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五團的生活條件仍然艱苦，但黃道指示對政訓班的學員要多照顧。學員住的是當地大戶人家的房子，夥食標準也比一般戰士高。
一般戰士吃大鍋飯，政訓班的學員吃的是小灶，每日有肉魚。政訓班的學員了解到情況後，強烈要求同下山的老戰士們同甘共苦。
經過多次的要求，黃道才同意將他們的夥食標準降低和普通戰士們一樣。
政訓班的學員在石塘鎮學習的同時，做了大量的抗日宣傳工作。他們組織宣傳小分隊，自編話劇等節目深入到各鄉村宣傳統一戰線和抗日救國的道理，教群眾唱《鬆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講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種種暴行。
對紅軍遊擊隊開赴石塘整編，還有些隊員仍思想不通，認為國民黨反動派五次“圍剿”，讓他們吃盡了苦頭，雙方已成死對頭，這樣輕易合作，與“投降”無異，因而不願下山。
政訓班的學員組織小分隊到紅軍家屬家裏，通過做家屬工作，勸導紅軍遊擊隊員下山；甚至進山直接做動員工作。政訓班學員有針對性地創作了一首下山歌：抗日的炮火響了，同誌們下山來!
抗日的炮火紅了，同誌們下山來!
不要上托派的當，分散我的力量。
無產階級要解放，先民族得解放!
經過學員的宣傳動員，原來不肯下山的遊擊隊員思想通了，帶槍下山，重新回到部隊。
政訓班的學員經過短時間的軍政訓練後，思想覺悟迅速提高。根據需要，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被派到到各地繼續做抗日宣傳工作，一部分人則編入了新四軍第三支隊第五團。
1938年3月25日，初春的朝陽光芒萬丈。一陣嘹亮的軍號聲後，五團將士攜帶裝備，在石塘鎮操場列隊舉行抗日誓師大會。
首先，饒守坤團長講話：“同誌們，我們五團改編後，我們的隊伍擴大啦，基本訓練完成了，現在我們要執行新的戰鬥任務。根據新四軍司令部二十二號指示，我們要同八省健兒匯成一股鐵流，開赴抗日前線去打日本侵略者。祝全團旗開得勝!”
接著，曾昭銘政委講話：“同誌們，我們這支隊伍是經過戰鬥考驗的紅軍隊伍，希望在奔赴抗日前線的征途中，要服從命令聽指揮，自覺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同時要發揚我軍團結友愛的優良傳統，保證不掉隊一名戰士，勝利地到達前線!”
最後，桂逢洲參謀長宣布：“出發!”
石塘鎮群眾扶老攜幼，把這支上前線的軍隊一直送到上分線路口。
部隊當天到橫峰，第二天經上饒到玉山縣。一路上，這支抗日隊伍都受到贛東北蘇區人民群眾的熱情接待和熱烈歡送。
第三天，部隊進入浙江省的常山，後由開化到達安徽省的岩寺鎮與三支隊六團匯合。
石塘整編期間，黃道調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委員、宣傳部長、新四軍駐南昌辦事處主任。根據東南分局指示，閩贛省委改為閩浙贛特委，特委機關設在鉛山石塘，曾鏡冰為書記。
五團從石塘開拔不久，由左豐美率領的閩東北紅軍遊擊隊140多人，抵達崇安長澗源，整編為一個連，連長江熙金，指導員鍾太湖。這個連隊緊隨五團進軍路線，北上皖南。
閩東遊擊隊的改編
閩東遊擊區位於福建省東部與浙江省東南部交界地區，靠山麵海。中心區域在閩東北，活動範圍包括23個縣境，與閩北和浙南兩個遊擊區毗鄰。這裏居住著佘、漢兩族人民，佘族人口占佘族全國總數的一半。
1934年1月，在工農武裝暴動的暴風雨中，中國工農紅軍閩東獨立第二團和第十三團誕生，9月底，紅二團和紅十三團正式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閩東獨立師。
隨著日本侵略中國的加劇，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發生了變化。可這時整個南方地區都與中央隔斷了聯係，所以黨中央政策的轉變並沒有及時傳到閩東。
閩東黨組織長期脫離上級黨的領導，隻有千方百計搜集黨的公開文件和報紙刊物，從中分析形勢和黨的方針政策。
每隔一兩個月總要攻打敵占據點，固然也有補充槍支彈藥，籌款、擴大政治影響等目的，更主要的是為了奪取報紙，了解國內外的政治形勢。
閩東地區畢竟靠近福州，搜集香港、上海出版的報章雜誌比較方便。1936年冬，閩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葉飛等看到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以後又得到《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和其他宣傳品。
從報刊上，葉飛等又了解到全國各個城市裏蓬勃的學生抗日運動，看到了新的革命**，所以閩東遊擊區的政策轉變比較順利。
不久，閩東成立了人民抗日軍政委員會，代替閩東蘇維埃政府，頒發了布告，大量翻印《八一宣言》，到處張貼，開始了開展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雖然沒有宣布取消蘇維埃政府，實際上不打蘇維埃旗幟了。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全國抗日戰爭爆發了。閩東遊擊區在政策上作了更大的改變，不提反蔣抗日的口號，隻提抗日救國的口號，號召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團結起來抗日，隻要願意抗日，都可以團結。
遊擊隊的政策進一步改變以後，開始收到效果，農村和城鎮的一些商人、聯保主任、鄉紳、教師，都敢於和紅軍接觸了。
這時，原國民黨十九路軍的一個排長帶了一班人，投奔紅軍，說是覺悟到隻有共產黨人和紅軍是真正抗日的。從這裏可以看出，抗日救亡已經成為曆史潮流。
不過葉飛等一直堅持的是反蔣抗日，對於聯蔣抗日，還沒有思想準備。後來聽說蔣介石要來領導抗戰，紅軍要改編為國軍革命軍，有些不相信。
為了進一步弄清全國形勢的變化，八月底，葉飛決定攻取寧德八都重鎮。這仗完全是為了政治目的，是為了搜集報紙。
葉飛搜集到不少上海、南京、福州的報紙，整版整版的刊登著抗戰戰況。在《申報》上，葉飛發現兩篇重要文件：《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和《第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就職通電》。
葉飛這才知道國共合作已經實現，中央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準備開赴前線抗日。
於是，特委做出決定，改變策略，正式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向福建省政府、閩東各縣政府發出了油印信。這已不是一般泛泛地進行宣傳，而是采取行動了。
但是國民黨頑固派仍堅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說什麽“北方合作，南方不合作”，繼續進攻，企圖把遊擊隊各個消滅。
葉飛一麵積極爭取停戰談判，一麵堅持進行自衛。1937年8月初，國民黨保安第2旅1個加強連對活動在閩東的遊擊隊伍進行“圍剿”，為尋找有利戰機，葉飛、陳挺率閩東獨立師第2縱隊向洋中桃花溪轉移。
8月18日，獨立師第二縱隊進入洋中山區，翻過黃土嶺，抵達與九都交界的親母嶺。葉飛命令部隊，在地勢險要的親母嶺設下埋伏，並在通往寧德城關、霍童、洋中三地的路口布下了天羅地網，附近鄉村的數百名群眾也帶著自製的武器前來要求參加戰鬥。
次日上午，敵保安隊全部進入伏擊圈，山穀驟然響起激烈的槍聲，紅軍戰士們和群眾衝下山來，敵保安隊潰不成軍，連長都乖乖繳槍當了俘虜。
敵人進攻不成，又吃了苦頭，這才老實一些，表示願意談判。
國民黨當局提出要葉飛親自去談判。對此，特委認真進行了研究。鑒於何鳴事件的教訓，決定不宜由葉飛立即出麵談判，如果被國民黨當局扣留了，不好辦。但也不能派一般人去，人家會以為沒有誠意。因此決定派中共閩東特委宣傳部長範式人作為全權代表去談判。
第一次談判地點在寧德縣城，國民黨方麵由省保安處處長黃蘇為代表。但是國民黨對於和平談判並無誠意，妄圖在談判桌上獲取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堅持要把紅軍收編為“保安師”。
紅軍要改編，國民黨要收編，一字之差，相爭不下。而這一字之差正是合作的原則問題。
就在這時候，八路軍南京辦事處派張雲逸同誌來到福州。但是國民黨當局還沒有放棄誘降、分化、瓦解閩東遊擊隊的陰謀，不讓張雲逸去。他們推托說，遊擊隊沒有固定地點，一下子找不到。又說，已經進行談判了，不必去了。
張雲逸在福州通過一些進步青年看到了葉飛等的布告、傳單等，知道不會上當。反正國民黨當局“收編”不了時，總要找到八路軍辦事處的，就離開了福州。
1937年10月，國共第二次談判在天後宮舉行，中共閩東特委方的全權代表依然是範式人，國民黨方的代表仍然是黃蘇。
同第一次談判一樣，黃蘇仍然沒有放棄收編紅軍遊擊隊而達到消滅遊擊隊的意圖，談判仍無結果。
當年11月，因黃蘇生病，中共閩東特委派阮英平，時任中共閩東特委組織部長，到天後宮和黃蘇舉行了國共第三次談判，盡管閩東特委作出了很大的讓步，黃蘇仍無誠意還企圖收買阮英平，遭到嚴詞拒絕，談判再次中斷。
不久，談判地點移至福州。閩東黨和福建國民黨當局的談判經過了複雜的鬥爭，終於取得了勝利，雙方達成“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協議。
1937年12月，《福建民報》上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閩東特委共赴國難宣言》。
1937年底，中國工農紅軍閩東獨立師和各縣遊擊隊共1300多人集結石堂進行為期兩個月的整編訓練，閩東紅軍獨立師改為“國民革命軍福建抗日遊擊第二支隊”。
這時，新四軍已在南昌設立辦事處，項英、陳毅同誌也到了南昌籌建新四軍軍部，要葉飛領受任務。這樣，葉飛才下山經福州去南昌。
葉飛在南昌接受了新四軍軍部命令，部隊開到屏南集中，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第三支隊第六團，葉飛為團長。
1938年2月14日，葉飛率部離開了戰鬥多年的閩東，踏上抗日征途，留下範式人同誌在閩東堅持鬥爭。
閩中遊擊隊的改編
閩中地處福州和廈門之間，腹地為興化灣平原。這裏交通方便，人口稠密，文化發達，經濟富饒，是國民黨統治福建省的中心地帶。這裏是福建大革命時期建黨的三個地區之一，也是最早開展武裝鬥爭的地區之一。
同兄弟遊擊區的情況一樣，閩中遊擊區的黨組織是在長期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係的情況下，獨立領導開展遊擊戰爭的。
直到1936年秋，閩中特委書記王於潔幾經輾轉才與廈門市工委取得聯係，由廈門市工委幫助同南委接通關係。因此，閩中特委自1936年秋即開始歸南委直接領導。
但由於交通阻隔，南委隻能用把《救國時報》定期寄到莆田秘密通迅處的辦法，讓閩中特委領導人了解全國的革命形勢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
1937年2月，閩中特委領導人從《救國時報》上了解到“西安事變”的情況和黨中央關於“聯蔣抗日”的新方針後，正召集特委會議研究貫徹，不幸由於叛徒出賣而被國民黨憲兵特務所圍捕，造成特委領導人集體犧牲的慘重損失。
幸存的特委軍事部長劉突軍主持成立閩中工委，接替特委的領導職能。
同年4月，閩中工委派黃國璋赴香港與南委接頭，姚鐸代表南委指示閩中工委“可以選擇有利時機和國民黨進行合作抗日的談判”。
閩中黨組織根據南委的指示精神，從中華民族的切身利益出發，於8月12日向國民黨地方當局和駐軍發出和談倡議，並主動派出代表進城與國民黨莆田縣黨務指導員黃士豪和縣長夏濤聲先後舉行談判。
經過一番鬥爭，在閩中黨組織堅持要保留紅軍原有人員幹部、保持黨的獨立領導等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下，於8月28日初步達成協議。
但是，在隊伍改編的番號問題上，國民黨方麵提出要把遊擊隊納入當地駐軍第八十師編製。由於閩中工委領導人對抗日形勢的估計不夠全麵，同意了國民黨方麵的建議。
1937年10月，閩中遊擊隊根據國共和談協議，下山接受點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十師獨立大隊，大隊長劉突軍，副大隊長楊采衡，全隊200多人編為2個中隊，駐在莆田廣化寺。
閩中遊擊隊改編之後，立即在部隊駐地周圍動員、組織民眾抗日。國民黨駐軍對此極為反感，“認為這支部隊多是本地人，活動能力很強，活動陣地很廣，若照此下去更難控製，很想把部隊調離莆田”。
於是，國民黨第八十師以金門淪陷、閩南危急為借口，下令調獨立大隊移駐泉州，置閩中遊擊隊於八十師二三九旅控製之下。
對是否執行八十師的命令，閩中工委內部雖然發生分歧，但由於對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最後工委決定把部隊開往泉州，結果上了國民黨當局“調虎離山”的當。
隊伍出發前除留下幾十名善於做群眾工作的同誌外，其餘160多名隊員於1937年11月奉命開赴泉州，進駐承天寺。
此後，國民黨方麵不斷製造磨擦和事端，嫁禍於閩中遊擊隊，妄圖消滅遊擊隊，導致閩中國共兩黨矛盾加劇，關係惡化。1937年12月，漳浦發生了國民黨軍隊撕毀合作協議，對紅軍改編隊伍進行圍剿的“漳浦事件”。
12月，閩中工委代表黃國璋到香港與南委接頭後，了解到《中共中央關於南方各遊擊區域工作指示》的精神，於是意識到部隊進城駐紮是一大隱患。
當時南委采取兩項應變措施：一是把閩中工委劃給閩粵贛省委領導，以便及時指導工作；二是鑒於劉突軍已公開露麵，不宜再做秘密工作的情況，決定閩中工委書記改由黃國璋擔任。
1938年1月上旬，中共閩中工委在泉州召開擴大會議，研究了應變對策，正式決定改由黃國璋任工委書記。會後，黃國璋立即趕往閩西永定向閩粵贛邊省委請示。
省委領導張鼎丞、鄧子恢聽取黃國璋的報告後，立即於1月17日將閩中的情況轉報負責籌建新四軍的項英同誌，要求新四軍軍部同福建“省府和八十師交涉，達到能夠為閩中抗戰群眾武裝的骨幹為將來開展遊擊戰爭之用。”
省委寫給南委的報告中專門談及了閩中的問題：“黃國璋同誌已來我處，今下午討論他的工作，很快布置他回去開展那邊的鬥爭。”“但莆田一帶紅色部隊點編宣布歸八十師指揮，為八十師特務大隊，現已開往泉州，駐紮整訓了。這包含有危險性，就是那邊當局企圖變這一部隊為私有物，最低限度有可能被調離閩中，不能達到閩中開展抗日遊擊戰爭極大作用的武裝力量，除我已向項英陳述要和省府和八十師交涉達到能夠為閩中抗戰作群眾武裝的骨幹為將來開展遊擊戰爭之用外，南委也盡可能設法爭取這一要求的實現”。
同時，閩粵贛邊省委又指示閩中工委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變的發生，注意防備國民黨製造事端，借口消滅閩中紅軍遊擊隊。
麵對危急情況，劉突軍也竭力爭取擺脫第二三九旅的控製，但國民黨當局為了不讓閩中赤色遊擊隊加入新四軍，采取軟硬兼施的手段，企圖改變這支隊伍的性質。開始是提出要特務大隊擴編為正規營調到浙東抗日，且提拔劉突軍任中校營長，但遭到劉突軍的婉言拒絕。
當看到劉突軍不上圈套之後，便下決心重演“漳浦事變”的故伎，一邊秘密殺害劉突軍，把駐泉州的閩中遊擊隊包圍繳械，一邊製造“劉突軍不服從命令”的謊言搪塞輿論。
國民黨頑固派的這一陰謀遭到共產黨組織的及時揭露。當時閩西南特委機關報《前驅》發表三篇評論文章予以揭露。
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獲悉消息後，立即將“泉州事件”的情況報告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新四軍軍部。
閩西南潮梅特委領導人方方也即將“泉州事件”電告中共中央，請求黨中央批準將閩中遊擊隊編入新四軍。中共中央立即同國民黨方麵交涉。
方方還以“樨華”為筆名，親自撰文駁斥頑固派的背信棄義行為。文中說：“據說（閩中赤色遊擊隊之被繳械）是因為‘不服從命令’；‘不服從命令’的原因說是因為劉突軍同誌不肯擔任八十師的營長，共產黨員不做官，怕做官已成為一條罪狀了，而且這種‘罪孽深重’竟致‘禍連’全隊士兵了。這不曉得是新民法，還是新刑法，還是戰時手法？倒值得我們來‘研究’與‘學習’。”
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主任王助也親自帶領楊采衡等人前往八十師師部交涉。爾後辦事處又向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交涉。
此時，新四軍軍部也致電陳儀，要求送還人員，發還被繳槍械，迅速把閩中遊擊隊送歸新四軍。經過多方努力，國民黨當局方答應交還被繳的全部武器,把獨立大隊編入新四軍。
3月下旬，閩中遊擊隊從泉州開往福州洪山橋，並進行短期整訓。
4月下旬，閩中遊擊隊160多名指戰員乘5輛大卡車告別父老鄉親，從福州洪山橋出發，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5月中旬，抵達新四軍軍部皖南太平縣。
新四軍軍長葉挺、參謀長張雲逸先後接見了楊采衡、吳德標、金貫一、雷光熙、翁鴻鏜五位領導幹部，全體指戰員深受鼓舞。
軍部根據閩中遊擊隊老隊員、老骨幹、黨團員多的特點，決定大部編為軍部特務營第二連，擔任警衛軍部的任務，並從中挑選一批老黨員、班長、排長分配到江南指揮部任職。
從此，閩中遊擊隊在祖國大江南北，英勇奮戰，打擊日本侵略軍，許多閩中革命誌士用自己的生命換取民族的獨立，把鮮血灑在祖國大地上，譜寫出不朽的篇章。
湘鄂贛邊遊擊隊的改編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長征以後，入侵湘鄂贛邊蘇區的國民黨軍在這一地區實行殘酷的殺“三光”政策，造成許多地方家破人亡，一片淒涼。
留守在湘鄂贛邊蘇區堅持武裝鬥爭的紅軍第十六師，在湘鄂贛省委的領導下，與數倍於我的國民黨軍隊展開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標誌著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全麵侵華戰爭開始。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等到廬山與蔣介石進行國共合作談判，同時，指示各地黨組織，迅速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被國民黨軍隊分割包圍在湘鄂贛邊區各地的黨和紅軍遊擊隊，沒有接到黨中央有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指示，隻是從國民黨的報紙上看到這方麵消息的曲折反映。
湘鄂贛省委後來見到《解放》周刊上登載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章，才初步了解我黨關於這一問題的方針、政策。黨中央1935年發布的“八一”宣言，省委直到1937年1月才收到。
在與黨中央失去聯係的情況下，省委一麵數次派人去黨中央請示，一麵部署各級黨組織對黨員進行“特別教育”，宣傳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黨員的“思想、行動、意識、語言、態度都應該執行和平合作禦侮救亡的新轉變”；一麵動員和組織各地武裝力量反擊國民黨軍隊的瘋狂進攻，一麵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停戰談判。
為了適應聯蔣抗日政策的需要，省委於1937年5月10日正式成立了湘鄂贛軍區人民抗日軍事委員會，主席傅秋濤，委員塗正坤、鄧洪、劉玉堂、鍾期光、謝乾、譚啟龍、江渭清、明安樓。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和指揮湘鄂贛抗日紅軍遊擊隊。
5月15日，以該會名義公開發表代郵快電，提出“凡諸同情本會抗日救國主張者，本會願與之合作，共同奔赴國難”，“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主張。
隨後又發表了一係列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文告，造成強大的政治攻勢，迫使國民黨接受停戰談判。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積極與國民黨武漢行營、南昌行營及其直接指揮下之各部隊和地方黨政機關，進行和平談判，以增強統一的民族抗敵力量。
在談判開始之前，國民黨當局利用叛徒進行所謂“招撫”、“收編”的活動，企圖誘騙紅軍遊擊隊“投誠”，用以瓦解紅軍。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軍事委員會發出嚴正警告，迫使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停止誘降活動，派出代表與省委談判。
自7月中旬開始，省委與國民黨地方當局代表進行了多次談判。7月20日，省委與駐瀏陽的國民黨五十師談判，雙方協定：1、釋放在押政治犯；2、在瀏陽建立我方辦事處；3、紅軍部隊集中，番號改為“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遊擊支隊”。
8月29日，省委與國民黨武漢行營就劃定特區、駐紮部隊、改編後的經費等問題談判成功。
9月上旬，省委和省軍區派出一批幹部到各地整頓、改編地方遊擊武裝，動員群眾參軍，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第一批到東北分區的，有吳詠湘、張學平、周連相等人。開始，他們並不清楚東北遊擊大隊到底在哪裏活動。到了銅鼓縣城，得知宜豐的潭山鎮駐有國民黨江西省保安處政訓團，是專門對付遊擊隊的特務組織，了解遊擊隊的活動情況。
他們一行3人當日趕到潭山，吳詠湘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武漢行營集中專員身份，與政訓團交涉。在這裏了解到，政訓團企圖在湘鄂贛邊區國共合作談判成功的消息傳播開來之前，會剿湘鄂贛東北分區遊擊大隊。
吳詠湘立即與在大塅部署“清剿”的政訓團主任許達通話，要他們立即停止“進剿”，撤銷一切軍事行動。雙方達成在大塅舉行談判的協議。隻等與遊擊隊取得聯係，立即進行談判。
此時，東北遊擊大隊在大隊長吳嘉民、政委劉珍吾率領下，轉戰於九嶺山區。就在吳詠湘等人到達潭山時，國民黨當局還在玩弄軍事“圍剿”和政治誘降的陰謀。
當這一陰謀未能得逞時，國民黨當局又玩弄新的花招，撇下吳詠湘等人，準備單獨與東北遊擊大隊談判。
1937年9月19日，國民黨當局通過一名樵夫給東北遊擊大隊送去國民黨南昌行營的一封信，說準備派代表同遊擊隊談判。同時，還送去一份傅秋濤等人署名的湘鄂贛省軍區《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告人民書》。
東北臨時特委和東北遊擊大隊負責人結合從報紙上了解到的國共合作抗日的消息，對當前發生的事態進行了認真研究，決定派特委代理書記曾金生和東北遊擊大隊政委劉珍吾下山談判，為防止萬一，又決定由大隊長吳嘉民率領東北遊擊大隊跳出敵人包圍圈，轉移到奉新、高安一帶活動，牽製敵人，配合談判。
東北遊擊大隊與國民黨南昌行營的談判，前後共進行了3次。前一次在宜豐黃沙港半山坡獨立杉樹下，後兩次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的銅鼓帶溪。
在前兩次的談判中，國民黨南昌行營代表毫無談判誠意，繼續玩弄“招撫”、“收編”的把戲，遭到紅軍遊擊隊代表義正言辭的駁斥。
為了迫使國民黨當局老老實實坐到談判桌邊來，東北遊擊大隊在奉新高嶺消滅了敵人1個排，隨後又襲擊了渣村的敵據點。在這種情況下，敵被迫撤出黃沙港、逍遙等遊擊區，其談判代表也不得不重新坐下來談判。
經過反複協商，雙方終於達成協議。由於協議是雙方代表達成的，需要經過各自的上級領導機關認可方能生效，國民黨當局到這時才不得不讓省委全權代表吳詠湘等人與紅軍遊擊隊代表曾金生見麵。
吳詠湘與曾金山在大塅見麵後，認為“協議內容完全符合省委指示精神”。大塅談判結束後，國民黨當局立即解散了修、銅、宜三縣反動遊擊組，撤走了龍門山附近的常駐正規軍。
這時，吳詠湘、周連湘等人便開始尋找龍門山區的紅軍遊擊隊。但是，由於在談判前夕國民黨曾企圖重兵會剿湘鄂贛東北分區遊擊隊，造成了緊張局勢，故一時難於找到他們的蹤跡。
於是，吳詠湘就派人四處散發湘鄂贛省委關於國共合作宣言、傳單，張貼布告以及給遊擊隊的信。同時，又到邊區召開群眾會議進行宣傳，擴大影響。
經過一星期的努力，周連湘終於通過大塅地下黨雙坑支部書記劉海維等人，找到了已經轉移隱蔽在龍門山三竹洞陳國光家裏的湘鄂贛東北遊擊大隊。
周連湘與東北特委代理書記曾金生見麵取得了聯係。接著曾金生趕赴潭山去見吳詠湘。
1937年10月初，湘鄂贛省東北遊擊大隊18人來到宜豐潭山集中，編成“湘鄂贛紅軍抗日遊擊隊第一支隊第九大隊”，吳詠湘為大隊長，曾金生為政委。
在此期間，省委得到東北特委和吳詠湘的報告，又派出張蕃、駱奇勳、朱慶隆等人加強東北邊區的工作。並指示：“遊擊大隊下山後，要向群眾廣泛宣傳我黨抗日主張，集中邊區武裝組織，擴大部隊”。
劉珍吾、汪克明奉命到銅鼓、奉新等地宣傳抗日，擴充部隊。在奉新上富，他們被國民黨上富區公所以“破壞抗日”的莫須有罪名扣押並送往奉新縣監禁。
後經吳嘉民、薑雲義前往交涉，提出強烈抗議，奉新國民黨當局才被迫釋放劉珍吾、汪克明，並公開道歉，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這一事件的順利解決，為紅軍抗日遊擊隊在邊區各地擴充抗日隊伍掃除了障礙。在較短的時間內，蘇區人民踴躍報名參軍，紅軍抗日武裝迅速擴大到280多人。
11月16日，部隊從潭山出發，經銅鼓開往平江縣嘉義集中，後改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一團二營。
與此同時，李成鐵等人奉省委指示，前往平修銅邊區整理、改編地方遊擊武裝，動員群眾參軍。在這一帶活動的有以傅彪為隊長的平修銅遊擊隊和以朱晃富為隊長的平修銅保衛隊。
經與國民黨當局在渣津談判並達成協議，下山集中的紅軍遊擊隊動員愛國青年參軍，紅軍抗日武裝迅速擴大到約200人，在新四軍駐修水通訊處副主任傅彪、朱晃富率領下，於11月間開往嘉義。
另外，戰鬥在金鍾湖和峰頂山一帶的東南遊擊大隊，在盧振陸、黃啟富率領下，也開往嘉義集中。
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正式成立，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遊擊支隊奉命改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支隊副司令兼一團團長傅秋濤，副團長江渭清，參謀長王懷生，政治處主任鍾期光。
1938年2月3日，部隊從平江嘉義出發，開赴蘇皖前線。途經長壽街、瀏陽的東門、官渡，來到宜春的慈化。廣大群眾歡欣鼓舞，沿途熱情慰問。短短的三四天內，就有400多愛國青年踴躍參軍。
湘贛邊遊擊隊的改編
湘贛邊的紅軍遊擊隊是南方八省遊擊區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湘贛邊的三年遊擊戰爭，以蓮花縣的棋盤山為大本營，在周圍各個山區進行。
1936年12月12日，湘贛紅軍遊擊隊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在武功山下的三江村將部隊進行改編，恢複湘贛獨立團的番號。
“七?七”事變後，國共兩黨開始實現第二次合作。1937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以“湘贛邊紅軍遊擊隊”的名義發布宣言，宣布將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抗日武裝，統一於國民政府指揮之下，並派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委員、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副書記陳毅去湘贛邊遊擊區，具體落實紅軍遊擊隊改編事宜。
1937年10月，陳毅趕到吉安，與當地國民黨公署專員劉振群會談，就紅軍遊擊隊給養、在吉安設立新四軍聯絡辦事機構等問題達成了協議。之後，又在城內召集了幾位紅軍長征後失散的軍政幹部開會。
11月中旬，在陳毅的主持下，新四軍吉安通訊處在該市的仁山坪3號正式掛牌成立。由郭猛任主任，韋瑞珍任副主任。不久後，又在永新黃岡成立了新四軍留守處，接受吉安通訊處的指揮。
設立這個通訊處的主要目的是尋找紅軍失散人員，動員紅軍遊擊隊下山接受改編，負責新四軍內部的聯絡、接待和後勤等工作。同時，也可代表我黨與國民黨地方政府進行政治協商。
當時，武功山上還留有一支遊擊隊。項英和陳毅也一直在關注這支主力紅軍長征後留下的、久經考驗的部隊。但由於消息閉塞，不太了解上級的政策，第二次國共合作後，要和曾與自己進行過鬥爭的敵人合作，遊擊隊有的幹部怎麽也轉不過彎來。
當地的國民黨政府借此指責共產黨沒有誠意談判，準備派大軍進山去“圍剿”，遊擊隊麵臨被剿滅的危險。因此，陳毅非常著急，決定不顧個人安危，親自前去武功山尋找遊擊隊，做好收編工作。
11月初的一天，陳毅從吉安出發，來到安福縣武功山下的洋溪鎮。偌大的武功山，遊擊隊又神出鬼沒，到哪兒去找呢？
陳毅於是找到洋溪鎮國民黨區公所區長彭俠民，向其宣傳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並要求他提供上山的裝備和向導。對此，彭俠民不敢怠慢，為陳毅找了一名向導，備了竹轎，還派了兩名保鏢護送他進山。
這時，陳毅正患腳病，一路上跋山涉水，行走極為困難。但為了盡快找到紅軍遊擊隊，他在離開洋溪鎮的第二天，就打發走了轎夫和保鏢，隻留下向導繼續前行。
沿途陳毅住在山區老百姓家中，幫助老百姓做事，宣傳抗戰政策。很快，陳毅尋找湘贛臨時省委和遊擊隊的消息，便傳到了遊擊隊在九隴山的團部。
武功山山高穀深，溪澗縱橫，小道崎嶇，沿途人煙稀少。從洋溪鎮向南走，陳毅在一個叫茶樹坪的地方上山，經陳山、蔡家坪等地直插龍山口，再折九隴山區，走了一天多的山路，陳毅到達了一個叫高坑的地方。
臨睡前，陳毅對向導叮囑，要注意夜間的動靜。深夜時分，陣陣的狗叫聲沒有驚醒酣睡中的陳毅，但向導則判斷：“遊擊隊在行動。”
接著傳來的是擊掌聲和輕微的交談聲，於是向導推醒了陳毅，告訴他發現了遊擊隊。陳毅故意咳了幾聲，引起遊擊隊的注意。
果然，一名山民打扮的遊擊隊員走了過來，對他們進行盤問，陳毅一一作答。他們聽了陳毅的自我介紹後，便將他帶到山上，會見湘贛紅軍遊擊隊獨立團團長段煥競、政委劉培善。
陳毅向他們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主張和抗日救國十大政綱，並要求會見湘贛臨時省委書記譚餘保。段煥競，劉培善立即派人護送陳毅到臨時省委駐地鐵境山。
譚餘保等湘贛臨時省委領導和紅軍遊擊隊，由於長期被強敵困在深山老林，與外界隔絕，加上沒有電訊設備，消息閉塞，對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勢，特別是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對外的方針、政策和策略全然不知。見陳毅的打扮，又聽他說要和國民黨合作，一時難以置信。
譚餘保認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血腥屠殺共產黨人，近三年來，國民黨采用軍事圍剿、經濟封鎖、政治誘降等殘酷手段，“清剿”遊擊隊，現在又講合作，這無異於向國民黨投降；因而誤認為陳毅是“叛徒”和國民黨勸降的“說客”，將他綁了起來。
經驗豐富、有膽有識的陳毅沉著應付，一麵熱情讚揚譚餘保堅定的革命立場和高度的警惕性；一麵耐心地說明根據新形勢的變化，黨中央製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和策略，以自己的坦誠胸懷闡述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及國共合作的意義，並建議譚餘保派人去吉安等地了解情況，不可魯莽行事。
經過陳毅的耐心宣傳說服，粗中有細的譚餘保意識到形勢可能確有變化。因此，譚餘保決定按照陳毅的建議，派可靠骨幹到蓮花、安福、吉安等地了解情況，結果確有其事，並帶回了設在吉安的新四軍通訊處的有關文件布告。
在弄清情況之後，譚餘保這位在危難之際擎起湘贛邊紅軍大旗的革命領袖，含著熱淚向陳毅賠禮道歉，表示毫不猶豫地服從中央決定，將紅軍遊擊隊改編。
經過陳毅和譚餘保二人反複研究，改編整訓的地址確定在蓮花瑤坊的隴上村。
1937年11月底，堅持在湘贛邊區鬥爭的三百多名紅軍遊擊隊員分別從武功山、九隴山、五裏山、牛心山、柑子山、楊梅山等地下山，在蓮花瑤坊隴上集中，進行改編前的訓練。由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來的八路軍幹部張秀等負責政治軍事訓練。
按照東南分局、軍分會的安排，1938年1月16日，曾山和項英一同去湘贛邊遊擊區，聯係和指導改編工作。在吉安，項英、曾山會見了湘贛邊臨時省委書記、軍政委員會主席和遊擊司令部政治委員譚餘保。
第二天，項英、曾山及項英的秘書鄭伯克、新四軍組織部副部長湯光恢等人，隨譚餘保乘汽車一同前往湘贛邊紅軍遊擊隊的大本營——蓮花縣棋盤山神泉村。
曾山和項英看望了遊擊支隊政治部主任劉培善、參謀長段煥競，延安“抗大”派來幫助工作的八路軍幹部張秀、彭漢元等人，慰問了遊擊支隊的全體指戰員。
項英和曾山先後在會上講了話，對遊擊隊的同誌在三年艱苦歲月中餐風露宿，不屈不撓，為了革命堅持鬥爭的精神表示無限的欽佩，並希望大家發揚光榮傳統，練好戰鬥本領，在北上抗日中再立新功。
項英和曾山還就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及南方各省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遊擊隊改為新四軍的問題，向大家作了詳細的報告。
湘贛邊紅軍遊擊隊共有335人，槍約200支。黨員有180人。項英和曾山一起與譚餘保等研究集中編組事宜，確定：湘贛邊紅軍遊擊支隊參謀長段煥競、政治部主任劉培善，率湘贛邊紅軍遊擊隊主力編入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一營，為第一大隊；另留一特務隊，約20餘人槍，隨譚餘保留下堅持鬥爭。同時，對地方黨的工作進行了布置。
1938年2月，湘贛紅軍遊擊隊由劉培善、段煥競率領從神泉出發，途經安福、吉安、新幹、樟樹、上饒等地，開赴浙江開化抗日前線，抗擊日寇。
譚餘保等80餘名官兵仍留下堅持在湘贛邊，以便將來建立南方抗日根據地。湘贛臨時省委改為湘贛特委，由譚餘保任書記兼新四軍司令部參議。
不久，南京淪陷，九江失守，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為了安撫南方，穩定局勢，重慶方麵特電令南方各省，要加緊搞好與共產黨的合作。地處武功山周邊的蓮花縣和湖南的茶陵、攸縣相繼來函來人，邀請譚餘保下山談判，以求區域和解。
中南局書記項英親自來到武功山，不僅批準譚餘保去談判，還鼓勵他要主動開門工作，以利兩黨團結，共同抗日。
第三天，譚餘保換上新四軍軍服，在項英親自帶領下來到蓮花縣，與該縣縣長朱維漢商談遊擊隊整編時的活動範圍和軍餉供給，遊擊隊與保安團隊如何脫離接觸以及釋放政治犯等一係列問題。
談判比較順利。協議簽訂後，朱維漢設宴招待項英、譚餘保一行，他顯得特別熱情，頻頻給項英、譚餘保敬酒夾菜。
不料，這朱縣長不勝酒力，幾杯下肚，舌頭就短了，說起話來語無倫次：“譚先生，有人傳說你青麵獠牙，殺人放火，好不厲害，今日有幸相見，先生卻是風度雅致，情理通達，完全是訛傳啊！”
譚餘保感到話不是味道，本想發作，可在這個場合，又有項英在此，還是控製了自己，隻是青著臉不做聲。此時，一盤扣肉上桌了，朱維漢又信口雌黃：“譚先生，多吃點，你們在山上當土匪是難得吃到的。”
“嘭！”譚餘保怒不可遏，一拳擊在桌子上，指著朱維漢的鼻子罵道：“娘那麽皮，哪個是土匪？你今天不說清楚就不放過你！”
朱維漢嚇得兩眼發呆，冷汗直冒，任憑譚餘保怒罵，他隻是耷拉著腦袋不做聲。
項英對朱維漢警告一陣後，便對譚餘保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冷靜一點。譚餘保並不理睬項英，仍然指著朱維漢說：“簽了字的東西我認賬，如果你敢耍花招，老子的槍眼是不認人的。”說完氣咻咻地離席而去。
幾天之後，譚餘保帶著警衛員，在茶攸蓮中心縣委書記譚湯池的陪同下，如期赴茶陵談判。
譚餘保在蓮花“罷宴”的消息早已傳到了茶陵，茶陵縣長陳文彬不敢怠慢，親率黨政官員來到車站迎接。譚餘保是茶陵人，這個曾被懸賞萬元要捉拿的“土匪頭子”返鄉，看熱鬧的人把茶陵街頭擠得水泄不通。
從談判桌到招待席，陳文彬接受朱維漢的教訓，他不提過去，不談恩怨，言詞“幹淨”，不乏溢美。還老說茶陵譚姓風水好，出過大名鼎鼎的譚延闓，如今又有譚先生這一輩，弄得譚餘保點頭不是，搖頭也不是，心裏暗罵道：這家夥好滑頭。
過了好一陣，譚餘保說話了：“諸位，過去你們把我當‘匪’，今天你們把我當客，這當然是國共合作的結果。陳縣長盛宴款待，我表示感謝。但是，至今還有我們一些同誌關在你們的大牢裏，陳縣長如果真有誠意，何不當即放人。”
譚餘保這一軍將得陳文彬措手不及。為了執行協議，他不得不做出姿態，立即吩咐警察局將女遊擊隊員馮秋姑放了出來。
茶陵談判，譚餘保是比較滿意的，臨別時他握著陳文彬的手說：“陳縣長，但願我們為抗日救國共同盡力。”
譚餘保還沒有離開茶陵，攸縣縣長成道奧便派出攸縣國民軍副總隊長、譚餘保的本家譚硯華專程來茶陵迎接。但在宴會上，他居然把攸縣鏟共義勇隊隊長、譚餘保的冤家仇人洪忠陽也請來作陪，使他感到十分尷尬。成道奧是個腦瓜子很靈、頗能應付場麵的人物，一見譚餘保那副臉色，趕忙舉著酒杯站起來說：“諸位，國共合作了，本縣鏟共義勇隊早已撤銷，洪先生近日也接到本黨政府通知，將調往抗日前線任職。如今，譚先生，洪先生都是抗日軍人，讓我們攜手合作，共同為抗日幹一杯！”
譚餘保聽到這樣說，心緒稍為好了一些，在一陣陣的敬酒聲中舉起了酒杯。宴會後，洪忠陽還邀請他去做客，順便看望了女兒。
三縣談判回來，譚餘保深有感觸地說：“與他們打仗，我可不含糊，和他們談判應酬，他們又精又刁，得多長個心眼。”
1938年秋，經毛澤東提議，譚餘保被通知前往延安參加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9月2日，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曾山在新四軍駐吉安辦事處負責同誌陪同下，來到九龍山。一見譚餘保，曾山就開門見山地說：“老譚，我今天來此有兩大任務，其一，中央通知你去延安參加六中全會；其二，你和易湘蘇同誌好了這些年，也向組織提過要求，由於戰爭原因，拖了這麽久，如今水到渠成，你們今晚就結婚吧，我來當證婚人，至於手續可以到延安去補辦。”
1938年9月8日晚，譚餘保與易湘蘇在攸縣一家小客棧裏舉行了婚禮。幾碗泡茶、幾包香煙，連警衛員在內也隻有十來個人，就像一個小小的茶話會。
曾山宣布說：“我代表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批準譚餘保、易湘蘇同誌結為夫妻，同時還批準易湘蘇及周勝武、陳斌兩名警衛員隨譚餘保同誌後天一起赴延安！”小客棧頓時響起了一陣陣掌聲。
兩天後，譚餘保、易湘蘇一行數人奔赴延安，開始了新的征程。
湘南遊擊隊的改編
湘南遊擊區位於湖南、廣東、江西三省交界處，以湖南南部廣大地區為主。這裏山嶺綿亙、峰巒起伏、溝壑縱橫。
1934年8月，湘贛蘇區的紅六軍團奉命西征。此後，湘贛蘇區即轉入三年遊擊戰爭時期，隸屬湘贛蘇區的湘南遊擊區也同時進入了新的鬥爭階段。
1936年4月下旬，周禮和遊世雄、李國興率領湘粵贛特委和遊擊隊200餘人，由桂東經資興轉移到安仁縣豪山潭灣村的神堂背，與茶陵、安仁、酃縣、永興邊區委員會負責人陳梅連領導的遊擊隊100多人勝利會師。潭灣是一塊方園百裏巍然屹立在敵軍圍困中的遊擊根據地。陳梅連領導的遊擊隊，就活躍在這一帶崇山峻嶺之中。同時因為湘南特委機關於1935年冬也轉移到潭灣，因此湘粵贛特委與湘南特委就在潭灣會合了。
1936年5月27日，紅軍遊擊隊在潭灣杉木壟召開了兩個特委的聯席會議。湘南特委出席會議的有徐克全、劉霞、陳梅連、陳亞元等；湘粵贛特委出席會議的有周禮和遊世雄、李國興、王赤等，會議決定撤銷湘粵贛特委，合並成立新的湘南軍政委員會及其領導下的新的湘南特委。
會議推選徐克全為軍政委員會主席，周禮為副主席兼湘南特委書記，遊世雄為湘南特委軍事部長，劉霞為組織部長，李國興為宣傳部長，陳梅連及各縣負責人為委員。
湘南赤色遊擊隊大隊和粵贛湘邊區遊擊大隊合編為一個支隊，遊世雄為支隊長，下分兩個大隊。原粵贛湘遊擊大隊為湘南赤色第一遊擊大隊，趙書良為隊長；原湘南赤色遊擊大隊為第二大隊，譚經武為大隊長，譚綏眉為政委。
後來，在湘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克全逃跑後，湘南軍政委員會無形中取消了，隻剩下湘南特委。在特委的領導下，湘南遊擊隊終於勝利渡過了三年遊擊戰爭。
1937年9月下旬，中共贛粵邊特委派出人員，將新四軍副軍長項英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義發出的指示信送到桂東西邊山湘粵贛邊區紅軍遊擊支隊。
信中說：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黨中央製訂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決定與國民黨合作，共同抗日，將南方各省區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抗日武裝。指示遊擊支隊可就合作抗日的問題與當地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但要提高警惕，不能輕易下山，一切待命行動。
由於湘粵贛邊區紅軍遊擊支隊一直轉戰在東邊山、西邊山的崇山峻嶺之中，國民黨反動派又對東邊山、西邊山嚴密封鎖，致使遊擊支隊與項英、陳毅等領導的中央分局機關中斷了二年的聯係，不知道國共已經合作，遊擊支隊接到這突如其來的信息，出於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起初對此甚為懷疑，他們認為國、共兩黨相互敵視，已打仗十年，怎能一下子就化幹戈為玉帛而進行合作呢？懷疑是國民黨反動派設的騙局。
正在這時，前往湘南特委聯係工作的羅新成、顧星奎趕了回來，他們也說從國民黨的報紙上看到過有關國共合作的文章。
雖然如此，不少人仍心存疑竇。於是，支隊長遊世雄派顧星奎等隨贛粵邊特委派來的交通員前往江西大餘縣池江中央分局所在地證實指示信是否屬實。
中央分局的楊尚奎會見了羅新成、顧新奎，向他們著重講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複強調在談判中不能放棄原則，決不能讓國民黨吃掉我們。顧星奎等返回西邊山後，將上述情況向遊擊支隊黨組織作了傳達。
至此，湘粵贛邊區紅軍遊擊支隊才消除疑慮。支隊隨即召開黨委會議，統一了認識，指戰員們紛紛表示，擁護黨中央的決策，堅決貫徹執行，決定派人與國民黨桂東縣政府談判。
遵照中央分局的指示精神，1937年10月初，湘粵贛邊區紅軍遊擊支隊負責人遊世雄帶領顧星奎、曾昭墟、肖國天下山至桂東縣西邊山的桃寮，就國共合作、團結抗日、遊擊隊下山集中等問題與國民黨湖南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郭大維、桂東縣政府代表黃存善等人進行談判。
談判期間，國民黨代表以國共合作應全國統一於一個政府、軍隊統一編製、統一指揮為借口，采用官祿引誘與強硬威脅相結合的手段，企圖將湘粵贛邊區紅軍遊擊支隊編入國民黨保安團。
遊世雄等堅決駁斥了國民黨代表的荒謬言論，認為這是借合作之名吞並湘粵贛邊區紅軍遊擊支隊，明確地表明了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抗日武裝的堅定立場。
經過一番唇槍舌劍的談判鬥爭，最後，雙方達成了互不侵犯、合作抗日的四項協議：（一）雙方停止敵對行為，確定沙田為湘粵贛邊區紅軍遊擊支隊集中地點，周圍60華裏由遊擊支隊設防作為紅軍遊擊隊活動的地點；（二）紅軍遊擊支隊集中改編期間，國民黨桂東縣政府保證如數供給給養；（三）釋放所有被捕坐牢的共產黨員、紅軍遊擊隊隊員及革命群眾；（四）除遊擊隊派員與有關縣取得聯係外，國民黨派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議郭大維為常駐沙田代表，以便雙方聯絡交涉。
接著，遊世雄等又赴汝城與郴州保安副司令胡鳳璋及汝城縣長淩惕淵進行談判，經雙方洽商，達成了“國民黨郴州保安司令部解除對東邊山、西邊山遊擊支隊的敵對行為的協議。
遊世雄離開汝城時，胡鳳璋、朱揚榮分別送給他一頭騾子和一件狐皮大衣，郭大維送還了遊世雄在西邊山鬆坑突圍中失散的兒子遊懷春。至此，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在桂東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