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西安定縣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即瓦窯堡會議。
出席和列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李維漢、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張浩、鄧穎超、吳亮平、郭洪濤等。張聞天主持會議。
會議著重討論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並相應地調整了各項具體政策。
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發表宣言呼籲共同抗戰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
10月1日，宣言正式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八一宣言》分析了由於日本的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緊迫形勢，揭露了日本加緊侵吞華北和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的麵目，指出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抗日救國是全體中國人麵臨的首要任務。
宣言明確提出：
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
宣言強調建立包括上層在內的統一戰線，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範圍。為此宣言呼籲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不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當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而奮鬥。
宣言再次宣告：隻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實行對日作戰，紅軍願立刻與之攜手，共同救國。
宣言建議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的黨派、團體、名流學者、政治家和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在國防政府領導下，一切抗日軍隊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願意作國防政府的發起人，工農紅軍首先加入抗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
宣言最後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大聲呼籲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眾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與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係。
《八一宣言》的發表，標誌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基本形成。《八一宣言》中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是中國共產黨順應時勢而提出的正確決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開始侵略中國的東北，發生了所謂的“滿洲事變”。日本在東北扶植了所謂的“滿洲國”，接著又把手伸向華北，搞所謂華北“特殊化”、“自治”。
華北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區之一。日本侵占華北的行動，使中國人民更強烈地感到民族危機的深重，對國民黨政府的喪權辱國行為更加感到憤慨。
民族資產階級中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對日政策的呼聲日益增強。國民黨內部的愛國分子，對國民黨政府一貫執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滿情緒也更明顯地表現出來。
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內掌權的地方勢力和政治集團，趨向於舉起抗日的旗幟來反對控製南京政府的蔣介石、汪精衛集團。
這時，國民黨內親英美派和親日派的矛盾和分化逐漸加深。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蔣介石集團主要是依靠英國、美國的勢力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以汪精衛為首的一部分人則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同蔣介石集團爭權奪利的過程中，逐漸形成親日的一個集團。
親英美派和親日派之間的關係，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它們的後台之間的關係。英、美對於日本獨占中國東北雖不滿意，但是無可奈何。
它們既以為日本會止步於山海關外，又以為可以利用日本做反對蘇聯的先鋒，所以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不願作出實質性的幹涉。
英、美既然抱這種態度，蔣介石也就在南京政府中和汪精衛實行合作。到1935年，日本愈來愈明顯地要把它的勢力擴張到華北以至全中國，這就觸犯了英、美在華北和華中、華南的利益，使它們的態度有所改變。
英、美政府發表聲明對日本製造“華北自治”表示“關切”，要求日本尊重“九國公約”，並通過支持蔣介石政權來抑製日本的侵略野心。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在英國支持下，宣布白銀國有，實行法幣政策，加強了對全國金融的統製。隨後法幣相繼與英鎊、美元發生固定的聯係。這使日本所期望的“中日經濟提攜”受到挫折。
同年12月，蔣介石接替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將南京政府中的親日派骨幹大部分解職。
事實上，這時的英、美還不準備在中國問題上同日本衝突，並不要求南京政府實行堅決抗日的政策。它們隻是要求日本仍然承認帝國主義列強共同對中國實行間接統治的局麵。
日本看準英、美和蔣介石政府的弱點，絲毫未停止其侵略中國的步驟，隻是采取的形式比吞並東北稍稍“溫和”一些。例如隻提出”華北自治“的口號，暫時接受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這樣的過渡辦法，而不是立即在華北製造一個新的“滿洲國”。
在中華民族麵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聯合盡可能多的力量進行抗日民族戰爭，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麵前的最緊迫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的要求，適時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這一主張的提出，與共產國際戰略策略的轉變是有直接關係的。
1935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上，季米特洛夫作了《關於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鬥爭中的任務》的報告。
報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在於建立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為驅逐帝國主義和爭取國家獨立而鬥爭。
會議期間，王明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作了關於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問題的發言。這次大會把建立最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為各國共產黨的基本策略。鑒於法西斯勢力在世界範圍內日益猖獗的形勢，會議要求糾正自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盛行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
王明在1934年就參加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籌備委員會，對共產國際在策略上的重大轉變早有所知。他也早就根據這一新政策對國內臨時中央和東北各級黨部發號施令。
在共產國際“七大”召開前夕，中共代表團認為有必要發布更加鄭重其事的宣言，以指導國內的工作，同時對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也是一種配合。
1935年6月初，即在王明去莫斯科療養後從基斯洛沃德斯克回來的第一天，他在和來看望他的同誌們談話時說：“日本加緊了對華北的侵略，形勢很緊張。還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療養院裏我就想到，必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並發表一份新的文件，以便進一步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第二天，王明就開始寫《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後來叫做《八一宣言》的文件。
一連3天，王明一直工作到深夜3點，首先完成了草稿。第4天，他又進行修改。第5天就召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來討論這個草稿。討論繼續了好幾天，會上，王明作了關於起草告同胞書的報告，而後又在討論結束時發了言。
1935年7月14日，代表團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的有王明、康生等13人。會議討論的第一個問題，便是王明起草的中共和蘇維埃政府《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依照原文一致通過，決定組織一個委員會對文字加以修改並寫一封加以解釋的信。
這個委員會由王明、康生等7人組成，宣言要在7月15日修改完，解釋信則由委員會推選一人，在7月20日以前起草並修改好。
在《八一宣言》的形成過程中，王明向斯大林作了口頭匯報。王明告訴斯大林，中共中央準備發表抗日救國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並組織全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和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口號。斯大林說，中共這個路線是正確的，但主要的問題在於統一戰線的具體條件。
當王明講到中國人民要武裝抗日時，斯大林指出，“日本軍閥有一個特點就是怕打，就是軟欺硬怕”，“你們中國這麽多的人民，隻需團結合作，隻要抗戰到底，一定能得到勝利”。
《八一宣言》定稿後，由王明譯成俄文，送交共產國際“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看後都表示同意。
會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莫斯科將宣言編入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第10期，然後航寄到巴黎，於10月3日全文刊載。
《八一宣言》寫道：今當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告：隻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隻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從1927年開始，共產黨與國民黨拚殺了近10年，如今突然以“兄弟”相稱，表示願“親密攜手”，確實給人以石破天驚之感。
《八一宣言》發表後，國共第二次“合作”進入實質性的談判階段。可以說，是《八一宣言》使得國共第二次“合作”成為可能。
8月25日至27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召開會議，討論在中國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問題。
王明在會上作了《為爭取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的報告，指出：在當前中國的具體情況下，革命力量應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南京政府的鬥爭，但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蔣介石隻要真正停止反對紅軍的戰爭並掉轉槍口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也不排除與之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
《八一宣言》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這次會議，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初步糾正了”左“傾關門主義，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陣營的範圍，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策略開始發生新的轉變。
《八一宣言》公布時，中共中央正在長征，並未獲悉宣言的內容，但已從華北事變使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出發，開始考慮建立更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
剛剛到達陝北不久，中共中央即於1935年11月13日發布《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
宣言指出：“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我們的出路，隻有堅決的武裝起來，開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與打倒賣國賊首蔣介石國民黨的革命戰爭。“宣言提出中國工農紅軍願同”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11月中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張浩由蘇聯回國到達陝北瓦窯堡，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共產國際七大戰略策略的轉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明確態度，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製定，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隨後，中共中央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於11月28日發表了與《八一宣言》內容基本相同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
這時，在國民黨統治區，一切公開出版的報刊都不允許宣傳抗日。《八一宣言》是經過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和莫斯科出版的《國際新聞通訊》等報刊，傳到北平、上海等地的。
到這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流傳著這一宣言。這個宣言連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兩個宣言，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
到第二年春天，一些邊遠地區如海南島等地也看到了《八一宣言》。同時，它也在世界40多個國家的華僑中廣泛傳播開來。
隨著它的廣泛傳播，《八一宣言》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極大地鼓舞了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抗日愛國熱情，推動了“一二?九”愛國運動的爆發，從而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
許多學生讀到宣言後，如瀕臨死亡的人突然獲救一般，高興得夜不成寐，覺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標明確，行動更堅決了。
《八一宣言》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地方實力派等中間勢力也發生了深刻的影響，推動了他們與共產黨的合作抗日。
當時，退居泰山的馮玉祥看到《八一宣言》後，就公開提出聯合抗日的主張。
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吳玉章那裏見到《八一宣言》後，“大受感動，潛到美國去宣傳”。
張學良在1935年11月間從杜重遠那裏了解到中國共產黨不久前發表了《八一宣言》後，當即表示同意與紅軍聯合抗日，並要杜重遠幫他尋找與中國共產黨聯係的線索。可見《八一宣言》對張學良的思想轉變起了不小的影響。
《八一宣言》還客觀上推動了國共兩黨間的直接接觸，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開辟了道路。
當蔣介石看到《八一宣言》關於各黨派組織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呼籲後，認為可以借此達到從政治上解決共產黨的目的，立即要宋子文、陳立夫、曾養甫等人設法打通與共產黨的關係。
1935年底，國民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通過蘇聯政府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潘漢年等人進行了接觸，曾養甫派人與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長江局取得了聯係。
從1936年1月起，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呂振羽到南京同曾養甫等人進行了談判。2月，國民黨也派人到瓦窯堡與中共中央聯係聯合抗日的問題。這些談判雖未成功，卻為兩黨重新合作開辟了道路。
《八一宣言》也激發了國外僑胞和流亡國外的愛國人士的愛國熱情，使他們更加了解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
一位身居國外的同胞當時在倫敦寫信給《救國時報》說：“我以最高的感激與興奮，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了救國報上所轉載所翻印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這不獨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篇空前的偉大的文獻，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國的文書中，也是最莊嚴偉大最沉痛悲憤的一篇。”
他又說，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政綱，不隻是代表他們黨和無產階級的利益，而且是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的政綱……任何人，隻要是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慶幸和歡迎。”
在美國紐約，許多華僑於1935年12月聽完方振武的演說後，立即致電南京政府：要求即行建立國防政府。
《八一宣言》在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方麵的積極作用和王明起草宣言的工作，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黨的文獻都是加以肯定的。
從1936年1月到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呂振羽到南京與國民黨代表曾養甫、岑小岑談判的過程中，周小舟帶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給宋子文、孫科、馮玉祥、程潛、覃振、曾養甫等人的信件，每信都附有《八一宣言》。
後來，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都是正確的。
毛澤東在他的許多著作中，也是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的決議、1936年12月對西安事變通電、1937年2月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等並列的。
組織領導一二九運動
1935年12月9日，寒風凜冽，滴水成冰。在黃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產黨員的組織和指揮下，參加抗日救國請願遊行的愛國學生們湧上街頭。
走在隊伍前列的是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和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學生。警察當局事先得知學生要請願遊行，清晨即下達戒嚴令，在一些街道要衝設了崗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城外學生被軍警阻攔，在西直門同軍警發生衝突。
上午10時許，城內一兩千名學生衝破軍警的阻攔，匯集到新華門前。他們高呼：打倒日本狗！
全國武裝起來，保衛華北！反對防共自治運動！
反對賣國的對外政策！立即停止內戰！
立即向日本宣戰！
人民！武裝你們自己！用武力保護華北！
打倒賣國賊！
打倒賣國賊殷汝耕！中華民族萬歲！
為祖國自由而奮鬥！
沒收賣國賊的財產，救濟受災人民！反對軍隊南調！
反對苛捐雜稅！
反對抓捕中國人民的日本狗！
……
示威學生的口號，表達了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呼聲。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得到了全國學生的響應和全國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新**，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一二九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北平學聯組織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抗日愛國運動。它使中國人民被壓抑的愛國情緒猛烈地爆發出來。
1935年華北事變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中國共產黨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處在國防最前線的北平學生，痛切感到“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當時在中共北平工作委員會領導下的青年黨員穀景生、彭濤，周小舟等了解到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愛國要求，他們從外文報刊得到共產國際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精神，得悉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刊登的《八一宣言》的“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號召，三人一致認識到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形勢已經發生巨大變化，鬥爭策略也應調整。
但這一正確主張卻遭到市工委主要負責人的反對，他們認為其時不是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的問題，而應組織暴動，打倒國民黨，建立北方蘇維埃。
為此，穀景生、彭濤、周小舟多次向河北省委報告北平黨內的意見分歧，並派周小舟直接向省委匯報。
中共河北省委認真聽取了他們的意見，肯定了他們的工作，批準了他們提出的政治主張，並根據形勢需要，撤消了北平工委，決定組成中共北平臨時市委，由穀景生任臨時市委書記，彭濤任組織部長，周小舟任宣傳部長，並派李常青為省委特派員，代表省委領導北平黨的工作，從政治上和組織上加強了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
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員李常青抵北平，建立由彭濤等組成的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周小舟負責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北平分會的工作。
11月，在彭濤、周小舟、穀景生、姚依林等人的領導下，北平大中學校學生成立了“北平市學生聯合會”，女一中學生郭明秋為主席，姚依林為秘書長。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在學聯建立了黨團，彭濤為書記。
在中共北平黨組織的領導和影響下，北平、天津10所大中學校學生自治會於11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揭露國民黨政府非法逮捕、殺戮愛國青年的罪行，並積極準備舉行抗日請願活動。
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學校的學生自治會發表《北平各校通電》，譴責國民黨政府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妥協退讓政策，痛陳今日之中國“強敵已入腹心，偷息絕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動員全國抵抗之一途”。
就在這天，傳來了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將於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消息，廣大同學和各界進步人士極為震驚。
12月7日，在中共北平臨時工委的領導下，北平學聯決定於9日舉行學生大請願，反對“華北自治”。
8日，彭濤、姚依林、郭明秋、黃敬、孫敬文等人開會研究，決定由黃敬任遊行隊伍總指揮，姚依林、郭明秋進行隊外指揮。
1935年12月9日淩晨，廣大愛國學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在以李常青、彭濤、周小舟等組成的中共北平臨時工委領導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黃敬、宋黎等在學生中工作的共產黨員的組織和指揮下，東北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師範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學的學生湧上北平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遊行。
數千名學生衝破國民黨軍警的重重阻撓，匯集在新華門前，向國民黨北平當局請願。
各校臨時推舉董毓華、宋黎、於剛等12人為代表，向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遞交請願書，提出6項要求：一、反對華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員會及其類似組織；二、反對一切中日間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應付目前危機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自由；四、停止內戰，立刻準備對外的自衛戰爭；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何應欽避而不見。
當這些要求被完全拒絕時，遊行指揮部立即決定將請願改為示威遊行。廣大愛國青年學生齊聲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反對華北自治”、“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武裝保衛華北”等為國民黨當局所禁止的口號。
遊行隊伍沿途遭到國民黨軍警的殘酷鎮壓，學生們在大刀、水龍、皮鞭、木棍和槍刺的襲擊下，有30多人被捕，數百人受傷。在國民黨當局的血腥鎮壓下，遊行示威隊伍被衝散了。
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很快傳遍了國內外。中共北平市臨時工委、北平市學聯及時總結，對下一步行動進行部署。
12月11日，全市各大中學校學生聯合罷課。國民黨當局對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極為恐慌，下令嚴禁學生的愛國行為，還派軍警封鎖一些重點學校。但愛國學生的抗日烈火是撲不滅的。
中共北平臨時工委獲知國民黨當局不顧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反對，仍然決定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決定在這一天舉行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12月16日清晨，北平愛國學生1萬餘人陸續走上街頭，一場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大示威爆發了。示威遊行隊伍共分為4個大隊，分別由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率領從不同方向前進，途中衝破軍警的封鎖阻攔，最後在天橋會合。
上午11時許，北平愛國學生和廣大工人、農民、市民3萬餘人在天橋召開市民大會。會場旗幟飄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口號聲此起彼伏，響徹天空。
市民大會結束後，1萬多名愛國學生整隊向前門方向行進。學生們手挽著手，不斷高呼抗日救國口號，向街道兩旁的市民和行人散發傳單。
市民們熱情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有的送來開水和食物，有的自動加入了遊行隊伍。
遊行隊伍抵達前門時，遇到大批軍警和保安隊的阻截，愛國學生就在前門火車站廣場舉行第二次市民大會。大會決定繼續進內城示威遊行，並派代表與軍警交涉，要求打開城門。
當局為了分割示威遊行隊伍，答應讓一部分學生從前門進城，但大部分學生須從和平門和宣武門入城。下午4時，黃敬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校部分同學由前門入城後，城門馬上關閉了。
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東北大學、北平大學等校同學沿著西河沿赴和平門和宣武門。但城門都已緊閉，同學們多次試圖撞開城門，均未成功。
後來幾經交涉，軍警答應以清華、燕京大學的隊伍先撤走為條件，可以打開城門讓其他學校的學生入城。此時已是晚上9點多鍾，當兩校隊伍離開後，城外四周的路燈全部熄滅，大批軍警揮刀舞棍從四麵八方向學生撲過來，許多人遭到毒打。
由前門入城的學生想去宣武門接應，當走到西單絨線胡同西口時，遭到大批軍警撲打，數十名學生被砍傷，街道上血跡斑斑，慘不忍睹。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全市學生共有22人被捕，300餘人受傷，再一次暴露了反動當局的凶殘麵目。
北平學生的愛國鬥爭，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揭露了國民黨當局的賣國行徑，得到了各界愛國人士的支持響應，促進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
一二九運動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響應。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杭州、西安、開封、濟南、太原、長沙、桂林、重慶等城市的愛國學生舉行請願集會、示威遊行，或發表宣言、通電，聲援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陝甘蘇區學生聯合會也發出響應的通電，蘇區各界民眾集會聲援全國各地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
12月18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6所大學的校長，聯名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同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向全國工人緊急呼籲援助學生救國運動，各地工人紛紛舉行罷工，支持學生鬥爭。
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過共青團號召廣大青年：“把反日救國運動擴大起來！到工人中去，到農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軍隊中去！”各地社團組織紛紛發表通電和宣言，聲援北平學生愛國運動。
宋慶齡、魯迅、馬相伯、沈鈞儒、王造時、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樸、史良等愛國知名人士紛紛表示支持。
宋慶齡從上海寄給北平學聯100多元錢，作為開展抗日救國工作的費用。魯迅於12月18日至19日夜，撰文熱情讚揚愛國學生的英勇鬥爭精神，並寄以“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殷切希望。
12月21日，上海市總工會通電聲援北平學生，呼籲全國同胞一致興起，集合民族整個的力量，反對任何偽組織之存在，以維護主權而保國土。
廣州鐵路工人、上海郵務、鐵路工人舉行集會，發通電，要求對日宣戰。魯迅、宋慶齡等愛國知名人士讚揚愛國學生的英勇奮鬥精神，捐款支持學生抗日救國運動。海外華僑也以各種方式支援愛國學生。
12月26日，陝甘蘇區各界民眾舉行集會，聲援北平和各地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在北平學生愛國運動的影響下，全國各地學生群起響應。一時間，在黃河兩岸，大江南北，到處響徹抗日救亡的號角。
兩次遊行示威之後，在黨的領導下，北平學聯成立了南下擴大宣傳團，深入工廠農村，發動各地工農士兵群眾開展反日反蔣鬥爭，也使愛國學生們得到了鍛煉和教育。
根據黨的指示，為將一二九運動引向深入，平津學生聯合會組織了500人左右的南下擴大宣傳團。
在宣傳團的基礎上，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民族解放先鋒隊是黨領導成立的先進青年組織。它的誕生和發展，大大推動了“一二?九”運動的深入發展。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號召下，由北平愛國學生首倡，迅速席卷全國的“一二?九”運動，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標誌著中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新**的到來。
瓦窯堡會議確立總路線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西安定縣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即瓦窯堡會議。
出席和列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李維漢、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張浩、鄧穎超、吳亮平、郭洪濤等。張聞天主持會議。
會議著重討論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並相應地調整了各項具體政策。
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
會議開始後，張聞天作關於政治形勢和策略問題的報告，張浩作關於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傳達報告。而後，與會者進行了充分的討論。討論中，圍繞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可能抗日的問題，發生了爭論。
毛澤東在主題發言中分析各階級對抗日的態度，明確提出民族資產階級在亡國滅種的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他提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會議還討論了新形勢下的軍事戰略問題。12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報告。
根據毛澤東的報告，會議通過《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提出紅軍行動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和猛烈擴大紅軍。
瓦窯堡會議上，由於博古認識不到國家麵臨滅亡危險，仍堅持“左”傾關門主義的教條。會議不得不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會上討論的焦點是“一個是要招收廣大的人馬，好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一個則是依靠單槍匹馬，去同強大的敵人打硬仗。”這後一個就是關門主義。
毛澤東對關門主義作了精辟的剖析：關門主義要把“千千萬萬”和“浩浩****”的中間力量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隻能博得敵人的喝彩，關門主義的策略就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在會上，毛澤東的發言一針見血，很快形成了“一邊倒”的局麵，大家紛紛對博古的錯誤進行了批評。這些批評對一向頗為自負的博古來說是振聾發聵的。
他深感煎熬，晚上甚至拿出手槍在自己頭上繞圈圈，把身邊的同誌嚇壞了。手槍被奪下來後，博古癱坐在椅子上，雙手抱頭，趴在長條桌上，有氣無力地說：“手槍空膛，我是在換腦子。”
就在這個晚上，博古痛定思痛，拋棄了“左”的那一套，並作了深刻反省：“‘左’傾路線造成的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的負責人，這裏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瓦窯堡會議對博古來說，既是個終點，又是個起點。他的轉變，結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部長期存在的“布派”“毛派”之爭。會上最終形成決議，決定了黨舉什麽旗，走什麽路，建什麽國的大政方針，高舉起“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
12月25日，會議通過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後結束。
《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詳細分析了當時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規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路線。
決議指出：當前時局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並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一切不願當亡國奴，不願充當漢奸的中國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展開神聖的民族戰爭”。
決議認為，民族革命的新**推醒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落後階層；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知識分子已轉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也有對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態度以至有參加的可能。黨應該采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去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
決議指出，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黨也應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以利於抗日民族解放鬥爭。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應采取這樣的策略。
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決議重申，統一戰線的最高組織形式是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決議》指出：“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開始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戰線上去。”
《決議》還批判了黨內“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分析了產生關門主義的根源，提出要結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會議決定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瓦窯堡會議是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遵義會議隻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作出決議，而瓦窯堡會議則解決了政治路線問題。
會議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基本經驗，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黨的政治策略問題，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
會議既著重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在政治策略上的錯誤，也警戒全黨汲取大革命中無產階級放棄領導權而導致革命失敗的教訓，從而使黨在新的曆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這有力地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革命中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進行工作。
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會議關於政治形勢的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圓滿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上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
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分析了國內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論述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報告指出：“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從而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複雜性和殘酷性，就必須打持久戰。要戰勝強大的敵人，就必須“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
毛澤東從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這一“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出發，充分估計了組織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分析了處於民族生死存亡危險時刻各階級的態度。
毛澤東指出：工人、農民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在中國殖民地威脅的新形勢下，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可能站到抗日方麵來，但他們一方麵反對帝國主義，一方麵又害怕革命的徹底性，在二者間動搖著，半殖民地和多個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環境，地主買辦階級內部是不統一的，在新的形勢下，政治態度可能發生變化，“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一切爭鬥、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
報告尖銳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指出關門主義的主要錯誤，一是不承認組織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認為反革命營壘是統一的、固定不變的，他們要求打倒一切，其結果隻能是什麽也打不倒，看不到反革命勢力還暫時大於革命勢力的現實，想單靠自己的力量去戰勝強大的敵人。“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隻博得敵人的喝采。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綱領性文獻，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抗日力量的發展壯大和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
劉少奇受命奔赴華北
1935年12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經張聞天提議，劉少奇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北方局代表，任務是貫徹瓦窯堡會議精神，建立華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在全國範圍內宣傳黨的新政策。
當時的北方局書記是高文華。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方局機關沒來得及從北平撤出，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8月初在太原組建北方局新的領導機關，劉少奇任書記，楊尚昆任副書記，原書記高文華調往南方工作。
劉少奇在北方局期間，是華北各種矛盾錯綜複雜的時期，也是他統一戰線理論逐漸成熟的時期。
從1935年5月起，日本不斷製造事端，企圖通過華北政權特殊化的方式，使華北成為第二個“滿洲圖”。
1935年10月，日本代表土肥原向駐守平津、冀察的國民黨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提出：通電設立華北自治政府，罷免南京任命的所有官員。
日本還扶植老官僚殷汝耕在河北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東22個縣“脫離中央自治”。
同本在對華北進行軍事、政治侵略的同時，還加緊對華北地區實行經濟滲透。中國民族工商業陷入困境，許多工廠、商店處於破產和半破產的境地。
華北民族危機的加重給各黨各階級都提出了怎麽辦的問題。國民黨及地方實力派對日態度的變化國民黨和地方實力派麵對日本的步步入侵，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日態度逐漸起了變化。
華北危機的加重迫切需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挽救民族危亡，國民黨由於其階級的局限性難以肩負起領導民族統一戰線的重任，這個重任就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肩上。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發表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為建立人民一致抗日反漢奸的統一戰線給全體華北人民信》，信中指出：“華北危機到了極嚴重的最後淪亡時期，敵人新的壓迫與進攻危機之發展，事實逼迫著我們任何具有民族意識的人民對於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之建立，絕無絲毫猶豫與遲疑的餘地”，“我們為了迅速爭取華北危機之出路與開展中國民族之一致抗日的偉大神聖革命戰爭，我們願與華北全體抗日民眾在這一主張之下共同聯合起來為著華北危機之解放而鬥爭！”
隨著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普遍高漲，工作局麵急遽擴大，而黨在華北的組織狀況已難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這時中共中央決定派一位得力的人去領導北方局，肩負起建立華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任，劉少奇成為最佳人選。
中共中央選擇派劉少奇去華北工作有以下幾點原因：他有過白區的工作經曆，有著豐富的鬥爭經驗；他參加了遵義會議和瓦窯堡會議等重要會議，了解黨的政策轉變；他對統一戰線有著深刻的認識。
1935年11月29日，劉少奇在討論中央政治局戰略方針的會議上提出：“統一戰線問題，我們沒有能發動廣大的群眾運動是犯了嚴重的關門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中國群眾反日運動在高漲，黨應去領導和組織這一運動，因此必須反對關門主義。”
1935年12月3日，劉少奇撰寫了《抗日反蔣與廣泛的統一戰線》一文，文章認為：“檢查我們最近幾年來領導抗日反蔣運動的經驗，我們主要的弱點與錯誤，恰恰在不善運用廣泛統一戰線的策略，恰恰在這裏我們犯了嚴重的關門主義的錯誤。”
一二?九運動以後，中共中央根據國內形勢的發展，決定派劉少奇為中央駐北方代表，到華北指導北方局工作，建立華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在全國範圍內宣傳黨的新政策。
1936年春天，劉少奇從陝北一路風雨兼程，穿過敵人統治區，到達在天津的北方局機關。此時，北方局黨的組織及思想狀況都不容樂觀。
這時黨組織的情況是：除開保存了黨的旗幟而外，黨的組織一般沒有保存下來，僅僅在河北還保存了一個省委組織、若幹城市與農村中的地方組織和一批中下級幹部，而且這些組織和幹部還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嚴重統治著。
華北黨組織的這種狀況，很難肩負起建立華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任。
隨著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華北黨組織迫切需要大批有豐富鬥爭經驗、能夠有效執行和貫徹落實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的領導幹部。
當時，“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即草嵐子監獄關押著一批黨的幹部，其中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殷鑒、周仲英等60多人。
1936年4月的一天，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到劉少奇處匯報工作。一見麵，柯慶施就抱怨幹部奇缺。
此時，劉少奇也正在為華北黨組織缺少有經驗的幹部而苦惱。對於柯慶施的抱怨，劉少奇深有同感。
突然，柯慶施靈機一動，向劉少奇提出建議：讓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的黨員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及早出獄。這樣做，一方麵可以緩解北方局幹部奇缺的矛盾，另一方麵也可以在日寇占領北平後，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劉少奇認真聽完柯慶施的建議後，低頭沉思著。他十分清楚所謂的“履行出獄手續”意味著什麽。沉默片刻後，他緩緩地對柯慶施說：“我個人同意。但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央。”6月，劉少奇收到中央批準的回複。
7月的一天，在北平草嵐子監獄，擔任獄中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的薄一波，收到劉少奇以北方局名義寫的要求他們履行出獄手續的密信。
薄一波立即將信轉給黨支部幹事會其他成員共同討論，黨支部幹事會的幹事殷鑒、劉瀾濤等看了，都認為可疑，決定靜觀其變。
時隔數月，又收到第二封信。獄中黨支部同骨幹分子討論後，考慮到黨的紀律，準備將中央的指示付諸討論，征求獄中全體黨員的意見。
為了證實這兩封信是否真的是中央的指示，黨支部又通過另外的通訊辦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
信上再次說明，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經中央批準後作出的，隨信還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的主要內容的抄件。
獄中黨支部終於判定：履行“出獄手續”確係中央指示。他們作出了“準備執行”的決定。薄一波和其他黨員一起參與了討論，結果獄中52名黨員一致同意服從組織的決定。
從1936年8月底到1937年3月，依照北方局的指示，被關押在草嵐子監獄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幾十名共產黨員，分作9批履行“出獄手續”，陸續出獄。這些黨員同誌出獄後，大大緩解北方局幹部奇缺的問題，加強了北方局的力量。
與幹部缺乏同時存在的，還有黨員幹部的思想問題。劉少奇到北方局時，北方局在思想上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轉變，但左傾思想的影響還依然存在。
劉少奇指出：“遵義會議以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還沒有傳達到白區來，華北黨組織還是被錯誤路線統治著。這種錯誤路線（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鬥爭到底，原則上否定策略路線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條件下防禦、退卻的必要性等等），是當時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新政策的主要障礙。”
雖然在“六大”以後的一個時期內以及在四中全會以後的一個時期內，白區黨組織中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被糾正過，但這種糾正是極不徹底的，直到黨中央到達陝北、劉少奇1936年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後才得以糾正。
劉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間，根據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策略，結合華北的實際情況，堅決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提出了適合白區特點的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方法和策略，較成功地在華北地區開展了統一戰線工作。
為廣泛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使群眾了解黨的主張，劉少奇同誌先後發表了《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中共中央北方局為抗日救國宣言》等文章，係統地闡述了黨在白區的工作方針，強調要長期深入群眾，做艱苦細致的工作，廣泛的團結和爭取群眾，積蓄和保存自己的力量，鞏固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劉少奇到華北後提出黨在華北的任務是：“準備自己，準備群眾，為保衛平津、保衛華北而戰。”
要順利地執行這個任務，就必須聯合一切可能抗日的黨派、階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華北黨組織內存在的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還在阻礙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為了完成黨交給的任務，調動最廣泛的力量加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來，劉少奇針對華北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進行了批評糾正。
劉少奇根據北方局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詳細敘述了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各種表現。
劉少奇還提到了可以發展其他階層加入到黨組織中來，以加強黨的統一戰線。他認為，反對小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害怕小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加入進黨內來，尤其害怕某些軍官及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加入進黨內來，是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在組織上的表現。
為了肅清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影響，提高華北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認識水平，劉少奇指出，左傾思想對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與發展有著極大的危害。劉少奇對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析研究，。劉少奇在對左傾關門主義進行深入分析之後，提出防止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措施。
1937年2月，劉少奇在給張闡天的信中指出，瓦窯堡會議僅是我們工作原則的轉變，今天這種原則的轉變已經進入實際的轉變了。在這個轉變關頭，如果發生錯誤，哪怕是一點小小的疏忽，都要引起深遠的後果。
為了防止“左”傾錯誤的發生，劉少奇提出必須采取以下措施：“（一）在黨內廣泛宣傳解釋黨的策略路線，使廣大黨員和群眾深切了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以及實行國共合作的必要性。（二）我們的每一個政治行為，必須異常慎重。（三）擴大黨內黨外民主的工作方法。（四）加強行動的紀律與政治的紀律。”
無疑，劉少奇的這些主張對進一步肅清華北黨的左傾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提高了華北黨的理論水平，從而推動了華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向著更加廣泛的方向發展。
毛澤東對劉少奇有過這樣的評價：“他係統地指出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症，他是一針見血的一生。”
在肅清錯誤思想的同時，劉少奇還將黨的統戰理論與華北的實際相結合，從理論上提出了適合華北特點的統戰方針策略，從實踐上進行了正確的指導。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工人階級也不是天然就接受黨的領導的，國民黨和其他的某些階層也在和黨爭奪對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在白區國民黨對工人也是有控製力的。
爭取工人到黨的這邊來，對於加強華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力量，爭取更多的人參加到這一行列是非常重要的。
為了更好的指導薪形勢下的工人運動，劉少奇回顧總結了一九二七年以來白區職工運動的曆史經驗教訓，闡述了建立和發展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方針和策略原則。劉少奇的這些思想，對於華北統一戰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領導群眾性救亡運動
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會議後，全麵加強了黨對白區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
在北方，中共中央派劉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書記。北方局黨組織利用公開、半公開刊物和左派刊物發表文章，出版小冊子等，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
在北方局的組織和領導下，成立了由工人、農民、學生、知識階層、工商業者及婦女參加的華北各縣救國聯合會、學生救國會等抗日救國組織。
這些組織深入到工廠、農村，開展抗日救國的宣傳工作，組織群眾進行抵製日貨，舉行示威、請願、罷工、罷課等形式的救國運動。
在南方，中共中央派馮雪峰、潘漢年到上海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正式成立並發表宣言，提出了根本改變目前外交政策，停止一切內戰，迅速建立起民族統一戰線，保障集會、結社、出版絕對自由、釋放政治犯等八項要求，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2月23日，上海國難教育社建立。
在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的影響和推動下，北平、上海、天津、武漢等地相繼成立了群眾性的各界救國會組織。
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提出應在上海設立全國各界救國會，以推動全國各地的救亡運動。
1936年5月31日，來自全國20餘省市60多個救亡團體的代表，共70餘人在上海開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大會討論通過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宣言》、《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等重要文件，選舉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史良、沙千裏、王造時等14人為常務委員，決定創辦《救亡情報》作為該組織的機關報。
救國會的主要政治主張是：停止一切內戰，建立全國統一的抗敵政權，團結一致共同抗敵；要求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開放民眾運動，召開各黨派聯合會議，建立統一的救國政權；廢除苛捐雜稅，提高海關進口稅，抵製日貨，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在農村實行“耕者有其田”；改變妥協外交，聯合世界反日和反戰力量，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救國會的成立及其主張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評價。
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給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寫信，表示“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誠懇的願意和你們合作。”
全國救國會成立以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為抗戰爆發前夕國民黨統治區抗日運動的一麵旗幟，但也因此而引起國民黨政府的恐慌。
1936年11月23日淩晨，國民黨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國會七位負責人：沈鈞儒、李公仆、沙千裏、史良、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
11月24日，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發出布告，宣布他們的“罪行”：“李公仆等自從非法組織所謂‘上海各界救國會’後，托名救國，肆意造謠，其用意無非欲削弱人民對於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結‘赤匪’妄倡人民陣線，煽動階級鬥爭，更主張推翻國民政府，改組國防政府，種種謬說均可複按。”
沈鈞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們從事的抗日救亡活動，順應民心，代表民意。國民黨政府羅織的“罪行”，說到底無非隻是“謬說”。以言論治罪本身違反法製，何況種種“謬說”未必可以“複按”。
消息傳出，全國嘩然，各界人士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救國會發表宣言和告國人書，宣布不會因領袖的被捕而放棄抗敵救亡的主張，而是要繼續奮鬥下去。
宋慶齡發表了《為沈鈞儒等人被捕聲明》，對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國民黨中央委員於右任、馮玉祥、李烈鈞等20餘人，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鄭重處理”此事。
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致電南京政府，請求無條件釋放“七君子”。張學良麵見蔣介石，氣憤地質問他：對待人民愛國運動這樣殘酷，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麽區別？
北平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李達、許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羅華僑文化界200餘人；新加坡全體華僑紛紛致電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釋放他們。著名作家羅曼?羅蘭、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抗議。
北平各大、中學校的學生聽到這個消息，特地罷課兩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請願。
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學生舉行大示威，高呼“爭取愛國自由、釋放愛國領袖”等口號。全國許多報紙把他們稱為“七君子”，把他們的案件稱為“愛國無罪”案。
1937年4月12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對沈、章諸氏被起訴宣言》，讚揚沈鈞儒等“以坦白之襟懷，熱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態度，提倡全國團結、共赴國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實為我中華男女之應盡責任與光榮模範，而為中國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譴責國民黨製造“愛國有罪之冤獄”，要求釋放“七君子”等一切政治犯，並多方開展營救工作。
6月，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提出與“七君子”同服“愛國罪”，得到全國各界人士響應，紛紛簽名參加。
7月5日，宋慶齡抱病與其他發起人自帶行裝，到蘇州高等法院自請入獄。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聲援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承認“救國會以救國為目的，當然無罪”。
抗戰爆發後，“七君子”終於被釋放出獄。中國共產黨和救國會營救“七君子”的運動，推動了全國抗日**的興起，壯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力量，對逼促國民黨蔣介石政府轉向抗日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