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5年，假如對美洲殖民地的情況多一些了解，英國政府就能省去很多麻煩。本來，他們可以利用放債的城鎮和借債的鄉村之間存在的矛盾，以此克彼，獲得商人或農民任何一方的好感，建立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同盟。

然而，英國官員沒有這樣做，這對美洲的自由事業是件幸運的事。由此，倒使沿海和山區結為同道（至少暫時），忘記了彼此的經濟差距，而這種差距曾使揚基銀行家在農村幾乎像國王陛下欽定委任的“敲竹杠者”和“稅收員”一樣不受歡迎。

我曾在我的另一本書中說過，革命通常是按照以下模式構成的：

10%的人願意為自己的原則而獻身。

10%的人也能獻身，但並非心甘情願，因此，他們希望了解他們為之奮鬥的目標，是否必須采取劇烈的方式才能夠達到。

40%的人（他們自稱為“務實”者）抱著觀望的態度，直到他們看到哪一方必勝無疑，就會加入勝利者的隊伍。

以上這些人共占60%。其餘40%的人篤信“法律和秩序”。其結局就是，要麽他們的前鄰居舉事失敗，被他們處死；要麽他們推測失誤，自己被吊死。

也許，此章節未免有些血腥。對此，我很遺憾。但是，任何一個讀過這一時期（大西洋兩岸印刷的）文獻的人就會知道，絞刑架不僅存在於反叛者的頭腦中，而且浮現在仍忠於英國王室的人們的腦海裏。

對那些羞於提起“革命”這兩個字眼的人，以及那些議論坐在英國王位上的惡毒的日耳曼統治者閑話的人，據說在1778年的普通英國人眼裏，喬治·華盛頓簡直就是列寧，對於那些參與戰爭的人來說，這種說法可能令人更為震驚。然而，讓他們感到安慰的是，我可以坦誠地說，就革命而言，這是一場最溫文爾雅和最體麵的革命——沒有巴士底獄受到猛攻，沒有冬宮受到洗劫，沒有大批平民囚犯被處決、沒有秘密法庭負責建立恐怖統治。

相反地，非常善良的人們參加了起義。每當戰爭的運氣，迫使一位將軍向另一位將軍投降，這種事件就變成了以禮相待、互致友好祝願的儀式，這會讓興登堡和福熙[1]熱淚盈眶。

究其原因，也可能是在十八世紀，戰爭是紳士的職業，而且會遵循一套明確的規則。沒有人能夠預言誰將贏得下一場戰鬥。因此，勝利者有必要謹慎行事，善待對手，就如同自己一旦敗北，希望受到的對待那樣。

況且，這裏麵很少存在個人恩怨。個人恩怨曾使很多場歐洲戰爭成為了滅絕性的鬥爭。幾個英國總督及其下屬曾經讓人非常惱火，他們頭腦遲鈍，奸詐挑剔，視殖民地的所有居民為低等人。他們對待其美洲臣民，要麽顯示出一種偽善的爽朗和友善，誘發我們中最膽小的人去殺人；要麽迫使其在陰冷黑暗的前廳站著等好幾個小時，直到這些官府老爺喝完第三瓶葡萄酒。

這種人在恐慌時刻也許會很殘忍，但他們很少是殘酷無情的。在美洲大陸犯下的種種暴行，皆是由於殖民地居民自己的宗教狂熱造成的，跟英國官員沒有關係。

因此，英國過去的所作所為並不是什麽大問題。這些美洲人之所以會奮起反對母國，是因為他們擔心英國將來可能的做法，除非殖民地居民的權利受到充分保護，免受王室和牧師的侵犯。

這一切，反叛的領導者都知道。因此，他們願意偶爾對那些“烏合之眾”放任自流（不打破幾個雞蛋就別指望做煎蛋餅）。但是，這群“烏合之眾”（商人以及身為反叛領導人的種植園主是貴族，但對於他們本階級以外的人幾乎無用），這群小人物，這群普通百姓，必須很好地控製在一定的範圍內，以便一切按照秩序，根據自由獨立的自由民社區悠久而令人尊敬的法律，體麵地進行。

本章雖然冠以約翰·亞當斯及其堂兄弟塞繆爾的名字，但是，不要由此就認為，僅此二人引發了導致宣告獨立的騷亂。約翰和塞繆爾，雖然在很多方麵與眾不同，然而他們都是那種挺身而出的典型愛國者，就像我眼下能夠想到的任何其他兩個人一樣，他們將為我們的目標而奮鬥。

亞當斯兄弟係英國後裔，其家族在十七世紀三十年代後期，從德文郡遷到了馬薩諸塞。他們成了農民，為了生存拚命勞作。哈佛學院一成立，他們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學習，並選擇了一種職業。約翰（1755年自哈佛畢業）經過學習成為了律師。他不是一個惹人喜愛的鄰居。我們會說他是“一個充滿信念的人”。但是，在不安定的時期，他仍是一個大有作為的人。他是一個死板、毫無幽默感和離群索居的人，對於王室的不滿或大眾的讚同，他漠然置之。

他的堂兄弟塞繆爾卻大不一樣，塞繆爾比他早十五年畢業，他認識小鎮中的每一個人，當聽說有小小騷亂的機會，就會興高采烈地鎖上釀酒坊的門。他是一個聰明的領導人，不論是在波士頓港的茶會上，還是在馬薩諸塞鎮政府的正式會議上，他都能談笑自如。

殖民地的人民，盡管已經讀了很多東西，但他們是英國人，而且打算仍然做英國人。他們相信人類理智的力量。他們希望那些在大西洋彼岸的同胞了解，美洲發生了什麽，而且一切都會更好的。

與此同時，為了啟蒙他們的英國同輩和子侄輩，他們打算撰寫傳單，起草決議，召開由來自不同的殖民地代表參加的“大陸會議”（定於1774年9月5日在費城召開），成立警戒會（即所謂的通訊委員會，隨時向所有愛國者通告官方暴政的舉動），提出完善的法律論點，說服英國托利黨中的最頑固者，承認美洲的要求是正義的。

這是1775年4月。

第二次行動的舞台已經搭好，帷幕即將拉開。

[1] 福熙（1851—1929），法國陸軍統帥。“一戰”末期任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統一指揮英、法、美等國軍隊對德軍發起總攻，迫使德國求和。