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由國民黨湖南保安第八區司令歐冠任綏靖處主任,調集了1個正規師,會同所屬各縣保安團、“鏟共隊”,向湘南特委駐地及紅軍傷病員集中地郴縣、宜章地區發動大規模軍事“清剿”。

12月中旬,徐克全、劉霞率湘南特委機關向耒陽轉移。兼任郴宜辦事處書記的彭林昌隨即召集辦事處的領導成員顏赤愛、餘稼生、穀子元、黃體國、林長春、肖良略等開會。

會議決定組成湘南紅軍支隊,由原紅軍某部營長顏赤愛任支隊長、餘稼生任政治委員、穀子元任政治工作團主任。支隊下轄3個大隊,總計150餘人槍。同時擴大以張東任大隊長的郴縣遊擊隊,並組建肖福生任大隊長的宜章縣遊擊大隊。

湘南支隊成立後,隨即西行前往臨武開辟新區,抵達臨武後,驅逐了香花嶺的偽警察,鎮壓了當地銀礦的反動頭子,並在征戰途中擴大遊擊隊員200多人。

12月下旬,郴、宜兩縣遊擊隊被打散,在郴縣、宜章兩縣山上養傷的紅軍重傷員幾乎全部遇害。郴縣縣委書記陳文光叛變,殺害了特委書記彭林昌,使郴宜辦事處遭徹底破壞。此後,即由徐克全繼任湘南特委書記。1935年1月,歐冠調集各縣保安團2000餘人,向臨武地區的湘南紅軍支隊實施“清剿”。

立足未穩的湘南紅軍支隊於是決定停止西進,準備回撤,並派第三大隊先行返回郴縣向特委請示。孰料大隊返回五蓋山後,被已任國民黨“鏟共義勇隊”隊長的叛徒陳文光率部繳了械。

第一、二大隊在臨武回撤行至五路擊鼓寨子時,遭到桂陽、郴縣反動武裝的前後夾擊,隊伍被打散,全支隊僅餘40餘人。

領導決定由餘稼生、穀子元等7人回五蓋山尋找第三大隊,由顏赤愛率餘下的30餘人到南溪、觀音山、野牛洞一帶開展遊擊活動。

4月,顏赤愛率部轉戰至桂陽毛栗區活動時,部隊僅餘10餘人,又遭到國民黨軍保安團包圍。突圍中,負傷的顏赤愛和餘下的幾名幹部戰士全部被俘。至此,湘南紅軍支隊全部失敗,番號不複存在。

餘稼生、穀子元等7人回到郴縣後,隨即轉移至廣東樂昌地區,並於5月成立了中共湘粵邊工委,由穀子元任書記,賀畔朵、餘稼生、肖良略、林長春為委員,繼續領導和開展當地的遊擊戰爭。

1934年11月,湘南赤色遊擊隊第三大隊在耒安永中心縣委書記謝竹峰及大隊長劉德兌,政委劉厚總的指揮下,擊潰了向大嶺進犯的永興縣保安團。此時,第三大隊已發展到80餘人,槍60餘支。

12月,遊擊隊員化裝潛入安仁華王廟鎮內,斃傷敵10餘人、繳槍8支。

原政委劉厚總改任大隊長,劉厚春任政委,原大隊長劉德兌調任耒陽縣竹市區委書記。茶安酃永邊委書記李運田攜款潛逃,由陳梅連兼任書記。

1935年初,國民黨湖南保安第五區副司令王熾昌率第十四團另1個連,第五區司令段珩率1個整編旅分別對遊擊隊第二大隊與第三大隊大肆“清剿”,敵人兵力60餘倍於第三大隊,約5000餘人。

2月4日,第三大隊襲擊了國民黨駐耒陽縣八焦的“鏟共義勇隊”,擊斃該隊隊長,俘敵30餘人,繳槍30餘支。3月上旬,第二大隊在酃縣襲擊地方保安團碉堡2座,斃傷敵數名,繳槍2支。

中旬,謝竹峰在董溪召開耒安永中心縣委擴大會議,決定跳出敵人包圍圈,分散轉移至國民黨軍力量較弱的永興、衡山、衡南等縣的偏僻深山中隱避活動。

第三大隊在孫家橋伏擊敵巡邏排後,又奔襲常寧蔭田警察所,共繳槍11支。又在黃狗戀窩伏擊1個搜剿連,斃敵8名,傷30多名,繳槍12支、子彈1000餘發。建立了以耒陽竹市區為中心的遊擊區。

1935年1月,留在蘇區堅持鬥爭的湘贛紅軍獨立第四團600餘人,在團長李宗保、政委曠珠權指揮下,經江西進入湘南。

原湘贛蘇維埃政府教育部部長方維夏、湘贛軍區第四分區司令員張通、湘贛北路特委書記陳山等也隨獨四團同行。

國民黨粵軍第一軍軍長兼江西第第六綏靖區司令官餘漢謀急忙調兵“馳剿”,湖南保安第八區司令歐冠坐鎮資永,指揮“清剿”。

3月下旬,獨四團在壕仁圩遭國民黨歐陽歸和歐九如部的聯合伏擊,雖經奮勇拚搏突出重圍,但傷亡甚重。

第二天,獨四團團長李宗保在資興青腰圩叛變投敵,被國民黨委任為上校招撫員,並帶著敵人“清剿”獨四團。隨後,團政委曠珠權、團參謀長龔正芳、團政治部主任徐紫等也先後叛變投敵。

在這種形勢下,方維夏挺身而出與陳山整理部隊,並率尚有近百人的獨四團餘部轉移至東邊山,與桂東縣遊擊隊隊長羅榮所部會合,兩部計有160餘人,在東邊山地區繼續開展遊擊戰爭。

李宗保叛變前,張通帶一個連欲往湘贛尋找省委。後活動在湘南的新田等縣。

獨四團開抵湘南後,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率紅二十四師第七十一團也經贛粵邊轉向湘南。後來龔楚帶餘部100餘人抵達湘南桂東的東西邊山地區,加強了這一地區的革命武裝力量。

1935年4月,原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率所屬部隊及紅二十四師第七十團餘部一起編成的兩個大隊約300人,由贛粵邊到湘東南一帶開展遊擊戰爭,並設法與紅七十一團及中共湘贛省委取得聯係。

不久,紅二十四師第七十團政治部主任遊世雄也率領贛粵邊遊擊區北山紅軍遊擊隊100餘人由廣東南雄進入湘南地區,以求與蔡會文部會合。

遊世雄率部進入湘南後,即在桂東縣西邊山吊古寮遭國民黨湖南保安第五區副司令胡鳳璋部和保安團800餘人的進攻。

4月下旬,蔡會文率部在桂東的東邊山地區先後與七十一團餘部、獨四團餘部及桂東縣遊擊隊、張通率領的湘贛獨立第四團1個連、遊世雄率領的北山遊擊隊等部取得聯係,各部遊擊隊集中在東邊山地區。

蔡會文召集各遊擊隊領導人在赤水仙召開會議,傳達了中央分局長嶺會議精神,研究了如何開展湘南遊擊區遊擊戰爭的問題。

決定成立中共湘粵贛邊特委,將各部遊擊隊合編為湘粵贛邊遊擊支隊,鞏固和擴大湘南遊擊區。

特委以陳山為書記,李國興任組織部長,方維夏任宣傳部長,蔡會丈、龔楚、遊世雄、羅榮,張通、王赤等為委員;遊擊支隊以蔡會文任支隊長兼政委,遊世雄任副政委,羅榮任參謀長,李國興任政治部主任,支隊下轄7個大隊,共七八百人。

5月,轉戰至湘南的湘贛獨五團第三營在八麵山與湘粵贛邊遊擊支隊一部會合。兩部共同在臨武縣殲保安團1個營大部,俘敵近百人,繳槍數十支。

湘粵贛邊遊擊支隊又在江西門設伏,斃傷粵軍第1師副師長彭霖生部多名。轉而突襲餘漢謀老巢江西省大庾縣城,餘漢謀即下令彭霖生停止“清剿”,返回保護大庾,彭霖生部對東邊山的“清剿”即告破產。

7月,保安第八區司令歐冠與保安第五區副司令胡鳳璋再度調集所部“清剿”湘南遊擊區。蔡會文率遊擊支隊兩次擊退進犯東邊山的湖南保安十七團團長何宗漢,斃傷敵20餘人,繳槍25支。

9月,酃縣縣委書記周禮率酃縣遊擊隊新九營到東邊山編入湘粵贛邊遊擊支隊。接李國興任湘粵贛邊特委組織部長兼遊擊支隊政治部主任。

10月,遊擊支隊再次擊潰“清剿”東邊山的何宗漢部兩個連,殲敵1個連,繳槍40餘支。戰後桂東縣保安團團長吳亮明被撤職,何宗漢亦受到其上司的訓斥。

在湘粵贛邊特委和遊擊支隊的努力下,以東、西邊山為中心的方圓數百裏遊擊區的遊擊戰爭獲得了蓬勃的發展,不僅遊擊支隊始終保持在千人左右,各縣黨組織所轄的地方武裝也普遍恢複建立起來。

1935年11月,國民黨調集5萬餘人的兵力,實施政治、軍事、經濟“三管齊下”的方針和殺光、燒光、搶光的殘酷手段,又一次大規模“清剿”湘南遊擊區。敵人集3個師的兵力將遊擊支隊領導機關及主力包圍在東邊山地區的朱冠山一帶。突圍中遊擊支隊大部壯烈犧牲,蔡會文、陳山、周禮等領導人各率突圍出來的一部人員分散行動。

蔡會文率10餘人在朱冠山與湘贛少共省委書記王用濟率領的1個班會合。

12月4日,下山購買食品的一個管理員被俘後叛變投敵,並帶敵人1個營前來赤水仙偷襲蔡、王所部。除蔡會文警衛員1人脫險外,其餘30餘人全部遇難,蔡會文受傷被俘後寧死不屈,當即被敵人殺害。

1936年3月上旬,遊世雄、李國興率領西邊山湘粵贛邊遊擊支隊的2個大隊突襲資興縣青腰圩敵“鏟共隊”,俘敵20餘人,繳槍21支。轉移至酃縣地區活動。下旬,周禮率一部轉移至酃縣西坑,與遊、李所部會合,兩部共200餘人。

特委書記陳山負傷離隊休養後被俘投敵叛變,由周禮接任湘粵贛邊特委書記兼遊擊支隊政委,遊世雄任支隊長。不久,方維夏在仙背山養病時被判徒殺害。

4月上旬,周禮、遊世雄率部進抵安仁縣潭灣,與以徐克全為書記的湘南特委和陳梅連領導的湘南赤色遊擊隊第二大隊會合。

5月27日,湘粵贛邊特委和湘南特委在潭灣杉木坑召開聯席會議,為加強和統一湘南地區黨的領導,決定撤銷兩個特委,成立湘南軍政委員會及其領導下的湘南特委,徐克全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周禮任副主席兼湘南特委書記,劉霞任特委組織部長,遊世雄任特委軍事部長,李國興任特委宣傳部長,陳梅連等為特委委員。

6月上旬,國民黨湖南保安第五區司令段珩調集兵力“清剿”潭灣地區。徐克全棄槍逃跑,軍政委員會機關部分人員也逃跑或叛變,湘南軍政委員會解體。

特委決定各遊擊隊到湘南各地區分散活動,遊世雄率湘粵贛邊遊擊支隊返回東、西邊山遊擊區;劉霞、李國興、陳梅連率湘南赤色二大隊到茶安酃邊境活動;周禮去尋找赤色三大隊和李林領導的湘粵邊赤色遊擊大隊。

6月中旬,遊世雄返回西邊山後成立了西邊山區委,遊世雄任書記,楊漢森任副書記,趙書良、王赤、顧星奎等為委員。將湘粵贛遊擊支隊整編為1個大隊,趙書良任大隊長,遊世雄兼政委,王赤任副政委。

7月,又擴編為2個大隊,第二大隊由王赤率領到東邊山開展遊擊活動。

10月,叛徒陳山受敵委派遣回西邊山活動,因湘粵贛邊遊擊支隊領導人不知陳叛變真相,被其騙取了湘粵贛邊遊擊支隊黨的領導權。

1936年冬,國民黨軍再次以重兵“清剿”東、西邊山地區。遊世雄率部先後在西邊山木丘和龍溪場下襲擊敵軍,打擊了敵人的“清剿”銳氣,改善補充了部隊的武器裝備,解決了遊擊隊的供給。並處決了叛徒陳山。1937年4月,王赤任東邊山區委書記,鄒雲雄任西邊山區委書記,顧星奎任資汝桂特委書記。

第一大隊大隊長趙書良兼任遊擊支隊長,羅新成代理支隊政委,遊雪高任第2大隊大隊長,王赤任第2大隊政委。

6月,胡鳳璋率600多人馬再次“清剿”,遊擊支隊的2個大隊在東、西邊山地區與胡鳳璋部兜圈子並尋機打擊,終使其連連受挫,铩羽而歸。

1935年3月,原湘贛軍區獨立第4團幹部隊隊長李林,率領留在湘南的6名紅軍傷員在郴縣組成湘南赤色遊擊隊,下半年發展至30餘人。

7月,赤色遊擊隊一部在廣東樂昌地區與湘粵邊工委書記穀子元成立了湘粵邊赤色遊擊大隊,由肖良略任大隊長、林長春任政委、蔣玉林任副大隊長。

9月,李林率部在坪石與穀子元會合,即編入湘粵邊赤色遊擊大隊,李林被增補為湘粵邊工委委員,並接替肖良略任湘粵邊赤色遊擊大隊大隊長,肖良略改任副大隊長。當年冬,遊擊大隊即擴大到90多人槍,在湘粵邊境的宜章、郴縣、樂昌、乳源邊界地區建立了自己活動的基本區域。

國民黨軍在“清剿”湘南遊擊區其它遊擊隊的同時,亦未放鬆對湘粵邊赤色遊擊大隊的“清剿”。由於敵我眾寡懸殊,遊擊大隊在反“清剿”中迭遭損失,使全大隊隻餘10餘人。

1936年9月,湘南特委書記周禮在坪石召開了幹部會議。決定周禮與李林等領導湘粵邊赤色遊擊大隊堅持遊擊鬥爭,穀子元到湘南恢複發展黨組織,開辟新區。10月,湘南赤色遊擊隊第三大隊被耒陽縣保安團包圍於廖家衝附近的鐵杆坳。在突圍中,耒陽縣竹市區委書記劉德兌等犧牲。

11月,赤色二大隊副大隊長周二苟叛變投敵,並勾結敵人殺害了茶安酃永邊委婦女部長肖三妹等12人。

1937年2月,湘南赤色遊擊隊第2大隊被敵包圍於茶陵縣仙背地區,傷亡大半,陳梅連亦負傷被俘被敵殺害。此後,大隊政委譚綏眉、大隊長譚經武先後犧牲,餘部在山上堅持鬥爭,後散失,番號不複存在。

1937年湘南特委機關設在這裏,特委負責人王濤、周禮等同誌住在此地,秘密開展地下革命活動。曆時三個月後遷到“郴州萬勝旅館”。3月,湘南特委機關遭到徹底破壞,劉霞又因叛徒王崇甫的出賣被捕殺害。

此後,第三大隊即分散至偏僻鄉村活動,頑強地堅持遊擊戰爭,適時地改變鬥爭方式,終於勝利地渡過了遊擊戰爭中最艱苦的歲月。

1937年9月,項英指示湘粵贛邊遊擊支隊下山與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求得停戰合作抗日。

遊世雄與顧星奎等3人下山至桂東縣桃素,與國民黨代表、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郭大為等就雙方停戰合作抗日,遊擊隊下山集中等問題進行了談判。

接著,又到汝城與國民黨湖南保安第5區副司令胡鳳璋及汝城縣縣長進行談判。經過談判桌上的鬥爭,終於達成合作抗日協議。

10月8日,遊世雄率湘粵贛邊遊擊支隊200餘人從東、西邊山集中在沙田整訓,並改編為“湘粵贛邊區人民抗日義勇軍”,遊世雄任總指揮,下編兩個支隊,第一支隊遊世雄兼任支隊長和政委;第二支隊方誌明任支隊長,王赤任政委。改編後,部隊迅速擴大至500餘人。新四軍留守處湘南特委負責人王濤、周禮等同誌住在這裏,從事革命活動,負責聯絡和接待革命同誌。1938年3月,湘粵贛邊區人民抗日義勇軍編入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隨即投身於抗戰的革命洪流之中。1938年1月,原湘南特委書記王濤由延安返回湘南,先後與國民黨談判。雙方達成了協議。隨即,以王濤為主任的新四軍駐郴州通訊處成立。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央派王濤從延安回郴,任湘南特委。特委機關由歐衝巷農舍搬遷李姓公房。

1937年至1939年,湘南特委負責人王濤、周禮、張茨芳、穀子元等同誌在這裏秘密聯絡。訓練黨團骨幹,積極開展抗日活動。當時湘南特委組織就設在這裏。

湘南特委在郴州重新組建,王濤任書記,周禮任組織部長,盧文任宣傳部長,蔡堅任職工部長,穀子元、謝竹峰、顧星奎、林長春為委員。

1938年2月,湘粵邊赤色遊擊大隊在坪石附近的坳丘集中,開往宜章赤石三望坪學校集中整訓,改名為湘南紅軍遊擊隊第一大隊,李林任大隊長。新四軍幹部謝忠良等4人擔當教員,隊伍很快擴大為130餘人。

2月下旬,劉厚總率湘南赤色遊擊隊第三大隊也到江頭劉家祠集中整訓,擴充至一百七八十人。

4月上旬,李林率湘南紅軍遊擊隊第一大隊開至耒陽江頭劉家祠。李林部改編為新四軍暫編第一大隊,劉厚總部改編為新四軍暫編第二大隊,兩部共計300餘人。

11日,李、劉兩部告別了他們堅持了三年多艱苦鬥爭的湘南遊擊區,經東灣、毛栗衝、竹塔市、錫裏洞、灶市、株洲,南昌、岩寺等地,抵達安徽太平,編入新四軍特務營,踏上了抗日戰爭這個新的革命征程。

湘南遊擊區的三年遊擊戰爭,為新四軍輸送了近千人的隊伍,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鄂豫皖邊三年遊擊戰爭

鄂豫皖邊遊擊區位於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別山區,是南方三年遊擊戰爭十五塊遊擊區中較大的一塊遊擊區。

鄂豫皖邊遊擊區東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漢鐵路,南臨長江,北連淮河,大別山脈雄峙中央,地勢險要,扼水陸交通要道,可北鎮國民黨河南省南大門信陽;南遏國民黨湖北省府武漢;東迫國民黨安徽省府安慶。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

以大別山為中心的鄂豫皖邊遊擊區是南方8省15個遊擊區主要的遊擊區之一,鄂豫皖邊三年遊擊戰爭是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1934年11月,紅二十五軍從英山縣陶家河撤出後,奉命離開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參加長征。隻留下鄂東北和皖西北兩個道委及其所屬黨的組織和武裝堅持鄂豫皖蘇區。這時,皖西北道委書記高敬亭指揮紅八十二師及第一、第二、第三路遊擊師,轉戰皖西。

同年12月,高敬亭鑒於敵人重兵圍剿赤城蘇區,命令紅八十二師和第三路遊擊師到霍山、潛山、舒城一帶開展試探性的軍事行動,試圖尋找新的立足點。

紅八十二師和第三路遊擊師從赤城蘇區熊家河出發到達潛山縣後北鄉,與中共潛山縣委接上了關係,相互配合,一舉攻克後北鄉重鎮衙前,殲滅潛山縣保安中隊。

12月3日,紅八十二師和第三路遊擊師在回師赤城蘇區途中,在霍山縣長山衝遭到國民黨追剿部隊三八七團包圍,紅八十二師師長周世覺在突圍中犧牲。

12月下旬,高敬亭在金寨縣沙河店整編部隊,將從長山衝突圍出來的三、四百人和紅二十五軍留在皖西北的不同建製的小部隊合計700餘人,組編紅二一八團。

1935年1月8日,蔣介石向鄂豫皖剿匪總指揮部下達了“限於三個月內將邊區主力紅軍肅清”命令,並調集19個團的兵力歸梁冠英指揮,重點清剿皖西。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高敬亭率領紅二一八團離開赤城蘇區,突破敵人重圍,轉移到外縣打遊擊,於2月1日在金寨縣抱兒山與少共鄂東北道委書記方永樂和團政委徐成基率領的鄂東北獨立團會合。

方永樂帶來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給高敬亭的指示信,信中傳達了黨中央關於鄂豫皖省委率領紅二十五軍撤離鄂豫皖蘇區、實行戰略轉移的指示,信中省委責成高敬亭組建鄂豫皖邊區黨的新的領導機構,並以紅八十二師和地方武裝為基礎,再次組建紅二十八軍,繼續堅持鄂豫皖邊區武裝鬥爭。

接到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後,高敬亭深感形勢嚴峻,責任重大。但是年僅27歲的高敬亭經受了革命鬥爭的考驗,作戰經驗豐富,是一位久經沙場的軍事指揮員、具有較強組織能力的領導者。

高敬亭和方永樂、徐成基等領導人商量後,當天就帶領部隊向皖東南方向轉移,於2月3日到達太湖縣涼亭坳,拋開了敵人的追剿。

2月3日正是農曆除夕,涼亭坳上鵝毛似的大雪下個不停,當高敬亭率領部隊到達涼亭坳時,地上早已堆滿厚厚的積雪,雖然天氣十分寒冷,戰士們衣衫單薄,但全體指戰員依然精神抖擻,駐紮坳頭,秩序井然,對群眾秋毫無犯。

當地群眾一見紅軍到來,立即推舉汪順洪與紅軍接頭,並幫助安排住房。高敬亭、徐成基、羅成雲等人住在坳上的壽春園藥店,方永樂等人住在汪胡氏宗祠,其餘人員住進了周邊村莊的群眾家中。

當晚,高敬亭在汪胡氏宗祠主持召開會議,會議傳達了鄂豫皖省委的指示,決定成立鄂豫皖邊區新的領導機構,同時將皖西北紅二一八團與鄂東北獨立團合編,重新組建紅二十八軍。

高敬亭任紅二十八軍政委,統一領導鄂豫皖邊區的黨政軍,下轄第八十二師和手槍團。第八十二師師長羅成雲,政委方永樂,師政治部主任熊大海,下轄第二四四團和特務營;第二四四團團長徐賢才,政委徐成基,下轄3個戰鬥營;軍直手槍團團長餘雄,下轄3個分隊;全軍約1000餘人。

2月4日,高敬亭在涼亭坳主持召開軍人大會。全體紅軍指戰員齊集在涼亭坳西側的一個竹林灣裏,高敬亭登上高坡,迎著凜冽的寒風,向全體人員講話。

他傳達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對紅軍堅持鄂豫皖邊區鬥爭的指示信,分析了紅二十五軍北上抗日後的革命形勢,宣布了涼亭坳會議重建紅二十八軍的決定。

在鄂豫皖革命史上,這是第三次組建紅二十八軍。從此,鄂豫皖邊區在紅二十五軍長征後又有了一支主力紅軍,有了統一的領導和指揮。

涼亭坳會議的第二天,高敬亭率領剛剛組建的紅二十八軍轉戰潛霍邊境。

國民黨調集14個團的兵力計3萬餘人,分三麵合圍兜剿。紅二十八軍屢遭強敵,浴血拚搏,多次成功地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

2月16日,高敬亭在潛山縣駝嶺的白果樹召開會議,總結紅二十八軍重建十幾天來的行動,認為部隊天天遭到敵人的追剿、堵剿,沒有一天不行軍打仗,給養得不到補充,傷員得不到安置,必須大膽地尋找新的立足點。

會議決定,成立中共皖西特委,組建紅二四六團,由徐成基擔任特委書記兼團政委,負責在舒城、霍山、潛山、太湖4縣結合部即嶽西地區開辟新的遊擊根據地,並統一領導皖西各地便衣隊。紅二十八軍主力則在外圍遊擊,牽製敵人兵力。

中共皖西特委成立後,率領二四六團轉移到枯井園,在紅二十八軍主力的掩護下,經過兩個多月艱苦努力,開辟了以枯井園、巍嶺、馬家畈為中心的舒霍潛邊遊擊根據地,即嶽西遊擊根據地。

皖西特委從二四六團中挑選善於做群眾工作、政策性強的幹部組成舒霍潛邊便衣總隊,下設五支小便衣隊。

3月,在馬家畈成立四路遊擊師,又將潛山縣委所屬的沙村遊擊隊改編為皖潛遊擊大隊。

接著在象形地成立舒霍潛邊蘇維埃政府。便衣隊、遊擊隊為紅二十八軍補充兵員,傳遞情報,征糧籌款,安置傷員,提供軍需,有力地支援了紅二十八軍。

為了轉移國民黨軍隊對嶽西遊擊根據地的注意力,減輕中共皖西特委和二四六團的壓力,高敬亭指揮紅二十八軍主力聲東擊西,與敵軍周旋,有時轉戰於舒霍潛太四縣邊區,有時遠征鄂東北和皖西北老蘇區。

1935年4月20日,紅二十八軍突破了敵軍幾次堵截之後,從太湖縣直奔潛山縣湯池畈東北側的桃嶺,桃嶺山高嶺陡,從山腳到山頂隻有一條狹窄的通道,山坳口西側伏龍寨,東側趙霧尖,地勢險峻,易守難攻。

當紅軍登上桃嶺時,發現敵第一九五旅第一九○團已尾追至湯池畈。高敬亭環顧了一下周圍的地勢,對第八十二師政委方永樂說:“這裏隻有一條小路上山,是個打伏擊的好地方。把敵人裝進口袋,狠狠揍。”

高敬亭命令特務營隱蔽在山坳口正麵,其餘部隊隱蔽在桃嶺左側山坡的樹林裏。敵先頭2個營進入坳口時,特務營立即向敵開火,緊守山坳口。

敵人以為是紅軍小部隊阻擊,一窩蜂似地湧上山來,被特務營壓製在山坳裏。高敬亭見敵軍已被引進我伏擊陣地,立即命令司號員吹響衝鋒號,方永樂帶領埋伏在樹林裏的部隊衝向敵陣,將敵人分割成數段。

特務營營長林維先趁勢率領各連躍出工事,持大刀的,端刺刀的,舉石頭的,一齊衝向敵群,與敵人短兵相接。進入山坳口的敵人2個營被全殲,後邊的1個營狼狽逃竄。

當敵第九十六旅第一二九團聞訊趕到桃嶺時,高敬亭率領紅二十八軍已經撤離戰場,經伏龍寨向馬家畈轉移了。

桃嶺戰鬥後,蔣介石見三個月內消滅紅二十八軍的計劃破產,又部署兩個月清剿,調動61個團的兵力部署在潛山、太湖、舒城、霍山四縣邊區,企圖一舉消滅高敬亭領導的紅二十八軍。

為了粉碎敵人的清剿,高敬亭率領紅二十八軍於5月7日在黃尾河與皖西特委及二四六團會合,隨後,高敬亭率領紅二十八軍主力跳出敵人的包圍圈,西進桐柏山,準備去陝南尋找紅二十五軍。

紅二十八軍西進,轉移了敵人對舒霍潛太邊區遊擊根據地的注意力,打亂了敵人的清剿部署,於1935年6月東返舒霍潛太邊區遊擊根據地。

7月2日,高敬亭率領紅二十八軍主力到達店前河,與皖西特委、紅二四六團及一、二、三、四路遊擊師會合,並在店前河召開會議,總結兩個月來反清剿鬥爭的經驗,提出“敵情不明不打,傷亡過大不打,地形不利不打,繳獲不多不打”的“四打”、“四不打”作戰原則,明確了“拖跨二十五路軍,相機打十一路軍和東北軍,向保安團要補給”的方針;在作戰形式上提出以遊擊戰為主,輔以必要的伏擊戰;在作戰地區上,不僅要在蘇區打仗,而且要到蘇區外圍和敵占區打仗;在戰術手段上,每戰應集中優勢兵力,利用有利地形,或擊其頭,或斷其尾,采取突然迅猛的手段,穿插分割圍殲敵人。

7月12日,店前河會議後,高敬亭率領紅二十八軍乘夜自東營向沙村方向行進,至朱屋廟附近時,抓到兩名號房子的敵人,經審問得知東北範支隊的一個運輸隊,護送給養,準備前往衙前鎮,從來榜河來,路經朱屋廟時,在此宿營。

高敬亭獲此情報後,決定利用夜暗和我軍尚未被敵人發現的有利條件,伏擊敵人。當即命令部隊迅速隱蔽,做好戰鬥準備。

當敵軍進至朱屋廟的吊棺畈時,紅軍將敵軍包圍,俘敵官兵60餘人。天將黎明時,紅軍撤出戰鬥,向沙村方向行進。

7月15日,紅二十八軍進至冶溪河東南的劉龍灣,準備在天黑前越過碉堡封鎖線。但遇到駐進冶溪河的敵九十六旅。

為了不驚動冶溪河的敵人,高敬亭命令手槍團二分隊迅速占領東麵山頭,監視冶溪河的敵人動向,掩護主力向南轉移,命令手槍團一、二、三分隊擔任前衛,采取喬裝戰術,化裝成敵九十六旅追剿部隊。

手槍團團長餘雄帶領一、三分隊順著南麵山坡而下,發現山腳下小村莊裏駐有敵第三十二師別動隊。

餘團長穿上國民黨軍官的製服和製帽,率領一、三分隊走到小村莊前,敵哨兵上前詢問:“你們是哪一部分的?”餘團長回答:“九十六旅追剿部隊的”。

敵人見紅軍戰士們身上穿的服裝和胸前佩戴的符號與他們完全一樣,並沒有產生懷疑。這時,手槍團戰士們突然將槍口對準前麵的敵人,沒等敵人醒悟過來就被繳了槍,紅軍順利繞過冶溪河封鎖線。

三年遊擊戰爭中,紅二十八軍不斷遭到敵人的前堵後追,經常連續作戰,曉宿夜行,翻山越嶺,披荊斬棘,長途跋涉,因而生活上存在著許多困難。

幾乎天天是風餐露宿,野菜野果充饑,冬天穿單衣,茅草稻草當作棉被。隻有在打了土豪或向沿途群眾買到糧食時,生活處境才有所改善。

盡管如此,高敬亭始終要求部隊嚴明紀律,損壞群眾東西要賠償,一切繳獲要歸公,打土豪得來的浮財一部分交給部隊,其餘部分給貧苦群眾。

當時流傳著紅軍的一首歌謠:“天當房,地當床,稻草當棉被,野菜當食糧。紅軍都是英雄漢,戰士越戰越堅強”。這便是紅二十八軍艱苦生活的真實寫照。

在長期艱苦的環境中,軍政委高敬亭積勞成疾,患有肺病和瘧疾。

9月13日,高敬亭率領紅二十八軍由楓樹坳進抵妙道山時,國民黨第三十二師第九十五旅跟蹤尾追,高敬亭因患病靠擔架行軍,為了防止敵人活捉高敬亭,第八十二師政委方永樂命令第二四四團第二營擔任前衛,阻擊敵人,掩護主力部隊翻越山頂。

部隊在攀登途中,已聽得清敵人的馬嘶人喊。營長林維先率領第二營一次又一次打退敵人的衝鋒,最後雙方在山嶺展開肉博戰。但敵軍人數不斷增多,林營長隻得率戰士們跳下懸崖逃生。

當天晚上,林維先率領跳崖脫險的戰士們在茅山找到了主力部隊,軍政委高敬亭、師政委方永樂喜出望外,都稱讚他們是英勇頑強的戰士。

妙道山戰鬥使紅二十八軍擺脫了敵人的包圍,保護了軍政委的生命安全。當日晚上,高敬亭在茅山召開會議,決定部隊臨時分散行動。

會後,師政委方永樂率領紅軍主力到潛山、霍山、六安、舒城一帶活動。高敬亭由林維先率領的二營護衛,從茅山轉移到小河南休整,高敬亭在穿心庵高岩洞養病。

1936年3月,紅二十八軍各部隊在太湖縣柴家山會合,高敬亭召開會議,決定部隊以營為單位分散活動。此後一年多時間裏,紅二十八軍分兵多路,東至懷寧,威逼安慶,西抵湖北襄樊,南臨長江,北達信陽,在鄂豫皖邊區活動範圍擴大到45個縣,影響遍及江北。

1937年2月,蔣介石命令鄂豫皖邊區部署“三個月秘密清剿”。鄂豫皖邊區督辦公署在金家寨成立後,設立嶽西、信陽、經扶3個辦事處。督辦衛立煌指揮11個師和2個旅約30萬兵力對鄂豫皖邊區進行圍剿和追剿。

5月,皖鄂邊特委書記何耀榜在大崗嶺腳下的磨刀坪主持召開各地便衣隊長會議,討論反“清剿”的措施。

會後,皖鄂邊特委率領大崗嶺、鷂落坪、小河南等地的便衣隊轉移到霍山、潛山、太湖等縣境內活動。此時,高敬亭率領紅二十八軍主力正轉戰在鄂東北地區。由於紅二十八軍自第三次組建後一直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係,高敬亭多次給黨中央及鄂豫皖省委寫信,並派交通員到陝甘地區,但一直聯係不上。

中共中央也多次派人到鄂豫皖地區尋找紅二十八軍,也沒有接上關係,所以高敬亭無法了解全國形勢和獲得黨中央的指示,直到“七?七”事變前後,高敬亭在鄂東才獲得黨中央有關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得到批示後,高敬亭率部隊從鄂東回到皖西革命根據地中心鷂落坪,尋找皖鄂邊特委書記何耀榜。

7月13日,高敬亭與何耀榜在嶽西縣南田村會麵。何耀榜即向高敬亭遞交了薑術堂從西安帶回的黨中央文件,高敬亭閱讀了這些文件,掌握黨中央有關停戰抗日的方針政策。

於是,高敬亭決定派何耀榜為我方正式代表,主動與國民黨地方當局交涉,舉行停戰談判。

高敬亭以紅二十八軍名義寫了一份公函給衛立煌,於7月15日派便衣隊交通員金孝廣送至國民黨嶽西縣第三區公所。第三區區長李德保接到紅二十八軍的信後,立即向嶽西縣政府報告。

當日,鄂豫皖邊區督辦公署嶽西辦事處回信表示願意談判,並派趙參謀前來蛇形崗商談。這時,由於到處還張貼著“活捉高敬亭賞洋5萬元”、“活捉何耀榜賞洋2萬元”的布告。

為了防備敵人誘捕,高敬亭決定自己不出麵,由何耀榜化名為紅二十八軍八十二師警衛隊的吳隊長,帶著10名戰士前往蛇形崗,與趙參謀接頭試探,並以示誠意。

初接頭時,趙參謀盛氣淩人,提出購買紅二十八軍槍支,視談判為買賣,談判陷入僵局。

當天下午,李德保區長受方少石縣長委派,來到南田與何耀榜再次接頭。他說,督辦衛立煌將派他的高級參謀劉剛夫及三十二師政訓處邱國珍作為其代表來參加談判,並要求紅二十八軍的談判代表與其見麵。於是,何耀榜公開了自己的身份。

經過衙前會晤後,22日,雙方談判代表在青天畈上青小學汪氏宗祠正式舉行談判。紅二十八軍政委高敬亭化名李守義,以“軍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參加談判。

何耀榜以紅二十八軍正式代表身份與鄂豫皖邊區督辦公署正式代表劉剛夫經過6天的談判,國共雙方達成了可以彼此接受的條款。

紅二十八提出來的有12條,國民黨方麵提出來的有7條,主要內容包括:雙方停止敵對行動,紅軍不打土豪,紅二十八軍集中地點以湖北省黃安縣七裏坪為中心,開赴抗日前線所用交通工具由國民黨方麵負責,如數退賠被沒收的紅軍家屬的財物。

7月28日,紅二十八軍和國民黨方麵的雙方談判代表在和平鄉境內的九河朱家大屋舉行隆重的《停戰協議》簽字儀式。

高敬亭參加了簽字儀式,至此,在高敬亭領導下的紅二十八軍堅持鄂豫皖邊區三年遊擊戰爭勝利結束。

1937年8月,嶽西和平談判的消息向春風一樣吹遍了鄂豫皖地區,嶽西人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大街小巷鑼鼓喧天,村頭田野旗幟招展,往日冤家成了朋友。萬眾一心,抗擊民族敵人,槍口對外,打擊侵略者。

高敬亭在參加九河簽字後的當天,立即趕回鷂落坪,看望與他們生死與共的鷂落坪人民。他代表紅軍來向與紅軍三年生死與共的鷂落坪親人們告別。

高敬亭在鷂落坪召開桐舒指揮部、潛太遊擊隊和潛太宿工委會議,傳達了鄂豫皖邊區國共談判、九河簽字的協議精神,並決定皖鄂邊特委所屬便衣隊全部到土門結集。

鷂落坪會議後,紅二十八軍在嶽西及鄰近各縣張貼如下告示:當此國難日亟、民族危亡之際,凡本部同仁願意抗日者,一律到湖北省黃安縣七裏坪集合。

8月上旬,高敬亭率領紅二十八軍從鷂落坪出發,經霍山縣到七裏坪集中、整編。

紅二十八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從此,高敬亭率部開始了東進抗日的征途。

鄂豫邊三年遊擊戰爭

桐柏山橫亙在鄂豫邊區,方圓數百裏,是千裏長淮的發源地。湖北的廣水、隨州、棗陽,河南的信陽、確山、泌陽、桐柏、唐河、新野諸縣似珍珠撒落周邊。

20世紀初,連年動**的政治形勢,持續的天災人禍影響到桐柏山區。地主豪紳的壓榨日益殘酷,兵匪的燒殺搶掠連年不斷,終激起民變。

1930年5月,中共中央鑒於鄂豫邊區高漲的革命形勢,以及蔣馮閻中原大戰的爆發,決定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將豫西南、鄂北地區黨的組織合並,建立統一的領導機構,組建紅軍,創建鄂豫邊區根據地。

1934年1月,鄂豫邊省委代表張星江、河南省委代表王國華在瑞金列席了中共臨時六屆五中全會,參加了“二蘇”大會,並當選為主席團成員。

會議期間朱德接見了他們,要他們“把遊擊隊拉到山上去,拉到三不管的地方去生根發芽”,為發展鄂豫邊桐柏山區的遊擊戰爭指明了方向。

1934年8月中旬,張星江在桃花洞、太白嶺召開各縣黨的領導幹部會議,傳達“二蘇”會議精神,討論組建遊擊隊、開展武裝鬥爭的事。

根據張星江的指示,鄂豫支隊與平氏周邊一帶的赤衛隊進行整編,成立鄂豫支隊獨立營,劉天鬆任營長,劉應堂任副營長,下轄四個連。獨立營的成立,鏟除了平氏區長柯其雲、王宏角等一批惡霸地主,得到了基本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1934年11月,鄂豫皖紅二十五軍長征經桐柏、泌陽、方城,鄂豫邊工委書記張星江親為向導。紅軍首長同張星江認真分析了革命鬥爭形勢和鄂豫邊區麵臨的任務,對鄂豫邊區如何開展遊擊遊擊戰爭提出指導性意見。

紅軍長征以後,鄂豫邊區與上海中央局失掉關係,隨之又與紅二十五軍和鄂豫皖紅二十八軍失去聯係。邊區黨組織和鄭州河南省委接頭處相繼遭受嚴重破壞。特別是1934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代理書記等被捕叛變,河南黨組織被破壞殆盡,整個工作陷入癱瘓狀態。

在找不到上級黨的關係的情況下,鄂豫邊和豫南兩地幸存的共產黨人主動加強了橫向聯係。

1935年5月,在豫南特委聯絡站確山傅樓徐中和家,從江西輾轉而回的原河南工委委員王國華和鄂豫邊工委派來尋找上級黨組織關係的張旺午巧遇。

7月下旬,張旺午約王國華一起到張星江家相會。他們經交流兩地工作情況,深感黨組織接連遭到破壞,力量薄弱,以此分散狀態,各自為戰,很不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亟需將兩地組織進行整合,以使星星之火成為燎原之勢。

8月,張星江、王國華等在唐河畢店商定成立中共鄂豫邊省委,書記張星江、組織仝中玉、宣傳王國華。接著,張星江、王國華、張旺午等從畢店至泌陽東王店張樓,邊走邊具體商談兩地黨組織合並後的工作,決定把省委機關設在張樓村馬長富家的東屋裏。

省委領導進行了分工,張星江負責唐河、桐柏;王國華負責確山、正陽、信陽、汝南;仝中玉負責新野、鎮平;張旺午負責泌陽。

9月,原河南省委軍委書記周駿鳴與王國華等人到泌陽張樓,由張星江主持在馬長富家高粱地召開會議,根據原來上級黨的領導的指示和鄂豫邊實際情況,確定革命鬥爭中心在確、泌、桐、信4縣結合部,憑借桐柏山區山高林密、便於隱蔽和進擊的環境,開展遊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

省委作為邊區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堅強的領導核心,“為鄂豫邊區革命鬥爭的發展以及創建桐柏山革命根據地奠定了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

1935年11月,中共鄂豫邊省委在信陽吳家尖山吳仁甫家召開會議,著重研究盡快發展黨的組織、建立群眾工作基點和準備組建紅軍遊擊隊等問題。

會議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由大規模的群眾暴動來組織革命武裝的可能性很小,必須打破常規,轉變做法,以直接組織遊擊隊為中心任務,將主要力量放在布置遊擊戰爭這一工作上。會議通過了組織紅軍遊擊隊的決定,並積極進行具體的準備。

1936年1月4日晚,鄂豫邊紅軍遊擊隊在信陽吳家尖山小石嶺村成立。成立時共有7人,分別是:張星江、周駿鳴、王國平、汪心泰、康春、吳恒山、老汪。共有3支槍:周駿鳴借1支七九步槍、吳仁甫借1支八音手槍、汪心泰借5元銀洋買了1支撅把子。鄂豫邊區終於有了一支屬於自己的革命武裝隊伍。

當晚處決了小石嶺保長汪心樂,打響了鄂豫邊區革命遊擊戰爭的第一槍。從此,在鄂豫邊省委的領導下,揭開了鄂豫邊桐柏山區遊擊戰爭的序幕。

鄂豫邊紅軍遊擊隊在各級黨組織的支持下,遊擊隊很快發展到30多人槍,編為3個班,2個長槍班,1個炊事班。

3月7日,紅軍遊擊隊在確山老樂山附近的杜莊宿營時,突遭遂平縣保安團包圍。突圍時,副隊長王國平等同誌犧牲,張旺午等同誌被俘,遊擊隊受到重大損失。杜莊受挫後,省委及時調泌陽縣委委員陳香齋到紅軍遊擊隊任副隊長,並指示各縣地方黨組織動員青年參軍。不到20天,遊擊隊又充實到30多人。

為了迅速擴大遊擊隊,省委決定組織百餘人打廟會奪槍。1936年3月18日,紅軍遊擊隊在桐柏縣郭竹園召開了會議,籌劃趁平氏鎮廟會,奪取民團的槍支擴大武裝。

會議上大家認為,僅靠遊擊隊三四十人不行,需要動員地方黨組織協助,方能取得成功。經過反複商討,決定3月25日下午開始行動,並對會場戰鬥、撤退路線和組織農民自衛隊參加鬥爭等事宜作了具體安排。張星江到桐柏、唐河交界處組織自衛隊武裝隊員配合行動。桐柏孤峰山下平氏鎮,每年農曆三月初三到初七照例舉行廟會,會上三台大戲對著唱,遊擊隊到達平氏鎮小東莊往下,派陳香齋帶一步槍班占據孤峰山,掩護、接應奪槍隊伍撤離平氏;牛得勝帶幾個群眾潛入街內了解保安隊的部署。

第二天,張星江、周駿鳴帶5個手槍隊員,扮作鐵匠、賭徒、叫化子進入會場。王國華、馬長富帶80個農民,扮作香客,到孤峰山廟裏燒香後分布在戲台前逛會。

他們買下80根鐵鍬把,80條白毛巾,分散發給奪槍群眾,行動時圍上毛巾作標記,拿著木棍當武器。

下午4點,奪槍群眾躍躍欲試,會場上每一個背槍的後麵都跟有帶棍的群眾。

張星江、周駿鳴、牛得勝盯著馬白喜京貨棚裏的3支駁殼槍,牛得勝故意指點著要買這、要買那,惹得掌櫃的發起脾氣來。

他的兩個保鏢掏槍要打,被張星江、周駿鳴手起槍響打倒在地,隨即摘下他倆的手槍。

槍聲是事先定下的號令,遊擊隊員和奪槍群眾聽到槍響,就揮動木棍向所盯的目標打去。支前的隊員奪了一支槍,還感到不過癮,連跑帶打另尋對象。

頓時,大會象涼水澆入熱油鍋,人聲嘈雜,喊聲四起。槍聲四起。戲也停了,男女老幼亂跑,沒有被繳槍的團丁弄不清事態,對著天胡亂放槍。

乘混亂之際,撤退的哨音一響,遊擊隊員和奪槍的群眾夾在四散的人群中、順利地撤出平氏鎮孤峰山廟會,與陳香齋的步槍班匯合。這次戰鬥,奪得長槍5支、短槍4支。

3月28日,平氏奪槍後,與國民黨部隊遭遇戰中,省委書記張星江為掩護部隊轉移英勇犧牲。敵人從張星江身上發現了省委文件,大為驚恐,他們發現平氏奪槍是共產黨有組織的一次戰鬥。

5月,國民黨河南軍政當局調駐豫南的新五師兩個營,第一、二師各一個營,省保安十團兩個大隊,在豫南桐柏山區以泌陽為重點“圍剿”遊擊隊。

當時,省委根據周駿鳴的建議,將遊擊隊化整為零,終使敵人一無所獲。8月,國民黨部隊徒勞無功而撤。紅軍遊擊隊立即集零為整,重新回到泌陽。8月22日夜,冒雨攻打泌陽高店八門莊圍寨。

省委和紅軍遊擊隊在發展的同時,一直積極尋求與上級黨和黨中央的聯係。

1936年10月李子健聽田永祿說徐子榮回到確山傅樓,即到傅樓見到徐子榮,並通過徐子榮介紹,去北平沙灘北椅子胡同同北方局接上關係,帶回《八一宣言》和北方局的指示不要再打土豪,要搞統一戰線。

12月李子健二上北方局,受到劉少奇接見。劉少奇指示可以提“一致抗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人出人”的口號,建立統一戰線,共同抗日。

12月下旬,鄂豫邊省委在泌陽義和寨召開擴大會議,調整省委領導機構,決定加強遊擊戰爭的群眾工作和同地方當局統一戰線工作,在鄂豫邊區各縣鄉村建立農民抗日自衛會和自衛隊。同時,加強匪運工作,推動革命形勢快速發展。

義和寨會議為鄂豫邊區革命遊擊根據地的發展和鞏固奠定了基礎。

會議之後,鄂豫邊區各縣黨的組織得到恢複和發展,群眾工作得到進一步加強,泌、確、桐、信4縣結合部各鄉村聯莊社、自衛會紛紛建立,使黨的基層組織政權連成一片,成為縱橫百餘裏的鄂豫邊革命遊擊根據地。

鄂豫邊省委機關所在的泌陽王店張樓、侯莊、羅沙坡群眾基礎更是牢固。

1937年1月,鄂豫邊省委在張樓村北的官驛村設立文印室,翻印黨的文件和宣傳品,用以指導邊區各級黨的工作。

在張樓南的王莊村建立了炮廠,為紅軍遊擊隊修造槍械。鄂豫邊革命遊擊根據地以泌陽東部山區為腹心,整個範圍包括南陽地區的全部、信陽地區的一部分,共20個縣,近5萬平方公裏、800萬人口。

這一時期,鄂豫邊省委領導的邊區各縣積極選派黨員和進步青年參加紅軍遊擊隊,如新野縣選送的張文岐、楊克明、範國章等;泌陽選送的趙峰、陳繼芳、王新國等;確山、信陽、葉縣選送的文敏生、毛世昌、馮景禹、田永祿等;南陽選送的王勳、李秉初、李春元等,使遊擊隊很快發展到100多人。

在蔣介石對鄂豫邊省委和紅軍遊擊隊進行“圍剿”之時,鄂豫邊省委還成功地與東北軍一二九師建立統戰關係,達成秘密協議,使紅軍遊擊隊與東北軍相安共處。

1937年4月,周駿鳴、鄧一非一起再去北方局匯報工作,周駿鳴還到延安以求直接得到黨中央的指示。

5月,周駿鳴代表鄂豫邊省委在延安參加蘇區黨代表會議和中共白區工作會議,聆聽了毛澤東關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和劉少奇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

朱德親切接見了周駿鳴,聽取了關於鄂豫邊區黨和軍隊堅持鬥爭情況的匯報,指示“你們要猛烈地擴大,擴大到消滅不了你們,他們就會同你們談判。”

之後,周駿鳴又詳細地向中央書記處和受中央委托正在籌建中共河南省委的朱理治作了匯報。

朱理治製訂了鄂豫邊紅軍遊擊隊鬥爭和發展的策略方針:“從消滅和爭取當地土匪的鬥爭中,大力擴大遊擊武裝,並和當地開明紳士與政府建立統戰關係,以便爭取合法存在,作為將來的抗日武裝。”

這個方針得到毛澤東的讚同和批準。黨中央還派原紅四方麵第六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胡龍奎為中央代表隨周駿鳴一起回到泌陽。

7月,鄂豫邊省委在碾盤溝召開會議,傳達黨中央對鄂豫邊區工作的指示,並調整機構,決定猛烈發展。

8月,北方局派劉子厚到泌陽任鄂豫邊省委統戰部長。這時,鄂豫邊紅軍遊擊隊與鄂豫皖紅軍接通聯係,奇襲蔡衝,智取鄧莊鋪,清掃高邑、馬穀田。9月,省委和紅軍遊擊隊進駐焦竹園。

10中旬,堅持在桐柏山區的中共鄂豫邊省委和和紅軍遊擊隊在泌陽縣召開會議,決定將鄂豫邊紅軍遊擊隊改編為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

不久,國民黨信陽專員武旭如帶領豫南五縣保安團到邢集同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談判,企圖借機扣留獨立團主要領導人,消滅獨立團。

中共鄂豫邊省委看穿了他們的陰謀,連夜將獨立團撤到確山。接著,省委先後派獨立團政治部副主任文敏生、一營政委張明河前往談判,均沒有結果。

之後,張明河在駐馬店同國民黨省政府的代表談判,談判雖無進展,但雙方都表示可以繼續進行。

中共鄂豫邊省委研究決定派省委統戰部部長劉子厚和張明河前往開封與國民黨河南省政府談判,並議定了談判的三項原則:獨立團聽編不聽調;幹部自配;保證糧餉供給。

兩人到開封後,開封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安排河南民軍司令張鈁與他們進行具體談判。經談判,張鈁接受獨立團提出的條件,雙方達成了改編協議。張鈁即撥給遊擊隊1000套軍裝和3000元經費。

1938年初,中共鄂豫邊省委派張明河到漢口向中共中央長江局匯報了與張鈁的談判情況。

長江局副書記周恩來聽取匯報後,對豫南黨組織和人民群眾堅持鬥爭的革命精神大加讚揚,並說明中共中央已與國民黨達成協議,將南方8省紅軍遊擊隊統一整編為新四軍。

周恩來又親自致電張鈁,婉言說明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已經改編為新四軍,不能再接受其它番號。這樣,共產黨與張鈁達成了諒解,保持了良好的統戰關係。

1月中旬,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正式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隊,進駐確山縣西部的竹溝鎮。接著,在焦竹園與安、段團談成接受條件,到竹溝整編安、段團,集中信陽邢集整訓。3月底誓師東征,開赴皖東敵後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