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中旬，按照遊擊支隊代表與國民黨桂東縣當局等代表談判所達成的協議精神，湘粵贛邊區紅軍遊擊支隊下山到桂東沙田集中，並進行整訓、擴軍。整訓的主要任務：（一）對部隊進行政治教育，認清形勢，明確新任務，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英明決策，國共合作，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二）進行軍事訓練，提高部隊的戰略戰術水平；（三）深入群眾開展宣傳工作，發動青年報名參軍，保家衛國。
整訓期間，遊世雄、王赤向部隊傳達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以及以民族利益為重，實現國共兩黨合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集中力量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偉大意義。
隨後，製訂了群眾工作計劃，組成群眾工作組，深入周圍農村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
經過廣泛開展群眾工作，縣內的青年紛紛要求參軍抗日，王桂馥、陳炳才、扶有餘、李明、郭英才、郭名興、郭玉恒、周斌等200餘人參軍，遊擊支隊的隊伍由原來的300多人擴展到500多人。
通過整編，湘粵贛邊區紅軍遊擊支隊奉命改為“湘粵贛邊區人民抗日義勇軍”。
下轄兩個支隊，原西邊山遊擊隊為第一支隊，遊世雄任支隊長兼政訓員；原東邊山遊擊隊為第二支隊，方玉明任支隊長，王赤任政訓員。
此時，北山區委代表羅紹增經思順、上堡等地來到沙田與遊擊隊取得聯係，並轉達了遊擊支隊到大餘池江集中整編的指令。
12月5日，湘南特委代表遊世雄派楊漢林、鍾樂喜赴江西大餘池江中央分局向項英、陳毅匯報湘粵贛邊區紅軍遊擊支隊在沙田集中整訓的情況，並請示行動命令。
12月下旬，在湘粵贛邊區人民抗日義勇軍開赴大餘池江集中的前夕，桂東縣各界人士在縣城醒鍾樓前舉行隆重集會，歡送遊擊支隊開赴抗日前線。
會上，國民黨桂東縣黨部負責人張恕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縣長顏宗魯向遊擊支隊贈送了錦旗，上書嵌入遊世雄之名的對聯“世勢艱難，相期共濟；雄才大略，定建殊勳”，旁題小字：“世雄隊長吾兄，請纓抗日，衛國保家，鵬程萬裏，其誌可嘉，於其行也，爰選聯語，以誌紀念，並代表桂東民眾同伸賀忱”。桂東縣和汝城縣的群眾紛紛前往慰問，送來許多慰問信和大批慰問品。
1937年12月28日，遊世雄等接到中央分局下達的命令後，湘粵贛邊區人民抗日義勇軍部分隊伍由桂東沙田開往江西省崇義縣思順，繼續集中訓練。
當日，支隊部致函崇義縣政府：“敞隊奉令開拔崇義過埠等處集中整理訓練，北上抗戰，應請貴府查照，布予以軍需品和給養之接濟維持，以免軍困。”並派代表前往縣政府交涉，要求備供給養，另籌製棉軍服150套。起初，崇義縣政府對遊擊隊要求予以推卸。但由於遊擊隊堅持有理、有節和有利的說理鬥爭，迫使縣政府召集地方各界人士開會討論決議，“暫予維持，所需費用，即就地方墊借，部隊離開後再行核實造冊，呈請上峰設籌歸還。”
至1938年2月上旬，湘粵贛邊區人民抗日義勇軍編為五個中隊、一個宣傳隊，由遊世雄、王赤率領，分期分批從沙田出發，經江西的崇義等縣抵達大餘縣池江集中，編入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二營及第三營的一部。
1938年2月15日，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二營及第三營在項英、陳毅的領導下開赴皖南抗日前線，抗擊日本侵略者。
在湘粵贛邊遊擊隊走上抗日前線的同時，原湘南特委書記王濤由延安返回湘南。王濤於1934年11月紅軍長征經過湘南之際，奉命率領遊擊隊員隨紅軍長征。
長征勝利後，王濤以新四軍中校秘書的身份，從延安回湖南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經張治中同意，王濤在郴州設立“新四軍駐郴州通訊處”。
1938年2月，經省委和中央許可，重新組建湘南特委，王濤任書記，周禮任組織部長，盧文任宣傳部長，蔡堅任職工部長，穀子元、謝竹峰、顧星奎、林長春為委員。
為了合作抗日，根據中央指示，湘南特委決定對當地的遊擊隊進行整編。
在整編遊擊隊工作之初，大部分幹部戰士對國共合作不理解，不相信國民黨會與共產黨合作，因而不願意下山接受整編。他立即在郴州萬勝旅館等地，舉辦黨員幹部訓練班，從理論上和思想上解決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認識問題。
接著，又同其他特委深入樂昌、乳源、宜章等遊擊區，向遊擊隊幹部戰士做思想政治工作。
1938年2月，湘粵邊赤色遊擊大隊在坪石附近的坳丘集中，開往宜章赤石三望坪學校集中整訓，改名為湘南紅軍遊擊隊第一大隊，李林任大隊長。新四軍幹部謝忠良等4人擔當教員，隊伍很快擴大為130餘人。
2月下旬，劉厚總率湘南赤色遊擊隊第三大隊也到江頭劉家祠集中整訓，擴充至一百七八十人。4月上旬，李林率湘南紅軍遊擊隊第一大隊也開至耒陽江頭劉家祠。李林部改編為新四軍暫編第一大隊，劉厚總部改編為新四軍暫編第二大隊，兩部共計300餘人。
11日，李、劉兩部告別了他們堅持了三年多艱苦鬥爭的湘南遊擊區，經東灣、毛栗衝、竹塔市、錫裏洞、灶市、株洲，南昌、岩寺等地，抵達安徽太平，編入新四軍特務營，踏上了抗日戰爭這個新的革命征程。
鄂豫皖邊遊擊隊的改編
鄂豫皖邊遊擊區位於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別山區，是南方三年遊擊戰爭十五塊遊擊區中較大的一塊遊擊區。
1935年春至1937年冬，第三次重建的紅二十八軍在與黨中央失去聯係的情況下，以安徽嶽西縣山區為基地，轉戰於鄂豫皖三省45個縣，勝利地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遊擊戰爭。
1937年7月，在嶽西大崗嶺的一個小茅棚裏，皖西特委書記、第二十八軍八十二師師長何耀榜找來一隻破瓷碗，倒上菜油，從衣服上撕下一塊布當成燈芯做成一盞油燈，開始閱讀一份文件。
這份文件的淵源頗為久遠。當時，紅二十八軍政委高敬亭帶領著紅二十八軍在大別山孤軍奮戰已有近三年時間。高敬亭多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及鄂豫皖省委，也嚐試派遣交通員去陝甘地區，但始終沒有和組織聯係上。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也多次派人到鄂豫皖邊區尋找紅二十八軍，但始終未果。
然而一次偶然的巧合卻讓久未聯係的中共中央與紅二十八軍聯係上了，其中的關鍵人物是一名叫薑術堂的國民黨低級軍官。
薑術堂在1936年秋天向紅二十八軍投誠，要求參加紅軍。考慮到當時的情況複雜，何耀榜勸說薑術堂回鄉，等以後形勢好轉再來參加紅軍，並交給他一個重要任務，讓他利用回鄉的機會到陝西打聽中共中央的消息，向中央報告紅二十八軍的情況。
不久之後，西安事變發生，很快得到和平解決。想起何耀榜的囑咐，已經回到河南老家的薑術堂便來到西安，找到了中共中央設在那裏的辦事處，受到了西安辦事處林伯渠處長、紅軍總政治部王稼祥主任等的接待。在聽完薑術堂關於紅二十八軍堅持鄂豫皖邊區三年遊擊戰爭的簡單匯報後，王稼祥讓人給了薑術堂一些文件和宣傳材料，委托他轉交給紅二十八軍負責人。
隨後，薑術堂回到了嶽西，找到何耀榜，並向其匯報了西安之行的情況，還帶來了《八一宣言》、《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等文件和宣傳材料，主要內容是對西安事變應有的認識、國共談判的意義、辦法和條件等。
看到這些文件，何耀榜認識到，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變，必須向高敬亭匯報。7月13日，何耀榜將文件和宣傳資料遞交給高敬亭。
而在此之前，高敬亭也已經從報紙上了解了一些關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信息，讓他對停戰談判的事有了心理準備。
中共中央在1937年4月15日告全黨同誌書中強調指出，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國革命已進入了新的階段。
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中國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而其他中國內部的矛盾則處於從屬地位。為此，黨中央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和“聯蔣抗日”、“國共合作”的主張。中央要求全黨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兩年多沒有接到上級黨組織指示的高敬亭，這次麵對黨中央的指示，既喜悅又震驚。擺在他麵前的工作複雜而又簡單，因為他要和拚殺多年的對手握手言和。
在沉思許久後跟何耀榜商量很多，並組織大家開會學習中央文件，組織大家討論。最後高敬亭決定向國民黨鄂豫皖邊區督辦公署發出舉行停戰談判倡議。
7月15日，高敬亭以紅二十八軍名義寫了一份公函給衛立煌，派便衣隊交通員金孝廣送至國民黨嶽西縣第三區公所。第三區區長李德保接到紅二十八軍的信後，立即向嶽西縣政府報告。
對於高敬亭提出和談，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也很意外。在對手國民黨軍隊看來，高敬亭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當時高敬亭帶著上千人的隊伍，在大別山牽製了國民黨六十八個團共計17萬正規部隊，還有十餘個地方保安部隊力量。
當時，國民黨豫鄂皖邊區督辦公署主任衛立煌正在廬山開會。接到匯報後衛立煌立即下令，願意與紅二十八軍舉行停戰談判。
當日，鄂豫皖邊區督辦公署嶽西辦事處回信表示願意談判，並派趙參謀前來蛇形崗商談。
國軍為什麽反應這麽快，是否其中有詐？因“活捉高敬亭者賞洋5萬，活捉何耀榜者賞洋2萬”的布告到處都有張貼。高、何二人思索著。
但經過一番政治、軍事分析以後，高敬亭決定自己不出麵，由何耀榜化名為紅二十八軍八十二師警衛隊的吳隊長，帶著10名戰士前往蛇形崗，與趙參謀接頭試探，並以示誠意。
下午，何耀榜帶領了十來名紅軍戰士來到了蛇形崗炮樓附近，嶽西縣第三區區長李德保走出炮樓來與其接頭。在雙方互報身份時，何耀榜機警的稱自己是紅二十八軍警衛隊隊長，之後那個負責接頭的趙參謀便出來與其見麵。
剛見麵時趙參謀居高臨下，氣勢逼人。聽說對方是警衛隊長就是：“你們的代表呢？不見正式代表是不能談判的”。
何耀榜回答道：“我是奉命來接頭的，並不是來談判的。你有什麽話我可以向代表轉達”。
趙參謀聽此言便擺出一副勝利者的姿態說道：“交一挺重機槍獎500元，交一挺輕機槍獎150元，盒子槍100元，長槍80元……”
沒等那趙參謀把話說完，何耀榜便厲聲駁斥：“這不是談判，這是在做買賣！國難當頭，國共兩黨都以民族利益為重。你回去問問你們衛督辦，他是真談判還是假談判？是想當亡國奴還是相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想，國共兩黨拋棄前嫌，團結抗日，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
沒等趙參謀回去請示，區長李德保又匆匆趕來，叫趙參謀回炮樓接電話。李德保告訴何耀榜說，嶽西縣縣長已經接到衛立煌命令。不管在任何地區，如果有高敬亭領導的紅軍發起談判，當地軍隊不得與其發生武裝衝突，地方政權不能製造麻煩，而且還要供應給養。正因為如此，縣長才要趙參謀去接電話，聽取衛立煌的指令。
果然趙參謀接完電話後趕回接頭地點時說話口氣變了，並連聲歉意。
在此情況下，何耀榜向李德保提出，關於談判的事國民黨方麵要有誠信的態度和明確的回答。雙方約定當天傍晚六點在離蛇形崗20裏外的南田再次碰頭。
當時高敬亭也就在南田，靜觀談判接頭的進展。何耀榜到達南田後，把接頭經過向高敬亭作了詳細匯報。二人一起分析國民黨的態度。
經過分析，高敬亭認為由於談判是紅軍主動提出來的，國民黨方麵措手不及，思想準備不足。特別下層軍事人員不理解上級的意圖，甚至還僵守在過去的立場上，企圖一金錢誘降的辦法來達到目的，同時又在軍事方麵施壓，使紅二十八軍在談判中處於劣勢。這說明談判將是艱難的，軍事威脅也依然存在。
為了防止國民黨部隊派部隊來南田襲擊，何耀榜建議高敬亭先離開南田。但高敬亭沒同意，他堅持要與何耀榜一起處理談判問題。
到傍晚六點，區長李德保來到了南田，他帶來消息說衛立煌要派他的高級參謀劉剛夫到嶽西同紅軍談判。
李德保又問談判代表是誰，此時何耀榜即亮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和姓名，說自己就是談判代表。
何耀榜的勇氣與膽識也讓李德保欽佩，李德保也做了自我介紹。並表示在談判中會幫紅軍的忙。
7月17日，皖西保安司令部一名姓郭的副官來到嶽西縣第三區區公所，與李德保一道會晤了何耀榜。
19日，郭副官又與李德保一起來到了何耀榜的駐地，對談判事項做出了具體商談。並告訴何耀榜衛立煌督辦的正式代表劉剛夫已於18日到達嶽西，請何耀榜代表去嶽西縣城談判。
何耀榜表示他願意去縣城，但國民黨圍攻紅軍的部隊必須後撤20裏，如果不撤，說明國民黨還不是誠意要談判。
何耀榜提出要去縣城談判這點是必需的，也是很及時的。自7月15日紅二十八軍向國民黨提出停戰協議後，自己所在的位置已經完全暴露了出來，國民黨第三十二師已在紅二十八軍駐地的外圍形成了包圍圈，並逐漸向內推進。
連日來，紅二十八軍手槍團二、三分隊和地方遊擊隊、便衣隊正在外圍與三十二師部隊激烈的戰鬥著。在戰鬥中，吳雲霞領導的中共潛山縣工委的全體人員壯烈犧牲。如果國民黨不是真心談判，繼續向內收縮包圍圈，紅二十八軍的處境將十分危險，必須實施突圍。
慶幸的是經郭副官電話向其上級匯報後，當天中午國民黨部隊就開始後撤。至此，國民黨對停戰談判誠意有所顯現，紅二十八軍駐地及軍政領導人的安全也能保障，停戰談判也能繼續進行。
7月20日，在郭副官和李德保的陪同下，何耀榜騎馬來到了嶽西縣城所在地的衙前。而衛立煌的全權代表劉剛夫也來到了衙前。
在縣政府裏，何耀榜與劉剛夫就舉行談判的若幹問題做出了初步磋商。何耀榜也與衛立煌通了電話。衛立煌表示他可以下令停戰，同意保障紅二十八軍供給，同意九河一帶為紅二十八軍及遊擊隊的集合地。
衛立煌建議雙方組成代表團、談判委員會和文件起草委員會。為了保證談判期間紅軍的安全和談順利進行，何耀榜再次提出圍困紅軍的國民黨軍隊必須再後撤20裏，此議得到國民黨方麵同意。
雙方定好在嶽西縣青天畈的上青小學舉行談判。青天畈離紅二十八軍大本營鷂落坪很近，在紅二十八軍的控製範圍內，也是革命老區。上青小學設在汪氏宗祠內，這所小學也是有共產黨員所創辦的。
7月22日，紅二十八軍與國民黨豫鄂皖邊區督辦公署代表在上青小學進行正式談判。
紅二十八軍全權代表是何耀榜，高敬亭以軍政治部主任李守義的身份參加談判，國民黨方麵的全權代表是劉剛夫。
經過了6天的拉鋸式談判，國共雙方達成一致的條款。紅二十八提出來的有12條，國民黨方麵提出來的有7條，主要內容包括：雙方停止敵對行動，紅軍不打土豪，紅二十八軍集中地點以湖北省黃安縣七裏坪為中心，開赴抗日前線所用交通工具由國民黨方麵負責，如數退賠被沒收的紅軍家屬的財物。
7月28日，紅二十八軍與國民黨豫鄂皖邊區督辦公署停戰協議書的簽字在嶽西縣九河朱家大屋隆重舉行。這天，九河朱家大屋張燈結彩，操場上搭著高大戲台。上午雙方代表在鑼鼓和鞭炮聲中步入了朱家大屋前廳，正式舉行簽字儀式。
何耀榜、劉剛夫作為全權代表在停戰協議書上簽字，為半個月的談判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1937年8月，嶽西和平談判的消息向春風一樣吹遍了鄂豫皖地區，嶽西人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大街小巷鑼鼓喧天，村頭田野旗幟招展，往日冤家成了朋友。萬眾一心，抗擊民族敵人，槍口對外，打擊侵略者。
高敬亭在參加九河簽字後的當天，立即趕回鷂落坪，看望與他們生死與共的鷂落坪人民。他代表紅軍來向與紅軍三年生死與共的鷂落坪親人們告別。
高敬亭在鷂落坪召開桐舒指揮部、潛太遊擊隊和潛太宿工委會議，傳達了鄂豫皖邊區國共談判、九河簽字的協議精神，並決定皖鄂邊特委所屬便衣隊全部到土門結集。
鷂落坪會議後，紅二十八軍在嶽西及鄰近各縣張貼如下告示：當此國難日亟、民族危亡之際，凡本部同仁願意抗日者，一律到湖北省黃安縣七裏坪集合。
8月上旬，高敬亭率領紅二十八軍從鷂落坪出發，經霍山縣到七裏坪集中、整編。
紅二十八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從此，高敬亭率部開始了東進抗日的征途。
鄂豫邊遊擊隊的改編
1936年1月4日夜，鄂豫邊紅軍遊擊隊在信陽縣吳家尖山北側的東小石嶺村成立。參加遊擊隊成立會議的共有7個人，武器僅有兩支長槍和一支短槍。
會議決定由省委書記張星江兼任遊擊隊指導員，周駿鳴任隊長，王春義任副隊長。此時的遊擊隊盡管力量十分弱小，但掀開了邊區革命曆史的新篇章，標誌著鄂豫邊區遊擊戰爭的開始。
到1937年初，遊擊隊迅速發展到130人左右，擴建為鄂豫邊紅軍遊擊大隊，下轄3個長槍隊。一個手槍隊和一個少年先鋒隊。遊擊區以確、泌、信、桐4縣交界處為中心，縱橫五六十公裏。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在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局麵初步形成的形勢下，中共北方局於1937年3月給鄂豫邊省委和遊擊隊下發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停止執行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方針政策，停止打土豪和向國民黨政權進攻；遊擊隊可通過和平談判改編為合法的地方民團，也可就地解散。
北方局的指示在省委和遊擊隊中引起了很大震動和爭論，多數同誌認為這一指示難以在鄂豫邊區執行。不久北方局又下發指示信，要求省委不要解散遊擊隊，並要求派兩人到北方局匯報工作。
為此，省委派周駿鳴、鄧一飛去了北平。在向北方局匯報工作後，鄧一飛返回邊區，周駿鳴則轉赴延安向黨中央匯報，請示解決鄂豫邊區工作方針與政策的轉變問題。
國民黨中央政府在“西安事變”後雖然表麵上接受了我黨關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但實際上並未真正貫徹落實，而是繼續頑固推行“北和南剿”的方針，加緊調兵遣將，“圍剿”我南方各遊擊根據地。
1937年5月，蔣介石調集30萬軍隊全麵“進剿”鄂豫皖、鄂豫邊遊擊區。其東北軍第一二九師受命進駐泌陽後，將所轄王理環團部署在王店、高邑、馬穀田一帶，對省委和遊擊隊構成了較大威脅。
麵對國民黨的重兵“清剿”，鄂豫邊省委認真分析了當時的形勢特別是第一二九師的情況，認為該師曾參加“西安事變”，受共產黨影響較深，且因家鄉東北淪陷，多數官兵懷有較強的抗日情緒，即決定主動對其開展統戰工作。
省委先後派上中玉、李子健同王理環團的代表田作舟談判，經多次磋商，雙方達成如下秘密協議：東北軍應向紅軍提供軍事情報，對付國民黨及地方頑固勢力的進攻；雙方任何一方受到襲擊，對方有協助反擊的義務；必要時東北軍應支援紅軍槍支彈藥；東北軍不侵犯遊擊區群眾利益，並有保護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之義務；紅軍方麵不封山，保證山貨、柴草、糧、菜、肉、蛋等在城鎮上公買公賣，以解決東北軍給養問題。
秘密協議簽訂後，遊擊區的緊張局勢遂告緩和。但這一情況很快被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主席劉峙得知，劉電令第一二九師立即向紅軍進攻，“違者撤職，嚴懲不貸”。
王理環團長曾派人向遊擊隊報告了劉峙電報一事。但在省委機關尚未安全轉移的情況下，該團三營反動營長呂偉績突然帶人襲擊了省委機關及設在管驛村的文印室，逮捕了省委宣傳部長鄧一飛及多名黨員和進步群眾，使該地區的形勢驟然發生劇變。
為避免再遭受損失，王國華帶領遊擊隊轉移到湖北應山、隨縣一帶活動。不久，第一二九師撤離泌陽，遊擊隊重返確、泌邊遊擊區。
在這期間，遊擊隊由於執行北方局的指示，停止了“打壞貨、拉土豪”，致使經濟來源斷絕，思想極度混亂，還接連發生了兩次隊員逃跑事件，為此，遊擊隊被迫精簡人員。
6月11日，在追擊鄧莊鋪聯保主任王廷傑的戰鬥中，隊長陳香齋不幸犧牲，遊擊隊的處境更加困難。7月初，遊擊隊銳減至59人，幹部戰士思想茫然，士氣異常低落。
正當鄂豫邊省委和遊擊隊幾乎陷於絕境時，周駿鳴帶著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了邊區。他於1937年4月隨同北方局聯絡員到達延安後，向中央組織部及負責籌建河南省委的朱理治匯報了鄂豫邊區和紅軍遊擊隊的情況。之後參加了黨的蘇區代表會議和白區代表會議，並聽取了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報告。
中央十分重視鄂豫邊區的工作，針對國民黨不承認遊擊隊，而且加緊“清剿”的實際，朱德明確指示周駿鳴，要猛烈地擴大遊擊隊，待擴大到國民黨消滅不了時，他們就會主動同你們談判的。
毛澤東還親自審批了朱理治擬訂的關於發展鄂豫邊區的工作方針，即在消滅和爭取當地土匪的鬥爭中，大力擴充遊擊隊，並注意和當地開明士紳及政府建立統戰關係，以便爭取合法存在，作為將來的抗日武裝。為加強鄂豫邊區的領導力量，中央和北方局分別派胡龍奎和劉子厚到鄂豫邊區工作。
1937年7月中旬，周駿鳴偕同胡龍奎回到鄂豫邊區後，為盡快扭轉被動局麵，邊區省委在泌陽縣碾盤溝召開了擴大會議。
會議在聽取周駿鳴、胡龍奎傳達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精神的基礎上，結合鄂豫邊區的實際，作出了大力擴充遊擊隊，恢複整頓黨的各項工作，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決議。
同時決定調整邊區省委和遊擊隊的領導，由仝中玉任省委書記，胡龍奎任組織部長，劉子厚任統戰部長，周駿鳴、王國華分別擔任遊擊隊隊長和指導員。
會後，隨著會議精神的逐步貫徹落實，邊區各縣黨組織和農民自衛武裝經過整頓普遍恢複活動，並不斷得到發展。
尤其是通過大力加強抗日宣傳工作，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已經或正在轉化為每個黨員幹部和愛國誌士的具體行動。
在各級黨組織的積極動員下，一批進步青年參加了遊擊隊，原被遣散的一些遊擊隊員也主動歸隊，重新回到革命的懷抱，使遊擊隊迅速恢複到100多人。
在鄂豫邊區形勢開始出現轉機的重要時刻，遊擊隊得到了鄂豫皖邊區紅二十八軍的有力支援。
1937年7月下旬，紅二十八軍第二四四團第一營在營長楊克誌、政委曹玉福的帶領下，越過平漢路抵達桐柏山區。
數日後，鄂豫邊紅軍遊擊隊在桐柏縣老虎爬村與第一營會合。為了幫助遊擊隊掃除發展的障礙，第一營決定與遊擊隊聯合作戰，拔除信陽縣西北最反動的地主土圍子蔡衝。
7月24日，遊擊隊和第一營經長途冒雨行軍接近蔡衝外圍。按照預定戰鬥方案，遊擊隊化裝成“土匪”，先行抵近蔡衝喊話，以武力要挾大土豪蔡守恭捐獻槍支、錢糧。
第一營當時身著國民黨軍眼，則冒充國民黨軍緊隨遊擊隊之後佯裝剿匪，誘使蔡衝守敵開門迎接。
第一營和遊擊隊乘機衝入寨內，一舉攻克了蔡衝，共繳槍20多支，子彈5000多發，還有大批的錢糧和衣物。其中糧食、衣物分發給當地群眾，槍支彈藥全部裝備了遊擊隊。
9月中旬，鄂東北道委書記胡繼亭、紅二十八軍第二四四團副團長林維先根據軍政委高敬亭的指示，率軍部特務營和手槍團第二分隊，來鄂豫邊區傳達紅二十八軍已同國民黨達成停戰協議等情況，並帶給鄂豫邊紅軍遊擊隊部分活動經費。
紅二十八軍部隊在信陽縣吳家尖山地區與遊擊隊匯合後，應隊長周駿鳴的要求，決定長途奔襲泌陽縣，拔除鄧莊鋪、馬穀田等反動據點。
9月17日上午，身著國民黨軍服的紅二十八軍部隊抵達鄧莊鋪南門，聲稱是東北軍某部路過此地，要求門衛通知聯保主任王廷傑出寨迎接。
然後乘機尾隨門衛進入寨內，以快速動作解除了守寨保丁的武裝，並逮捕了雙手沾滿共產黨人鮮血的反動聯保主任王廷傑，將其押赴王樓村附近處死。
接著，紅二十八軍部隊和遊擊隊乘勝出擊，又連克馬穀田、高邑等反動據點。爾後，紅二十八軍部隊在確、泌邊界駐紮了半個多月，掩護、支持遊擊隊的鬥爭。
紅二十八軍部隊的兩次支援，極大地震懾了當地反動勢力，鼓舞了人民群眾的鬥誌，為鄂豫邊紅軍遊擊隊的發展和開創邊區團結抗戰的新局麵，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為了鞏固發展鄂豫邊區的形勢和促進邊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1937年9月下旬，鄂豫邊省委和遊擊隊領導在泌陽縣召開會議，決定將遊擊隊改編為“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製作一麵團旗，公開打出抗日旗幟開展活動。並作出了加強抗日宣傳、擴大群眾抗日武裝、爭取瓦解土匪隊伍，以及進一步號召廣大青年參軍等項決定。
會後，遊擊隊在鄧莊鋪進行了改編，由周駿鳴任團長，王國華任政治委員兼政治處主任，馮景禹任副團長，文敏生任政治處副主任。
獨立團下轄兩個營和一個手槍隊、一個少年先鋒隊。為加強部隊思想政治工作，團政治處下設組織科、宣傳科和民運科。
各連隊還建立了俱樂部，具體組織部隊的政治、文化學習。獨立團團部與省委機關一並設在泌陽縣鄧莊鋪、焦竹園，使這一地區成為領導邊區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和後方。
為便利開展鬥爭，獨立團成立不久即兵分兩路，在周駿鳴、王國華的帶領下邊宣傳武裝群眾，邊清除頑固勢力，並連克信陽縣大梨園，泌陽縣王店、賈樓等反動地主圍寨，使縱橫五六十公裏的遊擊區連成一片。
以獨立團成立為標誌，鄂豫邊區的抗日救亡運動呈迅猛發展之勢。在邊區省委的正確領導和在抗日形勢的感召下，泌陽、確山、桐柏、信陽、新野、唐河等縣的抗日自衛會、自衛隊組織得到進一步鞏固與發展。邊區各縣的抗日救亡組織如抗敵後援會、青年救國會等，也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
一些國民黨地方實力派、民團及遊擊區內的多數聯保主任、保長順應抗戰形勢要求，紛紛向我黨靠攏，積極與省委和獨立團建立統戰關係。
與此同時，邊區各縣黨組織掀起動員青壯年參加獨立團的熱潮。有數支土匪武裝在地下黨的爭取下接受了獨立團改編。
中共河南省委也陸續選送了大批愛國青年、學生到鄂豫邊區工作，使獨立團迅速發展成為一支600餘人的抗日武裝。
尤其是各地青年學生到達鄧莊鋪、焦竹園後，朝氣蓬勃，鬥誌旺盛，充分發揮特長，組織編印宣傳材料和識字課本，開辦婦女、兒童識字班，幫助群眾學習文化。
還在機關、部隊和群眾中教唱抗日歌曲，舉辦晚會，演活報劇，揭露日軍的暴行，《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等革命歌曲猶如戰鬥號角響徹桐柏山區，激勵、鼓舞著邊區人民用高昂的抗日救國熱忱，去迎接團結抗戰新局麵的到來。
全國抗戰爆發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協議的達成，使國內政治形勢發生急劇變化。
在新的形勢推動下，國民黨河南省地方政府開始尋求與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舉行“和談”，預謀削弱乃至消滅獨立團。由於他們對談判毫無誠意，並另有他圖，使整個談判過程充滿著尖銳、複雜的鬥爭。
1937年10月間，國民黨河南省第9行政區公署專員武旭如在確山、信陽、桐柏、泌陽、羅山縣縣長的陪同下，到信陽縣邢集尋找獨立團談判，同時秘密將上述5個縣的保安團和一個國民黨正規團部署在邢集附近，欲借談判之機對獨立團實行“會剿”。
鄂豫邊省委及時識破了敵人的陰謀，根據中央有關談判注意事項的指示，決定獨立團主要領導暫不出麵，由團政治處副主任文敏生作為談判代表，並迅速將獨立團調離信陽地區。還要求把談判地點改在群眾基礎較好的吳家尖山。
在文敏生赴吳家尖山談判期間，武旭如等發現獨立團去向不明，而且又是初次與獨立團代表接觸，未敢輕舉妄動。第一次談判就這樣匆匆收場。
11月下旬，武旭如帶原班人馬氣勢洶洶地來到確山縣竹溝鎮，再次要求與獨立團會談，並提出要親自與周駿鳴團長談判。企圖利用談判扣留周駿嗚，迫使獨立團繳械投降。
為防止敵人故伎重演，邊區省委和獨立團決定派獨立團第一營政委張明河作為代表到竹溝談判。武旭如見無法誘使周駿鳴出麵，便大施**威，揚言要在3日之內消滅獨立團。
張明河針鋒相對，當場揭穿吳旭如假和談真反共的陰謀。武旭如無奈，隻好提出獨立團今後隻準在泌陽縣鄧莊鋪、信陽縣吳家尖山一帶駐紮。其它問題獨立團可與確山、泌陽縣縣長具體洽談。爾後即離開了竹溝。
次日，張明河到確山縣城與確山縣長全子傑等繼續談判，因雙方意見存在嚴重分歧，談判未果。
事隔不久，省委派統戰部長劉子厚作為獨立團談判代表，在信陽縣蘆莊與確山、信陽、羅山等縣縣長舉行了第三次談判。
經劉子厚據理力爭，雙方達成如下協議：部隊改編問題由獨立團同國民黨河南省政府談判解決；在同省政府談判期間，獨立團應暫駐泌陽縣鄧莊鋪、信陽縣吳家尖山一帶；國民黨軍隊不再向獨立團進攻；獨立團給養由信陽、羅山、確山、泌陽、桐柏等縣政府負責供應。按照該協議，談判後除確山、泌陽縣政府送給獨立團少量經費和糧食外，其他各縣均未付諸實施。
為爭取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和促進邊區團結抗戰局麵的形成，1937年12月初，鄂豫邊省委在鄧莊鋪召開會議，重點研究了同國民黨的談判問題，決定派劉子厚為代表，並由張明河陪同，赴開封與國民黨河南省政府談判。
會議根據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擬定了獨立團聽編不聽調，幹部自配，以及國民黨方麵必須保證供應獨立團給養等談判條件。劉子厚、張明河達到開封後，以共產黨談判代表的身份公開露麵，陸續接觸了一些社會進步人士和地下黨員。
期間張明河曾在街上遇到已叛變投敵的原鄂豫邊臨時省委組織部長郝久亭，並從他那裏得知武漢設有八路軍辦事處等情況。
經與劉子厚商量，張明河即返回鄂豫邊區向省委匯報。省委很重視這一情況，決定派張明河等兩人到武漢匯報請示工作，並要求他們先繞道鄂豫皖邊區，通知到那裏領取服裝的省委組織部長胡龍奎盡快帶部隊返回。劉子厚則在開封繼續為談判斡旋。他先通過關係會見了國民黨第一戰區抗日預備軍總司令張鈁，爾後經張鈁引見會晤了劉峙。劉峙得知劉子厚來意後，表示同意談判，並將談判事宜交由張鈁代理。
張鈁原為國民黨第二十路軍總指揮，因該部在江西、鄂豫皖蘇區“圍剿”紅軍時大部被殲，餘部亦被蔣介石嫡係部隊吞並，其時正想收編隊伍，擴充實力。
在劉子厚申明我方談判條件時，張鈁盡管心存顧慮，但還是基本上接受了。為表示誠意，張鈁答應撥給獨立團1000套軍裝和3000元錢。
談判結束後，張鈁調專列把錢和服裝運到了確山縣，同時還派他的部下孟參議隨車到鄂豫邊區點驗部隊。鄂豫邊省委和獨立團在鄧莊鋪召開全體人員大會，接受孟參議的視察，同時慶賀停戰談判順利達成協議。
在鄂豫邊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漸形成的局麵下，一些國民黨反動勢力置團結抗戰大局於不顧，繼續頑固堅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場。
其中竹溝鎮聯保處主任徐景賢猖狂之極，揚言要與共產黨“不共戴天”，仍不斷派打手騷擾群眾，攔路截殺無辜，偷襲我地下人員。
為此，省委和獨立團決定拔除這顆釘子，給予國民黨頑固派以有力回擊。鑒於竹溝鎮寨牆堅固，內設4座炮樓並擁有七八十人槍的反動武裝，易守難攻，獨立團決定派周慶鳴潛入竹溝，發動該鎮群眾舉行暴動，從內部攻破這個堡壘。
周慶鳴受命潛入竹溝後，秘密串聯了10多名青年作骨幹，很快將暴動隊伍組織起來。並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爭取了徐景賢和另一保長兩人的護兵。
獨立團還派王勳到竹溝鎮北獅子口尖山一帶，依靠地下黨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農民自衛隊，從外圍配合、策應竹溝暴動。
11月29日，正值竹溝逢集，大街上熙熙攘攘，熱鬧非常，一些保丁倒背著槍在人群中轉悠。上午8點多鍾暴動戰鬥打響，周慶嗚帶領暴動隊員迅速控製了竹溝東門樓，憑借有利地形向敵人射擊，當場打死一名保長和數名保丁。
槍聲引起竹溝鎮大街小巷一片混亂。保丁們不明何故，紛紛奪路向寨外倉皇逃命。經過數小時戰鬥，暴動隊伍擊斃徐景賢及多名保丁，順利地占領了竹溝鎮。
次日，為擴大戰果，周慶鳴讓張運才等人留守竹溝，自己則帶暴動隊伍直撲徐景賢的老巢大羅莊。
但當周慶鳴率隊返回時，內好張運才勾結當地土匪頭子王占奎搶占了竹溝，經多次交涉，王占奎拒不撤出。
省委得知這一情況後，即派宣傳部長鄧一飛及周鳳泉到竹溝談判。
王占奎非但拒絕談判，還殘酷地將鄧一飛、周鳳泉殺害，焚屍滅跡。後王占奎因為懼怕被殲滅，在逃跑之前帶土匪外出搶劫時，被馬卜寨農民抗日自衛隊擊斃，餘匪則四散潰逃。從此，竹溝鎮回到了人民手中。
1937年12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派組織部長林愷到鄂豫邊區檢查指導工作，同時傳達中央關於將鄂豫邊省委改為鄂豫邊特委的決定。
在林愷主持下，省委在泌陽縣鄧莊鋪召開擴大會議，具體研究了改組事宜。
會議決定由仝中玉任鄂豫邊特委書記，周駿鳴任軍事部長，王國華任組織部長，李子健任宣傳部長，劉子厚任統戰部長。
林愷還傳達了河南省委的指示精神，要求特委在發動與武裝民眾的同時，工作重心應放在大力擴充黨的組織，特別是加強軍隊和農村黨組織建設上。並要在舞陽、駐馬店、汝南等地建立黨的中心縣委機關，加強對遊擊區以外地區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
然而就在會議結束不久，泌陽縣頑固勢力頭子王友梅與宛西民團司令別廷芳相勾結，糾集一個加強團的兵力，欲對我特委和獨立團駐地鄧莊鋪、焦竹園發起了突然襲擊。
當時，獨立團主力正在信陽、桐柏等地剿匪、擴軍，留守鄧、焦的僅有副團長馮景禹及獨立團新編第六連和少年先鋒隊。
留守部隊幸而察覺了敵人的陰謀，事前對防範工作作了部署，同時派人通知王國華、周駿鳴速帶主力部隊返回。
1938年1月8日中午時分，敵人兵分數路，向鄧莊鋪、焦竹園包抄而來。馮景禹副團長指揮第六連戰士在台山一線頑強阻擊敵人，掩護特委機關和群眾安全轉移到鄧莊鋪、焦竹園以東山丘地帶，然後退守焦竹園。
敵人占領鄧莊鋪後，遂集中兵力向焦竹園進攻。留守部隊在當地農民抗日自衛隊及群眾配合下，多次打退敵人進攻，戰鬥至天黑時方主動撤離。
次日，王國華率部分主力回師焦竹園，積極動員附近一帶的農民抗日自衛隊參加戰鬥，待機殲敵。
第三天，獨立團佯裝撤退，誘使敵人兵分兩路，沿東、北兩個方向追擊。待敵人進至設伏地後，獨立團與農民抗日自衛隊占據有利地形聯合夾擊敵人，迫敵退回鄧莊鋪。
第四天，周駿鳴團長率主力部隊趕回，匯合全團人馬和農民抗日自衛隊，將搶占鄧莊鋪之敵團團包圍。為了團結抗日之大局，我軍並未馬上向敵人發起進攻，而是開展政治喊話，對其曉以一致抗日、共赴國難的道理，同時主動放開了一條生路。
傍晚時分，敵人狼狽逃回泌陽縣城。鄧、焦保衛戰是鄂豫邊三年遊擊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戰鬥，又是一次抗日武裝力量的大檢閱。它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頑固勢力，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有力地加速了鄂豫邊區抗戰形勢的發展。
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湘、贛、閩、粵、浙、鄂、豫、皖八省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1937年12月28日，中共長江局在武漢召開會議，具體研究各地區遊擊隊的改編問題。張明河、胡龍奎代表鄂豫邊區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上，張明河匯報了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的情況。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聽取匯報後代表中央宣布，江北鄂豫皖、鄂豫邊兩支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由高敬亭任支隊司令員。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編為該支隊第八團隊。
1938年1月11日，張明河攜同長江局派往第八團隊的10多名紅軍營團幹部返回邊區，向特委和獨立團匯報了長江局會議精神及獨立團的改編問題。
根據張明河等的匯報，長江局擬發了《中共長江局對鄂豫皖、鄂豫邊、湘鄂贛三區目前黨的工作決議草案》和《長江局對鄂豫邊工作決議》，對鄂豫邊區的工作方針、任務及獨立團的改編問題，均提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
1月14日，長江局進一步對鄂豫邊區工作作出決議，指示河南省委要以鄂豫邊區為中心工作區，並力爭向平漢路和鄂北地區發展；加緊發展黨組織，廣泛發動群眾抗日；利用與張鈁已有之關係，積極對付反動勢力的進攻；同時開辦教導隊，培訓抗日骨幹。並指示鄂豫邊特委具體負責第八團隊的鞏固與擴大工作，使其迅速完成開赴抗日前線之準備。
1938年1月中旬，鄂豫邊區特委遵照長江局和周副主席的指示，在確山縣竹溝鎮宣布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正式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隊，團長周駿鳴，政治委員胡龍奎，參謀長朱茂緒，政治處主任謝有才。團以下編兩個大隊和一個特務連。
2月10日，第八團隊獲悉吳稍股匪千餘人流竄至確山縣燒殺搶掠，即在農民抗日自衛隊的配合下發起剿匪戰鬥，將該土匪包圍在竹溝鎮西南之新莊、冷水鋪一帶。經過圍追堵截，吳稍股匪被徹底擊潰。
此戰的勝利對其他股匪起到震懾作用，有的聞風遠逃，有的主動交械投誠，使遊擊區的匪患基本上被肅清。為提高部隊戰鬥力和適應對日作戰需要，第八團隊開赴信陽縣邢集整訓。
中共中央、長江局及河南省委十分重視中原抗日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從1937年下半年開始，陸續派遣和動員了大批黨員骨幹、進步青年和愛國學生來到鄂豫邊區。
1938年2月，黨中央又派河南省委軍事部長彭雪楓以及張震等數十名軍政幹部來到竹溝，有力地加強了對該地區抗日活動的領導和8團隊的整訓工作。
2月下旬，經地方黨的教育爭取，安可祥、段永祥率土匪部隊兩個團共千餘人開到鄧莊鋪一帶待命接受8團隊改編。
因部分土匪惡性難改，不時發生騷擾百姓事件，彭雪楓、張震、王國華、周駿鳴等人經周密策劃，決定將安、段兩團分別調至竹溝、邢集兩地進行徹底整編。
此後整個整編工作進展順利，部分慣匪被遣散，另挑選出二三百人編人第八團隊序列。至此，全團擴大到3個營10個連，共約1300餘人。
1938年3月15日，周恩來派羅炳輝由武漢趕赴邢集，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要求新四軍第四支隊集結皖東，開展敵後遊擊戰爭的命令。
3月29日，第八團隊在邢集結束整訓，召開了東征抗日誓師大會。會後，在震耳的鑼鼓、鞭炮聲中和人民群眾的夾道歡送下，第八團隊全體官兵在團長周駿鳴、政委林悄的率領下，告別了桐柏山區的父老鄉親，途經河南信陽、商城等地開赴安徽抗日前線。
皖浙贛邊遊擊隊的改編
經過三年遊擊戰爭，皖浙贛邊遊擊遊擊隊主要有：皖贛特委副書記兼祁婺休中心縣委書記李步新率領的皖贛獨立營一部；皖浙贛獨立團團長熊剛率領的該獨立團餘部；原紅十軍團第十九師幹部柴榮生率領的該師餘部第十連；都湖鄱彭中心縣委書記田英率領的所屬遊擊隊；上橫弋德中心縣委書記楊文翰率領的贛東北遊擊隊餘部；上浙皖特委副書記兼獨立營營長闕懷仰率領的該營餘部等。
1937年“七?七”事變後，舉國形成了全麵抗戰的局麵。皖浙贛邊遊擊隊也接到中央“國共合作共禦外寇”的指示，雙方合作談判地點設在皖南祁門的舍會山。
形勢突變，皖贛特委專門開會分析研究，認為在驟變的形勢麵前，保持高度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並決定一邊同國民黨地方當局接觸，探其虛實，利用談判的機會積極聯絡邊區各支遊擊認；一邊想方設法盡快與上級黨組織、與陳毅同誌取得聯係。
派去匯報談判準備工作的同誌，從南昌帶回了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陳毅同誌的有關談判的具體指示，同時捎回來一個大好消息：陳毅同誌近期要來瑤裏親自指導國共合作，新四軍改編工作。紅軍遊擊隊上下歡欣鼓舞.一片嘩然。
10月下旬，李步新、王豐慶等皖贛特委領導人在祁門縣宋家山召開了幹部會議。發表了《告皖贛同胞書》，申明紅軍遊擊隊為抗日禦侮堅決主張停止內戰，實行國共合作，共禦外侮，要求國民黨當局盡速派出代表，前來談判。
根據上級黨組織與陳毅同誌的指示，皖浙贛邊區紅軍以李步新、江天輝為代表，與國民黨當局閩浙贛皖邊區“綏靖”公署主任代表、駐瑤裏別動大隊大隊長中校參議張甫成，雙方在祁門舍會山正麵接觸，進入談判。此前，為了便於談判，根據陳毅同誌的指示安排，紅軍代表提議，由國民黨地方當局從瑤裏的江家下到祁門舍會山的梅樹塢架設了一條專用電話線。談判是在舍會山和瑤裏，通過雙方代表當麵協商和電話聯係兩種方式進行的。
雙方代表在祁門舍會山初次會麵，列出談判議項，而後在瑤裏舉行正式談判。雙方幾個輪回下來，達成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協議。
誰知這邊談判才剛剛結束，那頭國民黨地方當局就急不可待，特別是閩浙贛皖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劉建緒，更是不斷催促遊擊隊下山改編，並來信威脅說：“諸君，何去何從，自由選擇。”
但一一遭到李步新、江天輝的嚴詞拒絕：“我們邊區的紅軍遊擊隊聽中共中央的，沒有中共中央的明確指示，是不會隨便下山接受你們改編的。”
國難當頭，國共合作事關民族存亡，皖贛特委決定派李步新、江天輝親自去南昌，當麵向項英、陳毅匯報談判結果，請示下一步工作。
李步新、江天輝從瑤裏出發，經婺源到浙江衢州，乘火車輾轉至南昌，這時陳毅已到湘贛邊區去了，當一聽到皖贛特委代表來昌的消息後，陳毅火速趕回南昌。李、江將有關談判情況，國民黨當局催促遊擊隊下山，他們不予理睬，堅持聽黨中央指揮的近況，向陳毅作了匯報。
陳毅對皖贛特委的工作非常滿意，隨即問起皖浙贛邊區還保存了多少武裝力量，當得知還保存了350多人時，陳毅高興地說：“那很好啊，你們在那麽艱苦的條件下，還保存了這麽多武裝，不簡單呀！”
李、江同時向陳毅訴說了遊擊隊下山工作難做，許多隊員對改編不理解，對《告南方遊擊隊公開信》中關於“國共合作”之說仍有疑慮，提出不掛中華民國的旗、不帶國民黨的帽微，有的隊員還尖銳地提出遊擊隊下山就是向國民黨投降。
聽著聽著，陳毅激動地站了起，在屋內踱來鍍去：“我理解同誌們，多年刀槍相見，國共兩黨積怨大深，紅軍遊擊隊藏身深山老林都容我不得，連家屬都遭罪遭殃，這誅連九族的事都幹得出來！”
陳毅停了停，接著說；“而今大敵當前，是救國救亡之險要關頭，我們當以民族利益為重。日本帝國主義把槍口對著中國人，我們中國人要槍口一致，對著日本帝國主義。這樣吧，我隨你們一同回山裏。”李步新、江天輝聽後頻頻點頭讚許。
1937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代表陳毅由皖贛特委負責人李步新江天輝陪同，從南昌來到景德鎮，與國民黨浮梁地方當局商洽有關紅軍遊擊隊改編和在景德鎮建立新四軍辦事機構等事宜。
陳毅深刻閘述了國內外形勢，宣傳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號召大家積極參加抗日鬥爭，到殺敵的戰場上去。
陳毅的語言機敏、風趣、意味深長，普通話中夾有方言、文言，既不失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身份，又給人以誠懇、親切之感，看得出有著良好的語言修養，顯示了豪爽、直率、幽默、睿智的性格特征。
陳毅在景德鎮陶業管理局會見了進步青年代表，介紹了皖浙贛邊區紅軍遊擊隊即將集中在浮梁瑤裏進行改編等情況，並說：“願意走的可以報名，我陳毅給你們當‘紅娘’”。
陳毅的話深深打動著這群熱血青年，會後，李清泉、潘啟琦等十餘名知識青年手持陳毅的親筆介紹信，奔赴瑤裏參加新四軍，投身抗日洪流。
陳毅由李步新、江天輝陪同，先翻山來到瑤裏長嶺，看望了汪振豐家人，他是地下黨組織的領導，又是一名紅軍遊擊隊交通員，為了給紅軍遊擊隊籌糧送鹽，國民黨先後四次燒了他家的住屋、住棚。
瑤裏的西岸，己接到陳毅來瑤裏的消息，打掃出了何家旮的“敬義堂”，已鋪床墊被，準備著迎接陳毅首長。誰知陳毅首長還在長嶺就被皖贛特委警衛排長鄒誌誠奉命接上了祁門舍會山。
陳毅在皖贛特委會上，傳達了黨中央指示，作了“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報告，並向已調集舍會山的紅軍講了話。根據陳毅的指示，皖浙贛邊紅軍遊擊隊改稱“江西抗日義勇軍第二支隊”。各路紅軍遊擊隊先行在祁門舍會山集結，等待接受改編。
紅軍遊擊隊下山了。首先到達的，是由王慶豐、李步新、江天輝、楊漢生帶領的皖贛獨立營與活動在祁浮婺休一帶的紅軍遊擊隊150餘人。第二批到達的是由熊剛帶領的原皖浙贛紅軍獨立團的一部分隊伍和闕懷仰帶領的紅軍梭鏢隊50餘人。最後一批到達的是由都湖鄱彭中心縣委書記田英帶領的紅軍遊擊隊150餘人，三支紅軍遊擊隊匯合了350餘人。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指示：“紅軍遊擊隊改編時機已經成熟，應盡快下山改編”。從便於擴軍訓練，交通給養，能盡快開赴抗日前線考慮，陳毅同誌經與國民黨地方當局商洽，決定在靠近彰公山的浮梁瑤裏作為新四軍改編地。
元月底，在陳毅的部署安排下，紅軍遊擊隊350餘人從舍會山開到瑤裏，駐紮瑤河西岸的吳家祠堂、敬義堂、宏仁寺等處，準備接受改編。當時已近年關，當地老百姓把準備過春節用的鞭炮拿出來燃放，熱烈歡迎工農子弟兵進駐瑤裏。
也正趕上這時候，陳毅的胞兄陳孟熙從景德鎮趕到瑤裏。第二天，在瑤裏吳家祠堂召開的歡迎大會上，兄弟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陳孟熙站在祠堂的戲台上說：“我和陳毅，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共產黨，過去打了許多年仗，現在日本鬼子打我們，是因為我們家裏不和，‘家人不和外人欺’，因此，兄弟之間要團結，國共兩黨要殊途同歸共同抗日，槍口一致對外。”
陳毅對著祠堂戲台旁寫著的“禮義廉恥”四字又講開了：“禮義廉恥。這是兩千七百年前齊國的管仲給齊恒公建議的第一句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千古名言呀！今天讀“禮義廉恥”，這個禮，就是國共兩黨要以兄弟禮待，不計前嫌，拋開積怨，共同抗日；這個義，就是我中華民族之大義；這個廉就是心地坦**問心無私；這個恥，就是國共兩黨，共赴國難，共同抗日，共雪國恥！”
戰士紛紛舉起手中的槍和梭鏢長矛，群眾的掌聲一浪高過一浪，陳毅與胞兄陳孟熙握手言和，相擁相抱，這己成為抗日史上國共合作的一段佳話。
1938年2月10日，集中在瑤裏參加改編的全體紅軍戰士，以及當地的許多群眾，在瑤裏吳家祠堂召開抗日誓師大會。
當天下午，瑤裏改編後誕生的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三營浩浩****，在李步新和熊剛的帶領下，告別了瑤裏的父老鄉親，告別了支持和養育他們近十年的革命根據地，啟程開往新四軍集結地皖南岩寺，奔赴蘇北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戰場。
浙南遊擊隊的改編
浙南遊擊區，包括浙西南、浙南、浙東幾塊遊擊根據地，其中心區先是在浙西南地區，以後移到浙南地區，而遊擊區域則遍及浙贛鐵路義烏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閩東北邊沿。
三年遊擊戰爭期間，盡管浙南遊擊區受到嚴重摧殘，但是幾塊遊擊根據地還是堅持下來了，而且保存了較多幹部。浙南這個戰略支點，堅如磐石。
在國民黨的封鎖與“圍剿”之中，浙南遊擊隊的處境雖然極其艱苦，但北上抗日的意誌仍很堅定，大家非常關心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希望及時了解黨的方針和政策。
1937年春，經過多方努力，閩浙邊臨時省委同上海黨組織建立了聯係，接著又經過上海黨與中央取得聯係，這對於指導浙南遊擊區的鬥爭，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1937年4月，在劉英同誌主持下，以閩浙邊臨時省委和省軍區名義向浙江國民黨當局發出呼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文電。這時，敵將劉建緒奉蔣介石之命，在報紙上公開表示要和紅軍談判。
5月7日至18日，閩浙邊臨時省委與國民黨四省邊區主任公署在平陽北港山門疇溪小學進行第一次和平談判。在談判中，國民黨代表妄圖以和談為名，迫我投降，談判隨即破裂。
在全國抗日**到來後，劉建緒又在8月間給閩浙邊臨時省委送來親筆信，要求重開談判。
8月24日，閩浙邊臨時省委與國民黨四省邊區主任公署在溫州申江旅館舉行第二次和平談判。9月16日雙方達成合作抗日的協議。
這標誌著紅軍挺進師浙南三年遊擊戰爭的勝利結束和第二次國共合作在浙江正式形成。和談成功後，臨時省委即由青田、永嘉、瑞安邊境遷至平陽北港，以集中部隊和布置新的工作。
這時，挺進師還在門陣地區活動，由於消息閉塞，還不知道國共兩黨已經實現第二次合作。這時從金衢平原上不斷傳來各種消息和謠言，說什麽“共產黨投降了，紅軍被收編了”。
粟裕等經過仔細分析，覺得可能是國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隊出去調查。
這支小部隊化裝成國民黨軍隊，大搖大擺地開到龍遊縣溪口鎮，進入鎮公所，自我介紹說：“我們原在山區剿匪，現在奉命開赴抗日前線，要給縣長打電話，了解情況”。
鎮長幫助給縣長掛了電話。縣長說：“現在國共合作啦，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要開拔抗日了……”他們問明了情況，收集了些報紙，便返回匯報。
粟裕等立即開會，把部隊集中起來進行動員教育。同誌們聽說國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覺得從1934年7月就已接受的先遣抗日的任務，很快就能得以執行，都很興奮。
粟裕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嚴防發生意外。稍後，又給國民黨遂昌縣政府寫了信，要他們派代表來同談判。
不久，國民黨遂昌縣政府派了一個代表來到門陣，請紅軍下山進城。
挺進師表示：為了共同抗日，我們願意同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停戰談判，同時提出了幾項要求。對方表示，願意回去報告，並盡快答複。
鑒於這次談判可能成功，為了積極迎接民族民主革命**，粟裕即令部隊集中於門陣，在小溪右岸駐紮下來，進行政治形勢教育，開展練兵活動。
過了幾天，國民黨答應了挺進師的條件，歡迎他們下山。粟裕同時了解到臨時省委已同國民黨浙江當局達成了停戰協議，當即決定集中部隊開赴浙南平陽，與劉英等同誌會合。
挺進師分散遊擊於浙南各地的遊擊隊先後集中於平陽北港山門街。雖然人數和1935年初挺進師進浙江時的人數相當。但其成員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
10月10日，紅軍挺進師及地方武裝在平陽縣北港鳳林集中完畢，召開全體指戰員大會，改番號為國民革命軍閩浙邊抗日遊擊總隊，粟裕任司令員，劉英任政委，陳鐵君任副司令員，張文碧任政治部主任。下屬三個支隊和一個教導隊。
為了加強抗戰力量，在大墩村舉辦了黨員幹部訓練班，在山門街疇溪小學開辦了“抗日救亡幹部學校”，部隊補充新兵，加強訓練，就地開展群眾工作。此時，省委又派了吳毓、龍躍等同誌去與中央聯係。
11月至次年1月，閩浙邊臨時省委分別在平陽北港鳳林、玉青岩、大屯舉辦了三期軍政幹部訓練班，每期半個月左右，學員共50多人，大多是軍隊幹部及浙西南、浙南的地方幹部。
11月底，閩浙邊臨時省委在鳳林召開擴大會議。粟裕作了抗戰形勢的報告，劉英作了三年遊擊戰爭最後八個月的鬥爭總結和部署抗日戰爭新形勢下的任務。這時省委委員僅剩下劉英、粟裕、謝文清、龍躍等4人。會議增補了林輝山、張麒麟、張昌會為省委委員。
12月1日，閩浙邊抗日遊擊總隊在溫州城區九柏園頭設立辦事處，主任吳毓。次年3月改名為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主任周飲冰。後成為浙江省委的主要交通聯絡站，作為公開機構既要出麵與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周旋，又要掩護省委的活動。
劉英有時也到通訊處辦公，省委組織部長謝文清、青年部長賴大超等常住於此。黨內有些會議，也在通訊處召開，文書、油印工作同時在這裏進行，上下級來溫人員也經常出入於此。
1938年元旦過後，臨時省委移住平陽山門大屯村。
1月至3月，臨時省委在平陽山門創辦抗日救亡幹部學校，校長粟裕。學員大部分是溫州各中學的學生，也有從麗水、台州、寧波、紹興、上海等地來的大中學生，共150多人。
3月，新四軍駐閩浙邊後方留守處在平陽北港水頭街三橋堂成立，主任黃耕夫。
3月上旬，為了準備在日寇在溫州登陸後在閩浙贛地區開展遊擊戰爭，並防止國民黨當局再次背信棄義，發生變故，東南分局組織部長曾山由龍躍、餘龍貴陪同到達平陽山門傳達中央指示。
根據中央指示，由劉英同誌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帶領部分武裝人員和幹部繼續留在浙江堅持鬥爭；粟裕帶領“抗日遊擊總隊”開赴皖南參加新四軍的戰鬥行列，還以抗日救亡幹部學校的部分人員組成戰地服務團，隨部隊行動。
一切安排就緒，3月14日，劉英隨曾山從大屯出發，經鳳林到水頭，再經溫州城區到南昌向東南分局匯報工作，粟裕則率部趕赴抗日前線。
3月18日，粟裕率閩浙邊抗日遊擊總隊400多人開赴皖南前線。部隊從山門出發到鳳臥吳潭橋水尾宮，另一分隊從鳳林經大垵到水尾宮會合，召開北上抗日誓師大會，粟裕發表講話，鄭海嘯致歡送詞。從此，上抗日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