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一方麵承認自己是有錯誤的，這“沒有什麽問題”；但在另一方麵“自己感覺到不會走到小組織的行動”，“反右派與我沒有關係”。
毛澤覃在聲明書中也被迫承認過去在土地問題上犯了錯誤，但對於所謂的“小組織行為”，是因許多意見“不敢向黨提出，僅隻秘密地談論”。古柏的聲明書寫了15頁，對於所謂的“反黨小組織”則一字不提。謝維俊的聲明書電根本不承認什麽“小組織的行為”。
5月4日，臨時中央又在工農紅軍學校黨、團員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出《關於江西的羅明路線的決議》，認定鄧、毛、謝、古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鄧、毛、謝、古幾位無節氣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誌，對於四中全會的新的中央領導表示極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稱，這與毛澤東同誌一貫地不尊重中央領導的性質是相同的……”“這些同誌如果再不徹底糾正其錯誤，我們建議中央局把他們洗刷出布爾什維克的隊伍”，要集中“布爾什維克的鬥爭火力”，開展反“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
5月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批準了以“江西省委”的名義作出的《對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四同誌二次申明書的決議》，指責鄧小平“對他自己機會主義路線和派別觀念甚至派別行動的全部，始終是隱藏的”，是“企圖掩蓋和逃避自己的錯誤”；毛、謝、古3人的申明書中“隻說出一些個別的問題和個人的關係，企圖掩蓋他們反黨的小組織和政綱，始終是不願意向黨**裸承認的”。
決議還責成4人必須向黨作第三次申明書，要求“鄧小平同誌，必須無保留地揭發他由第七軍工作時經過黨大會經過會尋安工作直到寫第二次申明書至止，一貫的機會主義錯誤和派別觀念，以至派別活動，再不容許有任何掩藏”；要求“謝毛古三同誌，必須向黨忠實的從曆史根源起徹底的揭發反黨小組織活動，和小組織的形成，以及全部機會主義政綱，同時必須采取必要的辦法，宣布小組織的解散”。並以開除黨籍相威脅。
在這一時期，鄧小平的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被撤消，給予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派到邊遠的樂安縣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
不過，幾天後，鄧小平就被調回了省委，接著調到總政治部當秘書長。當了兩三個月秘書長後，鄧小平要求另調工作，於是分配他為總政治部宣傳部的幹事，並接手《紅星報》。
接手《紅星報》期間，由於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被排擠，導致紅軍戰事吃緊，根據地越打越小。但“左”臨時中央仍舊一味高調宣傳所謂“堡壘對堡壘”的“正規戰”，這讓鄧小平心裏十分著急。
如何針砭時弊，還不能給臨時中央留下“把柄”，鄧小平為此煞費苦心。直到1933年8月，在組織紀念八一南昌起義6周年的文章時，他有了主意。
一天晚飯後，忙碌了一天的鄧小平，信步來到幾裏外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元太屋。
這時，毛澤東正坐在大樟樹下的石板凳上專心致誌地看書。見到鄧小平來訪，他笑吟吟地起身讓座，關切地詢問鄧小平的近況。
鄧小平一一做了回答，並告訴毛澤東，自己正在主編《紅星報》。毛澤東詢問了辦報的情況，同時談了自己對如何辦好報紙的看法。
隨後，鄧小平鼓起勇氣對毛澤東說：“主席，今天我來這裏，就是想請您為我們的《紅星報》寫一篇關於紅軍戰鬥事例的文章，不知主席有沒有時間？”
毛澤東故意問道：“我寫的東西與有些人的想法不一致，你這個主編就不怕？”
鄧小平知道毛澤東的意思，堅定地說：“您敢寫，我就敢用，有什麽可怕的！”
“好，你明天就來取稿！”毛澤東慨然應諾，他對鄧小平說，他寫的戰例是1930年紅軍攻打吉安一仗，還特別說要以筆名“子任”名義發表。鄧小平體會到毛澤東的良苦用心。
8月14日，《紅星報》發表了“子任”題為《吉安的占領》的2000餘字文章。這篇文章通篇貫穿了“集中兵力殲滅弱敵”、“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等運動戰、遊擊戰的軍事思想，與當時“左”傾中央臨時領導人主張的“禦敵於國門之外”、“不放過蘇區一寸土地”硬拚蠻打的錯誤軍事指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當廣大紅軍指戰員後來知道這篇文章的作者“子任”就是毛澤東時，紛紛奔走相告。
受夠了打所謂“正規戰”苦頭的廣大紅軍指戰員，由衷地懷念起“遊擊專家”毛澤東來，盼望他早日回到黨和紅軍隊伍的領導崗位上來。同時，他們還對《紅星報》主編鄧小平在這種緊張的政治空氣下，敢於組織這樣的文章表示由衷的敬佩。
在鄧小平受到處罰的同時，謝毛古等人也受到了錯誤處罰。毛澤覃勞動了一段時間，調到蘇區互濟總會當宣傳部長。這是一個閑差，沒什麽事幹，後來李維漢將他調到中央組織局工作。
古柏被給予“最後嚴重警告處分”，撤職“改造”了一段時間，分配到會昌縣任擴紅突擊隊長。因他不搞強迫命令，未能完成任務，於1934年初被開除黨籍，2月到中央糧食部當秘書。
謝維俊被調到地方參加突擊隊，挖工事，抬擔架，後在樂安當一般幹部，長征前夕才調到紅軍大學學習。江西各縣相繼召開類似的“反羅明路線”為中心的黨代表大會，批判鬥爭了一些堅持正確路線的領導幹部。閩贛軍區司令員蕭勁光成為紅軍中的“羅明路線”代表遭到批判，被開除黨籍和軍籍，還判了刑。
反“江西羅明路線”曆時一年多，由上層到基層、軍隊，打擊了不少堅持正確意見的幹部，給江西地區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為反“江西羅明路線”，臨時中央提出了“將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深入到下層去，深入到實際工作中去”的口號，提出“要將這一鬥爭開展到全體黨員中去，不讓一個黨員站在這個鬥爭的陣線之外。要在鬥爭的過程中檢查每一個同誌的思想，檢查每一件具體的工作”，大搞人人過關。
1933年6月到8月，各縣相繼召開了以反“羅明路線”為中心內容的黨代表大會。
9月27日到10月3日，中央組織局召開江西全省黨代表大會，指責宜樂祟中心縣委書記胡佳賓“是羅明路線的執行者，是兩麵派的標本”，嚴厲批評江西省蘇維埃聶昭良、洪興的發言“完全是汙蔑蘇維埃”，“是庇護羅明路線”，犯了“機會主義”和“兩麵派”的錯誤，提出要“開展反對以胡佳賓、聶昭良為首的機會主義，並更具體的反對在第五次‘圍剿’前麵新的機會主義的動搖，肅清羅明路線殘餘，鞏固與發展黨的組織”。
12月下旬，中央組織局又召開了江西省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則進一步把蘇維埃係統的反“羅明路線”鬥爭推向了**。
大會說省蘇維埃主席團對“古柏、聶昭良等機會主義”的鬥爭沒有開展，對省蘇維埃財政部副部長袁隆昌、省蘇維埃工農檢察部的吳家駿“擴大紅軍的機會主義錯誤”沒有察覺，犯了“嚴重的腐朽的自由主義的錯誤”。
同時，被中央報刊《鬥爭》、《紅色中華》等點名批評江西的“羅明路線”黨組織的，就有會尋安、永吉泰、宜樂崇、建黎泰等中心縣委，石城、雩都、永豐、信豐、崇仁、南廣、公略、萬泰、吉安、泰和、贛縣等縣委，以及陂頭、冠朝、元坑、塘上、折桂、古縣、七都、鹿崗等區委。江西省幾乎所有的中心縣委和縣委，都被打成了“羅明路線”者。
從江西省委到各中心縣委、縣委、區委直至基層支部的領導幹部和政府機關、群眾團體工作人員，都受到錯誤批判鬥爭。
在反“江西羅明路線”鬥爭中，“左傾”中央領導人還推行了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大批“洗刷”戴有“江西羅明路線”帽子的老幹部，輕率地提拔隨聲附和的新幹部。
1934年4月到6月，江西省絕大多數縣委書記，都被打成了“兩麵派的機會主義者”而被撤職；而新幹部缺乏經驗，在“進攻路線”行不通時又被撤職。
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既打擊了老幹部，又損害了新幹部，極大地削弱了全省的黨組織。
周恩來後來對此有一個深刻的評論：“1933年又反對羅明路線，反對鄧、毛、謝、古，正確的同誌都受到打擊。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為臨時中央1933年初到了江西，執行國際路線。結果使黨在白區的力量幾乎損失百分之百，蘇區的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
中央蘇區反“羅明路線”的鬥爭，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對於反對國民黨軍隊第五次“圍剿”戰爭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在困境中恢複發展經濟
敵人在對革命根據地進行軍事“圍剿”的同時，還加緊了經濟封鎖。經濟是進行反“圍剿”的物質基礎，做好經濟工作，建立穩固的後方，對於反“圍剿”的巨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不能直接參加軍事反“圍剿”的毛澤東，就從經濟工作入手，積極支持反“圍剿”鬥爭。
1933年2月中旬，在長汀休養了四個月的毛澤東，接到了召他回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帶著賀子珍、孩子及警衛員一同回到瑞金，住在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葉坪村。
當然，把毛澤東調回來工作其實是有條件的。在當時的一份文件中這樣寫道：“我們可以同意現在召回澤東同誌與公開批評他的錯誤觀點，批評方法應該說服教育，並繼續吸引他參加領導機關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將削弱我們的地位。”可見，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難條件下重新出來工作的。
毛澤東一出來主持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員會的機構正常運轉起來，解決各部的散亂問題，以實現打破國民黨當局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的任務。
2月26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舉行第三十五次常會，決定：一、議決對國民黨軍閥向蘇區與紅軍的大舉進攻大燒大搶及經濟封鎖（尤其是斷絕食鹽）的殘暴政策，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電全國，號召全國工農群眾，堅決反對，一致的來粉碎敵人的進攻，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隻有這樣才能將敵人燒殺搶劫及經濟封鎖的野蠻殘暴政策歸於消滅。
二、議決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向富農募捐，以充實粉碎敵人四次進攻的戰費。
……
七、為加強中央各部的工作，議決責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會議，以檢閱過去工作，討論今後行政實施方針，並健全各部組織。
會後，毛澤東、項英等發布臨時中央政府為打破敵人對蘇區的經濟封鎖告群眾書，號召蘇區民眾，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用一切力量幫助前方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大舉進攻，同時加緊春耕，設法輸出本地土產、輸入油鹽洋布，並集股組織消費合作社，有組織地進行買賣，來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
在臨時中央政府各部工作開始正常運轉起來後，毛澤東立刻進行督促檢查，健全各種工作製度，要求各部製定工作計劃，每月向人民委員會報告工作。
在毛澤東的督促下，教育部即日頒發各級教育部的組織綱要，健全教育行政係統；土地部立即檢查了各地的春耕運動情形；國民經濟部即日起草了組織綱要及目前工作方針。這樣，政府各部日益發揮起各自的職能作用，進入健康工作狀態。
在這段時間裏，局勢本來正在向有利方麵迅速轉變。但是，進入中央蘇區的臨時中央卻置這些於不顧，反而在“進攻路線”的旗號下，聲勢浩大地批判起所謂“羅明路線”來。
反對羅明路線的矛頭實際上指向毛澤東，但為什麽又沒有公開地點名批判毛澤東呢？其實，臨時中央不是不想這樣做，而是因為毛澤東在國內外影響很大。
共產國際執委還專門給臨時中央發過一個電報幹預這件事：“對毛澤東必須采取盡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誌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
雖然毛澤東沒有受到直接衝擊，能夠繼續主持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況的艱難也是可想而知的。
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期間，以很大的精力來領導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這在當時是關係到中央蘇區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中央蘇區大體上有300萬人口，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約10萬多人，不發展生產怎麽行呢？因此，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極其重視。
但是根據地正處於反“圍剿”的戰爭時期，生產如何發展？與戰爭如何結合？戰爭第一，生產、生活如何辦？毛澤東認為，這些問題不解決，革命戰爭能不能維持，就成為大問題。
當時，為了消滅中央蘇區，國民黨政府在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的同時，加緊經濟封鎖，企圖使中央蘇區軍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的補給”，造成經濟枯竭，無法生存下去。
1932年起，這種經濟封鎖更加緊了。敵人企圖建立縱深二百六十裏的封鎖網，在蘇區周圍設立食鹽公賣局，限製每人每天隻買鹽三四錢，每月不得超過一斤，把群眾的糧食搜掠到反動的堡壘裏去。
嚴密的經濟封鎖給中央蘇區造成的困難越來越大：農民分得了土地，生產出來的稻穀、花生、大豆等農產品賣不出去，價格一跌再跌，而蘇區的食鹽、洋布、煤油、西藥等工業品，十分奇缺，價格越來越高。
當時流行一句話：“有人拿走一粒鹽，店主趕過三家店。”由於工業品的缺乏，嚴重地影響了群眾的生產和紅軍的給養。
臨時中央一些“左”的經濟政策推行到中央蘇區來，更是雪上加霜。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據地經濟嚴重惡化：工商業凋零，食鹽、布匹、藥品等日用品極端缺乏，價格昂貴，部分地方因缺糧而發生饑荒。
這些都是擺在毛澤東麵前的嚴峻局麵。為了扭轉這種局麵，毛澤東先從健全領導機構著手。
1933年2月26日，毛澤東主持人民委員會常會決定：“為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以適應革命的發展，議決呈請中執委批準設立各級國民經濟部，並委任鄧子恢同誌兼任中央國民經濟部部長。”
3月23日，毛澤東、項英等簽發命令指出：“過去蘇區對於國民經濟問題異常忽視，應該予以迅速的轉變。”
4月，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成立，下設設計局、調查統計局、糧食調劑局、合作社指導委員會、國營企業局和對外貿易處等機構，具體負責蘇區經濟建設工作。中央人民委員會在第10號訓令中提出：目前經濟建設上的中心工作，是“農業與工業生產的發展，糧食的調劑，合作社的擴大，對外貿易處的建立，國有企業的發展等”；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提高蘇區的各業生產，擴大對內對外貿易，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並強調指出“這在目前激烈發展的國內戰爭環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義。”
7月20日，毛澤東、項英等簽發中央政府通告，強調指出：“革命戰爭的猛烈發展，要求蘇維埃采取堅決的政策，去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抵製奸商的殘酷剝削，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使群眾生活得到進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戰爭得到更加充實的物質上的力量。這一重大任務，是迫切擺在整個蘇維埃與廣大工農群眾的麵前。”
為了廣泛動員群眾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運動，全麵部署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工作，臨時中央政府先後召開兩次大會：一次是南部17縣經濟建設大會；一次是北部11縣經濟建設大會。這種經濟建設大會，以前在蘇區是沒有開過的。
毛澤東和蘇維埃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長林伯渠等參加了南部17縣經濟建設大會，毛澤東還在大會上作了題為《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中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就是這個報告中的重要部分。
報告從根據地實際情況出發，指出經濟建設的目的是為著革命戰爭的勝利，也是為著改善群眾的生活。他尖銳地批評了戰爭忙“沒有閑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要等戰爭勝利了“才能進行經濟建設”的錯誤認識。
報告中要求各級政府抓緊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領導方式上要群眾化，反對官僚主義；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眾商量辦事，反對命令主義。
報告中還談到了公債問題。由於國民黨的封鎖和中央蘇區“左”傾路線的危害，中央蘇區的工農商業受到很大的損傷，為了支持第五次反“圍剿”和進行根據地經濟建設，蘇區政府決定發行300萬元經濟建設公債。三百萬元經濟建設公債的發行怎樣使用呢？毛澤東在報告中說：我們打算這樣使用：一百萬供給紅軍作戰費，兩百萬借給合作社、糧食調劑局、對外貿易局做本錢。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發展生產，大部分用去發展出入口貿易。
毛澤東指出：我們的目的不但要發展生產，並且要使生產品出口賣得適當的價錢，又從白區用低價買得鹽布進來，分配給人民群眾，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抵製商人的剝削。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
大會通過的決議號召：
全蘇區的勞苦群眾，團結在黨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正確領導之下，大規模的開展經濟建設，保障革命戰爭的物質需要。
在毛澤東和蘇區政府的號召下，南部17縣的與會代表們積極行動起來，熱烈地通過了競賽條約，積極購買公債，籌糧籌款，支持第五次反“圍剿”和根據地經濟建設。
接著，各地黨員和幹部組成推銷公債宣傳隊，分頭到鄉村進行宣傳動員，號召廣大工農群眾積極行動起來購買戰爭公債，以實際行動支援前方紅軍粉碎反動派的“圍剿”和根據地經濟建設，鞏固捍衛紅色政權。
經過努力，廣大群眾熱情空前高漲，爭先恐後地將自己平時省吃儉用的積蓄拿出來購買公債。
在雩都，流傳著許多這樣的老百姓無私支援前線的故事。雩都縣梓山鄉嚴賴村農民劉慧貴不顧正在長身體的娃兒，將家中的糧食全部按市場最低價格賣給國家，所賣得的錢全部用來購買公債。同時，他還將自己家中較值錢的物件變賣，也都用來購買公債。
當他拿到換得的公債劵後，劉慧貴黝黑的臉上露出自豪的笑容：“買公債，支持紅軍，是我們蘇區工農義不容辭的職責！”
到後期，蘇區人民還紛紛主動將到期的公債退回政府，變公債為自願捐款。就是有這樣樸實的蘇區人民，竭盡全力支援著經濟困難的紅軍和臨時中央政府，在如此艱苦惡劣的環境中，紅軍官兵步調一致，蘇區幹群上下一心，戰爭公債成功發行，取得了革命性的勝利。
看到這些，毛澤東欣慰地笑了。根據地的人民多麽偉大！有了這樣的人民，黨和紅軍將無堅不摧！
8月20日，中央蘇區北部11縣經濟建設大會在博生縣召開。江西的萬泰、公略、永豐、樂安、宜春、廣昌和閩贛省的建寧、黎川等11縣的代表參加了大會。
林伯渠和國民經濟部副部長吳亮平、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等蒞臨主持、指導了會議。林伯渠傳達了毛澤東在南部17縣會上的報告。
一腔熱血兩地情。北部的代表們同樣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充滿了向往。經過4天的討論，也熱烈的通過了競賽條約，購買了大量公債，籌措了大量錢物，支援第五次反“圍剿”和根據地經濟建設。
人民的**從何而來？《紅色中華》載《江西閩贛北部11縣經濟建設大會的勝利》一文道出了共同的願望：“各縣應該……廣泛地發動群眾，以經濟建設的力量來幫助革命戰爭，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
人民，千千萬萬的貧苦農民，盼望著五次反“圍剿”的勝利，盼望著革命早日成功！
這兩次經濟建設大會的召開，是中央蘇區全麵開展經濟建設的標誌。這兩次經濟建設大會召開後，在各級蘇維埃政府的具體指導下，中央蘇區出現了蓬蓬勃勃的群眾性經濟建設熱潮，各項建設工作逐步發展起來。
南部17縣、北部11縣，聯為一體，廣袤、寬闊的蘇區紅土地上，到處出現了談經濟建設、辦合作社、銷公債、建穀倉、熬硝鹽、搞外貿、籌款和發展工農業生產的熱潮！
各項經濟工作穩步發展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要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必須為紅軍戰士準備充足的糧草。而準備糧草，就要積極發展根據地的農業生產。因此，在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中，毛澤東把大力發展農業作為頭等重要任務來抓。
毛澤東明確指出：
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用常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
1933年蘇維埃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土地部在關於《發展農業與工業生產》的布告中指出：“發展農業生產的要項：第一是穀類，第二是雜糧（番薯、豆子、花生、麥子、高粱等），第三是蔬菜，第四是棉花，第五是竹木，第六是木梓，第七是煙葉，第八是牲畜（豬、羊、雞、鴨等）。這些生產，一半是人民的糧食，一半是工業原料，是發展蘇區經濟的基礎。”
在這裏，毛澤東和蘇維埃政府明確而深刻地提出了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生產要擺在經濟建設工作的首位這一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觀點，並付之於蘇維埃經濟建設的實踐。
中央蘇區在組織農業生產的過程中，由於敵人的掠奪、摧殘，曾在勞力、耕牛、肥料、種子、水利等方麵出現困難。
由於根據地青壯年大多投身於反“圍剿”戰爭中，因此進行農業生產，主要是勞力缺乏的問題。
特別是農忙時節，雇零工平時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的時候，一天兩三元也雇不到。紅軍家屬雖然有耕田隊幫忙，但是也時常發生不能及時解決耕種的問題。另外，地方工作越先進，參軍的人越多，壯勞力也就越少，生產就越困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重點抓了創辦勞動互助社、犁牛合作社。他經常親自講演，進行提倡、推廣。
換工本來在民間早有習慣，而且蘇維埃中央政府頒布了《勞動互助社組織綱要》，對勞動互助社的作用、組織、勞力、調劑辦法、工資換算等具體問題作了相應的政策規定，在不變更個體所有製的前提下調整了生產關係。有力地推動了根據地勞動互助社的發展。
盡管如此，農忙時節，勞力還是不足。於是毛澤東就發動婦女參加勞動，抓典型，獎勵推廣。江西婦女原沒有下田的習慣，通過動員，婦女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成了一支生力軍。就這樣，解決了農業生產中勞力不足的問題。
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餘的牛為基礎發展起來的。蘇維埃政府還頒發了《關於組織犁牛合作社的訓令》，在根據地內廣泛組織了犁牛站和犁牛合作社，較好地解決了耕牛不足的問題。
此外，蘇維埃各級政府還大力進行興修水利、開墾荒地、改良土壤、植樹造林等農田基本建設，推廣良種和先進技術，發展多種經營等，使根據地的農業生產獲得了迅速的發展。
1933年，全蘇區農業生產平均增產一成半，紅軍給養有了保證。1934年那一年，農業生產也是大豐收。這為根據地軍民進行第五次反“圍剿”奠定了物質基礎。除了發展農業，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也是放在中央蘇區經濟工作麵前的一項嚴重任務。
由於這種嚴密的封鎖，造成中央蘇區內鹽、布、西藥奇缺，而糧食、鎢砂、煙、紙、樟腦卻出口困難，直接影響了群眾和紅軍的生活，影響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
1933年2月，臨時中央政府決定在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下設立對外貿易局。此後，鄰近國民黨統治區的一些縣也設立了對外貿易分局、采辦處、代辦處或采購站。
毛澤東很重視這項工作，號召各級領導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發展對外貿易，把糧食、鎢砂、木頭、樟腦、紙張、煙葉、夏布輸出到白區去，賣得適當的價錢，從白區購買必需品，如食鹽、布匹進來，分配給人民，打破敵人的封鎖。
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同誌，副委員長陳雲同誌、朱琪同誌都親自抓這項工作。
他們采取了許多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活政策：獎勵私人商業經營各種蘇區必需的商品；對某些日用品和軍需品實行減稅；國營商業盡量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同他們實行多方麵的合作；鼓勵國民黨統治區的商人到蘇區來做生意；從蘇區秘密派人到國民黨統治區開設商店和采購站等。
由於采取了這些措施，中央蘇區和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商品得以流通，從而活躍和發展了蘇區經濟。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餘的生產品（穀米、鎢砂、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
此外，財政、金融、手工業、兵工廠、郵電、交通、醫藥、衛生等事業都有一定的發展。
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是在極端困難的戰爭環境中進行的，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為根據地軍民進行第五次反“圍剿”奠定了基礎。
推動根據地政權建設
1933年6月，毛澤東出席了由博古主持的第二次寧都會議。這是一次中共中央局會議，主要總結前段工作。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講話。他仍然堅持積極防禦的路線，指出在第一次寧都會議上確定紅軍主力北上，擊破敵軍一麵、粉碎敵軍於“進剿”合圍之前的“積極進攻路線”並未實現；而第四次反“圍剿”仍然采取“誘敵深入”、運用大兵團伏擊戰所取得的勝利。
進而，毛澤東對第一次寧都會議提出批評，對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訴。毛澤東這種不怕壓力、堅持原則的鬥爭，為當場好多人所折服。
但是，博古在最後作結論中，重申第一次寧都會議是正確的，並說沒有前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這樣，毛澤東有根有據的批評和正確的申訴又一次被否定了，仍然處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十分沉重。
但是，毛澤東是個黨性極強的人，相忍為黨，在許可範圍內抵製過“左”傾政策，盡量做好工作，把“左”傾冒險主義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為第五次反“圍剿”提供最大支持。
在組織根據地軍民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毛澤東對根據地的政權建設也投入了巨大精力，積極維護反“圍剿”戰爭時期後方政權的穩定。
1933年6月8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於召集第二次全蘇大會的決議》，規定“第二次全蘇大會以前應改選各級地方蘇維埃”。
7月2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又作出《關於重新劃分行政區域的決議》，強調蘇維埃政府須盡量接近群眾，為群眾謀一切利益。因此，不論鄉、區、縣、省，區域都不應過大。
行政區域劃分完畢後，立刻開始進行選舉。8月9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於選舉運動的訓令。
訓令指出，這次選舉是從鄉、市一直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完全實行改選。要充分發動群眾，預先公布候選人名單，當實行選舉時，須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討論，逐一表決，使選民盡量發表意見。還要收集選民關於自己實際生活和對政府政策法令意見的提案，在此基礎上開好區、縣、省三級蘇維埃代表大會。
為了發動選舉運動，9月6日，毛澤東在瑞金主持召開中央蘇區南部十八縣選舉運動會議，作了《今年的選舉》的報告。
這樣，中央根據地的選舉運動便熱烈地開展起來，在9、10月間達到**，11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蘇區內，80％以上的選民都參加了選舉。
一切蘇維埃政權工作的實際執行，主要是在鄉這一級。毛澤東指出：“鄉蘇維埃（與市蘇維埃）是蘇維埃的基本組織，是蘇維埃最接近群眾的一級，是直接領導群眾執行蘇維埃各種革命任務的機關。”
他還形象地比喻說：“我們要建立一個堅固的塔，就要從打下堅固的塔腳做起，我們要建立堅固的蘇維埃，也要打下堅固的蘇維埃塔腳，這就是城鄉蘇維埃了。”
作為“蘇維埃塔腳”，鄉蘇維埃應該怎樣進行工作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選舉工作剛一結束，毛澤東就率領中央政府檢查團先後到江西省興國縣長岡鄉、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鄉這兩個點進行實地調查，總結典型經驗，來推動全局工作。
這個時候，第五次反“圍剿”已經開始，由於“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紅軍放棄了曆來的作戰原則，采取了一套完全錯誤的軍事路線，致使第五次反“圍剿”連遭失利，革命處於緊要關頭。
毛澤東希望通過即將於1934年1月召開的全國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將一些先進鄉的蘇維埃建設經驗介紹給全體幹部群眾，號召全蘇區幾千個鄉一齊努力，爭取一切蘇維埃工作適合於粉碎敵人“圍剿”的要求，去爭取全中國革命的勝利。
另一方麵，毛澤東希望用長岡鄉、才溪鄉等地的典型經驗，去論證他的在革命戰爭條件下根據地建設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這一重要理論，用於“反對一切機會主義者的瞎說”。
11月19日晚上8時，在列寧小學教室裏的一張八仙桌上,來自長岡鄉的8位村民，團團圍坐，參加了毛澤東召開的小型調查會。
在此，毛澤東對長岡鄉的政權建設、群眾生活等19項工作作了詳細的調查，並總結了長岡鄉幹部密切聯係群眾的先進經驗。
在實地考察歸來的路上，毛澤東碰到紅軍家屬劉長秀，問她：“家中有幾個人吃飯？糧夠不夠吃。”
劉長秀回答說：“我丈夫當紅軍走了，大兒子也當紅軍走了，家裏沒有勞動力。但共產黨真好，什麽事情都替我想到了，當糧不夠吃時，鄉蘇維埃政府就從100多公裏外的公略縣買了大米來救濟生活貧困的群眾。鄉蘇維埃幹部不僅關心我們群眾的經濟生活，而且還關心群眾的文化生活，全鄉辦了4所列寧小學、9所夜校，還辦了俱樂部。”
通過短短幾天時間，毛澤東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總結出“密切聯係群眾，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關心群眾生活，把群眾生活和革命戰爭緊密聯係起來”、“把解決革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務問題緊密結合起來”等三條工作經驗。
毛澤東認為，正是由於長岡鄉蘇維埃政府的幹部把關心群眾生活與支援前線的擴紅、籌糧籌款工作結合起來，才贏得了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接著，毛澤東又風塵仆仆來到才溪。一來到才溪，他就找了區鄉幹部，在才溪區蘇維埃政府召開座談會。
在會上、毛澤東傾聽了幹部關於才溪人民擴大紅軍、優待紅軍家屬、政權建設、生產支前、經濟建設、物價對比、文化教育等方麵的情況匯報。
毛澤東根據自己列出的提綱，一邊記下筆記，一邊又和幹部們展開討論。
毛澤東問：當兵是怎樣去的？對紅軍家屬如何照顧？選拔幹部是如何進行的？如何組織婦女、老人搞生產建設的？
幹部們一一作了回答，隨後毛澤東還相繼召開了工人代表、貧農代表、耕田隊長等調查會。
在工人代表會上，毛澤東關切地詢問了才溪工會的組織情況和工人的生活情況，熱情地鼓勵大家幹革命要堅決，要勇敢，不怕犧牲，要搞好物資交流，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
在貧農代表會上，毛澤東親自詢問了群眾的生產和生活情況，並說：竹子用途很大，能造紙出口換回鹽和布，又能編籮筐，每家每戶都少不了它，連扁擔也是竹做的，大家要少吃筍，保證竹林。
在耕田隊長會上，毛澤東向領導生產的基層幹部了解農業耕田和勞動合作社等情況，說：養豬、拾糞、割青草、搞綠肥等都是很重要的積肥方法，大家要搞好生產，保證群眾吃飽飯，首先要保證紅軍吃飽飯，才能打敗國民黨反動派，保衛革命根據地。
除開調查會外，毛澤東還深入到紅軍烈士林俊、外出蘇維埃幹部王興旺、貧苦農民銀連子、孔菊姑、太生子等人家裏訪貧問苦，同他們促膝談心，了解他們的生產、生活和發明創造，了解他們有何願望、要求，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
在紅軍家屬孔菊姑家裏，毛澤東滿麵笑容地問：“老人家，家裏有多少人？日子過得好嗎？”孔菊姑說：“兒子當紅軍去了，媳婦在家，日子過得很好。”
陪同的鄉蘇幹部告訴毛澤東：“她的獨生兒子孔憲章領頭參加紅軍，而且動員了30多位青壯年一起參加紅軍。”毛澤東連聲說：“好！好！紅軍家屬很光榮。”
接著毛澤東又問：“蘇維埃幹部有沒有到你們家裏幫助你解決困難問題？”孔菊姑回答說：“有，區、鄉幹部經常來我家，問寒問暖，想問題想得很細，連柴、米、油、鹽、疾病都想到了，我連水都少挑，平常的生產區鄉幹部會組織人來照顧幫助犁田、耙田、蒔田，我們的幹部確實很好。”毛澤東笑著點頭：“好！這樣就好！”
在調查期間，毛澤東還親自到上壩段軍公田檢查生產，參加勞動，幫助群眾劈柴。離開才溪前夕，他又親自召開了區蘇維埃工作人員會議，對大家說：“要搞好土特產經濟收入，茶油、土紙、豬肉、雞、鴨都可以出口，換回東西，這些都要組織好，隻要有了東西，敵人就封鎖不了我們，大家要有信心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
毛澤東通過十多天的廣泛深入調查，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科學地進行分析後寫下了著名的寫出了《興國長岡鄉的蘇維埃工作》和《上杭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這兩篇調查報告，並把它們作為“鄉蘇工作的模範”材料印發給第二次全蘇大會。
《長岡鄉調查》分析了長岡鄉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衛生、社會救濟等多方麵的情況，指出克服官僚主義是鄉蘇維埃的基本任務，強調不了解鄉蘇維埃與市蘇維埃的工作，就不能真正領導蘇維埃的工作，就不能實現一切蘇維埃的工作必須服從戰爭的要求。
文章指出，要在動員群眾完成各種任務的要求。文章指出，要在動員群眾完成各種任務的過程中去收集各種新鮮的具體的經驗，以達到團結群眾、粉碎敵人“圍剿”的目的。
《才溪鄉調查》報告主要介紹了才溪鄉蘇維埃代表會議的結構、代表的政治表現等基本情況，提出隻有政治動員和經濟動員相配合，才能造成擴大紅軍的熱潮。報告指出：“鄉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組織與領導成為極應注意的問題。將鄉的全境劃分為若幹村，依靠於民眾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眾團體在村的堅強的領導，使全村民眾像網一樣組織於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製度優勝於曆史上一切政治製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
這樣，就使蘇維埃的基層政權能夠形成一個周密的、同民眾有密切聯係的網絡，最大限度地把民眾組織起來，更有效地推進各項工作，支持第五次反“圍剿”鬥爭。
毛澤東主持查田運動
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期間，在領導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的同時，還展開了查田運動。
對於中央蘇區的蘇維埃幹部和群眾來說，“查田運動”這個詞，他們已在1932年2月就聽說過。
那是周恩來秘密進入瑞金，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一個多月，為貫徹共產國際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關於土地革命的指示，提出了“查田運動”的口號。
2月8日，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的決戰麵前黨的緊急任務》中，規定了八項立即執行的任務，第六項就是“必須完成查田運動，徹底解決土地問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撥正”了贛閩兩省土地分配的方向。
圍繞著蘇區中央局查田的指示，臨時中央政府還在瑞金召開的周圍六個縣工農檢察部聯席會議上，布置六個縣立即展開這項工作“：如發現地主還據有土地和大房屋，富農還占有好田，必須立即沒收，重新分配。”
然而，由於脫離實際以及忙於第四次反“圍剿”等原因，蘇區中央局的這次查田運動，並沒有真正實行。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在上海站不住腳的臨時中央，由博古帶領來到瑞金。下車伊始，臨時中央決定把查田運動當成反“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的重要內容全麵鋪開。
從1933年2月開始，在大約一年的時間裏，中央根據地廣泛開展了查田運動。這場運動是作為徹底肅清封建半封建勢力、鞏固蘇維埃政權的一項重要措施提出的。
當時，由於長期處於“圍剿”和反“圍剿”的拉鋸式作戰中，中央蘇區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發展並不平衡。在土地的沒收分配工作告一段落後，進行一次全麵的檢查，並且發動群眾來做，是正常的。
但是，由於中共臨時中央力圖在運動中全麵貫徹其“左”傾土地政策，使運動發生很大偏差，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1933年2月，臨時中央責成毛澤東通過政權係統推進查田運動。2月1日，毛澤東還在長汀時，由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員部發出第二號訓令，就號召蘇區會昌、石城等八縣“重新分田”和“查田”，“限二月內全縣田園，必須徹底分好，要使豪紳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農分不到一丘好田”。
臨時中央從一開始就給查田運動定下了“左傾”的基調，給毛澤東的工作帶來了很大困難。麵對極“左”錯誤的高壓，毛澤東顧全大局、相忍為黨，被迫執行查田的決議和法令。
毛澤東根據黨的組織原則和紀律要求，直接領導中央蘇區的查田運動後，堅持從實際出發，從大局出發，實事求是，在極端艱難的處境中，力所能及地把查田運動引向健康的方向，盡最大努力把“左”傾錯誤造成的危害和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
毛澤東回到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後，對查田運動采取經過調查、進行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的做法，力求避免“左傾”的影響。
1933年3月，毛澤東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員部副部長王觀瀾帶工作隊到瑞金葉坪鄉做試點工作。毛澤東也親自前去進行了視察，並把葉坪鄉查田運動的經驗推廣到雲石山、壬田區和武陽區，後來又推廣到了全縣。
毛澤東通過試點，獲得了如何劃分剝削階級成分、區分剝削方式、時間和數量，以及如何區分地主同富農、富農和中農的界限等方麵的重要經驗。這些經驗對指導查田運動的全麵開展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6月1日，毛澤東、項英等發布臨時中央政府《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要求在中央蘇區內普遍地深入地開展查田運動。訓令中責成各級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領導整個查田運動。
訓令中要求：“查田運動中，要堅決執行階級路線。以農村中工人階級為領導，依靠著貧農，堅固聯合中農，向著封建半封建勢力作堅決的進攻。”
訓令強調了發動群眾大多數的問題，要求在通過地主富農成分和沒收他們的土地財產時，都要經過盡可能多數群眾的同意與參加。
當然，訓令中也有一些不正確的內容，主要是：“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財產，沒收富農的土地及多餘的耕牛、農具、房屋，分配給過去分田不夠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貧農、中農，富農則分與較壞的勞動份地。”這實際上就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
第二天，蘇區中央局作出《關於查田運動的決議》，特地指出：“黨和蘇維埃政權過去對於土地問題解決的不正確路線（如‘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等），在許多區域中土地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這就給查田運動預先定下了調子。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處境自然是艱難的。
為了具體指導查田運動的進行，6月17日至22日，毛澤東在葉坪主持召開瑞金、會昌、雩都、長汀等八縣的區以上蘇維埃負責人查田運動大會。6月25日至7月1日，又在葉坪召開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接著，江西、粵贛、福建等省也分別召開所屬各縣的查田運動大會，深入動員，並作出行動部署。
在八縣查田運動大會上，毛澤東作了《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的報告，具體闡述了這次運動的策略和方法。報告中指出，查田運動的階級路線“是以工人為領導，依靠貧農，聯係中農，去削弱富農，消滅地主”。
為了正確執行這條階級路線，毛澤東強調：一是必須堅決地依靠貧農。二是鞏固地聯合中農，這是查田運動的中心策略。三是要嚴格區分地主和富農，反對消滅富農經濟的傾向。
對劃分階級，毛澤東采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強調了兩個區分：一個是嚴格區分中農和富農，另一個是也要區分富農和地主。
他說：“富農與地主有分別。富農自己勞動，地主自己不勞動，所以對地主取消滅的政策，對富農則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滅富農的傾向是錯誤的，同時不應該把富農成分當做地主待遇。”
他更著重地指出：“聯合中農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農的向背，關係土地革命的成敗。所以要反複向群眾說明這個策略，說明侵犯中農利益的〔是〕絕對不許可的。為了聯合中農、不侵犯中農起見，要提出‘富裕中農’來說明他，要著重說明富農與中農交界地方，使富裕中農穩定起來。”
提出“富裕中農”這個問題，是具有深遠意義的創見，說明毛澤東對中國農村階級狀況的認識更加細致和切實了。以後，他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不斷發展，對正確處理中國土地革命這個異常複雜的問題起著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查階級的工作方法上，他很有針對性地講到四個問題：“一、查田運動是查階級，不是按畝查田。按畝查田，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二、查階級是查地主富農階級，查剝削者，查他們隱藏在農民中間而實在不是農民的人，查這些少數人。決不是查中農、貧農、工人的階級，因此不得挨家挨戶去查，挨家挨戶去查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三、查階級之前，一定要經過宣傳的階段，即講階級的階段。不經過公開的普遍的講階級就動手去查，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四、查階級要發動工會、貧農團的會員及其他群眾多數人去查，要群眾查了隨時報告貧農團與查田委員會。不應該隻是少數人去查，少數人去查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
對通過階級的問題，他也采取很慎重的態度。指出：“通過階級就是決定階級成分，是對這個人決定生死的時候，故要十分謹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過。”“如有疑問的，移到下次討論，此次不要通過。”“如果過去有通過錯了的，如把中農當富農，富農當地主，地主當富農，應該推翻原案。要在群眾大會上說明過去錯誤了，現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眾的滿意。”“如果將錯就錯，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對的。”
七八月間，查田運動已在中央蘇區內全麵展開，土地分配狀況得到了改善。但是，當運動迅速發展以後，“左”傾錯誤還是占了上風，並且愈演愈烈。
許多地方把大量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錯劃為地主、富農而加以打擊，把不少富農當作地主加以打擊，發生嚴重侵犯中農利益、消滅富農經濟的錯誤。
針對實際工作中出現的這些偏向，毛澤東在8月間發表了《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他肯定了查田運動取得的成績，同時指出：“侵犯中農的傾向是最嚴重的危險”，是“‘左’的機會主義傾向”。
毛澤東還談道：不少地方把富農當地主來對待，這一錯誤的來源，是由於抹煞富農的勞動力。對富農的不正確觀念，也無疑要影響到中農上去。必須把地主和富農分別清楚，在無情的消滅地主殘餘的鬥爭中，決不容許任何消滅富農的企圖。
毛澤東關於富農、中農政策的闡述，對防止過“左”政策，搞好查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在查田運動中發生的許多問題，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體規定或規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員對已有規定的解釋不正確或在執行上發生錯誤。
為著解決這個問題，10月間，臨時中央政府批準毛澤東6月下旬所寫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並通過他主持製定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同時予以公布。
《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工人的原則，作為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這個文件，不僅對中央蘇區的土地改革工作起了指導作用，在全國解放戰爭期間又經中共中央重新印發，成為當時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導文件。
《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是10月10日由臨時中央政府通過的。決定對20個問題作了明確的具體的規定，其中主要是如何劃分地主與富農，如何劃分富農與富裕中農，以及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等。
決定指出：有無主要勞動“是區別富農與地主的主要標準”；“富裕中農與富農不同的地方，在於富裕中農一年剝削收入的分量，不超過其全家一年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農則超過百分之十五”。
決定還規定從事非剝削別人的工作的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應受到蘇維埃法律的保護”。
這兩個文件，具有原則上的明晰性和實際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而且意義重大。擁護的人一下子就多了，可以團結到絕大多數的人。
毛澤東、項英等簽署還發出的臨時中央政府公布《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的命令中寫道：“凡在1933年10月10日以前各地處置之階級成分有不合本決定者，應即依據本決定予以變更。”
這以後，實際工作發生了很大轉變。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明確提出：土地鬥爭的階級路線，是依靠雇農貧農，聯合中農，剝奪富農，消滅地主。
毛澤東以上的這些意見和措施是基本正確的，也符合當時中央蘇區土地革命的實際情況，廣大農民從心底擁護和歡迎。
正當查田運動開始沿著毛澤東所引導的方向發展的時候，“左”傾錯誤領導者又在黨內大反“右”傾，撤免了毛澤東兼任的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
1934年3月15日，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新選出的中央人民委員會，根據同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有關決議的精神，發出了關於繼續開展查田運動的《訓令》。
訓令認為，糾正過左的錯誤，是阻礙開展查田運動並給地主、富農以反攻的機會，因而是錯誤的。訓令規定“在暴動後查田運動前已經決定的地主與富農，不論有任何證據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為無效”。
這樣，“左”傾錯誤又進一步發展起來。湘贛、贛東北等根據地先後開展的查田運動，也經曆了類似的反複。
查田運動中“左”傾政策的推行，不僅過分打擊了地主、富農，嚴重地侵犯了中農的利益，而且破壞了農業生產，損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根據地嚴重缺糧，擴大紅軍也遇到困難，直接影響了第五次反“圍剿”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