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決定爭取地方實力派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確立了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會後，毛澤東、周恩來等均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廣泛地展開了對國民黨民主派、地方實力派，以及全國其它黨派和團體的爭取工作。
此時，周恩來同誌直接負責中共中央白區工作部和中央聯絡部的領導工作，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他首先把“工作重點放在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方麵”。
1936年1月，當周恩來得知在榆林橋戰役中被俘的原東北軍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願意回東北軍向張學良、王以哲等報告紅軍團結抗日的主張時，他立即予以批準，並指定中央聯絡部部長李克農同高談話。
打通紅軍同東北軍的接觸後，中共中央兩次派李克農赴洛川同東北軍將領舉行會談，周恩來指示李克農按照瓦窯堡會議精神，先談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問題。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李克農在同張學良的談判中，就紅軍與東北軍停戰、貿易、紅軍派代表常住西安等初步達成了口頭協議。
4月初，周恩來又代表中共中央和紅軍親自趕到洛川同張學良舉行密談，雙方就停止內戰、互派代表、聯合蘇聯等廣泛達成了共識，並就抗日是否聯蔣的問題進行了磋商。
同月底，周恩來、李克農派劉鼎任紅軍駐東北軍代表，在西安建立起紅軍同東北軍直接聯絡的秘密電台。至此，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紅軍同東北軍率先在全國建立起停戰抗日的統戰關係。
在積極爭取東北軍的同時，周恩來也對楊虎城領導的十七路軍展開了統戰工作。
在1936年4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提出，楊虎城的十七路軍不僅有可能同紅軍聯合反蔣，而且有可能聯合孫殿英、宋哲元等原西北軍舊部共同反蔣，故應加強對十七路軍的爭取工作。
1936年2月至5月，毛澤東、彭德懷等正忙於指揮紅軍東渡黃河北上抗日，所以他們決定：張學良楊虎城兩部關係由周恩來“統一接治並指導之”。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1936年9月，紅軍同十七路軍也達成了停戰、通商、軍事聯絡等口頭協定。在同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又提出，為了促進全國抗日運動的發展，必須要有幾個大聯合，且西北大聯合是建立全國大聯合的樞紐。
依此，在分別聯合張、楊的基礎上，中共中央又設法消除了十七路軍同東北軍之間的猜疑和隔閡，使紅軍終於在1936年秋同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共同建立起“三位一體”的西北大聯合。
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確立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時，仍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統治集團排除在爭取對象之外，所執行的是“反蔣抗日”的方針。
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周恩來等對地方實力派的爭取，中共中央對“反蔣抗日”政策逐漸有了新的認識。
周恩來、李克農同張學良會談時，張都堅持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麽，蔣介石也應包括在內。”所以，他隻同意“逼蔣抗日”，不同意“反蔣抗日”。
對此，周恩來向張學良表示：關於對蔣政策問題，願將張的意見帶回去慎重研究。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張學良關於“逼蔣抗日”的主張後，從1936年4月底開始，在一係列《宣言》和《通電》中已把國民黨同全國其它黨派和團體並列相提，並不再稱蔣介石為“漢奸賣國賊”。
不久，“兩廣事變”爆發，事變在國民黨民主派、地方實力派、中共及全國其它黨派和團體的斡旋下，最終得以和平解決，並迫使蔣介石在解決事變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不得不對日提出了強硬政策。
時勢的變化促使中共中央一方麵進一步認識到爭取蔣介石中央統治集團實行共同抗日的可能性，另一方麵也充分認識到爭取地方實力派對實施“逼蔣抗日”方針的推動作用。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示》明確提出：“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該是逼蔣抗日”，且“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
基於上述認識，從1936年下半年開始，中共中央加緊展開了爭取桂係李宗仁、白崇禧，晉係閻錫山，川係劉湘，新疆盛世才，河北宋哲元，寧夏馬鴻逵等地方實力派的工作，這些名單“均經過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李克農具體安排”。
西北大聯合的建立和發展，全國抗戰形勢的高漲，直接推動了“西安事變”的爆發。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又肩負中共中央的重托，親率代表團赴西安協助張學良、楊虎城，機智地化解種種矛盾和阻力，和平地解決了事變，實現了國內和平，“從此建立了兩黨重新合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
在這個前提下，周恩來又奔波於西安、杭州、廬山、南京等地同國民黨中央經過多輪談判，最終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在全國建立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爭取山西的閻錫山
1936年5月5日，東征紅軍回師陝北時，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名義發表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
毛澤東在分析閻錫山的處境後，認為閻錫山正處在一個三岔路口：一是日本侵略軍氣焰囂張，對山西誌在必得；二是蔣介石以“剿共”為名，進入山西的大軍駐紮晉南不走，策劃“倒閻”；三是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旗幟，得到全國愛國同胞的擁護。
這三種力量擺在閻的麵前，要在三者之間維持平衡是十分困難的。降日是漢奸，迎蔣是引狼入室，反共沒有出路。用閻自己的話講是“在三個雞蛋上跳舞，踩破哪個都不行”。
毛澤東審時度勢，“數數致信”閻錫山，明大義曉利害，爭取其立於共同戰線，一致抗日，但閻錫山舉步維艱，找不出什麽是他的“配為、當為、能為”之路，顧慮重重，一直未能作出回答。
5月25日，毛澤東再次致信閻錫山，托被東征紅軍俘虜的第三九二團團長郭登瀛轉達。
信中說：“敝軍西渡，表示停止內戰，促使貴部及蔣氏的覺悟，達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電或恐未達，抄上一份，托郭團長帶回，即祈審覽。救國大計，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軍抗日被阻，然此誌如昨，千回百折，非達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終有覺醒的一日。側聞蔣氏迫先生日甚，強製晉軍二度入陝，而以其中央軍監視其後，是蔣氏迄無悔禍之心，漢奸賣國賊無與為匹，三晉軍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誌甚願與晉軍立於共同戰線，除此中國人民之公敵”。“郭團長及貴軍官兵一律優待，同屬國人。勝之不武，敝方絕無驕矜之心，武器彈藥，楚失楚得，諒先生及貴軍領袖亦當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團長返晉，麵致手書，如有賜教，乞令郭君再來，以便溝通兩方，成立諒解，對付共同之公敵。”
毛澤東的這封信，言詞鑿鑿，情意切切，使閻錫山不得不考慮何去何從的問題。他在6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豈可更甚焉。”顯然毛澤東的信已經與他的思想產生了某種共鳴。
同時，中共中央委托“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負責人、閻錫山中學的老師朱蘊山入晉會見閻錫山，勸其走聯共抗日的道路，並通過張學良、楊虎城敦促閻早下決心。閻錫山雖未對聯共明確表態，但表示願意抗日，並取消了一些抗日救國的限製。
7月，日軍進犯綏東，威脅山西。閻錫山權衡利弊，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統治，確定了“聯共擁蔣”“守土抗戰”的方針。
中共中央相繼派南漢宸、彭雪楓、周小舟等與閻錫山磋商聯合抗日事宜，並在太原設立秘密聯絡站。中共北方局選派了大批優秀幹部和“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骨幹到山西，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
1936年下半年，隱蔽在閻錫山政府機關和各社會團體中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杜任之等，發出了組織“抗日救國同盟會”的號召，經閻錫山審定改為“犧牲救國同盟會”，閻錫山任犧盟會會長。
當時，閻錫山同蔣介石之間存在較大的矛盾。盡管在反共這點上，他們是一致的，但蔣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因而，閻錫山不得不尋找暫時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借用共產黨的力量牽製蔣介石。
於是，閻錫山想出了一條計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號，用上一批共產黨員，仿照共產黨的辦法，采取某些暫時性的進步措施，擴充實力，保持他對山西的統治。閻錫山鄉土觀念很重，既希望有個自己人出麵來操辦犧盟會，又希望這個自己人能夠和共產黨有瓜葛，還不至於給蔣介石留下口實。
在北平蹲過監獄的薄一波自然而然就成為閻錫山最理想的人選，況且當年作為學運領袖薄一波的組織能力、社會影響力給閻錫山留下了深刻印象。
於是，閻錫山親筆寫信給當時北平的駐軍領導人宋哲元，並派親信郭挺一轉達：希望薄一波回老家山西，“共策保晉大業”。
薄一波由於過去一直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沒有做過上層的統戰工作，也不願意同閻錫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謝絕了。事後，徐冰將此事告訴了劉少奇。
第二天，劉少奇就委派徐冰向薄一波傳達這樣的意見：“不想去，大概還是認為我們不能同閻錫山合作抗日，隻應當做基層群眾工作，不應當搞上層工作，這也是對形勢認識不足。一定要看到，現在形勢正在發生大的變化，日本要滅亡中國，蔣介石繼續搞不抵抗主義，閻錫山在動搖中。當前，黨的任務是：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合全國各黨、各派、各軍、各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剛剛收到陝北來電，毛澤東同誌在電報中提出，閻錫山等華北六省市軍政負責人處，‘一有機會，即須接洽。統一戰線以各派軍隊為第一位，千萬注意’。這樣的機會我們找還找不到，現在閻錫山找上門來，你卻拒絕不去，是不是還有一點‘左’傾關門主義的頑疾？‘左’傾關門主義就是不懂得要善於把公開工作同秘密工作相聯係，把合法鬥爭同非法鬥爭相聯係，把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同下層統一戰線相聯係。過去我們就是吃了‘左’傾關門主義的虧，使白區黨的工作受到重大的損失。現在是個好機會，機會難得，要去！不去，就失掉了這個好機會”。
薄一波聽完徐冰轉達的劉少奇的話後，心裏還是存在疙瘩，不願意與閻錫山打交道，更不願意與閻錫山合作抗日。
於是，薄一波請徐冰報告劉少奇：“我在獄中讀過共產國際七大的全部文件，其中季米特洛夫的報告最感人；還讀了共產國際十三次委員會各位委員的發言。這兩次會議都是反對‘左’傾關門主義的，對照我長期在白區做軍運工作的經驗教訓，我對‘左’傾關門主義的危害深惡痛絕。中央瓦窯堡會議的決定，我在獄中也認真學過，反對‘左’傾關門主義，我是堅決的。不過，我不去山西有自己的理由。並不是因為我做黨的秘密工作已經多年，不熟悉上層社會的人情世故和待人接物。不適合到那裏工作，主要是不願意和閻錫山這樣的人共事。何況，郭挺一已經知道我是共產黨員。”
當劉少奇聽完徐冰轉達的薄一波的話後，當即就冒火了，說：“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徹底轉變我們過去的鬥爭方式與工作方法，這是新形勢向我們提出的要求。不會就學，到工作中去學。閻錫山正因為知道你是共產黨員，才會對你這樣歡迎嘛！”
這一次，薄一波不再堅持不去了，他通過徐冰報告劉少奇，希望能有個把月時間，先到山西實地考察一下，看形勢究竟如何，再確定今後的行動。劉少奇表示同意。
1936年9月，薄一波回到了山西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誌，並通過各方麵的關係，包括一個同閻錫山曆史淵源很深的老軍閥，進行了40多天的調查研究，很快便掌握了山西的各種情況。
回到北平後，薄一波向劉少奇遞交了關於山西調查研究的情況匯報，內容包括山西的政治、經濟情況，閻錫山的處境和他的思想動態、政治企圖，對我們今後在山西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估計及應采取的工作方式等。
劉少奇在認真研究薄一波這份報告後，對薄一波提出的在山西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構想深表讚許，並要薄一波從剛出獄的同誌中選擇幾個幫手一起到山西工作。楊獻珍、董天知、韓鈞、周仲英等成為薄一波的同事，第一批去太原。
盡管閻錫山有自己的打算，對抗戰是動搖的、不徹底的，但表示願意抗戰和同共產黨合作，這一點還是好的。因此，劉少奇認為：應當從抗日救亡的大局出發，積極地爭取閻錫山、推動閻錫山來抗日，並且通過合作來發動群眾，壯大進步力量。
同時，劉少奇向薄一波轉達了這樣的意思：與閻錫山合作抗日，並且開展群眾運動，同時又要提高警惕性，隨時戒備他來反對我們和群眾；要盡可能地通過閻錫山的組織形式，如“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等去進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限製。
10月下旬，薄一波一行人去太原前夕，徐冰又傳達了劉少奇的3條指示：一、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爭取站穩腳根。不要搞“左”傾冒險主義和空談主義，不要提閻錫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號，不要怕到上層機關去和戴“官辦團體”的帽子。二、要踏踏實實地做群眾工作，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轎子”，要爭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領導權。三、決定成立做山西統戰工作的黨的工作委員會，直接受北方局領導；同時成立山西工委，由張友清同誌負責。黨的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開。黨的公開工作要為黨組織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11月3日，薄一波到太原後，立即同閻錫山正式談了一次。薄一波開門見山地說：“我願意在閻主任領導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們家鄉的話說，‘先小人，後君子’，把醜話說在前麵。有幾點情況我想需要說清楚，然後好共事。我們不妨也來個‘約法三章’：第一，我參加共產黨多年，可以說定型了，說話行事總離不開共產黨的主張，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隻能做抗日救亡工作，對抗日有利的事情我們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麵要給予方便，對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會有不少共產黨人。”
當時，閻錫山一一表示同意。閻錫山還任命薄一波以國民黨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辦公室秘書的名義擔任“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的工作。
和閻錫山“約法三章”後，為了便於發動群眾，薄一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對犧盟會進行改組，成立了新的工作班子，把犧盟會逐步辦成與閻錫山合作的統一戰線組織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群眾組織。
通過這個組織，薄一波以山西特有的方式，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做好大力發動群眾、組建新軍、掌握政權、開創敵後抗日根據地等各項工作。
為早日實現華北聯合抗戰的局麵，1936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了“促成北方統一戰線”的任務，加快了對爭取閻錫山工作的步伐。
這時，閻錫山為進一步摸清中共的動向，派他的表侄、太原綏靖公署政訓處主任梁化之到天津邀請與中共有密切關係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華北辦事處主任朱蘊山到太原商談，提出可與中共談判的意向。
毛澤東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指派紅軍青年將領彭雪楓密赴綏遠與傅作義聯絡，並請傅介紹彭與閻錫山會晤。
11月12日，彭雪楓以中共及紅軍代表身份攜帶毛澤東致閻錫山的親筆信抵達太原。
閻錫山看過毛澤東的信後十分重視，他采取了極端保密的措施，指定梁化之為全權代表與彭雪楓單線聯係，他人不得插手。
經過彭、梁的磋商，雙方確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及紅軍秘密聯絡站，辦公地址選定在首義門內“基督教青年會”後院6號。
彭雪楓使用化名塗秀根，他與中共中央的地麵聯絡由閻方簽發護照，保證安全，空中聯絡在建立電台前暫用閻方電台。
從此，中共與閻錫山方麵達成諒解，秘密聯絡工作積極而有成效地開展起來。
毛澤東的來信對處境艱難的閻錫山來講，不失為春風拂麵，令其清醒了許多，在其思想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雖然在行動上他還不能公開地聯共抗日，但實際上已經在做著聯共抗日的準備了。
正當聯絡站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閻錫山及其代表梁化之就抗日相關聯的問題進行會談的時候，西安事變爆發了。
西安事變發生的次日，張學良、楊虎城即致電閻錫山詢問其對事變的態度。閻錫山對事變先持保留態度，接著又通電表示反對。
12月14日，閻致電張、楊，提出一連串的指責與非難。這一態度，給張、楊兵諫澆了冷水，也給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帶來了不利影響。
當毛澤東得知閻錫山對西安事變及張、楊的態度後，立即於12月16日致信閻錫山，信中說：“接彭雪楓轉來電，知先生抗日救國義薄雲天，敝方奉商各端，倘荷讚諒，感幸實深。西安事變後，時局急轉直下，有數事就商於先生者”。對閻表示進步的態度，給予鼓勵與肯定。
毛澤東接著指出：“時局應和平解決，萬不宜再起內戰，自速複亡。敝方刪日通電詳申斯旨，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寧、陝之間，先停軍事行動，再議時局善後”。急切希望閻錫山在西安與南京之間進行調解，力避內戰的發生。
接著進一步向閻錫山坦誠建議：“當前急務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於援綏，謂宜舉寧方西進之軍改道北進。張、楊二公尤誌切同仇，紅軍則久矣。願附驥尾與國仇相見，於綏察之間，共組抗日聯軍，推先生為統帥，各軍指揮調遣惟先生之命是從”。
這種為國家為民族的利益，不惜將中共及紅軍的利益拋開，其抗日之誠，天地可鑒。凡屬食毛踐土之倫，都會有所感悟的。
閻錫山立即以其實際行動表達了對毛澤東意見的讚同，他在綏遠支持傅作義抗擊日軍進攻，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並取消了防共會等。但是閻錫山對南京大軍討伐西安的態度仍不明朗。
12月20日，毛澤東指示在太原的彭雪楓，本著中共中央19日通電精神抓緊對閻錫山的工作。22日又通過彭雪楓再致信閻錫山，信中說：“敝方為大局計，不主決裂，亦絲毫不求報複南京，願與我公及全國各方調停於寧陝之間，誠以非如此則損失盡屬國家，而所得則盡在日本。目前寧軍攻陝甚急，願我公出以有力之調停手段”。
“不主決裂”是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原則，毛澤東在此再次重申，目的在於督促閻錫山竭力調停，縱然調停不成，至少保持中立，不給和解的道路設置障礙。
接著毛澤東進一步表明中共的決心：“如寧軍堅持進攻而無絲毫轉圜之餘地，則紅軍勢難坐視。戰爭範圍擴大，所需我公協助之處甚多”。
閻錫山的處事原則是“自保”和“存在”，他深知若日軍再次進攻晉綏和寧軍攻陝，都必將禍及山西。因此，他采取了比較務實而明智的態度，順從了中共及毛澤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製止內戰，逼蔣抗日的主張。
從事變發生到解決，閻錫山曾與南京和各地實力派密電往來頻繁，但未透露紅軍準備還擊親日派何應欽的進攻而在三原一帶集結兵力的情況。
蔣介石安返南京，扣留了張學良，西安方麵非常激憤，暴力衝突一觸即發。毛澤東發表了《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要求蔣介石“不打折扣”兌現自己的諾言，聯合各黨派走一致抗日的道路。同時致電閻錫山請他出麵斡旋，“俾得和平解決西安問題”。
雖然閻錫山的調解願望被蔣介石所拒絕，但他在西安事變中由反對到中立，由中立到合作，這種態度的轉變，不能不說是毛澤東屢屢致信的結果。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7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14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團發布關於紅軍改編，聽候開赴抗日前線的命令。15日，毛澤東即致信閻錫山，並派秘書周小舟急赴太原送達。
信中分析了盧溝橋事變以後的全國局勢，再次表達了中共及紅軍抗日的決心，提出：“關於堅決抗戰之方針及達到任務之方法問題，紅軍開赴前線協同作戰問題，特派周小舟同誌晉謁，乞予接見並賜指示”。
此時太原聯絡站的負責人彭雪楓正在延安向毛澤東匯報工作，17日毛澤東又寫信給閻錫山，並令彭雪楓攜信速返太原轉達。
信中說：“彭雪峰同誌回，備述盛德，並稱政躬違和，不知近日已痊愈否？為國珍攝，在此國難關頭更為必要。關於紅軍協同作戰，昨派周小舟趨謁，現令彭雪峰速返太原，再求指示。日寇大舉，全華北危險萬狀，動員全力抗戰到底，發動民眾與扶助義軍工作，實屬刻不容緩。茲有敝方指導華北工作者數人，擬在太原住止，祈先生予以方便。關於尊處無條件抗戰方針，敝方完全擁護，已令黨員與晉綏當局密切合作，共挽危局。尊處新的作法，祈隨時告彭雪峰轉知弟處。相互共同推進全國上下軍民一致的真正的團結一體，抗此大敵。又敝方擬在太原印刷若幹必要文件，此種文件不出聯合抗日陣線共同綱領範圍，亦祈給予方便。國際聯結方麵，先生有何意見，並祈示知。敝處與先生相見以誠，當前局勢下，更須密切團結，諒先生必有同心也。”
經周小舟、彭雪楓與閻錫山的一係列晤談，雙方商量了一個統一戰線的辦法。
閻錫山也於28日複信毛澤東：“周小舟君抵並，持誦大劄，並述及先生抗日主張，尤為欽佩。國事危急，非集合全國財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難關，願與先生同赴國難也。”
此時的閻錫山在聯共抗日問題上已無所顧忌，因為國共合作已成為曆史的必然。
7月31日，彭雪楓和閻錫山會晤，閻錫山告訴彭雪楓：“從今日始，你可以用紅軍和中共代表的名義公開活動了”。毛澤東也致電彭雪楓：“太原公開辦事處，立即開設，你為主任。”
9月上旬，日軍沿平綏線進攻，閻錫山原製定的大同會戰計劃被迫放棄，形勢嚴峻。
彭雪楓赴代縣太和嶺口行營會晤閻錫山，閻錫山擔心八路軍會在不利情況下南渡黃河撤出山西。他請彭雪楓轉告毛澤東等，將來平津敗退，平漢敗退，甚至晉軍敗退，希望八路軍會合晉綏一個集團軍，在五台山脈周圍建立根據地，與敵周旋。“如毛、朱先生同意，希及早告我，以便預先存買糧食、衣服、彈藥之種種準備”。
對此，毛澤東於9月23日答複閻錫山：“假如在不利情況下，兩軍團結一致，用遊擊戰爭堅決抵抗日寇進攻之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
毛澤東同時指出：遊擊戰爭主要應處於敵之翼側及後方，在山西應分為晉西北、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區向著進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敵人取四麵包圍襲擊之姿勢，不宜集中於五台山脈一區，集中一區是難以立足的；還應注意晉西北管涔山脈、太行、太嶽山脈地區部署與準備；遊擊戰除軍事部署外，最主要的是緊密依靠農村廣大人民群眾，隻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後勝利。指示彭雪楓將此意見提供閻先生考慮，“承采納，抗戰幸甚”。
形勢的發展，果不出閻錫山的預感，晉軍未能遏止日軍的進攻勢頭而節節敗退。也不出毛澤東的預見，兩軍在五台山脈一地建立根據地的設想亦未能實現。
隻有在忻口戰役中，兩軍同心同德，團結禦侮，進行了密切配合。第一一五師在平型關殲敵1000餘人，取得中國抗戰以來第一次勝利；第一二○師幾度占領雁門關並以伏擊戰截斷了大同至忻口的交通，阻敵增援；第一二九師夜襲陽明堡敵軍機場，燒毀敵人飛機24架，直接支援了忻口戰役，有效地遏止了日軍的進攻。
閻錫山在總結忻口戰役時，也頗為滿意地指出：“朱德、彭德懷更率部斷敵後路，阻絕其交通。”
毛澤東不惜筆墨，不厭其煩地致信閻錫山，其良苦用心在忻口戰役中結出了豐碩之果。
抗戰初期閻錫山與共產黨的合作是有誠意的，但當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態度卻逐步右轉了。閻錫山信奉的人生哲學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為了“存在”，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1938年2月28日，臨汾失守，山西大片土地陷入敵手，共產黨八路軍的力量特別是在敵後的力量不斷發展，閻錫山認為這對他的“存在”構成了威脅，於是對聯共抗日的政策產生了動搖。
他向他的高級將領講話說：“抗戰以來晉綏軍抗光了，惟獨八路軍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強了，再加上犧盟會、決死隊和八路軍合作，今後還有我們晉綏軍的立足之地嗎？”特別是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製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加速推動了閻錫山的右轉，開始了他扶舊抑新的步伐。
1939年3月25日，閻錫山在陝西宜川縣秋林鎮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放出了“抗日第二，防共第一”的信號，將矛頭指向八路軍、犧盟會和新軍。
10月底，閻錫山又召開了“民族革命同誌會臨時代表大會”，其目的是借會議之名，將新軍領導控製起來。但此計被新軍領導人識破，除派決死二縱隊政治部主任韓鈞參加會議以觀察情況外，其餘都未到會。
閻錫山一計未成再施一計，令決死二縱隊為第一線，以晉綏軍陳長捷第六十一軍為第二線，向靈石、霍縣間之同蒲路進行破擊。
很快，決死二縱隊陷入了日、閻兩軍的夾擊之中，形勢險惡。韓鈞被迫致電閻錫山，痛陳王靖國、陳長捷的漢奸罪行，表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堅決自衛。閻接電後，立即宣布韓鈞“叛變”，決死隊為“叛軍”，通電全國進行討伐。晉西事變的戰幕就此拉開。
當時有些同誌認為山西的國共合作已經破裂，主張訴諸武力。毛澤東則認為閻是在部署投降，但還未付諸實施。他強調既要爭取閻錫山繼續抗日，留在統一戰線內，又要對他的進攻堅決還擊。
毛澤東代薄一波擬了致閻錫山的電報，指出新舊之爭，隻對日本帝國主義有利，對頑固勢力有利，“對抗戰不利，鈞座不利，新軍不利，即舊軍同人也絕無所利”。亟望閻錫山調和新舊軍矛盾，重新團結，服從閻之指揮，一致抗日。中共中央也以八路軍留守處主任肖勁光的名義，向閻提議調停，閻表示：“肖主任有暇，希望前來一談。”
1940年2月25日，毛澤東派肖勁光、王若飛帶著他寫給閻錫山的信到達秋林。
毛澤東在信中說：“抗戰以來整個華北在先生英明領導之下，創立了抗日根據地，實施了進步政策，使抗戰各軍團結一致，屏障中原，保衛西北，功在國家，萬方敬仰。”“近來山西境內發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勢所趨，終必和平解決，尤因先生領導提挈至明至慎，必能處理悉當，益臻進步，團結之途，無可疑者”。“未盡之意統由肖、王二同誌麵達”。
閻錫山發動的晉西事變並沒有像他預料的那樣把新軍拉過去或者搞垮，他雖然掃**了晉西南，卻完全丟掉了晉西北，晉東南也讓國民黨中央軍插了進來，地盤損失了3／4，落了個“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結局。
正當麵臨困境之時，毛澤東的這封信，給了他一個既能保全麵子，同時政治上也可挽回一些損失的機會。經四天的談判，達成了新舊軍和八路軍劃界而治的協議。
閻錫山也親筆給毛澤東寫信：“肖主任等來獲讀手書，如親握晤。抗戰以來，端賴全國團結一致對外，使國家地位日益增高，今於抗戰第四年代，勝利業已在望之際，仍盼共同努力，克服當前一切困難，以盡民族革命之全功，所有一切詳情，肖主任當能麵悉不贅”。
閻錫山順著毛澤東給的台階走下來了，晉西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即將破裂的統一戰線被毛澤東的大筆挽救了回來。閻錫山從發動晉西事變到最終如此解決，也許悟出了什麽，在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共**中，再未敢輕舉妄動。
爭取兩廣的實力派
1936年6月1日，國民黨廣東軍閥陳濟棠和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不滿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發動了“兩廣事變”，將所屬軍隊改稱為“抗日救國軍”，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形成對峙之勢。
中共中央積極支持了這一事變。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澤東、朱德的名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兩廣出師北上抗日宣言》，稱讚他們“高舉抗日義旗，出師北上”的舉動，表示“願意同兩廣當局締結抗日聯盟共同奮鬥”。
為了進一步爭取地方兩廣地方實力派，當時負責中央對外聯絡工作的李克農同誌到紅軍大學政治部，找時任組織科長的雲廣英談話。
李克農說：“兩廣發生事變，李宗仁、陳濟棠等搞‘反蔣抗日’活動，其真相還不不清楚。但是，我們可以利用這一時機，向他們進行抗日民主統戰工作。中央準備派你去，以紅軍代表的身份去做他們統戰工作。你的意見怎樣？”
“我服從黨的決定，沒有什麽意見！”雲廣英立即回答說。
過了三天，李克農又來對雲廣英說：“中央負責同誌今天開會研究你到兩廣的工作任務。現在你跟我到中央辦公廳去。”
兩個人到了中央辦公廳，見到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葉劍英均已在座。周恩來對當時的國內形勢做了分析，對他的工作任務作了具體的指示後又說，如遇到宣俠父先生，可以同他談工作的問題。他是進步人士。雲廣英和李克農離開辦公廳時，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你出去做這工作很好！”
第二天，李克農向雲交代到兩廣後與中央聯係的方法，約定了電報密碼、呼號和波長等事項，並囑咐要發報時，先譯成密碼，然後托“兩廣”的電台代發。
6月25日，中央派白堅陪同他一起離開瓦窯堡。由張學良部隊的王副官帶路，乘坐一輛軍車經延安到西安。
在西安，雲廣英他們住在西北軍政治部負責人申伯純的一處秘密接待處。第二天，他們乘火車前往天津。在天津，白堅帶雲廣英去見中共北方局華北聯絡局的領導王世英。
王世英告知雲廣英，廣東的情況有變化，陳濟棠部隊的軍長餘漢謀已投靠蔣介石。陳已逃離廣州去了香港，廣東的局勢較混亂。
王世英還說：“你去廣州已無必要，我看你直接從香港轉途去南寧見李宗仁好了。我們已和李宗仁在天津的代表聯係商談過，由他們密告李宗仁、白崇禧。你到南寧，去見李宗仁就不會那麽麻煩了。還談好你用的名字是林秀先。”
1936年6月下旬的一天，拖輪駛進南寧的洋關碼頭。那時南寧形勢異常緊張。洋關碼頭已布滿了荷槍實彈的士兵和警察。因為從外地到南寧的人不多，雲廣英一上岸就受到警察的注意。立即對他進行嚴密的盤查。並指定他到一間旅館住宿，以便監視。
雲廣英以林秀先的名字住下後，經過了解，才知道近十天的時間，蔣介石已從貴州、湖南、廣東調集大軍陸續自四麵而來，圍困廣西，想用武力威迫李宗仁、白崇禧從命。
同時，李宗仁、白崇禧采取措施嚴密布防，一方麵防止蔣介石的特務入桂刺探情報；另一方麵將其訓練有素的民團武裝集中統管，又把省防軍由14個團迅速擴編成44個團，擺出與蔣介石的中央軍決鬥的陣勢。內戰有一觸即發的危險。
為了盡快見到李宗仁，雲廣英當晚寫好一封要求麵見李宗仁的信，並有意把信藏在床席下麵。
當晚約11點種，突然進來兩個警察查房，詢問他姓名、從何而來到何而去後，警察四處搜查在床席下麵發現了給李宗仁的信。
警察驚奇地打量他一遍問道：“這信是你寫的嗎？”雲廣英十分鎮靜地說是，並說“我準備明天就去見李總司令。麻煩你們帶我去好嗎？”
那兩個警察互遞眼色，搖搖頭說：“總司令部離這裏又不遠，你自己去吧！”
第二天上午，雲廣英拿著給李宗仁的信，往民生路國民黨第四集團軍總部走去。但離開旅館沒有多久，就發現有兩個警察尾隨在後。
到了總部的傳達室，雲廣英遞交了給李宗仁的信。時隔不久，由副官請他進了李的辦公室。
李宗仁見雲廣英進來，為表示友好主動迎上去握著雲廣英的手，微笑著說：“歡迎！歡迎！我知道林先生要來，今天能會麵，很好！”
李宗仁請他坐下後，立即揮手要身後的兩個衛兵退出。隨即李請雲轉達對毛澤東和朱德的問候，雲廣英即表示謝意。當時在座的就他們倆人。
雲廣英向李宗仁闡明我黨對時局的看法和立場，反對蔣介石對日妥協、投降的政策，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積極抗日的方針。
雲廣英還對李宗仁說：“黨中央派我到廣西來，就是為了商談關於聯合抗日的問題。我認為，隻要全國多方麵願意和決心抗日的力量團結起來，互相配合，進行抗日救亡活動，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日軍，取得全麵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李宗仁聽後說：“林先生所講的話很好，我沒有什麽意見，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我們完全讚成和擁護。我們也在促進抗日運動的發展，希望今後在抗日鬥爭中互相配合”。
李宗仁最後說：“我最近工作很忙，我讓王公度主任與林先生聯係。有什麽事，請與他談……”。
7月中旬的一天，周恩來提到的“進步人士”宣俠父找到雲廣英，他提議說：“你是否可以去看看李濟深先生，同他談一談？”
李濟深是桂係的政治代表人物，在1933年福建事變時，同我黨建立了聯係，經過他的影響以及我黨在香港對廣西方麵做了工作，李宗仁、白崇禧對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也有所了解。
雲廣英十分讚成，並按約定時間到李濟深下榻的“宜園”見麵。會見時，李濟深熱情地同雲廣英握手。坐下後，李濟深先向毛澤東和朱德問好。雲和李濟深的談話內容基本與李宗仁談的一樣。
李濟深對雲所談的問題表明自己的態度說：“中共所製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很正確。隻有這樣才能團結全國各方麵的力量，來對付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民族的危亡。蔣介石搞個人獨裁，對日妥協投降，不顧民族存亡，我是一貫反對的。‘兩廣事變’的發生原因就在此。”
雲廣英說：“李先生的主張很好，我黨很早就提出，現在國難當頭，應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把日軍趕出去。以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我想全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都是讚成的。”
8月中旬，蔣介石調動幾十萬軍隊對廣西完成了戰略包圍，內戰有一觸即發的危險。一天，李宗仁部政治部主任王公度來找雲廣英說：“最近蔣介石派兵來威脅我們，無非是逼迫我們停止抗日救亡的活動。目前情況緊迫，如何對付他們是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林先生對此有何見解？”
雲廣英想起離開瓦窯堡時周恩來對時局的分析：在目前的形勢下，黨的方針是“迫蔣抗日”，而不是“反蔣抗日”。如果國民黨各派勢力打起內戰，對團結各方麵的力量進行抗日是不利的。
思忖片刻後，他鄭重地對王公度說：“我認為在目前形勢下，還是以和談的辦法來解決為上策。但在談判中，必須以迫蔣停止內戰和一致抗日為前提，要求蔣介石立即撤走準備圍攻廣西的幾十萬大軍，這是主要的條件。這是我個人的意見，供你們參考。我想和平解決後，繼續進行抗日救亡運動，各方抗戰力量團結起來，‘迫蔣抗日’也是可能的。請把我個人的意見轉告你們的李總司令。”
大約過了10多天，蔣、桂雙方經過談判，矛盾得以解決，避免了一場可能爆發的內戰。
1936年8月底，李宗仁、李濟深的代表錢壽康經西安到達保安，要求與中國共產黨訂立抗日救國協定。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協定經過修改後，由錢壽康帶回廣西。西安事變發生，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通電表示支持。
9月中旬，雲廣英離開南寧前，李濟深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要雲轉送。雲怕途中被敵人盤查出現意外，隻好背熟記下，然後把信燒了。
信約三百字，基本內容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誠意同我黨合作進行抗日救國。還表示在今後的行動上同紅軍密切合作。
10月初，雲廣英回到西安。在紅軍駐西安聯絡處見到葉劍英。隨即向葉詳細地匯報到廣西進行統戰工作地情況，並把李濟深寫給毛主席的信默寫出來交給葉，請葉轉呈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