，大膽采用深入穿插突破、分割包抄殲滅的戰法。
我軍突破牛首山防線後，國民黨寧夏兵團處於四麵楚歌的困境之中。為遲滯我軍前進，馬鴻逵得力幹將、河東國民兵團司令馬得貴按照其主子的旨意，指揮國民兵團和沿漢渠防守的第一二八軍所屬第三五六師部隊，將千年古渠決口30餘處，並將渠上所有橋梁全部破壞。
頓時，金積縣西南10餘千米的地區，黃水泛濫成災，淹沒稻田14000餘畝，衝毀民房600多間，致使附近湖沼、稻田連成一片。
敵人決堤放水的行為雖給我軍前進造成了很大困難，但根本無法阻擋我軍前進的步伐。
在北路，我軍第一九一師所屬第五七三團行進至餘橋一帶，國民黨寧夏兵團所屬賀蘭軍保安一師第二團依仗漢渠堤壩、城鎮、村莊等有利地形和事先構築的工事，氣勢洶洶地在此頑抗，阻擊我軍。
第五七三團不畏艱險，於20日拂曉實施強攻。在戰鬥中，廣大指戰員機智靈活，勇敢作戰，雙方激戰達兩個小時。
敵方在大部被殲滅的情況下，殘敵棄甲敗逃。我軍第五七三團突破敵軍精心固守的防禦體係餘家橋，旋即占領了解家寨、黃營、李家堡、楊家灣堡等。
當日14時許，第一九一師師部進至董府。
在南路，我軍第一九二師從牛首山東側挺進，在擊潰馬部騎兵的多次輪番阻擊後，於9月19日傍晚先後攻戰沙渠稍子、侯家灣等地，抵達漢渠南。
20日晨，第一九一師在餘家橋經兩小時激戰，殲敵一個團，占領了餘家橋。當日下午，又逐個掃清了黃橋、沙寨、劉家營、李家堡、譚家橋等敵據點，第一九一師和第一九二師從東、西、南三麵逼近金積城。
城內守敵退路斷絕，援兵無望。由於寧夏兵團總指揮馬敦靜在關鍵時刻臨陣脫逃，大大動搖了敵軍軍心，是戰是和，是進是退，爭論不休，亂作一團。
在這種情況下，賀蘭軍軍長馬全良、第一二八軍軍長盧忠良等秘密集會於仁存渡口，一致商定由馬全良領銜向解放軍通電求和。
21日下午17時，彭德懷司令員發出複電，表示歡迎馬全良等人的求和電，同意即派代表至中寧與楊得誌司令員接洽。
敵軍雖然發出了求和通電，但金、靈地區的敵第一二八軍軍部卻仍在下令頑抗，並從靈武派兵增援吳忠。為徹底打碎國民黨寧夏兵團頑固勢力的夢想，我軍第一九一師、一九二師迅速揮戈北上，實施殲滅吳忠堡之敵，並切斷金積縣守軍逃路的作戰計劃，將包圍金積縣城的任務交給了隨後跟進的第一九零師部隊。
同時，第五七一團、獨一師、獨二師迂回到吳忠堡東北，形成了合圍吳忠堡駐守敵軍之勢。
9月20日傍晚，我軍第一九二師的主力從金積縣南經廖橋、楊馬湖，逼近吳忠堡的南大門澇河橋。
馬鴻逵部保安三師的主力憑借清水溝屏障，在渠北一線布防，並在吳忠堡以南各村縱深分散固守堡寨。
第一九二師第五七五團掃清清水溝南岸諸據點後，吳忠堡守敵馬鴻逵部保安三師第七團將公路橋炸毀，並以假談判之計來拖延時間，掩護駐軍加修工事，準備與我軍頑抗到底。
第五七五團第一營三連接受攻戰敵橋頭任務後，利用夜色，進至河岸觀察敵情、地形，研究了戰鬥方案，決定采取火力、爆破、突擊相結合的戰法，攻殲橋頭碉堡群守敵。
三連指戰員對敵人頑抗是真，談判是假的舉動義憤填膺，紛紛表示要在火線上立功的決心。在當地群眾的支援下，三連利用門板、梯子等製作了架橋器材，21日2時許完成戰鬥準備。
21日晨，在敵人拒絕放下武器的情況下，我第五七五團第一營三連發起對敵的攻擊。
駐守橋頭的一連守敵憑借橋西北近300米，以一座高碉、4座地堡為主體的堅固碉堡群工事，用輕、重機槍瘋狂掃射，加上敵人事先阻塞清水溝下遊，造成澇河橋附近水域暴漲，致使我軍3次架橋強攻都未成功，三連傷亡較大。
據此，第五七五團重新組織火力，發射炮彈，將守敵對我軍威脅最大的機槍火力點摧毀。在炮火的掩護下，架橋排迅速跳入水中架橋。
突擊隊過橋後迂回到敵後，用炸藥包炸毀碉堡，占領了橋頭。我軍大部隊過橋後分路猛追，經數小時激戰，於吳忠堡外圍俘敵千餘人，將敵保安三師防線全部摧毀。
與此同時，第一九一師集中優勢兵力、火器突破吳忠堡的東南門，與迂回吳忠堡東北之獨一師、二師等部隊配合，大量殲敵於吳忠堡外圍，於11時解放吳忠。
由於我軍廣大指戰員的勇猛穿插，大膽包抄，使吳忠堡守敵的陣腳大亂，全線迅速潰敗。
澇河橋失守後，敵第一二八軍軍部及由靈武增援吳忠的第二五六師和保安三師殘部，紛紛向靈武潰逃。第一九二師主力乘勝追擊，以何曉霆為首的靈武守敵殘部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決定投誠。
為有利和平談判，第十九兵團司令部於21日23時，命令解放軍停止進攻。由於殘敵大批偷逃出城，解放軍遂突入金積城內，截獲800多名企圖逃跑之敵，並繳獲大批軍用物資。
其餘千餘名敗逃官兵在解放軍寬大政策感召下，自動攜械投降。部分企圖從仁存渡逃脫的敵軍殘部，當狂奔至渡口時，因無船過河，遂冒險泅渡，大部分葬身於滔滔黃河之中。
另一些從橫城渡口逃至陶樂縣或石嘴山的寧馬官兵，終因無路可逃，向解放軍投誠。至此，金積、靈武之戰勝利結束。
金靈之戰，殲滅了國民黨寧夏兵團第一二八軍，俘敵7300餘人，繳獲各種火炮124門、汽車23輛、各種槍支2890支以及各種彈藥110多萬發，取得了重大勝利。
這一戰，給寧夏兵團以沉重打擊，使寧馬防線全麵崩潰，這是迅速解放寧夏、直插銀川的主要原因。
此戰充分顯示了解放軍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威力，在強大的軍事攻勢的威懾下，敵軍再也不敢戀戰。因此，銀川的和平解放不僅有了可能，而且變成了現實。
寧夏全境最終解放
1949年9月21日，在人民解放軍英勇拚搏，勇猛頑強的攻打下，“金靈之戰”勝利結束。
“金靈之戰”給國民黨寧夏兵團以沉重的打擊，使寧夏馬鴻逵防線全麵崩潰，首府銀川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軍的攻擊之下。
各部隊原地集結，第一九一師位於吳忠堡，第一九零師位於金積以南、以西地區，第一九二師及三邊分區部隊位於靈武地區，準備向黃河西之銀川進攻。
我軍的部署是：
第一九二師仍留黃河以東收繳散兵武器，維持治安，建設政權；第一九一師進至銀川負責市區秩序維持；第一九零師進至謝崗堡、平羅地區進行接駐。
此時，馬鴻逵父子已逃往重慶，極大地動搖了敵人軍心，銀川更是混亂不堪。
9月21日下午17時，彭德懷司令員發出複電：20日電悉。諸將軍（指以馬全良領銜，盧忠良、馬光宗等28名寧夏兵團高級將領）既願寧夏問題和平解決，殊甚欣慰，望督率貴部即速見諸實行。此間即告楊得誌司令員。告各方望即派代表至中寧與楊司令接洽。
特複。
彭德懷21日酉。
9月22日上午，馬鴻賓遵照此複電精神，決定出麵收拾殘局，在銀川住所“五畝宅”內召集寧夏兵團將官及黨政界人士緊急會議，決定派第一二八軍軍長盧忠良、政界代表馬廷秀、馬光天3位軍政代表團赴中寧談判。
22日下午，當盧忠良等3位代表前往中寧與第十九兵團接洽時，寧夏兵團第十一軍和賀蘭軍已開始自行潰散。
23日上午，第十九兵團司令員楊得誌、政委李誌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在中寧接見了寧夏軍政代表。
經過談判，雙方代表於下午14時在《和平解決寧夏問題之協議》上簽字。
該協議本擬於24日通過新華社向全國公布，但在協議簽字後一個小時，解放軍得知寧夏兵團在簽字前已全部潰散，僅剩下毫無組織的殘部官兵，根本無力執行協議。所以，第十九兵團首長立即撤銷了向全國公布協議全文的決定。
協議簽訂後，得到了寧夏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寧夏兵團的大多數官兵均表示支持和擁護，但個別反動分子和一些頑固分子不甘心滅亡，采取各種手段阻撓和破壞寧夏的和平解放，並揚言要殺害通電求和的寧夏軍政界代表。
駐銀川老城區的寧夏兵團第一八九師也蜂擁出逃，幾萬名潰散國民黨官兵，在銀川城鄉造成極為混亂的社會局麵。
一些潰散官兵公開鳴槍，恣意鬧事，公然搶劫民宅、店鋪和武器倉庫，銀川郊區火藥庫也被人引爆，火光衝天，整個銀川城內人心惶惶。
馬鴻賓等人已無法控製和駕馭銀川動**不安和極度混亂的局勢。在此情況下，寧夏兵團賀蘭軍軍長馬全良和副軍長王伯祥於9月22日連夜趕往吳忠，向解放軍第六十四軍報告銀川的形勢，並請求解放軍盡快率部進駐銀川穩定社會秩序。
9月23日，馬鴻賓也急電彭德懷司令員：“寧夏部隊形成崩潰現象，官不能管兵，到處發生搶劫事情，請求楊得誌司令員速派兵進駐銀川，以安定人心，維護社會秩序。”
隨著形勢的變化，第十九兵團改變了原擬於25日入駐銀川的計劃，命令第六十四軍派一個師的先頭部隊連夜進駐銀川，維持社會秩序。
第一九一師第五七二團兩個營在副師長孫樹峰和團長張懷瑞的率領下來到仁存渡口，當時正下著瓢潑大雨，河麵上空空如也，岸邊僅有幾艘羊皮筏子。
上千官兵僅靠幾艘羊皮筏子何時能渡過去。張懷瑞團長馬上發動大家在附近找船隻與船工。最終，戰士們在附近找到一艘破舊的機帆船和一名老船工，部隊開始渡河。
20餘名戰士上了小船，因河水上漲，風浪又大，船沒劃多遠就翻了，10餘名戰士由於不會遊泳犧牲了。戰士們麵對艱險，毫不畏懼，說：“龍潭虎穴咱們也要闖”。
正當廣大指戰員十分焦急時，馬鴻賓派來銀川軍政各界代表也來到河邊，開來幾十輛卡車和小汽車。興奮之餘，戰士們連夜冒雨從仁存渡口乘車急馳銀川。
由於從仁存渡口到銀川相距40多千米，道窄路滑，凹凸不平，汽車無法快速前進。
23日深夜23時，解放軍先頭部隊抵達銀川。
在兵力有限的情況下，戰士們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迅速控製4座城門、鍾鼓樓、玉皇閣等製高點。
同時，占領了馬鴻逵的公館——將軍第，控製了敵人的武器彈藥庫、機場、糧倉，收繳了敵人的電台，在炮兵陣地，交通路口等重要部門和地區布崗設哨。
24日上午10時，解放軍第六十四軍第一九一師等主力部隊，在各族各界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中，浩浩****進入銀川城。
在進軍銀川的過程中，寧朔縣和永寧縣獲得解放。部隊入城後，立即組織工作組和文工隊，在大街小巷繼續清理收繳馬鴻逵部殘餘軍隊丟棄的武器彈藥和各種物資，廣泛開展政治宣傳。
在街頭廣為張貼《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約法八章》、《告回民同胞書》等文告，向群眾逐句逐字講解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政策和紀律。
人民解放軍嚴明的紀律和優良的作風，贏得了回漢各族人民群眾的讚譽。
9月25日，雨過天晴，解放軍大部隊陸續進城，銀川街道兩旁貼出了：“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銀川！”等標語，學生們爭著向人民解放軍要宣傳品，代為散發。
工人、學生、市民自發組織起來，上街遊行慶祝，就連馬鴻逵部的軍樂隊也自發加入了遊行隊伍，口號聲、歡呼聲伴隨著鑼鼓軍號聲此起彼伏，全城人民沉浸在幸福與歡樂之中。
9月26日，解放軍十九兵團在司令員楊得誌、政委李誌民、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耿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的帶領下，舉行隆重的入城儀式。
馬鴻賓率領各族各界群眾代表20000多人齊集南門外歡迎，他們舉著彩旗標語，敲鑼打鼓，載歌載舞，歡呼寧夏的新生，慶祝塞上古城銀川的解放，至此寧夏全境解放。
同日，為了迅速安定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恢複生產，建立政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成立了銀川市軍事管製委員會，主任為楊得誌，副主任為馬鴻賓、朱敏、曹友參。
軍管會下設軍事、政務、財經、文教、公安、聯絡6個處，分管各項事宜，迅速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接管工作。
當天，軍管會發布包括九項規定的“解字第一號”布告，宣布人民政權的政策、紀律，並將軍管會的組成成員向全省人民公布。“解字第一號”布告受到全市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
接著，又第二次發布文告，闡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對新解放區的方針、政策，明確了當時許多實際問題的處理原則。
很多潰散的馬鴻逵部官兵紛紛攜帶槍支和其他物資，到軍管會或當地解放軍駐地投誠報告，由解放軍發給他們和平解放證。
軍管會還責令國民黨寧夏兵團殘部的散兵遊勇，包括將校軍官，都必須向軍管會聯絡處投誠登記。
軍管會堅持執行“爭取多數、孤立少數、懲辦個別罪大惡極分子”的方針，將480名舊職人員培訓一律送到訓練班受訓，幫助他們棄舊圖新，轉變立場，提高思想覺悟。
大部分人經教育後都予以留用，個別人按其意願資遣回鄉，自謀生計。
當時銀川社會秩序混亂，軍管會及時公布了戶口管理暫行辦法，清查戶口，以監控不法分子和特務分子的破壞活動，並舉辦公安人員訓練班，培訓公安人員，建立健全各種群眾性的治安組織，在較短時間內使社會治安狀況得到了根本好轉。
解放軍入城後，帶頭公買公賣，穩定物價，繁榮市場。對已接管工廠、學校、醫院等單位，幫助督促其迅速開工、複課、開業，使戰爭的創傷逐步得到恢複。所有這些工作，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歡迎。
綏遠地區和平解放
綏遠省是新中國成立前的塞北四省之一，簡稱“綏”，省會歸綏，在今內蒙古自治區中部。對於綏遠的解放，黨中央、中央軍委非常重視。
根據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綏遠方式”戰略決策，在中國共產黨的感召下，1949年9月19日國民黨西北軍政副長官，駐綏部隊指揮所主任、綏遠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董其武，國民黨第九兵團司令孫蘭峰等39人，向毛澤東、朱德、華北軍區司令聶榮臻，政委薄一波發出通電，宣布脫離國民黨反動陣營，舉行起義。
綏遠“九?一九”起義順應和促成局勢向著有利的方向發展，完成了人民渴望和平的夙願。那麽，綏遠是如何實現和平解放，並形成特殊的“綏遠方式”的呢？這要從綏遠地區最高長官董其武說起。
在國民黨眾多的高級將領中，董其武是真心愛國，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一位將軍。作為國民黨軍的高級將領，在曆史風雲驟變中，董其武卷進了內戰的漩渦。
由於傅作義、董其武在綏遠地區執行蔣介石的內戰政策，為解放綏遠製造了很多困難。毛澤東曾經親自部署了3次挺進綏遠的戰役。
1948年8月，毛澤東在西柏坡親自召見楊成武，派他率領3個團第三次挺進綏遠，最後又因平津戰役的戰略需要而撤攻歸綏，這就為曆史造就的“綏遠和平起義”創造了曆史機遇。
當時的綏遠省駐有國民黨綏遠省主席董其武的正規軍和非正規軍16個師兵力，如果采取武力解放的方式，戰爭將會使歸綏市這一曆史文化名城難以保存。
鑒於綏遠的特殊地理情況和軍事形勢，毛澤東特別重視了傅作義將軍的個人優勢。
北平和平解放後，董其武在歸綏從收音機裏聽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時，又驚又喜，既興奮又不安，同時又令他感到疑惑：“綏遠屬傅作義起家的地方，為什麽《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初步協議》上對綏遠隻字未提？我已經追隨傅將軍21年了，難道他能不管我們嗎？”
董其武馬上給北平傅作義處打電話，要求派飛機接他去北平。
1月22日董其武飛抵北平後，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見傅作義。
傅作義說道：“你來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況給你談談。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拚著3個‘死’下的決心。”
“一是，和共產黨打了幾年仗，不諒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統、軍統特務很多，他們隨時可能殺害我；三是，咱們內部不了解情況的人，也可能會打死我。我是拚著三個‘死’，決心走和平的道路。”
“我也不是不能走，蔣介石先後派蔣緯國、鄭介民、徐永昌等來平，勸我大軍南撤。蔣緯國還帶來蔣的親筆信，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同時美國海軍也派人來北平，勸我直接接受美援，我當即表示：我們中國的事情，中國人辦得了。”
傅作義還語重心長地對董其武說，“現在時局的轉變，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曆史的發展、人民的要求，這是任何力量也扭轉不了的。我們要跟上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其實早就明白了這些道理，他當即表示：“就是拚3個死、4個死，我也要追隨您走和平之路。”
傅作義讚許地說：“綏遠問題等我到西柏坡見了毛主席，再做安排。”
經過這次談話，綏遠的去向基本上定下來了，剩下的就是通過什麽方式達到目的問題了。
董其武一回到綏遠，就暗中為起義做準備工作。他考慮到，由於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國民黨政府對綏遠部隊肯定不放心，一定會進行幹預，派特務進行搗亂破壞；他還考慮到，綏遠各族人民和部隊士兵是歡迎和平的，下級幹部絕大多數也是傾向和平的，但是由於多年來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和嚴厲查禁、封鎖進步書刊，有許多幹部對共產黨不了解，有懷疑。
中上層幹部有對立和恐懼心理，特別是國民黨的頑固分子們，也一定會對和平進行阻撓和破壞。如果準備不充分就貿然進行和平起義，反而會弄巧成拙。
為了盡力遏製那些搗亂分子的破壞活動，取得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的勝利，董其武決定首先安定部隊情緒，然後進行思想說服，使官兵思想認識趨於一致，逐漸引導到和平道路上來。
董其武采取的方法是：第一，與旅長以上幹部談話，傳達與傅作義會晤時的談話內容，並提出綏遠去向問題，征詢大家意見；第二，與省政府廳、局級以上幹部，省議會會長，高等法院院長等人分別交換意見；第三，讓將士展開時事討論，並擬定出一個討論提綱，從討論結果分析，綏遠是否應該學習北平，走和平道路；第四，利用春節時機，到部隊和地方巡視，和一些軍政幹部和士兵做個別談話，開一些小型會議，認真對存在顧慮的將士進行說服教育。
毛澤東對綏遠局勢也高度關注，1949年2月22日，傅作義到西柏坡同毛澤東等人進行了重要的談話，當傅作義問毛澤東綏遠問題如何解決時，毛澤東表示：“綏遠問題，用‘綏遠方式’解決。”
傅作義好奇地問：“什麽叫‘綏遠方式’？”
毛澤東不慌不忙地說：“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就不用兵了。先劃個停戰協定線，讓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內部工作；另一方麵派個聯絡組，把鐵軌接通了，貿易起來，在他認為適宜的時候舉行起義。”
關於“綏遠方式”的詳細闡述，毛澤東在1949年3月5日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裏談道：今後解決這100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綏遠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不動，就是說向一部分軍隊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麵，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
在一個相當的時間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製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
董其武得知我黨的“綏遠方式”後激動萬分地說：“有了‘綏遠方式’，我們的和平起義就有了明確的指針和方向，心中就有了底，感謝毛主席對綏遠將士的寬厚。”
在毛澤東確定的“綏遠方式”的總方針下，周恩來請董其武發動綏遠軍政各界、各族上層人士廣泛討論，提出一個草案，以便正式簽訂協議。
1949年的3月25日，傅作義的代表王克俊、周北峰、閻又文和華北中央局代表李井泉、張友漁、潘紀文在北平組成“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後，經過反複研究商定，擬出《綏遠和平協議》草案。
草案的內容大意是：劃定人民解放軍和綏遠部隊駐地的臨時分界線、恢複平綏鐵路交通、通郵通電、恢複雙方商業貿易往來、文化交流以及雙方貨幣兌換辦法等。由華北中央局指派聯絡辦事處駐歸綏，協同執行協議上的各項條款和過渡的有關事項。
6月8日，《綏遠和平協議》在北平正式簽字。
根據協議，華北人民政府駐歸綏聯絡處人員於6月25日進駐歸綏，但通知送出去後竟不見董其武方麵的行動。我方又派人送信，也無消息。
我方又請傅作義派出的聯絡人肖如芝與董其武聯係。
董其武問：“聯絡處準備來多少人？”
肖如芝說：“50多人。”
董其武說：“沒有接到他們的信嗎？”
肖如芝說：“信早已發出，怎麽還沒收到？”
事後才知道來信被董其武部的原第一一一軍軍長劉萬春扣壓，沒有呈送董其武。
鑒於其隊伍內部情況複雜，反動分子活動猖獗，董其武不敢讓和談代表聯絡處人員進駐，說準備工作沒有做好，請延緩幾天。
幾經周折，直至7月中旬，聯絡處的人員才於7月11日、7月17日分兩批進駐歸綏，計100餘人。
聯絡處處長是潘紀文，魯誌浩任主任。下設秘書組、鐵路工作組和金融工作組。
綏遠和談與反和談的鬥爭是相當尖銳和複雜的。當時廣大人民群眾都擁護和談，希望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快點進來。綏遠軍政內部大多數中、下層官兵也擁護和談。
但一些反共頑固派和軍統特務堅決反對和平談判，千方百計地破壞和平談判。再加上當時從北平、天津、察哈爾省和山西等解放區逃走的一些反共頑固派與特務分子都來到綏遠，國民黨中統華北局大特務頭子張慶恩兩次乘飛機來綏遠布置破壞和平協議的特務活動。
綏遠內部的一些反共頑固分子，如軍長劉萬春、師長鄂友三、騎兵新編十七師師長喬漢魁等堅決反對和平協議。
由張家口逃到包頭的國民黨十一軍團司令官兼察哈爾省代主席孫蘭峰駐紮在包頭，是左右包頭局麵的權勢人物和主戰派領頭人，一時間成為反對和平協議的中心。
反共頑固派叫囂：“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開始了，蔣介石有美國人支持，絕不會完蛋”；“綏遠要堅持到底等待時局轉變”。
聯絡處進駐歸綏後，反共頑固派更加緊了破壞活動。他們指揮軍警特務，經常向聯絡處工作人員挑釁，這種挑釁在7月下旬當國民黨軍令部長徐永昌、空軍副司令王叔銘飛來綏遠活動時達到了**。
綏遠的頑固分子和特務分子們與徐永昌、王叔銘互相呼應，加緊了對聯絡處的挑釁活動，在大街上謾罵和刁難聯絡處的工作人員。
蔣介石於7月初派徐永昌、王叔銘對和平起又進行破壞活動。
他們這次坐飛機到綏西的陝壩，派飛機到包頭把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接去，進一步勸誘董其武往西撤，並以封官許願、金錢收買等方式進一步拉攏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等，以達到破壞綏遠和談目的。
他們回去後不久，國民黨政府就宣布任命董其武為西北軍政副長官兼綏遠指揮所主任，任命孫蘭峰為第九兵團司令官，劉萬春為第九兵團副司令官，統轄第一一一軍、騎五旅、騎十二旅、騎十三旅。
麵對利誘和威脅，董其武沒有動搖。
1949年9月19日，“綏遠和平起義通電簽字儀式”
在鹿城包頭舉行，董其武等37人依次簽了名，正式宣告脫離國民黨反動派。此後，10萬綏遠大軍參加了全國解放戰爭。
曆史證明：毛澤東的“綏遠方式”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在1949年8月在北平召見綏遠省委同誌時說：“這種方法不僅可以減少損失，還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天下是我們的了，打爛壇壇罐罐都是人民的損失。如果我們不采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用戰爭的方式解決問題，也許我軍會多付出幾十萬人的生命、若幹城市的毀滅和無數人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代價。”
“用綏遠方式解決類似綏遠地區的問題，能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這是好事情，對起義者，對人民都有好處。”
綏遠的和平解放，黨中央、毛澤東創造性的提出的“綏遠方式”，對當時全國尚未解放的地區起到了獨特的示範作用，開創了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後我軍解決殘餘國民軍的一種新的方式。
這種方式的作用在於使我軍能集中力量解決主要方麵的敵人，由於我軍在華北成功地運用了這一方式，因而能將第十八、十九兵團及時轉用於西北戰場執行更重要的任務，這對加速全國解放和建設新中國的進程，都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