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瑤裏吳家祠堂召開的歡迎大會上，兄弟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陳孟熙站在祠堂的戲台上說：“我和陳毅，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共產黨，過去打了許多年仗，現在日本鬼子打我們，是因為我們家裏不和，‘家人不和外人欺’，因此，兄弟之間要團結，國共兩黨要殊途同歸共同抗日，槍口一致對外。”
陳毅對著祠堂戲台旁寫著的“禮義廉恥”四字又講開了：“禮義廉恥。這是兩千七百年前齊國的管仲給齊恒公建議的第一句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千古名言呀！今天讀“禮義廉恥”，這個禮，就是國共兩黨要以兄弟禮待，不計前嫌，拋開積怨，共同抗日；這個義，就是我中華民族之大義；這個廉就是心地坦**問心無私；這個恥，就是國共兩黨，共赴國難，共同抗日，共雪國恥！”
戰士紛紛舉起手中的槍和梭鏢長矛，群眾的掌聲一浪高過一浪，陳毅與胞兄陳孟熙握手言和，相擁相抱，這己成為抗日史上國共合作的一段佳話。
皖浙贛邊三年遊擊戰爭
皖浙贛邊遊擊區位於安徽、浙江、江西3省邊界地區，由閩浙贛蘇區演變而成，而閩浙贛蘇區又是在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1928年1月，方誌敏、黃道、邵式平等領導了贛東北弋橫農民起義，隨後開創了贛東北蘇區。
1930年7月，中共中央將閩北蘇區劃入贛東北，並在贛東北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1931年中共贛東北特委和蘇維埃政府升格為贛東北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
後來隨著蘇區範圍的擴展，贛東北省改為閩浙贛省，皖南黨組織劃歸中共閩浙贛省委領導。1933年1月紅十軍奉命開往中央蘇區後，閩浙贛蘇區又在赤色警衛師基礎上組建了新的紅十軍。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閩浙贛蘇區逐漸演變為遊擊區。
後來以關英為書記的閩浙贛省委領導中心由贛東北轉至皖贛邊境的鄣公山地區，省委也易名為皖浙贛省委，遊擊區的名稱也改稱皖浙贛邊遊擊區。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撤離中央蘇區，閩浙贛蘇區頓失後盾，鬥爭形勢日趨惡化。
當時尾追紅七軍團和“圍剿”閩浙贛蘇區的國民黨軍接近20萬，而閩浙贛蘇區紅軍主力紅十軍和紅三十師連同軍區獨立團隻有5000餘人，加上11月1日抵達贛東北德興根據地的紅七軍團也隻有8000餘人，抵不上敵軍1個師的兵力。
敵我兵力對比懸殊，達到20比1，而且蘇區所屬的贛東北、皖贛、皖南等根據地已被敵人分割隔絕，麵臨遭敵各個擊破的危險。
11月4日，紅七、紅十兩軍團合編為紅十軍團。第七軍團編為第十九師，暫轄兩個團；第十軍團編為第二十師，轄3個團，軍團部兼第二十師師部。
紅十軍團長由劉疇西擔任，樂少華任政委。尋淮洲任第十九師師長，聶洪鈞任政委。劉、樂並兼任第二十師師長、政委。曾洪易留贛東北為黨委書記，方誌敏為軍區司令員，曾洪易兼政委。
12月14日，紅十軍團在黃山東麓的譚家橋設伏，準備殲滅尾追而來的敵補充第一旅。戰鬥中付出了慘重代價，團長黃英特等陣亡，紅十九師師長尋淮洲、軍團政委樂少華、政治部主任劉英、參謀長粟裕等負傷。尋淮洲因傷勢嚴重，在轉移途中犧牲，時年僅22歲。
譚家橋戰鬥後，紅十九、紅二十兩師改編為3個足營製的名義師，戰鬥序列為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師。第十九師由王如癡任師長，聶洪鈞任政委；第二十師由劉疇西、樂少華分別兼任師長、政委；第二十一師由胡天桃任師長。3個師部隊直屬軍團部指揮。
12月18日，紅十軍團在太平縣蘇區柯村召集皖南地方黨政幹部會議，將蘇區立即轉變為遊擊區，抽調紅十軍團偵察營充實皖南獨立團，任命原偵察營營長熊剛為團長，太平中心縣委書記劉毓標為政委。聶洪鉤擔任皖南恃委書記。
1935年1月10日部隊南下，這時，國民黨“追剿隊”全線追擊紅十軍團，陷紅十軍團於重重包圍之中。
1月12日在徐家村與敵發生激烈戰鬥，15日，軍團主力進入化婺德蘇區。在懷玉山區的冷水坑、玉峰、馬山、玉龍山等地血戰7晝夜，最後終因彈盡糧絕，傷亡慘重而告失敗。
劉疇西、王如癡先後被俘，方誌敏隱蔽在德興、玉山兩縣交界的高竹山中，於1月29日也落入敵手。後來這3位領導人，先後在南昌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
1935年2月上旬，紅三十師1個團與紅十軍團餘部共500餘人，編成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以粟裕任師長，劉英任政委，前出浙西南，開展遊擊戰爭和開辟新的遊擊根據地。
1935年2月中旬，閩浙贛省委代理書記關英在橫峰縣的槎源塢主持召開省委擴大會議，落實黨中央的緊急指示，使贛東北蘇區實現了由蘇區方式到遊擊區方式，由正規戰到遊擊戰的戰略轉變。
槎源塢會議後，軍區司令員唐在剛將省直機關幹部編成三支突擊隊，3月6日，省委書記關英、少共省委書記邵長河、省政治保衛局局長滕國榮分別帶領三支突擊隊奔赴信河、樂河和化婺德遊擊區，以加強各遊擊區獨立開展遊擊戰爭的領導。
3月間，紅30師在德興縣黃柏鄉圍殲國民黨軍第55師1個營，俘敵40餘人，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隨後，師長顏文清、政委劉永祝、軍區政治部主任塗振農各帶1個團分赴德興重溪、磨盤山和開化汾河等地區，加強各遊擊區的作戰力量。
4月中旬，關英在德興蘇家村主持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成立中共信河、樂河、化婺德3個特委，分別由餘漢朝、程伯謙、邵長河擔任書記，會議還決定省委主要負責人分散活動，各自負責指導一個遊擊區。
5月中旬，成立開婺休中心縣委，趙禮先任書記，同時組建200餘人的遊擊隊，邱老金任隊長。6月初，遊擊隊在開化縣高田坑伏擊浙江保安隊，擊潰其1個中隊，俘敵10餘人，繳獲步槍20餘支，機槍1挺。
皖贛邊紅軍和遊擊隊共約2200人，黨政軍機關設在贛東北的浮梁縣程家山。柳真吾任書記兼皖贛軍分區政委，周成龍任軍分區司令員，王豐慶任皖贛蘇維埃政府主席兼紅軍獨立師政委，王如癡任獨立師師長。
3月下旬，匡龍海率皖贛獨立師主力襲擊東流縣洋湖鎮，殲滅駐鎮保安中隊，繳獲長短槍40餘支。
田英率都湖鄱彭遊擊大隊在都昌側家山殲敵1個分隊，俘敵20餘人，繳槍24支。在曹炎口斃傷俘敵數十名，繳槍50餘支。6月在張莊斃敵30餘人，俘敵30餘人，繳槍80餘支。開辟了以望曉源為中心的都湖鄱彭遊擊區。
皖南有寧春生率領的皖南遊擊大隊約200餘人；倪寶樹、李伯鈞率領的挺進師，約2000餘人。
1934年12月，皖南特委由聶洪鈞任書記，原書記李傑三改任副書記。江邊特委由原閩浙贛省委組織部長王弼任書記。挺進師改為江邊獨立團，倪寶樹、李伯鈞分任團長、政委。
洪維恭任涇旌寧宣特委書記，李步新任副書記兼遊擊隊政委，王岐山任遊擊隊長。遊擊隊成立幾天後，首戰告捷，全殲宣城縣保安隊駐溪口分隊，繳長短槍20餘支。
1935年3月江邊特委書記王弼等被捕叛變，倪寶樹、李伯鈞先後投敵，皖南特委內部也出現了叛徒，特委遂告解體。
皖南獨立團由於失去特委領導，決定由熊剛和劉毓標率1個營到贛東北找省委請示報告工作；由寧春生和張世榮率領2個營留守皖南堅持遊擊戰爭。
當熊剛、劉毓標找到省委重返皖南時，遊擊區已麵目全非。寧春生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堅貞不屈英勇就義。
1935年5月，熊剛、劉毓標率皖南獨立團折返婺源、休寧邊境的鄣公山區，至六七月間，初步開辟了以鄣公山為中心的遊擊區。
1935年7月20日，閩浙贛軍區司令員唐在剛、參謀長鄒琦等率軍區獨立團在橫峰蘇源塢遭敵第二十一師伏擊，唐在剛在戰鬥中英勇犧牲。
鄒琦和信河特委書記餘漢朝、省裁判長徐炎榮等負責人被叛徒出賣落入敵手，慘遭殺害。獨立團被打散，200餘名戰士遭捕殺，信河特委遭破壞。
與此同時，樂河和化婺德兩個特委也遭到了嚴重破壞。一時間，整個贛東北遊擊區陷於極度困難境地。
1935年10月，紅30師政委劉永祝在德興縣爆竹坑英勇犧牲，隊伍被打散。贛東北恃委委員程伯謙在橫峰縣葛源慘遭叛徒殺害。
12月，贛東北遊擊大隊司令員顏文清負傷後叛變投敵，帶領國民黨軍將贛東北遊擊大隊圍困在三縣嶺，遊擊隊經浴血苦戰，最後隻有16人突出重圍。
1935年7月，中心縣委書記洪維恭在涇縣五裏遭叛徒襲擊，不幸犧牲。8月，王岐山率涇旌寧宣遊擊大隊在宣城大麥坑、小麥坑與敵作戰中，以身殉職。
1936年1月，中心縣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王曉南和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儲希文叛變投敵，致使地方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
1936年初，貴秋東遊擊區江南獨立團政委王豐慶、獨立營政委江天輝、特派員倪南山率280餘人抵達鄣公山。團長楊豔溪在離隊養傷時叛變投敵。
江南特委書記周成龍、特區蘇維埃主席歐陽斌率特區保衛隊在轉移途中被敵人衝散，歐陽斌在祁門被捕犧牲，周成龍輾轉到了南京、武漢，後來到了延安。
1936年3月，都湖鄱彭遊擊區皖贛分區委書記柳真吾去省委途經鄱陽縣田阪街時，遭敵襲擊不幸犧牲。
1936年春，閩浙贛省委所屬的贛東北、涇旌寧宜、貴秋東等遊擊區各地遊擊隊相繼撤離本地區，匯集於鄣公山遊擊根據地。
為了總結各地遊擊鬥爭經驗，統一各遊擊區領導人思想，確定新的鬥爭方針，閩浙贛省委於1936年4月在皖贛兩省交界的鄣公山召開擴大會議。
會議由關英主持。參加會議的有：關英、餘金德、滕國榮、邵長河等部分省委委員，以及各遊擊區負責人。
會議在認真總結經驗和詳細分析形勢的基礎上，決定如下事項：(1)確定了總的工作方針是：開展廣泛的遊擊戰爭，大力進行抗日宣傳工作，積極發動與組織群眾，發展黨的秘密組織，為鞏固和擴大鄣公山為中心的皖浙贛邊遊擊根據地而鬥爭。(2)討論了有關各種政策問題。(3)決定成立皖浙贛獨立團。(4)為了加強領導，根據當時發展形勢和具體情況，決定劃分為5個特委。
由於省委的工作與鬥爭中心已轉移到皖浙贛邊界，會議決定將閩浙贛省委改名為皖浙贛省委，並決定將皖浙贛邊區遊擊隊重新劃分為5個地區，即贛東北、皖贛、上浙皖、開婺休、下浙皖。
為了加強組織領導，省委決定組成新的省委，關英為書記，餘金德、劉毓標、李步新、滕國榮、王慶豐、邵長河等為省委委員。
同時決定劉毓標為組織部長，滕國榮為宣傳部長，邵長河為少共省委書記。並決定由餘金德、王慶豐、邵長河、趙禮生、何英5人分別擔任贛東北、皖贛、上浙皖、開婺休、下浙皖特委書記。關英和滕國榮主持省委日常工作。
鄣公山會議是皖浙贛邊遊擊戰爭的重要轉折點。從此結束了各遊擊區獨自為戰的局麵，實現了皖浙贛省委統一領導，開創了皖浙贛邊遊擊區鬥爭的新局麵。
會後不久，正式成立了以皖南獨立團為主幹的擁有800餘人的皖浙贛獨立團。
1936年7月初，皖浙贛獨立團一舉攻克浙江開化縣城，全殲守軍保安隊百餘人，擊潰敵1排正規軍，救出了被關押的政治犯。獨立團在回師鄣公山途經婺源月嶺地區時，伏擊敵第46旅兩個連隊。到8月間，獨立團發展到1200餘人。
10月間在平鼻嶺設伏，全殲敵人後尾部隊，繳獲長短槍七八十支。12月21日，奇襲浙江昌化縣城，活捉國民黨書記長，救出全部在押的政治犯。
隨後，獨立團返回鄣公山，向省委報告西安事變的重大消息。
1936年6月上旬，餘金德率遊擊大隊抵達德興香屯北麵的三都塢時，與原省軍區獨立團政委夏年豐及其率領的隊伍不期而遇，兩支隊伍會合在一起，共70餘人，編成新的贛東北遊擊大隊，夏年豐任大隊司令員，餘金德兼任政委。
贛東北遊擊大隊在三都塢設伏，敵軍30餘人除3人落荒逃脫外，其餘悉數就殲，遊擊隊無一傷亡，士氣大振。隨後又襲擊了秧阪國民黨聯保據點，燒毀碉堡一座。
紅軍遊擊隊還就地召集了群眾大會，進行宣傳。群眾歡欣鼓舞，歡呼“紅軍回來了！”到1936年底，浙皖邊各級遊擊隊人數合共約600人。
1936年7月，皖浙贛獨立團政治處主任邵長河根據省委決定，在寧國洪家塔正式組建上浙皖特委並任書記，第3營政委闕懷仰任副書記。組成特委獨立營，協同獨立團作戰。到1936年底，上浙皖特委和紅軍遊擊隊發展了10多支遊擊隊，共約400人。
1937年1月，獨立營長途奔襲，殲敵1個分隊，繳步槍24支，機槍1挺。在寧國縣石壁山“金蟬脫殼”，脫離險境並斃傷敵20餘人。
1936年6月，淳遂歙中心縣委在茗坑改為下浙皖特委，何英任特委書記，劉忠林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蘇宏發任副書記兼少共書記。
同時成立下浙皖軍分區和獨立營，何英兼軍分區司令員，黃立義任營長，朱用地任營政委。特委轄淳遂和歙縣兩個中心縣委。
12月，以獨立營為基幹的下浙皖紅軍遊擊隊已由100餘人發展到300餘人，頻頻襲擊敵人據點。
1937年春，鬥爭形勢惡化，加之省委領導的失誤，皖浙贛邊紅軍遊擊隊遭到挫折，遊擊區進入極其艱難的時期。
1937年1月，國民黨閩浙贛皖邊綏靖公署主任劉建緒調集正規軍40個團和4省保安團隊，實施分區“清剿”。
要求在3個月內消滅紅軍遊擊隊。
以第五十五師師長李鬆山為總指揮，浙江保安第五區司令魯忠修為特區指揮官。形成了對皖浙贛邊遊擊區的戰役包圍和嚴密封鎖態勢。
2月，關英一行在遂安縣霞源山陷入國民黨3個正規團的包圍中。熊剛帶的1個連傷亡嚴重，隻剩下20餘人，被迫折返鄣公山根據地。劉毓標帶領的1連人幾乎損失殆盡，劉毓標受傷被俘，夏秋間才獲釋。關英率領的1個連隻剩下3個人，從此，皖浙贛邊遊擊區失去了省委領導中樞。
2月中旬，下浙皖特委獨立營攻打遂安縣城戰鬥失利，最後剩下特委書記何英等30餘人，被敵包圍於淳安許家山。何英下山後卻暗中投敵叛變。下浙皖遊擊區遂告失敗。
2月初，浙皖遊擊區中心縣委書記嚴忠良在反擊戰鬥中犧牲，縣委委員和遊擊大隊主要領導人或犧牲或被捕。衢遂壽地區幸存的革命者被迫轉入地下。
浙皖特委書記趙禮生、軍分區司令員邱老金等率浙皖獨立營遭敵伏擊，後來，邱、趙2人先後被國民黨逮捕並慘遭殺害。
6月初，上浙皖遊擊區特委獨立營在皖南廣德縣野雞衝因叛徒告密，遭敵突然合擊。戰鬥中，獨立營被打散，僅30餘人突出重圍，特委書記邵長河身負重傷，脫離險境後，隱居民間。遊擊區的黨組織相繼遭到破壞。
5月，贛東北分區委書記餘金德，軍分區司令員夏年豐率贛東北基幹遊擊隊，在樂平縣鳴山與皖贛特委書記王豐慶等率領的皖贛獨立營會合時，與敵激戰一整天，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
王豐慶率皖贛獨立營幸存的40餘人轉移到德興張家阪時，複遭敵圍攻，王豐慶被俘，僅10餘人衝出敵圍。
餘金德、夏年豐率贛東北遊擊隊餘部50餘人，從三縣嶺突圍後，在德興上楊家灣遭敵伏擊，遊擊隊傷亡殆盡，餘、夏2人負傷被俘，後被敵殺害。
經過1937年春的挫折，皖浙贛遊擊區元氣大傷。省委實際上已中止了活動，名存實亡，各地黨組織均遭到嚴重的破壞，紅軍遊擊隊損失慘重，新開辟的幾個遊擊根據地基本喪失，老遊擊根據地也被分割得支離破碎。
皖贛特委副書記兼祁婺休中心縣委書記李步新率領的皖贛獨立營一部；皖浙贛獨立團團長熊剛率領的該獨立團餘部；原紅十軍團第十九師幹部柴榮生率領的該師餘部第十連；都湖鄱彭中心縣委書記田英率領的所屬遊擊隊；上橫弋德中心縣委書記楊文翰率領的贛東北遊擊隊餘部；上浙皖特委副書記兼獨立營營長闕懷仰率領的該營餘部等，分別在皖贛邊的鄣公山、都湖鄱彭的武山、贛東北的磨盤山和皖南的郎溪、廣德邊境等地區，與當地人民群眾相依為命，同舟共濟，不屈不撓地進行抗爭。
1937年“七?七”事變後，舉國形成了全麵抗戰的局麵。皖浙贛邊遊擊隊也接到中央“國共合作共禦外寇”的指示，雙方合作談判地點設在皖南祁門的舍會山。
形勢突變，皖贛特委專門開會分析研究，認為在驟變的形勢麵前，保持高度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並決定一邊同國民黨地方當局接觸，探其虛實，利用談判的機會積極聯絡邊區各支遊擊認；一邊想方設法盡快與上級黨組織、與陳毅同誌取得聯係。
派去匯報談判準備工作的同誌，從南昌帶回了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陳毅同誌的有關談判的具體指示，同時捎回來一個大好消息：陳毅同誌近期要來瑤裏親自指導國共合作，新四軍改編工作。紅軍遊擊隊上下歡欣鼓舞.一片嘩然。
10月下旬，李步新、王豐慶等皖贛特委領導人在祁門縣宋家山召開了幹部會議。發表了《告皖贛同胞書》，申明紅軍遊擊隊為抗日禦侮堅決主張停止內戰，實行國共合作，共禦外侮，要求國民黨當局盡速派出代表，前來談判。
根據上級黨組織與陳毅同誌的指示，皖浙贛邊區紅軍以李步新、江天輝為代表，與國民黨當局閩浙贛皖邊區“綏靖”公署主任代表、駐瑤裏別動大隊大隊長中校參議張甫成，雙方在祁門舍會山正麵接觸，進入談判。
此前，為了便於談判，根據陳毅同誌的指示安排，紅軍代表提議，由國民黨地方當局從瑤裏的江家下到祁門舍會山的梅樹塢架設了一條專用電話線。談判是在舍會山和瑤裏，通過雙方代表當麵協商和電話聯係兩種方式進行的。
雙方代表在祁門舍會山初次會麵，列出談判議項，而後在瑤裏舉行正式談判。雙方幾個輪回下來，達成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協議。
誰知這邊談判才剛剛結束，那頭國民黨地方當局就急不可待，特別是閩浙贛皖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劉建緒，更是不斷催促遊擊隊下山改編，並來信威脅說：“諸君，何去何從，自由選擇。”
但一一遭到李步新、江天輝的嚴詞拒絕：“我們邊區的紅軍遊擊隊聽中共中央的，沒有中共中央的明確指示，是不會隨便下山接受你們改編的。”
國難當頭，國共合作事關民族存亡，皖贛特委決定派李步新、江天輝親自去南昌，當麵向項英、陳毅匯報談判結果，請示下一步工作。
李步新、江天輝從瑤裏出發，經婺源到浙江衢州，乘火車輾轉至南昌，這時陳毅已到湘贛邊區去了，當一聽到皖贛特委代表來昌的消息後，陳毅火速趕回南昌。
李、江將有關談判情況，國民黨當局催促遊擊隊下山，他們不予理睬，堅持聽黨中央指揮的近況，向陳毅作了匯報。
陳毅對皖贛特委的工作非常滿意，隨即問起皖浙贛邊區還保存了多少武裝力量，當得知還保存了350多人時，陳毅高興地說：“那很好啊，你們在那麽艱苦的條件下，還保存了這麽多武裝，不簡單呀！”
李、江同時向陳毅訴說了遊擊隊下山工作難做，許多隊員對改編不理解，對《告南方遊擊隊公開信》中關於“國共合作”之說仍有疑慮，提出不掛中華民國的旗、不帶國民黨的帽微，有的隊員還尖銳地提出遊擊隊下山就是向國民黨投降。
聽著聽著，陳毅激動地站了起，在屋內踱來鍍去：“我理解同誌們，多年刀槍相見，國共兩黨積怨大深，紅軍遊擊隊藏身深山老林都容我不得，連家屬都遭罪遭殃，這誅連九族的事都幹得出來！”
陳毅停了停，接著說；“而今大敵當前，是救國救亡之險要關頭，我們當以民族利益為重。日本帝國主義把槍口對著中國人，我們中國人要槍口一致，對著日本帝國主義。這樣吧，我隨你們一同回山裏。”李步新、江天輝聽後頻頻點頭讚許。
1937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代表陳毅由皖贛特委負責人李步新江天輝陪同，從南昌來到景德鎮，與國民黨浮梁地方當局商洽有關紅軍遊擊隊改編和在景德鎮建立新四軍辦事機構等事宜。
陳毅深刻閘述了國內外形勢，宣傳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號召大家積極參加抗日鬥爭，到殺敵的戰場上去。
陳毅的語言機敏、風趣、意味深長，普通話中夾有方言、文言，既不失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身份，又給人以誠懇、親切之感，看得出有著良好的語言修養，顯示了豪爽、直率、幽默、睿智的性格特征。
陳毅在景德鎮陶業管理局會見了進步青年代表，介紹了皖浙贛邊區紅軍遊擊隊即將集中在浮梁瑤裏進行改編等情況，並說：“願意走的可以報名，我陳毅給你們當‘紅娘’”。
陳毅的話深深打動著這群熱血青年，會後，李清泉、潘啟琦等十餘名知識青年手持陳毅的親筆介紹信，奔赴瑤裏參加新四軍，投身抗日洪流。
陳毅由李步新、江天輝陪同，先翻山來到瑤裏長嶺，看望了汪振豐家人，他是地下黨組織的領導，又是一名紅軍遊擊隊交通員，為了給紅軍遊擊隊籌糧送鹽，國民黨先後四次燒了他家的住屋、住棚。
瑤裏的西岸，己接到陳毅來瑤裏的消息，打掃出了何家旮的“敬義堂”，已鋪床墊被，準備著迎接陳毅首長。誰知陳毅首長還在長嶺就被皖贛特委警衛排長鄒誌誠奉命接上了祁門舍會山。
陳毅在皖贛特委會上，傳達了黨中央指示，作了“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報告，並向已調集舍會山的紅軍講了話。根據陳毅的指示，皖浙贛邊紅軍遊擊隊改稱“江西抗日義勇軍第二支隊”。各路紅軍遊擊隊先行在祁門舍會山集結，等待接受改編。
紅軍遊擊隊下山了。首先到達的，是由王慶豐、李步新、江天輝、楊漢生帶領的皖贛獨立營與活動在祁浮婺休一帶的紅軍遊擊隊150餘人。第二批到達的是由熊剛帶領的原皖浙贛紅軍獨立團的一部分隊伍和闕懷仰帶領的紅軍梭鏢隊50餘人。最後一批到達的是由都湖鄱彭中心縣委書記田英帶領的紅軍遊擊隊150餘人，三支紅軍遊擊隊匯合了350餘人。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指示：“紅軍遊擊隊改編時機已經成熟，應盡快下山改編”。從便於擴軍訓練，交通給養，能盡快開赴抗日前線考慮，陳毅同誌經與國民黨地方當局商洽，決定在靠近彰公山的浮梁瑤裏作為新四軍改編地。
元月底，在陳毅的部署安排下，紅軍遊擊隊350餘人從舍會山開到瑤裏，駐紮瑤河西岸的吳家祠堂、敬義堂、宏仁寺等處，準備接受改編。當時已近年關，當地老百姓把準備過春節用的鞭炮拿出來燃放，熱烈歡迎工農子弟兵進駐瑤裏。
也正趕上這時候，陳毅的胞兄陳孟熙從景德鎮趕到瑤裏。第二天，在瑤裏吳家祠堂召開的歡迎大會上，兄弟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陳孟熙站在祠堂的戲台上說：“我和陳毅，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共產黨，過去打了許多年仗，現在日本鬼子打我們，是因為我們家裏不和，‘家人不和外人欺’，因此，兄弟之間要團結，國共兩黨要殊途同歸共同抗日，槍口一致對外。”
陳毅對著祠堂戲台旁寫著的“禮義廉恥”四字又講開了：“禮義廉恥。這是兩千七百年前齊國的管仲給齊恒公建議的第一句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千古名言呀！今天讀“禮義廉恥”，這個禮，就是國共兩黨要以兄弟禮待，不計前嫌，拋開積怨，共同抗日；這個義，就是我中華民族之大義；這個廉就是心地坦**問心無私；這個恥，就是國共兩黨，共赴國難，共同抗日，共雪國恥！”
戰士紛紛舉起手中的槍和梭鏢長矛，群眾的掌聲一浪高過一浪，陳毅與胞兄陳孟熙握手言和，相擁相抱，這己成為抗日史上國共合作的一段佳話。
1938年2月10日，集中在瑤裏參加改編的全體紅軍戰士，以及當地的許多群眾，在瑤裏吳家祠堂召開抗日誓師大會。
當天下午，瑤裏改編後誕生的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三營浩浩****，在李步新和熊剛的帶領下，告別了瑤裏的父老鄉親，告別了支持和養育他們近十年的革命根據地，啟程開往新四軍集結地皖南岩寺，奔赴蘇北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戰場。
浙南三年遊擊戰爭
浙南遊擊區，包括浙西南、浙南、浙東幾塊遊擊根據地，其中心區先是在浙西南地區，以後移到浙南地區，而遊擊區域則遍及浙贛鐵路義烏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閩東北邊沿。
浙南三年遊擊戰爭，是緊接著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失敗開始的。
1935年1月底2月初，粟裕等率領抗日先遣隊的懷玉山突圍部隊到達閩浙贛根據地不久，中共閩浙贛省委傳達了蘇區中央分局轉來的中央指示。
中央要求，以先遣隊的突圍部隊為基礎，迅速組成挺進師，粟裕任師長，劉英同誌任政治委員，立即進入浙江境內，開展遊擊戰爭，創建蘇維埃根據地，以積極的作戰行動，打擊、吸引和牽製敵人，保衛閩浙贛基本地區和鄰近的根據地；並從戰略上配合主力紅軍的行動。
受領任務後，粟裕等立即進行研究，他們認真地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與地形，選定以仙霞嶺為中心的浙西南地區作為我們創建遊擊根據地的第一個目標。
接著，在中共閩浙贛省委和省軍區的幫助下，進行了挺進師的組建工作。先遣隊突圍的部隊主要是一個迫擊炮連、一個機關槍連和第二十一師第五連，再就是一些康複了的輕傷病員，以及政治部、供給部、保衛局的機關工作人員。此外，閩浙贛省委又將閩浙贛獨立師第一團一百多人編入挺進師。
當時確定的行動路線是：由閩浙贛根據地南下，先到閩北根據地，和那裏的黨組織取得聯係後，再去浙江。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整訓後，挺進師誓師出征了。
挺進師南下，首先要通過敵人在信江以北布置的幾道封鎖線。由於準備工作充分，行動隱蔽而且敏捷，勝利到達閩贛邊境。
可是，當挺進師剛剛到達福建邊境時，突然遭到了敵保安團的伏擊。挺進師僅有的一部電台打掉了，從此就同黨中央和上級黨組織失去了聯係。
這時，挺進師同抗日先遣隊北上時留下的兩個連隊會合了。為加強挺進師活動區域黨、政、軍工作的領導，決定成立政治委員會，由劉英、粟裕、黃富武、宗孟平、王維信、姚阿寶、劉達雲、洪家雲、方誌富等九人組成，劉英同誌為書記。
浙西南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地區，敵人在那裏駐有較強的保安團隊。為了進入該地區，挺進師決定先在外圍活動，把那些保安團隊吸引出來，給以各個打擊。
為此，挺進師於三四月間在浙閩邊境進進出出，往返作戰，先後打了大小幾十仗。比較重要的有溪頭、小梅、沙灣、上標、潭邊街、百丈口等戰鬥，殲滅了一批保安團隊和地主武裝。
此時，敵人以為挺進師必將在龍泉河以南的浙閩邊境立腳，於是將龍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團隊紛紛南調，並令福建的新十師和第五十六師北進，妄想南北夾擊，消滅挺進師。
3月下旬，浙江保安第一團和福建保安第二團，在近千人的地主武裝的配合下，從東北、正東和東南三個方向對挺進師實行分進合擊。
雖然敵我兵力對比懸殊，但挺進師戰鬥力強，因此粟裕等決心利用齋郎的有利地形，精心組織一次戰鬥。敵人知道挺進師兵力有限，彈藥不多，更無後方補給，擬以地主武裝打頭陣，先予挺進師以擾亂和消耗，然後出主力，一舉將我殲滅。這卻給了挺進師以各個殲滅敵人的良機。
28日上午，戰鬥開始，手持刀槍的地主武裝漫山遍野呼嘯而來。挺進師以軍事政治攻勢齊下，半天不到便將他們完全瓦解。
接著，浙保第一團李秀部，驕縱輕進，一下深入到挺進師預設陣地前沿。挺進師集中火力，突然給以打擊，敵團長李秀被打斷了手，率殘部倉皇向齋郎東北的英川逃竄。挺進師追擊了十五裏才返回。
這時剛由東南方向爛泥村趕來的閩保第二團深感到孤立無援，連忙狼狽遁走。戰鬥勝利結束。
齋郎戰鬥，是挺進師挺進浙閩邊後的關鍵性一仗。挺進師獲得了開辟以仙霞嶺為中心的浙西南遊擊根據地的有利時機，勝利完成了進入浙西南的初步任務。
1935年4月，在進入西南後，粟裕等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對浙西南地區的具體情況有了進一步了解。從實際情況出發，選擇了龍浦江遂和龍雲鬆遂東西兩片地區作為建立第一塊遊擊根據地的基本區域。
1935年5月上旬部隊進入到龍、遂、鬆三縣邊界地區，這時部隊改編為四個縱隊和兩個獨立支隊。
粟裕等確定將第四縱隊留在龍泉河以南的浙閩邊境繼續活動以牽製敵人，由第一、第二縱隊擔負開辟基本地區、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其餘各部隊則由師部率領北進，輾轉遊擊於浙贛路以南，造成聲勢，迫使敵人北調，以掩護和保障第一、第二縱隊開展工作。
挺進師在第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作戰。遊擊隊要能自如的活動，根本的一條是要依靠群眾，會做群眾工作。所以一進入浙江，粟裕等就向部隊提出了這項要求。
在這一階段的活動中，挺進師了解了群眾的疾苦，熟悉了他們的風俗習慣，學習了一些浙南方言，積累了一些開展群眾工作的新經驗，對開辟浙西南遊擊根據地很有作用。
此時浙江保安團隊被挺進師主力部隊吸引和牽製在外，國民黨兵力空虛，不得不集中有限的兵力守城而放鬆農村。
挺進師也不集中部隊攻城，而在廣大地區輾轉遊擊。挺進師所到之處，都有大批大批的群眾跟著，簇擁著，複仇的呐喊聲，勝利的歡呼聲，山鳴穀應，日夜不絕。很快，一個嶄新的紅色遊擊根據地的雛形便在浙西南地區出現了。
革命形勢迅速發展，浙江統治集團震驚，決定立即開始“進剿”，妄圖將挺進師消滅於立足未穩之際。敵人這次“進剿”，以浙江保安團為主體，糾合地主反動武裝，合計約八九個團的兵力，分四路向挺進師進攻。
挺進師參照前一段時間對付保安團的經驗，決定將主力分為南、北兩路，趁敵人尚在運動中，先一著跳出去，轉入敵後，打擊敵人，以便把敵人調出中心區，使中心區的工作能繼續堅持和開展。
就這樣，挺進師在湯溪、龍遊、金華、宣平、遂昌之間輾轉遊擊了十多天，把革命烈火引到了浙贛鐵路線。敵人的第一次“進剿”遂告失敗。
在武裝鬥爭保衛下，浙西南遊擊根據地建設工作迅速發展。這時，挺進師已發展到近千人，擴編為五個縱隊和兩個獨立支隊，連地方工作人員一起，不下兩千人。地方武裝也有千餘人。
從1935年5月至9月中旬，前後四個半月，浙江第一塊遊擊根據地已在江山、浦城、龍泉、遂昌、鬆陽五縣之間建立起來，縱橫百餘公裏。
浙西南遊擊根據地的建立，等於在蔣介石的後院修起了革命的堡壘，這必然是他無法容忍的。1935年8月，敵人開始策劃對浙西南遊擊根據地進行“圍剿”。
蔣介石鑒於保安團對付不了挺進師，決定調動主力部隊來“圍剿”。國民黨軍委會在七八月間先後任命衛立煌和羅卓英為“閩贛浙皖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的正、副總指揮。當時，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邊區受該總指揮部節製的部隊共有63個正規團，羅卓英計劃以其中的一大半來對付浙南遊擊區。
敵人發動新的“圍剿”，挺進師雖早有覺察，對付敵人如此大規模的“圍剿”應取何種方針，關係重大。
粟裕等經過認真研究，決定留下第二縱隊和第五縱隊就地堅持，其餘主力部隊迅速跳出敵人的包圍圈，以積極的作戰行動吸引敵人、調動敵人，並開辟和建立新的遊擊根據地。
9月下旬，挺進師由浙西南遊擊根據地的中心區南下，在龍泉道太以東敵軍接合部蛤湖偷涉龍泉河，突破了敵人的雲、龍封鎖線，進入浙閩邊境。
羅卓英是一隻狡猾的老狐狸。當他查明我遊擊隊主力已突圍進入浙閩邊境後，知道以數萬大軍追捕挺進師分散活動的不足千人的遊擊隊，無異“以拳頭打跳蚤”，不能奏效。因此，他除派一個師約五個團的兵力追堵我軍外，仍將幾十個團的大部隊死死地箍住浙西南中心區，企圖徹底摧毀浙西南遊擊根據地。
浙西南廣大革命群眾和挺進師第二、第五縱隊，在黃富武同誌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軍分區的領導下，在敵我對比眾寡懸殊的極端殘酷的形勢下，浴血奮戰，以生命和鮮血誓死保衛紅色遊擊根據地，寫下了悲壯的篇章。
挺進師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區南渡龍泉河以後，敵人的追堵部隊雖然隻有5個團，但是仍十倍於我，加上地方反動保安團隊和地主武裝的配合，挺進師的處境十分艱難。
從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是浙南遊擊區經受嚴竣考驗的重要時期。
雖然浙西南遊擊根據地暫時喪失了，但他們在浙南地區又開辟了大塊的遊擊根據地；遊擊戰則在浙西南、浙閩邊、浙東、浙南更廣泛的區域展開了。
從1936年6月“兩廣事變”爆發到同年12月“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浙南遊擊戰爭的第二個發展時期。挺進師把公開的武裝鬥爭同隱蔽的群眾工作更加有機地結合了起來。
挺進師主要負責同誌粟裕和劉英常分開活動，粟裕帶大部隊公開打遊擊，劉英帶少數便衣武裝人員做群眾工作。雙方緊密配合，工作比較順當。
後來，挺進師又逐步把這種活動方法提到鬥爭策略的高度來對待，並使組織形式與之相適應，分別組成了“突擊隊”與“牽製隊”。
所謂“突擊隊”也就是武裝工作隊，主要任務不是打仗，而是帶領便衣隊、短槍隊堅持於基本地區，做發動群眾的工作，進行遊擊根據地建設。
所謂“牽製隊”，就是遊擊隊的主力部隊。它的主要任務是在廣大範圍內進行公開的武裝鬥爭，牽製、吸引、打擊敵人，以掩護和保衛基本地區，並發展新的遊擊區。
劉英同誌帶“突擊隊”與省委機關堅持浙南地區，粟裕則帶“牽製隊”在廣泛的地域公開打遊擊。
在敵我爭奪頻繁的邊緣地區，挺進師建立了許多“白皮紅心”的兩麵政權。大體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爭取原來的保、甲長為紅軍做事；另一種是把秘密黨員派進去做保、甲長。國民黨和群眾對立，不是那麽了解情況，“白皮紅心”可以存在得住。
由於有了若幹公開的、半公開的、秘密的遊擊基點為依托，挺進師打了仗，疲勞了，一個晚上急行軍便轉到了遊擊基點。
這裏群眾是自己的，封鎖了消息，大家可以住下來，休整三五天，偵察好敵情，計劃好行動部署，再跳出去，打擊敵人，開展工作。這樣，如魚得水，遊擊隊的活動比前一階段自如多了。
此時，浙南地區根據地的建設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浙南遊擊根據地建設的基本政策，仍是繼續貫徹土地革命的綱領，打土豪、分田地。
一度喪失的浙西南遊擊根據地，這時又得到了恢複，重新組織了浙西南特委，重建了龍浦、龍遂、江浦三個縣委及其下屬的王村口、住龍等若幹區委，在挺進師主力的掩護下恢複工作。
1936年冬，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紅軍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麵軍勝利會師；“西安事變”的發生，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反共內戰的條件。
可是，國民黨蔣介石為了消滅我南方紅軍遊擊隊及遊擊根據地，加緊了在“西安事變”以前已經策劃的對南方遊擊區的“圍剿”。
敵人的這次“圍剿”，又以浙南遊擊區作為其閩贛浙皖四省邊區的主要進攻目標。
這個時期是挺進師在三年遊擊戰爭中作戰最為頻繁的時期，也是運用遊擊戰術比較成熟的時期。遊擊隊以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總結的十六字訣為指導，結合實際，經過無數次的作戰實踐，總結了一套經驗。
在整個三年遊擊戰爭中，挺進師的處境都十分艱苦，這個時期就更為嚴重了。雖然山高林密，可以隱蔽，但敵人前堵後追，有時挺進師整日整夜都在跑路，中間還要打幾仗，有時甚至幾天幾夜得不到休息，精疲力竭。
有一次，粟裕率領挺進師連續走了三天三夜，最後到了金華附近的秘密遊擊基點，在革命群眾的掩護下，粟裕一覺睡了差不多40個小時。
這次反“圍剿”中，盡管浙南遊擊區的中心地區遭受到的摧殘十分嚴重，但是幾塊遊擊根據地還是堅持下來了，而且保存了較多幹部。浙南這個戰略支點，堅如磐石。
在國民黨的封鎖與“圍剿”之中，挺進師的處境雖然極其艱苦，但北上抗日的意誌仍很堅定，大家非常關心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希望及時了解黨的方針和政策。
1937年春，經過多方努力，閩浙邊臨時省委同上海黨組織建立了聯係，接著又經過上海黨與中央取得聯係，這對於指導浙南遊擊區的鬥爭，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1937年4月，在劉英同誌主持下，以閩浙邊臨時省委和省軍區名義向浙江國民黨當局發出呼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文電。
這時，敵將劉建緒奉蔣介石之命，在報紙上公開表示要和紅軍談判。雙方代表在鼇江進行了三天談判。在談判中，國民黨代表妄圖以和談為名，迫我投降，談判隨即破裂。
在全國抗日**到來後，劉建緒又在8月間給閩浙邊臨時省委送來親筆信，要求重開談判。臨時省委派代表到溫州同國民黨浙江當局談判，於9月16日雙方達成合作抗日的協議。
這時，挺進師還在門陣地區活動，由於消息閉塞，還不知道國共兩黨已經實現第二次合作。這時從金衢平原上不斷傳來各種消息和謠言，說什麽“共產黨投降了，紅軍被收編了”。
粟裕等經過仔細分析，覺得可能是國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隊出去調查。這支小部隊化裝成國民黨軍隊，大搖大擺地開到龍遊縣溪口鎮，進入鎮公所，自我介紹說：“我們原在山區剿匪，現在奉命開赴抗日前線，要給縣長打電話，了解情況”。
鎮長幫助給縣長掛了電話。縣長說：“現在國共合作啦，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要開拔抗日了……”他們問明了情況，收集了些報紙，便返回匯報。
粟裕等立即開會，把部隊集中起來進行動員教育。同誌們聽說國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覺得從1934年7月就已接受的先遣抗日的任務，很快就能得以執行，都很興奮。
粟裕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嚴防發生意外。稍後，又給國民黨遂昌縣政府寫了信，要他們派代表來同談判。
不久，國民黨遂昌縣政府派了一個代表來到門陣，請紅軍下山進城。挺進師表示：為了共同抗日，我們願意同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停戰談判。同時提出了幾項要求。對方表示，願意回去報告，並盡快答複。
鑒於這次談判可能成功，為了積極迎接民族民主革命**，粟裕即令部隊集中於門陣，在小溪右岸駐紮下來，進行政治形勢教育，開展練兵活動。
過了幾天，國民黨答應了挺進師的條件，歡迎他們下山。粟裕同時了解到臨時省委已同國民黨浙江當局達成了停戰協議，當即決定集中部隊開赴浙南平陽，與劉英等同誌會合。
挺進師分散遊擊於浙南各地的遊擊隊先後集中於平陽北港山門街。雖然人數和1935年初挺進師進浙江時的人數相當。但其成員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
這支部隊隨即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浙閩邊抗日遊擊總隊”，下屬三個支隊和一個教導隊。為了加強抗戰力量，在大墩村舉辦了黨員幹部訓練班，在山門街疇溪小學開辦了“抗日救亡幹部學校”，部隊補充新兵，加強訓練，就地開展群眾工作。此時，省委又派了吳毓、龍躍等同誌去與中央聯係。
當時，日寇有在溫州沿海登陸的可能，為了準備在日寇登陸後在閩浙贛地區開展遊擊戰爭，並防止國民黨當局再次背信棄義，發生變故，決定由劉英同誌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帶領部分武裝人員和幹部繼續留在浙江堅持鬥爭；粟裕帶領“抗日遊擊總隊”開赴皖南參加新四軍的戰鬥行列，還以抗日救亡幹部學校的部分人員組成戰地服務團，隨部隊行動。
一切安排就緒，劉英同誌便和曾山同誌一起先赴東南分局。粟裕則率部趕赴抗日前線。
瓊崖三年遊擊戰爭
瓊崖遊擊區位於海南島上，地處祖國南疆邊陲。與雷州半島相毗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曆來為帝國主義和兩廣軍閥所垂涎。
境內的母瑞山、六連嶺是紅軍的主要根據地。這裏山嶺連綿，古樹參天，峰巒險峻，道路崎嶇，地勢十分險要，便於紅軍遊擊隊隱蔽，與敵周旋，對於開展遊擊戰爭極為有利。
瓊崖人民具有光榮的革命鬥爭傳統。早在1921年底，這裏就有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活動。1927年9月，全瓊武裝總暴動後，瓊崖特委將討逆革命軍改編為工農革命軍，後又改稱工農紅軍。
1928年，創建了革命根據地，成立了瓊崖蘇維埃政府。國民黨軍來瓊第一次“圍剿”後，瓊崖根據地和紅軍受到很大損失。
1933年，瓊崖反“圍剿”鬥爭失敗，蘇區淪為白區或變成遊擊區，各地黨組織和革命武裝遭到嚴重摧殘，瓊崖革命鬥爭進入了極其艱苦的遊擊戰爭時期。
在以馮白駒為書記的中共瓊崖特委領導下，轉入分散的遊擊戰爭。由於孤懸海島，廣東軍閥又十分注重對該島的控製，遊擊隊不得不長期分散於四鄉，將遊擊戰爭與隱蔽鬥爭結合起來。
遊擊戰爭規模雖然較小，但持續不斷，在長期同中共中央失去聯係、孤軍奮戰的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為中國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幹和我國最南端的一個戰略支點。
在國民黨軍瘋狂“圍剿”，革命遭受嚴重挫折的情況下，堅持在母瑞山與瓊崖其他各地開展鬥爭的共產黨組織和紅軍遊擊隊，沒有被敵人的凶殘強暴所嚇倒。他們不畏艱險，前赴後繼，不屈不撓的精神，正是瓊崖革命“紅旗不倒”的強大支柱。
1933年4月，馮白駒帶領25名紅軍指戰員晝伏夜行，勝利回到了馮白駒的家鄉瓊山縣大山鄉長泰村。並同李黎明、馮安全、朱運澤、劉秋菊和先期從母瑞山突圍回鄉的馮建亞、李漢等人會合。接著又同在瓊東、樂萬等縣堅持鬥爭的王白倫、黃魂、肖煥輝等取得了聯係。
馮白駒等人突圍成功，並與瓊文縣委勝利會合，是瓊崖遊擊戰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瓊崖黨組織和紅軍遊擊隊進入了恢複發展時期。
6月，在瓊山縣塔市鄉茂山村召開瓊崖特委臨時會議，增補李黎明、朱運澤為特委委員，與馮白駒、王白倫、符明經等5人組成特委新領導。會議作出4項決定，為恢複和建立瓊崖黨的各級組織，發展紅軍遊擊隊，積極打擊敵人，開創瓊崖遊擊戰爭新局麵製定了正確的方針和政策。
在瓊崖特委臨時會議製定的正確方針指導下，紅軍遊擊隊在開展遊擊活動中，吸取了反“圍剿”鬥爭失敗的教訓，采用更加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巧妙的鬥爭策略，主動出擊，尋機襲擊國民黨地方武裝，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
由於紅軍遊擊隊的積極活動，和各方麵工作的緊密配合，中共瓊崖各級黨組織逐步得到了恢複和發展。
1936年5月，瓊崖特委在瓊山縣演豐鄉錦山村召開第五次擴大會議，由馮白駒、王白倫、黃魂、肖煥輝、黃一清、朱運澤、陳根7人組成新的特委。
同時成立瓊崖紅軍遊擊隊司令部，朱運澤任司令員，王白倫任政治委員。下轄7個支隊。第1支隊支隊長由朱運澤兼任，第2支隊長林天德，第3支隊長王永信，第4支隊長陳美深，第5支隊長陳英，第6支隊長林天貴，第7支隊長黃大猷。
根據“積極活動，積蓄力量，再接再厲，堅持鬥爭”的指導方針，紅軍遊擊隊各支隊廣泛深入開展軍事、政治和經濟鬥爭，靈活機智地打擊敵人，積極籌備經費，繳獲武器彈藥，發展壯大隊伍，接連取得了一係列戰鬥的勝利。
1936年夏，王白倫和林天德、林天貴帶領第二、第六兩個支隊在善集縣中興鄉大園村，強繳大地主黃敦詩的槍支10餘支。陳英率第五支隊擊斃石橋鄉鄉長，繳獲短槍2支。協助瓊澄縣委組織了一支10多人的遊擊小分隊，陳英兼任隊長。黃大猷率第七支隊，在樂萬一帶多次襲擊國民黨駐軍及民團。同年秋天，第二、六支隊又在善集縣加樂地區襲擊民團，繳槍10餘支。
1937年1月，在定安縣龍塘至屯昌鎮途中的鷓鴣嶺，擊毀國民黨運載年貨的汽車1輛，斃敵連長和士兵各1名，繳獲短槍3支，年貨一批。
朱運澤率第一支隊隨同特委機關在瓊山、文昌一帶開展活動，打擊敵人。王永信率第3支隊活躍在文昌、瓊東一帶，偷襲國民黨鄉公所和文昌東郊的鹽警隊，化裝襲擊清瀾聯防隊，先後斃敵多人，繳獲長短槍數支。紅軍遊擊隊各支隊積極開展遊擊活動，有效地打擊敵人，擴大了紅軍的聲威，進一步推動了瓊崖各級黨組織和武裝力量的發展。為瓊崖特委和紅軍遊擊隊轉入抗日戰爭，實現瓊崖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準備了力量，創造了條件。
西安事變後，中共瓊崖特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與海南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
1937年8月，樂萬縣委書記李黎明代表瓊崖特委前往瓊山縣府城鎮，與國民黨瓊崖當局代表林序東舉行談判。由於國民黨采取欺壓、威脅、指責、引誘的手段，導致幾輪談判均陷入僵局，毫無結果。
1937年9月，馮白駒為了及時掌握海口談判情況，領導談判桌上與國民黨當局的鬥爭，從特委駐地遷到塔市鄉，與妻子曾惠予秘密住在演豐村一位革命老媽媽家裏，在一次意外中被國民黨當局逮捕。
消息傳出後，中央領導十分關切，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親自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並指示中央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迅速向廣東省國民黨當局提出交涉。
葉劍英也寫信給廣東國民黨當局，要他們顧全大局，無條件釋放馮白駒。同時，瓊崖各階層人民、愛國人士和海外僑胞也紛紛抗議，要求釋放馮白駒，恢複談判。
在獄中，馮白駒在與國民黨當局鬥爭的同時，還領導獄中秘密黨支部開展鬥爭。他不顧個人安危，堅持原則，堅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寫信給瓊崖國民黨當局的頭目張達和陳章，揭露他們破壞團結抗日的罪行，並表示隻要國民黨瓊崖當局保證停止內戰，真誠解決瓊崖國共兩黨團結抗日問題，瓊崖紅軍願意接受改編，共赴國難。
經過周恩來、葉劍英的多方努力，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抗議和嚴正要求，蔣介石被迫於1937年11月下令瓊崖國民黨當局無條件釋放馮白駒。
馮白駒出獄時，會見了國民黨瓊崖軍政當局負責人，重申了舉行談判，團結抗日的誠意。國民黨當局無奈，表示願意繼續談判。
1938年1月，馮白駒全權代表瓊崖特委，同國民黨談判代表、瓊崖師管區司令楊永仁、參謀長呂承文等重開談判。雙方爭論激烈，談判又陷入僵局。
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後，日敵飛機軍艦更加頻繁地窺視海南島，瓊崖危在旦夕。10月22日，終於達成了瓊崖國共合作協議。
至此，延續了一年多的瓊崖國共兩黨談判鬥爭宣告結束，瓊崖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瓊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從而出現了團結抗戰的新局麵。
談判達成協議後，中共瓊崖特委積極著手做好紅軍改編的準備工作。
特委決定按1個大隊300多人槍的建製來改編紅軍隊伍。大隊下轄3個中隊和1個特務小隊，每個中隊下轄3個小隊，每個小隊下轄3個班，每個班編製員額為9人至12人。主要以瓊崖紅軍遊擊隊為骨幹，不足部分由各縣委發動地方武裝加以補充。
中共儋縣縣委經過幾個月的艱苦發動，共籌集100多條各種類型的槍支，12月由黎民、張興、黃金容帶領，趕赴瓊山縣參加改編；其他前來參加改編的還有中共瓊東縣縣委宣傳委員陳求光、巡視員李文奇帶領的紅軍30多人，攜槍12支；中共樂萬縣符載質帶領紅軍7人，攜槍7支；中共樂會縣委書記莫遜也奉命調往改編後的部隊任職；中共文昌縣委組織部長陳柏、宣傳部長蘇曙光帶領紅軍40人，攜槍40支。
此外不少縣還籌集物資送給改編部隊。文昌縣竹林墟旅泰歸僑呂先福捐了300塊光洋、5匹棉布；便民鄉商人鍾光集捐了70塊光洋及一些毛巾、牙膏、牙刷、布鞋等物品。
中共文昌縣委還發動各鄉群眾趕製大批背包、椰殼碗，籌集棉被、衣服送給改編部隊，以實際行動表達了廣大人民群眾團結一致保國衛鄉的決心。
1938年12月5日，各地紅軍遊擊隊集中在瓊山縣雲龍墟舉行改編暨誓師抗日大會。
改編後的部隊番號為“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第十四區獨立隊”，馮白駒為獨立隊隊長，馬白山為隊附，張興為政訓室主任，黎民為政訓員，謝李森、陳玉清為副官。
黃大猷為第一中隊長，黃天輔為第二中隊長，張纘薪為第三中隊長，陳克邱、林豪、莫遜分別任3個中隊的司書，負責中隊的黨務和政治工作。此外，按國共兩黨談判協議，國民黨派劉振漢為獨立隊隊附，符榮鼎為第一中隊隊附，陳卓為第二中隊隊附，吳定中為第三中隊隊附。
中共瓊崖特委選擇了瓊文公路幹線的雲龍墟及其附近鄉村為獨立隊駐地。其部署為：獨立隊隊部和第二中隊駐雲龍墟，第一中隊駐雲龍墟附近的儒來村，第三中隊駐雲龍墟的多能村。
當地黨組織是經受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考驗的堅強的地方黨組織，與人民群眾有著密切的血肉聯係，有利於戰時轉入農村開展遊擊戰爭。
紅軍改編暨抗日誓師大會當日，雲龍墟非常熱鬧，到處洋溢著節日的喜慶氣氛。獨立隊的全體官兵，全副武裝，精神抖擻，在六月婆廟堂前的寬大場地上排成三列橫隊。
來自各地的上萬名群眾和各界愛國人士紛紛攜帶慰勞品、錦旗，敲鑼打鼓前來祝賀。寫著“抗日先鋒”、“人民救星”的錦旗彩匾掛滿一路，炮竹聲、鑼鼓聲、口號聲、歡呼聲此起彼落。
國民黨瓊崖守備司令、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保安司令王毅，副司令楊永仁和瓊山縣縣長雲振中參加了大會。王毅在大會上宣布“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第十四區獨立隊”成立的命令，向獨立隊隊長馮白駒授軍旗、關防，並發表了講話。
馮白駒代表獨立隊全體指戰員講話時表示：決不辜負瓊島同胞的期望和重托，誓死抗日，保衛瓊崖。這就是瓊崖抗戰史上著名的“雲龍改編”。
雲龍改編是中國共產黨製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瓊崖的勝利，反映了瓊崖人民要求團結抗日的共同願望，增強了人民群眾抗日的信心。
從此，獨立隊在中共瓊崖特委的領導下，采取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針，獨立自主地發展自己，壯大自己，發動群眾，團結各界愛國人士，開展敵後遊擊戰爭，成為瓊崖抗日先鋒和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