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方隊在一麵麵戰旗引領下闊步通過檢閱台，戰士們一麵高呼口號一麵向檢閱台上的首長行注目禮。
受閱的部隊，邁著整齊的步伐，抬著大炮、扛著機關槍或步槍，雄赳赳地通過主席台。
項英同博古、毛澤東等領導人一起，不時地向受閱的紅軍指戰員招手致意，祝願紅軍不斷發展壯大。
長長的受閱隊伍從檢閱台前整整走了一個多小時。堅定的步伐踢落晨霧，踏碎塵土，踹動著這個令人難忘的清晨，把“八一”兩個大字嵌入史冊。
中央決定紀念建軍節
蔣介石在第四次“圍剿”遭到失敗後，立刻開始準備第五次“圍剿”。
1933年4月上旬，他從南京乘軍艦到江西，在南昌、臨川等地召集將領訓話，總結失敗教訓。5月，在南昌成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由蔣介石親自指揮。
蔣介石提出第五次“圍剿”的“方略”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使政治與軍事相輔而行”。
盡管這年年初以來，日本侵略軍先後攻占山海關和熱河全省，長城一線戰鬥激烈，華北危急，他仍揚言共產黨和紅軍的存在才是“心腹大患”，甚至強調要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統統集中於一點，從事剿滅赤匪，才是我們的任務和出路”。
為了對付中國共產黨，蔣介石製定了“剿匪臨時施政要綱”十三項，在革命根據地周圍實行保甲製和“連坐法”，加強特務活動，並對蘇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
在軍事上，改變原來“**，分進合擊”的作戰方式，代之以在蘇區周圍構築縱橫交錯的碉堡封鎖線，企圖步步為營，處處設碉，層層鞏固，節節進逼，壓縮蘇區根據地，最後尋求同紅軍主力決戰。
為了準備這次大規模“圍剿”，蔣介石在國內大量發行公債，籌措戰爭經費，還向英、美、意、日等國借款，購買飛機、大炮和軍火，並在廬山舉辦三期“軍官訓練團”，聘請賽克特為首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和美國、意大利的軍事教官，教授堡壘戰、山地戰和搜索戰等新戰法。如何打破敵人的第五次重兵“圍剿”，成為中國共產黨麵臨的最大問題。
為了最大限度地調動蘇區民眾保衛邊區的積極性，進一步動員他們加入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國共產黨將“八一反帝戰爭日”與南昌暴動以及紅軍的創立聯係了起來。
1933年6月23日，中共臨時中央作出的《關於“八一反帝戰爭日”決議》中指出：今年八一反戰日適為紅軍成立紀念。應向廣大群眾指出，隻有中國的工農紅軍才是中國勞苦群眾的唯一的救星，並發動白區群眾慶祝紅軍的勝利，反對國民黨的圍剿……同時應充分利用蘇維埃政府及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宣言，開展擁護蘇區與紅軍的工作。
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確提出“八一”為紅軍成立紀念日。從此以後，這個紀念日正式成為了人民軍隊的建軍節。
中國共產黨為什麽選擇“8月1日”這個時間點呢？其實，在1933年以前，8月1日一直是以“八一反帝戰爭日”或“八一國際赤色日”來紀念的。
“八一”紀念日的起源最早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的，1914年8月1日，德國正式對蘇聯宣戰，由於兩大帝國主義軍事集團對立而引發了世界性戰爭。
十月革命後，蘇聯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在此影響下，共產國際決定把8月1日這一天作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動員日。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1929年開始，每年都要在“八一國際赤色日”前夕發出相關文件，提出警惕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問題。
192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八一國際赤色日”宣言》，呼籲在8月1日舉行反帝示威活動。
1931年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動員群眾擴大反帝運動的決議》。
1932年6月8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出了《關於“八一反帝戰爭日”決議》，提出各級黨組織要成立“八一”反帝戰爭籌備委員會和“八一”行動委員會，組織“八一”罷工與示威。
到1933年夏，工農紅軍已經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中央革命根據地有了新的發展，地跨贛、閩、湘、粵四省，並同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
同時，中央紅軍和地方紅軍發展到10餘萬人，加上閩浙贛、湘贛、湘鄂贛、鄂豫皖、川陝、陝甘等各個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共30萬人左右。
這是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在極端艱難的革命低潮中堅持土地革命戰爭取得的巨大成就。
然而，這時的蘇區和工農紅軍紅軍仍然麵臨著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的現實威脅，中央根據地周圍的局勢確已日見險惡。
為了提高根據地軍民參加第五次反“圍剿”的積極性，使更多的工農群眾加入光榮的紅軍行列，1933年6月23日，中共臨時中央第一次明確提出“八一”為紅軍成立紀念日。
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6月26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了《關於“八一”國際反戰爭鬥爭日及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的決定》。
決定指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紀念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動，已確定‘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的日子。”
決定要求在“八一”運動中，各級黨組織和紅軍的政治機關，應該根據中央宣傳部印發的宣傳大綱進行最廣泛的宣傳鼓動。
6月3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了《關於決定“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的命令。
命令指出：
本委會為紀念南昌暴動與紅軍成立，特決定自1933年起每年“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
命令高度評價了“八一”南昌起義的重要曆史作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發生了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領導的南昌暴動。這一暴動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開始，是英勇的工農紅軍的來源。”
命令同時指出：“中國工農紅軍在曆年的艱苦戰爭中，打破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曆次進攻，根本動搖了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已成了革命高漲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國勞苦群眾革命鬥爭組織者，是徹底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主力。”
命令中決定將八一南昌起義的日子作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本委會為紀念南昌暴動與紅軍成立，特決定自1933年起每年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並號召全體紅軍“要學習與提高軍事學術和政治知識”，以造成百萬鐵的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為蘇維埃新中國勝利而奮鬥等實際行動來紀念這一光榮的日子”。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所屬的軍事機構，要將“八一”規定為紅軍紀念日，必須經過最高權利機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批準。
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6月30日的建議，作出了《關於“八一”紀念運動的決議》。
《決議》指出：“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反帝國主義戰爭紀念日，同時是中國南昌暴動紀念日，中國工農紅軍即由南昌暴動開始，逐漸在鬥爭中成長起來。”
《決議》宣布：
中央執行委員會為了紀念中國工農紅軍的成立及獎勵與優待紅軍戰士起見，特為決議如下：（一）批準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議，規定以每年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並於今年八一紀念節授與戰旗於紅軍各團，同時授予獎章於領導南昌暴動的負責同誌及紅軍中有特殊功勳的指揮員和戰鬥員。（二）責成內務人民委員部製定紅軍家屬優待證，發給一切紅軍戰士的家屬收執。
隆重紀念第一次建軍節
在確定“八一”建軍節後，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決定搞一次隆重的慶祝活動，提高根據地軍民關於紅軍和反“圍剿”意義的認識，鼓動廣大軍民參加紅軍與進行第五次反“圍剿”的熱情。
為了搞好第一個建軍節，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相繼出台了一係列決定。
蘇區中央局宣傳部於7月2日發出《關於“八一”宣傳鼓動工作給各級宣傳部的信》，開始了紀念活動的輿論準備工作。
為了統一宣傳口徑，擴大紀念日的宣傳鼓動作用，宣傳部還統一擬定頒布了16條宣傳標語和31條口號,專門出台了《“八一”紀念宣傳大綱》。
大綱指出，紅軍是蘇維埃運動的柱石，起了中國革命運動的組織者的作用，是中國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的武裝，應當隆重紀念紅軍的成立日。還要求各地黨組織，在紅軍成立日期間，開展慰問紅軍、優待紅軍家屬工作。
7月9日，項英以中革軍委代主席名義，發布了頒發紅星獎章的命令，決定對指揮革命戰爭有特殊功績的，或在某一戰役中獲得重大勝利的，或經常表現英勇堅決的，按其功績的等次發給紅星獎章。
7月14日，中共臨時中央又發布了《為“八一”反帝戰爭日與紅軍紀念日告紅色戰士書》，號召“全中國的工農勞苦群眾武裝起來加入紅軍，擁護我們百戰百勝的紅軍，慰勞我們紅軍的家屬”。
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的倡導下，蘇區黨、政、軍領導也紛紛作出動員，毛澤東專門撰寫了《新的形勢與新的任務》一文，發表在7月29日的《紅色中華》報上；博古作了以《戰鬥的紀念節，戰鬥的任務》為題的多場專題演講；張聞天到機關、學校作了《“八一”與帝國主義戰爭危險》的專題報告。
朱德為此寫了《紀念“八一”檢閱紅軍的軍事學術》。其中指出：英勇的紅軍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在屢次粉碎敵人“圍剿”的諸戰役中，鍛煉成為今日的紅軍，真正成為蘇維埃鞏固的柱石，起了中國革命運動組織者的作用，同時，在軍事學術上也取得了光榮的進步。
在指出紅軍數量、質量和軍事方麵都有提高的同時，朱德指出了反“圍剿”戰爭的殘酷性：但是，我們是處在最殘酷的國內戰爭時期中，這是毫不妥協的戰爭。對於戰爭的進行，不但要在肉體上消滅敵人，而且要剝奪其繼續反革命的一切物質上精神上的條件，每一次戰役不是堅決的勝利便是殘酷的失敗。
朱德進而提出了紅軍軍事學術的重要性，他認為：要從長遠的眼光來提高我們的軍事學術，要準備使用最新式的技術來武裝我們鐵的紅軍。這樣才能戰勝“一直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國民黨的軍隊。
朱德要求紅軍加緊教育訓練，提高軍事技術，準備迎接更嚴酷的鬥爭。怎樣提高紅軍軍事學術？朱德認為，對戰士的訓練應該集中注意於：1、新戰士的教育。
2、老戰士的加深訓練。
3、專門技術人才的養成，如機關槍手、高射機關槍手，炮兵、工兵、通信、化學專門人才，其它最新式兵器的使用者。要使紅軍戰士射擊準確，刺殺熟練，手榴彈投得中，提高戰術知識，提高各級幹部的指揮藝術，使他們能夠把使用各種新技術的部隊相互動作配合起來。同時注意到炮兵和工兵在紅軍奪取中心城市、破壞敵人堡壘和一切障礙物，以擴大火力來援助步兵決戰中的作用。努力學習抗擊敵人飛機的襲擊，研究防禦敵人的毒氣和坦克，無疑的是紅軍當前的緊急任務。然而這些任務的實現，隻有得到強固的政治保障，才有可能。因此，加強紅軍中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是紅軍一切生活的保障。
最後，朱德號召紅軍戰士積極參與反“圍剿”戰爭，爭取蘇維埃新中國的勝利。
在蘇區黨、政、軍領導的帶動下，在中共臨時中央、蘇區政府和宣傳部的直接領導下，中央蘇區和各根據地開展了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八一”紀念日宣傳活動。
蘇區各級政府積極組織群眾開展了集會、遊行、晚會活動，紅軍各部的宣傳活動更為熱烈，先後開展了出版宣傳小報、舉行集會講演、上演戲劇、刷寫紀念標語等活動。
此外，這次紀念活動還起到良好的政治動員作用，許多工農群眾在活動期間加入紅軍並捐贈錢物，達到了“擴紅”與籌款的目的。
1933年7月30日晚，江西瑞金舉行了盛大的紀念“八一”文藝晚會，毛澤東、項英等中央領導同誌出席了晚會，並在晚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工農劇社當晚演出了沙可夫創作的話劇《誰的罪惡》等。
8月1日，中革軍委在瑞金舉行盛大閱兵典禮，以紀念中國工農紅軍成立六周年。
這是紅軍第一次慶祝建軍節，慶祝活動分閱兵式和分列式，考慮到當時正處於盛夏酷暑，同時為避免國民黨軍飛機的突襲，決定閱兵典禮在黎明前舉行。
這一天清晨3點多鍾，東方才剛剛發亮，蘇區軍民打著火把，從四麵八方朝葉坪村湧來，數千隻火把就把炮兵射擊場的四周照得通亮。工農劇社組成的歡迎表演團站在紅軍廣場入口處，邊舞邊唱。
參加閱兵典禮的，有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黨政軍的一些領導幹部和各界代表。
項英作為主管軍隊工作的中革軍委代主席也早早來到這裏。參觀的群眾都站在廣場的四周。參加受閱的中央警衛師和紅軍學校的學員，全副武裝，早已排列整齊。
清晨4點，閱兵典禮正式開始。軍樂奏起，禮炮齊鳴。項英代表中革軍委，將繡有“八一”字樣的軍旗授予中央警衛師和紅軍學校。
他隨後走下主席台，跨上戰馬，與中革軍委另兩位負責人毛澤東、朱德一起，檢閱了排列六百多米長的雄壯隊伍。受檢閱的紅軍指戰員，莊嚴地行注目禮，不斷地呼喊口號。歡呼聲響徹雲霄。
檢閱部隊之後，項英走上主席台發表講話。他說：在這個光輝的日子裏，給中央警衛師和紅軍學校授予光榮的軍旗，其他的紅軍團以上單位也將被授予軍旗。
他希望紅軍各部隊高舉軍旗，勇往直前地去打擊敵人；他希望紅軍學校高舉軍旗，培養出大批的紅軍幹部，帶領紅色戰鬥員去消滅敵人。
在這次閱兵過程中，項英還帶領受檢閱的紅軍指戰員，莊嚴地朗讀了紅軍誓詞。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向新成立的紅軍工人師和少共國際師發出了奔赴前線英勇殺敵的戰鬥命令。工人師和少共國際師組成兩塊方陣，指戰員高舉拳頭宣了誓。
中革軍委領導分別給各紅軍學校授校旗，給紅軍各團隊授戰旗，同時向功勳卓著的紅軍指揮員頒發了紅星獎章。
按照項英的命令，在當年的“八一”建軍節時，被授予一等紅星獎章的，有對領導南昌起義和創建紅軍、指揮作戰有特殊功勳的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
被授予二等紅星獎章的，有陳毅、張雲逸、羅瑞卿、蕭克、何長工、程子華、羅炳輝、畢占雲、滕代遠等34人。被授予三等紅星獎章的，有王震等53人。
這次“八一”閱兵典禮，最後舉行的是分列式。此時，天已大亮。中央政府和各黨、群團體代表致祝辭，分列式隨之開始。
紅軍方隊在一麵麵戰旗引領下闊步通過檢閱台，戰士們一麵高呼口號一麵向檢閱台上的首長行注目禮。
受閱的部隊，邁著整齊的步伐，抬著大炮、扛著機關槍或步槍，雄赳赳地通過主席台。
項英同博古、毛澤東等領導人一起，不時地向受閱的紅軍指戰員招手致意，祝願紅軍不斷發展壯大。
長長的受閱隊伍從檢閱台前整整走了一個多小時。堅定的步伐踢落晨霧，踏碎塵土，踹動著這個令人難忘的清晨，把“八一”兩個大字嵌入史冊。
當8月1日這一天的太陽從東方冉冉升起、陽光普照大地時，項英主持的紅軍曆史上第一次莊嚴隆重的閱兵典禮勝利結束。當天，在其他蘇區也舉行了各種形式的慶祝活動。
慶祝紅軍成立的第一次閱兵雖然是在大敵壓境和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進行的，但整個閱兵過程充分展示了紅軍官兵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顯示了紅軍戰士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大大鼓舞了根據地軍民進行第五次反“圍剿”的決心和信心。
“左傾”錯誤開始泛濫
在國民黨蔣介石積極準備對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的嚴峻局勢麵前，中共中央內部占統治地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卻開始泛濫，更加重了危機的程度，損害了第五次反“圍剿”的準備工作。
“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泛濫，與臨時中央的建立息息相關。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共選出中央政治局委員9人。可是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員隻有周恩來、盧福坦、王明、劉少奇4人。
同時，周恩來將赴中央蘇區工作，王明將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這樣一來，中央政治局已是有名無實，無法正常運轉。
有鑒於此，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中共改組中央領導，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並提出組成人員的具體建議。據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來、王明、張聞天、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裏開會商議此事。
王明提出博古進入中央負總責。商議的結果是：由博古、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等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報請共產國際審批。
王明提議讓博古在中央負總責，是有特殊原因的。早在1930年11月13日，王、博二人就結夥給中央寫信，扮作反“立三路線”的急先鋒，攻擊六屆三中全會及中央領導，進行小組織活動，要求改組中央，掀起一股反對中央領導的風潮。
在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篡奪黨中央領導權的陰謀得逞。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進入中央政治局並在實際上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權。6月，向忠發叛變後，周恩來暫時隱蔽。
為了中央工作的方便，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上海中央局”，協助周恩來、王明、盧福坦工作。當時還不是中央委員、僅是共青團中央書記的博古進入“上海中央局”。
當王明即將赴蘇時，他自然要提攜一起衝殺上來的博古。由他掌權，王明是最放心的。後來，在黨內形成一條“左”傾路線，並延伸到中央蘇區，統治全黨長達4年之久，給黨的事業造成極大危害。
1931年9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上，博古宣布共產國際來電，批準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一個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便誕生了。
1933年1月13日，中共“臨時中央局”在上海無法立足，於是決定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央機關由上海陸續遷到他們認為“路線錯誤”的蘇區。
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博古、陳雲去蘇區，康生去莫斯科。李竹聲留上海，組織“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作為臨時中央的派出機關，代表中央指導白區黨的工作，並負責同共產國際聯係。
1月底，臨時中央領導人張聞天、博古、陳雲及楊尚昆等到達瑞金。
1月30日，博古主持召開“中央會議”，張聞天等“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任弼時出席。
博古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意見：為了工作方便，原上海和蘇區的政治局委員合起來，選出一個中央總負責人。結果博古當選。
會議決定，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合並，對外稱“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即是臨時中央，但對外有時仍用“蘇區中央局”名義。從此，中共臨時中央直接領導中央蘇區的工作。
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到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後，即在蘇區內全麵貫徹其“左”傾教條主義的方針，並為此打擊了一大批堅持正確意見、有實踐經驗的領導幹部。
從1933年2月開始，他們在福建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3月，又在江西開展反對“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通過這兩次錯誤的黨內鬥爭，更加強化了“左”傾錯誤方針在中央蘇區的統治。
羅明時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之後，毛澤東被撤消了紅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離開了紅軍，到福建長汀福音醫院休養。羅明當時正好也在這裏養病。
毛澤東在羅明談話時指出，福建應加緊開展廣泛的地方遊擊戰爭，配合主力紅軍的運動戰，以便主力紅軍能夠集中兵力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指出，在上杭、永定、龍岩老區開展遊擊戰爭，牽製和打擊駐漳州和廣東的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對於粉碎敵人的“圍剿”，保衛中央根據地十分重要。
羅明出院後，在省委會議上傳達毛澤東談話的精神，並采取了切實的措施加以貫徹落實。
不久，博古等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經過上杭前往中央蘇區，羅明前去迎接。
博古責問羅明：“你是省委代理書記，不領導全省工作，來杭、永、岩幹什麽?”
羅明回答說：“是按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並經過省委研究決定，來這裏開展遊擊戰爭的。”
“毛澤東的指示？”博古一愣，臉上泛起不快的表情，接著問道：“你對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見?”
“我還沒有聽到傳達。”羅明答道。
當羅明要接著回答時，“吃飯了，不談了”，博古未聽羅明說完，便不耐煩地走了。
博古到長汀時，當有人提議去看一下正在療養中的毛澤東時，博古不耐煩地說：“毛澤東又有什麽可看的。”
1933年1月下旬，羅明根據他在長汀、連城和新泉等縣的工作情況，向省委寫了《對工作的幾點意見》的報告。
報告中，羅明認為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發展，以鞏固和擴大閩西根據地。處在根據地邊緣區的地方武裝應先打擊當地的地主武裝，對國民黨正規軍不要硬打，要采取遊擊戰、運動戰，從打小仗中鍛煉和提高紅軍的戰鬥力。
羅明主張要有計劃、有步驟地擴大紅軍，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裝去“猛烈擴大紅軍”；對邊緣區、新區工作的指導應不同於鞏固的中心區域，不能把中心區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邊緣區、新區來。
羅明的上述主張，是從閩西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的正確意見。但博古非常反感，最使博古覺得刺眼的便是“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一語。博古質問羅明，誰說毛澤東是“我們最好的領袖?”“怎麽能把毛澤東跟斯大林甚至列寧相提並論!”
博古還說，“不光是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有比你更高級的幹部，也同樣犯了錯誤!”很明顯，博古所說的“比你更高級的幹部”，指的是毛澤東。
臨時中央為了全麵推行“進攻路線”，清除毛澤東積極防禦路線在中央蘇區的影響，中共蘇區中央局根據臨時中央的決定，在黨內立刻開展所謂反對以羅明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並撤銷羅明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職務。
1933年2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作出了《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明確宣布福建省委內“一小部分同誌中，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誌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
2月26日，博古在工農紅軍學校第四期畢業生黨團員及連級以上幹部黨團員大會上，專門作了題為《擁護黨的布爾什維克的進攻路線》的政治報告，對“羅明路線”的“實質”，作了全麵的“揭露”和“批判”。
博古還在黨中央的機關報《鬥爭》上連續發表了《什麽是羅明同誌的機會主義路線?》、《什麽是進攻路線?》、《反對腐朽的自由主義》等文章，將反“羅明路線”的鬥爭推向了**。
閩西“羅明路線”的帽子滿天飛，在前方不能堅決執行“進攻路線”的人被調回來，名之曰“羅明路線”；最後連貪汙腐化、消極怠工的人也都被稱做是“羅明路線”分子。
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的實質是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掃清貫徹“左”傾進攻路線的障礙，在中央蘇區加快全麵推行“進攻路線”的步伐。
1945年毛澤東在《七大工作方針》中提及此事時就說：“反羅明路線就是打擊我的，事實上也是這樣。”
博古本人也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鬥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有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閩贛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這時的情形可以說：‘教條有功，欽差彈冠相慶；正確有罪，右傾遍於國中。’”
反“羅明路線”的結果，閩西的幹部被鬥得暈頭轉向，在“肅反”之後剩下的一點老幹部都遭到打擊和排擠，一時間造成了人人自危，黨群之間、上下之間、紅軍與人民群眾之間嚴重的脫節現象。
反“羅明路線”的鬥爭，成為博古的終身憾事，以後他為此曾多次作過檢查。
在黨的“七大”上，博古檢討說：“更沉痛的是由於路線的‘左’傾錯誤，再加上一個錯誤的肅反政策，而使得許多同誌，在整個時期中，在這個肅反下麵被冤枉了，誣害了，犧牲了。這是無可補救的損失。”
在本該認真準備第五次反“圍剿”的時候，蘇區卻刮起了“左傾”路線風，以致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麵，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反“羅明路線”在江西
1933年3月，反“羅明路線”之風刮到了江西。“左”傾領導人又發明了一個“江西羅明路線”，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一場批判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運動。
鄧小平時任中共會昌、尋烏、安遠中心縣委書記；毛澤覃曾任蘇區中央局秘書長，永豐、吉安、泰和中心縣委書記；謝唯俊曾任贛西南特委委員、贛東特委書記、江西省第二軍分區司令員；古柏曾任尋烏縣委書記、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秘書長，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黨團書記兼內務部部長、文化部部長。
那麽，鄧、毛、謝、古是怎樣成為博古等人的批判對象的呢？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時，當時在上海的鄧小平就對四中全會表示了不滿，對四中全會後的中央表示不信任。
為此，一些人指責鄧“散布對於四中全會後中央領導的不信任，實際就是在反對共產國際和四中全會”。10個月後在贛南會議上，鄧、謝、古大力支持毛澤東，為後來遭受“左”傾領導人的打擊埋下了伏筆。
當年11月1日到5日，中共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在江西瑞金葉坪村召開。臨時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團主持了這次會議。
毛澤東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身份出席會議。
會上，毛澤東堅持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的。但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對此予以否定，並排擠毛澤東的領導。
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幾位中心縣委書記舉出大量事實來支持毛澤東的看法，公開同中央代表團爭論，不同意對毛澤東的批評，由此被認為是反對中共蘇區中央局。
贛南會議鑒於毛澤東對“中央指示”的反對態度，決定撤消毛澤東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剝奪了他對蘇區黨的事務的領導權。
針對“左”傾中央領導人諷刺毛澤東的“山溝裏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做法，鄧小平等人指出：“大城市中產生了立三路線，我們蘇區的山上，卻全是馬克思主義。”他們把上海來的“左”傾中央領導人，稱為“洋房子先生”，意思是他們是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者。鄧小平等人所起的“洋房子先生”的“雅號”，令博古等人十分惱火。
贛南會議之後，鄧小平與蘇區中央局秘書長毛澤覃、贛東特委書記謝維俊、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秘書長古柏等依據多年積累的鬥爭經驗和當時的實際情況，分別發表過一些有利於反“圍剿”和鞏固根據地的意見，抵製冒險主義的錯誤做法。
他們主張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廣大農村發展，不讚成“向著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發展”；主張“堅壁清野”，“誘敵深入”，不讚成把敵人擋在根據地大門之外，同敵人硬拚；主張群眾武裝、地方部隊和中央紅軍都應得到發展，不讚成用削弱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的辦法來擴大紅軍；認為蘇區的中心區和邊緣區的工作應加以區別，不能采取一樣的辦法。
在土地分配問題上，他們堅持“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正確政策。關於行政工作及擴大紅軍、地方武裝等工作，他們主張“由政府計劃”，不應由黨代替政府去做。
這些思想，可以說是受了毛澤東的影響，也是若幹年來蘇區的革命鬥爭反複驗證的成功經驗。在當時蘇區黨、紅軍和蘇維埃政權的中高級幹部中，持有或支持類似觀點的人不在少數。
這在1931年以後王明“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恰如一股潛行的地火在積蓄、匯集，形成了維護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堅強力量。
由於他們的正確意見是對“左”的“進攻路線”和政策的抵製，因此遭到錯誤的批判和打擊。
在第四次反“圍剿”中，由於地方紅軍一部被編人中央紅軍，紅軍獨立三師也被調往北部，兵力空虛的尋烏縣被廣東軍閥陳濟棠占領。這就是所謂的“尋烏事件”。
會尋安中心縣委書記鄧小平及時地組織了退卻，避免了更大的損失。但“左”傾中央領導人卻抓住這一點，指責鄧小平“執行了純粹的防禦路線”，是“可恥的右傾逃跑主義”，“把尋烏整個送給敵人”，是“會尋安的羅明路線”者。這件事情成了反“江西羅明路線”的導火索。
1933年，蘇區中央局代表在檢查江西南部地區會昌、尋烏、安遠等蘇區邊縣的工作時，認為會、尋、安中心縣委書記鄧小平的做法與羅明是相一致的，縣委執行了一條同黨的進攻的路線完全相反的“純粹的防禦路線”。
2月20日出版的《鬥爭》雜誌第3期，發表了任弼時的《什麽是進攻路線》的文章，點名批評了會、尋、安“長期站在純粹防禦路線泥坑中”。
但是，任弼時在這篇文章中，還提出要“糾正過去一些同誌對進攻路線的錯誤解釋”，說不應把“進攻路線”看成是單純的軍事進攻，“在軍事上，有時在某一方麵是要采取防禦甚至暫時的退卻，為著在主要方麵去消滅敵人的”。
這是公開發表的和博古等調門不合拍的惟一一篇文章。正因為如此，博古認為任“不合手”，兩個月後，把任調離中央蘇區到湘贛省去了。
3月下旬，中共蘇區中央局繞開中共江西省委，直接召開了會、尋、安3縣黨的積極分子會議，張聞天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主持了會議並作了報告。
在3月31日通過的決議中指出，“會、尋、安三縣過去在以鄧小平同誌為首的中心縣委的領導之下，執行了純粹的防禦路線，這一路線在敵人大舉進攻麵前表示悲觀失望，對於群眾的與黨員同誌的力量沒有絲毫信心，以致一聞敵人進攻蘇區的消息，立刻表示張惶失措，退卻逃跑”，甚至將整個尋烏縣完全放棄交給廣東軍閥。會議決定改組會、尋、安中心縣委，召開3縣各級代表會議，以開展“反機會主義路線”，“最堅決的打擊以鄧小平同誌為首的機會主義的領導”。
會議還對江西省委作了嚴厲的指責，“這一反純粹防禦路線的鬥爭的不深入，省委也應負一部分重大的責任”。這次會議，揭開了反“江西羅明路線”的序幕。
4月15日，《鬥爭》上發表了張聞天的《羅明路線在江西》的文章，認為“羅明路線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純粹防禦路線的問題，不但在會尋安，而且在江西其他地區”，要求“江西省委必須最嚴肅的檢查所有邊區各區工作，揭發自己過去對於邊區工作的指導的政治錯誤”，“把這一反對單純防禦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深入到群眾中去”，並公開提出了反“江西羅明路線”的問題。
4月16日至22日，在中共臨時中央的督促下，中共江西省委召開會議，批評“江西羅明路線”，指責江西有“三個怪”障礙了工作的開展，即所謂的“江西羅明路線”、“自由主義”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提出所謂“鄧、毛、謝、古小組織”，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同時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並對他們進行批判與鬥爭。
4月下旬，在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領導下，江西省委在全省開展反“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人，遭受“無情打擊”後，在“左”傾錯誤麵前，始終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則立場。
“左”傾領導者責成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交出一份像樣的申明書，但在第二次申明書中比第一次“檢查”更為明確具體。
鄧小平氣憤地陳述道：“我們交的兩份檢查，寫的全是實話。回顧曆史，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對黨的事業負責的，是對中國革命負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